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改革开放的叙事本来就是伪造的

《中共正在改变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纽约时报2018年12月24日）报道：

北京，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2018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表1.3万多字的冗长讲话，用了45次“伟大”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共产党的作用，但是没有一次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老百姓推动的事实，以及民营经济才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由于讲话没有释放给老百姓更多自由保障、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等能够提振市场信心的信息，中国股市没有给他面子，以绿色（下跌）来回应他。

今年1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表示，中国将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推出可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的改革开放举措。公众一直期待看到中共会推出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举措，但是在这次习的讲话中仍然看不到，而纪念活动就要收场，2018年也很快就要结束了。

习讲话中的一句话引起广泛的注意，这句话是“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公众纷纷猜测到底什么是“不该改的”和“不能改的”。的确，这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透露了中共对改革设定的限制，即削弱党的领导、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都是“不能改的”，中共进行改革的目的是更牢固地掌握政权，用经济发展、提高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来换取老百姓的支持——也就是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中共领导人一惯的思维。正是由于这一思维，改经济不改政治，成为中国改革的一大特征，而习上台以来的作为更加强化了这一特征，并且在不少方面出现倒退。

众所周知，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全世界的眼中，中共领导人中对改革开放功劳最大的是邓小平。但这个以往的公众印象正在被改写，邓小平的地位正在被习近平超越乃至取代。

在最近中共对改革开放的宣传中，比如正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在集中展示改革开放决策的部分，邓小平占了1?展位，江泽民、胡锦涛各占1个展位，而习近平占了邓、江、胡所有的3?展位，另外还加一个最显眼的中间突出位置（占?展位）。在中共的等级秩序中，这等于告诉世人，习的位置不仅超过了邓，甚至一人超过了邓、江、胡三人。同时，该展览中既没有1980年代两位对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的任何痕迹，更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际主持人华国锋的蛛丝马迹。

展览中的第三展区“关键抉择——党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擘画”部分，习近平的展位比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都更加突出。

而在12月14、17日署名“任仲平”（“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笔名）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中，加起来22次提到习近平，而提到邓小平只有5次，也没有提到邓小平是“总设计师”。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显眼文章，副标题则直接取名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改革开放纪实”，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41次，当然邓小平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

这些信息，表明中共正在有意改写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弱化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而突出习近平一人的历史地位。

对于习近平上台6年来的作为，中共新的历史叙事与外界的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对华政策演说中，提到一句话：“虽然北京口头上仍然承诺继续‘改革开放’，但邓小平的这项著名政策现已成为空谈。”这个观感，与中国自由派的感受一致，相信也是全世界的共同感受。但在中共新的历史叙事中，习成了改革开放的引领者，甚至可以说是新的“总设计师”。

中共新的历史叙事，称习上台以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世界看来，习上台后的中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舆论）、法治、人权等都出现了倒退，甚至很严重的倒退，生态在有些地区（如东部的浙江）有所改善，经济方面国企地位提高、股市大跌、金融紊乱、经济下行、就业不稳等也属于不佳表现。这样的表现，称“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当然名不副实。为何中共新的历史叙事会和世界的观感完全不同呢？这在于中共的评判思维和逻辑与世界完全不同，而世界需要了解这一点。

世界为何认同邓而不认同习？这源于邓式改革与习式改革的逻辑不同。简单说，邓式改革的逻辑是放权，而习式改革的逻辑是收权、集权。放权意味着放松管制，让社会自己成长和发育，走向宽松和文明，给民众更多自由，对外韬光养晦、搁置争论以避免冲突，所以邓式改革开放受到世界欢迎。而习式改革则与其相反，加强管制，严厉控制社会，对外扩张，所以不受欢迎。

在系列宣传中，包括12月18日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都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原因。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习上台后才出现的话语。党领导一切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是党对社会的收权和集权；在中央层面，则表现为改变“九龙治水、各管一头”的状况，结果是九常委或七常委中习一人独大，其他人需要向其述职，由原来集体领导的同事关系变成君臣关系（类似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与内阁大臣）。

世界欢迎邓式改革，是希望一个稳定、繁荣但是自由、文明的中国。彭斯演讲中透露，美国促成中国加入WTO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以后，“以为一个自由的中国必然会出现”，而美国几届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各个领域中扩大自由——不仅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对传统自由主义原则、私有财产、宗教自由以及所有各项人权都表现出新的尊重……但是这一希望未能实现”。

彭斯这些话的实质是不仅仅希望中国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且希望政治上“改革开放”，最终成为一个尊重自由、私有财产、宗教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国家。普世价值，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准则。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内部有两种声音和彭斯的想法相似。一个是中国自由派比较普遍的想法，是希望经济发展促成公民社会发育，使中国逐渐实现转型；另一个是以原《炎黄春秋》杂志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想法，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国转型，这一想法在1980年代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已经开始着手设计和实践探索，但到1989年被打断，党内改革派只是希望重启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

上述中国内部的两种想法，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虽然也受到压制，但没有压死，社会发展还存有空间，中国的自由派还抱存希望。但自习近平上台以后，两种想法都被强力压制，邓式改革也不能保证，社会逐渐倒退到毛式极权。彭斯的演讲，说明美国希望中国保持邓式改革路线，使中国沿着“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道路走下去。但习领导中国6年，抓人权律师、控制言论、破坏宗教信仰、否定普世价值，人权恶化，还宣称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些情况表明中国正在改变，变得具有扩张性，美国无法再忍耐。

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观念中，财产权是基本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宪法一直强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直到2004年修宪才正式承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国家随时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实行征收或征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私有财产和人权入宪，实际上是中国自由派强行塞给中共的。但至少在2004年，所谓的“胡温新政”刚刚开始，中国的自由派还有一定力量影响中共，推动中共往文明方向发展。这给了中国人希望，也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愿。

但是在今年，中共高调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布170周年，强调中共“不忘初心”。而《共产党宣言》最重要的观点（即“初心”），是消灭私有制。受官方信息的刺激，中国有人提出私营经济离场论（意思是私营经济已完成历史使命，不再需要，可以离场了），官方还向民营企业派出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这样的氛围，导致人心惶惶，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遭受重创，民营企业投资大幅放缓，中国经济下滑（官方称今年中国GDP增长率是6.5%，有些研究机构的预测只有1.67%甚至为负），习只好出面讲话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安抚民心，以稳定经济。

中共近年一直强调一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老路指毛时代，邪路指西方民主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政左经右”的改革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是经济上接受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市场经济才写入中共党章和宪法，获得了合法性，但在它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定语，实际上就是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政治、意识形态上仍然坚持毛式话语。这种“政左经右”的改革是一条腿走路的跛足改革。中共从来把发展经济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自身合法性的手段，政治上则拒不接受民主宪政的政治文明。在江、胡时代，中共底气不足，不敢公然否定民主宪政；而在习上台后，则强调“四个自信”，公然反对民主宪政。

中共新的改革开放叙事，以收权、集权的习式改革替换了放权的邓式改革，这使得“改革”的词义已经严重混乱，但区分是假改革还是真改革未必有多大意义，因为“政左经右”的改革思路实际上也是从邓小平那里延续下来的，中共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思路不会变，除非经济崩溃或外力大到其不得不改变。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没有导致民主化，给世界各国转型提供了一个特殊案例，也给世界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使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接受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文明？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哪里懂得——改革开放的叙事本来就是伪造的！正是上文大力推销的“邓氏改革”造成的！也就是说，正如“邓氏改革”是“毛氏专政”的惯性延续和逻辑发展，“习式终身”也是“邓氏垂帘”的惯性延续和逻辑发展。这里哪有什么改革？哪有什么开放？哪里懂得——于此可见，改革开放的叙事，本来就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