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78年前就驳倒了左派史学 遗憾迄无人知》（2021-09-04 王干城）报道：
引言：陈寅恪先生七十多年以前已经驳倒了马克思的历史内因论，构成二十世纪对左派意识形态的有效阻击，与波普尔、哈耶克三足鼎立，遗憾至今未被学术界主流认知，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事件。
陈寅恪先生被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标杆。但是，他的史学成就究竟如何，至今没有准确的评估。其实他在78年前就驳倒了遗祸至今的左派史学，只是无人知晓。学术界不少人物都以他的同道自居，但并不了解他的史学的价值。
一、陈寅恪先生在1943年出版的著作中就驳倒了风行一时的左派史学理论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非常高，受到许多大家的推崇，有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有人说他是“自《资治通鉴》以来一千年中国学术成就最高的史学家”。他为王国维先生所作的墓志铭八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了中国三代知识分子。
他的学术境界确实是非常高。用他的学生也是中国当代比较知名的一位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的话说叫“横无涯际，高不可及”。
但是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境界到底高在哪里呢？跟谁相比显得如此高企呢？学术界、文化界一直没有说透。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窗户，一直没有捅破。大致二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前后，我对老子的思想及中国历史的特征大致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认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对于历史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主要是外因的作用，而近百年的中国史学内因论占了主流。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有幸读到陈寅恪先生出版于1943年的一本书叫《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发现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跟这本书里面的思想不谋而合。而且就是在这本书的导言里，也就是唐振常先生所作的导言，读到了他对于老师这样的评价：“横无涯际，高不可及”。但是究竟怎么高？怎么远？跟谁相比？他没有说明，起码没有说透，而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看清楚了。
抗日战争末期，国共两党已经拉开架势准备生死一搏的时候，他推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当时左派史学如日中天甚嚣尘上，陈先生这部著作其实是对左派史学的一个有力反击。实际上他占了上风，已经驳倒了左派史学，他自己对此也具有十足的信心。反观最近七十年的历史，显得那么荒唐，我们为这段历史感到遗憾和悲哀……。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在1943年出版的这样一个小册子，已经驳倒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左派史学，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论。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就逐渐地形成了左与右的竞争。左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执政党，右派也就是至今依然存在于台湾的国民党。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界各个方面的攻占，最后都占了上风，包括文学、史学、经济学各个方面。在史学界，当时相当著名的几位史学家，比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各领一时风骚，都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标榜自己。他们这一派的思想对于推动这个党最后夺得天下，应该说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在那个时代，左派史学相对于其他学派，尤其是右派史学，占有优势地位。可以这样说，首先是左派思想战胜了右派思想，然后才有左派政党战胜右派政党。
在当时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派思想被左派思想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出版了这部著作，对左派史学做出了有力地批驳。他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深湛的思考，在1943年默默无声地出版了这本小书《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非常谦逊地称之为《述论稿》，意思是部尚未最后完成的作品。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一个学术提纲而已。但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十万字都不到，在今天看来其实就驳倒了那时风光无两的左派史学，在当时，不仅中国，而且在世界史学界，都不可多得。
左派史学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把人、把社会看成机器。认为它有自己发展的规律，而人只能循着这种规律往前走，不可能摆脱这种规律。这种理论的结构有三层，第一层是辩证唯物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又是由内部矛盾推动着辩证发展的；第二层是历史唯物论，即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也由内部矛盾所推动；第三层是阶级斗争论，即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左派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在内部，叫“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内因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各种因素。三千年中国古代史被视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史，正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展开。今天我们看来，第一，从来没有存在过长期不变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史实。第二，更不存在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实证。三千年历史几乎是在恶性循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特定时段或许存在过，但结果正相反，在文化上经常是倒退，而不是前进；在政治制度上往往是同样愚昧，如果不说更加愚昧。
陈寅恪先生在那个时代以自己的研究与思考，独立地推翻了左派史学理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史学成就啊！可惜在那样一个左派大潮汹涌澎湃的时候，他的声音太孤单、太轻微，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注意，起码关注到这一重大思想成就的人非常之少，不足以形成对当时的左派理论有力地回击。因此，就像历史上屡屡发生的情形，一种伟大的思想在它产生的时候，往往大家并不觉得它伟大。它的价值常常是许多年之后才被社会逐渐理解。比如艺术上梵高的绘画，在他有生之年好像只卖掉了一两幅，而且是他的弟弟帮他卖掉的，这里面有没有操作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梵高是怎么死的？可以说是郁闷死的，是穷死的。在精神上得不到那个社会的承认，在经济上穷困潦倒，年纪不大就死掉了。但是今天西方绘画卖得最贵的就是梵高的作品，一幅画经常卖到上亿美元，经典作品能卖几个亿，你找谁说理去？这样的例子还多得是，再比如遗传学，是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最早发现遗传现象的孟德尔是天主教的一个神职人员，在教堂里边独立研究出生物的遗传现象。他的手稿就是在其去世几十年之后才被发现的，引起了科学界的重视，这才创立了遗传学这么一门学科。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思想的价值。他也是孤独而死，像梵高一样，孤寂落寞地离开了人世。再如中国的老子，两千五百年过去了，其思想至今还未被时代完整认知。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可以说与此类同，长期被左派史学的大潮淹没着，寂然无声。即使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最好的时期，陈寅恪先生被重新挖掘出来，他的史学思想仍然没有被彻底理解。他为王国维先生所做的墓志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十年来知识分子耳熟能详，奉若圭臬，好像谁不聊聊这八个字，就不配称作知识分子。但是，对他的史学思想的高度，至今都没有准确而清晰的认识。今天我希望能把陈先生的学术水平的高度给大家地揭示出来。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原来陈寅恪先生在1943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具有这么高超的思想水平！让我们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大影响的史学文化思想，给以清醒的反省。
二、陈寅恪先生的家世注定了他要肩起维护中国文化尊严的重任，他漂亮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能有这么高超的学术成就呢？一个方面是他的家世非同凡响；第二个是他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就家世而言，比较显赫就是从他的祖父开始。他的祖父叫陈宝箴。年纪轻的时候，像左宗棠一样没有得到功名，没有考取进士，但是非常有学问，非常有见识，也非常有能力。像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湘军一样，陈宝箴就在江西跟自己的乡贤联合起来组织民团，对抗太平军。那个时候他就深得曾国藩赏识，被曾国藩评价为“海内奇才”。后来正因为对于他那么赏识，结果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了。所以陈寅恪先生的奶奶是曾国藩的女儿，可见家世多么显贵。后来陈宝箴在仕途上最高做到了湖南巡抚。一个没有功名的人，居然做到了这样一个位置，足见其学识、事功之卓越。
陈寅恪父亲叫陈三立，与谭嗣同、谭延闿等并称为“清末四公子”，也非常有才。尤其是他的古体诗写得非常好，可以说冠绝一时！那个时代还没有新诗，他被称为中国古体诗最后一代的代表人物，士林称为“散原先生”。
我们知道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位学生非常有名，叫钱钟书。因为他特别好学，特别会学，在当时的清华就认为高过许多教授。当然后来他的学术成就确实很高。晚年留下了一部书叫《管锥编》，足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因此这个人非常骄傲，眼睛长在脑门上，当时中国士人几乎没人能入他法眼的。但是他在讲中国古典诗词的时候，居然对近代诗人陈三立赞不绝口，认为他的诗堪称一代楷模，足见陈三立的诗确非徒有虚名。陈寅恪先生有这样的祖父，有这样的父亲，不仅是名显一时，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士大夫的使命感，这个家族是与中国文化的血脉、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他到了青年时代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学位的概念，一心求天地学问救华夏文明。
从1913年到1926年这十三年里，陈先生先在欧洲游学，读了欧洲比较著名的几个大学，包括德国的洪堡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第二次出国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所以大家评价说他是读遍了欧美的著名大学。学问怎么样呢？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游学是游而不学”。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里就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物方鸿渐，游而不学，混文凭给家里交差。陈寅恪先生当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学，而且是孜孜以求，如饥似渴，根本没有拿学位的时间和心情。往往在一个大学他要跟某个老师学习，等他把这个老师的学术思想学到手之后，他立马学下一个学科，找下一个名师，根本来不及等五年时间跟着一个老师获得博士学位。学位对他如浮尘粪土。他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把欧美的文化学术学到手，用于帮助多灾多难的中国走向文明和复兴。他是带着问题、带着社会拯救意识在读书，跟一般奔着学位去的读书人截然不同。
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他的学问到底如何呢？仅举语言为例，他居然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要知道其中好几种语言都已经不使用了，只有极少数专业学者才掌握。我们知道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季羡林先生。他之所以著名，在学术上有这么显赫的地位，就是因为他精通古印度文化和语言，在中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当然钱钟书先生也是个语言奇才。他们两人在学术思想上跟陈先生都不能比。因为他们只有知识，而陈先生有一整套思想。所以他的学生唐振常先生说老师的学问“横无涯际，高不可及”。如果说钱钟书、季羡林先生的学问是大江大河，陈先生的学问就是大海，深不可测。这样说绝不是鄙薄钱、季两位先生。
这部薄薄的小册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有自己独特的创见，足以驳倒压倒一个时代的左派史学。
1939年秋，陈寅恪、唐筼(yún)夫妇与三个女儿避难香港。
三、陈先生以可靠的史实无可辩驳地推翻了左派史学——历史发展内因论
陈寅恪先生在这部书里边主要表达了两个思想：
1，唐代的盛衰与周围国家的盛衰具有连环性
2，唐朝政治制度的设置主要为了因应对外关系
我们一想到唐朝，不由自主的跳出这么几个词来，大唐、盛唐、大唐盛世等等。天然地有这么一种概念，感觉李世民家族有多么了不起，所以在中国创建了这么一个伟大的朝代，不仅内政修明，对外也足以征服周边的国家，叫万邦来朝。难道唐朝的兴盛就是因为李氏家族比较厉害吗？不可否认李氏家族确实比较厉害，具有血缘和文化上的优势。陈先生这部书分上、中、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专门研究了李世民家族的渊源，说他们自称陇西李氏，实际上是汉族与北方民族混融的家族，到了李世民至少四分之三的血统都是北方民族，而不是汉族。第二方面，他所承接的朝代隋朝，隋朝所承接的朝代北周，其实都是以北方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朝代。因此，唐朝不是一个汉民族的朝代，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因素可以说是一个北方民族为主的朝代。
李家的血脉和文化固然很重要，但是仅仅这个因素，并不能使唐朝延续那么久，而且经常非常兴盛。什么原因呢？陈寅恪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抽丝剥茧，揭示出了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唐朝在某一个时段比较兴盛，把周边的一些兴盛一时的王朝都给打败了。原因往往不仅仅在于唐朝本身兴盛，而在于周边的国家自己出了问题，比如一直给唐朝形成巨大威胁的吐蕃，曾经兴盛一时。为了维系与吐蕃的和平友好关系，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吐蕃疆域有时候很大，把今天的甘肃青海以及四川的西部，云南的一些地方，都给囊括了。但是，后来吐蕃也受到唐朝的致命打击，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吐蕃自身发生了分裂。他的首领昏庸无道，自己本身发生分裂、冲突，然后崩溃，唐朝借机联络周边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回纥一起围攻，取得了大胜利。这样，吐蕃对唐朝的威胁中后期就不复存在了。
另一个比如东北的高丽。当时东北有三个国家：百济、新罗、高丽。高丽是面积最大的、最强盛的。他的疆域是今天我们中国东北的大部分。所以整个辽东就是辽河以东，几乎都是高丽的疆域。在隋朝的时候，隋炀帝杨广曾经四击高丽都不成功，而且因为对高丽的战争最后拖垮了隋朝。唐朝兴起之后，李世民文治武功不可一世，曾经亲征高丽却无功而返，因为那时候高丽政治清明、同仇敌忾。到了他儿子高宗主政才把高丽攻灭，也不是因为高宗胜于太宗，而是因为高丽内部两个王子发生内斗，结果高宗御驾亲征攻打高丽的时候，这两个王子非常没出息，都主动投降唐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高丽才给攻灭了。过后不久高丽又重新站起来了，也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而是因为唐朝没有足够的力量驻扎东北长期控制，因为这时候西边的吐蕃是更大的威胁，需要全力以赴才能控制局面，无暇东顾高丽。所以唐朝之所以强盛，主观因素固然很重要，周边国家自己的内乱，周边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帮了唐朝很大的忙。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是这样此消彼长，起伏不定，往复循环。陈寅恪先生由此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唐朝的盛衰跟周边国家的盛衰具有复杂的连环性，而不是单向度的关系。绝对不是唐朝一直兴盛。而且他的兴盛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单方面的原因。
这个发现为他的历史外因论奠定了第一块牢不可破的基石，虽然他这本书比较薄，但是他所列举的各种史料，足以让他这个结论扎扎实实地树立起来。
陈寅恪先生的第二个结论是，唐朝的内政、政治制度，不是自己关着门，完全靠内部因素建立起来的。而往往是跟对外关系有密切的关系，是为了因应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建立的。
1，府兵制
首先，唐朝曾经兴盛一时的府兵制，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就是为了长期稳定自己的边防而制定的。
唐朝的核心区域在关中，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及其周围地区。但是这个地方面临着来自西部和西北部的危险。西部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当时叫做吐蕃。西北就是今天的甘肃、新疆，当时主要的民族叫回纥。为了稳定关中，不受致命的危险，在当时吐蕃非常兴盛的时候，不能给吐蕃正面对抗，就把自己的手臂向西北延伸出去，延伸到新疆甚至中亚，直达葱岭，而且建立了一个自己的行政边区，叫安西都护府。这样就在吐蕃的北面给它有力的钳制。然后再与吐蕃的南面以今天的云南以为中心的王朝南诏交好，这样南北共同夹击吐蕃，使他不敢妄动。南诏兴盛的时候疆域曾经也很广大，达到今天的广西，南面到了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些地方，北面到了四川的西南。新疆再往西有个大国叫大食，就是今天的伊朗。与唐朝遥相呼应。这样三个王朝就形成了对吐蕃的一个包围圈。这样，唐朝政府在西安在关中才能够安然无虞啊！
显然，安西都护府的设立不是单方面疆土扩张，而是为了对付吐蕃。当时交通技术非常落后，为了稳定整个西北边防，只能实行府兵制，让士兵战时为兵，平时为农，长期扎根，因为不便于经常调防。可见唐朝的府兵制不是因为内部因素设立的，而是为了因应对外的关系。
2，马缣交易
唐朝中后期，马与缣的贸易，成为非常沉重的一个财政负担。怎么回事儿呢？就是在唐朝的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从盛唐开始走向晚唐。这时候对于唐朝最大的威胁不再是吐蕃，而是帮助唐朝重新恢复统治的回纥。
在吐蕃的北面，由于唐朝无力攻伐，慢慢形成了一个大民族叫做回纥，又叫回鹘。今天回族的称呼在文化上就是从那儿传下来的。这个王朝曾经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为了报答回纥的这一助平之功，唐朝答应给他们大量的馈赠表示感谢：每年送他们十万匹马，一百万匹的缣，也就是一种帛。不仅如此，还允许他们每年用马到内地来换他们需要的商品，主要是这种帛。因为回纥生活在今天的甘肃啊、青海啊这块地方，以游牧为业，不生产缣帛，依赖于大唐给自己供应。除了上述馈赠，每年还要用上万匹马来交换，一万匹马要换四十万匹缣帛。这对唐朝的财政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因为和平时期马匹没有用处。这种不公平交易加速了唐朝的衰败。这种制度显然不是唐朝乐意的，而是与回纥的关系强加给唐朝的。这一制度也证明了内政是为了因应外交。
3，胡商
唐朝的首都长安，尤其是中后期，常住数千来自中亚地区的商人，称“胡商”。他们特别善于做生意，对于首都的经济有重大的影响。因为胡商善于经营，盈利丰厚，挤占了长安本国商人的经营。而且有时候违法乱纪，造成社会问题。汉族人对他们很不满，但唐朝不能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受回纥的保护，是回纥的一个重要利源。显然，这种允许胡商常住长安经商的制度也是唐朝与回纥的关系的一个结果。
4，黄巢与南诏
第四点，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唐朝是怎么衰败的？是因为农民阶级起来搞农民起义，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典型的就是黄巢起义。几十年教科书一直这样写，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就是唐朝内部阶级斗争推翻了唐朝，推翻了腐败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唐朝中晚期上下矛盾都是外部关系引导的结果。比如黄巢起义是怎么起来的？就是因为在唐朝晚期，西南方向的南诏崛起，经常侵夺唐朝的土地、物产甚至人民，为了对抗这种外部侵略，不得不征夫敛财，加剧对人民的榨取，这样一来，就把已经穷困潦倒的农民再恶狠狠地搜刮一遍，农民能不起来造反？实在是没有生路了呀。我们看杜甫的“三吏”、“三别”，“募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捉人干嘛呀？捉人不是去兴修水利，也不是为皇帝盖宫殿。捉人是到边境上打仗，要么去当兵，要么去当民工。政府与百姓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以承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黄巢起义如燎原之火，燃遍大唐的锦绣河山。所以，不是黄巢起义引来了南诏的入侵，而是南诏的入侵导致了黄巢起义。唐朝之所以垮台，归根结底不是垮在内乱而是垮在外患。所以宋代编撰《新唐书》的宋祁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陈寅恪先生以为然，他引用了这句话作为全书的结语。
由这四个方面的史实，雄辩地证明唐朝制度的变化都是为了因应对外的交往，而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出于内因。所以唐王朝的败亡归根结底是外患导致的。
四、陈先生以史学研究雄辩地驳倒了左派理论，与哈耶克、波普尔三足鼎立，共同完成了人类理性二十世纪对左派理论的阻击
我们知道社会学有一个惯常的研究方法叫案例研究，至今都还是主流方法，对于一百多年来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这种左派史学，或者叫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内因论，如果你跟他在哲学上、在纯理论上进行辩驳，很难辩得清楚。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他说唯物论，你说唯心论，你能驳倒他吗？他说内因是根据，你说外因更重要，能说服他吗？而陈寅恪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跟你进行这种纯理论的辩驳。他就拿唐朝的衰亡进行一个案例研究，扎扎实实地得出了这样一个铁一般的结论，你推翻不了：唐朝的衰落和覆亡，外患是主导性因素。陈寅恪先生这一本书就足以推翻兴盛一时的左派史学。
中共于1949年建政之初，陈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做教授，后来并入了今天的中山大学。那时候执政党的高层还是比较尊重人才的，能够礼贤下士。知道当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不能忽视的。知道他没有出走海外，顶层决策者就请陈先生到北京任职。这时候陈先生提出了一个条件，你让我到北京去当教授做研究可以的，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能逼着我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研究历史。如果你们这么逼着我，那我就不去了。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因为那个时候各方面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你怎么可以例外啊？在那个对这个主义举世称颂的时代，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能够那么牛啊？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清高在冒泡，而是因为他通过自己在1943年出版的这一本书已经驳倒了马克思的史学理论。真正的学者在学术上那是“当仁不让于师”啊，何况是外国人呢！我在理论上已经把他驳倒了，你让我在研究中还以他的理论为指导，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
我们前面已经交代，陈寅恪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有那么名重一时的祖父和父亲，他是以中国文化的当代代表自居的。我不能向你流行一时的左派史学、左派理论低头，因为我已经驳倒你了。我的骄傲不是我本人的骄傲，而是代表中国文化的骄傲！
在那个时代有不少知识分子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者自任，比如梁漱溟先生、熊士力先生、钱穆先生等。他们都有对中国文化的忧患和自信，都有文化上的责任感。但是，如果从学术成就上来说，能够扎扎实实地驳倒西方的流行理论，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使自己在理论上卓然成家，应该说唯有陈寅恪先生做到了。由此我们才能够倒过来理解唐振常先生所说的陈先生的学问“横无涯际、高不可及”是什么意思。就是远远地超越了他所在时代。不仅驳倒了红极一时的左派史学、左派理论，包括那些名重一时的本位派思想家，跟陈先生都不能相比。因为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只知中学不知西学。而陈先生是东西打通，并且驳倒了西方的主流理论。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是左右两派思想两种社会思潮相互冲击争胜的时代，西方两位思想家给予左派理论以沉重的打击，一位是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他从经济学方面沉重打击了左派理论。一个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他以“证伪论”有力地驳斥了左派哲学。对左派理论同等力度的辩驳，在西方尚没有第三位，有之，就应该说是陈寅恪先生，他从史学方面证明了左派理论的荒谬。因此，二十世纪抗击左派理论的思想家，陈寅恪先生三居其一。此举不仅为当代中国人保住了脸面，而且为中国文化争得了尊严。
陈寅恪先生以唐朝的兴衰为案例揭示了外因对中国历史的主导作用，不仅驳倒了当时占压倒地位的左派理论，对准确评价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也有重要启示，因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思想就是“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历史的落后”，实际情况则正好是颠倒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哀鸣“陈先生的史学思想如此卓越，至今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准确认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陈寅恪在78年前就驳倒了左派史学，遗憾迄无人知”。但是，上文作者王干城却不能深入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就是“陈寅恪身首异处，所以无法成为大师了”。那么，什么叫做“陈寅恪身首异处”呢？我认为，这就是陈寅恪的“知行不能合一”所致——你陈寅恪既然在78年前就驳倒了左派史学，为何又在左派政权之下天天洗脑，发表不实之词呢？这个做法怎么可能成为大师呢？
王干城既然宣称“陈寅恪先生七十多年以前已经驳倒了马克思的历史内因论，构成二十世纪对左派意识形态的有效阻击，与波普尔、哈耶克三足鼎立，遗憾至今未被学术界主流认知，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事件”，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波普尔、哈耶克这俩人是怎么回事——
卡尔·波普尔出生于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波普尔因而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被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封为下级勋位爵士，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1982年，波普尔获颁荣誉侍从勋章。
至于哈耶克，也是差不多的履历——从奥地利到英国的。
他们都是作为奥匈帝国的思想碎片，而“教化英美”的。
陈寅恪岂可得乎？
你尊毛太祖，我说毛太猪——陈寅恪等墙内知识分子既然“身在猪圈之中”，即使“首级还在自由世界”，也不可能言论自由了，甚至思想自由的权利也自动上交了！如此一来，做人都难，岂能大师？
谢选骏如此解答了上述“值得研究的文化事件”，有没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