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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

标新立异也无法超出《圣经》的范围



第九章 笛卡尔

 


若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通常都把他看成是近代哲学的始祖,我认为这是对的。他是第一个禀有高超哲学能力、在见解方面受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深刻影响的人。固然,他也保留了经院哲学中许多东西,但是他并不接受前人奠定的基础,却另起炉灶,努力缔造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未曾有的事,是科学的进展带来的新自信心的标志。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息。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之间,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教师,沾着这行职业素有的职业优越感。笛卡尔不以教师的身分写哲学,而以发现者和探究者的姿态执笔,渴望把自己的所得传达给人。他的文章笔调平易不迂腐,不是供学生们念的,而是给一般生活中明白事理的人看的。并且,这还是一种异常出色的文笔。 

近代哲学的开拓者有这样可佩的文学感,对近代哲学来讲是很可庆幸的。直到康德以前,在欧洲大陆上和在英国,他的后继者们都保持他的非职业资格,其中有几人还保持几分他的笔风特长。


笛卡尔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握有一份还相当可观的地产。笛卡尔在父亲死时继承了遗产,他把地产卖掉,拿钱来投资,得到一笔每年六千或七千法郎的收入。从1604年到1612年,他在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校受教育,这学校给他打下的近代数学根底,比当时在大多数大学里能够获得的根底似乎还强得多。1612年他到巴黎去,感觉巴黎的社会生活烦腻,于是退避到郊区圣日耳曼的一个隐僻处所,在那里研究几何学。然而朋友们刺探出他的踪迹,他为了确保更充分的安静,便在荷兰军里入了伍(1617)。由于那时候荷兰正太平无事,他似乎享受了两年不受干扰的沉思。不过三十年战争一起来,他加入了巴伐利亚军(1619)。就在1619年到1620年之间的冬天在巴伐利亚,他有了《方法论》(DisA coursdelaMé;thode)中他所描述的那种体验。因为天气苦寒,他早晨钻进一个火炉子,整天呆在里面潜思;据他自己述说,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哲学已经半成。不过这话我们也不必太拘泥字义去理解。苏格拉底惯常在雪地里终日沉思,但是笛卡尔的头脑只当他身暖时才起作用。


1621年他结束了战斗生活;访问过意大利之后,1625年定居巴黎。但是朋友们又偏要在他起身以前拜访他(不到中午,他很少下床),所以在1628年他加入了正围攻余格诺派要塞拉罗歇尔的军队。当这段插曲终了时,他决定在荷兰居住,大概为逃避迫害的危险。笛卡尔是个懦弱胆小的人,一个奉行教会仪式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同样犯了伽利略的那种异端。某些人认为他耳闻到了对伽利略的第一次(秘密)判罪,那是1616年发生的事。不管是否如此,总之他决心不发表他向来致力写的一部巨著《宇宙论》(LeMonde),理由是它里面含有两个异端学说:地球自转和宇宙无限。(这本书从来没有完整地出版,只有其中若干片断在他死后刊行过。)


他在荷兰住了二十年(1629-49),除开有少数几次短时到法国和一次到英国访问不算,那都是为了事务去的。十七世纪时荷兰是唯一有思想自由的国度,它的重要性不可胜述。


霍布士只好拿他的书在荷兰刊印;洛克在1688年前英国最险恶的五年反动时期到荷兰避难;贝勒(《辞典》著者)也迫于必要在荷兰居住;斯宾诺莎假若在任何旁的国家,恐怕早不许他从事著述了。


我方才说笛卡尔是懦弱胆小的人,但是说他希望不惹麻烦,好清静无扰地作研究,这或许还比较温和近情些。他一贯阿谀教士,尤其奉承耶稣会员,不仅当他受制于这些人的时候如此,移住荷兰以后也如此。他的心理隐晦莫测,不过我总觉得好像是这样: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他也为教会本身,愿意促使教会不像在伽利略的事例中所表现的那样敌视近代科学。认为他的正统信仰不过是权宜之计的人也是有的;但是,这固然是一种可能对的看法,我以为这并不是顶可靠的意见。


即便在荷兰,他也难免要受到恼人的攻击,不是罗马教会攻击他,而是新教中的顽固人物攻击他。据云他的意见会导致无神论,倘若没有法国大使和奥伦治公出面干涉,恐怕他早受到迫害了。这回攻击既然失败,不几年后来顿大学当局又发起另一次不那么直接的攻击,它不问褒贬一律禁止提笛卡尔。奥伦治公再一次插手干涉,叫来顿大学休要无知。这说明由于教会从属于国家,而且由于非国际性的教会力量比较薄弱,给新教国带来如何的利益。


不幸,笛卡尔通过法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沙尼雨,和瑞典克丽斯婷娜女王开始了书信往还;克丽斯婷娜是一个热情而博学的贵妇,自以为她既然是君主,有权浪费伟人的时间。


他寄赠她一篇关于爱情的论著,这是直到那时候他向来有些忽视的题目。他还送她一个论灵魂的种种炽情的作品,那是他原来为巴拉丁选侯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写的。为这两个作品,女王请求笛卡尔亲临她的宫廷;他最后同意了,于是她派一艘军舰去接他(1649年9月)。结果原来是她想要每天听他讲课,但是除在早晨五点钟以外她又腾不出时间。在斯堪的纳维亚地方冬日的寒气里,这种不习惯的起早,对一个体质孱弱的人就不是顶妙的事。加上,沙尼雨又害了重病,因此笛卡尔去照料他。这位大使健康复原,但是笛卡尔却病倒了,1650年2月长辞人世。


笛卡尔一直未结婚,但是他有一个私生女儿,五岁上死去,他讲这是他平生最大的悲伤。他永远衣冠楚楚,佩挂一柄宝剑。笛卡尔不是勤奋的人,他工作的时间很短,也少读书。他到荷兰去的时候,随身没携带多少书籍,但是在带去的书里面有圣经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笛卡尔的工作仿佛是在短期间精神非常集中下做出来的;但是,也许他为了维持绅士派业余哲学家的面貌,假装比实际上工作得少亦未可知,因为否则他的成就似乎让人很难相信。


笛卡尔是哲学家、数学家、也是科学家。在哲学和数学上,他的工作重要无比;在科学方面,成绩虽然也值得称道,总不如同时代有些人的好。


他对几何学的伟大贡献是发明坐标几何,固然还不完全是最后形式的坐标几何。他使用了解析方法,解析方法是先假定问题已然解决,再审查此假定的种种结论;他并且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这两件事在他以前都曾经有人做过;关于前者,甚至在古代人中间也找得到做过的人。他的首创在于使用坐标系,就是用平面上一点到两条固定直线的距离来确定这点的位置。笛卡尔本人并没发现这个方法的全部力量,但是他的工作足以为进一步的发展铺平道路。这决非他对数学的唯一贡献,却是最重大的贡献。


他讲述了自己的大部分科学理论的书是1644年出版的《哲学原理》(Principiaphilosophiae)。不过还有一些其他重要书籍:《哲学文集》(Essaisphilosophiques)(1637)讨论几何学,也讨论光学;在他写的书里有一本叫《论胚胎的形成》(Delaeormationdueoetus)。他欢迎哈维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一直总希望自己在医学方面作出什么重大发现(然而没有实现)。笛卡尔把人和动物的肉体看成机器;动物在他看来是完全受物理定律支配、缺乏情感和意识的自动机。人则不同:人有灵魂,它蕴藏在松果腺内。在这里灵魂与"生命精气"发生接触,通过这种接触,灵魂和肉体之间起相互作用。


宇宙中的运动总量有一定,所以灵魂影响不了它,但是灵魂能改变生命精气的运动·方·向,因而间接地能够改变肉体其它各部分的运动方向。


笛卡尔的这部分理论被他的学派中的人废弃了——起先他的荷兰门徒格令克斯(Geulincx),后来马勒伯朗士和斯宾诺莎,都把它舍掉。物理学家发现了动量守恒,按动量守恒讲,在任何已知·方·向,全宇宙的运动总量是有一定的。这表示根本不会有笛卡尔所想像的精神对物质的那种作用。假定一切物理作用都带碰撞性质(笛卡尔学派很普遍地这样假定),动力学定律足够确定物质的运动,精神的什么影响完全没有插足余地。可是这引起一个困难。我决意要手臂动时手臂就动,然而我的意志是精神现象,我的手臂动却是物理现象。那么,假如精神和物质不能相互作用,为何我的肉体·俨·然·像我的精神支配着它在活动?对这问题,格令克斯发明了一个答案,通称"二时钟"说。假定你有两个都十分准确的钟;每当一个钟的针指整点,另一个钟就要鸣响报时,因此倘若你眼看着一个钟,耳听另一个钟的响声,你会以为这个钟·促·使那个钟打点。精神和肉体也如是。各自由神上紧弦,彼此步调取一致。所以当我起意志作用的时候,尽管我的意志并未实在作用于我的肉体,纯物理的定律促使我的手臂运动。


这理论当然有种种困难。第一,它甚是古怪;第二,既然物理事件系列由自然法则严格决定,那么精神事件系列和它平行,必定同样带决定论性质。这理论假如确实,就该有一种什么可能有的辞典,里面把每个大脑事件翻译成相应的精神事件。一个想像中的计算者可根据动力学定律计算大脑事件,再借助这"辞典"推断伴随的精神事件。即使没有"辞典",这位计算者也可以推断人的所言所行,因为这两项全是肉体的运动。这种见解跟基督教伦理及罪业降罚说恐怕很难取得调和。


不过这些结果并不是立刻就可以明了的。此一说看来有两点高明处。第一是,既然灵魂绝不受肉体的作用,所以这理论使灵魂在某个意义上完全不依附于肉体。第二是,它承认了"一实体对另一实体不能起作用"这个一般原理。实体有精神和物质两个,它们极不相似,其相互作用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格令克斯的理论否定相互作用的·实·在,却说明相互作用的·现·象。


在力学方面,笛卡尔承认第一运动定律,照这定律讲,物体若不受外力影响,要沿直线等速地运动。但是不存在后来牛顿的万有引力说里讲的那种超距作用。所谓真空这种东西根本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原子。然而所有相互作用全带碰撞性质。假使我们的知识真够丰富,我们就可以使化学和生物学化为力学;胚种发育成动物或植物的过程是纯粹机械过程。亚里士多德讲的那三样灵魂是不必要的;三样里只有一样即理性灵魂存在,而且仅存在于人类。


笛卡尔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神学上的谴责,发展起来一个宇宙演化论,跟柏拉图时代以前某些哲学家的宇宙演化论不无相像。他说,我们知道世界是如《创世记》中讲的那样创造出来的,但是且看它·本·可·能如何自然生成,也很有意思。笛卡尔作出一个漩涡形成说:在太阳周围的实空里有巨大的漩涡,带动着行星回转。这理论精妙倒精妙,但是不能说明行星轨道何以不是圆形的,而是椭圆的。漩涡说在法国得到了一般承认,逐渐地才被牛顿理论夺去它的地位。牛顿的《原理》最早的英文版的编订者寇次(Cotes)畅论漩涡说开启无神论的大门,而牛顿的学说需要有神使行星在不朝太阳的方向上运动起来。他认为根据这点,就该欢喜牛顿。


现在来讲就纯哲学而论,笛卡尔的两本最重要的书。这两本书是《方法论》(1637)和《沉思录》(Meditations)


(1642)。两书有很多重复,不必要分开谈。


在这两本书中,笛卡尔开始先说明一向被人称作"笛卡尔式怀疑"的方法。笛卡尔为了使他的哲学获得牢固基础,决心让自己怀疑他好歹总能怀疑的一切事物。因为他预料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若干时间,所以他决意在这段期间按普通公认的规矩节制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样,他的精神就免得受个人关于实践方面的怀疑所引起的可能后果的妨害。


笛卡尔从关于各种感觉的怀疑入手。他说,我能不能怀疑我正穿着晨衣坐在这儿炉火旁边?能,我能怀疑;因为有时候我实际赤身睡在床上(当时睡衣以至睡衫还没有发明),可是我梦见了我在这里。并且,精神病人往往有幻觉,所以我也可能处在同样状况。


不过梦这东西好像画家,带给我们实际事物的写照,至少按梦的各个组成要素讲如此。(你可能梦到带翅的马,但是那无非因为你见过翅和马)。所以说,一般有形性质,包括广延性、大小和数目之类的东西,不像关于个别事物的信念容易怀疑。算术和几何学讨论的不是个别事物,因此就比物理学和天文学确实;甚至对梦中对象来讲也适用,梦里的对象在数目和广延性方面与真实对象没有区别。然而,即便对于算术和几何,仍可能怀疑。说不定每当我来数一个正方形的边数或算二加三的时候,神就叫我出错。也许,甚至在想像中把这种不仁归给神,理不该当;但是难保没有一个既神通广大又狡猾欺诈的恶魔,用尽它的巧计聪明来蒙骗我。假使真有这样的恶魔,说不定我所见的一切事物不过是错觉,恶魔就利用这种错觉当作陷阱,来骗取我的轻信。


不过总还有某样事我怀疑不得;假使我当真不存在,任何恶魔,不管多么狡猾,也无法欺骗我。我可能不具有·肉·体;


这是错觉也难说。然而思维那就另是一回事。"当我要把一切事物都想成是虚假的时候,这个进行思维的'我'必然非是某种东西不可;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怀疑论者的所有最狂妄的假定都无法把它推翻,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疑地承认它是我所探求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


这段文字是笛卡尔的认识论的核心,包含着他的哲学中最重要之点。笛卡尔以后的哲学家大多都注重认识论,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说得精神比物质确实,而(对我来讲)我的精神又比旁人的精神确实。因此,出自笛卡尔的一切哲学全有主观主义倾向,并且偏向把物质看成是唯有从我们对于精神的所知、通过推理才可以认识(倘若可认识)的东西。欧洲大陆的唯心论与英国的经验论双方都存在这两种倾向;前者以此自鸣得意,后者为这感到遗憾。最近年来,称作工具主义的那派哲学,一直打算摆脱这种主观主义,但是关于这点目下我且不谈。除工具主义是例外,近代哲学对问题的提法有极多是从笛卡尔接受过来的,只是不接受他的解答罢了。


读者会记起,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一个酷似"cogito"的论点。不过他并不特别侧重这论点,打算用它来解决的问题也只占他的思想的一小部分。所以笛卡尔的创见应该得到承认,固然这主要还不在于创造这个论点,而在于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


现在既然获得了坚固的基础,笛卡尔便兴工重建知识大厦。已被证明是存在的那个"我",是由我思维这件事实推知的,所以当我思维的时候"我"存在,而且只有当我思维时"我"才存在。假若我停止思维,"我"的存在便没有证据了。


"我"是一个作思维的东西,即这样一种实体:其全部本性或本质在于思维作用、而且为了它存在并不需要有场所或物质事物。因此,灵魂与肉体全然两样,而且比肉体容易认识;


纵然没有肉体,灵魂也会一如现状。


笛卡尔然后自问:"cogito"这样明白,是什么缘故呢?他的结论是,那无非因为它清晰而判然。所以他采取以下的原理当作一般准则:·凡·我·们·能·够·设·想·得·很·清·晰、·很·判·然·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的。不过他也承认,要想知道这种事物究竟是哪些个,往往有困难。


"思维作用"一词,笛卡尔按极广的意义来使用它。他说,所谓作思维的东西,就是这种东西:它怀疑、理解、设想、肯定、否定、意欲、想像和感觉——因为在梦里起的那种感觉也是思维作用的一种。由于思维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必定永远在思维,即使熟睡时也如此。


笛卡尔现在继续谈我们关于物体的知识这个问题。他以蜂巢里取出来的一块蜂蜡作为实例。各种感官觉得有些事情很明显:这块蜂蜡有蜜的味道、花的香气,有某种感觉得到的颜色、大小、形状,生硬冰冷,敲一敲发响声。可是你如果把它放在火近旁,尽管蜂蜡照旧是蜂蜡,这些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可见方才感官所觉得的并不是蜂蜡本身。蜂蜡本身是由广延性、柔软性、和可动性构成的,这些非想像力所理解,而精神则理解。蜂蜡这件·东·西本身无法感觉得到,因为它均等地含蕴在蜂蜡对各种感官显示的一切现象之中。对蜂蜡的知觉作用"不是看、触、或想像,而是精神的洞观"。我没有·看·见蜂蜡,正如我若看见大街上有帽子和外衣上身,不等于我看见街上有行人。"我纯凭位于我的精神中的判断力,理解我本以为我用眼睛看见的东西。"感官认识是混杂的,动物一样也持有;但是现在我剥下了蜂蜡的衣裳,凭精神感知它赤裸的本相。我通过感官看见蜂蜡,由这件事确实断定我自己存在,但不能断定蜂蜡存在。认识外界事物不可靠感官,必须凭精神。


由此又转而考察各类观念。笛卡尔说,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的观念与外界事物相像。("观念"这个词照笛卡尔的用法包括感官知觉)。观念·似·乎有三类:(1)生得观念,(2)非固有的、从外界得来的观念,(3)自己创造的观念。第二类观念我们当然假定它与外界对象相像。所以要假定这点,一部分因为"自然"教导我们如此想,一部分因为这种观念是不涉及意志(即通过感觉作用)而来的,因此,设想有某个外在事物把它的影像印在我心上,似乎也合理。但这两点是充分理由吗?在这个情况,我说"受自然的教导",意思无非是说我有相信它的某种倾向,并不是说我借自然之光看到这点。借自然之光所看到的无法否定,但是单单是倾向,那也可能倾向于错的事情。至于说感官观念不随意,这根本不成理由,因为梦虽然出于内部,却也不随意。可见,假定感官观念来自外界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


况且,同是一个外界对象,往往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例如感官所觉得的太阳和天文学家所相信的太阳。这两种观念不会都像太阳,根据理性知道,直接来自经验的那个观念,在两者当中一定是和太阳比较不像的。


但是这种种理由并未解决对外界存在置疑的怀疑论调。


唯有首先证明神存在,才能够做到这一步。


笛卡尔对神存在的一些证明并不怎么独出心裁,大体说都是从经院哲学来的。这些证明莱布尼兹叙述得比较好,所以我想先略去不谈,等讲到莱布尼兹的时候再讨论。


神的存在既然证明之后,其余的事情便畅行无阻了。因为神性善,他不会像笛卡尔为当作怀疑的理由而想像的那个好欺诈的恶魔一般作为。那么,既然神给了我如此强烈的心向相信物体存在,假使物体并不存在,他岂不欺哄人;所以物体存在。不仅如此,神必定还给予了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我在应用"清晰、判然的就是真的"这条原理时运用这种能力。


因此我便能够懂得数学;我如果记住,我必须单凭精神去认识关于物体的真理,不应当精神、肉体联用,我又能够懂得物理学。


笛卡尔的认识论的建设性部分远不如在前的破坏性部分有味。建设性部分利用了如"结果决不能比其原因多具备完善性"之类各色各样的经院哲学准则,这种东西不知怎么回事会逃过了起初的批判性考查。尽管这些准则比人自己的存在确实少带自明性,却没举任何理由就承认了,而自身的存在倒大吹大擂地·证·明了一阵。柏拉图、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的著作含有《沉思录》中大部分肯定性的东西。


"批判的怀疑"方法在哲学上非常重要,尽管笛卡尔本人只是三心二意地应用这方法的。按逻辑讲,显然怀疑要在某处止住,这方法才能够产生积极结果。假若逻辑知识和经验知识双方都得有,就必须有两种怀疑止点:无疑问的事实和无疑问的推理原则。笛卡尔的无疑问的事实是他自己的思维,按最广的意义使用"思维"这个词。"我思"是他的原始前提。


这里"我"字其实于理不通;他该把原始前提叙述成"思维是有的"这个形式才对。"我"字在语法上虽然便当,但是它表述的不是已知事项。等他再往下讲"我是一个作思维的·东·西",这时他已经在漫无批判地应用经院哲学传下来的范畴工具。他在什么地方也没证明思维需要有思维者,而且除按语法上的意义来讲,并没有理由相信这点。可是,不把外界对象而把思维看成是原始的经验确实项,这一着决断非常重要,对后来的一切哲学有深刻影响。


笛卡尔的哲学在另外两点上也重要。第一,它完成了、或者说极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松果腺里的那种奇妙事务被笛卡尔的信徒们抛弃了,且不去管它;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精神不推动肉体,这是个新颖想法;按明白形式说出于格令克斯,但是潜在上出于笛卡尔。


有了这想法便能够讲肉体不推动精神,此其一利。关于肉体感到渴的时候为什么精神觉得"难过",《沉思录》中有不少议论。笛卡尔主义的正确解答是:肉体和精神好似两个钟,每当一个钟指示出"渴",另一个钟指示出"难过"。然而从宗教观点看,这理论有一个严重的不利;这就转入上面我提及的笛卡尔哲学的第二特征。


笛卡尔哲学在关于物质界的全部理论上,是严格的决定论。活的有机体完全和死物一样受物理定律支配;不再像亚里士多德哲学,需要有"隐德来希"(entelechy)或灵魂来解释有机体的生长和动物的运动。笛卡尔本人只承认了一个小小例外:人的灵魂通过意志作用,虽然不能改变生命精气的运动量,能够改变它的运动方向。不过这一点违反他的体系的精神,也证实和力学定律抵触,因此被人抛弃了。结果是,物质的一切运动由物理定律决定,又由于平行关系,精神事件也必是同样有定的。这一来,笛卡尔派关于自由意志问题就感到棘手。而对笛卡尔的科学比对他的认识论更注意的人,不难把动物是自动机之说加以推广:何不对于人也一样讲法,将这个体系作成首尾一贯的唯物论,简化这体系?在十八世纪,实际走了这一步。


笛卡尔身上有着一种动摇不决的两面性:一面是他从当时代的科学学来的东西,另一面是拉夫赖士学校传授给他的经院哲学。这种两面性让他陷入自相矛盾,但是也使他富于丰硕的思想,非任何完全逻辑的哲学家所能及。自圆其说也许会让他仅仅成为一派新经院哲学的创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


谢选骏指出:我的《思想主权论》,是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39)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思”、“我思”、“思想”,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思”、“我思”、“思想”不是一个骗局呢?不是一个笛卡尔那种人为我们所设立的骗局呢?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是庄周梦蝶呢,还是蝶梦庄周呢?做梦的时候,是没有自我意识的。除非,假定了上帝的先在,“思”也就不再可能是一个幻觉了,而是一个主权了。

(040)写在纸上的意识(思)就不再是意识(思)了吗?念在嘴里的意识(思)就不再是意识(思)了吗?否则,存在于脑中的意识(思)又怎么可能是意识(思)了呢?

我怀疑我的怀疑!因此“我思”无法证明“我在”,只是再次否决了我在。于是我需要无中生有的客观,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这也是虚妄的。因为我的客观仅仅是我的幻觉。于是我要寻找一个回答者,来消除我的怀疑,来证明世界不是我的幻觉,来证明那不仅仅是我的思。——你答故我在,压抑故反压抑。“思”是不一定需要一个主体的,“思”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客体”——那就是“并非存在(而是创造存在)”的上帝。于是,思想就是上帝,是超越了偶像的至高者,是自我摧毁、自我认定的神圣。

(41)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1.太初有道,2道与神同在,3道就是神。”,形成一句简练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翻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谢选骏指出:1、“(我)思”翻拍了“太初有道”,2、“(我)在”翻拍了“道就是神”:因为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3、“故”隐含“道与神同在”,作为“太初有道”与“道就是神”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因为“道”见证了“神”的存在,正如“思”见证了“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在笛卡尔的这个翻拍过程中悄然取代了神本主义,但即使如此偷梁换柱,脱胎而来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在谢选骏看来,正因为“我思、故、我在”承袭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陈述,所以也就顺利切入了欧洲人习惯的思路,同时又因为推陈出新的表述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拍手叫绝。

谢选骏指出:五百年来欧洲人的所思所想,无论如何标新立异,始终无法超出《圣经》的范围;不仅笛卡尔如此,康德、黑格尔、尼采也是这样。——这就是我“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全球政府将是各国利维坦的克星

西方哲学史第三卷


第八章 霍布士的利维坦

 


霍布士(Hobbes,1588-1679)是一个不好归类的哲学家。他也像洛克、贝克莱、休谟,是经验主义者;但霍布士又和他们不同,他是个赞赏数学方法的人,不仅赞赏纯数学中的数学方法,而且赞赏数学应用中的数学方法。他的一般见解宁可说是在伽利略的默化下、而不是在培根的默化下形成的。从笛卡尔到康德,欧洲大陆哲学关于人类认识的本性,有许多概念得自数学;但是大陆哲学把数学看成是不涉及经验而认识到的。因此大陆哲学也像柏拉图派哲学一样,贬低知觉的地位,过分强调纯思维的作用。在相反方面,英国经验主义很少受数学影响,对科学方法又往往有不正确的理解。 

这两种缺点霍布士全没有。一直到现代,才出现一些其他哲学家,他们虽是经验主义者,然而也适当着重数学。在这方面,霍布士的长处很伟大。可是他也有严重缺陷,因此便不可能把他真正列入第一流。他不耐烦做微妙细腻的事情,太偏向快刀斩乱麻。他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合乎逻辑,然而是靠删掉碍手的事实得到的。他有魄力,但是粗率。比较善抡巨斧,不擅长挥舞细剑。尽管如此,他的国家论仍旧值得细心研讨;因为它比以前任何理论,甚至比马基雅弗利的学说还近代化,所以更有仔细考究的价值。


霍布士的父亲是个教区牧师,性子坏又愚鲁无知;他因为在教堂门口跟邻教区的一个牧师争闹,丢了差事。这以后霍布士归伯父抚育。他熟读古典著作,十四岁时把幼利披底的《米底亚》(Medea)翻译成拉丁文抑扬格诗。(晚年,他自夸虽然他绝不引用古典诗人或雄辩家的句子,却并非由于对他们的作品欠熟悉,这是正当话。)他十五岁的时候入牛津大学,牛津教他学经院派逻辑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这两样东西到晚年成了勾惹他憎恨的怪物,他断言在大学里的年月没让他得到什么益处;确实,一般大学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受到抨击。1610年,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做了哈德威克勋爵(后来成为第二德芬郡伯爵)的家庭教师,伴随后者作"大周游"。就在这时候他开始知道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成绩,这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学生作了他的赞助者,一直到1628年逝世为止。霍布士通过他认识了本·琼生(BenJonA son)、培根、彻伯利的赫伯特勋爵(LordHerbertoe Cherbury),及其他不少重要人物。德芬郡伯爵死时遗留下一个幼子;伯爵死后,霍布士有一段时间住在巴黎,在巴黎开始研究几何学;随后,他又当了他从前的学生的儿子的家庭教师。霍布士同他到意大利游历,1636年在意大利访问了伽利略,1637年回英国。


《利维坦》(Leviathan)中表达的政治见解是极端的王党政见,霍布士抱这种政见已经很久了。当1628年的国会起草"权利请愿书"时,他怀着要显示民主政体诸种弊害的露骨意图,发表了一个修昔的底斯的英译本。1640年长期国会开会,劳德(Laud)和斯揣弗(Straeeord)被投入伦敦塔,这时候霍布士大为恐怖,逃奔法国。他在1641年写成、不过到1647年才出版的那本书《公民论》(DeCive),阐述的理论和《利维坦》中的理论本质上相同。他的这些意见的所由产生,不是实际起来的内战本身,而是逆料到的内战前景;不过,当他的忧虑实现时,自然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


在巴黎,他受到许多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科学家的欢迎。在笛卡尔的《沉思录》(Meditations)出版之前读过这书的人当中他是一个;他写出对这书的反对意见,笛卡尔把这些意见连自己的答辩一同付印。他不久又结交大批的英国王党流亡者,和他们往还。在1646年到1648年这段时间内,他教过未来的查理二世数学。可是当1651年他发表了《利维坦》,这书谁也不喜欢。书中的理性主义惹恼大多数流亡者,对旧教教会的猛烈攻击触怒了法国政府。霍布士于是悄悄逃回伦敦,归顺克伦威尔,避绝一切政治活动。


不过他在长长的一生中,无论这个时候,或在其它任何时候,总不空自闲过。他就自由意志问题跟布兰霍尔主教进行了论战;他自己是严格的决定论者。他由于对个人在几何学方面的能力估计过高,幻想他已经发现怎样"化圆为方";


在这问题上他极愚蠢,与牛津大学的几何学教授瓦里斯展开辩论。当然这位教授终于做到让他显得无知可笑。


在王政复辟时期,霍布士受到国王的同党中较不热诚的人的抬举,及国王本人的好待;国王不仅在自己屋墙上悬挂起霍布士的肖像,还授予他每年一百镑的恩俸——不过这笔钱国王陛下却忘记支付。大法官克雷伦敦对在一个有无神论者嫌疑的人身上加的这种恩宠感到愤懑,国会也觉得岂有此理。经过"瘟灾"和"伦敦大火",唤起了人民的迷信恐怖,这时下院指派委员会检查无神论著作,特别提到霍布士的作品。从此以后,关于惹争论的问题,他写的什么东西在英国也得不到印刷许可。连他那本取名《狴希莫司》(Behemoth)


的长期国会史,尽管讲最正统的主义,也只好在国外印行(1668)。1688年版的霍布士著作集是在阿姆斯特丹出的。他老年在国外的声望远远凌驾在英国的声望以上。为占用余暇,他八十四岁时用拉丁韵文写成一部自传,八十七岁时又出了荷马作品的英译本。我没有能够发现他在八十七岁以后再写什么大书。


现在我们来讨论《利维坦》中的学说,霍布士的声誉主要就在这本书上。


在这书刚一开头,他就宣布自己的彻底唯物论。他说,生命无非是四肢的运动,所以机器人具有人造的生命。国家——


他称之为"利维坦"——是人工技巧创造的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模造的人。这话不仅是要作为一个比喻,他还作了相当详细的发挥。主权就是人工模拟的灵魂。最初创造利维坦时所凭的协定和盟约代替了神说"我们要造人"时神的命令。


书的第一编论个体的人,以及霍布士认为必需有的一般哲学。感觉作用是由对象的压力引起的;颜色、声音等等都不在对象中。对象中和我们的感觉相应的性质是运动。他叙述了第一运动定律,然后立即应用于心理学:想像是衰退中的感觉,两者都是运动。睡眠时的想像作用便是作梦;异教徒的各种宗教是由于不分辩梦境和醒觉生活而产生的。(卤莽的读者也许要把同样议论用到基督教上,但是霍布士谨慎得很,自己不这样做。)相信梦寐预兆未来,是自欺欺人;信仰巫术和鬼,也是无中生有。


我们的一个个思想的前期后续不是任意形成的,受着定律支配——有时候是联想律,有时候是和我们的思考中的目的相关的一些定律。(这是决定论在心理学上的应用,有重要意义。)


会料得到,霍布士是一个十足的唯名论者。他说,除名目而外别无普遍的东西,离了辞语,什么一般概念我们也不能设想。没有语言,就没有真也没有假,因为"真"和"假"都是言语的属性。


他认为几何学是迄今创立的唯一真正科学。推理带有计算性质,应当从定义出发。但是定义里必须避免自相矛盾的概念,在哲学中可经常没有做到这点。例如,"无形体的实体"就是胡话。如果你提出神即"无形体的实体"当反对理由,这时霍布士有两个回答:第一,神非哲学的对象;第二,许多哲学家一向认为神有形体。他说,·一·般命题的所有错误出于悖谬(即自相矛盾);他举出自由意志观念,和干酪具有面包的偶性这种想法,作为"悖谬"的实例(大家知道,按天主教义,面包的偶性·能固属于非面包的实体。)


在这段文字中,霍布士流露出一种旧式的唯理主义。开普勒得出了一个一般论断:"行星沿椭圆绕日回转";但是其它意见,类如托勒密之说,在逻辑上也不悖谬。霍布士尽管敬佩开普勒和伽利略,但是对使用归纳法求得普遍定律这件事,一直没有正确领会。


霍布士和柏拉图相反,他主张理性并非天生的,是靠勤奋发展起来的。


他然后开始论各种激情。"意向"可以定义成动念的微小根芽;它如果趋向什么,就是·欲·望;如果趋避什么,是·厌·恶。


爱和欲望是一回事,憎和厌恶是一回事。一件事物是欲望的对象,大家说它是"好"的;是厌恶的对象,说它是"坏"的。


(可以注意到,这两个定义没给"好"和"坏"加上客观性;


如果人们的欲望相异,并没有理论方法调和分歧。)又有种种激情的定义,这些定义大部分立脚在人生的竞争观上;例如说发笑就是突如其来的大得意。对无形力量的恐惧,如果被公开认可,叫宗教;不被认可,是迷信。因此,断定何者是宗教何者是迷信,全在立法者。福祉离不开不断进展;它在于步步成功,不在于已经成功;所谓静态幸福这种东西是没有的——当然,天国的极乐不算,这已经超乎我们的理解力了。


意志无非是深思熟虑中最后余留的欲求或厌恶。也就是说,意志并不是和欲望及厌恶不同的东西,不过是发生冲突的情况中最强的欲望或厌恶罢了。这说法跟霍布士否定自由意志明显有连带关系。


霍布士与大多数专制政治的拥护者不同,他认为一切人生来平等。在任何政治也还不存在的自然状态下,人人欲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又欲得到支配旁人的权力。这两种欲望都受自我保全冲动主使。由于它们的冲突,发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把人生弄得"险恶、残酷而短促"。在自然状态下,没有财产、没有正义或不义;有的只是战争,而"武力和欺诈在战争中是两大基本美德"。


第二编讲人类如何结合成若干各服从一个中央权力的社会,从而免除这些恶弊。这件事被说成是通过社会契约而发生的。据设想,有许多人汇聚起来,同意选择一个主权者或主权团体,对他们行使权力,结束总体混战。我以为这种"盟约"(霍布士通常如此称呼)并未被看成是明确的历史事件;把它这样看待,与当前的议论的确也不切题。这是一种神话性的解释,用它来说明为什么人类甘受、而且应当甘受因服从权力而给个人自由必然要带来的种种限制。霍布士说,人类给自己加上约束,目的在于从我们爱好个人自由和爱好支配旁人因而引起的总体混战里得到自我保全。


霍布士研讨人类为何不能像蚂蚁和蜜蜂那样协作的问题。他说,同蜂房内的蜜蜂不竞争;它们没有求荣欲;而且它们不运用理智批评政府。它们的协和是天然的协和,但是人类的协和只能是凭依盟约的人为协和。这种盟约必须把权力交付一个人或一个议会,因为否则它便无法实施。"盟约离开武力只是空文"(威尔逊总统不幸忘记这点。)这盟约不是后来洛克和卢梭讲的那种公民与统治权力者之间的盟约,而是为服从过半数人要选择的那个统治权力者、公民们彼此订立的盟约。公民作出选择之后,他们的政治权力即告终止。少数派也和多数派同样受约束,因为这盟约正是说要服从多数人所选择的政府。政府一经选定,除这政府认为宜于许可的那种权利以外,公民丧失掉一切权利。反叛的权利是没有的,因为统治者不受任何契约束缚,然而臣民要受契约束缚。


如此结合起来的群众称作国家。这个"利维坦"是一个凡间的神。


霍布士欢喜君主制,不过他的全部抽象议论同样也适用于一切这样的政体:其中存在着一个无上权力,不受其它团体的法权的限制。单只议会,他倒能够容忍,但是他不能容忍国王和议会分领统治权的制度。这和洛克及孟德斯鸠的意见恰相反。霍布士说,英国内战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权力分配到国王、上院和下院的缘故。


这个最高权力,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议会,称作主权者。


在霍布士的体制中,主权者的权力没有限度。他对一切意见的表达有检查权。据假想,主权者主要关心的是维持国内和平;所以他不运用检查权压抑真理,因为与和平抵触的论调决不会正确(好个异常实用主义的见解!)。财产法应当完全随主权者的心意;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财产,所以财产是政府创造的,政府可以随意左右这种创造。


固然也承认主权者可能专制,但是哪怕最坏的专制政治总强似无政府状态。况且,在许多地方主权者的利害与臣民的利害本相同。臣民越富足,他越富足;臣民若守法,他就比较安全;等等。反叛是不该的,一则因为反叛通常要失败,再则因为倘若反叛成功,便留下恶例,教别人学反叛。他否认亚里士多德说的僭主政治与君主政治的区别;按霍布士的意见,所谓"僭主政治",无非是讲这话的人恰巧厌恶的一种君主政治罢了。


书中举出君主当政比议会当政可取的种种理由。他承认当君主的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冲突的时候,君主通常要顺从他的私利,但是议会也如此。君主可能有宠臣,但是议会的每个议员也难免有嬖人;因此在君主政治下,宠臣嬖人的总数多半还少些。君主能私下听取任何人进言;议会却只能听取议员们的意见,而且还是公开听取。议会中有某些议员偶然缺席,可以让别个党派获得多数,因而造成政策的改变。不仅如此,假若议会内部分裂,其结果可能就是内战。霍布士论断,因为所有这些理由,君主制最完善。


整个一部《利维坦》中,霍布士完全没考虑定期选举对议会为了议员的私人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的倾向可能起的钳制作用。事实上,好像他所想到的不是民主选举的议会,而是威尼斯大议会或英国上院一类的团体。他把民主政治按古代方式理解为必得一切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和行政;至少说,这似乎是他的意见。


在霍布士的体制中,主权者起初一选定,人民便最后退了场。主权者的继承,如同罗马帝国在没有叛乱扰攘时的惯例,须由主权者决定。他承认,主权者通常要选择自己的一个子女,或者若没有子女,选择一个近亲,但是他认为任何法律也不该限制他选其他人。


书中有论臣民自由的一章,开头是这样一个精辟可佩的定义:对运动不存在外界障碍,是谓自由。按这个意义讲,自由与必然是一致的;例如,水在对它的运动没有障碍时,因而按定义也就是水在自由时,·必·然流下山岗。人可以自由做他意欲做的事,但是必然得做神意欲做的事。我们的一切意志作用全有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是必然的。至于谈到臣民的自由,在法律不干涉的情况下,他们有自由;这决不是对主权的限制,因为主权者假使决定要法律干涉,法律本可以干涉。除主权者自愿让出的权利外,臣民没有和主权者相对抗的权利。大卫使乌利亚被杀,因为乌利亚是他的臣子,那时他没有侵害乌利亚;但是大卫侵害了神,因为他是神的臣子而不遵从神的律法。


据霍布士的意见,古代的著述家歌颂自由,结果促使人们赞同暴乱和骚动。他主张,这些著述家的意思正确解释起来,他们所歌颂的自由是主权者的自由,即免于外国统治的自由。国内对主权者的反抗,即便看来好像是极正当的,他也谴责。例如,他认为圣安布洛斯在帖撒罗尼迦屠杀后无权将狄奥多修斯皇帝开除教籍。他还激烈地指斥札卡理教皇不该为扶立不起,帮他废了墨洛温朝末代国王。


不过他承认服从主权者的义务也有一个限度。自我保全权在他看来是绝对的权利,所以臣民有甚至对抗君主的自卫权。这话合逻辑,因为他把自我保全当成了组织政府的动机。


根据这点,他认为(不过有一些限制)人在受政府召唤上战场时,有权拒不战斗。这是任何现代政府不容许的一种权利。


他的利己主义的伦理观有一个奇妙结论,就是对主权者的反抗只在·自卫的情况才算正当;为保护旁人而进行的反抗却总有罪。


还有另一个十分合乎逻辑的例外:人对于无能力给予他保护的主权者,没有任何义务。这样看来,在查理二世流亡期间霍布士归服克伦威尔,便名正言顺了。


政党或现在我们所谓的工会一类的团体,当然不许存在。


所有教师都得做主权者的仆役,只讲授主权者认为有用的东西。财产权仅只臣民对其他臣民讲有效,对主权者讲不成立。


主权者握有管制对外贸易的权。他不受民法约束。主权者手中的惩治权并非由什么正义概念来的,而是因为他保留了在自然状态下人人持有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下,谁加害旁人也无法怪罪他。


书中开列出国家瓦解的种种有趣的原因(被外国征服除外)。这些原因是:给予主权者的权力太小;容许臣民有私人判断;凡违反良心的事一律是罪之说;信仰灵感;所谓主权者受民法约束这种理论;承认绝对的私有财产;分割主权;模仿希腊人和罗马人,俗权与灵权分离;否认主权者有征税权;


有势力的臣民得人心;以及与主权者有争论的自由。关于所有这些原因,在当时近期的英、法历史中都有丰富的例证。


霍布士认为教导人民信服主权者的各种权限,不应当有很大困难,因为人民难道没有被教导信仰了基督教、甚至信仰了违背理性的"化体说"吗?应该特定出一些日子来学习服从的义务。对民众的训导有赖于各大学的正确教学,因此必须加意监督大学。对神的礼拜必须清一色,宗教就是主权者颁定的宗教。


在第二编结尾,他表示希望某个主权者读到这本书,自立为一个绝对君主。这愿望总还不像柏拉图的愿望:某个国王会变成哲学家那么偏于空想。霍布士向君主们担保,这本书容易读而且十分有趣。


第三编《论基督教国》,说明不存在一统教会,因为教会必须依附俗界政府。在各个国家,国王应该是教会首领;教皇的"大君权"和教皇无过说是不能承认的。可以想见,这一编中主张非基督徒主权者治下的基督徒臣民,在外表上应该服从,因为乃缦在临门庙中难道不无奈屈身吗?


第四编《论黑暗的王国》主要涉及对罗马教会的批判;罗马教会把灵权放到俗权之上,霍布士因此憎恶它。这编的其余部分是对"空洞哲学"的攻击,他说的"空洞哲学"通常指亚里士多德哲学。


现在试论断我们对《利维坦》一书抱什么看法。这问题不容易谈,因为书里的优点和缺点极密切地错杂在一起。


在政治上,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国家的最良好形式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国家权力的问题。按照霍布士的意见,国家的最良好·形·式是君主制,但这并非他倡导的主义中的重要部分。重要部分是国家·权·力应当是绝对的这个论点。


这种主义,或跟它类似的主义,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期间在西欧成长起来的。首先,封建贵族被路易十一、爱德华四世、斐迪南和伊萨白拉以及后继的君主们慑服了。然后,在新教国家,宗教改革又使俗界政府能够占了教会的上风。亨利八世掌中握有以前任何英王不曾享有的大权。但是在法国,宗教改革运动最初却产生正相反的效果;夹在吉兹派和余格诺派中间,历代国王几乎毫无实权。在霍布士写书前不久,亨利四世和黎歇留奠定了君主专制的基础,这在法国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代。在西班牙,查理五世挫败了议会,而腓立普二世除对教会的关系外,也是专制君主。不过在英国,清教徒将亨利八世的事业又一笔勾销;他们的事业活动引起霍布士的这种想法:反抗主权者必定产生无政府状态。


一切社会都面临着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两种危险。清教徒,尤其是独立教会派,深记专制政治的危险;相反,霍布士经历了各种对抗的热狂主义的斗争,因此他让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恐惧缠住了心。在王政复辟后兴起、而在1688年后得势的自由主义哲学家,这两种危险都领悟到了;他们对斯揣弗和再洗礼派双方都厌恶。于是洛克有了权能分立说及"约制与均衡"说。在英国,当国王还有威势的时期,有过真正的权能分立;嗣后国会成了太上主宰,最终大权转到内阁。


在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能够抵制现政府,就这个限度说来目下仍旧存在着约制与均衡。在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政府更取得了超过霍布士认为适度的权力。所以总的说,关于国家权力这一点,世界已经顺着霍布士的心愿走下来了;在这以前先有过一段很长的自由主义时期,至少从表面上看,世界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尽管这次大战的结局如此,看来很明显,国家的职权必定继续扩大,和国家对抗必定变得困难而更困难。


霍布士所提出的支持国家的理由,即国家是替代无政府状态的唯一途径,大体上讲是个妥实的理由。不过国家也可能像1789年的法国和1917年的俄国那样,坏得让人感觉暂时的无政府状态倒比那样的国家继续下去还好。并且,如果政府对反叛不存几分畏惧,一切政府倾向暴政的趋势便没办法遏制。霍布士讲的那种顺从屈服的态度假使庶民真普遍采取了,政府会比现在更糟。在政治范围内是这样:倘若可能,政府要竭力使其个人地位不可动摇;在经济范围内是这样:政府要竭力假公济私,养肥自己和一派同党;在知识范围内是这样:政府要压制每一个对政府的权力似乎有威胁的新发现或新学说。我们所以不仅想到无政府状态的危险,也考虑跟政府的全能化密切连带着的不公平与僵化的危险,理由正在于此。


把霍布士和以前的政治理论家们作个对比,他的高明处显露得清楚极了。他完全摆脱了迷信;他不根据亚当和夏娃堕落人间时的遭遇发议论。他论事清晰而合逻辑;他的伦理学说对也好错也好,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里面没使用任何暧昧含混的概念。除开远比他见识狭隘的马基雅弗利,他是讲政治理论的第一个真正近代的著述家。他若有错处,错也出于过分简单化,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基础不现实、凭空想。为这个缘故,他仍旧值得一驳。


撇开霍布士的形而上学或伦理学不去批评,有两点是他的弱点。第一是他总把国民利益作整体看,不言而喻地假定所有公民的大利害是一致的。马克思把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说成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霍布士并不领会这种冲突的重要性。与此相关的一个假定是,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大致相同。在战时,尤其假若战事激烈,各方的利益化为一致;


但是在和平时期,一个阶级的利益与另一阶级的利益之间,冲突可能大得很。在这种势态下,要说避免无政府状态的上策就是提倡君主的绝对权力,这话决不尽然。在分享权力方面作某种让步,也许是防止内战的唯一途径。根据当时英国的近期历史,霍布士本来早该认清这一点了。


在另外一点上霍布士倡导的主义也过分狭隘,这点涉及不同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在《利维坦》中,除谈到国与国的不时带有间歇期的战争和征服以外,只字未表示国家之间有任何关系。按他的原理讲,这种事情是由于不存在国际政府而产生的;因为各国间的关系仍旧处在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状态之下。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一天还存在,各个国家的效率提高决不见得就对人类有利益,因为这一来也就提高了战争的凶暴和破坏性。霍布士所举的支持政府的一切理由假如妥当,支持国际政府也是妥当的。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而且彼此打仗,唯有效率低下能保全人类。缺乏防止战争的任何手段却改进各个国家的战斗素质,是一条通往全球毁灭的道路。


谢选骏指出:

1、《思想主权》:“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1631年的《法律定理》、1643年的《论公民》、1651年的《利维坦》和1656年的《论物体》,逐步提出一套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以抨击拒绝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各种宗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认为“与教会体团作斗争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证明神灵或者说‘非物质的主体’并不存在。”——由此看来,在许多场合之下,有神论和无神论可能都是一些幌子,是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御用工具。

2、“霍布斯所谓‘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 )的原始斗争是不大可信的,所谓好战的原始人,其历史真实性甚至不如卢梭所谓‘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国家主权说又称国家法人说。法国大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主权本质上全属于国家”为滥觞。盛行于19世纪、20世纪初的德国,盖因那时国家统一之需要,将原德意志邦联各主权邦国统合为一个联邦国家。在国家主义思潮下提出主权归于国家,国家为法人、有人格意志、权利义务的主体之学说来凝聚向心力。日本著名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受其影响,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国家是法人,天皇为法人下的机构,但后来不见容于高举皇国大纛的军国主义者而遭政治迫害,直到二战结束才平反。

君主主权说以君权神授说为典型。16世纪法国学者博丹认为理想制度是由君王总揽主权,向上帝负责。17世纪英国学者霍布斯则是在《巨灵论》(利维坦)中表示,人在自然状态下,避免伤害别人或被别人伤害,将所有的自然权力也就是主权,交付给一个绝对的威权、一个巨灵,即是君主,让它来维持内部和平和进行外部防御。谢选骏认为:霍布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是英国殖民者的杀人自供,正如卢梭“高贵的野蛮人”是法国殖民者的土著配偶。


3、《宇宙朝圣导论· 99、走在上帝的引导之前并不可取》(谢选骏):

随着人类太空殖民事业的推进,自然选择和赛博格化将导致物种的分化。与此同时,空间边界的扩展也将带来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太空移民人口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语言、政府、政治机构、宗教、技术、仪式、规范和世界观等。因此,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物种将发现越来越难以理解彼此的动机、意图、行为和决定等等。甚至不同物种间也几乎不可能通过外星语言来交流。而且,一些物种可能会开始怀疑众所周知的“他者”是否具有意识。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物种Y无法有意识地体验疼痛,那另一个物种X可能在道德上就没有义务在意Y。毕竟,我们不会担心在街上踢石头有什么道德风险,因为我们不相信石头会感到疼痛。因此,物种系统发生和意识形态多样化将造成这样的情况,许多物种将“不仅视彼此为外星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彼此疏远”。

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像刚刚列出的那些极端差异将削弱物种之间的信任。如果你不相信邻居不会偷窃、伤害或杀死你,那你就会产生怀疑。如果你怀疑你的邻居,那你可能就想要某种有效的防御策略,来阻止万一发生的攻击。然而,你的邻居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推理:她并不完全确信你不会杀她,因此她也建立了防御。问题在于,由于你没有完全信任她,你就会猜测她的防御是否真的是攻击计划的一部分。于是,你开始随身携带一把刀,而她就会认为这是对她的威胁,因此去买了一把枪,以此类推。在国际关系领域,这种情况被称为“安全困境”,往往导致一系列显著增加冲突概率的军事行动,即使各方其实都有和平的意图。

那么,如果各方不能完全相互信任,那应该如何摆脱安全困境呢?在个体层面上,有一个解决方案涉及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称的“利维坦”。这一概念的关键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然后说:“看,既然我们无法完全相互信任,那我们就建立一个独立的管理系统吧——相当于某种裁判——以垄断性地合法使用武力。通过用等级制取代无政府状态,我们也可以用法律和秩序来取代持续的伤害威胁。”霍布斯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只是这种困境能证明国家的存在是正当的。按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说法,“利维坦”是近几个世纪来暴力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谢选骏认为:愚蠢的平克虽然写出了《语言本能》那样的好书,却不懂得“几个世纪来暴力减少”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拿破仑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最近两百年内的疯狂屠杀。

4、英国殖民者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显然不懂,霍布士的利维坦就是主权国家,它们的死穴要害就是争霸。换言之,谢选骏所说的全球政府已经不再是霍布士的利维坦,因为它是统一的,因为它既然超越了争霸,也就没有了战争威胁了。全球政府将是欧洲利维坦的克星。


培根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

西方哲学史第三卷

第七章 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ErancisBacon,1561-1626)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所以尽管他的哲学有许多地方欠圆满,他仍旧占有永久不倒的重要地位。 

他是国玺大臣尼可拉斯·培根爵士的儿子,他的姨母就是威廉·西塞尔爵士(SirWilliamCecil)(即后来的柏立勋爵)的夫人;因而他是在国事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培根二十三岁作了下院议员,并且当上艾塞克斯(Essex)的顾问。然而等到艾塞克斯一失宠,他就帮助对艾塞克斯进行起诉。为这件事他一向受人严厉非难。例如,里顿·斯揣奇(Lytton Strachey)在他写的《伊丽莎白与艾塞克斯》(Elizabethand Essex)里,把培根描绘成一个忘恩背义的大恶怪。这十分不公正。他在艾塞克斯忠君期间与他共事,但是在继续对他忠诚就会构成叛逆的时候抛弃了他;在这点上,并没有丝毫甚至让当时最严峻的道德家可以指责的地方。


尽管他背弃了艾塞克斯,当伊丽莎白女王在世期间他总没有得到十分宠信。不过詹姆士一即位,他的前程便开展了。


1617年培根获得父亲曾任的国玺大臣职位,1618年作了大法官。但是他据有这个显职仅仅两年后,就被按接受诉讼人的贿赂起诉。培根承认告发是实,但只声辩说赠礼丝毫不影响他的判决。关于这点,谁都可以有他个人的意见,因为在另一种情况下他本来要作出什么判决,不会有证据。他被判处罚金四万镑;监禁伦敦塔中,期限随国王的旨意;终生逐出朝廷,不能任官职。这判决不过执行了极小一部分。并没有强令他缴付罚款,他在伦敦塔里也只关禁了四天。但是他被迫放弃了官场生活,而以撰写重要的著作度他的余年。


在那年代,法律界的道德有些废弛堕落。几乎每一个法官都接受馈赠,而且通常双方的都收。如今我们认为法官受贿是骇人听闻的事,但是受贿以后再作出对行贿人不利的判决,这更骇人听闻。然而在那个时代,馈赠是当然的惯例,作法官的凭不受赠礼影响这一点表现"美德"。培根遭罪本是一场党派争哄中的风波,并不是因为他格外有罪。他虽不是像他的前辈托马斯·莫尔爵士那样一个德操出众的人,但是他也不特别奸恶。在道德方面,他是一个中常人,和同时代大多数人比起来不优不劣。


培根过了五年退隐生活后,有一次把一只鸡肚里塞满雪作冷冻实验时受了寒,因此死去。


培根的最重要的著作《崇学论》(TheAdvancementoe Learn-ing)在许多点上带显著的近代色彩。一般认为他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创造者;虽然以前讲过同样话的也许还有人在,他却从新的着重点来讲这格言。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能制驭自然力量。他主张哲学应当和神学分离,不可像经院哲学那样与神学紧密糅杂在一起。培根信正统宗教;他并非在此种问题上跟政府闹争执的那样人。但是,他虽然以为理性能够证明神存在,他把神学中其它一切都看作仅凭启示认识的。


的确,他倒主张如果在没有启示协助的理性看来,某个教理显得极荒谬,这时候信仰胜利最伟大。然而哲学应当只依靠理性。所以他是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二重真理"论的拥护者。这种理论在十三世纪时有一些阿威罗伊派人曾经倡说过,但是受到了教会谴责。"信仰胜利"对正统信徒讲来是一句危险的箴言。十七世纪晚期,贝勒(Bayle)曾以讽刺口吻使用这箴言,他详细缕述了理性对某个正统信仰所能讲的一切反对话,然后作结论说:"尽管如此仍旧信仰,这信仰胜利越发伟大。"至于培根的正统信仰真诚到什么程度,那就无从知道了。


历来有多少哲学家强调演绎的相反一面即归纳的重要性,在这类禀有科学气质的哲学家漫长的世系中,培根是第一人。培根也如同大多数的后继者,力图找出优于所谓"单纯枚举归纳"的某种归纳。单纯枚举归纳可以借一个寓言作实例来说明。昔日有一位户籍官须记录下威尔士某个村庄里全体户主的姓名。他询问的第一个户主叫威廉·威廉斯;第二个户主、第三个、第四个……也叫这名字;最后他自己说:


"这可腻了!他们显然都叫威廉·威廉斯。我来把他们照这登上,休个假。"可是他错了;单单有一位名字叫约翰·琼斯的。


这表示假如过于无条件地信赖单纯枚举归纳,可能走上岔路。


培根相信他有方法,能够把归纳作成一种比这要高明的东西。例如,他希图发现热的本质,据他设想(这想法正确)热是由物体的各个微小部分的快速不规则运动构成的。他的方法是作出各种热物体的一览表、各种冷物体的表、以及热度不定的物体的表。他希望这些表会显示出某种特性,在热物体总有,在冷物体总无,而在热度不定的物体有不定程度的出现。凭这方法,他指望得到初步先具有最低级普遍性的一般法则。由许多这种法则,他希望求出有二级普遍性的法则,等等依此类推。如此提出的法则必须用到新情况下加以检验;假如在新情况下也管用,在这个范围内便得到证实。


某些事例让我们能够判定按以前的观察来讲均可能对的两个理论,所以特别有价值,这种事例称作"特权"事例。


培根不仅瞧不起演绎推理,也轻视数学,大概以为数学的实验性差。他对亚里士多德怀着恶毒的敌意,但是给德满克里特非常高的评价。他虽然不否认自然万物的历程显示出神的意旨,却反对在实地研究各种现象当中掺杂丝毫目的论解释。他主张一切事情都必须解释成由致效因必然产生的结果。


培根对自己的方法的评价是,它告诉我们如何整理科学必须依据的观察资料。他说,我们既不应该像蜘蛛,从自己肚里抽丝结网,也不可像蚂蚁,单只采集,而必须像蜜蜂一样,又采集又整理。这话对蚂蚁未免欠公平,但是也足以说明培根的意思。


培根哲学中一个最出名的部分就是他列举出他所谓的"幻象"。他用"幻象"来指让人陷于谬误的种种坏心理习惯。


他举出四种幻象。"种族幻象"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幻象;他特别提到指望自然现象中有超乎实际可寻的秩序这种习惯。"洞窟幻象"是个别研究者所特有的私人成见。"市场幻象"是关乎语言虐制人心、心意难摆除话语影响的幻象。"剧场幻象"是与公认的思想体系有关系的幻象;在这些思想体系当中,不待说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他的最值得注意的实例。这些都是学者们的错误:就是以为某个现成死套(例如三段论法)在研究当中能代替判断。


尽管培根感兴趣的正是科学,尽管他的一般见解也是科学的,他却忽略了当时科学中大部分正进行的事情。他否定哥白尼学说;只就哥白尼本人讲,这还情有可原,因为哥白尼并没提出多么牢靠的议论。但是开普勒的《新天文学》(New Astronomy)发表在1609年,开普勒总该让培根信服才对。吉尔伯特对磁性的研究是归纳法的光辉范例,培根对他倒赞赏;


然而他似乎根本不知道近代解剖学的先驱维萨留斯(VesalA ius)的成绩。出人意料的是,哈维是他的私人医生,而他对哈维的工作好像也茫然不知。固然哈维在培根死后才公布他的血液循环发现,但是人们总以为培根会知道他的研究活动的。哈维不很高看培根,说"他像个大法官似的写哲学"。假使培根原来对功名利禄不那么关切,他当然会写得好一些。


培根的归纳法由于对假说不够重视,以致带有缺点。培根希望仅只把观察资料加以系统整理,正确假说就会显明毕露,但事实很难如此。一般讲,设假说是科学工作中最难的部分,也正是少不得大本领的部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出方法,能够按定规创造假说。通常,有某种的假说是收集事实的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在对事实的选择上,要求有某种方法确定事实是否与题有关。离了这种东西,单只一大堆事实就让人束手无策。


演绎在科学中起的作用,比培根想的要大。当一个假说必须验证时,从这假说到某个能由观察来验证的结论,往往有一段漫长的演绎程序。这种演绎通常是数理推演,所以在这点上培根低估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单纯枚举归纳问题到今天依旧是悬案。涉及科学研究的细节,培根排斥单纯枚举归纳,这完全正确。因为在处理细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假定一般法则,只要认为这种法则妥善,就能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多少还比较有力的方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设出归纳法四条规范,只要假定因果律成立,四条规范都能用来有效。但是穆勒也得承认,因果律本身又完全在单纯枚举归纳的基础上才信得过。科学的理论组织化所做到的事情就是把一切下级的归纳归拢成少数很概括的归纳——也许只有一个。这样的概括的归纳因为被许多的事例所证实,便认为就它们来讲,合当承认单纯枚举归纳。这种事态真不如意到极点,但是无论培根或他的任何后继者,都没从这局面中找到一条出路。


谢选骏指出: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认为:“现在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一起来搅扰我们,除非人们预先得到危险警告,而尽力增强自己,以防御它们的猛攻。”(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第l卷38节)


培根的这一警告,发出已经将近四百年了,但是,“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与“真理”这两种力量对人们心灵的争夺并没有停止,相反,还在各种新的形式下,日趋激烈地展开。一系列心灵争夺战的绵延持续,显示了文化观念变迁的节奏。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培根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估价,他指出:“培恨哲学中一个最出名的部分就是他列举出他所谓的‘假象’。他用‘假象’来指让人陷于谬误的种种坏心理习惯。他举出四种假象。‘种族假象’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假象,他特别提到指望自然现象中有超平实际可寻的秩序这种习惯。‘洞窟假象’是个别研究者所特有的私人成见。‘市场假象’是关乎语言虐制人心、心意难摆除话语影响的假象。‘剧场假象’是与公认的思想体系关系的假象;在这些思想体系当中,不待说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家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他的最值得注意的实例。这些都是学者们的错误:就是以为某个现成死套(例如三段论法),在研究当中能代替判断。”


培根所揭露的这四种“假象”,实际上在他以前很久很久,并在他以后很久很久,都是不断困扰着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多面怪神──像是印度教神话中多头多臂的梵天造像那样。每个人,包括培根在内,在面对这个感觉的世界时,很难不陷入这个伟大神祇多手的拥抱和多眼的缭乱中……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存在。称之为“假象”或幻觉,仅仅是立足于“批判”的态度,立足于文化潮对旧文化模式的冲击。而在更新的心潮看来──培根所倡导的实验哲学又岂能全然免于他自己所揭示的诸象的困扰呢?现在,他的众多追随者们,正陷入新型的“剧场”、“市场”假象而无以自拔;至于“洞窟”与“种族”假象则是连那原始民族,也难以回避的。


原始的巫术曾是当时的科学;现代的科学也总有一天会成为后人凭吊的对象。各个时代的科学,都有过它的功能,又都是不完善的。各种形态的科学(现代科学只是它的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一部分),都只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不是人类智慧本身。


而许多流行的见解,却把这二者随意混同起来了。这一混同,是“科学迷信”的核心。但事实上,一种科学体系可能寿终正寝,但人的智慧之源却不会随着一种科学、一种文化的蠹败而枯竭。科学(它的派生物是技术)对人的生活的物质价值──相当于宗教对人的生活的精神价值:本质上都是启示性(科学术语则是“启发性”)的。


这一事实还决定了“科学”具有先天的两重性:一方面,它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奇异光芒;另方面,对这一光芒的崇奉,又可能压制人类智慧本身。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常常出现在历史之中科学的光辉遮蔽了人类智慧的视野,使智慧的视线因之扰乱了,这是可悲的本末倒置。而不适当的“教育”──往往扮演着这类悲剧促成者的角色。


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化了的欧洲精神。而现代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变相的力的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关于“意志的胜利”的寓言。这意志的化身就是浮士德博士:他野心勃勃,想穷尽天下之妙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于是,人欲升华到神力那里去了。但归根结底这还是体现了“力的崇拜”。中国要想积极进入现代生活,而不是迄今为止的被动卷入、被迫拖进现代生活,必须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必须拒绝帝国时代而拥抱王国时代,必须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对帝国统治者的弱民政策来说,人民的无力状态也许再好不过。但对于一个即将争衡世界的新文明及其新民族来说,“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太危险了!“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会使新的天地,夭折在荒凉的摇篮中……


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培根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也可以叫做”文明周期“。



谢选骏:拜登组织了一个看守政府



《中国申请加入CPTPP 北京为何要“偏向虎山行”》(2021-09-16 BBC)报道:


中国周四(9月16日)表示,该国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彰显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上雄心。 然而有分析认为, 北京将面临重重阻力,包括所需国内改革带来的阵痛。


在中国宣布此消息前一天,美国刚宣布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建立新的安全联盟,共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及情报。


该协定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内为制衡中国影响力而力推该协定,其对贸易自由化有着很高的门槛。但继任者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2017年宣布退出该协定。


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达米安·奥康纳(Damien O'Connor)提交了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新西兰是这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协定的保存方,负责处理各种行政事务,如加入请求。


中国商务部网站发布的新闻稿称,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


为何要加入?


此前,中国一直在游说各国,希望将其纳入该协定。北京强调,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尽管两国的关系在近年迅速恶化。


在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TPP后,日本领导改组CPTPP的谈判。2018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墨西哥和新西兰等11个国家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了CPTPP。


在拜登政府上台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首度表态,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今年2月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称,已对CPTPP条款评估做"内部作业",与部分成员国进行了非正式接触。


今年6月,英国正式启动了加入CPTPP的谈判,而泰国也表示有兴趣加入该协定。


CP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时代曾力推围绕美国构建的TPP,其中有部分为美国量身定制的条款。整个协定也被视为对抗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副主席、美国前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卡特勒(Wendy Cutler)对《华尔街日报》说:"这凸显出美国和中国都在积极争取合作伙伴,为促进自身利益而寻求加入现有联盟或创建新的联盟。"


加入CPTPP对于中国来说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其与14国在去年还签署了另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RCEP的成员国涵盖东盟十国,以及韩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签署后让其超越欧盟自由贸易区, 成为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经济体系。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CPTPP的体量并没有RCEP大,但比后者拥有更低的关税和更高的贸易自由度,还涵盖了加拿大、秘鲁等美洲国家,这可以提升中国参与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此外,当CPTPP生效、成员国之间开始实行零关税,若中国被排除在外,可能直接影响中国商品在亚太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社科院的苏庆义曾在一篇经济评论中进行分析,在不同情景下,中国加入CPTPP将会拉动GDP增长0.74%至2.27%、出口增长4.69%至10.25%。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员彼得·佩特里(Peter Petri)和迈克尔·普拉默(Michael Plummer)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如果中国不加入CPTPP,中国的总收入将因为CPTPP的贸易转移效应损失100亿美元,而加入则能获得2980亿美元的收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对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说,申请加入CPTPP是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协议制定的重大进展,这将推动中国在决定未来贸易规则时"处于更好的地位"。


他还表示,该协定也有助于国内深化改革开放的现有努力,特别是在放松贸易和投资管制方面。


难点在哪?


不过,分析人士对于中国能否最终顺利加入CPTPP仍大有问号。作为全球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CPTPP在劳工问题、环境保护和争端解决方面有众多条条框框,这意味着北京必须进行国内改革才可以达到门槛,并进行长时间的谈判。


《日经新闻》(Nikkei)分析称,CPTPP禁止向国有企业提供损害竞争的补贴等做法,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近年一直在加强其国有部门,所以谈判可以从一开始就会艰难。


此外,CPTPP对于跨境数据传输有着明确规定,要求各方应允许为开展业务而"通过电子手段进行跨境信息传输",并禁止"数据本地化"的要求。这显然与中国本月生效的《数据安全法》严格限制企业将数据带出中国的做法向左。


CPTPP还呼吁结束在政府采购中对国内外公司的歧视,但据路透社今年8月报道,中国政府在5月发布了新的采购指引,要求包括X光机和磁共振成像设备在内的数百个项目的国产化率最高达到100%,为外国供应商设置了新的障碍。


这种巨大差异甚至让一些中国国内的学者也不抱乐观态度。在本月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彭磊所撰写的一篇分析中,他强调,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与CPTPP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在某些部门市场准入限制水平较高,比如电信行业、广播电视等"。


此外,中国对自然人流动(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态度十分谨慎,开放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除了体制和规则方面的问题,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以及其他地缘政治问题将是阻碍北京加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规定,中国若加入CPTPP必须得到所有11个成员的同意,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不断恶化,以及与另一个成员国越南存在领土争端。


周四(9月16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突然宣布了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在此协议下,三国将大大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合作。澳大利亚将在美、英帮助下获得"建造核潜艇能力"。此前一段时间,中澳关系由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渗透指控以及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疫情源头而降至冰点。


但中国和越南关系似乎有所转机。上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访越南,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总理范明政等高官会面。王毅呼吁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分歧,并加快推进海上合作,探讨共同开发路径。


美国态度如何?


尽管拜登上台后,在外交政策上没有沿用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做法,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重返世界卫生组织,但在一些主要贸易政策上并未有明显改变。


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试图重启该贸易协定。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周四(9月16日)回应中国申请加入CPTPP时表示:"申请加入CPTPP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成员国来决定。"


"我们将继续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就经济伙伴关系和其他关系展开合作,如果有机会谈判,我们可以参与讨论,"她说道。


谢选骏指出:种种迹象显示,拜登所组织的,不过是一个看守政府——他在多方面维持了川普的内外战策,尤其是外交政策……从阿富汗投降撤军、和共产党保持暧昧关系、对盟国若即若离……至于内政方面,则是继续一塌糊涂。因此我预测,决战并未结束,而是会在2024年进行——那时,更为年轻的选民将介入大选,来决定白人至上主义和街头暴力活动是否寿终正寝。


谢选骏: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祸根



《分析:中国房地产泡沫或即将破灭 但澳大利亚可能付出沉重代价》(商业事务编辑:Ian Verrender Posted Mon 6 Sep 2021 at 4:20amMonday 6 Sep 2021 at 4:20am)报道:


中国的房地产繁荣见证了高层公寓在全国各地的涌现。


海明威的有一条金句,出自《太阳照常升起》,是这么说的。


“你是怎么破产的?” 比尔问道。


“有两种方法,”迈克说,“一种是逐渐破产,另一种是突然破产”。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集团、全球销售额排名第122位的中国恒大集团的创始人许家印对于这段话是有体会的。


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公司一直在挣扎,与成群结队而愤怒的债权人斗争,为法庭诉讼辩护,并拼命争取足够的资金存活下来。现在,情况突然变得更糟。


三年前在其巅峰时期,香港上市的中国恒大是全球最有价值的房地产集团。现在,人们眼中的它更多的是作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4030亿澳元)。


就在全球投资者和债权人正拼命试图从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行业中脱身之时,中国恒大——曾经它象征着这颗星球上最欣欣向荣的房地产市场的璀璨成功,如今却兵败如山倒,还拖累了它的许多竞争对手。


作为足球俱乐部广州俱乐部的拥有者,该公司两年前曾吹嘘要与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竞争,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拥有三个生产中心的电动汽车子公司。那时,许先生是中国的第三大富豪,估计财富总额达到300亿美元(403亿澳元)。


上周,这家正在22个城市开展项目的公司警告说,如果其再融资和出售资产的努力失败,它可能无法偿还债务,这一声明震惊了全球债务市场。


承包商排起长龙等待付款,债权人纷纷逃离——任何大胆购买恒大债务的人哪怕肯出的资金少了30%,他们都愿意接受。与此同时,数以万计充满希望的公寓房业主担心,一旦崩盘,他们的存款可能就此蒸发。


该集团能够提高现金流的唯一方法是以大幅折扣价出售其手中数量庞大的公寓房。这有可能会破坏全国各地的房价,并有可能因为对整个行业造成压力,导致竞争对手的崩溃。


无论如何,买家的信心危机似乎几近肯定。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是自然资源的饥饿消费者,尤其是对铁矿石,自五月以来,铁矿石的价格已经下跌了近40%。


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对该行业的过度行为视而不见,因为它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之一。


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在该公司瓦解时不闻不问,它的消亡似乎注定将对钢铁行业掀起惊涛骇浪,给铁矿石价格带来进一步压力。


行业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退缩?


中国工业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荣影响了所有领域。(Reuters)

在过去40年里,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强国,这一转变的规模和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随着自由市场的引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涌入新建的城市,房地产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机会。随即房地产大亨们开始崛起。就像在西方一样,随着房价日益攀升,房地产投机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消遣活动。


最终的结果大多是一样的。天价租金,买不起的住房,年轻一代因为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而忿忿不平。


如果有一件事是中国共产党非常敏感的,那就是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劣质建筑标准、销售和高利贷以及一系列其他非法活动长期困扰着这个行业,人们对大开发商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


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出台了所谓的三条红线政策,这一战略旨在减少行业内的债务,遏制失控的房地产价格并提高标准。


几个月前,几个大城市,包括恒大的主场广州,开始对新发布的土地进行价格限制,并对开发商进行限制,包括销售价格上限。他们还对未能按承诺或按时交付的开发商进行了处罚。


这些戏剧性的干预措施已过了很久才出台,房地产大亨们应该已做好了准备,特别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7年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并不含蓄的说法之后。


但这是在富有的商业领袖遭遇一系列攻击之后发生的。去年年底,阿里巴巴创始人、也是恒大集团许家印的密友马云,成为打击科技巨头的第一个受害者。此后,打击范围扩大到了牟取暴利的教育公司,这让人担心习近平正在收紧北京对资本主义的接受程度,并消除在民意方面的潜在竞争对手。


上周,中国政府规定少年儿童每周只能玩三个小时的在线游戏,立刻让游戏运营商成为焦点。


随着对名人群体的清洗已经延伸到商界之外,最近几天,著名影星赵薇更是突然“消失”。


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很简单。我们的原材料在中国的房地产热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那些公寓楼都需要大量的钢材。


事实上,房地产开发商占了中国所有铁矿石需求的一半左右。因此,建筑业的任何大幅下降都意味着钢材需求的减少,甚至是铁矿石需求的减少,而目前铁矿石的价格已经从五月份的峰值下跌了约40%。


不仅如此,正如宏观商业经济学家大卫·卢威林·史密斯(David Llewellyn Smith)指出的,开发商对地方政府的资金有很大影响。这对基础设施支出至关重要,约占总建筑量的20%——直到现在,这都是刺激增长的一个首选渠道。


对住房和基础设施支出的任何削减都将进一步削弱铁矿石的价格,而铁矿石的价格已经因为中国政府的命令——即必须抑制钢铁产量以实现排放目标而受到影响。


虽然习近平最终似乎以降低商品价格的形式对澳大利亚经济反手一击,但如果增长率下降进一步恶化,这一战略可能会给中国国内带来巨大的代价。


有可能适得其反


目前还不能确定中国政府会允许这种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中许多是有价值的,但每次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领导层推动的力度过大,迫使当局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有几次,旨在限制高风险借贷的改革因为信贷市场被查封适得其反,迫使央行注入流动性,结果导致高风险借贷激增。


在鼓励本地企业到海外投资后,巨大的资本外流破坏了人民币的稳定,迫使中国政府推翻了这项决定。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努力也促使大量资金外流,不得不加以制止。


然后是2015年由中国政府策划的巨大的股市繁荣,它创造了一个泡沫,并惊人地破灭了。


这一事件可能会再次上演。许家印的前途无疑很渺茫。但是如果国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可能没有其他什么选择,只能取消改革,重新投入到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以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人口的就业率。


没有什么比失业更能煽动不满情绪的了。


谢选骏指出: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澳大利亚为何付出沉重代价?这是因为澳大利亚是中国目前灾难的祸根,澳大利亚参与制造了中国的泡沫,所以泡沫破灭了它就会付出沉重代价。当然了,澳大利亚既是中国的祸根,也是中国的“无限可能”,例如,不仅作为原材料供应地,而且作为多余人口的输出地,为中国吸收两亿人口。这可不是玩笑,例如还有那个新西兰,面积超过日本的三分之二,但好地方比日本还大,足足可以吸收五千万人口,而现有人口才五百万。但是大洋洲的白人不用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反而会减缓中国移民进入大洋洲的压力。

谢选骏:开创新局就是亡党之君——九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CNN:习近平欲拯救共产党 反成中共最大威胁》(中央社香港 2021-07-27)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着手拯救共产党,但多名批评者抨击,习近平让他自己成为中共的最大威胁。


习近平在接任中共领导人数月后的2013年1月,曾召集国内高层政治人物,问他们苏联共产党为何垮台?他当时心里早有答案,枚举了苏共的多项错误。9年后,上述情况都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


身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使中共重返中国人生活重心。民众在人潮拥挤的红色景点(具中共历史的景点),集体庆祝中共大幅修正过的历史,中共创始人毛泽东重获崇敬,曾经沉寂的党内基层组织也重新焕发活力。


自2015年起,习近平开始着手广泛军事改革及现代化计划。但在他采取行动巩固中共权力之际,他也不遗余力巩固自身权力。


他废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这项限制是在1982年采用以防独裁崛起,他累积的头衔多过近数十年来任何中共领导人,并且创造出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思想。


如今,中国菁英政治专家警告,习近平在试图振兴中共的同时,也将他自己与党完全结合在一起,对中共的存续创造出另一个威胁:他自己本身。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指出,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已「扼杀了作为一个组织的共产党」。中共9500万党员是「他意志的奴隶」。蔡霞是中共党内坚定批评者,目前旅居海外。


各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的前任领导人胡锦涛是弱势领袖,他的执政结合在毛泽东后设置的集体领导风格,得以让中共最内核圈的9名政治局常委,各自在势力范围创建无比权力。


蔡霞表示,集体领导制度造成决策困难及严重内讧,派系谋求自身利益。习近平的解决之道既简单又激进。他选择恢复一人统治,「他使用了错误方式,以解决原来的问题,使事情变得更糟」。


为了进一步独揽大权,习近平设立十几个的「中央领导小组」,负责监督军事改革、网络安全、金融和外交政策等重要政策领域。中国官媒报导揭露,习近平个人至少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他的许多亲信执掌重要职位。


蔡霞指出:「实际上,这些领导小组已取代党和政府借以运作的正常机制。」她还说:「党的集体领导制已成名义上概念,习近平已成为全党内核的化身。」


她表示,无庸置疑,无论是谁接班,都将笼罩在习近平的阴影中。「他在累积这么多权力、犯了许多错误后,正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刘氏中国研究院(Lau China Institute)中国菁英政治专家库巴特(Aleksandra Kubat)则指出,废除制度化程序及采用「个人化领导风格」,在党内创造出对习近平的「许多怨恨」。长期而言,那「可能证实有害于其稳定性」。


柏林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资深分析家葛伦柏格(Nis Grunberg)提及,2022年中共20大上可能会暗示习近平的接班人,但没有任何事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习近平执政下,中国正面临国际孤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10月公布的调查发现,过去几年来,许多欧洲、亚洲及北美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加深,部分是因为中国对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处理方式。


葛伦柏格指称,中国认为美国及其全球影响力在下降,这是北京更强力坚持自身主张的机会。他提及:「但当然,中国试图处理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为习近平所塑造,那些处理方式(在国际上)未受认可。」


谢选骏指出:耶稣说过,“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那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还亏得米人自称基督徒呢,连这个都不懂。开创新局的,不就是旧党的亡党之君吗——


《法新社:红色皇帝习近平决意拯救中国共产主义》(15/10/2017 小山)报道:


法新社今天说,红色皇帝习近平立志拯救中国共产主义,该报道指已经集各种权力在身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下个星期三开幕的中共19大上,获得新的权威与光环,与毛泽东齐势齐名。


法新社今天发表报道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说习近平立志拯救中国共产主义。


据法新社报道,习近平成为中国20多年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执政党19大上,习近平将决意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共产党的统治,而毫不向公民社会退让。


报道说,习近平出镜率无与伦比,可与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创始人毛泽东比美。今年64岁的习近平将在19大获得新一届领导权。


习近平身为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身兼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种领导权。


据香港大学汉学家法国人高敬文指,习近平是中国人追求的治理不错,受到高度尊敬的中国领导的化身。让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扫除一百多年受西方人侮辱的耻辱,建设一个强大国家,是中国人的梦想,习近平把中国梦写进他的执政纲领。高敬文说,习近平几乎出现在中国每一天的电视晚间重要新闻头条, 或是会见外宾,或是与群众会面,或是在官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而与会者报以激动的掌声。


尽管这是前苏联式的宣传,但中国的宣传显然回归意识形态严控,严厉惩治所有破坏稳定的因素,并首先从严控社交平台着手。


据"在习近平脑中"一书作者,记者布宮认为,习近平显现反对戈尔巴乔夫,并深受苏联解体的事件打击,这是解释习近平当政以来严厉打击公民社会,以及回归意识形态宣传的理由。习近平上个月仍强调,如果没有或舍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就失去灵魂,失去方向。


这位记者说,习近平的警告,全然没有顾及是共产党在70年代末就向市场经济迈出巨大一步。


法新社引述布宮分析说,习近平于1953年5月15日生于北京,是共产党游击战老战士习仲勋的儿子,属于1949年夺得政权的革命者后代的红色太子阶级。尽管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打压,但习近平仍然由家庭原因与共产党紧紧心系。如果说他的父亲被毛泽东打击,习近平属于那些希望纠正共产党而不是向共产党复仇的红色子女们。而且习近平相信,共产党是能够改变中国的力量。


据布宮认为,习近平竭力隐去红色太子的出身,而塑造亲民的形象。官方的媒体宣传强调习近平在中国文革1966年到1976年期间的下乡务农经历,习近平当知青下乡时住在当地窑洞里。


习近平在文革结束后获得上学机会并拿下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师文凭。但习近平在共产党机器里发展仕途,并在21岁时参军。


习近平于2000年时成为福建省长,2002年时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福建与浙江都是沿海经济改革橱窗省份。2007年时,习近平被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召唤解救受贪腐丑闻打击的上海,也是同年,习近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最高层领导圈内一员。此后不久再于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了解西方,因为1985年时,习近平留学美国,在美国学习农业。


法新社并说,习近平圆脸形象被网民戏与西方动画片维尼小熊相提并论。但当局将维尼列为敏感词,今年夏天曾禁删一切与维尼相关的图像与留言。


谢选骏指出:法国人不懂,皇帝是不能推行共产主义的,否则就是自掘坟墓了——毛泽东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连皇帝的名号也还没有,比袁世凯还差了一截。皇帝必须推行克己复礼,开创新局必是亡党之君。


《点评中国:习近平是亡党之君,还是开创新局?》(2015年6月29日 BBC)报道:


今年七一,是中共建党94周年。因为不是逢五逢十,官方不会大张旗鼓地纪念,面临各种生存压力的中国民众更不会有多少人在意这个日子。它只是提醒人们一个事实:中共离“百年老店”的门槛只有一步之遥。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一样,中共经历了从诞生、青少年和壮年时期, 现在已进入风烛残年,百病缠身,来日无多。


应该说,习近平上台前对中共的现状是很清楚的,知道共产党深入骨髓的腐败已经失去民心,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不想做亡党之君。习上台后,用“中国梦”开局,宣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下大力反腐,企图扭转颓势,再造共产党,使其起死回生,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告慰以毛泽东为首开创红色江山的父辈。


作为红二代出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借反腐震慑官场,树立个人权威也无可厚非。可惜的是,他昧于大势,反腐的目的和采取的方式,与世界潮流和人心所向背道而驰——反腐只是为了救党保权,只反贪官(老虎苍蝇),不反皇帝(一党体制),现在已经骑虎难下。


习近平的困境


习近平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党国体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而他本人恰恰就是这一体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本来反腐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民心可用,但习近平怕危及一党天下,不敢动用民间道义资源,反而把要求公示官员财产的活跃人士抓进监狱,结果只是习王两人与整个官场孤军作战,虽然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却缺乏体制内的支撑力量,势单力孤。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既挫伤了民心,又得罪了整个官场,两头失塌,里外不是人,陷入“不反腐亡党,反腐也要亡党”的两难困境之中。


习近平不想做亡党之君


本来,习近平准备重判周永康,借其项上人头,来震慑官场,彰显铁腕反腐的决心,但遭遇滑铁卢。对周永康来说,其实判死缓和无期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但党内高层就是不买习的账,由此可见习王的孤立,不得不做出妥协,高层反腐到此为止。在此之前,反腐已经受到党内各方的抵抗和反弹,显示出大局逆转的迹象——先是两会期间曾庆红的秘书高调反击中纪委“庆亲王”的影射文章;接着,郭文贵在海外揭胡舒立的隐私,影射王岐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成为大局逆转的重要节点,此后高层反腐戛然而止。


除了来自党内的抵抗之外,令反腐大局逆转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全面下滑,实体经济一片萧条,长期积累的房市泡沫、地方债务泡沫、内贬外升的虚假汇率三大问题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已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习王反腐得罪了整个官场,集体懒政怠工不作为已经成为官场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习王不得不调整反腐的力度,软硬兼施,说服官员以大局为重,为党分忧。


但是,习王铁腕反腐破坏了多年来中共官场的潜规则,重搞毛时代的你死我活,一人落马,全家遭殃,让中低层官员感到心寒,离心离德,表面上敷衍,实际并不真出力。“一带一路”雷声大雨点小,迟迟落实不了就是例子,急得李克强干着急没有办法。而在党内高层,习王反腐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特别是以反腐为名集权,掺杂私货,为了扶植习家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把挡路的团派和江派绑在一起打,炮制周、薄、徐、令“新四人帮”的做法,受到高层各派的联手抵制,处境相当孤立。


反腐能否救党?


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反腐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中共官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屁股是干净的,反腐动了官场所有人的蛋糕,与整个体制为敌。如果不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反腐只是在挖党的墙角,自毁形象。借用最近《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说法是“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因为大家都在共产党这条船上,把船弄翻了,谁也不会答应。这就是习王反腐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孤掌难鸣,受到众多制肘反扑,搞不下去的原因。


习王铁腕反腐破坏了多年来中共官场的潜规则


习近平铁腕反腐,搅动了江胡时代的一潭死水,已经没有退路。中共高层内部已经为此撕破了脸,目前达成的妥协只是暂时的平衡,随时可能打破。习近平以反腐开局,为了救党,反而危及了共产党统治的稳定。如果反腐不了了之,习近平的新政也就寿终正寝了,而且打虎不成,反被虎噬,势必遭到反对势力的清算,这是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心病。


习近平生逢末世,心高命薄,虽想力挽狂澜,但志大才疏,缺少历史的大视野,囿守一党之私,没有勇气开创新局。他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四面出击,八面树敌,几乎得罪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老百姓非但没有得到反腐的实惠,反而受到各种打压,生计上陷入困境,党内外人心思变。习近平虽然不想做亡党之君,但这种搞法,明显逆历史潮流而动,已经把上台时的一盘好棋走成死局,照这样下去,能不能撑到中共建党100周年,只有天晓得。


谢选骏指出:必须承认,英国人BBC虽然愚蠢,但还是比上面的法国人法新社、更比再上面的美国人CNN,早几年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创新局就是亡党之君”。


《习近平是中国的“假戈尔巴乔夫”》(德国之声 2013-09-20)报道:


西方人伤脑筋:知道中国美味菜肴之奥秘,并不意味着也深谙中国人处世风格。


曾在中国内外被视为政改希望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三警告不要重蹈前苏联垮台的命运,背景何在?德语媒体认为,习近平对前苏联崩溃根本原因的分析不仅一厢情愿,而且片面,这可能是理解他目前言行的一把钥匙。


表面看,戈尔巴乔夫“公开”和“改革”口号是导致苏联垮台的直接原因。其实,当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1986年提出这一口号时,前苏联在制度上早已病入膏肓,难以为继,这是它一朝倾覆的深层原因。9月20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以“假戈尔巴乔夫”为题刊文指出,前苏联的垮台一直是同样以马列为圭臬的中国领导人的心病。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他对前苏联垮台原因的分析表明,他不可能成为许多人曾希望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本人将中国的一党专制有可能象前苏联那样终结的可怕幽灵带入了讨论。去年年底,他在上任后不久发表的一次从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中,警告遭遇苏联同志们的命运,唿吁中共保持团结和战斗力。他对听众们强调,莫斯科的党员朋友们未能象真正的男子汉一样站出来阻止制度崩溃。他说,他不愿作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被写入史册。


“这一在晚些时候经由非官方渠道传播开来的讲话埋葬了众多西方观察家的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去年11月的中共18大前数星期,有关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曾成为中国国内外讨论的中心议题。中国的一些评论员们也判断说,胡、温时代是停滞和错失改革良机的十年。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未来新领导层则寄予了政治开放的期待。仅靠经济改革无法推动中国继续前进。习近平被视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习近平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政治改革目前根本谈不上,但也不是保持现状和停滞。习关心的是,如何更新和强固现行制度。在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象现在这么如此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了。


“有人说,习之强调毛主义基本信条与被罢黜的前官员薄熙来在重庆时所做的毫无二致,只不过,薄是以采用操控手法的民粹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习并不号召群众齐聚体育场,强迫他们大规模集会,而是要从上‘纯洁’党的队伍。……”


“习做出了再度意识形态化的决定。然而,他并不能因此对社会和政治现实视而不见。只是,对‘红色价值’的重温也是一种政治风险”。


文化差异


亚洲劳工市场继续拥有强大吸引力。许多德国青年有意前往中国就业。《商报》以“跃入凉水”为题发表一篇报道指出,有关中国,依然存有不少误解:


“随着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相关的培训机会也日渐增加,年轻的德国人可以通过它们为同中国人合作做准备,得到有关中国的国情和民情的介绍,提高对外国人在其中极易丢脸的那个远东文化的敏感度。文化间的误解依然巨大。普通的德国人知道什么是宫保鸡丁,但知道错综复杂的关系规则的人就不多了,而若没有这样的关系网,中国的日常经济生活便不可思议。对欧洲人来说,许多中国的风俗习惯犹如毛时代千人一面、身着制服的大众”一样,让人难以理解。(摘编:凝炼)


谢选骏指出:看来德国人就是要比英法美都更愚蠢,难怪沦为战败国了——它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本人就是个“假戈尔巴乔夫”。这个列宁式的秃头对自己的民主化改革后悔极了,因为这是放火烧身——他的本意不是用民主摧毁苏联,而是用民主强化统治的。关于“习近平是否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取决于你对戈尔巴乔夫如何看待。在我看来,那就是个“崇祯皇帝”。因为他想“开创新局”,结果就成了“亡党之君”!回到现在的中国,要知道,不论这个新局是自由民主还是回归传统,都不可能是共产主义——否则,那还叫什么新局呢。如果不想做崇祯皇帝,那就学学杨坚吧——抛弃马列毛,统一南北朝,建立新王国!

谢选骏:石化能源是瓶中的魔鬼



《气候变化:化石能源“必须留在地下”与中国的碳中和目标》(BBC 2021年9月16日)报道:


经合组织国家计划在2030年之前终结火力发电。


科学家们说,近60%的石油和天然气和90%的煤炭储量必须留在地下,才能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


全球变暖,极端气候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越来越频繁,人们日益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而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来源是人类对化石能源不断增加的使用。越来越多的石油和煤炭被开采,以供满足生活和经济发展之需。


科学家们基于对全球能源供需的细致分析后做出预测:未来化石燃料的开采空间比之前他们估计的还要小很多。


研究结果对于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使用量目前全球第一、排放量目前也是全球第一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最新这项研究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


科学家们说,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应该有助于世界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危险影响。研究人员计算,从全球来看,化石燃料的产量需要在2020年达到峰值,到2050年每年需要稳步下降3%。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能源系统副教授史蒂夫·皮博士对BBC新闻表示,2020年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使得化石燃料产量大幅下降,但2021年这种下降又变为反弹。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全球需要多少能源,以及对碳排放量必须有什么限制。


UCL的詹姆斯·普莱斯博士介绍,我们要模型计算出:从现在到2100年满足全球所有需求,同时不排放太多的二氧化碳。“得到的结果是,化石燃料的使用要迅速减少;大量的化石燃料被留在地下,因为能够允许的碳排放量非常非常少。”


前景严峻


研究还发现,如果坚持严格的限制碳排放预算计划、2050年之前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需要下降的幅度,就意味着许多地区现在已经或将在未来十年达到产量峰值。


这个严格限制碳排放预算的计划是指可在一段时间内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总量,与此同时保持地球升温控制在 1.5摄氏度以内。


但许多化石燃料开采项目在各国已经规划,或正在实施。这些项目有可能会损害全世界达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全球变暖控温目标。


不少科学家提出,人类过度开采化石燃料导致地球自然环境失去平衡,导致气候变化和灾害。


科学家们说,这种严峻前景很可能低估了目前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根据目前的气候变化模型确定的碳排放预算将使世界有50%的机会将气候变暖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但该研究表示,这并没有考虑到周围的不确定性,例如气候系统的反馈。所以科学家们认为,为了确保把地球升温控制在此温度以下,还需要将更多的碳继续留在地下。


政治意愿与经济需求


研究人员强调了逐步全面淘汰化石燃料开采的一些大胆的政策性做法。这些政策包括哥斯达黎加和丹麦联合设计的一个联盟,该联盟将于2021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启动,要求各国停止发放化石燃料勘探许可证。


科学家们说,他们希望一些“惊人的数字”将激发政治意愿,做出迅速而紧迫的改变,以摆脱各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普莱斯博士告诉BBC,自然物理学并不关心政治意愿。从技术上讲,已经知道如何做,就看怎样落实了。


人们期待各国在即将举行的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COP26气候峰会上做出更多保护地球行动。


全球煤碳能源现状


但是,对于经济主要依赖石油的中东各国与主要依赖煤炭的亚洲许多国家来说,减少、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非易事。


煤炭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富、分布最广泛、最廉价的化石能源,但目前也是排放最严重的能源,因此欧美各国都在努力减少开采规模甚至停止使用煤碳作为主要能源。


在西方,基本停止使用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法国计划2021年关闭所有燃煤电厂,英国决定于2025年前关闭所有煤电设施,芬兰提出2030年全面禁煤,荷兰将从2030年起禁止使用煤炭发电。


美国目前是世界上煤炭探明总储量最多的国家,占全球的23.18%。但整个北美煤炭产量仅占全球煤炭总产量的6.86%。


2020年亚太地区煤炭产量占全球煤炭总产量的75.94%,其中中国、印度和印尼三国是全球煤炭产量最多的三国。


中国的碳中和目标


中国目前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开发新能源。


中国碳排放总量80%来自煤炭。2020年,中国煤炭产量占全球煤炭总产量的50.4%。中国也是世界煤炭最大消费国,产量超过一半用于发电。


中国说,中国的煤炭占能源消费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75%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56.8%;能源系统在争取淘汰占85%的化石能源实现零碳排放中,减少煤炭大规模使用、特别是火力发电是重点。


但是,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多地地方政府为了拉动投资、刺激经济,一大批煤电项目逆势上马。根据公开数据计算,2020年新核准煤电装机容量约占“十三五”期间核准总量的32%。


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了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两大目标。


中国气候政策为什么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


BBC记者戴维·布朗在今年8月的报道中曾经说,专家们一致同意,如果中国的碳排放量没有巨幅缩减,那么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不会成功。专家表示,中国能够降低碳排放,但是,要做出根本改变。


中国如何控制煤炭在其能源中使用的比例、能否达到其承诺的碳达峰目标,将是世界各国在COP26峰会上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谢选骏指出:石化能源是瓶中的魔鬼,而“私家车”则帮助恶魔出世,就像古代神话中描写过的那样。万恶的西方文明,既然把石化能源这个瓶中的魔鬼放了出来,现在再想和这个魔鬼或其他魔鬼做做交易就让他们重新回去,恐怕就是缘木求鱼了。

谢选骏:中央文革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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