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加尔文为何把他的主要著作题献给屠杀新教徒的法国国王

《基督教要义》一书是在一五三六年三月由柏拉特出版，加尔文以书信体裁写成这书的序论，并以之呈献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谨题于“虔信基督的法王法兰西斯陛下”，并祝“愿基督的救恩与平安永与陛下同在”。他为何如此谄媚？这位法国国王又是何人？

网文《弗朗索瓦一世》报道：

弗朗索瓦一世（法语：Francois I，1494年9月12日-1547年3月31日），法兰西瓦卢瓦王朝第九位国王（1515年-1547年在位）。即位前通常称昂古莱姆的弗朗索瓦（Francois de Angouléme），又称大鼻子弗朗索瓦（Francois au Grand Nez），骑士国王（le Roi-Chevalier），被视为开明的君主，多情的男子和文艺的庇护者，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

在他统治时期，法国繁荣的文化达到了一个高潮。

人物生平

早年

弗朗索瓦的父亲是法王查理五世的曾孙昂古莱姆的夏尔·德·奥尔良，母亲是萨伏依公爵菲利波二世的女儿路易丝。他生于夏郎德地区的科尼亚克（干邑镇）。弗朗索瓦幼年丧父，母亲独自挑起抚养、教育孩子的重担。据说弗朗索瓦十分敬爱自己的母亲，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跪着对她说话，而他母亲梦寐以求的是儿子能成为法兰西的最高统治者。

弗朗索瓦一世是昂古莱姆伯爵夏尔与萨伏依的路易丝之子，也是国王查理五世的玄孙，生于夏朗德地区的干邑。从父系看他的家族是瓦卢瓦王朝的旁系，从理论上说继承法兰西王位的可能性很小。当其出生之时，国王查理八世正值青年，还有王位第一继承人奥尔良公爵路易。

然而，查理八世于1498年去世，由于其子女在前者生前以去世，王位由奥尔良公爵路易继承，又因为法兰西王室遵循《萨利克继承法》，故而女性一系无缘王位，当时年仅四岁且已丧父的弗朗索瓦成为假定王位继承人，并授予瓦卢瓦公爵。

继承王座

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I，1494年9月12日—1547年7月31日），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国王。由于他的统治，刚刚形成的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得到全面发展，逐渐成为西欧最典型的君主专制政体。

弗朗索瓦的前两位国王查理八世（1491—1498在位）和路易十二（1498—1515在位）均无嗣，当1515年路易十二去世后，作为瓦卢瓦王朝后裔的弗朗索瓦便继承了王位。由他开始的王室也可称为昂古莱姆王朝。

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同时代人，而查理五世正是他一生都在面对的可怕对手。

昂古莱姆的弗朗索瓦，即弗朗索瓦一世在年轻时代取代了奥地利的查理，即查理五世成为布列塔尼的继承者法兰西的克洛德·德·瓦卢瓦的未婚夫，结果确保了布列塔尼成为法国而不是西班牙的领地，也确保了他与查理五世的终生敌对。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在兰斯大教堂加冕为法国国王，克洛德同时加冕为法兰西王后。

弗朗索瓦一世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们看到法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年轻的弗朗索瓦在1515年登上王位之时，他算得上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国王。

他的两位前任，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企图用武力征服意大利，然而却丝毫没有看到这片文艺复兴发源之地所发出来的智慧之光。这两位君主只是在简单模仿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国王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扩展土地，加强王权。他们因而被认为是最后两位“中世纪式”的法国君主。不过他们的成绩为法国即将卷起的文艺复兴之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在意大利接连不断地攻城掠地时期，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发生了密切接触。随着这种接触的加深，源于意大利的一些新思想传播到了法国。弗朗索瓦一世正是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接受的教育。于是他的一些家庭教师，例如拉丁语教师德斯莫兰，便不可避免地向他灌输了一些新颖的思考方式。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路易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式艺术的爱好者，她把这种兴趣传给了她的儿子。

当然不能说弗朗索瓦接受的是最先进的人文主义教育；他的大多数教师从未接受文艺复兴的影响。不过可以认为，他比之前的任何国王都更向人文主义靠近。到他即位时，文艺复兴的影响就真的在法国生根了。

弗朗索瓦一世极力支持这种新变化；他成了一些艺术品的最大主顾。他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的支持者和保护人，包括达·芬奇（达·芬奇在弗朗索瓦一世怀中去世）。弗朗索瓦一世鼓励所有艺术家来法国居住和创作，结果像安德里亚·德尔·萨托和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伟人也接受了他的邀请。当达·芬奇在法国作一些小油画的时候，他带来了他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蒙娜丽莎。其他为弗朗索瓦一世雇用的大画家有本内文托·切里尼、罗索和普利马提乔，他们为弗朗索瓦的行宫增添了许多辉煌的装饰。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雇佣了一帮人专门为他收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匠如米开朗基罗、提香以及拉斐尔的作品，再把它们运回法国。这些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尽管把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搬到法国去的疯狂计划未能实现。在弗朗索瓦一世即位之初，法国宫廷里只有少量出名的油画，而且一个雕像也没有。今天在卢浮宫里人们见到的那许许多多的法国王室的收藏实际上是从弗朗索瓦一世时代才开始的。

骑士国王

十五世纪末叶，在经历了漫长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法兰西民族形成，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弗朗索瓦即位时，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萌芽，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开始了。发达的经济为法国的对外侵略创造了条件。弗朗索瓦一世的对外政策是与前两位国王一脉相承的。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法国为了巩固它在地中海的贸易地位，为了满足封建贵族向外占据土地，掠夺财富的欲望，采取了侵略意大利的政策。1494年，查理八世首先发动了意大利战争，路易十二则继续其前任的军事行动。由于意大利境内联合起来的各小国在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支持下奋力抵抗，法军不得不撤离意大利，法国的侵略计划未能得逞。

德皇争锋

意大利战争并未因路易十二的去世而中止，相反，从小爱好比武、冒险，被称之为大胆而勇敢的“骑士国王”，年方20的弗朗索瓦一世一心想夺回1513年路易十二丢失的米兰。在把王国交由母后摄政后，他便率军横跨阿尔卑斯山脉，出征意大利。在马里尼亚诺战役取得胜利，米兰公国又被法国侵占。

然而，意大利战争仍未结束。在竞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时，已经统治着西班牙、尼德兰、南意大利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在1519年当选，号称查理五世。这样，查理既有帝国皇帝的号召力，又有从荷兰和整个美洲来的源源不断地经济补充，实力空前强大，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从三面包围了法国，对法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查理五世不仅想把法国的军队从意大利驱逐出去，而且企图夺占其祖母玛丽丢失的领地勃艮第。1521年，意大利战争终于重新燃起。

在弗朗索瓦统治时期，反对查理五世的战争共进行了四次（1521—1525，1527—1529，1536—1538，1542—1544）。1521年交战一开始，法国便失去了米兰。1523年，英军入侵法国北方，法国陆军统帅波旁公爵叛乱，形势对法国极为不利。1525年1月24日，法军在帕维亚战役大败，弗朗索瓦一世被俘。他给母后的信中悲叹自己的厄运，声称自己“除了荣誉和生命已一无所有”。被押送到马德里后，他又被迫签订了马德里条约，才得以释放。条约规定勃艮第归查理五世所有，法国放弃对意大利领土的要求。但是，签订条约前，他曾写下一份诏书称，国王签署的一切条约但凡有损法国利益的均属无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将继续与查理五世斗争。

教皇联姻

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打算履行诺言，1527年，战争重又爆发。他首先让高等法院否定条约，因为他们是在压力之下签署的。气的查理五世公开叫嚷以骑士的名义和他单挑，他也没敢应战，这让他在骑士国王的称号变的一文不值。弗朗索瓦一世想利用外交手段联合意大利各邦。他先后同反对神圣罗马皇帝的教皇克雷芒七世，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国的诸侯结成联盟。他与意大利最有权势的罗马教皇克雷芒七世交涉，后者出身于意大利豪门美第奇家族，该家族拥有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统治权。他们成功地缔结了一门政治婚姻——弗朗索瓦一世的次子亨利王子和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女方的父亲是意大利权贵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母亲是奥弗涅伯爵的女儿玛德琳。这桩婚姻是法国王室和意大利联姻的开始，而凯瑟琳·德·美第奇则对后来的法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527年弗朗索瓦一世再度攻入意大利，前锋军队焚掠了罗马，把教皇关在天神堡里面，只是后来听从劝告，才使教皇避免了更大的羞辱，此后，教皇在这场战争中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根据1529年签订了康布雷和约，法国声明放弃了意大利的一切权利，但保住了勃艮第。

异教同盟

在和平暂时恢复的阶段，弗朗索瓦一世针对神圣罗马皇帝一心想在全欧建立基督教统治的企图，他和英王亨利八世以及德意志的新教诸侯结成联盟，并于1535年和土耳其苏丹苏里曼大帝订立同盟，从苏丹那里得到了对法国极为有利的“治外法权”。他和东方以及和新教结成联盟的外交政策使日后他在同查理五世的交战中获益匪浅。当然，这也让他在基督教世界声名狼藉，无数人都在诅咒这个新月和百合花的渎圣同盟。在1544年，当查理五世的军队侵入法国，逼近巴黎时，一方面，法国沦陷区的居民奋起反击，保卫国土，使查理五世的军队不能前进；另一方面，由于德国新教诸侯在国内准备举行起义反对查理五世，土耳其军队则在匈牙利境内向前推进，威胁着维也纳的安全，迫使查理五世放弃了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于1544年和弗朗索瓦一世在克列比城签订和约。在最后关头保卫了法兰西领土的完整。

政治

殖民竞争

1524年，弗朗索瓦一世帮助里昂市民资助乔万尼·达·维拉扎诺的北美洲探险队。他恐怕是出自与查理五世竞争的目的。在这次探险中，维拉扎诺宣布纽芬兰为法国王室的领地。1534年，弗朗索瓦一世派遣雅克·卡提埃去魁北克圣劳伦斯河流域探险，据说那里藏有神秘的财富。

国王荣耀

弗朗索瓦一世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们看到法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年轻的弗朗索瓦在1515年登上王位之时，他算得上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国王。他的两位前任，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企图用武力征服意大利，然而却丝毫没有看到这片文艺复兴发源之地所发出来的智慧之光。这两位君主只是在简单模仿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国王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扩展土地，加强王权。他们因而被认为是最后两位“中世纪式”的法国君主。不过他们的成绩为法国即将吹起的文艺复兴之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在意大利接连不断地攻城略地时期，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发生了密切接触。随着这种接触的加深，源于意大利的一些新思想传播到了法国。弗朗索瓦一世正是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接受的教育。于是他的一些家庭教师，例如拉丁语教师德斯莫兰，便不可避免地向他灌输了一些新颖的思考方式。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也是一个文艺复兴式艺术的爱好者，她把这种兴趣传给了她的儿子。

当然不能说弗朗索瓦接受的是最先进的人文主义教育；他的大多数教师从未接受文艺复兴的影响。不过可以认为，他比之前的任何国王都更向人文主义靠近。到他即位时，文艺复兴的影响就真的在法国生根了。

弗朗索瓦一世极力支持这种新变化；他成了一些艺术品的最大主顾。他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的支持者和保护人，包括达·芬奇（达·芬奇在弗朗索瓦一世怀中去世）。弗朗索瓦一世鼓励所有艺术家来法国居住和创作，结果像安德里亚·德尔·萨托和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伟人也接受了他的邀请。当达·芬奇在法国作一些小油画的时候，他带来了他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蒙娜丽莎。其他为弗朗索瓦一世雇用的大画家有本内文托·切里尼、罗索和普利马提乔，他们为弗朗索瓦的行宫增添了许多辉煌的装饰。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雇佣了一帮人专门为他收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匠如米开朗基罗、提香以及拉斐尔的作品，再把它们运回法国。这些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尽管把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搬到法国去的疯狂计划未能实现。在弗朗索瓦一世即位之初，法国宫廷里只有少量出名的油画，而且一尊雕像也没有。今天在卢浮宫里人们见到的那许许多多的法国王室的收藏实际上是从弗朗索瓦一世时代才开始的。

弗朗索瓦一世也积极鼓励文学的发展。他号召臣民多读书；并且他自己还尝试着写诗。他建立了于1530年建立了王室学院，用于专门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并任命法国人文主义者纪尧姆·巴德为首席作家。

弗朗索瓦一世对建筑有浓厚兴趣，开始了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土木工程，向建筑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他续建法国王室一直在修造的安布瓦城堡，并且开始对布卢瓦城堡进行翻修。他常常带着自己的设计草图去向达·芬奇请教。由他开工建设的建筑物包括极具文艺复兴风格的尚博尔城堡，这栋建筑有可能出自达·芬奇的设计。弗朗索瓦一世的另一伟大贡献是，他把卢浮宫从一座要塞式的建筑变成了今天人们所见的艺术博物馆。他的伟大贡献还有修建了著名的枫丹白露宫，在1530年左右，弗朗索瓦一世决定将巴黎市郊的行苑扩建为大宫殿，由两位意大利大师画家罗索和普里马蒂乔主持内部装饰，还有法国画家古尚、卡隆及雕塑家古戎等人参与设计。他们的努力使枫丹白露宫风格十分独特，因而被视为一种新的流派，即枫丹白露派。

弗朗索瓦一世生前爱在人民群众前露面，无论冬夏，无论健康好坏，他不知疲倦地巡行整个法兰西，对欢迎他的人们总要说上一句，“我的朋友们，我忠实的朋友们”，以表示热情。晚年时，他得了热病，但在垂死前，还躺在担架上周游在一个一个城堡间。1547年3月31日，骑士国王死于拉波莱脱。

专制王权

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世袭贵族逐渐衰落下去，资产阶级和新兴贵族崛起，但是高级显贵，如王室旁系、大领主家族等仍然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雄厚的实力。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政治上还较软弱，经济上尚未成熟，需要王权的扶助，因此他们支持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旧贵族虽然也寄希望于国王恢复旧日贵族的特权，但这必然导致王权的削弱，国王对他们贪得无厌的要求往往不可能有求必应。封建显贵既要保住他们在地方上的实权，又企图使王权受他们支配，国王的政策总是遭到他们的反对。所以，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的君主专制政体尚具有不稳定性，他所推行的中央集权的政策往往要决定于当时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尽管如此，热衷于权威的弗朗索瓦一世仍采取了种种措施，使王权大大加强。

商业

弗朗索瓦一世对工业和贸易实行保护的政策，主要是保护关税税率，以限制西班牙、意大利、弗兰德尔等地的工业品输入国内。他又与土耳其签订了“特惠条约”，使法国商人在土耳其利文特享有垄断贸易的特权。为了满足对外战争和富裕阶层挥霍的要求，金属的需求大大增长，因而采矿业发展了。为了便利物资的运输，国家开凿并挖深运河，修筑公路和桥梁，取消某些郡内关卡，确保商人的安全，使度量衡趋于统一，全国市场因而得以发展。经济繁荣使国家富裕起来，王室金库的收入也随之丰厚，中央王权的加强有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司法

弗朗索瓦一世在司法上的重要改革使国王的司法权限扩大了。1539年颁布的维勒科特莱法令要求全国各省所有法院的司法文件都必须用法语撰写，不得再用拉丁文或方言拟稿。此外，以往由教会法庭审理的俗人的民事诉讼都改由国王法庭审理。

弗朗索瓦一世把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御前会议，国家重大事件都由国王和少数亲信决定。对于高等法院非常珍视的在登记国王敕令前的“进谏”权，弗朗索瓦一世并不重视，高等法院提出的修正意见，国王完全有权加以否定，因为他认为立法权只应属于他。1527年，巴黎高等法院主席曾向出席会议的国王宣称：“您是在法律之上的，法律和命令都不能强迫您，根本没有一种权力可以强迫您去做什么。”正是弗朗索瓦一世，首次在国王文件的末尾写上“此乃朕意”的话，以后便相沿成为历代帝王诏书的用语，这充分说明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一切决定于他个人的意志。

王权

足够的财源使弗朗索瓦一世有可能建立一支由职业兵组成的、忠于国王的庞大的常备军，也有可能加强中央行政机关，如御前会议、巴黎高等法院、中央各财政机关等。国王掌握着军队，并依靠这些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机关，完全摆脱了等级代表制度的约束。因此在弗朗索瓦执政期间，三级会议始终未召开，地方三级会议有的也被取消，即使保留下来的地方会议，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国王向各郡派遣监督官，以控制地方。监督官权力很大，人人都必须服从他们，但他们只听命于国王，这限制了出身显贵的各郡郡守的权力。

王权的加强还表现在国王领地几乎扩张到整个王国。布列塔尼公爵领地，由于路易十二和领地的女继承人布列塔尼的安妮的婚姻，以及弗朗索瓦一世和安妮的女儿克洛德·德·瓦卢瓦的婚姻，而彻底并入国王领地。波旁族的领地也因1523年波旁的叛变而被没收了。至此，法国领土上就几乎不再存在能对王权产生严重威胁的半独立的大领主势力了。

另一个促使王权加强的因素是弗朗索瓦一世于1516年和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签订了波伦亚宗教协议。协议使法国获得教会自主，弗朗索瓦一世得到了任命法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利，虽然这要有罗马教皇的批准，但国王可以把职位恩赐给他的亲信，也可使需要替补的宗教职位长期空缺，而把他们的收入据为己有。就这样,国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治教会的权力，而且控制了教会的部分财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弗朗索瓦一世最终使国王的权威凌驾于一切之上，控制了地方行政、封建领主、教会、等级代表机构，甚至巴黎高等法院。君主专制制度大大加强。

在国内政策上，弗朗索瓦一世还对法国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意大利战争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化传入法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法国很容易接受这种新的文化潮流。这位酷爱文学和艺术的国王鼓励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宫廷一时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文化的中心。国王的玛格丽特就是一位积极参加人文主义运动的诗人，在她周围集结着一批人文主义的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国王本人不仅是该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保护者，还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达·芬奇，本维努托·杰里尼等有交往，并曾把他们请到巴黎。他的一项最值得称颂的措施是于1530年创办了一所世俗的人文主义大学“法兰西学院”。它的任务是传播人文主义的科学。国王热衷于新的建筑艺术，即把古希腊罗马的建筑术和具有法国民族传统的建筑术结合起来，在他统治时期，建造了卢浮宫西南部以及尚波尔、枫丹白露、布洛瓦等城堡。

弊政

弗朗索瓦的对内政策并不都是值得称道的，随心所欲的国王所推行的财政政策就给法国社会带来了灾难。为了支付战争和宫廷的费用，原有的税收已完全不够用，为此，他采取了临时措施。一是发放公债，即由国民向国家贷款。1522年，巴黎市政府发行了第一次公债，以后，其他一些城市相继效法。公债利息由政府支付。国王认为这种借款方法非常方便，借款数目便日益增多。二是推广了以往已经存在的鬻卖官职的做法。弗朗索瓦一世于1523年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公开出售官职。为解决财政拮据的问题，他甚至设了许多新的官职。买到官职的人不仅可领取薪俸，索取贿赂，而且可享有各种特权和提高社会地位。然而由于冗职的增加，国家机构臃肿，贪污贿赂盛行。三是实行包征间接税制度，即包税人预先把规定的税额一次向国库交清，然后再向纳税人收回，这些人大都是大银行家，他们不仅控制了国库，而且还可向纳税人牟取暴利。

这些措施增加了国家收入，贵族和有钱人更富了，然而却加重了贫穷人的负担，因为除了包税人的直接盘剥以外，公债的利息，官吏的薪俸都从国家预算中支付，而国家预算的来源主要是城乡劳动人民的税收。当时法国是欧洲国税最重的国家。不少农民在地租、债务、赋税的重压下，只得出卖纳贡地，农村中出现了赤贫阶层，抗税运动时有发生。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者是靠工资来源维持生活的雇佣工人。由于价格革命，物价飞涨，工人的实际工资价值下降，又加上税收的负担，境遇十分悲惨。集中劳动使他们有可能秘密地组织帮工联合会以维护自身的利益。1539—1542年，巴黎和里昂的印刷工人曾举行大罢工。弗朗索瓦一世对劳动群众的反抗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1539年的维勒科特莱法令还明文规定工人不得成立自己的组织。

弗朗索瓦一世的宗教政策也极为残忍。他曾被文艺复兴思想所吸引，又受到主张教会改革，并把很多新教徒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姐姐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的影响，此外，出于外交上的需要，他曾和德国新教诸侯联合起来反对查理五世和教皇，因此最初他对各种新思想并不加以制止，容许宗教改革思想的传播。然而随着宗教改革的思想越来越普及和深入，弗朗索瓦对新教徒的态度也逐渐改变。固然因他已控制了法国的教会，不必像德国新教诸侯那样地反对罗马，得罪教皇，更由于他成了教会的实际首领，而新教徒在当时又被认为是共和主义者，所以新教徒对天主教会的猛烈抨击，使他认为他们想倾覆政府，夺取王权。于是他决心对异教徒实行残酷迫害。仅1535年，被烧死的新教徒达35人，被逮捕的有300多个。1540年，宗教裁判在法国实施。当时一些著名的激进的人文主义者，如语言学家埃·多雷因参加宗教改革而被处火刑，有些逃亡国外，有些托庇于主张对新教徒和自由思想代表采取宽容态度的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宗教迫害政策并未达到扑灭异教的目的，相反，宗教改革更加发展起来，最后被主张分立主义的地方贵族所利用，借以反对中央集权。因而宗教分裂是十六世纪下半叶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出现危机的潜在原因之一 [1]。

生平评价

弗朗索瓦一世的战争野心从未成功，政治生涯也少有惊人建树。他对艺术的热心有时也显得过于奢侈。弗朗索瓦的岳父和前任路易十二在晚年时曾对自己的继承人可能会“把一切都弄糟”表示担忧。路易十二给法国留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地方封建领主的割据现象基本被消灭，经济蒸蒸日上并且预算平衡。而弗朗索瓦一世在继续加强法国的王权时却大大损害了法国的经济。大兴土木是巨额浪费的重要因素，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更是一个毁灭财政的陷阱。结果弗朗索瓦一世便企图通过征税来解决问题：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增加了一倍，盐税更是上升到原来的三倍，导致人民怨声载道。弗朗索瓦一世还发明了一些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变卖王冠珠宝，出卖王室领地。为了快速得到回报，弗朗索瓦又开始出卖官职，成为这一毒害法国政治的慢性毒药的始作俑者。客观地说，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有功绩也有错误的国王，他在发展文化和提高法国国际地位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些成就是以法国的经济健康为代价的。

弗朗索瓦一世于1547年在朗布伊埃城堡去世。他被安葬在圣德尼修道院，与他第一个妻子法兰西的克洛德·德·瓦卢瓦葬在一起。他的次子亨利二世继承了王位。包括维克多·雨果、朱塞佩·威尔第在内的许多文豪和剧作家的作品中都出现过弗朗索瓦一世的形象。

谢选骏指出：人说弗朗索瓦一世“仅1535年，被烧死的新教徒达35人，被逮捕的有300多个。1540年，宗教裁判在法国实施。当时一些著名的激进的人文主义者，如语言学家埃·多雷因参加宗教改革而被处火刑，有些逃亡国外，有些托庇于主张对新教徒和自由思想代表采取宽容态度的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

我看就在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对准新教徒大开杀戒的第二年，1536年《基督教要义》一书就出版，并且呈献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还谨题于“虔信基督的法王法兰西斯陛下”，并祝“愿基督的救恩与平安永与陛下同在”。看看看，这如何解释？！除非说，约翰·加尔文是条吃里爬外、出卖教会、背叛基督的流浪狗。

网文《加尔文著作：《基督教要义》报道：

《基督教要义》一书在加尔文笔下历廿五年(一五三四至一五五九)始告完成。这书自一五三六年的初版至最后由作者本人修正的修正版，篇幅扩充达五倍之多。一般公认作者在这部书中的主张自初版以后并无改变。伯撒说过：“他的教训自始至终是确定和一贯的。”可是以后各版的更变并不仅限于篇幅的扩充，而是有计划地逐渐转向于一新的目的。这书最初是一种卫教论说，目的在建立那处在被迫害中的法国复原教的信仰。伯撒在有了最后修正版时说一五三六年的初版只是“那伟大作品的草稿”。六章中的前三章是分别讨论十诫，使徒信经，和主祷文。这三者乃中世纪时代一般训导的主要题目。其余的是讨论圣礼及基督徒自由的问题，正面地攻击中世纪教会的生活和教义。一五三九年在施塔斯堡出版的第二版包括十七章。据作者本人说，这一版的修正为的是要训练工作人员，使他们得到纯粹的神学，并能了解圣经。以后各版的修正都为着能更适切地满足这一要求。加尔文在世时出版的几种拉丁文版及再版并非出于缜密的计划。初版以后又有三、四种版本在施塔斯堡出版，而最少有五种版本在日内瓦出版。一五四一年的法文版为加尔文本人从拉丁文一五三九年版译出的，可说是唯一出自他手笔的法文版。另外有几种根据一五四三年及一五四五年的拉丁版本译出的法文版相继出现。另一法文译本是从一五五九年最后的拉丁文修正本译出的，在加尔文死前约有七次的再版(注：关于这一点多麦斯坦(Mrmelstein)的判断与杜马喀(Doumergue)不同，前者认为这一法文译本也是加尔文本人所主稿而由他的兄弟安东尼(Antoine)及柯拉当(Nicholus Colladon)协助编译)。

一五五四年的日内瓦版共有二十一章，内容和一五三九年版本相差不多，比初版篇幅增加约及两倍。最后的修正本增加最多，到了一五五九年才订定的，在这一版的序文中加尔文说起这一部著作在他手中的演进经过。他说他“从来不满意这部书，一直到了这最后订正的一版。”修正的工作是在他身体极端衰弱的情形下进行的。在前一年的冬季，严重的间歇热病使他相信自己的死期已近，于是他加倍努力于这一部书的完成，希望以之作为传给信徒的遗著和对上帝教会的一件贡献。他说他的目标在乎帮助神学学生，使他们知道怎样去领受上帝的话。

《基督教要义》的最后订正版分为四卷，试行对基督教神学整体的各部作均衡的论述。每卷题目系按照使徒信经的次序，即父，子，圣灵，圣而公的教会等，每卷约有二十章，每章长短不同，分为若干只以数目表示而没有标题的分段。

加尔文以廿五年时间写作《基督教要义》，其经过实足以表示其人之特性。问题并不在于这部书的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形式及细目。在思想上他早已大体成熟，在措辞方面却不断地力求改进。当他廿五岁时，经过长时间的踌躇之后，他成为复原派信徒；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学者，有着人文主义者重视优良作品的那种色彩。他非但是一个极端重视文体的作家，也实在是一个文学大师。他所出版的许多巨著从未再经修正，我们猜想这些作品从文学的观点看，多数能够使作者满意。但《基督教要义》这书和其他著作不同，由于它的特别性质，它的成为有永久性价值作品的最大可能性，以及它在作者其他作品中所占的中心地位，作者对这书特别慎重，时刻希望改进它，使它臻于完全。在最后修正版，他把这部书修剪到各部分都配合得好，好象一株生长均称的大树，枝叶茂盛，果实累累。

加尔文是一个从文学家转变到神学家，而同时能保持着文学意识的人。他所写的既然是最关重要的事，必须应用最严谨的辞语。在他这类的作品中有一种虔敬和奥秘的气氛。杜马喀有一段描写加尔文的非常生动的话，说他是一位卓越的“精通语言——上帝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人，他对于那为真理服务的语言的力量有着近乎绝对的信念”。从广义方面说，加尔文所关切的是阐扬上帝自最初藉祂的创造，藉祂给列祖对祂的了解，末了又藉律法及众先知，把自己表达出来的道理。“若非学习圣经，没有人能得到关乎真实和健全的教义的丝毫知识。”加尔文曾引诗篇十九章的话说：虽然穹苍传扬祂的工程，但只有主的律法是全备的，它改变人心；而圣经就是上帝藉以“存留祂的真道，直到永远”的工具。教会的建立必须以先知及使徒为基础，那就是建立在圣经的权威上面，这种权威在那些内心蒙圣灵引导的人看来是真实可靠的(见《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六章，二至四节；第七章，一、四、五等节)。

在加尔文的作品中，人的话语因专诚信服上帝的话语而提高价值。他觉得他自己的能力是建立于圣经的能力上面，认为神学家的任务在于阐扬及实行神的话语。加尔文因为有一种基本的、恒久的情感，正如他的朋友伯撒所说的，是一个具有对上帝完全奉献的情感的人，所以他心灵活泼，立论有力。他把他博览群书的知识和奇异的记忆力都应用在他的写作上，几乎每一词句都能充分表现他的天才和训练。他的作品有一种高雅和富于辩才的格调；内容丰富，生气勃发，对问题的解释，明洁有力。从大体上说，在他那一世纪，能写出象他那样精炼字句的作家，并不多见。根据文学史作家的意见，他的《基督教要义》一书的法文版，使他和二、三当代法国作家同被称为法国散文的创始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基督教要义》一书在加尔文笔下历廿五年(一五三四至一五五九)始告完成。这书自一五三六年的初版至最后由作者本人修正的修正版，篇幅扩充达五倍之多。一般公认作者在这部书中的主张自初版以后并无改变。”——我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从一本十多万字的小册子，虽然敷衍了二十五年成为八十万字的巨著，但其谄媚的敲门砖性质，确实没有改变，可谓一部“可耻”二字的见证。

网文《约翰·加尔文》报道：

约翰·加尔文（法语：Jean Calvin，法语发音：[?ɑ? kalv??]；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是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新教的重要派别──改革宗（或称归正宗、加尔文派）的创始人。

出生与早年时期

加尔文出生于法国巴黎北部不远的瓦兹省努瓦永。祖父是水手，父亲热拉尔（Gerard Calvin）由于刻苦努力，得到本城教会主教的书记之职，母亲让娜（Jeanne Lefranc）笃信天主教，是才貌兼具、敬虔的妇女，她在加尔文小时候，经常带他在乡间漫步、祈祷，不幸早逝。加尔文的父亲不但自己勤勉，更对其三个儿子深具厚望，要他们受相当的教育，而对女儿们只要她们作家庭主妇。

加尔文的父亲既在教会内任职，又为贵族人士所尊重，与本城的上流人物有密切交往，这对于他的儿子来说，是一个特别机遇。加尔文从小得与贵族子弟同受小学教育，后来他成为昂热（Hangest）与蒙莫尔（Montmor）之子的密友，日后他将所写的第一本书献给蒙莫尔说：“我自幼在你家里长大与你学一样的书，我所领受的第一教诲就是从你尊贵之家的生活与修养得来的。”这种关系给了加尔文高尚的礼节与社交的平静，而非出身于矿工之子的改教家马丁·路德所拥有，路德总是带着不失老百姓阶级的粗野作风。加尔文比路德小26岁。

大学时期

早年的加尔文属于天主教，他生性怕羞，好学不倦，节制饮食、极少消遣，准备将来作神父。1523年，由于加尔文家乡诺阳流行传染性的瘟疫，他随同孟特摩家前往巴黎，加尔文进入Collège de la Marche大学，专攻拉丁文学，深获马蒂兰·科尔迪耶（Mathurin Cordier）教授极器重，在他的指导之下学习如何写文章。获得文学士之后，加尔文转往Collège de Montaigu大学，专攻哲学与伦理学，这些学习帮助他有敏锐的心思，对于后来的辩论助益匪浅。

1526年，加尔文的父亲考虑到律师职业能使人致富，希望他舍弃神学专攻法律，加尔文不敢违抗命令，进入奥尔良大学专攻法律，他在一位诉讼律师门下受教，不久即成绩卓绝，甚至教授缺席时，也由加尔文代课。

1531年，他转入布尔日大学（University of Bourges）法学院，受教于知名的人文主义法学家阿凯齐（Andreas Alciati），同年，加尔文的父亲过世。加尔文在波纪斯大学学习了一年半，同时间他也学到希腊文，这对他日后研究新约圣经有莫大的帮助，古典文学一直是加尔文的最爱，而法律的研究则培养了加尔文的组织能力。

1532年，加尔文出版第一本注释书——幸尼加全集（Annaeus Seneca,4 BC–AD 65）中标题为“仁慈论”的注释，该书引证55位拉丁文著者和22位希腊文著者，这本书把加尔文的名字介绍给知识界，但是当时此书并未立即获得社会的好评，有些学者认为此书是为了宗教抗议者向当局的请愿。无论如何，此书呈现加尔文后来注释《圣经》的方法，即发掘著者的原意，然后述说自己的回应。

宗教改革

加尔文早年时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尚未传播到加尔文家乡，所以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1523年来到巴黎后，他开始读到一些偷渡至法国的马丁·路德作品，植入一些改教运动的新观念，或许曾目击法国第一位殉道者波瓦纳（Pauvanne）被焚在火刑柱上，或者看见法国贵族波郡（Berquin）因翻译路德作品而牺牲生命，宗教改革成为大学时期谈话与讨论的题旨。

加尔文大学时期，他的拉丁文教授考第尔曾公开批评当时的罗马大公教会（后来考氏加入宗教改革运动又在日内瓦学院执教）。加尔文的表兄皮埃尔-罗贝尔·奥利韦唐（Pierre-Robert Olivétan）将《圣经》译成法文，因此，他对直接研究《圣经》感到兴味十足，他们多次共同讨论，奥氏主张只有两个宗教：一个是靠人类功德得救的，一个是将人得救的事完全归给上帝。此外，加尔文在巴黎的一些密友如克智弟兄等，都是极端批评现世并接纳路德观念的人。在奥林斯大学时，他住在一位路德派商人艾蒂安·德·拉福尔热（Etienne de la Forge）家中，他的家是宗教改革同志们的聚会处，这位商人乐善好施，每逢将食物赠给穷人时，就伴随发送路德的小单张。在布尔日大学时，加尔文从沃尔马（Wolmar）学习希腊文并一同研读新约圣经，从瓦氏的口中听到他对腐败教会的侮辱与非难，目睹了的当时教会与新约教会的教义与生活相去甚远。

1533年，加尔文改信更正教，1534年赴瑞士巴塞尔，1536年定居日内瓦并发表《基督教要义》。

1538年由于严格的改革宗教，和市政当局冲突，被迫出走斯特拉斯堡。1540年日内瓦宗教改革派重掌政权，1541年加尔文应邀重返日内瓦。建立日内瓦归正宗教会，日内瓦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组成教会的领导机构。加尔文从1542年至逝世前一直是市级牧师团的主席。从1541年到1555年进行一系列的神学争论。

当时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并非在加尔文加入才开始，在加尔文之前是由法惹勒等人发起的，并在1536年市民大会投票决定建立基督教城市。当加尔文进入此城市时，因他对于教会的权柄及服事者的威权上的观念，而采取的行动使他对非本派的教徒进行管制。神学家兼科学家塞尔维特的最新著作就像一记耳光打在《基督教要义》的作者加尔文的脸上，加尔文遂寄了一份自己的书稿给对方作为答复。而塞尔维特的报复很快，他用攻击性的言论给全文做了注解。

加尔文在给塞尔维特的信中写道：“我既不仇恨、亦不鄙视你；我也不愿对你施以迫害；但对于你这听来几近侮辱又如此大胆的教义，我会坚硬得如同钢铁一般。”其后他们通信中的讨论变得愈加激烈，最终加尔文不再回复。[1]之后，塞尔维特还给加尔文寄了一些特别具有攻击性的信件。[2]因此，加尔文对塞尔维特渐深的厌恶，源于其异端的观点以及塞氏那种糅合了优越感以及人身攻击的语气。

他向法国罗马公教宗教裁判所通信，最后在日内瓦逮捕和审判当时被罗马公教与更正教同判为异端、逃亡中的塞氏，使其被定罪并判处火刑。此过程为日内瓦议会所裁决，但加尔文本人并不支持采用火刑，主张以更人道的方式处决塞尔维特。[3]然而此事件仍在日后使神学家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产生激烈批判。[4]

加尔文向其他国家传播新教教义，他的观念深深影响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他还从事政治活动，邀请一些法国王室成员和贵族加入法国的加尔文派与胡格诺派。之后法国发生宗教战争，他延揽大批欧洲新教难民到日内瓦，使日内瓦成为归正宗的国际中心，号称“新教的罗马”。加尔文对新教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在理论与实践上奠定了归正宗的基础。他的神学名著是《基督教要义》。

1564年，加尔文罹患重感冒，出现高烧以及咳血，以致其健康急速恶化，最终于5月27日病逝于日内瓦。

加尔文神学

圣灵论

《基督教要义》中没有为“圣灵论”单独写一个章节，必须从整本书的论述归纳他的观点。加尔文认为，上帝的灵与上帝的工作同时进行，而促成人的“相信”，当圣灵在人心中运行光照人心，使人在读了上帝的话而产生信心。所以人非用理性接受信仰，亦非用理性确认圣经的权威，而是圣灵那奥秘的力量所做的工作。[5]

救赎预定论

虽然救赎预定论是他倡导的神学遗产，但主要架构非他独创或原创。就救赎预定论可分“救赎”及“预定”两点来说。对于预定，加尔文认为，得不得救在乎神的拣选，人的选择在这件事上是毫无主权的。意即：神预定某些人得永生，某些人会灭亡。故神将救恩赐与会得永生的人，至于灭亡的人则任其灭亡。神的恩慈是为了要见证祂的救赎，跟功德无关，也跟个人无关。[6]至于人们疑惑为什么有人不被拣选，他引用了申命记29:29：“隐密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他说人不会也不能质问神为什么施恩予人，那就不能问为何神会弃绝某些人，属神的心意人是无法明白。[7]

至于救赎他发展了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称义之论述。这个论点起初由奥古斯丁所提出，直到马丁·路德时发展出“法庭式的称义”。两人不同在奥古斯丁认为“义”是内在的，当神赐给人恩典时，“义”便成为人的一部分。对马丁·路德及加尔文而言，这“义”是属外在的，是“算作”、“当作”、“归给”，人依然是罪人，只是在人们因着信神就算我们“为义”。[8]

教会论

加尔文的教会论涵盖非常广，包括了基督徒的自由、教会的权柄、真教会的基本特质等，其中他所认为真教会的特质应该包括了：“传扬神的道”及“遵行圣礼”。所以传福音、聆听上帝的话及遵行圣礼都是十分重要的。圣礼的定义加尔文对圣礼的定义是：“神赐恩给我们的证据，是一种外在的印志，和我们对祂的敬虔之互相印证，加以确认。”[9]

其中必要圣礼特别是指“洗礼”与“圣餐”。“洗礼”：加尔文认为洗礼是基督徒的第一个圣礼，其意涵是加入教会的表记，好叫人们被接入基督，列为神的儿女。加尔文非常反对私人洗礼。因为他认为洗礼与圣餐是教会的公共圣职，私人不可擅自施洗。且受洗者必须要先充分明白真理，才可施洗。

加尔文强调通过圣餐，使得信徒得以与基督连结。他并不重视饼跟杯，他主张“在圣灵里耶稣基督身体真实的临在”。也就是说，人在圣灵里改变而体验到耶稣基督的临在，体验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血。但是在领受圣餐时，必须传扬神的道。所以对于当时罗马公教保留饼和杯，给生病无法前来的信徒或是王公贵族举行私人弥撒，这些作法加尔文并不赞成。因为他认为不在崇拜及充分宣扬上帝的话之场合领受圣餐，是没有意义的。[10]

圣礼观

加尔文同意圣奥古斯丁对圣礼的看法，认为那是代表不可见之恩典的一个可见的记号。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中，加尔文解说圣礼为“外部的标记，基督藉以说明并保证祂对我们的善意，为了支持我们信心的软弱，同时试验我们对祂的虔诚。”圣礼是以印记来保证其中所有的内容，是信仰的公开认定。[11]他相信只有圣餐和洗礼具有圣经的权柄。关于圣餐，他不赞成变质说，也不认为只有以某种形式举行的圣餐礼才有效；同时，他也不赞成某些人的看法，以为饼与酒只是一种象征，用来代表祂的身体，目的是刺激人的记忆、敬虔或信心。加尔文认为圣礼赐下的，就是它们所代表的；主不仅要求我们看，而且要吃与饮，这样的行动就表明了在祂与我们之间，有一种生命的联系。这个联系在道被宣讲出来以及人以信心来回应时，就已经创造出来；当人以信心来领受圣餐礼，生命的联系就得以加强而更加密切。加尔文反对路德对圣餐功效的解释，他认为基督的身体一直是在天上，我们是被圣灵的大能提升到天上，来领受祂的身体。他强调，领圣礼的人若不是以信心来领受，圣礼就与他们无益。[12]关于洗礼，加尔文认为“洗礼是准许我们进入教会的起码标记，为了与基督联合，我们可以被列在神的子民之中...是一种工具，借此神保证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涂抹，永远在祂面前消失。”借着洗礼，表明我们的罪被洗净，也是重生的标记。加尔文认为洗礼的方式并不重要，重点在于洁净。[13]

建造日内瓦教会

日内瓦议会同意加尔文的主张，订定“规范基督教信仰”的法规，通过小议会、两百人议会、大议会，于十一月二十日教会法规（Ordonnances ecclesiastiques）成立。教会法规是为整体的教会生活，以服事功能为规划，教会生活，必须受牧师、教师、长老与执事，四种职分各有严谨不同的职责，都是在日内瓦教会的组织里。虽然有严格的纪律，但是纪律不过是信仰的建设一部分，并不单独存在，是为了传福音和施行圣礼，要具影响力。[14]

著作

《基督教要义》http://godoor.com/book/library/html/theology/jdjyy/content.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基督教要义》加尔文著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北京三联书社2010年3月出版

《基督徒生活手册》赵中辉译http://www.cclw.net/soul/jdtshhsc/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罗马人书注释》赵中辉、宋华忠合译 http://cclw.net/Bible/rmrszs/gb/index.ht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罗马书注释》校订本赵中辉、宋华忠译宁依华校华夏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更宽广的生命——加尔文著作文选》陈佐人译校园书房出版社2011年3月1日出版

《以弗所书注释》任以撒译 http://www.cclw.net/Bible/ephesians/gb/index.ht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加尔文的灵修与祷告》梁德慧译赵中辉编http://book.edzx.com/Html/Book/0/889/Index.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加尔文的经济神学思想─职业无分圣俗》http://xuexiguoch.blog.sohu.com/156364733.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加尔文全集》英文版http://xuexiguoch.blog.sohu.com/161162735.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加尔文作品网上阅读》英文版http://www.godrules.net/library/calvin/calvin.ht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加尔文的各卷圣经注释》英文版http://www.sacred-texts.com/chr/calvin/index.ht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加尔文传记

《这就是约翰加尔文》Thea B.Van Halsema著http://13571023.blog.hexun.com/53083416_d.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神学家加尔文与今日的加尔文文主义》华菲德http://zuoshihezijide.blog.sohu.com/130598822.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加尔文宗派相关资料

改革宗书目大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ed79e50100fg3r.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考文献

 Downt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Authority, Chapter 3 [1]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The Reformation Chapter XXI, page 481

 ﹝美﹞Thea B. Van Halsema著，王兆丰译，张艳芬校：《加尔文传》（This Was John Calvin，北京市：华夏出版社，2007年8月北京第1版第2次印刷），页176。

 帕尔克，《加尔文传》，王怡芳、林鸿信译（台北市：道声出版社，2001年），142-3。

 林鸿信，《加尔文神学》，92-3。

 麦格夫，《宗教改革运动思潮》，陈佐人译（香港：基道出版社，1997），92-3。

 林鸿信，《加尔文神学》（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4），138-42。

 麦葛福，《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琪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448-9。

 墨尼尔，《加尔文的平生》，许牧世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86-7。

 林鸿信，《加尔文神学》（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4），176-9。

 改革宗出版社编辑部编订，《改教家加尔文》，赵中辉译（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8），53。

 杨牧谷，《当代神学辞典》（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175。

 改革宗出版社编辑部编订，《改教家加尔文》，赵中辉译（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8），54。

 林鸿信，《加尔文神学》（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4），183-7

谢选骏指出：人说“他向法国罗马公教宗教裁判所通信，最后在日内瓦逮捕和审判当时被罗马公教与更正教同判为异端、逃亡中的塞氏，使其被定罪并判处火刑。此过程为日内瓦议会所裁决，但加尔文本人并不支持采用火刑，主张以更人道的方式处决塞尔维特。然而此事件仍在日后使神学家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产生激烈批判。”——我看加尔文人格极端卑鄙，他在背叛了天主教会之后，又向天主教的裁判所告密，制造文字狱，害死了自己的敌人——心思阴险、手段毒辣，堪比斯大林、普京。

现在可以知道了，加尔文为何把他的主要著作题献给屠杀新教徒的法国国王？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渣。

摘自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新编第六卷

谢选骏全集29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