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毛泽东邓小平的“老婆就是老娘”

《李锐生前独家对谈曝光：毛泽东元配乃其父"小老婆"》（自由亚洲 2019-02-21）报道：

2011年4月24日，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生前在北京家中，与普通话组记者对谈实录；李锐揭露，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在家中墙内密藏了日记，痛斥丈夫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李锐更透露，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前确有一个元配（罗一秀），元配后来竟然成为了毛泽东爸爸（毛贻昌）的「小老婆」。

李锐生前的这次对谈实录，过去从未曝光。由本台华盛顿手记主持人北明，在2011年4月24日李锐北京家中采集。当时，李锐正与中国民间独立学者王康谈话，北明记录拍摄。

对谈中，这位毛泽东的前秘书谈到毛家秘闻，提及中国开国元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秘闻。李锐说，据杨开慧的亲戚向他透露，毛泽东的结发妻子（罗一秀），就是其父的小老婆；而毛泽东继承了其父的特点。

李锐说︰萧永义那个人跟我们一起，也是一个教授，喜欢写诗，他是杨开慧的亲戚。他就跟我讲过毛泽东、杨开慧的事情。这个事，是现在我第一次知道他讲的，毛泽东不是有个原配嘛，没有结婚，但是这个原配就在他家里，就变成他的爸爸的小老婆。所以这个人（毛泽东）在生活上乱来，他很继承了一点他的父亲。

李锐生前还说，中共销毁了其妻杨开慧对毛泽东的评价，这些历史文件中，包括杨开慧生前的笔记书信。他说，杨开慧曾在家中的墙内，暗藏对毛泽东的评语，就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李锐说︰后来湖南大概80年代，帮杨开慧那个家，故居修理，拆墙就发现杨开慧的很多书信、笔记。湖南的党内刊物，就把杨开慧的搞了一本，印了出来了，那我看到了。前三年湖南来了一个老同志，一个女同志，她就告诉我，杨开慧那个原件有很多人看了，删掉了一些，她就告诉我原件里面有八个字删掉了。杨开慧对毛泽东怎么看法呢？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这是很准确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70周年，毛泽东被视为开国元勋之首。毛泽东热在国内一时无两。国内容许的史料，显示毛泽东有四个老婆。根据百度搜索，毛泽东在和杨开慧结婚前确有一次包办婚姻，毛泽东在谈及自己的历史时没有否定。据毛泽东的陈述，罗一秀和毛泽东由各自的父亲包办结婚，订婚时罗一秀18岁，毛泽东14岁。毛泽东参加了婚礼，但拒绝和罗一秀同居，并选择离家出走，最终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官方史料中，罗一秀和毛泽东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两年，因痢疾而病逝，并没有提及罗一秀就是毛父的「小老婆」。

谢选骏指出：李锐号称毛泽东的秘书，一位死不悔改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毛泽东案底的揭露，并非空穴来风。

网文《罗一秀》报道：

罗一秀（1889年10月20日－1910年2月11日），汉族，湖南韶山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两人于1908年结婚，直至1910年罗一秀逝世。

根据毛泽东的陈述，罗一秀和毛泽东由各自的父亲罗合楼、毛贻昌包办结婚，订婚时罗一秀18岁，而毛泽东更是年仅14岁。尽管毛泽东参加了婚礼，他始终拒绝和罗一秀同居，选择离开家乡继续求学，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一秀和毛泽东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两年，因痢疾而病逝。有研究表明，这段婚姻使得毛泽东支持女权，并对于包办婚姻持批评态度。后来，毛泽东又结婚三次，三位妻子分别是杨开慧（1920年12月结婚）、贺子珍（1928年5月结婚）和江青（1939年11月结婚）。
早年生活

罗一秀出生于1889年10月20日，父亲罗合楼是当地的绅士，母亲毛氏是毛泽东的远房表姑。罗一秀乳名叫秀妹子，因在姐妹中居长，又叫“一秀”或“大秀”。有研究认为，当时罗合楼一家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但也有研究声称罗合楼一家已经陷入贫困。罗合楼和毛氏育有五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但是其中七个孩子夭折了，只有三个女儿存活。罗合楼夫妇没有成年的儿子，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影响，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有儿子才被视为家族的延续。

婚姻订婚

毛泽东出生于韶山冲，韶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十分严厉，对于毛泽东日常叛逆的态度十分不满，因此使用当时常见的手段，为他包办结婚，以期毛泽东能够对家庭事务更负责任。同时，毛贻昌也希望为从事多年重体力劳动的毛泽东之母文素勤找一个帮手。毛贻昌选中了罗一秀。罗一秀和毛泽东的亲属关系可能是毛贻昌选择的理由，因为罗一秀母亲的四个兄弟都姓毛，住在离毛贻昌家不到二里路的地方。按照传统流程，媒人登门向罗家提亲，罗家立刻表达了接受提亲的态度，并对大女儿罗一秀出嫁感到高兴。两家交换了礼物，签下婚约。

毛泽东和罗一秀在签下婚约当天第一次见面。多年以后，未与毛泽东见过面的给人充当小三的外孙女孔东梅表示，毛泽东对于其父的选择并不满意，他所中意的是和他青梅竹马的表姐王十姑。然而，他们二人的八字不合，因此无法成婚。尽管对于其父的选择并不满意，毛泽东还是同意和罗一秀结婚。订婚时毛泽东年仅14岁。关于罗一秀和毛泽东的婚姻，大部分记载来自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1936年对毛泽东的采访，其中毛泽东对于罗一秀当时的年龄描述为20岁，这一说法稍后也在毛泽东的传记中出现。近期张戎和乔·哈利戴等人的研究显示，罗一秀当时的年龄实际上应为18岁。毛泽东说了谎。

婚礼

1908年，罗一秀与毛泽东举办了婚礼。婚礼遵循了湖南农村的传统习俗，因此过程大致如下。婚礼前一天，新郎家宴请亲友。婚礼当天，新娘身穿红色礼服，披着红色盖头，乘红轿前往新郎家。在新郎家，盖头被揭下，新娘表达不愿出嫁的心情。根据传统，婚礼上还会放烟火。随后夫妻双方拜天地，结束仪式。庆祝活动的高潮来自于宾客闹洞房。如果严格遵循习俗，接下来宴请会持续两天，被宴请的客人会向新婚夫妇赠送礼物，主要是钱。

婚后生活

毛泽东韶山冲故居2010年的照片，罗一秀结婚后生活在这里——根据斯诺采访毛泽东的记录，毛泽东始终拒绝和罗一秀同居。毛贻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婚礼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家乡小村，在韶山和学生一起生活。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包括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著作。
作为毛家的一员，婚后的罗一秀和毛贻昌、文素勤共同生活。毛泽东的离去使得罗一秀受到外人的羞辱，有人认为她是毛贻昌的妾。1910年2月11日大年初二，罗一秀因痢疾而病逝。毛泽东回到家中，他的父亲原谅了他的反抗行为，同年秋天同意资助他前往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自此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冲。1936年，毛泽东在采访中告诉斯诺“我（毛泽东）并不认为她是我（毛泽东）的妻子”，也没有提及她的病逝。罗一秀的坟墓位于附近的山上，面朝韶山冲，离毛泽东父母的坟墓数步之遥。

病逝后

罗一秀病逝后，毛泽东多次拜访过她的亲戚。可见毛泽东又说了谎。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他拜访了岳父罗合楼和堂兄罗石泉。罗石泉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一直从事农民运动，直至1949年由于罗一秀无后，1941年修订毛氏家谱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第三子毛岸龙被列为罗一秀之子。1950年，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毛泽东嘱托，去看望过罗石泉。毛泽东也和小妹夫毛华村（罗一秀小妹罗五秀的丈夫）等亲戚保持联系，1959年阔别30余年首次回到韶山时接见了他。

对毛泽东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毛泽东这段短暂的婚姻使得他“激烈的主张妇女权利”，表现为开始为左翼出版物撰写批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文章，其认为婚姻不应由社会或家庭压力主导，而爱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克莱尔·霍林沃思、张戎和乔·哈利戴等均有类似观点，认为和罗一秀的婚姻使得毛泽东对于包办婚姻持批评态度。但是他们不懂，毛泽东父亲的乱伦行为，可能才是毛泽东否认自己婚姻的实际原因。

谢选骏指出：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父亲霸占了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罗一秀（Short, Philip.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9. ISBN 0-340-75198-3.）——这一羞辱让毛泽东产生了复仇心理，结果冤冤相报，使得自己也变成了禽兽。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承认这门亲事，不承认是因为毛泽东他爸爸的乱论行为，让毛泽东的老婆变成了老妈。

共产党编写的《百度百科》报道：

罗一秀（1889年10月20日—1910年春）是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乳名叫秀妹子，因在其姐妹中居长，又名“一秀”或“大秀”，父亲罗鹤楼。罗一秀1907年与毛泽东结婚，当年毛泽东十四岁，她在毛家生活了3年，无后。1910年春因痢疾病逝，年仅21岁。

毛泽东的原配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那时农户家的女儿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为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父母后来就叫她“一秀”或“大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8岁的罗一秀嫁到毛家。《韶山毛氏族谱》中记载，罗氏（即罗一秀）为毛泽东原配。

罗一秀的夫婿毛泽东小她四岁，但个头比她还高。在毛家，一秀是幸福的。因为罗家也是殷实大户，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的农民。一秀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嫁到毛家后，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深得公婆喜爱。丈夫虽然由于早婚，开始有些腼腆，后来也非常尊重她，关心她，爱护她。

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常去岳父家帮工，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父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出发。1925年他带著杨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父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曾请他的连襟，娶了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

由于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据说毛泽东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毛泽东在罗氏逝世后，曾多次去罗家拜望，体现了他还是对罗家有感情的。

在毛泽东父母合葬墓旁边，有一个已平的坟丘，那里埋葬的就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妻子罗氏。罗氏因是长女，亦可称为罗一姑。罗氏出嫁时年方十八，身材丰满，容貌秀丽，生性温顺善良。
 
罗氏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毛顺生对这位表侄女甚为喜爱，因此特意向罗家提出结亲的要求。旧时，亲上加亲，视为美举。

罗氏明媒正娶到毛家，帮婆婆料理家务，自是一个好帮手。与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相处得很好，也很体贴丈夫，为丈夫送茶送饭，洗衣浆裳。公婆对她非常满意。

为顾及父母亲友的面子，毛泽东默默接受了这桩婚姻。安下心来，一边劳动，一边读书。1910年的大年初二，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年仅21岁。毛泽东那年17岁。

罗氏在毛家度过了人生旅程上的短暂的最后三年，静静地躺在了苍松翠竹的山岗上。

毛泽东虽不承认这门婚事，但对罗氏却是记着的。解放后，罗氏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京，毛泽东欣然同意。当时许多亲属想去北京，毛泽东都没有答应，但对罗石泉却破例，这或许反映了他的某种歉疚之情。

谢选骏指出：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父亲霸占了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罗一秀（Short, Philip.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9. ISBN 0-340-75198-3.）——结果，“毛泽东的老婆就是毛泽东的老娘”了。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不过顺序颠倒了过来，“邓小平的老娘就是邓小平的老婆”。原来，邓小平和他的继母发生了乱伦的关系，结果遭到家族的追杀，不得已逃出家来，走投无路只好参加了共产共妻的党。他晚年还把老娘兼任老婆接到家里合住，但他自己却因为害羞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戚本禹：邓小平奸淫父亲小妾遭追杀一生不敢回家》（6/11/2016 刘东）报道：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1989年六四屠杀的元凶，却不知道他这么缺德的原因。

现在，根据他的同党戚本禹的揭发材料，这一点基本上清楚了：邓小平从小道德败坏，从小就奸淫他的后妈，后来遭到他的老爹的追杀，不得以出逃“参加革命”！

这一劣迹，使得邓小平终生不敢再回家乡，因为邓小平的狗脸，实在不能见人。衣锦还乡，对邓小平只是“国王的新衣”，因为邓小平没穿内裤。

《戚本禹回忆录》节选：

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

邓小平一家真是畜牲啊！

所以当邓小平老了，看见年轻人快乐就心里发毛。

1983年邓小平就发动“严打”，消灭了几万敢于自由恋爱的青年。

1989年邓小平又发动“六四”大屠杀，消灭了几万敢于抗议腐败的青年。

邓小平实际上一直是个腐败的官僚。

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 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 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 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 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 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高岗功劳很 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 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 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 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 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 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 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 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 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 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国家 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 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1989年六四屠杀的元凶，却不知道他这么缺德的原因。

现在，根据他的同党戚本禹的揭发材料，这一点基本上清楚了：邓小平从小道德败坏，从小就奸淫他的后妈，后来遭到他的老爹的追杀，不得以出逃“参加革命”！

这一劣迹，使得邓小平终身不敢再回家乡，因为邓小平的狗脸，实在不能见人！

衣锦还乡，对邓小平只是“国王的新衣”，因为邓小平没穿内裤！

《戚本禹回忆录》报道：

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

邓小平一家真是畜牲啊！

所以当邓小平老了，看见年轻人快乐就心里发毛。

1983年邓小平就发动“严打”，消灭了几万敢于自由恋爱的青年。

1989年邓小平又发动“六四”大屠杀，消灭了几万敢于抗议腐败的青年。

邓小平实际上一直是个腐败的官僚。

谢选骏指出：总结一下，毛泽东被他老爹乱伦，使他变成一个复仇主义的强盗；邓小平乱他老爹的伦，使他成为一个逃跑主义的小偷。这种不同的性格，后来反映到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实践之上——毛泽东吃大户共产，邓小平偷偷地先富。

谢选骏：美国不是反华而是反共——世界日报故意混淆二者

《曲解中央意图 中共内外交困王沪宁要背锅》（2018-07-12 世界日报）报道：

中美贸易战开打并进一步激化，中共内部出现对习近平对内对外策略的质疑。大陆官媒为习近平“洗地”，有媒体称，高层有人把责任推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军师”王沪宁身上，并拿地方和有关部门官员当替罪羊，指责他们错误理解中央战略意图。据称，习近平也下令禁止官媒批评或侮辱美国总统川普。中美关系紧张，从中国内部看，中国有没有错？是谁的过失？

近日媒体援引中共高官的话说，部分官员和媒体误认习近平的“太平洋容纳论”是高层要与美国平起平坐，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信号，而“一带一路”倡议更燃起中国仿效美国，开始圈定中国势力范围的幻想。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曲解中央意图的官员，和大肆渲染民族民粹主义情绪的党媒，应负首要责任。官员称，习近平从没有放弃韬光养晦政策，他十分明白中美之间的差距，他根据中国发展现实情况提出了太平洋容纳中美论和一带一路倡议；但具体操作中，部分官员和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另外，党媒近来连续讨伐浮夸自大文风，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也在媒体降温。除了传闻高层下令禁止悬挂或撤下习近平肖像，据传中科院关于习近平思想的研究课题，网上也不见了。日前，“人民日报”头版罕见没有一个标题有“习近平”三字，与过去经常整版报导都是习近平，形成强烈对比。

有分析认为，上述中共官员表面是批评官员、学者、媒体浮夸自大文风，指责他们误读习近平的思想和方针，但实际上矛头反而指向习近平，也是对体制的反思和不满，对中共政策和决策层领导能力质疑。

媒体报导，中共高层“集中火力投枪王沪宁，指责他错判形式、误导习近平、以及对党进行过分夸大的自我宣传，最终导致中美贸易战无法避免，如果贸易战进一步激化，王沪宁将会很快被习近平贬职”。王沪宁被誉为80年代新权威主义的代表，是让习近平“一步到位无限任期帝制”的推手之一。

然而，导致美中关系空前紧张而无法避免的根本原因，部分原因当然在川普竞选策略和美国遏制中国的决心，还有其他原因，不能只推诿到官员和党媒对习近平战略及思想的误读，包括：
一、中共高层对川普政府及背后力量的错误判断，对美国战略意图误读，也错看川普，用对待以往美国总统和建制派的观点和手段，与川普打交道，结果让自己大跌眼镜。

二、北京决策层和各级官员、学者智库等，都被中共的几个“自信”蒙住眼睛，看不见自己的愚钝和致命缺陷，满世界耀武扬威，引发美国警惕和反弹。欧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起因，据称就是中国在南海造岛和声索九段线主权；而川普政府直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则是中国号称2025年在主要高科技领域要赶超美国。

三、北京对内对外政策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让美国对中国失去和平改变与正常交往的信心。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年在狱中病危，美、德等西方国家苦口婆心请求北京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中国却毫不留情一概拒绝，直至刘晓波去世。

四、官媒和各地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文宣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向毛泽东时代看齐，也让美国对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环境宽松上，放弃指望和信心。

五、中国在国际经贸、政治和其他领域的行为规则与方式，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相去甚远，且有改变世界秩序与规则的冲动与努力。

中共高层和官媒也认识问题其实出在决策层，开始反思和审视过去的失误。刘晓波遗孀刘霞10日获释抵达德国，官媒文宣降低对习近平崇拜，避免对美国强硬表述等，均是开始调整的表现。不少评论认为，这些纠错或消音为时过晚，无法让川普政府相信，中国一夜之间会放弃与美国分庭抗礼、分治世界的雄心。

不少华人主张，中国走自己的路继续壮大，美国挡不住，凭什么要中国屈服投降？然而，如果北京不愿失去现行国际秩序下的机遇，还想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中继续发展成长，不仅经济上须加大对外开放，政治上也须有所松动。过去中美“和而不同”，现很难再继续；不消除美中之间诸多“不同”，两国就没有恒定的“和”。如能朝这个方向转变，贸易战的影响就超过经济层面，川普就有大功劳。

谢选骏指出：“世界日报”不解世界大事，只会吹毛求疵。事实上，美国不是要中国屈服投降，而是要共产党改弦更张。美国不是反华而是反共——所以我相信，只要习近平放弃共产主义，他就是要做皇帝，美国也不会反对。例如，川普总统曾经公开表示十分羡慕习总的终身执政地位！不信大家再去看看，沙特国王向来是美国的最爱；而美国历届总统见了英国女王甚至日本天皇，都会毕恭毕敬，那日本天皇小子还是一个战败国的头目，其国之规模，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虽然咄咄逼人，但其实不是在反华，而是反共也。世界日报故意混淆二者，大肆挑拨中美关系，用心又何其毒也。

谢选骏：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

（一）

《“劳动创造人说”的现代科学审视——对我国美学界一种重要理论背景的质疑》（汪济生缩文载于“东方学术文库（第一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03年度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选集：《人文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255~261页）摘要：“劳动创造人说”对我国学术思想界、也许尤其是美学界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学说并非没有可以探讨之处，况且一些学人对这一学说的理解似也不够准确，这些导致了对今天的研究工作的相当深刻的影响。从学说的提出至今，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的科学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已有的学说会受到新的审视，是很自然的事。否则，倒是反常了。本文就是从逻辑、事实、结论的可能指向等几个不同的角度，做的一些检视。其实，不少学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做过这一工作。本文只是想做得系统一些罢了。

对于劳动和人的关系问题，经典作家们都曾有所论及。不过就“劳动创造人”这一学说而言，应该说比较系统完整的表述，出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著作中。这一学说直到今天，都对我国的学术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成为我们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基石性的原理。例如，在美学界，尤其对于李泽厚、蒋孔阳等先生的实践美学派，就可以说是把“劳动创造人说”作为了自己的“理论背景”。不过，在笔者看来，我国学术思想界、美学界的一些学者对恩格斯的观点的理解不很到位，对其的发挥，常常离科学更远。可以说，这些学者研究中的一些相当深刻的理论紊乱、一些难以摆脱的逻辑怪圈，多由此而生。例如实践派美学家们在对于极为重要的自然美的阐释中，所陷入的那种一目了然但却难以摆脱的削足适履和牵强附会。当然，若细究其原因，应该说，既和这些学者的素养有关，恐怕也和这一学说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为了使这一团团丝麻能够得以理顺，以有所裨益于我国的学术研究，看来，一个较深层次的清理工作，尽管从多重意义上来看都十分棘手，但恐怕终究是难以回避、必须要有人去做的。因此，笔者打算具体地看一看恩格斯的观点，站在今天的角度做一些辨析和评估。同时，在适当的地方，也评价一下我国学术界、美学界一些学者，在对这一学说的思考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深知，此课题分量颇重，一篇论文的篇幅，可能难以畅言。笔者将勉力撮要而述。

1． 学说中的逻辑自洽欠缺与学术政治化问题

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集中表述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为了观察的清晰和表述的方便，笔者将其中关键性的文句摘录如下，并略加编号：
（第一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第二段） 但是，这一切（指前文中描述的猿的谋生活动。——摘引者）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第三段） 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
（第四段） 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第五段） 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
从第一段话我们看到，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是从劳动创造了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财富这一观点生发出来的。他的含义应该是，劳动不但创造了人的生活资料，甚至连使用这生活资料的人也是劳动创造的。这真是痛快淋漓地强调了劳动的重要！不过，恩格斯并没有忘记分寸。他谨慎地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限定性词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一限定性词组呢？虽然恩格斯没有说明这“某种意义”的具体含义，但大抵也是可以加以推理的。谜底可以说大半就在这同一段文字中。在这一段文字的一开始，恩格斯就反对只把劳动作为“一切财富的源泉”，而提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由此可见，恩格斯是极端重视自然界的。他是进化论的精深的研究者。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生命是在自然界中孕育、发展和进化出来的。人类的出现当然归属在这个大框架中，不会例外。他如果要强调“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劳动的作用，当然不应该忘记“在从生命发端到猿转变过程中”的自然界的作用。而“人的被创造”如果没有“猿的被创造”做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里不妨对恩格斯的第一段话作以下套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段话，我们认为，是基本上可以表达恩格斯上述话语中的未尽之意的。再回到开头的那句恩格斯不太满意的话，如果改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许就会不太有毛病了。
如果我们对逻辑关系略微作一下清理，就可以明白。自然界产生财富和劳动产生财富，是完全不矛盾的。劳动产生财富，应该是可以包容在自然界产生财富这个大的框架之内的，可以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劳动产生财富，就是自然界产生财富的一种特性化、个性化，或具体化的表现形态罢了。同理，劳动创造人的问题也是一样。劳动创造了人，是包含在自然界创造了人这个大概念之内。这就使我们更悟出了恩格斯会不太放心地要在他的判断前加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定性的词组的意义。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在某种意义上……”这句句子解读成“在肯定自然界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大前提下，我们还要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我想，我们这种解读，应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也提醒严谨的学者们：“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是不能离开“自然创造了人”这一作为大前提的命题而独立出现、独立存在的；更不能作为这个大前提的对立命题而出现。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象只记得子女是父母的后代，却忘记、甚至否认子女也是祖父母的后代一样，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遗憾的是，我国的许多学者，却不但习惯于不加任何前提、潇洒利落地到处使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而且还恰恰喜欢把它作为“自然创造了人”这一命题的对立命题来使用。由此衍生的紊乱，在许多领域中不可谓不深远。例如，在美学研究中，蒋孔阳先生就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劳动创造了美'的同时，又讲‘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和美都是劳动创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人类的劳动，在与人无关的自然界中去探讨自然的美呢？”这里，把自然界对人存在着更为根本的作用这个大前提完全抛弃了，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怎么可能到位呢？
探讨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度性词组的大致含义，我们也大致可以明白“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对于它的大前提的密切的依赖性。现在，我们要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本身，再作些进一步的考察。不可否认，相对于“劳动创造了财富”这一提法，“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是比较费解的。从最平实通俗的意义上说，“劳动”作为一个行为过程，而财富作为这个行为过程的结果，“劳动创造了财富”这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写实的、因果关系和时空流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是不难理解的。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则有所不同。“人”是行为者，“劳动”是由“人”所做出的“行为”。从可直观的实际过程看，应该是由人发出劳动这个行为，所以，必先有人，而后才能有人的行为。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却一反这一实际过程，把行为的存在，放在了行为者之前，并且说，是行为产生了行为者。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写实的过程，决不是发生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的可以肉眼直观的过程。人们会不屑于笔者的肤浅，指出：不该将这个命题作如此刻板粗俗的理解，这里的“劳动”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概念，这里的“人”也不是指哪个具体的人，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两者的关系已经是反复循环、互为因果、难以刻板地划分先后了。但即使如此，笔者还是认为，既然明确地说了劳动是创造者，人是被创造的，那么，序列关系还是明显的、不能含糊的。何况“创造”一词有明确的“开始”、“发端”、“从无到有”的意思，不是改造，也不是提高。一个行为，是怎么把行为者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呢？人们也许又会点拨笔者：这一过程虽然不具有表面的可见的真实，但它有着深刻的本质的真实，描述的是一个内在的由因到果的运动过程。对于这一说法，笔者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有一些运动变化过程是渐进地发生在事物的内部的，并非一时一地可以明显见出。不过笔者又觉得，既然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过程，总是应该可以将它现象化地描述出来的。当这一过程本身还相当微妙、易使人产生疑惑或误解时，尽可能将之作现象化的描述，就更为重要。形而上的表述方法，虽然显得凝练而漂亮，但也常常会有因文害义之弊，造成很不小的麻烦，须十分小心。有感于此，我想用最平实的大白话“翻译”一下自己所理解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提法，就是——猿类通过劳动使自己进化成了人类。
在这个表述里，劳动，不再是一个先于劳动者而悬浮于空中的东西，它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猿；人，也不再是被什么力量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实实在在的猿转变过来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猿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使自己提高到了人的水准。在这里，准确地说，其实不是什么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已有物种的演进，是改造，是提高。这个描述里，丝毫也没有贬低人类，也完全符合进化论。所谓“创造”，因为有“从无到有”的含义，倒有点使人感到突兀。恩格斯用这个词，显然是为了更强烈地突显劳动的重要，因此，带有很大的修辞意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一些分寸上的问题，他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词组，似乎也有为自己留下一些回旋余地之意。这样看，笔者前面那句大白话的“翻译”还是基本能够平实准确、通俗易懂地表述恩格斯的命题的涵义的。
不过，在上述平实的描述中，我们顺理成章、无可回避地导出的一个命题是：猿类是能够劳动的。而且这一命题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正是猿类的劳动，使劳动能够先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成为产生人类的“母体”。但我们看到恩格斯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我们上面引述的第二段话里，他就相当肯定地做了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他的第三段话“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又明确地切断了这“劳动”可以延伸到猿群中去的途径。这样，就使他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陷入了一个困境。创造人类的是劳动，劳动当然必须先于人类而存在；能够先于人类而进行劳动的只有猿类，而猿类却是不能进行真正的劳动的。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推论就是：假的劳动创造了真的人本身。而真的人本身一旦被“假的劳动”创造出来，立刻就开始了“真正的劳动”——因为如果开始的不是“真正的劳动”就不能说明“人本身”已经被创造出来，就说明他们还是猿群。这就不由人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从“假的劳动”到“真的劳动”之间的瞬间转换。由于这瞬间转换的中介只有“人本身”，我们就会全神贯注于要发现：人在这短短的瞬间又发生了什么突变。但人的变化又是由劳动——“假的劳动”创造的。这使我们的眼光又不得不回到“假的劳动”上了。我们就会揣测：是否有什么外来的能够有“点石成金”般神奇力量的元素加入到了“假的劳动”之中，使它有了把猿转化成人的奇效？而这样，“假的劳动”就会在我们的眼里神秘起来，甚至比“真的劳动”还要神秘了。又从而，我们的命题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准（如果命题中不宜用假字，或者假字的含义显得过于极端，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准”字。）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文章题目的准确表述也应该是：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这里并非在调侃。因为整篇文章的中心，关注的是从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决定性转化力量。如果这转化性力量只被界定为“还不是真正的劳动”、或“假劳动”、或“准劳动”，那么，这“还不是真正的劳动”、或“假劳动”、或“准劳动”，也就是真正的主角。而所谓的“真正的劳动”，即使它以“能够制造工具”为内容，也与原文的主旨不太相干了。因为它被界定为“人类社会”开始的标志。它所关乎的只能是人类社会开始后的“提高”，而不是人类社会被创造以前由猿群向人类社会的转化过程。但这样一来，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不如具有转折作用的“假劳动”、“准劳动”重要了。
我们上面的这一番演绎，只是想指出恩格斯上述几个相关命题之间的一些逻辑抵牾之处。应该说，这些抵牾之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把劳动划分为“真正的”和“不是真正的”，就是企图把问题界定得更明确，而实际上反而使内在的逻辑关系出现模糊、甚至抵牾之处了。最明显的是，他的这种划分，把自己本来全力褒扬的、对从猿到人具有最大的转化之功的这一段劳动，归入到“不是真正的劳动”的“准（或假）劳动”当中去了。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一逻辑的错位并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一思路的内在动因确实有些令人费解。我们想到一种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情况，提供给研究者们做一参考：恩格斯作为一个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向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完善、向早期资产者的不明智不清醒甚至贪婪作终生斗争的战士，他的学术研究尽管非常注意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也很难完全不受此目的的影响。例如，就在他这篇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最后结尾，他使用的就是一段愤怒的文字，以批判给劳动者带来不公正待遇的当时的“生产方式”。他写道：“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不难设想，恩格斯在通过他的学术研究高扬劳动的旗帜的同时，难免要防止人们把劳动看成是动物水准的活动，所以，提出了“真正的劳动”的概念，在“制造工具”这个当时还没有事实证明动物也能够突破的分界地带，设下了一道防线。这种心态未必是十分明晰的，很可能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呈潜意识的，而且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毕竟体现出一种政治对学术的扰动。
这里，我想简单提一提我国学界对于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学说的态度。应该说，除了极少数学者感到了这一学说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以外，大多数学人是十分放心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予以信奉的。这一学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作为基石性原理被运用得也十分广泛。不过，我不得不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这一学说的运用，不但没有小心地处理好其中已经存在的一些逻辑欠缺，还基本上对恩格斯已经谨慎地处理过的一些关键环节不注意，显得相当草率、疏放。一般来说，这些学人对这一学说的运用，不但没有达到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达到的水准，而且还相当幅度地降低了这一水准。而本来，作为在恩格斯以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我们已经可以占有更丰富得多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前人已经应该是可以有所超越的。
后世学人，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些学人，对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说”所采取的草率、疏放的态度，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其一，是无视恩格斯所谨慎设置的前提，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词组置若罔闻。不能，或懒于体会这里可能具有的深远含义。简单化地对待复杂的科学问题。在寻章摘句和作推理下判断之际，掐头去尾，甚为干脆利落、出手麻利。而对自己的立论脚底踏虚、危如累卵之状，甚少觉察。这些学人所可能产生的最大的失误，就是会忽视、忘记、甚至否认人和自然的关系，忽视、忘记、甚至否认人首先和根本上是自然的产物这一最深厚的背景。简单通俗地说，他们就象一群只认父母，而忘记、或干脆不认祖父母的孩子。由他们来对自己的身世和行为方式的渊源作研究和探索，其间可能产生的失误，当然是不可以以道里计的。其二，是不去认真注意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研究所积累的材料，所精心确定的人和动物的界限。各种论断、各种漂亮的形而上的理论概括，离开对经验事实的搜集、考察和归纳、提炼，本来已经是难以有什么大的作为的了。但这些朋友们似乎连对既有的旧事实旧细节，做静心省察的耐心也没有。不去注意使用工具的劳动和不使用工具的劳动的区别；不去注意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区别；不去注意制造石器和制造木器的区别，等等。反正动物智能是低于人的，反正动物也不可能为自己辩护。这些学人们全方位地扩展开了对动物能力的贬低。在他们那里你很难见到比较实证的分析；很难见到对主要环节和次要因素的区别；很难见到对因果序列的探寻。铺天盖地地动物全不如人，全然不知进化论为何物，以至于弄到只要提到动物，总是作为人类光辉形象的反衬而出现的，就象黑白照片中的阴影，总是为光明面的效果而出现的一样。这方面的具体例子，我想蒋孔阳先生的动物观恐怕可以算一个。但我在别的文章中已经就此谈了不少篇幅，现在就不重复了。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实践派美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李泽厚先生。他虽然也有前面提到的那种把动物的各种属性作“阴影”和“陪衬人”的习惯，但相对来说，比蒋孔阳先生更多地注意到了恩格斯的一些较关键的提法。例如，他对“制造工具”这一环节的作用就盯得比较紧。在他的《美学四讲》中，他说：“虽然原始人群的集体不大，活动范围狭隘，但他（她）们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群体，正在这种群体是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较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工具本体造成的。”不过，在恩格斯之后，已有一百多年过去了。仅仅固守着那几句话应该是不够的。科学的进展已经提供了那么多不争的事实，我们的许多学者却似乎对之置若罔闻。是隔膜？是迟钝？还是先入为主或“消化不良”？抑或是严谨和稳重？可是，在科学中，是没有什么标准比实事求是更为严谨和稳重的。下面我们就这一点，继续做些探讨。

2． 现代科学进展对学说带来的深刻冲击

一个理论体系要得以确立，它自身的概念群之间，不相互抵牾，通俗地说即能够自圆其说，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仅仅做到了这一点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只是在它的自身内部，在它自身内部的概念群之间进行的相互参照和调整。一个理论体系要得以确立的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建立在这个理论体系和它周围的现实世界之间。明白地说，就是这一理论体系必须以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为参照，求得确认。如果说前一个是必要条件，那么，后一个才是充分条件。我们上面只是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说”的有关概念群内部进行了一些考察，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不过，即使我们在其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还不能说明它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能否确立，还要看它能否满足上述的那个充分条件。而谈到充分条件，我们不能不说，它是不能满足的。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作为这一学说所立论的主要基石的对动物智能的最高水准的判断，已经被现代科学的观察和研究认定是不准确的。不过，在比较具体地谈及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说明，以下的探讨，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恩格斯的天才和睿智所已经达到的高度评价。恩格斯作为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学者，他的研究结论，是在充分地吸收了他的时代所提供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卓越建树。我们对他作更多的苛求是违反常识的。我们对他的学说的检视和探讨，只是为了避免让我们这一代人自己成为长不大的思想婴儿或懒汉。
现代科学和实验给我们带来信息是：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而且这一能力在现代类人猿中几乎普遍具有。其中黑猩猩表现得最为出色。大猩猩不如黑猩猩勤勉，但也挺出色。这些已经是为科学界普遍确认的不争的事实。有大量的科学观察、实验材料为证。恩格斯当然无法见到这些材料，但我们却不能不面对这些材料、并且不能不估量这些事实给“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学说带来的影响、甚至冲击。因为这些事实立即带来的问题就是关于劳动的界定。我们知道恩格斯给劳动的一个界定是：“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那么，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推论就不能不是——
动物是能够劳动的。而且是能够进行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劳动”的。
接着就是——
既然人类因为能够进行劳动，就被认定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那么，猿类也会劳动，就也应该被认定为：劳动创造了猿本身。
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最主要作用，是用劳动从起源上就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而现在，人和猿却可以共同适用于这一命题。显然，这一条命题的界定意义，已经失去。那么，这一条命题的存在价值还能存在吗？恐怕是很困难了。
让我们再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考察。我们不会忘记，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觉察到，恩格斯的文章题名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表明他关注的是从转变开始到转变实现的这一阶段中劳动的作用。但根据他自己的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的劳动已经是人类社会与猿群区别的界限，被纳入人类社会的特征范围。这就是说，真正起到了转化作用的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猿群所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假劳动”或“准劳动”。因此，他的命题和文章题目的更准确的提法，其实是“准（或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准（或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他这篇文章在逻辑上的一个不可谓不大的失误。但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一逻辑失误的机会。因为猿类原来是会制造工具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被当作是猿类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准（或假）劳动”，其实是会“制造工具”的“真正的劳动”。这样，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似乎也就可以是由“真正的劳动”促成的了。这样“准（或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似乎也可以去掉“准（或假）”字，而还原成为原来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了。文章题目似乎也同样如此。但仔细一想，又不对了。因为这样一来，命题间的自相矛盾是有可能避免了，但把这些命题和客观事实相对照，命题的更为至关重要的真实性却产生了问题。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既然劳动是能够把猿“创造”成人的，而这些现代类人猿又是能够从事“真正的劳动”的，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被“创造”成人呢？要知道，这些类人猿以能够制造工具的方式从事谋生劳动，历时是决不短的。国际灵长类学研究会副主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伯恩先生根据现代类人猿“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如此之快”推测，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在和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分道扬镳时，就可能已经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了。人、猿的分途在约700万年前。这就是说，现代类人猿从它们的祖先发展至今，能够制造工具最起码也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但它们却并没有被劳动创造成人。而且我们也看到，它们离开人类的水准还何其遥远。看来，劳动的内涵不管采用的是“准（或假）的”，还是“真正的”，要确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都是相当困难的。
一些科学和实验结果所导致的结论，也使一些在研究人和动物的区别的学者产生不小的困惑。在部分研究者们中，又根据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和观察，试图对人类劳动的内涵再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来区别人和动物的能力界限。例如，一些科学家曾经提到过，说人的劳动是能够使用“制作工具的工具”或者叫“加工工具的工具”的，而动物却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只有出现了加工工具的工具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了人类劳动的历史。”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说动物不会使用“加工工具的工具”，还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另外，从逻辑的角度，我们也还很难论证“制造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工具”之间，有怎样程度的足以构成人、猿区别的飞跃。再有，我们已经知道，猿和人的祖先，在分途发展之际，起点都差不多，都会“制造工具”了。可是，它们其中的几种发展到今天还是只会“制造工具”的类人猿，作为人类祖先的这一支，却发展成了能够使用“制造工具的工具”的人了。如果“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活动本身，真的是由猿向人转化的名副其实的关键环节，那么，这种大相径庭的结果，是不会出现的。这种两种结果的差异告诉我们，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还有别的重要因素在“制造工具”的后面起了真正的关键性的作用。值得我们挖掘。
这里，我们应该提到我国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他似乎相当早地就注意到了有关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的新的事实，及其必然会引起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过，他的思考表现一种处变不惊的姿态，也为我国许多学者所认同，值得我们做些考察。他曾写道：
动物在实验室或自然条件下也使用甚或“制造”工具，但它们只是偶发性的（不是大量的，不可缺少的）或单一性的（一种工具或一种使用方式），在维系其族类生存中不占主要地位。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中，使用工具的活动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所以它才产生了猿类所没有的人的双手。
这里，我们看到，李泽厚先生认为，猿类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是“偶发的”，而人类的祖先的这类行为却是“普遍必然的”。他并指出，在这似乎仅仅是量的差别中，“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也就是说，猿、人之间的质的差别即由此而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提法与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恩格斯的观点是在制造工具行为的“有、无”之间；而李泽厚的看法却是在其“多、少”之间了。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为他的观点的松动留下空间。在普遍认为石器是被制造出来的最早的工具形态的情况下，恩格斯明确地断言：“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其二，如果我们不把恩格斯的观点当作绝对标准，而来看看李泽厚先生对制造工具行为的两类方式的描述：一类为“偶发的”、“个别的”、“短期的”、“偶然的”、“自发的”、“个体的”和另一类为“大量的”、“广泛的”、“不可缺少的”、“普遍必然的”，我们会感到，这些只是很表浅的现象性描述。要说明人、猿的区别之因，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上，是绝对不够的。因为，不管李泽厚先生是否意识到，他实质上已经移动了恩格斯的看法的关键点。既然如此，他应该对他所描述的图景的成因有所说明。猿类是动物，人类的祖先也是动物，而且它们是从同一祖先发展而来。它们制造工具的能力初始之际当然也不可能有如何巨大的差别。凭什么人类的祖先就走向“普遍必然”云云，而猿类就始终滞留在“偶发”、“偶然”之境呢？如果不想堕入神秘主义的迷雾，对此成因作出说明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关键所在的。其三，如果今天猿、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确实是由“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的量的差别造成的，那么李泽厚先生仅以“偶发”、“偶然”之类词汇作一下限定，便以为可以不必伤筋动骨而维系自己原有理论体系的天下太平，那是有欠思考的。因为“偶发”、“偶然”之类词汇，虽然可以意味着数量少，却决不意味着没有内在的机理和依据、可以掉以轻心。事实一旦经由确认，不管其是否“偶发”，到位的研究是决不应该将之轻易放过、而应该穷究其内在机理的。而且，也必然有其内在机理。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几近文盲的老妪，突然在某一天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美学文章，美学家们和教育学家们会不会满足于以“偶发的”一词所做的解释，而不想去搞清其真相和成因呢？我想不会。而且可以断言，那里如果没有骗局，就一定会有人类智能规律方面的重大发现。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可以说，当我们今天已经确认了猿类也能制造工具的事实，其实就意味着一场须要伤筋动骨的理论体系的调整正在拉开序幕。对之作“偶发的”之类的界定，其实是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毛玻璃制作的眼镜，无助于看清对象，反而使对象从视界里消失了。
再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笔者的看法却是：即使我们再做调整，恐怕也无法维护原来的命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准确性了。

3． 制造工具、社会化、口语三者的关系——从猿到人起飞点的精确定位问题

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劳动、社会化、口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三者在人类的诞生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三者都注意到了，并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都予以了描述。这再次使我们觉察到了恩格斯的犀利。不过，他究竟是如何来认识这三者间的关系的，却仍然关系重大。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细加观察。为方便起见，我们也将他的表述编码引述如下：
（第一段）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第二段）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
（第三段）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变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
应该说，在上述的论述中，恩格斯所展开的理论发展线索还是十分明确的。他几乎将劳动作为第一推动力，认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对于作为人类祖先的猿类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发展的推进。这里论述的连锁反应式的进程，在当时的科学视野中，应该是显得相当严密的，不易发现什么问题，但在今天，当我们知道了现代类人猿早就普遍具有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首先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既然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是这一切发展的决定性推动者，那么，为什么几百万年以来，这些现代类人猿所具有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程度，仍然还是与今天人类的社会化程度及语言发展程度几乎有云泥之别呢？在这种差别里，我们难道不可以断言，一定有什么别的因素在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吗？当然，在恩格斯的时代，对猿的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还没有发现，所以，要能够对于以后产生的巨大进化差异的原因作出比恩格斯更深入细致的洞悉，确实是难乎其难的。也因此，我们不能以此苛求恩格斯。但是，我们今天却不应该不看到这一点了。
在劳动、社会化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中，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十分明显的。而在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中，我们看到，语言的存在，虽然有助于社会化的发展和增强，但却不能决定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相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以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为前提的。通俗地说，个体不会仅仅为了要说话，就结成社会、发展社会。社会的结成和发展，首先是个体为生存所需、甚至为生存所迫。没有这种生存的压力，社会化即使出现，也会长期地处于稀松的状态，更谈不上发展出发达的语言。所以，在社会化和语言的关系中，社会化是更直接的主导性的、驱动性的。在上述第二段、第三段引文中，我们看到，恩格斯都直接地将劳动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将劳动直接作为语言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因素，应该说是不严密的，甚至是不准确的。现代猿群早就会“劳动”，却远没有什么发达的语言，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再向前追溯，看一看社会化的发展和劳动的关系。用恩格斯在第一段引文中的说法是“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化的发展。应该说这一判断有相当的合理性。分工和合作能够相当显著地提高劳动的效率，是社会化方式会被采取的一个明显的理由。不过，在启动的阶段上，恐怕还不如此简单。因为合作共存，也是会要每个个体付出相当的代价的，会使个体受到相当的约束和牵制。没有外力的施压，仅靠劳动的内在的逻辑运动，怕是不易促成的。这一点，我在有关文章里，也已作过探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劳动”了几百万年，它们的子孙现代类人猿的社会化程度，比起人类仍不可同日而语，便是一个明证。这里，我们看到了恩格斯又一次直接单线索地将社会化的发展归因于劳动。我仍然认为这是有欠准确的。其实，在笔者看来，这种持续地几乎是预先设定的要突出劳动的意图，是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让事物的更深层玄机擦掌而过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于这一课题，笔者通过一些较系统的探索和著述，提出的命题是：
在承认自然力是人的最本源性创造者的大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使猿进化成人。
在以上表述里，除了对自然力条件的明确肯定，我们还尤其突出了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而口语这一要素，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社会化这一要素所应达到的程度的更具体的指标限定。（我们强调口语，因为口语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书面语只有几千年。）我们之所以要刻意突出这两个要素，决不是要吹毛求疵，这是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最主要论题——界定人、猿分途之因所决定的。因为只谈劳动——尤其当使用经典中的“真正的劳动”（能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内涵时——是无法在猿和人之间做界定的。“劳动创造了人”，和“劳动创造了猿”可以同时并存。仅凭劳动，猿无法实现向人的转化。虽然说恩格斯也提到了这两个要素，但都是作为劳动的必然派生物而加以处理的。故而把它们都记到了劳动的“功劳簿”上了。但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劳动并不能仅凭自身的力量而逻辑地直趋社会化和口语。这也为今天的“能够制造工具”的现代类人猿的落伍现状所证明。而只有在那鬼斧神工般精妙和难以抗拒的强大的自然力的运作、推动下，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才会介入进来、强化起来，才能最终促成那石破天惊的飞跃——从猿到人。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命题。从今天实证科学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在讨论人之成人的最根本原因时，它已明显地失去了能起界定作用的学术价值。不宜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中不加论证地使用。我们不必忧伤和担心。劳动仍然是值得我们予以崇高的赞美的，只是未必要从包打天下的“创造人”这个角度。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和自然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已经够充分地证明了劳动业绩的辉煌。新的命题，只是旨在帮助我们对人类曾经由之受到巨大恩惠的神秘力量之源，作出更精确的定位和命名。只要它被确认是更准确的，难道不可以期待人类从中开掘、汲取出更为丰沛的精神、乃至物质能源吗？
我们的命题里没有用劳动这一词汇。并不是这个词不能那样用，而是因为担心又引起界定上的问题。用一个本身待界定的概念，去直接界定另一个概念，不是很妥当的办法。我可以谈谈自己对这个词的界定。我是历来反对“把劳动的概念过于神秘化”的，并认为那是造成“理论混乱的原因之一”。我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看法：“其实从整个生物学的目的上来说，劳动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活动，和其它动物的谋生活动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差别只在于实现谋生目的的手段上，人和动物有智力上的不同，而这种智力程度的不同，使劳动成为动物谋生活动的最高形态——人的谋生活动形态，但它仍属于谋生活动这一总概念之中。”人类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骄傲感，一定要把这种高级别的谋生活动称之为劳动，在一般的世俗场合也未尝不可，但应该记住，这只不过意味着一种智力程度的差别，决不要夹杂进什么神秘的含义。而且还应该记住，按照目前这种“真正的劳动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定义，已不足以区别人与猿。
其实，在学术的领域里，倒不如把劳动的含义扩大化——动物生命体为了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生命运动和客观世界的平衡，而必须从事的活动。这种平衡既然是以能量转化的物质过程为基础的，当然得借助物质的转化媒介或者叫效应器来实现。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化媒介或者叫效应器的进化。这种进化，首先，是体现在生命体自身具有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的从无到有——生命体自身的四肢趾爪等效应器官的从无到有和从有到发达。继之，是这种自身所具有的肢体性效应器的被超越性的延伸——非自体性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即所谓工具的出现。其中又体现出从使用工具到制造工具的发展。再后，是又一次被超越性的延伸——从个体使用工具向群体合作社会化地分工使用工具的发展和强化。而口语的出现，又是使这最近的一次超越得以向令人眩目的高度急速攀升的加速器。口语的作用，是不能孤立地看的。口语的性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工具的工具”，或“工具的工具的工具”。口语的出现和发展，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的祖先的进化，终于达到了得以脱离一般动物界的“宇宙速度”。从这一条发展线索看生命的产生到人的进化过程，统一在生命体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的效能以各种方式的连续递增这一点上。神秘和暧昧消失了。所谓“制造工具”、所谓“社会化”、所谓“口语”，也只是这一大过程的几个区段，是广义的效应器、转化媒介、工具的几个近期的递进进化形态而已。
至于命题中“自然力创造人”的内容，是既包括了自然创造了从生命的发端到猿的出现，又包括了从猿到人的整个过程的。可以说，从猿到人的过程，只不过是从生命发端到人这一全过程的一个区段而已，虽然它处于最后最高的位置。这一全过程都是自然所创造的，是决不凌驾于自然力之上的。所谓“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可以看作是自然力塑造人类的一种具体而高级的表现形态。事实上和本质上也确实是如此的。其中，以相对复杂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压力发出关键的一掌，把松散的猿群推入更紧密的社会化协作以谋求生存这一境地，也是这个命题中的“自然力创造人”或曰“自然化人”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如此强调自然对人的创造之力，不应该造成这样的误解，即认为我们主张：人类应该在自然的面前顶礼膜拜、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其实，从我们所描述的自然对人类的创造方式中就可以知道，自然决不是用对娇生惯养的婴儿那样的方式来创造人类的。它倒象是一位严父，以严酷的近乎斯巴达的方式，把自然之子人类创造得象今天这样的优美、睿智、和拥有远远超越巨灵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会因为对浩瀚深邃的自然心存景仰、甚至敬畏，而变得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对自然界中那些压迫性的力量的卓有成效的抗争，正是对自然力中的最精粹部分的最炫耀的展示。我们强调崇敬自然、记取自然，只是因为我们认为，那种无视人的深厚的自然背景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大智大勇；只是因为我们主张，不应当让奋力进取的激情和勇气变味成浅薄和轻狂。其实，起码就今天人类的视野所及，我们还没有发现宇宙中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作为自觉的自然，正是在对不自觉的自然的执着不懈的直面探究中，能使自己成为最辉煌的自然。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共产党中国的“学者”所说的“实践美学”真是脱离了实际，因为若从实际出发，他们不过是些“猪头美学家”。他们追随的，不过是德国的长毛猪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结果，是培养了中国的无毛猪头。

（二）

“劳动带来自由”（德语：“Arbeit macht frei”）是源于德国的一句口号，二十世纪时被纳粹用来放在集中营的门口因而别具意义。

起源

1873年，德国语文学家Lorenz Diefenbach 将其小说标题命名为Arbeit macht frei: Erz?hlung von Lorenz Diefenbach；在该作品中，赌徒和欺诈者透过劳动找到了前往美德之境的道路，而这句话亦因此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广为流传。1920年，瑞士昆虫学家、神经解剖学家和精神病学家Auguste Forel亦将之译成法语（法语：“le travail rend libre!”）呈现于其作品“瑞士蚂蚁（法语：Fourmis de la Suisse）”中。1922年，维也纳一个名为Deutsche Schulverein的种族国家主义组织亦在发行予其成员的邮票上印制此语。1928年，魏玛共和国政府用这句口号来宣传其为降低失业率而推出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政策，同时也是对个人主义者的口号“城市空气带来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的一种嘲讽。1933年，纳粹在取得政权后继续使用这句口号。

纳粹时代

“劳动带来自由”被用来放在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入口，可能是用来羞辱犹太人（纳粹的政治宣传把犹太人描写成懒惰的人）、充作讽刺的黑色笑话、或是用来带给人虚假的希望。虽然在德国把这类标语放在机构建筑或大型庄园的入口是十分常见的事，用在集中营入口则是纳粹亲卫队（SS）将军西奥多·艾克的命令。他是达豪集中营的督察与最高司令。

这个口号现在还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例如奥斯威辛集中营。根据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由历史学家Laurence Rees制作的“奥斯威辛新史”（Auschwitz: a New History），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的“劳动带来自由”是由司令鲁道夫·霍斯下令放置的。他认为他是靠做卑微的工作让自己度过在魏玛共和时坐监的这段经历。在奥斯威辛，“劳动带来自由”的“B”是上下颠倒的。

“劳动带来自由”还可以在达豪、Gross-Rosen、萨克森豪森、特雷津集中营等集中营看到。然而，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用的口号则是“各得其份”（德语：Jedem das Seine）。

1938年奥地利政治歌舞秀作者Jura Soyfer与作曲家Herbert Zipper关押在达豪集中营时作了“达豪之歌”（Dachaulied）。他们好几周都得穿过集中营的大门去做日行的强迫劳动。他们认为大门上的“劳动带来自由”这句话是一种侮辱。这首歌把口号当作达豪集中营的“课程内容”，以讽刺的口吻重复该口号。

其他

2004年The Libertines发行的同名专辑里有一首歌的歌名便叫Arbeit Macht Frei。这首歌探讨了这句口号以及集中营的成员。
Carcass在1993年的专辑Heartwork里也有一首歌名叫Arbeit Macht Frei。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的书《夜》（意第绪语：Un di Velt Hot Geshvign）里提到，Eliezer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过“Arbeit macht frei”

标语遭窃案事件

原为纳粹集中营之解说中心的展示标志屡次遭到窃贼锁定。其盗窃动机最初被认为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但是，当为盗窃案负起责任的个人被调查后，得知至少在一个例子中盗贼本身隶属新纳粹运动。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标志于2009年12月被盗，后来当局因此制作三件复制品，并将其中一个放在其位于大门之原位置上。瑞典新纳粹前领导人和两名波兰人因此被判入狱。原标志现存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
2014年11月2日，达豪集中营大门上的标志被盗。2016年11月28日，它被发现于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北部的Ytre Arna停车场的篷布下。

谢选骏指出：通过历史比对不难发现，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一脉相承，虽然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在人类学上都是幼稚的错误，但是它们却是通往集中营的道路！这是因为，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都把“劳动”和“体力劳动”画上了等号，乃至于和“强迫劳动”、“劳动改造”画上了等号。马列和纳粹不懂，劳动是自发的、创新的、游戏的！

谢选骏：哈佛大学的垂死挣扎

《「一旦曝光，震骇全美」 哈佛拒公开招生「密件」》（编译张玉琴 2018年07月10日综合）报道：

哈佛大学被控招生作业歧视亚裔学生后，随着诉讼的进行，哈佛秘密而复杂的招生审核作业，也将进一步公诸于世；目前哈佛仍拒绝控方要求，公开招生相关文件，其中包括内部沟通电邮、录取学生的统计和「院长感兴趣的名单」。
不过，反对大学对招生对象按族裔分类的「学生公平入学」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SFFA）对哈佛的这项提控，已促使哈佛公开审核申请学生时，依照「勇气」、「人缘」等个人特质来打分数；此案预定10月开庭审理。
「学生公平入学」创始人布朗姆（Edward Blum）发表声明说：「哈佛为不公开秘密招生作业，宁可官司打到底，是因为该校清楚，该校如何的对待亚裔申请人一旦曝光，将震骇美国民众。」

哈佛：申请人将操弄招生体制
哈佛向法院表示，公开这些档案将侵犯隐密的内部作业，为前所未见之举；哈佛声称，这么做将让未来申请学生「操弄招生体制」，并让其他菁英学校模仿该校做法，得以竞夺最优异的学生。
在川普总统3日宣布废除大学招生可考虑种族因素的指导原则后，哈佛的这项诉讼已受到全国关注；数月前，司法部也曾宣布，将调查哈佛招生将种族因素列入考虑的作法。
美联社询及哈佛的回应，哈佛重申先前的声明，该校主管在此声明中表示，布朗姆的官司无疑是控诉该校建立一个多元校园的努力，他们并承诺，将捍卫其他采行平权的学校。

SFFA：关系公众利益 应透明
「学生公平入学」组织反驳表示，哈佛招生不公平地偏爱白人和非裔学生，使学业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录取机会大受减损。
控辩两造最近提呈法院的文件，使该校筛选新生的过程曝光，其中包括对学生从学业表现到人格特质，以数值量表做评比。
「学生公平入学」的分析发现，招生委员对亚裔学生的人格特质评分一向偏低，即使校友面谈在这些方面给予他们好评。
目前两造为哪些文件应予公开相持不下，哈佛要求法官编整或禁止公开「学生公平入学」曾浏览并希望公开的数十件档案；但该组织表示，此案应该透明化，因为它关系到公众利益，也因为哈佛虽是私立大学，却每年获得5亿余元的联邦补助。
「学生公平入学」指出，类似案件的相同性质档案不曾禁止公开，法律专家也表示，他们不曾见到其他学校，像哈佛一样，将招生作业视作行业机密；但部分专家说，「学生公平入学」要求公开的档案范围之广，异乎寻常。
不过，「学生公平入学」指出，该组织要求公开的档案中，包括两名哈佛人员「含有罪证和令人尴尬讯息」的往来电邮。另外双方对于「院长感兴趣名单」可公开多少，也争辩不休。

谢选骏指出：哈佛大学的作弊不是偶然的劣迹，而是一个无奈的垂死挣扎。因为——

《全美白人快速减少 将不再是多数族裔》（记者胡玉立 2018年07月10日）报道：

全国一半以上的州，白人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有朝一日，白人将不再是美国人口中的多数族裔，而且这种转变，快得超出预期。

人口统计学家发现，全国一半以上的州，白人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有朝一日，白人将不再是美国人口中的多数族裔，而且这种转变，快得超出预期。
人口普查局曾预计白人人口将在2045年左右，降到50%以下。但本周新发表的报告发现，全美有26个州的白人死亡率高于出生率，2年前有这种情况的只有17州。
该报告作者、圣安东尼奥德州大学人口统计学家圣昂兹表示，这种情况发生得比想象中的来得快许多，他们还差点以为是自己分析错了。
而这种变化，将对美国人的身分认定和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美国将从一个主要由白人婴儿潮一代构成的社会，转变为多族裔汇集的国度。美国最年轻的一代已经是非白人了，他们看起来和美国现代史中任何老一代人都不同。圣昂兹教授说，加州52%的儿童家里，至少有一名家长是移民。
从年龄上来看，西语裔的中位年龄为29岁，是生育率最高的人群；白人的中位年龄则是43岁。白人老龄化早就在农村地区展开。年轻家庭愈少，儿童人数当然也就愈少。
人口快速变化，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有力议题，促使白人选民支持川普总统出线。
白人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26个州，有13州支持川普，13个支持喜莱莉．柯林顿。其中，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宾州和佛罗里达州这4个州，2012年支持欧巴马，2016年支持川普。
政治专家特谢拉指出，全国合格选民仍将有一段时间是以白人、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为主。2020年，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将占合格选民的44%。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约23%。
特谢拉认为，如果投票模式维持稳定的话，共和党可以一路到2036年，都还是继续赢得总统选举、同时失去普选票。
这也让政治人物更乐于强调移民和种族议题，因为这些议题因为教育程度不同，在观点上存在着极大差异。特谢拉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能够抵挡这样的人口变化，全靠没有大学教育程度的选民支持。」

谢选骏指出：一方面是民主党依靠贫困的少数民族，一方面是“共和党全靠没有大学教育程度的白人选民支持”——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垂死挣扎的历史背景。但是无论哈佛大学如何垂死挣扎，也螳臂当车，改变不了这一文明兴衰的千年趋势了。文明兴衰的千年趋势与其人口的扩张与萎缩显然密切相关——即使哈佛大学捏造一个“文明冲突”的胡说（毛泽东“西方的真理”），也无济于事啦。

《美国国债30年后破百兆 救不回来了》（世界日报社论 2018年07月10日）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上月底公布国家长远预算分析，未来30年政府支出扩大、税收成长缓慢，每年都将出现巨额赤字，2048年国债可能达100兆元，成为灾难性债务负担。川普上任时曾誓言，「八年内（假设能连任）彻底降低国债」，如今执政未满两年，国债已增加近2兆元。情势如无法扭转，可能成全球金融危机的超级炸弹，但如何化解危机，目前还无解。

美国政府财政恶化，是国势走下坡的主因。虽然政府举债度日是全球发达或开发中国家常态，但美国政府和民间都过度消费，寅吃卯粮、借债度日，恶化太快。未来庞大债务「父债子还」，包括华裔移民后代都背负巨债。美国预算赤字年年增加，国会每年都须通过举债上限，国债爆增，已成「国家癌症」。
谈到国债历史，很多人先入为主，尤其拥护川普者认为，欧巴马大肆举债，任内国债从10.6兆元增加到19.9兆元，须负最大责任。但其实这里有误解。美国近代总统除了柯林顿执政后期预算有盈余，短暂使国债减少，两党总统都增加举债，欧巴马2009年上任时遇全球金融危机，政府推纾困计画，收拾李曼兄弟倒闭的乱局、挽救大汽车厂，造成举债大增，和滥发福利等无关。
从不否认自己是商界「举债天王」(King of Debt)的川普，上任时曾发豪语，八年内彻底解决国债问题。他主张排干沼泽、削减政府支出、减少福利和外援。如今大部分进展有限，反而大增军费500亿、加强边境执法等都需花钱，而推动十年内大规模减税1.5兆，十年至少将增加15.45兆国债。估计2023年起，联邦政府支出几乎全部须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国防、卫生、教育、福利等例行开支将无以为继，势必要「以债养债」，挖深国债窟窿。
政府无法增加收入、减少开支，最终美国会不会被债务压垮？虽然美国国债信用被全世界信赖，中国也持有约6%的美国国债（形容这是美国向中国借钱并不正确），因为美债每年支付约4%利息，满30年后可赎回，不致发生违约倒债，有像黄金一样的信用。但这种情况能否保证永久不变？显然有顾虑的人越来越多。
专家认为，美国如今就靠强势美元和发行债券两项武器，维持政府运作，也提供世界经济动力。美元背后的支撑，除了美国经济实力，还有强大军力作后盾。全世界国际交易绝多数以美元计价，各国外汇存底常用美国国债形式持有，让美国成世界经济的龙头和中心。即使未来中国GDP超越美国，成世界第一，仍难撼动这个局面，这才是真正世界霸权。
但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状态如无法改善，局面会改观。有人悲观认为，美国国债已超越可解决的临界点，走上不归路，最终甚至可能赖债不还，引发国际纠纷。
可能解决途径寄望：一，日后税收增加、支出减少，逐渐填补赤字。有人期望川普执政扭转局势，改变美国经济体质，实现减债目标。但随着婴儿潮退休、人口高龄化和劳动人口、税收都减少，政府福利和社会服务支出增加，减债不易。川普违反共和党传统扩大支出，共和党也听之任之，任内如能实现预算平衡，就是重大功绩了。
二，听任债务扩大，终致爆发违约倒债，等于美国破产，不承认或仅部分承认已发行的国债。但这样必然引发全球金融大风暴，美国信誉永久伤害难再修复。而国债五、六成是美国地方政府和民间持有，倒债等于对国民失信违约，两党谁执政都不敢倒债。不少中国人忧虑，「美国欠中国的钱今后不可能还了」，也有人认为国债膨胀的最坏结果是引发战争，以一笔勾消解决债务，虽非不可能，却不光明磊落。
三，排除极端，藉美元优势，联准会继续操作货币政策，让「以债养债」拖下去，债留子孙、恶性循环，但等到国债利息支出超过全年预算时，国家如同破产，将何以为继？
美国国势衰退，除了国债，社安基金2030年前后将入不敷出，两大危机比「中国威胁」严重十百倍。除了期待国会能早日立法挽救，美国更需要贤能总统恢复财政体质健康，也期待「新经济」能刺激税收，解决债务，否则国势日降，贸易战救回不了美国。加税减福利既不可能，「狼来了」喊多了，美国如今债多不愁，但终有爆破的一天，国家前途如何再乐观和伟大？

谢选骏指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文明的衰落和家族的没落一样，都是由于贪图享受、腐化颓废导致的。哈佛大学的垂死挣扎，不过是掩盖并且加剧了这一坠落过程。哈佛大学的垂死挣扎之后，或许出现一个新的大学。

谢选骏：解放非法移民将使美国成为世界帝国

《美国“内战”已打响？》（2018-06-30  侨报网）报道：

随着“红母鸡”餐厅大战事件的发酵，近日，餐厅老板威尔金森已辞去了在当地一个商业集团的职务。尽管如此，各界对“红母鸡”餐厅大战的讨论还在继续。比尔·克林顿批评特朗普：他已把“毒药”倒在了“美国的喉咙”。“美国正迈向内战吗”？近日，田纳西大学法学教授雷诺兹（Glenn Harlan Reynolds）撰文称，美国社会的种种迹象以及近期白宫官员在餐馆的经历表明，新一场内战已经打响。

“骨肉分离”政策成众矢之的

随着“红母鸡”餐厅大战事件的发酵，6月26日，威尔金森在压力之下辞去了列克星敦主街（Main Street Lexington）总监职位。据悉，该集团的工作是对弗市的市中心进行改善。

“考虑到上周末的事件，威尔金森认为自己应该放弃这个职位，她觉得这对列克星敦主街继续取得成功是最好的。”列克星敦主街董事会主席伊丽莎白·布兰纳（Elizabeth·Branner）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威尔金森表示，（桑德斯）如果再到餐厅就餐，她还是会做同样的事，要求她离开。

值得关注的是，据华盛顿当地媒体报道，6月19日晚8时左右左右，当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与一名身份不详的男子在华盛顿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时，抗议人群很快聚集在DXDC Cocina Mexicana这家餐厅外，并抗议其进入墨西哥餐厅吃饭。尼尔森不得已离开了餐厅，钻进了自己的车里。

一周之内，特朗普的最新移民政策（“骨肉分离”政策）引发其政府官员两度被轰出餐厅。这传递出一个信号：人们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

The Daily Beast专栏作家兼SiriusXM电台主持人Dean Obeidallah近日表示，被此类型抗议而感到震惊的人根本无法掌握那些特朗普抗议者的情绪水平。

他表示，自己每晚都会听到相关言论，而且会在第一时间看社交媒体的反应。甚至特朗普本人在几周前告诉他的支持者，他的反对者不只是生气，而且“真的很生气，很生气”。

因此，有些人则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成员也应当承担责任就不足为奇了。毕竟，特朗普政府官员捍卫特朗普强硬的政策。他们是完全自由的选择为特朗普工作，因此当抗议者评级他们时，他们则不应感到震惊。

Obeidallah还希望明确一点，这并不是因为某人是共和党或保守派而被要求离开。如果是这样，则是不对的。这是针对那些公开参与制定和捍卫特朗普“不道德”政策的那些人。

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冲着尼尔森大喊“离开这里，因为你是共和党人”，反而是告诉她“你听到婴儿在哭吗？”“如果孩子不能安静的愉快的吃饭，你也不能！”这实际上是对权力讲出真相。

Obeidallah表示，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让人想起在《民权法案》之前，法律曾经禁止黑人在餐厅吃饭。就像近日有人抗议“有权拒绝为同性恋夫妇的婚礼提供专业服务”的事情，甚至又像是一个拥有枪支的人不允许穆斯林未经许可进入他的地盘。

但是桑德斯，甚至尼尔森的情况跟那些歧视的例子完全不在一个领域里。没有人因为种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的问题而针对她们。

Obeidallah认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她们个人捍卫特朗普政策的结果。事实上，尼尔森曾在支持特朗普的“骨肉分离”政策上撒谎，而桑德斯甚至援引《圣经》的内容告诉记者，“执行法律是非常合乎圣经的。”

从法律角度来讲，由于政治观点不同，可以要求一个人离开一家私营机构。比如，4月份纽约市的一名法官驳回了一名特朗普支持者的起诉，他曾在一家酒吧带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而被要求离开。

Obeidallah最后表示，在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公开反对那些捍卫特朗普政策的官员。但其实事实是，特朗普正试图彻底将美国转变为特朗普帝国（Trumpistan），对许多人来说由于担心风险太高，无法保持沉默。

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因在“红母鸡”餐厅就餐时被拒而成为“网红”之后，据一名执法官员透露，特勤局将会在桑德斯家中为其提供临时的安全保护。

近日，桑德斯的父亲，前阿肯色州州长霍克比（Mike Huckabee）抨击“红母鸡”餐厅对他女儿采取的不礼貌行动。

他在推特上称：“自大，是‘红母鸡’餐厅菜单上的一道菜，你也可以要一盘‘仇恨菜肴’，前菜则是‘小盘的狭隘观念’”。

6月23日，民主党众议员沃特斯（Maxine Waters）呼吁更多人当众骚扰特朗普的幕僚，称如果在餐馆、百货商场或是加油站看到他们，就去聚集一批人把他们赶出去，以此表明他们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图为沃特斯。

桑德斯在“红母鸡”餐厅就餐被赶之前几天，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在华盛顿一家墨西哥餐厅与抗议人士对峙，后者高喊“可耻！可耻！”最后，这名曾为特朗普政府强硬移民政策辩护的官员不得不离开餐厅。

“毒药”被倒进“美国喉咙”？

对“红母鸡”餐厅大战引发的热议，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近日批评特朗普说，他已经把“毒药”倒在“美国的喉咙”了，并暗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其缺乏政治文明。

据国会山（The Hills）报道，克林顿在6月26日接受《每日秀》（The Daily Show）的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采访时说，“一切自他开始称墨西哥人为强奸犯和凶手的时候开始。”克林顿指的是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2015年的演讲中所说的话。

在演讲中，特朗普说墨西哥并“没有送来他们最好的东西”。“他们带来毒品，他们带来罪犯。他们是强奸犯。其中有些人，我假设是好人，”特朗普曾经如此表示。

“自2016年的竞选活动起，许多的‘毒药’则已开始倒在了‘美国的喉咙’中，”当在桑德斯被“红母鸡”餐厅赶出门外之后，克林顿被要求为文明发声时表示。

克林顿还表示，“真的很难不向人们的口中倒入毒药，也很难让吞下毒药的人起死回生”。他说自己“非常尊重”这家餐厅的所有员工。

“我十分尊重桑德斯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克林顿在和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克林顿新书《失踪的总统》的合著者）被联合采访时如此说。

克林顿意指桑德斯当时表现得非常有教养，她没有责骂也没有称他们为“热爱移民的暴徒”，她只是起身并表示愿意付钱。

克林顿表示，如果大家想要要文明，就需要先停止骂人并树立榜样。

正处于“软内战”开端？

除了比尔·克林顿批评之外，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美国社会的种种迹象以及近期白宫官员在餐馆的经历表明，新一场内战已经打响。

上海观察者网报道，“美国正迈向内战吗”？田纳西大学法学教授雷诺兹（Glenn Harlan Reynolds近日在“今日美国”撰文，认为美国社会的种种迹象以及近期白宫官员在餐馆的经历表明，新一场内战已经打响。

这不是雷诺兹一个人的观点。6月23日，民主党众议员沃特斯（Maxine Waters）呼吁更多人当众骚扰特朗普的幕僚，称如果在餐馆、百货商场或是加油站看到他们，就去聚集一批人把他们赶出去，以此表明他们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上周，好莱坞演员彼得·方达（Peter Fonda）放话称，应该把特朗普幼子巴伦·特朗普从他母亲的怀抱中拽出来，“关进恋童癖者的笼子里”；民众应该包围政府官员子女的学校，以回应“骨肉分离”政策。

在彭博社6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威尔金森（Francis Wilkinson）指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加上那些为他辩解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对立情绪，也加剧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

政治学家托马斯·夏勒对彭博社表示，“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软内战’的开端，我不知道美国能否走出困境。”

近两年，美国国内在很多事件上都显露出了严重分歧。2017年8月，美国发生了轰动性的骚乱，围绕内战中南方将领罗伯特·李雕像的拆掉与否，形成了激烈对立的两方。

主张拆掉的人认为，不应该让拥护奴隶制的雕像出现在市政府、议政厅这样的公共空间；反对拆掉的则认为，这是在消解白人的主体认同。反对者中，也不乏“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3K党等种族主义者。 当时，《洛杉矶时报》曾感慨美国会陷入“第二次内战”。

谢选骏指出：有关美国移民问题的争议，其核心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不要“解放非法移民”？正如美国第一次内战的前夕，要不要废除“奴隶制度”，是争议的核心。解放非法移民，将在事实上开放了美国公民权，这将使美国成为事实上的世界帝国。从此，世界各国人民将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美国军警也可以随意进出世界各国——世界大同、全球政府，就这样实现了！

谢选骏：火刑是烧烤（barbeque）的大众狂欢

网文《火刑》报道：

在欧洲，由于信仰的关系，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火刑是非常普遍的。由于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所以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

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是中世纪一个公众仪式，盛况空前；作为惩罚的公开展示，它是一种“轰动艺术”（艾滋病先驱福柯语），基督教正统的精神霸权在这里完完全 全落实为对其属下肉体上的无限权力。

由于信仰的关系，尤其是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火刑是非常普遍的。由于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所以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用一根楔子贯穿手掌和脚掌钉在十字架上，下面堆上柴火，浇以火油。如果是宗教上的叛逆，一般用银质的或桃木质的，已达到驱邪的目的。而和宗教无关的则无所谓了，铜铁均可。

欧洲的火刑柱，不是说不拿来烧异教徒，但更多的是烧基督徒的。例如烧死圣殿骑士，例如烧死圣女贞德，例如烧死布鲁诺，烧死胡斯，或者卡尔文烧死赛维，英王亨利八世烧死旧教徒。

运用火刑柱

布鲁诺：1600年2月17日凌晨，罗马塔楼上的钟声划破夜空，传进千家万户，这是施行火刑的信号。很快，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上站满了送别的群众。随后，布鲁诺被绑在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向围观的人们大声宣布：“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临刑前，他又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的！”刽子手匆忙用木塞堵上他的嘴，然后点燃了烈火。熊熊烈火中，伟大的科学家英勇就义了。

布鲁诺（1548—1600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他出生在那不勒斯市附近的小镇上。10岁时，贫穷的父亲把他送进修道院，在那里，他刻苦学习，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他痛恨反动教会迫害人民，用地球是万物的中心等谎言欺骗民众。当他看了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论》，被深深吸引了，写了批判地心说的论文，受到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连夜逃亡。宗教法庭到处通缉他，整个意大利没有一块他立足的地方。
在长期的流亡中，他满腔热情地发表演说，继续批判被教会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球中心说，同守旧派展开激烈的论战。他写了好多书，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把科学的宇宙观传遍欧洲。
达·芬奇：24岁的时候就名声在外，不是因为他那稀罕的绝世天才，而是因为他差点被绑在火刑柱上烤熟。达·芬奇和他的3个同学，跟在画室里当模特的一名男孩太过亲热，其程度超过了男人之间普通交往的水准，据说还采用了点暴力。
这件官司闹得满城风雨，达·芬奇一战成名，上了社会新闻的头条。要是搁在今天，10个人有9个会以为这家伙是借机炒作。可按当时的法律，如果罪名成立，达·芬奇都将因为这场倾城之恋被烧成挂炉烤鸭。不过，达·芬奇很走运，因为证据不足他得以脱身，否则我们现在虽然天天都有晚餐，却不会看到《最后的晚餐》这样的杰作了。
圣女贞德：贞德（1412年1月6日—1431年5月30日)，被称为“奥尔良的少女”，是法国的民族英雄、军事家，天主教会的圣女，法国人心中的自由女神。
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时她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支持法查理七世加冕，为法国胜利做出贡献。最终被俘，被宗教裁判所以异端和女巫罪判处她火刑。 
规则/火刑柱
火刑的时间一般安排在节日之中，但这并不是定规。例如，在异端量特别大的西班牙，火刑分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的定在节假日、国王加冕或王子诞生日——这需要积累一定量的异端死囚，小型的则随时随刻可以执行。
死刑的执行从来都有集体庆典的意味——在远古就是图腾仪式中的血祭，人类心灵的狂欢在任何时候都带有他虐或自虐的因素；因此，在节日中安排火刑，我们除了推测宗教裁判所为了展示力量的刻意外，也许还可以加上这一点文化学或人类的注脚。
由于火刑的判决和执行具有集体庆典的性质，各个牧区的领导通常在一个月前便开始通知全体教徒，邀请他们参加这一火的盛典，并许愿以一定量的赎罪券；几乎没有人会拒绝邀请，好奇心人人都有，侥幸逃脱异端罪名本身又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何况再加上赎罪券的诱惑和对成为异端同情犯的恐惧。
在火刑仪式的前一天，宣判的主席台在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搭了起来，而在临近的广场上竖起了火刑柱——也有两者合在一个广场上的；火刑柱有直接竖在地面上的，也有设在泥坛上的——如著名的贞德姑娘在受刑时便因泥坛和火刑柱格外高大而未能让刑吏事先给她＂恩典＂一矛，周围则预先堆满了木柴。
为了营造 气氛，宣判在许多地方通常要彩排一次，宗教裁判所成员和告密者则身着遮头遮脸的白色长袍，——与其支持者们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游行。整个城市悬旗挂彩，整洁一新，洋溢着节日的喜气。

场面

处刑当天的黎明，教堂敲响了召唤的钟声。囚犯们被押上了街头，游行的队伍簇拥着他们；他们也被整饰一新，但赤着脚，脖子上套着绳索，捆住的双手上灌满了绿色的蜡烛油——死囚在有些时候直接被套上了小丑帽和悔罪衣。
押解异端分子的任务仍然由宗教裁判所成员及其积极分子承担，他们举着白色的十字架，宗教裁判所的旗帜飘扬在队伍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唱着教会的丧歌，并不断奉劝异端们改邪归正。市民们则簇拥在马路的两旁，大声地辱骂着异端，但抛掷石块受到教会的禁止。
在中心广场，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头面人物已经各就各位，人山人海的市民则热情地迎接着游行队伍的到来。
宣判仪式首先是作弥撒，接着一般是大法官向国王宣誓坚持正统信仰和捍卫宗教裁判——例如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然后是宗教裁判员冗长的布道。判决是宣判仪式的高潮，每一声判决都能引发阵阵欢呼声——权力对捧场的欢呼声有着内在的需求；悔罪了的异端被迫当场穿戴上了小丑帽和悔罪衣或者受到鞭挞，而火刑犯则被押到了火刑柱面前。 　　
一般来说，死囚是站立着被铁链锁死在柱上的，也有让死囚坐在柴薪上的。柴薪堆积如山，几乎没过蒙难者的头顶，围观者看清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此而言，许多描绘火刑犯英勇不屈的绘画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为了防止异端作最后的宣传，他的嘴里塞满破布之类的东西。
在宗教裁判员及反异端积极分子喋喋不休的劝说声中，刑吏点燃了火堆，熊熊的烈火迅速地吞灭了火刑犯。添柴加火作为一种荣誉被授予对宗教裁判所作出贡献的人士或当地的社会名流。
如果说教会在这个时候还保留一点它理应拥有的仁慈的话，那就是它还能够要求刑吏在死囚的脖子上挂上火药袋，在点火前勒死囚犯或者点火时用长矛刺穿犯人的心脏；但以上手脚必须做得干净漂亮以免让群众发觉：教会重在炫耀权力而非欣赏异端的肉体痛苦，但看热闹的群众则免不了要快感一把宛如当代人观看暴力片那样。蒙难者的骨灰撒向河川或扬向天空，没有烧化的骨头需要重新回炉加工以求彻底地销痕灭迹，旨在防止它们唤起人们对异端的回忆和崇拜。

渊源

从世界范围上考察，火刑倒并不为宗教裁判所专有，它是人类在蒙昧时代 处理巫师和邪术的普遍手段——北美的印第安人直至本世纪初还保留着以火刑处理妖人的遗俗；火能够彻底销毁物质本体，古代人普遍信仰火的祛魔御鬼能力。
但是，宗教裁判所火刑制度并不能从这种普遍性获得多少辩护；没有一种处刑方式像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对于异端者那样被滥用，它经历时间之长、波及地域之广和蒙难者之多都是空前和绝后的。
在宗教裁判所最为猖獗的西班牙，火刑处罚发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1781年竟还执行了一例，而它的真正废除要等到神圣法庭最终灭亡的1834年。 

谢选骏指出：把火刑归之于基督教我想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只有西欧才有这种大面积的酷刑烧烤，在东方就没有听说基督教有此刑罚。因此我想，与其说火刑与基督教有关，不如说那是和西欧人的野蛮民风有关。那么，火刑与西欧人的民风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可能与西欧人喜欢大吃烧烤有关。烧烤（barbeque）可以说是西欧人最爱的食物，不仅烤肉烤鱼，还烤蔬菜玉米，因此拿它烤人也就习惯成为自然，不足为奇了。当然，处于游猎阶段的印第安人也是经常烧烤食物的，而在远东的农业民族里，烧烤食物就比较罕见了。在这种意义上，火刑作为召唤烧烤（barbeque）的全民狂欢，也就可以理解了。

网文《古代日本酷刑》记载：

古代日本酷刑，刑法一般是在战争时候对待敌国女性战犯的，这种刑法不是我们想像的从胸口刺进去，而是用带尖的铁棍从侧面穿透胸部，然后挂在木竿上面示众。

简介

古代日本酷刑，刑法一般是在战争时候对待敌国女性战犯的剖腹，日本古代有女性忍者，执行任务失败被抓之后，一般不让她自杀，而是剥光了衣服放在木板上，然后用尖刀从胸骨中间差进去，一直划到小腹部，之后内脏都会流出来，惨不忍睹。

铜烙

这是一个比较变态的刑法，一般用于通奸的女人。道具是一个铜棍，插在炉子上面，炉子烧热，铜棍就会烤得通红。把女犯人绑在架子上面，然后把阴部对准铜棍慢慢放下去……

捆绑

日本战国时候，抓到敌国女人之后用一种韧性很好的钢绳捆起来，而且捆得很紧，绳子末端穿一个铁环，然后用一个类似于辘轳的东西拽那个钢绳，最后犯人的骨头都会被勒断。

板烧

这个刑法类似于烧烤。即把铁板烧热，然后把犯人剥光放在上面。直到烤熟……

开颅

把犯人锁在铁箱子里面，只漏出头部。然后用一个大锤子砸下去，后果可想而知。

挖胸

把女犯人的胸部用利刃割下。

万箭穿身

把犯人绑在一块大木板上，然后就有10几个弓箭手站立旁边。行刑官下令射在哪里，马上就会有雨点般的弓箭射在犯人的那个部位。

砧板拖

中间放一块铁板，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突起的小铁块，一般比较锋利，是铸造时铸的。两匹马拉着犯人在上面来回拖拽——当然犯人要赤身裸体。

断指

把犯人的10根手指截下，不过不是用刀砍，而是生生拽下来。很多犯人受刑之后都死于剧痛。

绞刑

这个刑法有点特殊，不是把人吊起来，而是用绳子缠住犯人脖子，然后有两个人拽两头，直到犯人断气为止。

轮奸

把女犯人发配到军队里面，长官会让士兵开色戒。后果就是一个女人被许多个男人乱弄，最后死掉。

杖腹

把犯人四肢分开，呈“大”字型绑住，然后用木棍击打腹部。结果往往是子宫破裂，内脏碎裂，大腿下面好多血。

火刑

用火烧人是最原始蛮荒的做法，古代的西方和东方都对火刑津津乐道。

烤刑与炙刑

这两种刑均为常用的处死方法，它们与火刑的区别在于：对犯人一定要用“小火”来处理。将炉火控制在某种范围内，其目的在于让犯人在清醒状态下毙命。

锯刑

这是一种特别的分解具是锯。据说东方人喜好横锯，而西方人酷爱直锯。在基督教传入日本后，日本人也热衷于直锯，他们惯常是从头顶开锯，而西方施刑者则倒行逆施，从两腿之间腹股沟的位置开锯，这样做的后果最可怕，因为在切到肚脐的位置前，犯人的意识都非常清醒。为了延长受难过程，往往会让犯人保持头冲下的姿式，这样脑部可以得到充分的氧气，可以避免血流失过快而死。锯刑史上最后的"杰作"是由某些患有狂躁症的盖世太保来完成的。他们有各种型号的钢锯，在他们手里，人变成一棵可以恣意妄为的树，想锯那个部位都成。16世纪德国多见的一种酷刑——锯刑，在到达要害之前受刑者绝对意识清醒。

箭刑与贯穿刑

有名的纽伦堡之“处女”是一个可以开合的容器，内部布满锐利的铁钉，人只要被放到里面，随着她的关闭，那将会是地狱的风光。

毒刑

从很早的年代开始，服毒致死就是执刑方法之一。在古日本，则多用从动物、昆虫、矿物、植物中的提取毒物，似乎比起西方，毒死人的渠道要多得多。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如此善于精打细算，难怪他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古代中国，比较接近火刑的是炮烙，主要盛行于殷商时期。

炮烙亦称炮格。中国古代酷刑。殷纣王所创。《史记·殷本纪》曰：“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列女传》释日：“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已笑，名日炮格之刑”。即堆炭架烧铜柱，令人行走其上，以致落火被焚身亡。

解释

1、相传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荀子·议兵》：“ 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裴駰集解引《列女传》：“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隋书·刑法志》：“若纣能遵成汤 ，不造炮烙，设刑兼礼，守位依仁，则西伯敛辔，化为田叟。”
2、指用烧红的铁烙人的刑罚。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二商》：“盗破扉，执大商及妇，炮烙之。”
3、用以比喻难以忍受的痛苦。 宋苏辙《历代论·孙仲谋》：“吴越之民陷于炮烙之地，国随以亡。”
4、古代烤肉用的铜格。《韩非子·喻老》：“ 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俞樾《诸子平议·韩非子》：“盖为铜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殷纣王所造刑具。铜柱上涂油脂，下烧炭火，令人行柱上，堕炭火而死。后亦泛指酷刑。 清王韬《瓮牖馀谈·张继庚小传》：“于是贼悮杀其党百数十人， 炳垣卒以炮烙死。”本作炮烙，是一种烧烫的酷刑。用炭火烧热铜柱（格），令人爬行柱上，即坠炭上烧死。后来泛指用烧红的铁烧烫犯人的酷刑来源。纣王在位时，为了镇压反抗者所设置的一种残酷的刑罚名称。《史记·殷本纪》：“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那是一定要滑下去的，滑下去便恰恰跌到火炭上烧死。

典故

关于炮烙之刑，古史传说和史籍上都说是殷纣王所为，也就是说，是发生在纪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朝末年的事。《荀子·议兵》记云：“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韩非子·喻老》记云：“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都说炮烙之刑是殷纣王干的事，而并非是发生在纪元前十八世纪的夏朝的事。其中《韩非子》所说的“设炮烙”之“设”字，更有点明炮烙之刑乃殷纣王所发明之意。炮烙之刑起源于纣王时期，由妲己发明。电视版的《封神榜》里炮烙之刑为绑在烧红的柱子上忍受烫火的煎熬，实则不然。故事要从一场阵雨后说起。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且燃着火焰，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头通往另一头，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上掉了下去跌进火里，纣王只觉得蚂蚁笨，没什么好看的，但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出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
司马迁写《史记》时，采择上古传说、鉴别史料，是非常慎重、谨严的。在《夏本纪》中，关于夏桀的恶行，他只写了“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一句，没有说夏桀发明或使用炮烙之刑。但在《殷本纪》中，他则明确写上了：“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炮格即炮烙。
清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他的名著《历代刑法考》中，详考了历代的刑法状况。考证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夏朝一节，他列了四个条目，曰“五刑”、“肉刑”、“赎刑”、“孥戮”，每一条目的内容里，都没有炮烙之刑。但在商朝一节，他明确地列出了“炮烙”这一条目，条目下所引的证据，就是《史记·殷本纪》所载的“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在近人所写的历史演义中，也都是说炮烙之刑是殷纣王发明的，没有见到说是夏桀发明的。比如陈穉常先生写的《中国上古史演义》详细地描写了殷纣王和他的宠妃妲己发明炮烙之刑的经过，而根本没有提夏桀与炮烙之刑有什么关系。这虽是一部演义小说，有许多细节是推想出来的，但故事的基干却是真实的。本书是在中国上古广泛的神话、传说、地质、生物、考古、金石、甲骨、古典书籍及近人著作多方面的史料中，选择比较可信的，用通俗、轻松、带有故事性的描写，编成章回小说。

谢选骏指出：从烧烤（barbeque）的角度看问题，殷商好像更像游牧游猎民族。而日本倭人也比中原汉人更多游牧游猎民族的野蛮特性。因为日本的文明发展几乎比中国晚了两千年，例如日本幕末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原战国时代。这也使得近代日本比近代中国更有应变能力。

谢选骏：暴力美学是人渣的产物

网文《什么是「暴力美学」？》报道：

暴力，这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解释是：政治学名词，不同政治利益的团体，如不能用和平方法协调彼此的利益时，常会用强制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称为暴力；第二种解释是：泛指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强暴行为。而我们这里将暴力和美学联系在一起的暴力美学，有了新的含义，那新的含义便是：暴力美学是人们在文学艺术中乐意且擅长的表现手法，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以美学的方式、诗意的画面，甚至幻想中的镜头来表现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为的一种电影的表现手法。
1 暴力美学的产生：
暴力美学是由吸引力蒙太奇发展而来的一个技巧论形式美学概念，它提供的是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杀戮或其他一些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美感发扬到美丽炫目的程度；有的时候，导演还故意用暴力，血腥的镜头或者情景来营造一种令人刺激难受的效果。最初，这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术语，而是从形式感出发的批评术语。主要是电影中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其起源于美国，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香港发展成熟，以吴宇森为代表，其后北野武，昆汀塔伦蒂诺等一些导演将暴力美学发挥至极致，并演变成一种新的审美视角，即“东方美学视角”。
【爱森斯坦最早是在1923年《石式左翼文艺战线》上提出“吸引力蒙太奇”的理念。其理论依据包括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列宁的电影工具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美国的蒙太奇技巧和方法。吸引力蒙太奇的主要思想，就是使用离开现实的，脱离情节的画面元素和组接方法，创造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表意明确的电影文本，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思想观念。】
2 暴力美学电影：
暴力美学电影的特征为创作者在电影的打斗场面中运用后现代的手法，将其消解成为无特定意义的游戏或者玩笑；或者将其符号化，作为跟影片内容紧密相关的视觉和听觉的审美要素。暴力美学”是个广义的、泛审美的概念，并非严格的美学概念，相关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展示攻击性力量，展示夸张的、非常规的暴力行为。在电影中，暴力的呈现可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一是暴力在经过形式化、社会化的改造后，其攻击性得以软化，暴力变得容易被接受，比如，子弹、血腥的场景经过特技等手段处理后，其侵害性倾向被隐匿了一部分。又如，在美国的一些电影中，施暴者代表正义却蒙受冤屈，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也软化了暴力行为的侵略性。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直接地展现暴力过程以及血腥效果，渲染暴力的感官刺激性，这种倾向在多种文化行为中都可以看到。
2.1暴力美学电影史简述：
1．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新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的武侠电影。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掀起反传统、反理性、反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美国暴力美学的奠基性影片《邦尼和克莱德》。这种非理性思潮反映在电影界，表现为“新好莱坞”的形成。“新好莱坞”是欧洲新浪潮电影的美国翻版。与传统好莱坞影片迎合政治形式不同，“独立”制片人为电影找回它真实的社会内容。电影暴力美学就在这种形势下起步开始获得发展。
1967年阿瑟·佩恩《邦尼和克莱德》里的反传统、非理性风格及黑色幽默、反讽手法、1969萨姆·佩金帕《野帮伙》中升格夸张暴力及其浪漫化的手法、1971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发条橙子》的戏谑、1976年马丁·斯科西斯《出租车司机》的写实主义都为暴力美学成为一种风格类型做了有益的积累。《邦尼和克莱德》结尾邦尼和克莱德被机枪打得浑身是洞的场面被导演佩恩用慢动作加以表现，堪称“暴力美学”的开始，80年代香港的《喋血双雄》、90年代的《天生杀人狂》都能看到这部影片的影响。此外，影片的情节具有浓郁的黑色幽默风格。这种风格在后世的昆廷的电影《水库狗》、《低俗小说》里皆得到延续和发扬。
中国电影暴力美学也迈出了开创性的脚步。主要表现在新派武侠片的创作上。当时的新派武侠片创作背景是：观众对电影娱乐的要求提高以及要求对银幕阴柔之气的摆脱。张彻是新派武侠片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港台地区）电影史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阳刚美学”的理论和实践。在电影表现技巧与形式上，张彻的武侠片具有一下特点：
1、白衣大侠形象。这是张彻电影的标志性符号。
2、主角必死。张以英雄悲剧性的死收场，渲染一种悲壮的美感。
3、赤膊上阵。即男主人公在影片中露出上身肌肉，这样做使人物形象具有阳刚的感觉，又增加了真实感。
4、慢镜表现。在华语武侠片中使用慢镜头是由张彻开始，以慢镜头抒发悲壮感，影片《十三太保》中“五马分尸”的场面就是用慢镜头拍摄，成为张彻电影中的经典性镜头。
5、手提机拍摄。张彻认为这样可以拍出武侠动作片的动感，在《独臂刀》中首先使用。
6、西乐配音。古典音乐往往太慢、太柔，不大适应动作片节奏及其阳刚奔放情调，大胆改革，使用西乐配音。张彻的武侠电影以阳刚和悲壮为主要美学基调，这种风格及他对暴力动作的电影表现形式与技巧都对后世动作片的创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其弟子吴宇森的“英雄片”的创作。
2．1979年—90年代中期：暴力美学作为具有电影史意义的风格形态的形成，是在中国香港。代表性导演为吴宇森、徐克、林岭东。
1979年，香港兴起“新浪潮”运动，以电影导演追求创作个性，表达主观意识为特征。在拍摄技巧上，导演们力求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他们醉心于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创造“外在真实的表象”，而不是注重题材或故事情节的“写实性”，由此造成既真实又鲜明、大胆，极富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徐克以其《蝶变》一片成为新浪潮代表人物之一。在《蝶变》中，徐克将科幻电影与武侠电影合二为一，刷新了香港观众对武侠电影的观念。也由此奠定了徐克日后武侠片以“介于科幻与神话之间的想象”为特征的暴力美学风格。
1986年，吴宇森编导的《英雄本色》拉开了“英雄片”系列的序幕，其后，吴宇森又相继拍摄了《英雄本色 II》、《义胆群英》、《喋血双雄》、《喋血街头》、《纵横四海》、《辣手神探》，构成他的“英雄片”系列。 继承阳刚美学风格，把武侠精神注入现代枪战片、警匪片，同时融入了美国歌舞片的舞蹈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吴氏暴力美学”。浪漫、激情、悲壮是主调，往往推到爆炸性极端，高度风格化、美化的打斗、枪战，往往被推到超现实的程度。
将武打动作奇观化，导演徐克居功至伟。90年代，徐克以五部《黄飞鸿》系列影片及《笑傲江湖》系列、《新龙门客栈》等影片开创了“徐克武侠电影时代”，徐克使武侠电影彻底摆脱了实用技击的束缚，创立了“武侠神话”的表现样式。拍摄武打场面已不用纯粹依靠武打演员的功夫，而使用科技手段、电影表现手段制造武侠电影奇观。动作特技、光学视觉特技、拍摄特技、及灵活多变的剪辑，营造出极富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效果。人物打斗不再完全依靠实用招式、武功套路，而是以出乎想象的“神功”形式出现。炸药和烟火特效为其制造出力能摧山的效果；一根钢丝佩以高速摄影，就足以使演员在镜头中凌空飞翔飘飘若仙，舞蹈美感与浪漫具足。
如果说吴宇森、徐克的暴力美学是浪漫主义的风格，那林岭东的暴力美学作品则体现为现实主义的风格。80 年代中后期，在吴宇森推出他的英雄系列片同时，林岭东创作出体现写实风格“风云”系列影片——《龙虎风云》（1987）、《监狱风云》（1987）、《学校风云》（1988）、《圣战风云》（1990）《监狱风云2》（1991）。 影片的特色：忧郁、落寞、压抑为主调，间歇爆发为激狂的发泄。打斗、枪战真实而残酷，夸张之余保持实感。
吴宇森、徐克、林岭东等人对动作及火爆场面的表现手法被其他电影导演广泛借鉴，风格化的暴力场面大量存在，并贯穿于港产动作片、枪战片中，香港的暴力美学已经形成。
3．90年代中期至今：
中国的暴力美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美国电影的启发，经过张彻至吴宇森、徐克等两代香港电影创作者的努力，发展成为具有类型和风格意义的电影形态，现在开始反过来影响美国的电影。随着香港武侠片、枪战片著名导演、演员相继登陆好莱坞，中国特色的暴力美学风格在好莱坞影片中开始蔓延。吴宇森以《终极标靶》1993，《断箭》（1996，《变脸》1997、《碟中谍 2》2000，《风语者》2002，续写他的暴力美学神话，2000李安《卧虎藏龙》更以其独特的东方文化底蕴和暴力美学特质征服了西方观众，获得 2000 年奥斯卡四项大奖。中国武术指导袁和平在许多好莱坞影片中担任动作导演，《骇客帝国》、《霹雳娇娃》、还有昆廷?塔伦蒂诺的新作《杀死比尔》等片，使这些影片带有浓郁的东方动作风格。
日本和韩国的暴力美学则总体上体现为冷静式的暴力，主要风格以表现绚丽的画面，冷酷的现实和冷静的人物性格为特点。代表人物是日本导演北野武，由他执导的影片《花火》、《玩偶》都是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布置人物的周围环境，然后以催人泪下的故事营造凄美的氛围，暴力成为展现人性美的手段，于残酷的外在形式下表现人物内在的真善美。形成了一种“残酷的美”。韩国影片《朋友》、《飞天舞》都具有类似特点。
2.2 暴力美学代表人物：
吴宇森（香港） 代表作品：《喋血双雄》、《英雄本色》、《变脸》 、《碟中谍2》
北野武（日本） 代表作品：《花火》、《座头市》
昆廷·塔兰蒂诺（美国）代表作品： 《低俗小说》、《杀死比尔》
罗德里格斯（美国）代表作品：《杀人三部曲》、《罪恶之城》、《弯刀》、《杀出个黎明》
沃卓斯基兄弟（美国）代表作：《黑客帝国》、《忍者刺客》

3 暴力美学的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
1． 传统消失。不是不讲道德，而是反统一道德；不是否认真理，而是设定有许多真理的可能性，从个人的角度、情境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是性的角度。后现代主义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包括对圣经，和其它信仰宣告）。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知识、生活、文化和性上占优先地位。
2． 深度消失。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一种快感。
3． 历史感消失。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它以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形象出现。
4． 距离消失。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4 暴力美学所带来的问题：
1．暴力美学对受众价值观的误导
就暴力美学的实质上看，是缺陷性审美，也就是审丑。用美的形式掩盖遮蔽向动物性血腥世界复归的低级内容。这与建立和谐社会是不相容的，与真正的审美即引导人们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终极关怀，更是背道而驰的。暴力美学源于暴力文化，是一种畸形，变态，扭曲的怪胎。由于当今传媒界发达，暴力文化无处不在。暴力文化甚至被提升到理论高度包装成所谓的暴力美学。文化的本意是与宽容，进步，文明紧密相连的，而暴力却是强制，落后，野蛮的。文化与暴力结合注定孕育出一个怀胎，他是对暴力的纵容和文化的亵渎。
2．暴力美学引导社会暴力
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形式化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其注意力在于发掘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即对暴力攻击欲的崇尚，同时也有对血腥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作品中，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被弱化了，而是把道德评判的保准留给了观众。从美学上看，暴力美学是审美的事儿，但从社会道德层面上讲，暴力美学展示的程度如果没有控制好，就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人的内在攻击性欲望没有正确释放出来，新的刺激又会加重人企图释放出来的欲望，这将会导致犯罪，甚至是杀戮的发生。

谢选骏指出：暴力美学是人渣的产物——暴力美学不仅出自人渣，也制造人渣……它最喜爱人体的破碎，并努力于破碎人体。


网文《暴力美学》 报道：

暴力美学(Aestheticization of violence)主要是在官感上，使暴力以美学的方式呈现，诗意的画面，甚至幻想中的镜头来表现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为。观赏者本身往往惊叹于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无法对内容产生具体的不舒适感。
支持人士往往称“暴力程度与票房收入成正比”，社会道德捍卫者和舆论谴责人士则称其是对社会道德教化的阻碍和负面影响；恐引发心理未臻成熟的人们，间接以为暴力行为亦是一种美感的呈现。在众多香港导演中，吴宇森是运用这种电影表现手法的代表性人物。其标志性的白鸽漫天飞舞，手持双枪的英雄人物纵横在屏幕之上，使象征和平和安详的白鸽与血腥暴力的枪弹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概念起源

“暴力美学”原指起源于美国，在香港成熟（现在又有向美国转移的态势）的一种电影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将暴力的动作场面仪式化。其特征表现为：创作者往往运用后现代手法，要么把影片中的枪战、打斗场面消解为无特定意义的游戏、玩笑；要么把它符号化，作为与影片内容紧密相关的视觉和听觉的审美要素。这类影片更注重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却忽视或弱化了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从早期电影人对暴力的叙述直到20世纪80年代吴宇森的“英雄系列”影片，吴宇森影片中对暴力的风格化处理成为电影中暴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以往好莱坞对电影的一系列限制性的法规都是针对暴力和色情提出来的，都是仅从道德层面出发将暴力当成一种对社会或未成年人有危害的因素加以限定，而这些限制是与当时电影中暴力的呈现方式密切相关的。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的出现使得他以暴力为题材的影片不再被当成是“暴力影片”来看，因为他给全世界观众提供了一种审视暴力的全新视角——东方美学视角，第一次使暴力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语），其后的北野武、三池崇史、奥利弗·斯通、大卫·林奇、昆汀·塔伦蒂诺等人对暴力进行的风格化探索在世界影坛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掀起了一个“暴力美学”的热潮。昆汀·塔伦蒂诺代表作品有《低俗小说》《杀死比尔》，中国香港赴美国发展的导演吴宇森的作品有《喋血双雄》《英雄本色》《变脸》，沃卓斯基兄弟的代表作品有《黑客帝国》系列等。其中把 “暴力美学”这个词眼发挥到极致的电影莫过于《罪恶之城》和三池崇史的《杀手阿一》。
就像产生“暴力美学”的后工业社会的多元化特点一样，“暴力美学”也因不同国家（地区）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呈现出一种同时包含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的多元化的风格样式和精神内涵。

产生发展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听到“暴力美学”这个词汇。电影评论中，一批新锐导演的作品被认为与“暴力美学”相关，如美国的昆廷·塔伦蒂诺，中国香港的吴宇森，日本的三池崇史等。一些武侠电视剧，以及原本单纯可爱却被加入暴力内容的卡通画，被联系至“暴力美学”；一些新推出的电子游戏产品，也争先恐后以“暴力美学”作为卖点。一些新闻类作品，如犯罪实录电视采访、展示残酷场面的新闻摄影作品，也被贴上了“暴力美学”的标签。

特征内涵

“暴力美学”是个广义的、泛审美的概念，并非严格的美学概念，相关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展示攻击性力量，展示夸张的、非常规的暴力行为。文艺作品中，暴力的呈现可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一是暴力在经过形式化、社会化的改造后，其攻击性得以软化，暴力变得容易被接受，比如，子弹、血腥的场景经过特技等手段处理后，其侵害性倾向被隐匿了一部分。又如，在美国的一些电影中，施暴者代表正义却蒙受冤屈，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也软化了暴力行为的侵略性。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直接地展现暴力过程以及血腥效果，渲染暴力的感官刺激性，这种倾向在多种文化行为中都可以看到。以上所述的两种暴力呈现方式审美价值不同，社会效果也不一样。

评价看待

受“暴力美学”的影响，近年来出品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对暴力（武打动作）的处理也出现了舞蹈化、诗化、表演化的倾向，人们在观看武侠影视剧的时候，仿佛是在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武舞表演，血腥、凶残的暴力场面有时反倒呈现出一种视觉的美感，进而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
“暴力美学”是后现代主义四个审美特征中的“主体消失”在影视创作中的体现，这两个矛盾的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全新含义的词语。它将传统的主体意识弱化了，注重对暴力的细节及场面处理，呈现出反对权威、反对经典、反对主体创作意识、反对精英主义的特征。

代表作品

鬼才导演昆丁·塔伦蒂诺最著名的代表作，电影糅合了香港武侠片、美国西部片、日本动画片、中国武术、日本剑道等多种暴力元素，在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帮助下，动作场面极具观赏性，各种夸张的喷血镜头也让观众大呼过瘾，这部电影全球票房超过1亿美元。
由弗兰克·米勒、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昆汀·塔伦蒂诺三人联合导演的《罪恶之城》被誉为“暴力美学电影的巅峰之作”！这部电影无论故事、人物、动作场面都只能“酷”来形容！电影以极致艺术化的视觉设计手法直观表达了大量暴力过程和血腥场景，非但没有令人作呕的低俗感，反而让赤裸裸的暴力镜头变得忧郁凄美、韵味深邃。
《杀手阿一》，日本导演三池崇史的惊世之作，电影糅合黑社会、动作、符号艺术、黑色幽默、荒诞、心理剧、复仇、悬疑、SM文化、怪兽电影等等多种元素，暴力血腥镜头层出不穷，让观众看得心惊肉跳，三池崇史也因这部电影被广大影迷奉为天才导演。

由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黑客帝国》系列是科幻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而其中大量精彩的动作场面为影迷们津津乐道，“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加上好莱坞的电脑特技，让《黑客帝国》的动作场面极具艺术感和创新性，电影并没有血腥镜头，只追求打斗的华丽和动作的酷感。

吴宇森是最早被贴上暴力美学标签的导演之一，他在80年代以极具个人风格的一系列枪战片扬名国际，其中《喋血双雄》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电影中独特的枪战场面设计、华丽的慢镜头、打不完的子弹、横飞四射的血浆都成了吴宇森电影的标志。1999年《喋血双雄》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亚洲十大经典影片之一。
《变脸》，吴宇森在好莱坞最成功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吴宇森将好莱坞枪战片的实战风格与自己的浪漫风格完美结合在一起，虽然舍弃了横飞四射的血浆，但强烈的音效加上经典的“吴式”慢镜头和依然打不完的子弹，依然令枪战场面富有美感，而且动作场面也更加宏大，汽车追飞机，快艇撞快艇，让观众目不暇接。《变脸》在1997年上映，全球票房超过2.45亿美元。
《座头市》，日本大师级导演北野武的经典之作，日本上映的票房数字超过30亿日元，影片荣获2003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影片称得上是日本电影中的暴力典型，出手迅捷的武士，遍地横亘的尸首，血流成河的战场——惨烈、 壮观、惊心动魄。电影中田园沉寂的环境与瞬间突然出现的暴力、鲜血与死亡形成鲜明对比，被誉为田园暴力美学。
《老男孩》，韩国黑暗大师朴赞郁扬名国际的经典作品，影片荣获200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电影中充满各种让人不忍直视的镜头，包括生吞章鱼、乱伦、拔牙、剪舌头等等，而主角崔岷植在走廊与几十人打斗的3分钟长镜头场面被影迷们奉为经典中的经典。

谢选骏指出：暴力美学的共产主义渊源——爱森斯坦最早是在1923年《石式左翼文艺战线》上提出“吸引力蒙太奇”的理念。其理论依据包括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列宁的电影工具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美国的蒙太奇技巧和方法。吸引力蒙太奇的主要思想，就是使用离开现实的，脱离情节的画面元素和组接方法，创造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表意明确的电影文本，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思想观念。暴力美学的共产主义渊源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共产主义是人渣时代的产物，是绝望的社会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毕加索的绘画大致上也属于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