谢选骏：反腐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

《港媒：习王大事不妙 十九大前官场内幕》（2017年8月31日开放杂志）报道：

随着中共权力换届重组的十九大日益临近，权力集团中各派势力角逐日趋惨烈，在各种纷繁复杂的较量中，围绕反腐展开的搏击显然是最直接而最残酷的，最近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显示这种搏杀达到白热化，预示中共当局就算在拿下孙政才后，仍很难说能平稳开好十九大。

一、反腐“严重矫枉过正”论

日前在一饭局上碰到中国南方电网一中层管理干部，他对大家热议的中国反腐问题直言：“中国反腐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反腐已经严重矫枉过正，弄得人人自危，当官的发财的彷佛都成了罪犯，这样下去怎么行？若再这样搞几年，那还得了？”

我当时闻之一惊。因为这是近一个月来我第三次听到对反腐“严重矫枉过正”的评议。而另两次持此论者，一个是当地副处级干部，一个是当地名声很大的民营企业老板。在一个县城，副处级干部、大型国企中层干部、民企大老板，那堪称名流，是地道的县级权贵代表人物。他们如此不约而同地对反腐发出“严重矫枉过正”论，很难用简单的巧合来解释。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三位持“反腐严重矫枉过正”论者，便会发现他们有着一些相同的发迹路径。那个国企中层干部托荫于父亲在某省军区任司令的战友，而入伍提干，后转业到大型国企任中层干部；而那个副处级干部是初中毕业到社会混，后来凭借家属关系，赚了些钱，再买了张大专文凭，然后被安入干部队伍，一步步提拔成了在当地也算个人物的副处级干部；而那个民企老板，则是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一县级国企工作，后出来承包该国企经营，再后来将该倒闭的国企变成房地产开发项目，于是他很快成为县城数一数二的大老板。这三个人年纪都在四十多岁到五十岁之间，而官运财运亨通都是在近二十余年中，且都仰仗权力关系。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最称道的是江泽民时代，那种奉行“钱权交换，万事吉祥”原则，让他们顺风顺水，享尽事业与生活双丰收，因而他们无不感念昨天“是个好日子”。而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掀起的反腐，却与他们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相背离，使他们遵奉的准则受到挑战，让他们这些风流人物都有些不知所从，以致倍感挫伤。因此他们认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了。

如果说偶尔某人对反腐提出某个看法，原本不足为奇。因为自十八大掀起反腐大潮以来，反腐“权斗说”、“清除异己说”、“选择性反腐说”等等，一直就没有止息过。然而，在县城中短期内密集听到权贵如此统一的口径，对反腐作出“严重矫枉过正”定性，并在中共行将召开的十九大敏感时期，疾呼“再这样下去怎么行？”，给人印象权贵对反腐已形成共识，并正努力将此共识向社会流布。

二、权贵津津乐道的爆料

在县城碰到权贵一致论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固值得深思，而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近来一批官员与老板都特别热衷谈论流亡美国的商人的爆料。而事实上，这些官员与老板曾一度对反腐话题是很冷淡与回避的。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新当权者掀起了反腐大潮，在刚初一两年，整个社会对反腐无论官商民都保持着高度热情，反腐也成为大家平日共同的话题。然而，2014年后，官商两方面人渐渐冷淡甚至回避谈论反腐话题。于是在饭局上经常见到普通民众热烈谈论新近所抓大老虎情况，而同桌的官商们则顾左右而言他。其中原委大概官商们有同病相怜与唇亡齿寒之感，故无心多谈。

但今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两个月来，猛然发现那些昔日曾一度回避反腐话题的官商权贵们居然悄悄占居了饭局上谈反腐的主讲，常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并声情并茂对海外商人爆料大加复述，以致引得听众举着忘食。前几天我曾困惑地问一个在酒桌上大讲海外爆料故事的局长：“最近你们同僚相聚，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些爆料话题吗？”那人显然还沈醉在讲述爆料的兴奋中，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了。现在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主题。相聚基本上就是谈这个。”听得我当时有些发懵。

起初我还认为这是人寻奇觅新的本性使然，后来发现网络上许多热衷追捧海外商人爆料者居然也有权贵背景。而最近中共当局出台专门限制党员干部上所谓敏感网站的有关规定，都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与热传爆料的关系。由此可见，这种对海外商人爆料热捧，应不是某地某些权贵个别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全国性普遍风潮。

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十八后权贵们曾一度冷漠甚至回避谈论反腐话题，而最近却对海外爆料如此热衷传讲？细想大概是因所爆之料正指向几年来使他们寝食难安的主持反腐的对象，而他们热传一则可以泄心头几年来淤积的惶恐与苦闷，二则可望以此“保命、保财、报仇”。

三、反腐就是十九大的生死之搏

由中共十九大前权贵们不约而同论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到热衷传播海外爆料，表面看是互不相连的两回事，而实际上却是围绕反腐而展开的搏击，即对过往几年来反腐的历史定性与未来走向进行社会动员性干预，目的就是扼阻反腐的持续。

中共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运动，在行将召开的十九大必然面临一个阶段性总结与何去何从的规划。相对于中共的其他决策，反腐具有事关各派生死存亡的性质，因此必然是各派展开搏击的轴心。

中共其他方面的决策或改革，无非是进退的大小快慢，利益的厚薄多寡，地位的高低上下，严格来说都无伤根本，而只有反腐是事关各方生死存亡。对权贵而言，若十九大不能阻止反腐持续，那么权贵集团中谁也不得安生，那些已抓的不仅身败名裂，许多还将老死狱中，而那些未抓的将终日寝食难安，这种状况当然不是权贵集团所能忍受的，于是论定反腐“过正”，设法中止反腐持续，就是权贵共同的心愿。考虑中国在“六四屠杀”后步入的权贵时代，拥权者与发财者沆瀣一气，融为一体，结成从上到下掌控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源命脉的权贵集团，形成了典型的权贵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反腐就是异类，是叛逆，是对整个体制的挑战，是体制的绝对少数，也就必然遭到体制的围剿。如此一来，中国反腐问题势成反腐持续权贵生不如死，而反腐中止反腐者则死无葬身之地。

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掀起的反腐，无论基于什么目的，至今事实已经严重冲击了固有的权贵体制。随着换届的十九大的来临，权贵结成一体，形成体制性反抗力量，以期中结反腐持续，就是势在必行。而认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与热传海外爆料反腐者故事，就是为十九大决战作铺垫与预演。在这种权贵体制性反扑情况下，抓捕一两个政治局委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从摧毁权贵体制入手，真正开启一个落实民权，约束公权的时代，才能从根本上扼制腐败，保障反腐成果与反腐者身家性命安全。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见“反腐”，而不见“最高领导权”，可谓“一叶障目”；上文只知“反腐严重矫枉过正”，而不知“反腐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可谓“高度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