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满清让中国倒退三百余年

谢选骏：满清让中国倒退三百余年
（一）
满洲人相当野蛮原始，甚至到了霸占中国两百年后的十九世纪都是如此。在清人昭梿撰写的笔记《啸亭杂录》中，竟有这样一段关于清初满洲武将阿里玛的记述：据载，阿里玛力大过人，能够举起盛京实胜寺前重达千斤的石狮子，还能够揪着自己的头发使身体离开地面！这显然只是萨满教神话的余孽。
欧立德（Mark C. Elliott， 1959年）却偏偏认为“满洲人创造了奇迹”：
满洲人是突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虽然规模不大却表现出不同于其他集团的强劲的军事力量。固然，他们能出现在北京街头是出人意料的，而他们居然在巩固政权上取得成功，那就更加令人惊异。满洲皇帝能够把他们的统治从1644年6月维持到1912年，恐怕任何人都始料不及。其实，满洲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所谓“以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即满洲作为不及汉族人口350分之1的少数民族，为什么能够征服并维持对中国的统治长达近300年。郭沫若曾说，清人入主中国200多年实在是一个奇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汉民族自身，而是不同于汉人的通古斯族系满洲人在中国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里治理中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谢选骏指出：难怪人们说郭沫若是个汉奸卖国贼。）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由于满洲人遵循朱子学说的统治规范，从而获得了在政治上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富裕而有教养的汉人士大夫们的支持，由此维持了自身的地位。对第二个问题，即所谓“满洲问题”，也就是1683年最终确立的满洲征服者和汉人臣民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一般的结论是，由于满洲人完全与汉人社会同化，故清朝乃满洲人的王朝这一性质特征变得不甚重要了。（谢选骏指出：欧立德一窍不通。满洲人不是靠朱熹学说而是靠萨满教维持恐怖统治的。）
在思考满洲人成功的原因时，我一直企图把立场上相去甚远的“清史”和“内陆亚洲史”联系起来加以研讨，而我的结论也不同于历来对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的意义所作的解说。换言之，清朝的洪业来自于满洲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适应能力，以及其保持自身特殊素质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清朝既没有完全摆脱儒教的束缚而只具有狭义的统治上的利害，也不单纯建立在满洲人对汉人的军事支配之上，而是在把统治的基础置放在一个不同民族上来进行治理。满洲人的差异性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构成满汉关系特征之一的紧张感原本就是存在的，并与清朝的统治秩序相始终。常言道“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如果说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的话，满洲人在下马之后并未离之远去，那也是事实。然而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却谈何容易。
欧立德在研究满洲人的帝国洪业时感到，对于17—18世纪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很有详加了解的必要。因为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回答“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清朝是怎样成功地将其统治权维持了近300年的），还可以回答所谓的“满洲问题”（清朝的统治者不是汉族而是满洲人，这对于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采用所谓的同化之说。我从老一辈学者孟森、郑天挺、王钟翰、Karl Wittfogel、Joseph Fletcher和David Farquhar等，以及近年的Beatrice Bartlett、Philip Kuhn、Pamela Cross-ley、定宜庄、刘小萌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许多教益，更受到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浦廉一、百獭弘、三田村泰助、宫崎市定、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等人学问上的诸多影响。他们把清朝的统治作为“异民族统治”的一个事例来理解和阐释的作法给我以重要的启迪。
（二）
（谢选骏指出：欧立德关心的命题是：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我想他关心这一命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继承了满洲人“少数人进行统治”的事业。）
在理解上述命题的时候，欧立德首先说明对于清朝历代来说为什么保持“满洲”这个概念是重要的。欧立德的推论是，如上所述，王朝统治的正统性是以两种理论为基础的，而且需要由清朝统治者自身来奠定这个基础。理论之一基于中国传统的王权思想，另一理论则是基于满洲人作为外来征服集团所具有的利害关系，这个相对狭隘的认识。在上述两端之间，可以看到代表大多数人的具有广泛性的主张与代表少数人狭隘利益的主张，普遍主义与排他主义，学识为本的实力主义与贵族主义，以及文武两派理想上的差异所造成的种种紧张与对立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对于清朝来说统治中国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在上述矛盾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无论天平向何方倾斜，都有招致失败的危险。清王朝如果摈弃第一种理论（通常称之为朱子学的正统论），比如废除科举制度，势必失去汉人知识分子的支持，而统治本身也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容许破坏满洲集团与多数派的汉人集团之间在定位上原本不可逾越的界限，允许满洲人分散到一般的人群当中去，就可能损害满洲作为征服民族，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团结的努力而形成的权力以及民族主体性的一体化（在这里我使用“族群主权”这个字眼），并危及该王朝的今后。在第一条路上有不到百年就归于灭亡的元朝作为前车之鉴，在第二条路上，有皇太极再三告诫文化演变的危险时提到的金朝。
欧立德赞许的是，满洲人统治者似乎意识到，强调以民族主体性为基础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安定，所以一再宣称“满汉一视同仁”，对待汉人时作出一种儒家的姿态。然而他们的内心的思考与其外在的行动其实有很大的出入。1730年刊行的《大义觉迷录》记载了雍正帝针对汉人的反清言论所作的答辩，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满洲人对自己的少数派地位的不安，不过类似的情形并不多见。就这件事而言，后来乾隆帝即位不到两周，就下令收回其父亲的布告，显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因为该书不仅暴露了清王朝对汉人的不信任，也轻易地暴露了对王朝自身形象所持的某种偏见。
再者，如果把维持满洲人统治以及满洲人集团的凝聚性看作清朝统治成功的基本条件，并同时承认清朝的统治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的话，那么必然与持满洲汉化论的人意见相反，会得出满洲人保持了自身的民族主体性的结论。不过，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的记述，讲的都是在18世纪初叶以后满洲的民族特性濒临失传，清廷为了保持其特点而采取了种种挽救对策，却仍然未能阻止满洲人摈弃自身的传统习俗而接受汉人的文化。清廷把注重“国语骑射”、“崇尚简朴”作为“满洲之旧道”加以鼓励（或者说是敦促），却未能收到相应的效果。既然如此，保持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性又从何说起呢？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的这些做法，被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下来。）
欧立德要回答这个问题，再一次研讨最具有满洲特色的八旗制度。历史上内陆亚洲地区的其他集团也曾采用类似的高度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满洲人的八旗制度则最明白不过地表明了满洲集团的非中国（中原）的性格特征。除了皇帝外，无论满洲的男女老少，都属于八旗，八旗的历史和满洲的历史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欧立德指出，对于民族主体性这个问题，无论就精英阶层还是就普通阶层来看，都应当作为八旗组织内部发生的一种现象来把握和分析。欧立德发现，随着清朝的姿态从征服中国变为统治中国，清廷理想中的标准的“满洲之道”，在一定程度上被注重实用性的“满洲之道”取代了。八旗的牛录就是征服者们的老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在牛录里的成员被再度定义，满洲人成了旗人，反之旗人也等同于满洲人。这个演进过程的最后，就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把清代的旗人统统认定为满族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旗人”并非民族，而是党团，相当于现在的“党员”。）
（三）
欧立德胡说：“满洲人创建的前所未有的伟业，与他们作为武士接受管理严格的军队生活方式以及因处于内陆亚洲边缘而赋予他们的好战性格有关，两者造就了清朝强劲惊人的军事力量。他们是当时中央欧亚大陆地域最强劲的部队。”欧立德完全不能解释，既然满洲人这么能干，为什么早在其实其实际的全盛时期还就通过《尼布楚条约》把大片领土拱手让给俄国？
欧立德接着胡说：关于大清国的正式边界，有必要关注满洲人持有的不同认识。明清时代汉人的看法大体是借长城划分“内”和“外”。长城以南为“中原”，是中国的本土，长城以外是塞北，即广漠荒无人烟的旷野，寒冷异常。而对于满洲人来说，长城并不那么重要、。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至高无上的满洲皇帝（汗）的概念中，那是人工建立的边界，可以完全无视。所谓“内”与“外”的区分，指的是北京和北京以外的所有空间。换言之，被当作中国的“中原”和当作边境的“塞外”的划分是满洲人所不取的。就这点而言，他们所说的“大一统”的宣言是正当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由于满洲人将“内”和“外”统为一体，“中国”的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它奠定了当代中国的雏形。
当然，正如细读20世纪的民族主义观点时可以感受到的那样，重新统一后的疆土成为中国的过程并不那么简单。中央政府一直在倡导所有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大家庭”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个口号与标榜多民族性的清朝的“满汉一家”说不无相似。由此也可以看出满洲人的统治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
……
欧立德哪里懂得：中国领袖自从夏商周以来，就一直自视为“天下”的主宰。而长城不过是一道军事防线，不是作为天下之外。
（四）
网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指出：最惊心动魄，极为阴险，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焚书事件——清鞑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８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满清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皇明”字头：此类字头书籍，全部销毁。《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甲申"字头此类字头，全部禁毁，《朝鲜征倭纪略》禁毁满清查禁。焚毁的“军”字头、“经”字头、“明”字头的部分书籍名录，见下文。“漏网之鱼”的几种史料有《江变记略》，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淫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叙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轮奸；《扬州十日记》：亲历者叙述满清在扬州十天的大屠杀。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禽兽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胡编出来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现摘录如下：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五）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这是由满洲人群整体上的野蛮状态决定了的。虽然在满洲鞑靼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但最后都狗尾续貂、无疾而终。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鞑靼，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鞑靼，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鞑靼了。（现在的新满洲人、共产党中国人称之为“鞑靼”为“大大”。）
由于满清鞑靼极度愚昧，文明被彻底的扼杀掉。入关之后，满洲鞑靼鼠目寸光，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一系列错误国策的危害显而易见，如果是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不难发现和解决，只不过是残酷的思想迫害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龚自珍只得无奈的仰天长啸“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哪里是没有人才？！是没有言路！由于满洲鞑靼兽性的杀戮，中国人的精神死了。从此时起，中国的各级官吏不再自称“下官”、“卑职”，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朝野上下弥漫着噤若寒蝉的恐惧，这种味道好像行将就木的气息。一个民族的精神死亡，也也意味这个民族的灭亡！从此，中国不是发展， 而是全面倒退，一派江河日下之势。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康乾盛世”不过是覆灭前的回光返照，好象临绝前的垂死挣扎，只要稍有文化常识与历史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康乾盛世”不过是野蛮的杀戮、阴毒的精神摧残、残酷的独裁暴政的代名词。就经济方面而言，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明末崇祯时就有田783万顷，而顺治16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直到到乾隆31年（1766）到741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可见 “康乾盛世”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
或曰 “康乾盛世”时清朝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一。此说不假，只是清朝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不是清朝才是世界第一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满清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75％，明朝占45％，清朝占25％。明朝雇佣经济的工商业及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就经济比例而言十分合理，距离资本主义已不遥远。同居世界第一的清朝在质上已差之千里，搞的近代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担当不起革命的重任。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这都是由于满洲人的愚蠢。他们像毛泽东一样，只愿意任命自己的子弟进入大学，结果是大学的瓦解和堕落。
……
满清让中国倒退两百余年，现在，又经过两百年了，中国终于步履蹒跚地追赶了上来，下一步，中国该怎么办呢？中国如何摆脱“第二满洲”的中国共产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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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欧立德的满文水平有多高？
李勤璞

笔者论文《明末辽东边务喇嘛》2000年9月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刊登，结论言及喇嘛的政治角色：“金人（清人）于此获得足够机会，乃有北京时期（1644-1912）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跟深切的成功的全面运用，塑造出大清朝特殊的政治构造-意识形态-族群关系”，语后加了一条脚注：
Evelyn S. Rawski就清朝的形成、统治方式、政权性质等，表达了有启发性的意见，见其著，‘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ember 1996）, pp. 829-850。不过，渠对中国大陆清代史、满族史研究成果的评介，未免漫然称赏之嫌。
我当时的印象是，Rawski（汉名“罗友枝”）依据的那些二手论著，并不足以支持她的结论，所言不过是一种意见。逐一核对该文所引书目，不少甚至连出版机构都写错，更令人不得不对文章质量产生怀疑。张勉励译述罗友枝此文，刊登于北京《清史研究》季刊1999年第二期。这是今日所谓美国“新清史”跻身中国学界乃至在社会上引起波动之局的开始。
在这股浪潮当中，美国学者Mark C. Elliott（汉名“欧立德”）是最为积极的参与者，堪称领袖。他极力在中国推广“新清史”，呼吁中国学界改写清史，宣称新清史有几项特点，其中之一是运用满文史料，他自己也以能运用满文资料自诩，所著《乾隆帝》中译本的作者介绍说他“除中国历史外，并教授汉、满、蒙文历史文献”，此书乃是“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研究”。他在中译本序里这样写道：“我本人也逐字逐句认真审阅了全稿，并做了进一步的校正和修改，因此，书中如果存在任何错误，责任自当由我承担。”而译校者贾建飞则在后记中说：“审校完成后，欧立德教授又逐字逐句进行了二次审读，他不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还补充了译稿中缺失的很多原始引文。”据此看来，作者是能够对中文版内容负责的，排除了“手民之误”或译者犯错的可能。那么，不妨就以《乾隆帝》（以下引文仅标页码）为例，来看看欧立德的满文水平究竟如何。

钮祜禄氏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jakūn gūsai manjusai mukūn hala be uheri ejehe bithe, 1744）卷五有满文Niohuru hala，汉字作“钮祜禄氏”，是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的姓氏。钮祜禄氏在八旗满洲姓氏中十分著名，但欧立德每次都写作“钮钴禄氏”（50页、270页）。钴（gǔ）、祜（hù）两字，音形义均不难区分。作为以满文从事清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欧立德似乎并不清楚Niohuru hala的读法与汉字写法。
丰绅殷德
和珅儿子的名字“丰绅殷德”系乾隆皇帝所赐，欧立德说这个名字的满语意思为“祝他好运”（67页）。英文原文（48页）为：Fengšeninde（his name, which in Manchu literally means, “good luck to him,” was chosen by Qianlong）。
按，第一部满汉辞典《大清全书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刊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江苏太仓民人（irgen）沈启亮在北京编写，其中fengšen这个字意为“福分，造化”；《五体清文鉴》则解作“福祉”，名词；《佳梦轩丛著》“清语人名译汉”条也指出，“丰伸”的意思是福分。那么，丰绅应该是fengšen。另有形容词fengšengge，意为“有福分的，有造化的”。
翻检乾隆朝实录，当时有这样的人名：福康安的两个儿子分别叫“丰绅济伦”（fengšen jilan：福慈）与“丰绅果勒敏”（fengšen golmin：福分长久）。和琳（1753-1796）的儿子、丰绅殷德的叔伯哥哥则叫“丰绅宜绵”（fengšen imiyan：福聚）。若是满语，丰绅殷德应该是fengšen yende，意为福旺。Yendembi为动词，意思是“兴“旺”，Yende是其命令式。
满文fengšeninde，如果有这个词的话，应分开写成fengšen inde。Inde有两义，一是第三人称代词“i”（他，她，它）的与位格和方向格形式，意为“在他”“于他”“向他”“对他”，二则是动词indembi（意为“歇宿”）的命令式。
欧立德假设“丰绅殷德”为满语fengšeninde，意为“祝他好运”。按此解释，则inde是作代词“i”的与位格和方向格形式。从多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不成立的。
第一，满语里，动词在宾语之后。表达“祝他好运”之意，一定有动词“祝”字在inde后面，句式是这样的：
inde basubumbi，（被他笑话。）
inde acaha manggi bi sain fonjimbi se，（见了他时，说我问（他）好。）
si inde adafi yabumbio，（你贴近着他走吗？）
inde benefi ša，（给他送去瞧。）
第二，无论满人还是汉人均认为福分与运气非常不同，因此，说这个名字fengšeninde意为“祝他好运”肯定是不对的。
第三，名字中有“inde”，意思是指向他人的，如果某人名叫“祝他好运”，那一定是祝福别人，而不是祝福拥有这个名字的人。
第四，在旗人满语命名习惯中，没有应用格助词形式的，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例证。常有以动词命令式（即动词词干）命名的情况，但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或积极向上，或寄予期望，而 inde作为动词命令式意为“歇宿”，显然不适合用于人名。
男性美德
《乾隆帝》94页“寻找真正的男人”这个小标题下有一句：“乾隆有时喜欢将这些品质称为‘男性美德’（即满文hahai erdemu）。”
按，满文hahai erdemu指的乃是武艺、技艺、本事，并非“男性美德”之意。Haha意为：男子，丁；男的，雄的。I意为：的。Erdemu则指“德，能”。
说“美德，令德，懿德”，则必须加形容词sain：Sain erdemu。Sain的意思是“美，好，优，善”。
钦定
《乾隆帝》143页写道，乾隆皇帝“命人修订了官修辞书《钦定清文鉴》，将察哈台语编入其中”。欧立德想说的，其实是《五体清文鉴》，此书满语书名han i araha sunja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藏文书名rgyal-pos mdzad-pavi skad lnga shan-sbyar gyi mañjuvi skad gsal-bavi me-long，蒙古文书名qaγan u biigsen tabun jüil ün üsüg iyer qabsuruγsan manju ügen ü toli bičig，汉文书名《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满语及多语种同文辞典，但并非“钦定”（满语han i toktobuha），而是“御制”，即皇帝自己写的，书名开头已经写明：满文han i araha，藏文rgyal-pos mdzad-pavi，蒙古文qaγan u bičigsen。
御制燧囊诗
《乾隆帝》58页提到一首与皇后手制燧囊有关的诗：皇后“富察氏突然离世，乾隆遂命人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盒子专门盛放皇后最后进献的这件礼物。他解释了这件礼物的来龙去脉，并以满语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语句：‘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
此诗的满汉文原迹图片，《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故宫文物月刊》都曾刊登过，汉文诗题为《朕读皇祖〈御制清文鉴〉，知我国初旧俗，有取鹿尾氄毛缘袖以代金缫者，盖彼时居关外，金线殊艰致也。去秋塞外较猎，偶忆此事，告之先皇后，皇后即制此燧囊以献。今览其物，曷胜悼怆，因成长句，以志遗徽》，诗云：“练裙缯服曾闻古，土壁葛灯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俭，即兹知要允称贤。钩绦尚忆椒闱献，缜致空余彩线连。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乾隆戊辰清和既望。”落款日期为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十六日。看此诗满文本，并不押头韵或尾韵，音节不等，完全是散体文，再据乾隆朝《实录》所记朝廷满文翻译情况，此诗跟御制诗文和祭文之类相同，是撰写汉文定稿后，再经儒臣译成满文，并非用满语赋诗一首。其实未见乾隆皇帝写过满文诗文的记载。
欧立德称有一句意为“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比较起来，只能是满译最后第四联：
julgei giowanse i hūsihan cuse i etuku weilehe be donjiha,
seibeni boihon i fajiran hiyabun i dengjan be ume onggoro sehe,
mini emgi uhei mujilen i malhūn be tuwabuki sehengge,
ereni oyonggo be sahangge yargiyan i erdemungge,
hayame tabuhangge kemuni dulimbai gung ni yafahange seme gūnimbime,
sijime ufihangge untuhuri boconggo tonggo i miyamigan be tuwabuha,
aide uthai fe jaka oho ni seme nasame,
arbun mudan be sabure gese yasai muke sar seme tuhebuhe,,
意思是：“悲伤着因何原因（燧囊）顷刻变成故物？宛如看到（皇后）音容，眼泪簌簌掉下来。”这句满文里没有“睹旧物”、“忆音容”、“泪（眼）朦胧”的意思，仍是汉文原诗的意义：“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

《御制盛京赋》
《乾隆帝》84页提到《盛京赋》，说赋中“乾隆以大段的文字描写了满洲故地的奇迹，即‘天佑之国，大汗兴焉’”。
按，汉文《御制盛京赋》乾隆八年（1743）写成于盛京，该年由儒臣翻成满文一并刊行，满文书名han i araha mukden i fujurun bithe。此赋汉文序有“因周览山川之浑厚，民物之朴淳，谷土之沃肥，百昌之繁庑，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之语，不难发现，欧立德所引“天佑之国，大汗兴焉”即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这两句的满译本来，检《盛京赋》满译本此语：abkai iktambuha gurun, han i yendehe šošohon i ba，满译本与汉文的意思完全一致：（盛京，mukden）乃天生物产富庶之区（gurun）、既往帝王兴起之要地（ba），并无“天佑”、“大汗”之意。
《御制十全记》一
乾隆皇帝御制《十全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戊辰初三日《实录》，同一日，乾隆令人写为四体字（满汉蒙藏文）碑，立于拉萨。另有汉文御笔写本、《御制文三集》卷八本，则均有作者双行小注。
欧立德引了一段原文：“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德。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又为之加脚注：“此段引自《十全记》。满文本：ede emgeri cooha horon be algimbuha be dahame. urunakū hūlhai yeru be geterembume efulefi emke seme funceburakū gisabuki seci. inu 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 de acabume yaburengge waka. uthai tere ba be wacihiyame baha seme. 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 jiduji inu bai gūwa niyalma de bahabure dabala. tuttu hese wasimbufi 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 cooha be gocifi baita wacihiyabuha. 中文译为：我军业已展示出压倒性的力量。因此，若谓必须逐个清除、捣毁叛军巢穴，将其一个不留地彻底粉碎，那么这一行动计划将不会符合上天好生之德。因此，即使尽得此地，自西藏之外其他千里（帝国内）不可耕、守之地亦将放弃，终究只能为人所取。故降旨晓谕（叛军）投降，体恤将士，终结这场战役。”（152页）
庄吉发先生《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46-547页）附录了影印汉文《十全记》及其满文译本，译文与原文严格对照，可参考。笔者将这段满文翻译如下，以资比较：“因已宣扬了军威，如果一定要剿除、攻破贼穴，一个不留地剿杀，也不与上天喜好其生存的心思（gūnin）相合；就是把那地全都得到了，悬隔在西藏界外又这样（几）千里，这就是所说的“不可耕种、不可镇守”呀，最终也会白白被别人获得罢了。于是降旨，接受归降、撤回军队，使事情结束。”
欧立德在这段脚注中对实录满文译本的汉文翻译，无疑是其满文能力的展示，然而，检查一下满文，可知他的译文是几乎完全脱离原文的“再创作”。例如，“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满译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意思是说该地在西藏边界之外又几千里之遥，不宜纳入中国版图。欧立德所译“西藏之外”“其他千里之地”，并已经在“帝国内”，可谓荒腔走板。
再如满译本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欧立德译作“晓谕（叛军）投降”，实际意思是“接受归顺”，即允许其投降，没有“晓谕（叛军）”之意。《十全记》“上天好生之意”的“意”字，被欧立德误作“德”，于是满译本（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的gūnin（汉文：意）也被他错译成“德”（满文：erdemu）。
《御制十全记》二
除了以上内容，《乾隆帝》中还提到了一次《十全记》：“乾隆皇帝他在1795年一篇有关其退位的文章中是这样结尾的，其中反映出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153页）
欧立德大概没有完全读懂这段文言，标点有误，现重新标点如下：“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欧立德为《十全记》这段话加了如下脚注：“满文本：šumilame gūnimbi jabšan de susai nadan aniyai sidende. coohai gungge be juwan mudan yongkiyahangge aika abkai kesi de waka semeo. tuttu seme abkai kesi de ele šumin ofi. mini olhorongge ele hing sembi. gelhun akū hukšembi sarkū bime. damu alime muterakū ayoo seme gingguleme gingguleme olhoxome olhoxome abkai gosire be baime. dasan be targalafi yongkiyaha 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rere dabala. 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 中文译为：在我（登基）57年间，幸有好运相伴，成就十全武功。能说这不是上天赐恩吗？天赐愈多，我对上天之敬愈诚。我不敢冒昧地去获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惟愿以我的赤诚与惶恐之心去祈求上天之福佑。若弃帝位，唯盼成为一介全人。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153页）
这条脚注，分《十全记》满文转写及其欧立德的译文，理应是上引独立引文对应的段落。可是出乎寻常，并非如此。我们先看庄先生书中《十全记》那段独立引文的满文对应段落（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次）：（页548）⑽ibere be sambi bederere be sambi seme jijungge⑾nomun de getukeleme gisurehe be dahame bi yargiyan i gūnin de⑿tebufi gelhun akū onggorakū, cooha baitalara dari, ele⒀mujin toktobufi doro de acanaki seme alimbaharakū⒁šumilame gūnimbi jabšan de susai nadan aniyai⒂sidende, coohai gungge be juwan mudan yongkiyahangge,⒃aika（页549）⑴abkai kesi de waka semeo, tuttu seme⑵abkai kesi de ele šumin ofi, mini olhorongge ele hing⑶sembi gelhun akū hukšembi sarkū bime damu alime⑷muterakū ayoo seme gingguleme gingguleme olhošome olhošome⑸abkai gosire be baime dasan be targalafi yongkiyaha⑹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rere dabala, geli ai⑺gisurere babi sehe
这段满文，笔者翻译如下，以资比较：“所谓知道向前、知道后退，《易经》中既经明白地说了，我实在是存于心而不敢忘。每当用兵，无不深思，越加坚定心志，以合于道（doro）。有幸在五十七年间，成全十番武功，难道不是由于天的恩典吗？然而，天恩越深，我的畏惧越发诚笃，怎敢不知感戴，且只怕不能领受，谨慎再谨慎，央求天的怜爱，而希望退出（dargalafi）政治（dasan）、变成完人之时而已，又有什么说的呢。”
满文从行10至行14“šumilame gūnimbi”止，是汉文独立引文“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的译文。alimbaharakū šumilame gūnimbi即《十全记》中的“更且深思”，深思对象是用兵“定于志以合乎道”，因之属于上面的一句。在欧立德的“满文本”中仅仅剩下不成句子的“šumilame gūnimbi”两个词，剩下的全丢掉了。
行14剩下的语句加上行15，意思是：“有幸在五十七年之中，把武功十项全备”，也就是汉文中的“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不是欧立德所译“在我（登基）57年间，幸有好运相伴，成就十全武功”的意思，尤其没有“好运相伴”之意。
满文里没有targalafi（targalambi）这个词，欧立德并未指出这个事实。该词应是dargalafi误写（两个字只差一个点）；“dasan（政治）be（把）dargalafi（退职）”意即辞去政治，“归政”（举例来说，dargalaha amban意为“原品致仕大臣”，字面意思则是“退休大臣”）。欧立德将dasan be targalafi译为“若弃帝位”，全无根据。末句“夫复何言”满译本意译为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并不是“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没有“此外”这个意思。
如果欧立德能读懂满文的话，他应该会注意到这个词：jijungge nomun，也就是经书名《易经》，那么，他对文言文的标点可能会更准确些。
《乾隆帝》约有十二处运用或提到了满文词汇或语意，九处有误，这里讨论了八条，此外有一条关于大清国号（daicing gurun）的议论（78页），涉及满文、蒙古文知识和明清史，此处不作讨论。在本文列举的错误当中，前几条显示欧立德在基本的满文阅读能力方面存在欠缺，而有关满汉合璧《十全记》的最后两条，欧立德的译文则是脱离满文原文的“再创作”。由是观之，我们该如何看待欧立德关于清代中国的论断？更进一步的，美国新清史所宣称的“重视满文”以及基于满文史料的“满洲帝国”、“内亚史”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