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这一要点，恰恰恰可以上解释：为何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会发生那样急剧的“大分化”。
这就是因为：那些“圈子”本来就只是一些“出版圈子”，而不是“文化圈子”，更不是“思想派别”！
所以，与其说“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大分化”，不如说“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大暴露”。由于铁血的洗礼，一切伪饰飘然落地，赤裸裸的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
《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等的通信——陈子明致徐友渔》（本文共阅读 8882 次 更新时间：2009-07-15 11:27:23）说：
友渔兄：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炜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是否如此，你应当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上述两个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带到中国文化书院会议室开了几次碰头会。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当时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第二组有三个“派别”，按你的说法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纪文库》为代表的“第五个文化山头”。但是在我看来，这三个“派别”的当事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因为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要比第一组的两个“派别”复杂得多。下面分述这三个派别以及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命名。
该组的第一个“派别”，有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名称——“理论务虚会派”。其成员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为活跃的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前面五个人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另外五人是保守派）；严家其当时只有36岁，可能是会议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轻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这个“派别”。
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便“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理论务虚会派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还不能归入许纪霖意义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们便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王震当上中央党校校长后首先就拿吴江、孙长江、阮铭开刀，把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1986年底胡耀邦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赵紫阳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均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如果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最合适的应当是“异化派”。这表明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羁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以“新启蒙”来命名这个“派别”，容易与三十年代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相混淆。一些没有参加《新启蒙论丛》的人可能也不会认可。
“以王元化为首的”仅是《新启蒙论丛》编委会。“异化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当时还掌握着一些舆论阵地，譬如说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金观涛说：“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作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包遵信、陈一谘增为顾问）后，副主编增补了陈越光，编委增补了王军衔、刘东。1988年，副主编增至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三人，编委增加了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
刘苏里说：“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说：“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一个说“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一个说“一批文化精英……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这个“派别”与前一个“派别”、后一个“派别”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
《走向未来》群体在前面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1981年初，陈云、邓力群是推动制定中央“九号文件”最力者。该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与此同时，陈云却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四君子”，邓力群也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农村组”。由于有他们作为榜样，已经停刊的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北京之春》编委陈子明才能组建“就业组”和“国情组”。由于有《走向未来》群体率先结成社外编委会，我才能和其他人随后组建一系列编委会。
由于《走向未来》群体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为可以赞同刘苏里，称之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为了强调编委会成员均为青年（年龄最大者为包遵信，1983年是45岁，还有金观涛等几名“文革”前大学生，编委会平均年龄比其他编委会还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缘。
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帮助他们联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这样还不行。金观涛说：“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来》的政治保姆，所以编委会顾问中有该所所长张黎群和副所长钟沛璋，副主编中有该所工作人员唐若昕。这里顺便说一下，唐若昕也是“就业组”和“国情组”挂靠青少年所的牵线人。我们当时也邀请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长、我姑姑陈尔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时的战友李景先担任“国情组”领导小组组长（姜洪和我为副组长）。《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社科院“清污”运动中被保了下来，没有政治后台而有政治前科的“国情组”则被扼杀。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销了，残部并入社会学所。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销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2008年8月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任上因经济问题被逮捕，2008年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金观涛到香港后，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K: Chinese University of HK Press, 1997.），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文稿》的重视不亚于《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说：“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有以下几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后来，这些人积极参与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团中央和中宣部还准备组织他们去全国巡回演讲，可是这些人不识抬举，自发搞签名运动、请愿游行，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搞“自发刊物”（胡耀邦认为，对当时的民刊，既不打为非法刊物，也不称群众刊物，称其自发刊物，寓意能够“引导”），因此很快就被边缘化。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才有资格创办《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级的青年人，后来因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邓”而落马。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我们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被党内保守派边缘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几乎囊括了其他几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如果用《走向未来》编委会的灵魂人物金观涛的思想倾向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正如你所说：“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据此可以称之为“新方法论派”。
“最后一派一般人……没有多作研究”，主要是因为政治障碍。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北京青年报》记者曾在1986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准备介绍，被我拦了下来，稿子现在还在我手里。1989年之后自然就更不能写了。其实海外学界对这一派有不少研究，在一些关于中国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英文著作中辟有专节、专章，甚至还有专著问世。金观涛在上述英文书中对这派有所介绍和评论，顾昕则以英文发表多篇专题论文。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先行者”，你则慧眼独具，“特别重视”“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在下面会说明这派特别注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的原因，之前先作一个概括介绍。
第五个“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民间政改派重要一员的闵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在总编辑黎澍的支持下，于1986年春筹划组织了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成为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的起点。5月，陈子明、余量、闵琦、陈兆钢、王志刚等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名义召集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组建的同时，还成立了以我和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成员与《二十世纪文库》常务编委和政治学分编委会有很大的重叠。之后的几个月，邓小平连续六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的层面骤然间热了起来。我们从事的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望》、《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频繁报道我们活动的消息和综述文章。在此期间，陈一谘、何维凌曾与我和盛平私下交谈过一次，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合作之事后来无疾而终。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去年我见鲍彤时得知，当时虽然有很多人都向他提到我们，但考虑到我们的民主墙背景，他不允许政改办的人正式与我们接触。因此，我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
根据民间政改派总体上的思想倾向，不妨称之为“现代化派”。在这一点上，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有差异的。甘阳说：“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该前言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二十世纪文库》则基本上与“后现代主义”绝缘。这一派对于“现代”的坚守，从《二十世纪文库》两个子丛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个叫《现代文化》丛书，一个叫《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也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来。
1988年11月，由盛平担任筹备组组长和大会筹委会主任，由他任所长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
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我和王军涛主持了十几次“现代化”学术沙龙，每次有十几人到几十人参加。1989年5月24日至6月3日，我和孙立平、杨百揆、石小敏、刘力群、闵琦、刘卫华等人突击撰写题为《中国现代化论纲》的长文，准备一次性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可惜没能完工。
总结一下：第一个“派别”是中国文化书院，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第二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第三个“派别”是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异化派”，《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第四个“派别”（或群体）是“青年精英派”，就其灵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走向未来》是该派从《青年文稿》到《河殇》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环节；第五个“派别”是民间政改派，在思想倾向上是“现代化派”，《二十世纪文库》是体现出该派特别注重有别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出版物。这里的顺序不是按照问世先后或重要性排列，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在我看来，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第三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樊篱。
观察五大“派别”的名单，可以发现一些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名字。李泽厚、庞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顾问，李泽厚同时还是《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批导师。胡平同时是《二十世纪文库》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早期编委。王焱同时是《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唐若昕是“青年精英派”和“民间政改派”挂靠青少年所的共同牵线人。李盛平与张显扬、于光远、冯兰瑞、孙连成是社科院马列所的同事，主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把民间政改派与理论务虚会派联系起来。
据盛平回忆：1988年12月底，官方召开了一个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纪念会。盛平他们的研究所在公安大学礼堂也开了一个相同主题的纪念会，规模有近200人。于光远、项南、黎澍、李锐、李慎之、王若水、苏绍智、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孙长江、张显扬等人都参加了。项南在会上发言说，今天开会感到了一股解放区的清新空气。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从精神上追随胡耀邦的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交汇。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是大搏斗的两年，是天翻地覆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理论务虚会派和民间政改派的历史贡献都被一笔抹杀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分组，我们还可以根据团体运作方式把五大“派别”再分为两组。第一组：中国文化书院是自立团体，书院经费全部通过收费办学和接受个人及团体资助等方式自筹；《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隶属于一个民办实体，筹备阶段是隶属于民办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的编辑部，后来是隶属于民办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的编辑部，在经费上并不仰仗于出版社。第二组是没有自立实体的社外编委会。理论务虚会派的一些人曾是主管新闻出版机构的部局级干部，他们还有许多体制内资源可以挖掘，所以暂时还不需要建立民办实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大都是名士派头，不屑于从事经营活动，组织上也不太规范，从周国平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即便是没有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编委会也有难以为继之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介于两组之间，据刘青峰披露，1988年，编委会曾创办“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但还没有完全运转起来，就在政治风暴中夭折了。
你演讲中的相关小标题是“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挪用到这里。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还有许多活跃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团体，譬如说武汉李明华为主编的、王一鸣为社长的《青年论坛》，上海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杂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青年思想团体。胡平曾点出“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称其“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我亦认为应当补充介绍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副主编：许医农、杨利川，编委：王辉、王通讯、邓伟志、石小敏、齐海滨、吴稼祥、杨百揆、郑继兵、张维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这个团体和我们比较接近，因为杨利川、杨百揆是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名列前茅的竞选人，石小敏是“国情组”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员，王润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齐海滨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的编委，另有几个人与我们来往也很多。1989年以后，王润生、齐海滨流亡海外，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吴稼祥、杨百揆销声匿迹多年；杨利川弃文经商；这个团体像其他几个“派别”一样被摧毁，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是非常惨痛的损失。
二、《二十世纪文库》的策划、组织、出版
《二十世纪文库》的创意、策划是李盛平和我，编委会实际主持者是李盛平，丛书出版人是张宏儒和李盛平（因为有一部分书属于合作出书，出版社只负责给书号）。邓朴方不是文库的“领导”，他是华夏出版社的主管单位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至于为什么由他来挂名“主编”，这里面有接下去要讲的故事。
你的演讲中说，文库“活跃分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邓、李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把正来放在盛平的前面，而且把他们仅称为“活跃分子”，恐怕是不合适的。当时，邓正来住在羊坊店的地下室里，为文库法学系列承担了很多工作，但他只是文库的一般编委，连常务编委也不是。丛书出了第一批之后，他就离开了编委会。他在《现代文化丛书》也做了不少工作，是这个丛书的第二副主编。倒是你没有提到的沈志华，是文库的常务编委。但沈志华也是后来增补的，自始至终担任文库常务编委的，是先后担任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务委员的肖金泉、贾湛、王伟，还有社会与科技所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黎鸣。“以李盛平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才是符合实际的说法。
1986年春，还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前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和李盛平已经组织了若干社外编委会（下面再介绍），但规模较小，感到不过瘾，因此酝酿搞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文库，先从翻译入手。（当时出著作显然还不成熟。后来盛平他们打算在《二十世纪文库》中增加著作系列，但这时已到了1989年，这一计划就停了下来。这件事当时由黎鸣负责，他已经组织了十几部稿件。）此时，我们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了数百名青年研究人员、青年教师，有已经成型的组织架构和骨干队伍。贾湛建议联系华夏出版社。贾湛是贾拓夫的小儿子，他的哥哥贾宏生在残联帮助邓朴方工作，任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姐夫张宏儒当时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盛平与宏儒见了面，双方谈了半个小时，一拍即合。随后我也与宏儒见了面。在请邓朴方出任主编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因为这样一来，推出一些政治敏感的译著就比较有保障。在这一年，因为别的事情，我和盛平曾与邓朴方见过一面，显然他对我们的印象还可以，否则就不会答应出任主编，为我们遮风挡雨。
盛平认为，邓朴方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在一次讨论邓朴方在联合国残疾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朴方在讨论中坚持和弘扬人道主义的提法（当时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曾明确反对这个提法）。所以朴方担任这个主编，不是简单地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有思想上赞成我们的想法。
下面说一说，为什么恰恰是李盛平和我，既没有成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也没有参与“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而是“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这与我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盛平和我分别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学哲学和文学的雅士。包遵信和金观涛也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这恐怕不完全是偶然。
盛平，1949年9月生于北京，是真正的“共和国同龄人”。他是1976年清明节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中央“民族英魂”条幅的制作组织者，是1977年1月6日在王府井大街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执笔者，是早期西单民主墙上揭批吴德的著名大字报《捂得捂不得》的作者。1980年，他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中是率先竞选和当选的西城区人民代表（稍后胡平和我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大学毕业后，他在《百科知识》杂志担任编辑，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梁从诫则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这使他得以结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人脉。
实事求是地说，盛平是《二十世纪文库》的主要领导，但在确定文库基本思路和框架方面，我的作用也很关键。文库着重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下力气，是盛平、肖金泉、贾湛等人和我的共同想法。文库后来没有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下大力，也是根据我的意见，为的是与你们的丛书减少交叉，以免发生对译者的争夺。
我1952年出生，是“文革”前的“老初一”，但是我在插队六年期间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与习惯。1974年成为“工农兵学员”。额尔登高毕公社根据阿巴嘎旗的电话通知，告诉我已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等我到了旗所在地，却被招生办临时掉了包，领到的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而没能成为你和胡平、军涛等人的校友。我读的是基本有机合成（现在叫化学工程）专业，第二年就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被逮捕。1978年底恢复学籍后，我就决定考研。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门专业课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我在大学（毕业证书上注明1974—1980，实际上只有一头一尾两年多）只读了一点物理化学（工科比理科简单得多），其他两门都是自学，考研时取得了高等数学95分、结构化学84分的好成绩。
我从一开始考研究生，就没准备搞所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开眼界，系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是“眼镜王蛇神经毒素生物大分子结构的X光衍射分析”。首先要采集蛇毒，给小白鼠注射检验毒性，这是动物学工作；从蛇毒中分离提纯神经毒素，要用电泳、质谱仪等，这是生物化学工作。而我所在的生物物理所七室，主要是用晶体X光衍射的方法测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因为在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方面的成就，曾获得中国科学发明一等奖，仅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X光衍射的数据要在计算机上分析，还要懂一些计算机软件。总之，这个专业要接触动物、生化、物理、计算机等学科，对理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一点，比较符合我的理想。在读研期间，我先后发表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未来学的论著，当时虽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却正好是朱苏力所说“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但“专业能力不足”那一类人的典型。
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被压制后，我就开始致力于民间社会科学思想库的建设。最近我找到了分别写于1981年和1982年的两个提纲：
①方（觉），行（政学）；②陈（子明），政（治学）；③王（军涛），未来学、青年学；④李（盛平），历史、官制方面；⑤魏军：乡村政权的沿革、结构、比较、模式设计，乡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关系的文章，法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⑥吕朴，党政关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吕（嘉）民，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价值，大家可讨论？苏联政体的演变，马恩列斯关于政体的思想；⑧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
逐步建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设想
一、建立专科研究小组
1. 经济学小组：就业问题小组+北大经济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就业），姜洪有详细计划
广义（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狭义
2. 政治学小组：详见另页
课题：集中于行政学方面
3. 历史学小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课题：世界近代史、共运史
4. 哲学方法论：胡平+……+黎鸣+军涛？
5. 文艺沙龙：老吕+老彭+……，创作与文艺评论
6. 社会学与人类学：
7. 法学：
二、多学科沙龙
一、二月聚会一次，分别报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进展、动向等，轮流主持与报告，讨论
人员：除上述小组成员外还可请农经会人参加，其他人。
最近的两次报告：方觉的行政学，姜渔的就业小组成果。
三、确定多学科研究课题：
例如：匈牙利、捷克体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四、成立秘书组
例如：闵琦、姜渔、任、于晓生？
（引文标点字句遵从原始文献，未予改动——编者注）
到1983年，我和姜洪、石小敏等人就创建了“国情组”。同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民族学、社会学、青少年研究科研规划会议”上，我代表该组作了《社会科学要自觉为改革提供咨询》的发言，我说：“要高瞻远瞩地解决青年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孔中窥豹，必须开拓眼界，胸怀全局，首先要对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总体发展战略有深入透彻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组名改为‘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为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而且要直接参与规划改革的远景蓝图，选择改革的目标体系，拟定改革的评价指标，设计改革的最佳程序。无须赘言，澄清基本理论问题，创建新的学科，勾画新的理论框架，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我们研究组现有六十余名特约研究人员中，已获得或正在进修硕士学位者有三十余人，获得学士学位者二十余人，所学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计划统计、财政金融、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社会学、法律、历史、中文、新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动化、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与系统分析等三十多个专业。”可以这么说，在当时这批人中间，只有我才能与这么多专业的人对话，并把他们聚集整合起来。
我在代李景先起草的《关于青少年研究所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国情组从3月份成立至5月初，陆续成立了七个课题组，它们是：劳动就业课题组、劳务消费课题组、工资课题组、流通与市场课题组、干部课题组、人口与教育课题组、青年社会学课题组。”“国情组正式成立刚刚半年，但是已经可以看出，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充分调动和利用社科院以外的研究力量，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所述七个课题组，劳动就业组有姜洪、姜渔等，劳务消费组有石小敏、刘伟等，工资组有党晓捷、秦永楠等，流通与市场组有蔡晓鹏、张学军等，干部组有李盛平、杨百揆等，人口与教育组有杨东平、张力、周孝正等，青年社会学组有杨利川、黄晶生等。这个报告写于1983年9月，报告中要求社科院领导“能够专门就国情组的问题安排我们进行一次汇报”，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国情组”的生存危机。在有关部门打了“国情组”的小报告之后，社科院领导没有再听取青少年所领导的汇报，一个月后就正式决定由青少年所解散“国情组”。
1984年夏，我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来的时候就说好搞社会科学哲学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搞这一块。（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人搞？你是否知道？）室主任邱仁宗为我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这个方向，让我抓紧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可是我已经搞了公司、丛书、函授等一大摊子事，就错过了这个出国机会。最近看到万润南写的《四通故事》，得知他也有与我类似经历。
从我断断续续的日记来看，首次涉及文库是在1986年6月20日。这一天召开了政治学系列选题会，到会40余人，讨论了刘庸安、王燕滨、缪晓非、杨百揆、吴知论、谭金云、徐征、田志立等人的选题。在我7月22日的日记上，写有《二十世纪文库》最初的编委名单：于沛、于浩成、邓朴方、王伟、王燕滨、朱庭光、李盛平、李泽厚、孙长江、孙连成、邵大箴、何家栋、刘再复、张琢、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吴深、吴衡康、林方、胡平、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嵩、贾湛、蔡声宁、黎鸣。当时我们商定：主编邓朴方，副主编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常务编委王伟、肖金泉、贾湛、黎鸣、吴深。闵琦执笔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大事记》载：“1986.8.11—14 由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编辑部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就《文库》的宗旨、选题和组稿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第一批书（39本、7个学科）的编辑出版安排。《文库》的主编由华夏出版社社长邓朴方担任，李盛平担任常务副主编。”
据盛平讲，早在3、4月份，他和肖金泉、贾湛、黎鸣等人已经碰出了一百多个选题，也物色了一批译者。他是拿着这些东西去找的张宏儒，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所以才和宏儒一拍即合。事隔多年，提到这一情景，盛平还讲，宏儒不愧是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
我手头保存着盛平主持起草的日期为1986年10月的《〈二十世纪文库〉编辑出版规划》，写道：“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了向中国的改革提供广泛的理论、信息；为了开阔视野，从比较中得到启迪；为了引进新的观念，建设新的范式；为了扶植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句话，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世纪文库》。”“文库侧重于二十世纪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名著翻译；二十世纪以前出版，但对当代社会科学仍有影响的名著也适当选入。著作则侧重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专论。在学科上侧重于二十世纪新发展起来或发展变化比较大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也适当覆盖，但选题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也在入选之列。”“丛书选题工作已经开始六个多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杜会学、心理学、哲学、史学均已收上大量选题，并已分学科讨论确定一批。各学科都有少量成熟的成稿，今年11月可以征订20本，明年春季出版征订20本，夏季出版。”“通过前一段的组织工作，联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力的译作者，其中除一些中老年教授、副教授外，计有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博士50余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硕士4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在京中青年为主的较强的译、著者队伍。”“文库按学科成立学科编委会，每个学科编委会设编委5—7人，任务是按照总的要求负责对本学科书稿进行评价、鉴定，推荐给总编委会讨论确认后，由学科编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审读、编辑，然后交出版社。”
文库起步时就成立了十一个分编委会。政治学：缪晓非、杨百揆、王燕滨、刘庸安、陈兆钢、郭夏、张历历，吴知论、刘在平等；法学：肖金泉、周振想、沈国峰、邓正来、周大伟、郑永流等；经济学：贾湛、梁小民、杨德明、厉以平、余永定、吴衡康、郑秉文、俞敏生、王凯、施炜、彭剑锋、杨河清等；社会学：黎鸣、张琢、孙非、孙立平、李路路、王文仲、叶念先、高佳、梁向阳、何凡兴等；人类学：周星、覃光广、王庆仁、张猛、张海洋、张永钊、石奕龙等；科学文化学：顾昕、孙永平、田云光、吴国盛、冯晓哲、熊伟、刘兵等；心理学：吴深、林方等；教育学：程方平、王伟廉、王大龙、吴忠魁、帅扬、毛祖桓、滕星等；语言学：倪文杰、沈家煊、陈平等；历史学：张宏儒、于沛、祝立明、王清和、霍万城、张家哲等；哲学：范进、安延明、张晓明、刘继、李河等。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分编委会。传播学：马在新、范东生、袁路阳、叶小刚、刘卫平等；艺术：邵大箴、朱青生等。
盛平和我为《二十世纪文库》制定了一句口号：“出书、出人、出思想。”后来的实践也确实体现了这个宗旨。文库推出了一批具有长远价值的书，帮助造就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编委会还力图建设中国民间独立的、综合性的思想库，这一进程因1989年的事件而终止。
1987年2月，《二十世纪文库》最初几本书出版时，已经取消了副主编这个层次，列出的编委会名单是：主编邓朴方，常务编委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贾湛、王伟、黎鸣、吴深，编委于沛、王燕滨、孙连成、刘再复、李泽厚、朱庭光、何家栋、邵大箴、吴衡康、林方、张琢、周星、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崧、程方平。随后出版的书里，常务编委取消了张显扬和陈子明，后来又恢复了张显扬。1988年12月，常务编委增补了陶德荣、褚朔维，1989年4月，增补了沈志华。1987年下半年以后增补的编委有马在新、王焱、孙立平、范进、顾昕、缪晓非。
关于副主编这个层次的取消，李盛平讲，是根据他的建议。因为1987年初时局骤变，出版社迫于政治上的压力，要撤下张显扬的副主编，盛平不同意，说要撤就都撤。后来一些朋友曾感慨，如果盛平没有那个与显扬共进退的侠义之举，继续当他的常务副主编，何至于刚刚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世纪文库》运作的过程就在以讹传讹中面目全非了。
1989年6月以后，如同“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出版时不再列出编委会，版权页标明1989年9月的部分丛书属于“漏网之鱼”，仍印有编委会名单。到1991年初，《二十世纪文库》第四批书出版完毕，即告结束。最近我看到网上资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其中所收书的多数是原来《二十世纪文库》中所收录的（特别是第一批所收书更是如此），不妨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看做是华夏出版社为在21世纪推销《二十世纪文库》而进行的一次新包装和升级版。该丛书1999年推出第一批，2000年推出第二批，2001年起推出第三批。第一批书中有文库总序（其各书的序言一如《二十世纪文库》中同书序言，只是出版社编辑自以为是地重新加了个篇名），第二批起加上了丛书编委会（该编委会成员好像没有一个人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重叠的）。但2003年该丛书重印时，去掉了丛书总序和丛书编委会”。显然，这是出版社侵犯《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版权的行为。
与你们的丛书一样，《二十世纪文库》也有两个子丛书。其一是《现代文化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肖金泉、邓正来。其二是《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王伟。两个编委会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大体上是重叠的。这三种丛书的分工不像你们的系列丛书那样鲜明，主要是为了分流，加快编委会手中大量书稿的出版。收入后两种丛书的《裸猿》、《代沟》、《骑马民族国家》、《发现的模式》、《科学与反科学》、《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社会运行》等均属于所属学科内的经典著作。即使如此，由于1989年以后编委会停止活动，仍然有许多书稿散失。据朱青生回忆，他曾组织一批人翻译Horst Woldemar Janson的《艺术史》。“当时，邵（大箴）先生和我都参与编辑《二十世纪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动员我们将此书编入文库。……并正式预告、征订，定于1989年出书。由于种种原因，到了1995年，我留学欧洲归来，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据盛平回忆，《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向出版社发了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有两部已经征订的书最后没有出版。其中一部就是朱青生的《艺术史》，这部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编委会已制好版，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另一部是《政党学》，出版社说是“自由化”就给毙了。此时，张宏儒已离开了华夏出版社。
如果加上《现代文化》丛书10种，《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8种，《二十世纪文库》及其子丛书总计116种，在出书数量上超过了《走向未来》丛书，也可能超过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影响人类思想的最经典的著作大多属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人文领域，因此从译著的厚重和深邃而言，《二十世纪文库》可能比你们的《西方学术文库》略逊一筹。
除了《二十世纪文库》及两种子丛书，盛平在八十年代还主编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刘在平（常务）、杨百揆，编委王军涛、王志刚、王晓东、白若冰、仝志敏、朱勇、刘庸安、孙立平、李凡、李培华、杨明、吴知论、闵琦、肖金泉、沈国锋、怀效峰、陈鹰、陈云生、郑秦、张明澍、贺和风、贾英、徐海宁、彭剑峰、谭健、缪晓非、黎鸣。出版的专著、大事记、编著、译著等，共计14种。书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城市政治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研究》、《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各国公务员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体制改革》、《民主的构思——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改革》。1989年2月，盛平在该丛书的前言里说：“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遇到了严峻的困难，甚至有形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只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危机有深刻的共识，完全有可能找到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数月后，因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六四”事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挫折。
在八十年代，李盛平他们还主编了多种从体例到内容颇具时代感、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工具书。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公务员百科辞典》、《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 我自己则主编了《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先后由工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编辑出版事业，是“综合性民间思想库”应当具备的“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一系列机构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和何家栋先生在1987年主编了以书代刊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编委会成员包括：王忆会、王润生、王焱、王燕滨、孙立平、余习广、闵琦、张晓明、杨百揆、陈坡、姜洪、秦永楠、梁治平、黎鸣。1988年出版的第二辑，在编委会下面又设了执行主编陈坡，编辑王培、李书磊、肖叶、孙永平、车桂。前两辑文章作者有曹锡仁、胡平、姜洪、陈子明、张俊浩、盛洪、邹刚、阎步克、袁红冰、陈小平等。第三辑已经编好，但未能出版。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的编委会顾问有于浩成、许崇德、李方、李正文、何家栋、杜汝揖、张友渔、袁方、龚祥瑞、谢韬、谭健，主编陈子明，副主编陈兆钢，编委王小平、王文仲、王燕滨、孙立平、齐海滨、闵琦、吴知论、张明澍、陈小平、杨百揆、郑也夫、郭夏、缪晓非。已出版和已交稿十余种，包括陈子明等著《现代政治学导论》，张明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论》，郭夏著《政党学概论》，陈兆钢著《组织论》等。1989年5月5日发行的《宁夏新书目》，“隆重推出……集国外当代政治发展之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思考”的译著9种：（美）A.J.H编《政治腐化》、（美）彼特•M•布劳等著《现代社会中的官僚体制》、（美）伦纳德•宾德等著《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英）K.C.惠尔著《现代宪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主编《政党与政治发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等著《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美）沃尔特•罗森鲍姆著《政治文化》、（美）卢西恩•W•派伊编著《传播与政治发展》、（美）费列克斯•A•涅梅罗等著《现代公共行政》，预计在7—9月出版发行。我在6月9日赶到银川，要求出版社加快印制，以免查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上述9种书，我看有些20年后尚未问世。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在1989年以前由我主编，张晓明副主编；编委有安延明、孙乃修、李河、李鹏程、刘继、张强等。这套丛书在策划阶段先散发了一个调查表，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推荐思想家人选，推荐上来一共100多人。编委会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的类似丛书中挑选原本，约稿102种，进入编辑环节80多种。其中最初由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前五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每本发行量均高达几十万册。“六四”以后，由张晓明接任主编，章建刚副主编；他们继续把这套书出下去，最后一共推出了64种。1989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增加了一个编委何明虹（陈子明、王之虹合起来的意思），并用此笔名出版了我的译著《波普》。
如果当时允许民办出版社，纵观上述民间政改派的学术译著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可以与一个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在这方面尤其要强调李盛平的贡献，他既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工作最力、成果最多的人。
1986年，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首批书发行会的发言中说明了译丛的出版宗旨：“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希望全面地了解和推介人类文明的思想宝藏，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乃至八十年代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一写就写了这么多，期待你的回音。
相互纠错以求真——徐友渔回复陈子明
文/徐友渔
子明，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二十世纪文库》的来信。首先我要说，我乐于接受你的指正，我愿意承认，虽然我自认为是在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但对于一些思想文化活动的人事背景与操作、推出过程，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你在信中披露的种种情况，如果你本人不说，外人不可能了解。看得出来，对于我们共同论列的第五个派别，你不但以内部人士和策划者的身份作出回顾，而且利用了不少当时的文字记录，事后还研究查证了有关资料，所以，你的说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对于我们研究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十分重要。
关于30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我发表了不少文章，作了多次讲演，我有一种自觉和自省：如果主要只是我在说，虽然我并不追求话语霸权，但万一形成一种印象，人们，尤其是后来者，以为我所讲的就是历史，那就会造成严重问题。我的阐释既受我掌握资讯的限制，也受我的见识和水平的局限。只有不同的人，特别是事件、活动的当事人，出来讲述、争论，不同故事的总和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我以上的感想不是客套话，而是反思和受到一些事情刺激的结果，对此，我想多说几句。
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中央集权制，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不但官方如此，民间的事情也大受影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一般而言，身处北京的人发言的机会多、声音大，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霸权。有的时候，不但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把北京几个人讲的故事当成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期间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又如“文革”中思想文化沙龙的出现，以及思想、文学方面的探索，北京的故事当然很有价值，但外省也有同样甚至更为坚苦卓绝的探索和更深刻的成果，虽然我不敢断定北京的故事遮蔽了外地的故事，虽然我认为外地的有趣故事没有广为人知有当事人自己的责任，但无论如何，以北京来代表甚至代替中国是不合理的。
我说这话不光是责备别人，而是含有自我批评。我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身在北京，说的话往往是“中国如何如何”，甚至把自己周围一些人做的事、说的话说成是“中国如何如何”，直到有外地的同行、朋友发出抱怨，认为不公平，认为太自我中心，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狭。
现实的刺激来源于两本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虽然这两本书都很不错，但我也听到不少人的疑问：“这就是八十年代？”“这就是七十年代？”比较共同的意见是，这两本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小圈子主义，编者只找自己的熟人朋友，不去努力寻找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那个年代的人物；二、泛文学倾向，讲述者太集中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气氛有渲染，而思想则付诸阙如。当然，书中每一个讲述者的故事都真实感人，编者也没有宣称他们的书可以充分代表一个重要的年代，但无论如何，既然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书名，读者有理由希望能在书中看到那个年代思想的形态、脉动与变迁。
总的说来，《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是有价值的，它们毕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上的批评意见是以一种严格、挑剔的标准发出的，意在提醒人们，当我们不仅想表达纯粹个人经验，而是想提供时代图景时，必需的不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还要有历史感，否则当我们在彰显某些东西时，会在无意中遮蔽某些东西。
谈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免不了要对主要的流派进行划分和概括，你在信中说：“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对此，我想补充和展开一下。
思想文化“圈子”、“派别”或者“山头”的数量，是个有趣的话题。说是三个，苏炜并非“始作俑者”。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提法出自陈来。我记得1988年我在国外，在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上读到陈来的文章，介绍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派别，说是有三个：一、中国文化书院；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由于陈来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本人也是文化热中的活跃人士，海外关心大陆思想文化情况的人采用了他的说法，一时间，“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我当时就有“是否全面”的疑问。
我于1988年夏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发现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很乐于接受“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主编。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前两个山头比我们形成早、实力强，能与他们并列，平起平坐，无形中是占了便宜。苏炜不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但通过赵越胜的关系和我们打得火热。苏炜（虽然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得不说）对于思想学术并不在行，很讲哥们儿义气，把我们这伙人看得很了不起，爱说贬低其他山头的话，所以在1992年又提起三个文化圈子，似乎我们这伙人最强。
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阐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活动时（首篇文章是发表在《东方》1995年第2期上的《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纵论》），我感到“三大文化山头”的概括有重大偏颇和缺失，不能表现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概貌，而且对于另外一些做出重要成绩的个人和团体有失公平，所以我作出“五大派别”的概括，并力图简练、准确地刻画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实际上，把数量从三个扩大到五个仍然不全面，所以我后来在讲演、文章中还提及“猫头鹰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等，但还是受自己的爱好和接触范围的局限。
比照顾到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思想本身作出准确的描述、深刻的剖析。我感到，我们两人对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的阐述，除了各自熟悉与不熟悉的优缺点可以互补之外，还有方法上的不同，或许也可以甚至应该互补。
我偏重于思想本身，有把思想作为一个自足领域的倾向，描述思想与时代条件、时代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你偏重于推出思想的人，推出思想过程中的人事关系，人群的聚合与重组。对于我来说，就像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样，思想是主题，它后面的人事不论怎么变动，思想有自己运行的法则。
我的这样纯粹思想史的倾向使我采取了一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即把刊物、书籍、文章、会议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你偏重于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形成的群体，人们进入或脱离群体的过程与结果。当我谈到“新启蒙派”时，我注重聚集在《新启蒙论丛》旗下的人，即它的编委会成员和主要撰稿人。而你的叙述则涵盖了许许多多的人，按时间顺序可以把他们叫做“理论务虚会派”或“异化派”等。我以为，你的描述的缺点是：第一，这个群体太大、太杂，很难把他们作为一派概括其思想特征；第二，即使他们是倾向相同、气味相投的人群，其中多数人并没有对所加标签的思想流派在文本上作出贡献。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用一个思想派别的名称来标志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实在有点困难，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又确实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可能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理论界的党内民主派”，但这个称呼对于一个思想派别而言恐怕过于宽泛了。
你把第四个派别叫做“青年精英派”，把第五个派别叫做“民间政改派”，对此我很不习惯，我感觉这更像是对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能由此感知思想文化的内涵。
我更明白我的方法的问题。如果文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说《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以邓朴方为首没有错，因为该文库每本书上都印着主编为邓朴方，白纸黑字，有根有据，这相当于你们的公司正式注册，登记了一个法人，出了事要拿他是问，能说他不是负责人吗？但这反映的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因为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能解释这套书是基于什么考虑和操作过程问世的。
文本主义的弊害在某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暴露无遗，由于他们不了解背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能根据官方报刊和民间印刷品作研究，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掌权者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很肤浅，陷入混乱、矛盾的文献中感到茫然，我在研究文革时能比他们做得好，除了同样掌握丰富的文字材料外，更关键的是我知道文字后面的人、动机、过程，文字与意图、目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对你们这个派别了解不多，以纯思想史立场进行解释产生的问题，还表现为把其他人的工作归到邓正来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当然过错全在我，与邓正来本人无关。我对以下情况比较清楚并且高度重视：“八九”事件之后，各文化山头土崩瓦解，一些重要人物流落海外，当九十年代初出现一点复苏机会时，邓正来抓住了，成为收罗以前各山头残部并招募新军的几乎唯一的“山大王”。从九十年代起，“社会科学派”一枝独秀，我把邓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理解成继承和发扬光大《二十世纪文库》的精神和事业的实体，把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重要性投射到了八十年代的作用上，这有点像我平时很不喜欢的所谓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用逻辑或理念的发展代替历史事实。
我现在并不因此完全否定我的方法，因为，我们处理的毕竟是一段思想文化史，如果我们只是讲述一群人做了一些事情，组织了一些活动，而不分析阐释思想的意义，那有舍本逐末之嫌。
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是要把思想、文本和事实、历史结合起来，用历史过程中的事实来说明思想、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况，用思想和文本来说明从事活动的人们的意图和取得的成就。
说到这里，我认为不论是你或我，在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说明中，都只是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和表达想法的努力和过程，还没有揭示我们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我主要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怎么看待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的未来，这些想法决定我们力图依靠引进当代西方某一类思想理论，以革新中国，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这是需要和值得说明的。第二，间接地也是更深入地，我们应当说明，为什么在一种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强力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突破从小加之于我们的桎梏，获得新的理念，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哪些主客观因素使我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思想自我革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八十年代回溯到七十和六十年代，那是真正进行探索和发生巨变的时期，需要从群体性的社会思想还原到个体的思想觉醒和精神嬗变，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基于个体和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思想发生史与精神发育史。我想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还能就这个问题与你交流。
最后，我想谈一谈你信中偶然涉及的有关“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几点情况，事实证明，不深入到一个派别的内部，不是当事人，有些复杂、微妙的情况是很难准确把握的。
你在信中说，你与李盛平这个派别，以及包遵信、金观涛那个派别没有对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予以重视，而是关注现实问题，与你们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有关，我认为只是表层解释，还可以说得更深入。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特色和主打项目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比如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萨特，英美语言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解释学的伽达默尔等，这也是该编委会独树一帜、大获成功的原因。这个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偏重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这首先与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认为，重视什么，在刚开放的中国从事思想文化活动选择什么作为引进、介绍的内容，还有一个学养和眼界的问题。中国与外界隔绝几十年，对内搞思想文化一元化，在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候，怎么借鉴、学习什么，把什么摆到优先地位，与人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人们对思想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有关。事实上，当初我们这批人选择学习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不是被动、随机的，而是有一种自觉的选择。我记得当我决定考研究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报考于光远的研究生，这意味着做学问与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密切。我最后放弃这个打算而是选择学习当代西方哲学，与我认为应该重启严复的事业，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层次实行变革有关。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时间很晚，成员很没有资历，而且书生气很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后来居上的气势？这与各编委会的知识结构与眼光不无关系。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文化山头都有扩充领域、囊括天下的雄心，但他们对于二十世纪的主要人文哲学思想没有了解，他们的视野和规划存在盲区。正是因为那些早已出道、事业有成的文化首领们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或者略有所知而对重量级对象啃不下来，才给我们这批后来者留下了一大片活动空间。不能设想，要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但不重视20世纪的最新发展；不能设想，全力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而对最为厚重的，基础性的人文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不作深入研究。
你在信中说，你所属的派别的思想倾向可以称为“现代化派”，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倾向不是这样。你引证我们的主编甘阳的话说，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他1988年为《1980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
我认为以此来下判断不准确。甘阳的前言发表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离编委会停止活动很近，不能代表编委会的思想倾向。当时，海内外根据出版物和公开言论划分、评判各个文化山头时，把我们这个编委会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虽然在官方的词汇中“全盘西化”是个贬义词，但对我们而言却是褒义，我们，特别是主编，对于这个称谓是欣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因为它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我们的思想倾向。甘阳也许会说，西方思想包含他喜欢的艾略特、海德格尔的反对现代性的思想，但只要我们忠实于当时的语境，就会同意，全盘西化等于现代化，而没有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意义。我不否认甘阳有质疑现代性的倾向，但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在编委会的指导方针上表现出来，更没有起支配作用。
你在信中谈到了文化山头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你引证苏炜的话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它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我认为，这是苏炜把后来的认识投射到以前的思想，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编委会内部听说过这个口号，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编委会有这种明确的认识。
你还认为，虽然“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但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你举出的例证是，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我并不确切知道甘阳起草了这个声明，虽然我知道他在后期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组织活动中参加得很深。但我要说，主编的个人活动不能代表编委会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他的行动与1989年的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比较复杂，其中还包含一些值得反省、警惕的东西。
记得在1989年3月，北岛找到了甘阳，征集签名，他的请求被甘阳拒绝。应该说，甘阳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但甘阳的拒绝在编委会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和广泛议论，有人认为北岛不是找甘阳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位副主编说：“他这样，以后何以立足于士林？”这句典雅的话在圈子内外广泛流传。我认为，在一开始，甘阳的态度使编委会内多数成员失望，与大家的态度相反。
后来，甘阳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介入得很深，而且有的事还使用了编委会的名义，照我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做法并没有征求编委会的意见，而且很可能危及编委会的生存——虽然后来事态出人意料，任何人的态度和行动都无关大局。我认为，甘阳虽然是编委会的主编，但不能依他的态度来判断编委会的态度。编委会作为一个群体，态度一般而言总是比较稳定，甘阳则立场多变，像股市上的炒家，他有赌徒性格。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不止一次180度的大转弯，他的表现不能当成出自思想、信念来认真对待，更不能代表一个群体。
上面说的事情，有些很琐碎，但要为历史求真，小事也需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仔细读过陈方正与金观涛合著的《从“青年文稿”到“河殇”》，其中的访谈，凡是我知道情况的都有错误，他们也采访过我，我禁不住怀疑，我的记忆是不是也会发生错误。所以，大家来回忆并相互纠错，恐怕是求真的唯一办法。
（陈子明，政治学者；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此次通信完成于2009年5月底。来源：《领导者》28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陈子明对于苏炜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陈子明辛辛苦苦写了半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本来不应该再多说什么了。但是有些事情如果不说，历史就会进入误区了。所以我只好在这里补充一下。
实际上，“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是把“出版圈子”和“文化圈子”混为一谈了。因为这些圈子内部人员的思想文化，其实是形形色色的，只是当时为了冲破旧有的、政府垄断的出版模式，一些熟人互相联络临时组合了一些“出版社外的编委会”，自行组稿，然后与出版社合作出书。出版社向编委会支付“组稿费”和“编辑费”。说实话，这是利用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双轨制”，来为编辑人员创造灰色收入谋福利的一个权宜之计。但同时，也活络了出版事业，为许多中青年学者的著作问世，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历史功绩不可没也。如果没有这一幕，就不会有有那个“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的黄金时期”了。
但是即使如此美好，“出版圈子”也不是“文化圈子”，如果说是“五大‘派别’”，就更加远离事实真相了。
我说的这一要点，恰恰恰可以上解释：为何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会发生那样急剧的“大分化”。
这就是因为：那些“圈子”本来就只是一些“出版圈子”，而不是“文化圈子”，更不是“思想派别”！
所以，与其说“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大分化”，不如说“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大暴露”。由于铁血的洗礼，一切伪饰飘然落地，赤裸裸的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
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参加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但是那个圈子不是文化圈子，更不是思想圈子，我在那里仅仅是出版了自己的书并且推荐出版了别人的书。我的书和别人的书不同，既不是同属一种文化，也不同属一派思想的。事实就是如此简单。
再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在《走向未来》从书里出版的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是我在《文化哲学》从书里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的“中国神话部分”，剔除了和其他民族的神话进行横向比较的部分。虽然这两本书的思想相似，但是这两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却并不是我1980年代的思想，而是我1970年代的思想，一度准备拿来作为硕士论文的用的，但在1980年代后期，已经属于我自己已经超越了的思想阶段。真正能够代表我1980年代思想的，是在《文化哲学》丛书里出版《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以及《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21世纪”的诘难》那两本书。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促成了电视片《河殇》的诞生。但是，《神话与民族精神》与《河殇》中的思想，却不是我最新最活的思想，而是我自己已经超越了的思想，是我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回顾或说遗迹提出来咀嚼的。1970年代晚期没有这样的出版机会，因为那时候毛泽东虽死但其影响还在；但是1980年代，这样的机会出现了。我不忍把这些年轻时候的梦幻就此割舍，于是把它们拿了出来予以出版。只是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它们竟然发挥了那么神奇的蝴蝶效应。这真的不能不说是“上帝的旨意”。
《河殇》1988年问世的时候，我已经出版了《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一书，有读过此书的人曾经不解地问我：“为何你在《河殇》中的思想大大退步了？”我只能和他们说，我的思想比较超前，不适合在电视里使用，要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人，才能明白我现在的思想。而我在《河殇》中表达的思想，是我在毛泽东没死的时候产生的，那时候，我通过系统阅读开始明白中国的处境，并决心从毛泽东失败的地方开始，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文明。
我的思想从此就是这样，老是超前一到两个时代。所以我就注定了在自己的时代默默无闻了。但是我十分享受这种孤寂，并把它叫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我介入过好几个出版圈子，除了下上面提到的两个，还应邀给“中国文化书院”写过书，六四以后匿名出版的。六四以前，我还参加过一些其他的丛书编委会。但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化圈子和思想派别。
说真的，用“出版圈子”来垄断话语权，是一种共产党文化的遗留，是一种“思想把头”的行为。而用“出版圈子”来冒充“文化圈子”，则是一种偷梁换柱和以假乱真。至于用“出版阵地”来标榜“思想文化派别”，则是一种典型的延安作风，例如土皇帝毛泽东就因为割据了一块地皮，就是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了。其实，甘阳、刘小枫之流虽然冒充新潮，底子里还就是这样的毛泽东分子。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