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雷锋是第一个红卫兵

《少将陶克：雷锋就是真的》（VANESSA PIAO，黄昱帆 2015年8月10日）报道：

雷锋已经不在了，但他还活在纸页之中。这位身为60年代共产党宣传重要榜样人物的无私士兵，在北京一间陈设简单、略显拥挤的小办公室中回归。一本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由人民出版社主管的杂志，今年7月在此创刊。

在昏暗的电梯间尽头，一扇门打开，正对着一面白墙。墙上一个鲜红的雷锋头像下面写着：“人类美好的向往——雷锋。”

“《雷锋》就是从这间小办公室走向全国的，”发行部主任李新新在办公桌前说道。他和杂志社的所有员工胸前，都佩戴着一枚写有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字样的雷锋徽章。

杂志封面上的“雷锋”二字以毛泽东的书法字体写就，内容以“当代雷锋”的好人好事和雷锋崇拜者的故事为主。这本杂志是其创立者陶克少将通过发展对雷锋精神的学习来维护雷锋形象、鼓励社会向善的系列计划中的一步。《雷锋》杂志创刊，也正值中共中央一场全国性的“为英雄正名”的运动进行之际——在包括雷锋在内的多位民族榜样、战争英雄事迹的真实性在近年频遭网民质疑之后，中国官媒发表了一系列报道进行反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底上任以来，也多次号召民众学习雷锋，并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学习雷锋“要从娃娃抓起”。

62岁的《雷锋》杂志总编、前《解放军报》副总编退休少将陶克说，2013年时，一本面向公众的雷锋刊物的长期缺失，以及雷锋在近年遭到的质疑和攻击，让他决定创办这本杂志——此前的雷锋刊物均为党内内参。陶克著有基于15年研究及与百余位雷锋亲戚、战友访谈写就的书籍，《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

陶克说，杂志获得了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支持，获国家批准刊号，以三位企业家捐助的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初始资金创办，未受政府资助，现有员工15人。杂志的总顾问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于永波上将。

这本单本定价8.30元的月刊杂志第一期印刷了5万本，其中2万本已被社会人士订阅。陶克说，订户主要集中在全国教师、企业家、部队和老年人人群，来自新疆和西藏的订户也有。首期杂志的封面故事是一位103岁老红军雷锋迷的故事。在另一篇文章中，杂志记者还采访了雷锋在辽宁铁岭县石碑山村雨夜送大嫂回家时抱在怀里的大嫂的小儿子。 其微信公众号“好人雷锋”已经上线，之后还将成立网站。

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身着深绿色军装长裤、白色衬衣的陶克在《雷锋》杂志社的办公室中解释了雷锋对于包括他与习近平一代人在内的数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般的意义，阐释了为何他认为“别有用心的人”攻击雷锋将对中国造成政治上和情感上的巨大冲击，并谈及了包括解放军领导在内的中国人当今的道德滑坡、军内腐败，和他发展“雷锋学”、建立“雷锋学院”的计划。陶克也就一些对雷锋事迹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和解释。

以下采访内容经删节编辑，未经陶克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中文网：近年来，网民对雷锋的质疑不断，雷锋在大家心中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是毋庸置疑的英雄模范人物了。《雷锋》创刊后，您是否担心这本杂志的市场？

陶克：有些人担心市场。是很多人想做好人，需要给年轻人教材，但是这对年轻人有没有吸引力。他可能看看时尚杂志，在美国看看《花花公子》也很喜欢，你很正面的人物他未必花钱订。

我后面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调研，从中央党政军机关、新闻界的同行，到出租车司机、工地工人，和被评选为好人的居委会大妈志愿者聊，发现大家都说这个时代需要一本雷锋杂志，我们愿意做好人。但是谁来刊登，如果有一本专业杂志，就能让那些凡人善举刊登起来。而且一提到雷锋，我看到大家不止想到那个22岁的年轻人，而是你我他。如果一个人做好事，他一定比喻他是“活雷锋”。所以这样看雷锋的素材就数不尽用不完。我就觉得老百姓喜欢看我就不愁订阅。

纽约时报中文网：杂志在经济上如何维持？

陶克：我们这个杂志实行的是市场和公益相结合。我们没有国家拨款。虽然我们宣传的是正能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和国家要钱。因为中国在进行市场经济，报刊也要走向市场，我们市场也要抓订阅，送的肯定喜欢的人很多，但是美国人办杂志也送不起啊。我们抓订阅，那些有雷锋情结、好人情结的，比如爷爷奶奶买回去给孙子孙女看。比如我就爷爷辈了，我杂志就拿回去给小孙子看，他们也很喜欢。第二就是公益，比如我们接到西北一个教师说几十所学校知道这个杂志没钱订阅，也就100本，我说没关系。

我们资金来源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订阅。我们这个全彩印刷，定价也不高，一年也不到100块钱。第二个就是靠这些爱心企业家。他们说我们给山区建学校，这个也是个公益平台。我们主要有三个企业家。比如一个谢克明，之前在政府干过，也当过兵，是个伤残军人，也在深圳开发特区，还是特区先进工作者，后面做老年事业。听说我们搞《雷锋》杂志主动找上门来，这个人还自己抚养了十几个孤儿。他们三个出资了100万。后来我们说，你们是做公益还是要回报，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做雷锋这个事业。你们赔一年，我们帮你一年，赔三年我们帮你三年。有一天他们喝醉高兴了还说，你要赔10年我们帮你10年。我就笑了，说真赔10年我就不办了。老百姓喜爱雷锋，要没人我还办它干什么！我定了一个目标，就是两年就扭亏为盈。第一期2万订阅是我满意的，但我目标更高。

《雷锋》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103岁高龄，被赞扬具有雷锋精神的红军老战士。

《雷锋》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103岁高龄，被赞扬具有雷锋精神的红军老战士。 VANESSA PIAO/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中文网：对于对雷锋事迹真实性的质疑怎么看？

陶克：关于不真实呢，就是1963年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学习时，境外就传来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就没有雷锋这个人。一个22岁的人怎么那么完美，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们22岁能干什么？刚读完大学呢。另一种说法是雷锋这么完美又不在了，是不是共产党把他给杀了。杀人灭口。塑造一个神话。这个例子是雷锋连（雷锋生前所在的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汽车连——编注）的第一任连长李超群跟我讲的。他当时在长沙工程兵学院保送读书。毛主席题词之后，当时部队的一位首长，应湖南的要求，去找他，和他说你是他的连长，你去讲讲雷锋。他说首长我讲不了，毛主席都说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我文化程度不高，讲不好怎么办。首长就说，雷锋是个什么样就怎么样讲，现在外面都说没有雷锋这个人。他就瞪大眼睛说，雷锋是我的兵啊，怎么会没有雷锋这个人呢。

而且过了那么久，很少有直接的证据了，人们就去质疑他有没有。而且很大一个程度，第一个是不了解，而且与我们过去的宣传有问题，很单一。因为过去宣传他就说做好事，读毛泽东著作，或者记住他几个“螺丝钉精神”。他忽视了雷锋作为一个青年人丰富的感情世界。他有没有朋友啊，有没有女友啊，穿戴什么啊。忽视了生活细节，好像是神话。

第二个雷锋离开我们50多年了，各种说法大同，但是小异。有人拿着这些小异，说怎么不一样。

第三个可能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人不可能都愿意说他好啊。这种原因造成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对于一些流传比较广的质疑，比如说雷锋为什么那么富裕、为什么有那么多照片，您这里是否有解释？

陶克：因为雷锋15岁参加工作，在乡里、县里，在工厂里开过拖拉机。当时中国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他工资就50块钱了，当时黄金也就3块钱一克。所以雷锋有一个皮夹克、手表不奇怪。所以他有钱帮助那么多人。那时候就以匿名的名义，多的30块钱，少的五块钱，灾区一捐就是100多块钱。

有10个人给他照过相。在照相馆照的相有40多张。他有个特点，一瓶汽水舍不得，一毛五，一张照片五毛钱他去照。而且他爱美，喜欢把白领子翻出来，头发梳一梳，满面阳光。到部队来之后，到1960年的8月份，部队每天都收到十几封给他的感谢信。部队就想一个普通战士能收到那么多感谢信，要宣传他，要办展览。那光合照不行啊，就来了摄影的，就有一些摆拍。事情是真的，但是照片是摆拍的。那个年代，一个团才有一个照相机，中国人照片大部分都是摆拍的。当时也有争议。这是时代的局限，不是雷锋的错。当时雷锋也很无奈，说你们别老宣传我，我就一个战士，哪那么多好事，我还要当班长，要开车。所以历史地看，不要格外挑剔。

比如网上有人说雷锋一次挑大粪几百斤怎么会啊，他又算一泡大粪烘干了多少克。我说这是个白痴啊。你风干你以为放到冰箱风干啊。你大粪直接放到地里不把庄稼烧死。所以一泡屎下来还得一车土来搓啊，那几百斤一千斤不就出来了吗。那些计算的，有点无聊了。

很多人调侃说雷锋白天做好事晚上记日记，他的日记没准备给别人看啊。一个人做好事记下来都不行，也要求太高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您认为世界上“别有用心的人”为什么要选雷锋下手攻击呢？

陶克：我和你讲讲我的亲身经历。我是1953年出生的。1963年第一次听到雷锋的名字。我在河南南阳，10岁，上三年级。当时学校大广播上听到的。觉得一个人做了好事那么光荣，比如雷锋给老人让座、下雨送孩子回家，做好事那么光荣，自己并不劳累，反倒很快乐。当时记得学雷锋就三个字：做好事。又过三年13岁，听到了焦裕禄的名字，是个县委书记，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闹饥荒，老百姓没饭吃，人家推开门问你是谁，他说大爷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让我给您送粮来了。你说当这种官多光荣。你想这种从小形成的价值观，一夜之间和我们讲雷锋是假的，焦裕禄是假的，那不相当于说是釜底抽薪吗？他从孩童时期形成的信仰和信任的人失去之后，他不就完蛋了吗？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会要掏空人们的信仰呢？中国社会每次伴随着一次大的变革与进步都会面临一次信仰危机，比如，文革后，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发动了文革，一批跟着红军跨雪山过草地的老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文革一结束，他们又上台了，那么人们就质疑，你说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否定错误的时候像马克思说的，泼脏水把孩子一块泼了。（马克思原话为“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意为在试图清除错误做法的时候，连本来是好的事物也一并清除了——编注）

（习）总书记上来后，搞八项规定，打老虎抓苍蝇，深得民心。但是另一个方面，共产党在常委里都出老虎了，这些老虎在台上的时候让我们学这个学那个，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们缺少科学辩证的观念，在否定腐朽的时候容易把光明也给否定掉。

一次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一个退下来的、在外事工作委员会的老领导就讲，要让年轻人记住几个英雄，要让孩子们从小听到英雄的名字，会对他未来影响很大。你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中国人也一样。而且对英雄的信仰是建立在对人的信仰上。比如你信任我了，采访我了，决定也去看看《雷锋》。但是你如果很厌恶我，你就会很质疑雷锋。信仰是建立在对人的信仰上。通过对人的信赖，会让更多人接受这个榜样。比如国共两党较量的时候，人们是从解放军身上认识到共产党的好，跟着走了。但是一问共产党是什么样，不知道。他就觉得解放军就是共产党。

纽约时报中文网：攻击比如雷锋、黄继光这样的英雄模范，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陶克：你想雷锋、黄继光的名字影响了几代人啊。上至太爷爷这辈100岁的人，过去吕正操，张学良的卫士团的团长，铁道兵的司令，他是活到100多岁。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学的是张思德，烧炭那个。老年学的是雷锋。我跟着毛主席学雷锋，我永远要当个普通士兵为人民服务。再往下就是我们当爷爷这一辈的，包括习总，我们同年，我还采访过习总；再往下30、40岁这一辈；再往下在幼儿园托儿所的这些孩子从小就常学习雷锋好榜样，要给雷锋叔叔敬礼。如果把雷锋抽空了，三代、四代人都发生一个巨大的困惑，会觉得共产党搞了一个大骗局，连雷锋这样的好人都是假的，中国还有榜样吗？问题的厉害是在这个程度。所以我就在网上看到有个40来岁的，他也争不过人家，人家说这个那个是假的，他说，“假的我也相信！他就是个好人！”

他们对雷锋的崇拜就近似于宗教，类似对基督、天主、菩萨的崇拜。你说在这个社会，谁能说耶稣不好，谁能挑菩萨的不好？你这不是伤害了多少宗教界人士的感情啊。同样，对雷锋，留在人们心中半个多世纪的名字和追求，你要伤害他，我说，冷了老百姓的心。

所有《雷锋》杂志的员工都会佩戴的雷锋徽章。由于长期缺失一本面向公众的雷锋刊物，以及雷锋近年来遭到的质疑和攻击，让陶克少将决定创办这本杂志。

纽约时报中文网：习近平主席也写过一些文章纪念焦裕禄。请问像雷锋、焦裕禄的这些事迹对习和您这一代人的性格有何影响？

陶克：很有影响的，他（习近平）之前有个《之江新语》(2007)，就讲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像他们那一代人就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成长起来的。还有写他到延安插队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主动挑重的活干，主动帮助一些同学、老乡。这些都是教育的影响。总书记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是九次讲雷锋，三次给学雷锋志愿者回信。毛泽东当年是两年六次讲学雷锋，两次看雷锋的电影话剧。

纽约时报中文网：不少雷锋支持者都认为，现在没有雷锋时代夜不闭户的好风气了。

陶克：我觉得如果中国要恢复到那个时候的道德状况，首先要恢复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比如现在我们讨论摔倒的老人要不要扶。我们这一代孩子来到社会上，都是防范陌生人，和我们那时候说大家都是一家人，你帮我我帮你不一样。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并没有泯灭。过去我们总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现在我们说，你捡到钱包，如果实在困难，可以先把钱留下，把里面身份证、信用卡等你不需要的贵重物品还给人家，然后记住人家的联络方式，将来有钱了去道个歉，把钱还给人家。

纽约时报中文网：郭伯雄、徐才厚的腐败是否与社会的道德滑坡有关？

陶克：郭伯雄、徐才厚他们的腐败，是典型的两面人。一面是人，背后是鬼。但广大官兵并不知道。人民解放军这十几年战斗力空前提高，各种救灾面前解放军都是往前冲，说明我们的官兵是很可爱的。如果因为这两个老虎就抹黑解放军，对国家不利，对人民不利，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另一方面郭伯雄他们实在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没有守着做人的底线。

纽约时报中文网：您对中国媒体表示过建立“雷锋学院”的意向。能否谈谈关于“雷锋学院”的具体计划？

陶克：我觉得“雷锋学”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学。雷锋的很多行为超越了时代、阶级。雷锋精神有超越性。他的敬业精神、钻研精神、助人为乐的大爱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

雷锋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又有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人们向善向美的情节也体现出来了。他就像一条河一样，融在一起了。雷锋在半个多世纪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那就应该上升到理论层面。我们有井冈山学院、延安学院、焦裕禄学院，我们也想办一个“雷锋学院”。

具体时间表就是今年会同社科院、国防大学一批专家立题，具体搭个班子，还要一些企业家搞一些赞助，争取两三年出一本教材。我们再打算依托一些全国的学习，建立一些分院，搞一些短期的培训和课程。最后成为像井冈山学院那样的独立学院。我们计划是三到五年发展起来。

“雷锋学”的核心就是国学，这是一门教人怎么做人的学问。比如我们习总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中就谈到，用了西方熟悉的语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学雷锋就是为了社会更好。怎么抓呢，就是从娃娃抓起，让他记着做一个好人。

对当今社会来讲读个本科、硕士、博士就够了。中国不是20年前，缺大学生，中国现在缺好人。

谢选骏指出：你越说雷锋是真的，雷锋就越不像是真的了！ 真是所谓的“越描越黑”了。

《揭秘：20世纪60年代雷锋被逐步树为“全国典型”始末》（2014年04月24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

编者按：近日，《党史文苑》发表文章《雷锋被树为典型始末》。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的活动。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雷锋精神仍然在中华大地上被提倡和盛行着。那么，雷锋是怎么被树为典型的？谁是最早宣传雷锋的人？这些在当年并不算什么新闻，而今天道来却是十分珍贵。摘编如下。

陈广生：中国第一个写雷锋事迹和宣传雷锋精神的人

现已离休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著名军旅作家陈广生是雷锋生前的亲密战友，是雷锋事迹和雷锋精神的重要见证人。他从1955年到1963年，曾在雷锋生前所在团工作了8年，开始做理论教员、宣传干事，又做俱乐部主任。1960年1月，在欢迎新兵大会上他结识了雷锋，从此便和雷锋结下不解之缘。他在雷锋生前，就写过很有影响的记述雷锋事迹的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劲苗》。该报告文学后来改编成《雷锋的故事》，这是全国第一部完整介绍雷锋生平事迹的专著。雷锋牺牲后，他为宣传雷锋事迹做了大量的工作。从那时起，写雷锋、讲雷锋几乎成为陈广生生活的全部。他因此被称为播撒雷锋“火种”的人，中国第一个写雷锋事迹和宣传雷锋精神的人。他一辈子写雷锋，从1960年至今，他已经写出的诸如《伟大的战士》和《雷锋传》等有关雷锋的书籍达13本之多。

陈广生与雷锋结识很早。早在1960年1月8日，他就与刚刚入伍的雷锋交上了朋友。当时团里在操场召开欢迎新兵入伍大会，身为俱乐部主任的陈广生，主持了会议。那天风特别大，漫天飘着雪花。一个新兵代表上台刚说一句话，一阵风就把他手中的讲稿吹乱了，怎么展也展不平。陈广生担心他讲砸了，想上去帮一把，没等伸出手，不料，那个小战士把发言稿一团巴塞进衣袋，来了个即兴发言，而且一点也没卡壳儿。那时，陈广生便暗暗记住了这个个头不高、嗓音洪亮的小战士雷锋。一散大会，陈广生就拽住雷锋，和他聊了起来……

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雷锋》真实地刻画了雷锋在部队中的生活。雷锋为灾区捐款的事情确有其事，但并不是雷锋亲手将慰问信连同100元钱送到救灾指挥部，而是通过一封信寄到了辽阳市委。这封信至今仍保留在雷锋纪念馆，在它旁边放着的就是辽阳市委发到部队的表扬信。同一时期，连队驻地抚顺望花区和平公社成立，雷锋也送去了100元钱，这样又有了发自和平公社的感谢信。当时的团领导韩万金政委看到这两封信后，下定决心要培养雷锋、宣传雷锋。

雷锋拿出200块钱去支援别人，大家都奇怪，新兵一个月的津贴才6块钱，雷锋哪来那么多钱？但是想想他工作好几年才当兵的，用一句话说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就攒了200元钱，全部奉献出来了。

1960年7月，雷锋所在团准备授予雷锋为“节约标兵”。认准了雷锋这个典型的韩政委开始琢磨怎样把雷锋的事迹展开宣传，而第一步就是由谁来写一份上报下发的材料。他考虑到陈广生与雷锋比较熟悉，便指派陈广生来写雷锋的事迹材料。

陈广生回忆说：“我一听挺感兴趣的，虽然不是我的职责，但是一听说要了解了解雷锋，我说我去。到雷锋连队采访两天，和雷锋谈了几次话，到和平人民公社找了党委书记，我记的录，搞了两天材料，大概有万把字，我给材料起个名，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团里领导当时要求很严格，一是一，二是二，不许有水分，这个事情是真的就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要写。为了慎重，我叫雷锋看这个稿子，雷锋看到有模范两字不高兴了：我模范啥，我哪模范，我还新兵呢，当兵不到一年，这点事都是应该干的，这有啥模范不模范的。我们很严肃地说，这是首长定的，党委定的，一定要搞好，马虎不得，你好好看。雷锋不敢不看了，他真改了几个地方，该划掉的划掉，他说这个题目不好，我不要这个模范，划掉，他自己划，他写了两句话：‘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说句心里话，我所以和雷锋结了不解之缘，就是从这两句话开始的。”

经过采访雷锋本人并到雷锋所在运输连调查后，陈广生写出了《雷锋同志模范事迹》这份材料。这个材料经团领导审查，以团政治处的名义加按语，下发到团属各连队。从此，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首先在雷锋所在的团展开了。也就是从那时起，雷锋一直活在陈广生的心中，活在他的笔下。

1960年9月，雷锋荣立了二等功；10月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他以“模范共青团员”的身份，被沈阳军区首届团代会邀请为特邀代表。

这一连串礼遇和桂冠，使陈广生看到了雷锋身上具有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宝贵精神财富，促使他不得不再次拿起笔来。于是，他决定尝试着用报告文学的体裁进一步宣传雷锋。

为赶写稿子，陈广生常常忙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因不能按时起床出操，当时的团政委韩万金还批评过他。但韩政委同时也表扬和鼓励他写雷锋。为让他集中精力，还特意在沈阳军区工程兵部招待所给他要了一间房子。陈广生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为把稿子写得有深度且真实感人，他两度深入到雷锋入伍前工作过的鞍钢化工总厂和弓长岭铁矿采访。经过数十个日夜苦战，他完成了4万多字的《向阳坡上长劲苗》的初稿。

但这篇作品并没有很快问世。不久，因为参与电影《地雷战》的创作，陈广生离开了抚顺。此时，由于《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这篇材料已经下发上报，雷锋成了全团指战员中的模范人物，团党委决定树立雷锋为全团艰苦奋斗的“节约标兵”，号召全团官兵都要像雷锋那样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共同度过我们国家经济生活遇到的暂时困难。由此，雷锋的名字在全团叫得更响了。

陈广生到北京工作一年后又回到团部。一天，韩政委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的文章得想办法发出去，但你在外工作一年多，你知道一年多雷锋啥样？你现在别干其他工作了，我建议你到雷锋班去，再生活几天，你把这一年来雷锋是怎么当的班长，怎么成为抚顺市的人民代表，怎么获得抚顺共青团优秀辅导员的奖励，怎么参加军区首届设备代表会议的这些事，都补充到里面，给部队做个读物。”

陈广生听从领导的安排，去对雷锋进一步采访与了解。当时雷锋在铁岭单独带着一个班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带着5辆车、十几个战士组成的加强班，为施工部队拉粮拉菜，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由于工作特别忙，陈广生去了几次都扑了空。有一天，终于赶上雷锋和乔安山刚要出车执行任务，他跑了过去。

陈广生对这段往事的细节依然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我抓到车门敲敲窗，跟雷锋出趟车，从山区到市里的路特别不好，山区都是盘山路，雷锋小心翼翼开车，也不说话，我就把我的意思说了，我说你把这一年的事给我说说。他不吱声，走到平路上，走到很宽的路上，他说主任别再写了，我都怕了。我说你怕啥？他说你看我领了一个班，也不是我一个人，我手下十来个人呢，五六台车，你看看这路，万一哪个战士我管理不善，哪台车子一翻出事了，你看我还先进不先进，我真怕了。你说我干点事，我干啥了，你写了一大篇子，我干了别人没干吗，不都干了吗，你看看把我的照片也登在报上。他说主任我说心里话，我不愿意出什么名，有啥名可出，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不是共产党救了我，我早死了，能活到现在吗？我没别的心情，就想好好干，做点实际事，报答党对我的抚育之恩。我也没话说了，后来我就没写了，我说算了，人家都说不愿意我写了。政委说不行，他不愿意写他自己，我做党委书记我不能这样，我认准了，这个事就得宣传，有的人想出名却出不了名，他不出名是我的责任。我就按照这个指示，到了营口写这个报告文学……”

1962年8月15日，正当陈广生带着欣喜的心情去营口改写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时，不料，团里韩政委叫人打电话告诉他，尽快赶回来参加雷锋的治丧活动。陈广生得知雷锋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并连夜返回驻地。在医院雷锋遗体旁，陈广生泪流满面。他听到雷锋所在连副连长说：“你死了，不如我死了……”此时此刻在他心里翻腾的也是这句话。陈广生参加了治丧小组的工作，同组织股长一起给雷锋写悼词。他又去租礼堂，写挽联，筹备追悼会，向各有关单位、部门、人士发讣告。开追悼会那天，一些小学生、老师和其他百姓把自己亲手制作的花圈，摆放在雷锋的遗体旁，个个泪湿满襟。不请自来的学生、工人、居民特别多，小礼堂根本装不下。为了让门外的群众能听到追悼会的情况，陈广生亲自扯线爬到门上去安了个大喇叭……

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建设路小学和本溪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听到雷锋叔叔牺牲的消息都大哭了一场，他们派代表到部队说：“我们见不到雷锋叔叔，也要看看他用过的东西。”韩政委当场答应：“一定要满足孩子们的愿望。”遂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陈广生。陈广生选定空置的营房，领十几个人粉刷四壁，然后把雷锋的遗物，大到皮箱，小到鞋带，用过的武器，读过的《毛泽东选集》，日记本和笔……一件件展出来，陈广生还分别在绿胶合板上书写了说明词。一切准备停当，便请了两个小学的同学们来参观。这个展览一下子轰动了，学校、工厂纷纷组织人来参观，应接不暇。共青团抚顺市委领导看了以后立即建议把展览搬到市里，增加图片，在更宽敞的环境里展出，让更多的人从雷锋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紧接着，沈阳市也复制了一套在市文化宫展出。北京军事博物馆也来了人，提出雷锋是军人，他的全部遗物原件要由军事博物馆收藏，遂全部展品搬到北京展出，照原样复制了一套留给了抚顺。

送葬的路上，陈广生看到，抚顺市男女老幼，数以万计的人群涌上街头，含泪送雷锋。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使陈广生彻夜难眠：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卓越的功勋，为何受到如此的爱戴？陈广生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憾，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雷锋事迹写好，让全国甚至普天下的人都知道雷锋，学习雷锋。

陈广生沉痛地回忆说：“一个战士，在区政府的礼堂里开追悼大会，军区有花圈，市里有花圈，市里领导干部还要出席，人装不下呀，没请那么多人，院子里却满了，临时不得不设一个喇叭在树上，但你只能管院子里头，街上都满了，老百姓自己扎白花。万人空巷。”

几经修改，陈广生终于完成了5万余字的报告文学，并很快连载在《抚顺日报》上，又陆续发表在《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上。

1963年3月5日，首都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这时，陈广生深深意识到，他还应为弘扬雷锋精神做些什么。为此，陈广生从1964年秋到1996年春，先后11次赴湖南，并多次到鞍山、营口、抚顺等地搞调查，最长的一次达半年之久，细致地采访了雷锋的老师、同学、亲戚、邻居30多人，掌握了有关雷锋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充实完善雷锋的事迹，展示雷锋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写出《雷锋的故事》和《雷锋轶事》两本书，得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沈阳军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表彰和奖励。陈广生没有就此满足，也没有就此打住，他一直不停地写，通讯、散文、报告文学、评论，不管什么形式，什么体裁，只要能宣传、赞美、歌颂雷锋，他就写。转眼到了2002年，人们原以为年逾古稀的陈广生该休息休息了，然而他却毅然决定，再把雷锋的事迹编写成电视连续剧。他和著名诗人胡世宗一道，从雷锋16岁写起，洋洋洒洒，一路写下来，一直写到雷锋22岁……经过历时一年的艰苦跋涉、奋战，《雷锋》这部电视连续剧剧本和长篇纪实报告文学诞生了，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成为献给纪念学雷锋40周年的一份厚礼。

谢选骏指出：劫匪军的少将陶克说“雷锋就是真的”，他害怕大家不知道“雷锋是第一个红卫兵”。“毛主席的好学生”雷锋主张“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是文革打砸抢烧杀的急先锋，因此明显是“第一个红卫兵”。雷锋的横死暴毙，也意味着“献忠心”的红卫兵运动不得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