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拼音,到威托玛拼音,再到汉语拼音》(纳瓦罗diss郑钦文 2020-01-08)報道:
一、利玛窦
马泰奥·里奇,1552到1610年,活了五十八岁,汉名利玛窦,号西泰、清泰,是来自教皇国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传教士、学者。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利玛窦出生于教皇国马切拉塔。那时,在欧洲,已经是文艺复兴时期晚期。利玛窦的家族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当地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
利玛窦十六岁时来到教皇国首都罗马,在神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明隆庆五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天主教的耶稣会。
1572年(隆庆六年),利玛窦升入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数学,在此期间,他还学会了拉丁语、希腊语,而且还会使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1577年(万历五年),追随前辈沙勿略的步伐,利玛窦获准赴亚洲传教。1578年(万历六年)3月,利玛窦等十五名耶稣会教士,从里斯本乘船出发,一起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经半年的航行,终于在9月到达葡属印度果阿。
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是欧洲人与东方世界交流的先驱。
利玛窦在印度和安南传教四年。
1581年(万历九年),来自那不勒斯王国的耶稣会神父罗明坚,进入广东,他向驻于葡属澳门、来自那不勒斯王国的天主教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葡属澳门。
欧洲传教士们想以汉语著述天主教教义,以此来吸引中国人信奉天主教,“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以吸引他们的心灵。”因此,利玛窦等人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具有语言天赋的利玛窦对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他脱下洋装,换上汉服,学习当时汉语的南京官话,还阅读了大量中文书籍。
此后,利玛窦来到明帝国的广州,住在怀远驿,在此期间结识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为表敬意,赠予王尚书一册世界地图。1582年9月,他沿西江来到肇庆,见这湖光山色,民众宽厚,便立定主意留下来,开展传教。
1583年(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利玛窦等神父,获准入居两广总督府驻地肇庆,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的接待。为了能顺利留下,他们自称来自“天竺”,中国人因此以为他们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徒。为了传教,他们带来了许多西方物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组织当地知识界人士共同译出汉文版,先后在广州、韶关等地讲授,这是中国研究西欧几何学的开端。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大开眼界。
1583年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神父们十分低调,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用于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得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佛教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传教士们感到非常兴奋。
1584年(万历十二年),利玛窦绘制了《大瀛全图》,后改名,《山海舆地全图》,最后定名为《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首幅世界地图,由王泮首刻于肇庆。
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天主经》、《圣母赞歌》、《教理问答书》。很快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并将利玛窦所传的宗教定为“邪教”,将他逐出肇庆,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时候,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汝夔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他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藉着瞿汝夔的宣传,利玛窦向官员们赠送他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知识阶层中传开。
在韶州,利玛窦刻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通过与瞿汝夔和其他许多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才知道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前往南京,但未能留下来,只得转道前往南昌,并获得批准在南昌居住。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当地名人,期间结交了章潢等儒士权贵,他登堂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受到建安王朱多的热情款待。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范礼安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6月,利玛窦、郭居静两位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郭居静,字仰凤,是来自托斯卡纳大公国的耶稣会教士,原名拉萨罗·卡塔尼奥,最后在杭州传教并去世,葬于杭州。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爆发万历援朝之役,皇帝无暇接见,在北京住久了,经济上有困难,于是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非常倾慕。在南京期间,利玛窦与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中国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利玛窦神父带着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尤其是世界地图,深受明神宗喜爱。同年,明神宗下诏,批准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并且可以享有朝廷俸禄。
两百多年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居然需要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去发现和寻找英国在哪里,自何处而来,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倒退,满清灭明,使得中华民族倒退至愚昧闭塞状态,最后,甲午战争,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是历史倒退的必然结果。
利玛窦初到北京时,住在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宾馆中,随后获准在城内择民房长住,并可以进行传教活动。利玛窦选中了宣武门内的一块土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堂,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玛窦建立南堂之后,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儒士前来参观,从而扩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利玛窦在北京交游于士林,结识众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
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的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还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两仪玄览图》,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尊敬。据《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外国七》记载:“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到了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二百人信奉天主教,其中包括一些公卿大臣,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廷官员,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称为“圣教三柱石”。
徐光启是南直隶省淞江府(今上海)人,早在南京就与利玛窦熟识,之后皈依天主教。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徐光启正供职于翰林院,他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友谊,二人协力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等著作。李之藻是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人,时任太仆寺少卿,他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之后也皈依了天主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编译了《同文指算》等书籍。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同乡,在北京担任监察御史,早年是虔诚的佛教徒,后在利玛窦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
“圣教三柱石”身体力行实践教义,他们劝说家人、朋友入教,为传教士提供经费,并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难之时上疏抗辩,极力保护传教士。
通过利玛窦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后,全国教徒人数骤增,涵盖了平民、士大夫、皇亲国戚等各个阶层。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而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
1607 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利玛窦并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天主教开拓中国教区史》,又名《利玛窦中国札记》。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年六十岁。明神宗赐葬于平则门(即后来的阜成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临终前,指定来自西西里王国的耶稣会神父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
依照明帝国惯例,在中国去世的传教士,必须离开明帝国,迁回葡属澳门的神学院墓地安葬,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施洗的中国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借此来认可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为此,耶稣会教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其奏章称: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万历皇帝赐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至十九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民国建立后,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1950年,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50年以后,耶稣会神父们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其它被拆除。文革期间,利玛窦墓碑被红卫兵深埋于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墓地所在地的马尾沟教堂被拆。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在唐代,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在元代,基督教的天主教一度进入中国,但是到了明帝国建立以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以后二百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用汉语传播天主教,利玛窦本人穿着中国士大夫服饰,学习儒学,同时,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明末,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辞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华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生活在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华文化非常称赞,他认为,除了还没有沐浴“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仁、义、礼、智、信,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不过,他们的礼仪那么多,也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
利玛窦在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批评:
“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之大,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很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又变得很自卑。 ”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是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
“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奖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哲学研究所吸引。 ”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所拥有的一切。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上帝”并无分别。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追思先人与缅怀哲人的仪式,与信仰并不矛盾,只要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用中文写作、翻译了很多著作。
美国《生活》杂志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位。
为了方便欧洲人学汉语,他发明了利玛窦拼音,对当时的中国官话南京话,进行注音。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收获很大。1646年,南明永历帝、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登基,立即向澳门的葡萄牙政府求援,葡属澳门派出三百人的炮队,帮助南明收复了不少失地。永历携全体南明皇室成员皈依罗马天主教,太子,皇太后王氏、皇后王氏以及后宫嫔妃均受洗,永历本人并未受洗,但也接受了天主教信仰。1648年10月,永历再次向葡属澳门求援,但当时他已逃到了广西,与澳门之间的通路被清军隔断,澳门政府无法再向他提供大炮等重武器,但还是设法送去了火枪百枝,之后,王太后就亲自给教皇写信,请求教皇国出兵援救。
可惜的是,这封信直到两年后才到达罗马教廷,而当教皇回信经过越南到达时,已经是1658年了,此时南明朝廷已经濒临瓦解。虽然最终此信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其中包含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这封信的落款分别为“皇太后玛利亚(Maria)”、“中宫皇后亚纳(Helena)”以及“皇太子当定(Constantine)”,间接佐证了永历帝虽信奉天主教,但并未受洗的事实,而从这三个名字中,可以读出南明朝廷对于罗马天主教廷的殷切希望,信中还提到“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是从海外视角发掘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
二、贝若望
约翰·亚当·席尔·冯·贝尔,汉名汤若望,其实应该译为贝若望,神圣罗马帝国科隆市人。
贝若望,1592到1666,活了七十四岁,耶稣会神父,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
1619年,到达葡属澳门,学习南京官话,准备前往明帝国传教。
1623年,到达北京,开展宗教活动,坚持科学研究。
1630年(崇祯三年),受徐光启推荐,在钦天监供职,制作仪器,研究天文。
1634年(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崇祯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6年(崇祯九年),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二十门,颇具威力。
1638年,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确立了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
到崇祯末年,据统计,信教的皇族达四十余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八十余人。
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贝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多尔衮任命他为太常寺少卿,推行更新后的历法。
康熙初期,鳌拜辅政,因耶稣会传教太盛,遂将贝若望等人逮捕,准备处决,后因京师地震,贝若望才被释放,1666年病故。康熙亲政后,为贝若望平反。
三、南怀仁
南怀仁,1623到1688,活了六十六岁,是来自西属尼德兰的耶稣会神父。
他1658到中国,在华三十年。他是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著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等。
但是,满清与明是大不相同的,康熙等满清统治者,比较鸡贼,将有关世界地理以及欧洲的知识,只供自己独门掌握,并不让汉人知道,而满人越来越无能,因此,在满清的统治下,中国日益走向闭塞。
意大利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耶稣会,一直奉行利玛窦规矩,使得天主教本土化,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道明会,遂向教皇申诉,教皇派使者到清帝国,申斥清帝国官员,结果被康熙逮捕下狱,并且,不再允许天主教任何派别在清帝国传教,此后,南怀仁等人,沦为满清皇帝的工具,提供一些翻译服务之类。
南怀仁去世后,1689年,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耶稣会的法国籍神父张诚、葡萄牙籍神父徐日升,提供了拉丁语翻译服务。
四、郎世宁
郎世宁,1688到1766,活了七十七岁,来自米兰公国的耶稣会教士,1715年来华,在华五十余年。
雍正、乾隆打击天主教,驱逐了不少传教士,但宫中画家之类的,则予以保留。郎世宁沦为画家工匠。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包括,以意大利、葡萄牙教士为主的耶稣会,以意大利教士为主的本笃会,以西班牙教士为主的道明会,乾隆时期,大力处决本笃会等派的教士,郎世宁虽然非同一派,但也乍着胆子求情,乾隆不悦,继续执行,郎世宁以后,对教务之事,绝口不提。
1766年,郎世宁去世,加授侍郎。
在郎世宁之后的耶稣会画家还有法国籍王致诚、波希米亚籍艾启蒙、法国籍贺清泰、意大利籍潘廷章等,都是皇帝的驯服工具,不再牵涉传教事务,他们都是乾隆后期的画家。乾隆后期还有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籍蒋友仁、意大利籍李俊贤,参与了圆明园的设计,都作为工匠使用,与传教无涉。
1793年,欧洲首个官方使团马戈尔尼使团访华时,颟顸无知而狂妄自大的乾隆,完全不了解英国已经发生工业革命,国力强盛,还认为英国y是同越南、缅甸一样的蛮夷。满清继续闭塞,而马戈尔尼使团,却看清了满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实际上,欧洲所仰慕的中国,是明代中国,而马戈尔尼看到的,则是满清黑暗残酷专制统治下贫穷落后的中国,如同一艘破船,十分危险,马戈尔尼指出,满清皇帝所作所为,旨在防止汉人智力进步。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满清退化到,林则徐要张开眼睛看世界。
满清统治者封锁知识,对欧洲知道一点点,就这点信息,还要向汉人封锁,林则徐等汉人,得自己去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
林则徐被流放伊犁之前,将他搜集到的欧洲各国的资料,交给魏源,魏源据此编写了《海国图志》,但是,天朝上国的自负意识,仍然是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基础,他们并没有视欧洲各国为平等独立的国家。
1843年,《海国图志》刊行于扬州,但无人问津,该书却在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团到清考察,其成员之一高杉晋作在上海买书,询问书店是否有《海国图志》,书店老板回答没有,高杉晋作在日记里写道:“清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清的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五、威妥玛
威托玛,1818到1895,活了八十三岁,原名托马斯·弗朗西斯·韦德,十九世纪英国外交家与汉学家,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其中,1869到1882,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十四年。回英国后,1888,任剑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
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强弱之势变化,因此,威托玛在中国的地位,与以前那些传教士,大不相同。
威妥玛出生于英国伦敦,其父亲韦德少校是黑卫士兵团成员,他中学,哈洛公学,大学,剑桥三一学院。他在英军中服役,将空余时间用于学习意大利语和现代希腊语。
威妥玛自1842年镇江之战跟随英军到中国后,留居中国长达四十三年之久。
威妥玛在华期间,根据汉语的特点,制作了一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汉语拼读方法,日后被称为威妥玛拼音,为当时的官话,进行注音。
当年,清初,汉人仍然说明代的南京官话,至雍正乾隆时期,决心斩断这一明代的最后残余,于是,下令在汉人中推广满洲化的汉语,此语言,后来称为北京话,英语称为MANDARIN。威托玛拼音,就是为北京话注音的。
而以前的利玛窦拼音,是为明代的南京官话注音的。
威妥玛于1845年任香港最高法院广东话翻译。
1852年年任驻上海副领事。
1854年长毛军期间,英、美、法联合接管江海关(即上海海关)管理权后,威妥玛任江海关的税务司(海关关长)。
1866年2月,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的威妥玛拜托公使阿礼国向清廷呈递《新议略论》,希望清廷改革弊制,实行新政,否则完全可能受到各强富之国的干预制裁。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额尔金的中文翻译。
1869年至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1874年,介入调停牡丹社事件。
1875年(同治十四年)2月21日,由于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人所杀,演变成外交事件。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斡旋下,英国公使威妥玛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6年8月,在山东芝罘(即今烟台)谈判,同年9月,双方签订条约,英国则取得从北京出发、经过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到进入英属印度的特权。
1883年,威妥玛返回英国,三年后,将他的四千余册中文藏书捐赠予剑桥大学。
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威妥玛拼音是威妥玛在中国期间所创造的、以拉丁字母拼写拼读汉字的方法。威妥玛并在1867年以英文出版了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1912年,由英国派遣至中国的外交官翟理斯完成了此系统的修订。
在威妥玛拼音的基础上,1906年春季于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又产生了邮电拼音,对部分地名的翻译做了修订。
六、注音符号
章太炎发明的汉语注音符号,与1918年由北洋教育部颁布实行。
威托玛拼音及章太炎注音符号,在大陆一直使用到1958年,在台湾一直使用至今。
七、汉语拼音
1958年,为了“与帝国主义反动派”划清界限,中共停用威托玛拼音及注音符号,大陸地方起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使用拉丁字母,由周有光等人具体操作产生。
谢选骏指出:人説——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利玛窦神父带着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尤其是世界地图,深受明神宗喜爱。同年,明神宗下诏,批准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并且可以享有朝廷俸禄。两百多年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居然需要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去发现和寻找英国在哪里,自何处而来,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倒退,满清灭明,使得中华民族倒退至愚昧闭塞状态,最后,甲午战争,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是历史倒退的必然结果。
我看由此可見,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豬狗不如。至於林則徐,是在爲韃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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