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还比美国落差100年

《国家统计局长曝中国真实国情 某些方面比美国差100年》报道说：

2011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醒人们“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其中有这样一组数字：2009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8.1%、27.8%和34.1% 。这表明，我国从事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过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很低，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相当于美国工业化初期即1870—1910年的水平；第三产业则比发达国家的比重低了一半。

没想到，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刚刚超越日本成为经济总量(GDP)全球“老二”，竟在某些重要方面，比“老大”的美国差了整整100年！

经济总量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像吃饭一样，没有足够的量，就无法保证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肚子都填不饱，哪来气力从事正常的活动？但是，当基本的温饱不再是问题之后，好与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了。近年来我国钢铁等行业，一直徘徊于扩张、产能过剩、继续盲目扩张、效益不断滑坡的怪圈，就是最典型的实例。我国虽然早就戴上了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的帽子，但大而不强的实际状态一直使我们这个“老大”在国际市场上硬气不起来。购买铁矿石任人宰割，许多高端产品依然要依靠进口。

与以往不同，马建堂局长在充分肯定我国取得巨大骄人成绩的同时，没有只简单地从人均GDP 依旧很低这一狭窄角度，论述国民应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保持清醒的必要性，而是给我国经济做了一次全方位、细致的X光透视，无保留地展示了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各种差距。

请看他列举的三个重要事实：一、在人均主要资源占有方面，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人均谷物产量相当于美国的26.5%、俄罗斯的54%；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则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主要金属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二、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国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不少新兴经济体。2008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 为5855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5.9%，日本的7.7%，俄罗斯的24.8% 。换句话说就是，在创造财富能力方面，一个美国人“顶”我们16个人，一个日本人“顶”我们13个，一个俄国人也“顶”我们4个！三、在资源特别是能源利用效益方面，我们也存在着惊人的差距。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15.2%和21.7%；日本GDP占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只占3.3%和5.1%。

其实，马建堂没提及的还有一种重要的资源，就是水；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缺水将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制约因素。我们可以为上述重要差距找出无数条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却无法否认巨大差距存在的客观事实。正视事实，重视差距，才能在跃居“世界第二”之后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切感受到提高经济质量的压力，进而痛下转变发展方式的决心。

资源，属于“硬件”，我们不占优势，“老天爷”的安排，人力很难改变，因此，靠拼资源保速度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属于“软件”，我们目前也处于弱势，但是巨大的差距，既是制约的“瓶颈”，也是发展的潜力，是完全可以依靠人的后天努力加以扭转的。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只要认准方向，不懈奋力，提升“软件”，我们就能突破“瓶颈”，走上既大且强的康庄大道。

出于种种原因，统计部门的口碑一直不佳，国家统计局亦然。去年那个2009年房价上涨1.5%的“经典数据”，更是加重了统计局的信任危机。而马建堂的这篇文章，却动摇了我对统计局的习惯性认识，“感觉”作为国家权威部门领导的他，这次列举的那些数据，都是未曾“注水”的“干货”，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感谢马建堂，给我，以及与我同样对“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们，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国情课。

由此也萌生一种期望：如果统计局在定期发布那些“令人振奋”和被认为加了“被”字的“传统”数据之外，也能不断“追踪”发布诸如与“老大”相差100年这类“雷人”数据，那该多好啊！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述对比也不难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获得印证。也就是说，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比美国的落差同样也有100年，甚至更多。而在某些方面，共产党中国还没有达到1776年《独立宣言》的水平，例如，没有实现思想上的独立自主。因此可以说，中国还停留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阶段，即使来一次排满独立那样的排共独立，也许还不足够，不足以建成新的国家。

谢选骏：中国正在出口特洛伊木马

说中国正在出口特洛伊木马给国际社会。这是否有些危言耸听？也许是的。不过也道出了部分实情。

（一）

《中国“特洛伊木马”已进入美国军工企业》2017年4月11日报道说：

美国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警告，中国正利用其大型国企收购美国涉及尖端军事技术的企业，这些被收购的企业虽然名义上还是美国公司，但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国企的子公司，而且有机会获得美国的敏感技术。中航工业通过一家子公司收购美国小型飞机制造商西锐飞机(Cirrus Aircraft)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航工业战略性收购美国公司

有中国“第五代隐形战斗机”之称的歼-20战斗机今年3月被证实已正式入列中国空军服役。研发歼-20的是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它的母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航工业，英文缩写AVIC)在过去六年里大举并购美国飞机制造和零部件生产企业。现在，中航工业通过一家子公司在2011年收购的美国小型飞机制造商西锐飞机(Cirrus Aircraft)有机会进入著名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ies, ORNL)进行研发工作。

2016年11月，福布斯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发表一篇专栏文章，指出总部在明尼苏达州的西锐飞机(Cirrus Aircraft)2011年被中航工业的子公司—中航通飞（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以来，获得了进入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从事联合研发活动的机会，而其研发成果可在几乎不受限的情况下转让给中国。

西锐飞机是美国仅次于赛斯纳(Cessna)的小型通用飞机制造商，也是全球最大的活塞类通用飞机制造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全复合材料单发活塞飞机和复合材料单发小型喷气飞机。科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航工业并购的美国企业都是具备一定研发能力的，当这些企业被收购的时候，它们的研发能力也被一并收购。他说：“西锐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实验室的飞机制造商。他们研发或启动的任何项目，中国都会比我们优先知道，而他们是在美国的土地上进行研发活动。我在那篇文章中也提到，西锐正试图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在先进材料领域是美国最尖端的几家研发机构之一。”

3D打印与飞机制造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是一个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的大型国家实验室，其前身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以生产和分离铀和钚为建造目的。该实验室目前拥有世界最前沿的先进材料、超级计算机和增材制造（即3D打印）技术研发中心。3D打印技术对航空航天工业有重要意义，用3D打印技术制造的飞机零部件更轻、更坚固，有助于减轻飞机重量、提升飞机性能。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到美国的F-22，再到中国的国产大飞机C919都应用了3D打印技术。

南华早报2013年5月曾报道，已经在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上投入训练的歼-15战斗机和中国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也都应用到了3D打印技术。中航工业副总工程师、歼-15的总设计师孙聪2013年3月对《京华时报》表示，中国新型战机的设计和试制过程广泛使用了钛合金和M100钢的3D打印技术，主要用于包括飞机起落架在内的承重部分。

一家名为Pointe Bello的咨询公司2016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对西锐飞机可能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从事研发项目发出警告。报告说，“作为一个商业鼓励计划的一部分，允许中航工业的一个子公司使用ORNL的设施‘去解决该公司面临的挑战’，凸显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的运作越来越老练，它们的扩张行为也给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Pointe Bello的执行主任格雷格·莱韦斯克(Greg Levesque)对美国之音表示，增材制造一直是中航工业优先发展的技术之一。他说：“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代表了美国3D打印技术的领先地位，F-35战斗机的研发中有它的身影。这当然也是中航工业的优先发展技术。中国国防科工局印发的2015年《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将增材制造纳入，并明确将中航工业列为重点单位。”

西锐飞机成“特洛伊木马”？

田纳西州当地媒体《诺克斯维尔前哨报》(Knoxville News Sentinel)2015年5月7日在财经版的几乎整版版面报道了西锐飞机将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地区的泰森机场出资1500万美元建设一个客户体验中心(Vision Center)的消息。作为交换条件，西锐飞机将被批准加入田纳西制造业创新项目(RevV)。

RevV是田纳西州政府为鼓励该州的制造业企业从事科研创新的项目，合作方包括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田纳西大学。田纳西州政府通过工业券(industry voucher)给企业提供资助，让企业有机会得到该州顶级科研机构的帮助，解决研发和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工业券的金额从5万到25万美元不等。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托姆·梅森(Thom Mason)对该报表示，“RevV拨款可以让西锐使用我们的实验室设施，例如超级计算机、碳纤维材料等研发设施去解决西锐可能遇到的挑战。”

“如果你觉得中航工业在美国的并购和其它活动有可能会转移到中国的军事项目或者是中国解放军，” 莱韦斯克说，“那么你就会对西锐作为一个被中航工业100%全资拥有的子公司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感到非常担忧。”

2011年3月中航通飞宣布将以100%股权收购的方式并购了当时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陷入财务困境的西锐飞机。“股权收购”是指收购方通过持有被收购公司的绝对多数股权而控制被收购公司。但这种并购方式并不影响被收购公司继续存在，其组织结构形式保持不变，在法律上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这意味西锐飞机在名义上仍然是一家美国公司。

《诺克斯维尔前哨报》的报道说，西锐飞机在选址阶段就已经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进行过多次接洽，商讨后续研发的合作事宜。西锐飞机的高管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曾前往各自的设施参观考察。报道说，西锐选定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除了考虑到该州较好的投资环境和地理环境以外，另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就是周边的研发资源。

美国之音联系到《诺克斯维尔前哨报》两名曾报道西锐飞机前往田纳西州投资建厂并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开展前期合作事宜的记者。两人均表示，当地在接纳西锐飞机来该州投资建厂时，并没有太过强调西锐飞机背后有着大型中国军火承包商的背景。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安德斯·科尔说，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考虑更多的是就业问题。他说：“地方上大多对中国的投资持欢迎态度，因为这会增加当地就业，越到基层越欢迎中国投资。他们也会游说议员去批准中国投资。”田纳西州经济与社区发展部表示，西锐“客户体验中心”项目给当地带来170个就业岗位。

美中航空业界合作不对等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高级研究员费舍尔(Richard D. Fisher, Jr.)表示，2011年西锐飞机将被中航通飞收购的消息传出时，美国航空业界曾有过一番讨论。他说，对于这一并购案，他是持否定立场的。
“中国持有西锐飞机这样的美国企业构成令人无法接受的间谍威胁。中国将了解到这些公司的沟通渠道网络，谁向谁汇报，然后对相关政府机构或企业发动网络攻击。在另一方面，美国的企业没有被允许去中国的航空业去进行并购。这是一个对等性的问题。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完全对中国开放，无论是允许中国留学生到美国顶尖大学学习，还是像收购西锐飞机这样的并购案，但中国的高科技领域却不向美国开放。”他说。

并购美企令中国获益多多

美国之音联系到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梅森。梅森委托实验室发言人马克·凯姆(Mark Keim)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表示，实验室目前并没有计划开展与西锐飞机有关的科研项目。田纳西州政府把出资让西锐飞机使用ORNL设施作为奖励条件，吸引西锐到该州建厂。西锐目前尚未使用这一奖励条件，也没有计划去使用该奖励条件。未来如果西锐飞机提出到ORNL开展研发工作，他们必须事先得到美国能源部的批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强调，实验室本身并没有给西锐提供任何优惠条件，但如果西锐提出申请使用实验室资源，实验室会与西锐合作，向美国能源部提供相关信息。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就美国之音提出的是否事先了解西锐飞机是中航工业全资拥有的子公司没有置评。费舍尔表示，即使西锐最终没有获得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批准，中国也可以从并购西锐飞机当中刺探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他说：“作为一家美国公司，西锐飞机有能力与美国官方的实验室签约，对飞机制造中使用的新材料进行鉴定和核准。如果相关技术和检验标准被引进到中国，这将有助于中国研发商业客机、军用飞机、甚至无人机的材料研发。”

西锐飞机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

专家：需看清中国国企收购本质

Pointe Bello的莱韦斯克认为，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没有对民间对中国国有军工企业在美国的一系列并购案的质疑和担忧给予足够重视。
“我并不清楚当时政府的考量是什么。奥巴马政府当时对中国投资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他说，“现在大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开始认识到中国国有企业及其行为并不是遵循市场规律，而是极具针对性地收购，完全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

有分析认为，目前负责审查外国收购美国公司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CFIUS)的权限应该更大，其审查程序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莱韦斯克表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应该更加透明，在审批过程中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仅局限于国家安全。他说：“CFIUS的运作像是在一个黑匣子里。我们不知道过程是什么，有哪些成员，因此很难评判它成功与否。美国政府往往对中国的经济和发展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与中国国企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的考虑不够到位或者反应较慢。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在给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最新提交的《中国投资美国航空业》报告认为，受益于美国的投资和出口限制，而且中国在美航空领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通用航空领域，中国投资尚未导致美国技术转移至中国。但报告也点明，“尽管这些（并购）交易看上去并未违反出口管制或外国投资管理规定，但确实有技术转移的担忧，以及技术转移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竞争力可能构成的影响。”

这份报告没有涉及被中国国企并购后的美国航空业企业有可能利用美国尖端国家实验设施的问题。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一名顾问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西锐飞机能否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将取决于美国能源部是否批准。如果获批，那么作为中航工业的子公司，西锐开发取得的一切成果只要不在美国出口管制清单之上，原则上都可以被中航工业获取。

“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他说。

谢选骏指出：上述“特洛伊木马”说并不经典，还有一个事情可能更加接近现代意义的“特洛伊木马”正版，接近“植入性的电脑病毒”，那就是“华为手机”。

（二）

华为手机是“华为技术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布局的，这家“民营企业”据说拥有“军方背景”：

这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华为于1987年注册成立，业务范围涉及电信网络、企业网络、消费者和云计算。其电信网络产品主要包括通信网络中的交换网络、传输网络、无线及有线固定接入网络和数据通信网络及无线终端产品。自2012年起，华为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IT泡沫之前是一间籍籍无名的公司，但从IT泡沫之后该公司以中国为据点急速成长，快速吸引各界注目，市场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

2003年2月5日，思科在美国德克萨斯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华为提起诉讼，指控华为在多款路由器和交换机中盗用了其源代码，使得产品连瑕疵都存在雷同；并且华为还侵犯了思科拥有的多项专利。2004年7月，思科表示由于华为已经在路由器中移除了盗用的代码，于是撤回控诉。

2004年芝加哥贸易展上，富士通发现华为工程师未经允许拍摄富士通的产品，华为表示已经解雇该名工程师。

2011年3月4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华为收购3Leaf公司，声称基于如下理由：
华为总裁任正非加入中国共产党已33年。
任正非为长期活跃的中国共产党重量级成员。
任正非以上校军衔离开解放军并立即创建华为，大量资金来源不明。
华为创业早期合约全部为解放军控制的中资驻港企业，政府背景明显。
中国军方长期无偿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华为与解放军签署多项现存长期合作项目，军方背景明显。
华为长期策划及从事与盗取知识产权相关的商业犯罪，商业道德败坏。
华为有向包括萨达姆·侯赛因、伊朗、塔利班提供服务的长期历史。
华为在收购3Leaf以前曾经策划及参与盗取3Leaf知识产权的商业犯罪。
中国多家国家银行在华为成立后的24年当中向华为提供“无限制的融资”，政府背景明显。
2012年3月26日，澳大利亚政府禁止中国的华为公司在澳大利亚经营的子公司参加“国家宽带网络”（NBN）的竞标，理由是国家安全。华为在澳大利亚的公司自2004年起在澳大利亚运作，它的高管层基本由澳大利亚人组成，董事会里的董事目前有前霍华德政府的外交部长唐纳和维多利亚州前工党政府的总理。唐纳完全否认所谓的安全顾虑，他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表示，整个有关华为参与网络攻击的概念，假设的依据就是它是中国的公司，这极其的荒谬。
2012年4月，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潘孟安等人提出质询，质疑有几家电信公司采购华为的基地台及核心网路等设备，有国家安全风险。
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发布报告，认为中国两家通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及中兴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将两家企业挡在美国市场门外，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这两家中国企业的产品“涉嫌为中国间谍活动提供便利”的调查耗时近一年，9月中旬，华为和中兴的高管分别被要求在美众院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美国众议院没有提出证据显示这两家公司有相应行为，但最终认定其会危害国家安全。
2014年3月，鸿海集团旗下国碁电子取得台湾的4G LTE业务执照，但因计划采购华为公司的电信设备，遭立法委员关切影响国家安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要求国碁补件而暂停审查。直到同年7月，国碁电子放弃采购华为设备，修改计划书，才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审查许可。

2014年3月24日，《纽约时报》和德国《明镜》周刊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原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的文件称，美国国家安全局曾侵入并暗中监视华为总部的服务器，而且取得了华为的路由器和复杂的数字交换机相关的技术信息。另外德国《明镜》周刊援引斯诺登的文件报道称NSA还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监听。华为表示：“如果《纽约时报》的报道属实，我们对于此类入侵、渗透到我们的内部网络并监控通信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不愿意就有关华为的指控置评，只是回应称，美国的情报工作聚焦于国家安全需要，而不会帮助美国公司。中国政府于3月24日要求美国停止间谍行为。又在3月24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谈中，习近平对美国网络间谍行为表示关切。而奥巴马则称美国调查华为服务器，只是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但没有窃取商业机密。美国国家安全局与白宫发言人持与奥巴马类似看法。对此，华为回应这是偷换概念，并且称：“一个政府侵入一家私人公司的企业网络，监控私有的机密通信，窃取私有的产品信息并在该领域加以利用，这是不可接受的，有人应当对此负责。”

2007年，华为鼓励7000多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辞职后再竞聘上岗，外界普遍认为是为了规避即将于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而华为内部人士表示这是为了企业的活力。

2012年6月18日，第325期《财经》刊出封面文章《华为股票虚实》，后文章被删。一套支撑了华为12年高速成长的体系，目前因虚拟股涉及银行信贷被监管部门叫停而面临困局，在现行的法规框架之下，华为员工以“个人助业”的名义获得的银行信贷用于支持庞大的虚拟股体系，确实与“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相抵触，且蕴藏风险。如此曲折的制度设计，也揭示出中国现有期权制度的缺陷。

手机爆炸事件

（三）

至于古典的特洛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 in Troy）则是这样的：

特洛伊木马是木马屠城记里记载着的那只希腊军队用来攻破特洛伊城的大木马。而木马屠城记则是古希腊传说诗人荷马，在其两部著作伊利亚特与奥德赛里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的一部份。木马屠城记一直被后人视为神话故事，直至十九世纪时，业余考古学者苏利曼才证实木马屠城记真有此事。

据荷马与希腊神话所载，这个故事的起因是源自一个金苹果。

这个故事的开端，就是海洋女神忒提斯（Thetis）与希腊国王佩琉斯（Peleus）的婚礼，原本宙斯与忒提斯相恋，但那时传说忒提斯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阿基里斯(Achilles)）会比他的父亲还强大，宙斯害怕当年推翻他父亲的事重演，于是将她嫁给了著名英雄珀琉斯，避免影响他的政权。婚礼上邀请了很多神，唯独麻烦女神爱伊丝（Eris）没有被邀请。她很生气，便抛出一个金苹果，刻着“献给最美丽的女神”。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德和天后希拉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冠上苹果上最美丽女神的美誉。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最后她们飞到艾达山请求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仲裁。三个女神都试图贿赂帕里斯：雅典娜答应让帕里斯成为世界上最睿智的学者；希拉答应让帕里斯成为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君王；阿佛洛狄德则以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作为贿赂。最后帕里斯忠于感官天性选择了阿佛洛狄德。作为回报，阿佛洛狄德施行魔咒，让斯巴达王国的王后，公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海伦和帕里斯共堕爱河。海伦为了爱情抛弃了她的家乡，丈夫莫奈劳斯还有稚女。帕里斯的行动惹怒了斯巴达国王莫奈劳斯，其怒不可抑，于是向兄长阿加曼农求援，并联合希腊各城邦向特洛伊宣战。

斯巴达国王莫内劳斯因为其太太海伦被帕里斯所带走，因此向希腊各城邦求助，共同出兵特洛伊。总计有一千艘希腊战船及五万名士兵参战。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十年。但特洛伊因为有亚马逊女战士和黎明女神儿子梅农的帮忙，与维纳斯暗中协助，所以能抵抗希腊联军。但因为雅典娜得不到金苹果，所以不愿放过特洛伊，而且指示奥德修斯向希腊联军献上木马屠城之计。他们打造一只巨大的木马，里面躲着伏兵，并佯装撒退，让特洛伊人将其当作战利品带回城内，藉此攻入特洛伊。希腊人进入特洛伊城后，烧杀掳掠，最后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特洛伊战争终结束于希腊人的胜利。

据古罗马传说所载，就在特洛伊城城破之际，有一人名为伊尼亚士（Aeneas）在乱军中逃脱，并到达今天的义大利，成为罗马人的始祖。而在特洛伊战争后，东地中海成为希腊人的天下，并使为希腊人能够向小亚细亚殖民，这亦使东西方的文化有初步交流。

十九世纪，德国人舒利曼因为自小对这神话感兴趣，并坚信荷马所著的这篇木马屠城记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真实记载。因此他花了很多时间赚钱，在储足发掘所需的金钱后，开始着手研究特洛伊城所在地，最后终于在土耳其爱琴海畔挖出特洛伊古城，并在第六层考古地层证实与史实吻合。

……

谢选骏指出：从中国与西方的角逐看，“木马屠城记”不仅发生在三千年前的荷马时代，而且有可能依然发生在今天，在全球化过程的滚滚红流之中。例如，华为公司可能就是一个特洛伊木马。

谢选骏：“我很忙”为何是个肮脏的词汇

《说“我很忙”其实是这个意思》认为，忙碌已经成为一种荣耀，但并非任何人都愿意听到这样的话。

不同的地方对"我很忙"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当人们问你最近怎么样时，回答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总结起来无非都是这样三个字。

人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证明自己很忙，有的在开会时查看手机或笔记本电脑，有的则会同时处理很多任务，但从不专心做一件事情。类似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似乎理应如此。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通过各种理由来强调自己很忙感觉像是一种荣誉勋章。但事实上，人们并不会为这种理由买账。更糟糕的是，专家表示，这种说辞给人留下的印象反而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

部分原因在于，你的这种超负荷感受并不独特。在2014年末和2015年初对8个国家的9,700名全职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有半数管理者表示，他们的工作时间在过去5年大幅增加。三分之一的员工表示，要实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变得越来越难。该研究来自专业服务公司EY，他们认为，造成其负荷过大的原因包括职业不安全感、工作时区不同以及随时在线。

并非想得那么忙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而背后的原因也不只是因为设备、应用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充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工作的很多环境都把忙碌视作一种荣耀。"人力资源战略师兼顾问艾德·鲍德温（Ed Baldwin）说，他已经在这一领域工作了25年。"员工发现管理层很忙，所以，如果他们也渴望担任这些职位，就希望自己也看上去很忙。"

这似乎是一种明智之举。毕竟，各种经验都告诉我们，求职应聘时应该穿着得体，而如果想要从事某项工作，我们的行为方式就应该效仿那些正在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虽然这的确是一种经过时间验证的思维模式，但却并不适用于"忙碌"这件事。鲍德温表示，如果你总是跟人说"我很忙"，非但无法留下好印象，甚至有可能被人视作效率低下、举止粗鲁。

目前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很多人认为，无论是对老板、同事还是家人、朋友，表现得忙碌表明你很有价值——即便你并非真的很忙。或许有一段时间，事实的确如此——直到"我很忙"变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默认回答。

但人们真正接收到的信息却与之差异巨大。鲍德温表示，这就好像你在要求别人根据你的忙碌程度评判你，而不要关注你实际创造的效益。他补充道，你传递出的实际信息是："我不太擅长安排自己的时间"，而此时此刻，你根本不是我的重点。

纽约哥伦比亚商学院市场营销助理教授、论文《炫耀性时间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ime）的联合作者西尔维娅·贝勒扎（Silvia Bellezza）表示，工作忙碌和缺乏业余时间已经成了身份的象征。

贝勒扎表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休闲的生活方式被视作财富和成功的象征，但现在却恰恰相反。在一个结构化的求职市场中——由猎头负责物色最优秀的职位候选人——人们普遍认为忙碌的人具备市场需要的技能和特点。"我们都在传达这样一个观念：人力资本十分稀缺。"她说。

社交媒体上的名人们也在发布各种明贬实褒的信息，宣称自己总是出差旅行，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贝勒扎表示，根据她的研究，钻戒和名表曾经是炫富的主要手段，但展示自己的忙碌生活却成为了新时代的身份标志。

当然，世界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这种观念在美国的确非常流行。

"工作是美国人身份的核心元素。"她说，"但在欧洲，人们在生活中还会看重其他因素。例如，在意大利，人们到了6月都会谈论夏天要去干什么。如果你说自己整个夏天都要工作，别人会觉得你是个失败者，没有钱出去玩，而且是个很无趣的人。"

香港科技大学市场营销助理教授J·克里斯汀·金（J Christine Kim）的最新研究发现，这种举动也是为了自我安慰。"当人们说自己很忙时，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很重要，自己的存在对周围的人很有价值。"她说。

但这却掩饰了一个多数人都不愿思考，更不愿承认的问题。

"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受迫情结和坚韧精神。我们希望别人知道这一点。"商业心理学家克拉布（Tony Crabbe）说，他曾经为微软、迪士尼、汇丰银行等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还出版过《忙碌》（Busy）一书。"但从更深层的角度上看，这其实是承认无休止的忙碌状态让自己失望，或者让家人失望，承认这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帮助。"

表达方式

虽然"忙碌"是个如此肮脏的词汇，但如果你真的很忙，又应该如何表达呢？

美国风险和安全专家劳拉·西姆斯（Laura Simms）给了一些明智的建议："当我听到'忙'这个字时，就会很生气。"她补充道，"这毫无意义"。

"我更愿意听到有人说，'我正在输入一笔10万美元的订单，我下午4点会很愿意回复你。''我很忙'是在回绝他人，使之没有机会进入你的优先列表。"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作日有很多任务要完成，而且往往要受到老板的监督。所以关键是要展开明确的沟通，并安排好优先顺序。但你应该使用什么语言明确告诉别人，你不可能同时对所有人有求必应。西姆斯建议，"我会说，‘你更愿意让我先完成这件工作，还是帮你处理那件事情呢？’"

这样一来，就会把安排优先顺序的责任转嫁给那些增加你工作负担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让你先完成手头的工作，有空的时候再来聊聊新任务。克拉布表示，下次再有人问你最近怎么样时，先不要急着说"我很忙"，而应该借此机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应该多点创意，聊聊你正在干的事情，或者你热衷的事情；说说你最近在干什么，以及你周末都做了哪些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一味告诉别人自己有多忙不会促进你的职业发展，也不会令你们任何一方感受到快乐。"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我很忙”其实是个肮脏的词汇？因为随着机器人的流行，现代社会失业的人日益增多。说“我很忙”，只是在表白自己还没有失业，试想这样的人是不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同时，在表白自己“我很忙”的时候，等于是说对方已经失业或接近失业了，结果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了。“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就成了公认的坏人，“我很忙”的说法因此也成为坏人的标志，成为一个肮脏的词汇了。

而按照柏拉图的看法和人类学的研究，其实闲暇才是文明的源头，是上等生活的标志。

在我看来，文明就是在研究“如何打发时间”，而绝不是在“一味追求忙碌”。

谢选骏：台湾输血大陆、自身贫血——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八

1989年六四屠杀后，北京遭到全球制裁，台商趁机进军大陆，利用优惠政策斩获厚利。但是食髓知味的结果，却使得台湾人财两空，全被大陆吸尽。而今一个世代之后，台湾就像遇到了宫女的壮汉，遭到掏空、沦为药渣——身心俱疲，一蹶不振。

新华社2017年6月13日报道“台湾低薪和失业问题突出：起薪比16年前仅增100元新台币”：

台湾智库“国政研究基金会”6月12日举办“为台青找出路”座谈会，邀请政商研界专家为解决台湾年轻人面临的低薪和高失业率等问题建言献策。

统计显示，2016年台湾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时隔16年后再次突破“28K”（2.8万元新台币），但相较16年前实际仅增加100元新台币。

在失业率方面，2005年至2015年台湾失业率由4.1%降至3.8%，但居各年龄层失业率最高的20至24岁人群，失业率却由10.3%升至12.6%。今年4月，20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12.01%，相较于一年前的11.9%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该年龄段失业率长期是台湾整体失业率的三倍左右。

台湾“国政研究基金会”召集人陈雄文表示，台当局推行的“一例一休”政策，导致企业成本增加，随之“临时工”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就业”人数增加，而此类就业工资较低，虽然表面上失业率可能会下降，但都变成“清贫一族”，这是需要及早正视的一个问题。

国民党民意代表许毓仁表示，台当局当初到处开“青年支票”，利用对青年的承诺赢得选举，然而上台以来并未将青年问题摆在优先位置。此外，年轻人对台当局推行的“前瞻计划”大打问号，决策仓促、以交通换工程等因素，很难对年轻人就业和成长有很大帮助。

国民党民意代表柯志恩则表示，台当局当初提出了很多“青年好政”，但实际很难落实。“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大部分都从事行政和服务业，因为当局开出的‘药方’还是无法解决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学生学和用的落差问题。”

台湾“国政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黄心华说，当局能否把经济发展起来是解决年轻人就业的一大关键，而经济发展需要结构调整，需要当局的产业政策，但“前瞻计划”目前很难改变产业结构。

台湾法律专家蔡玉玲说，在创新创业方面，当局应该更多地松绑，让大家有机会尝试新领域；管理部门和法律架构应该提供创业团队减少成本的窗口。此外，台湾年轻一代和上一辈的沟通交流也还不够，“面对未来严峻的挑战，如果有机会让两代人更多的合作，我相信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台湾惟理会计事务所负责人李维仁表示，从自己作为创业者和服务对象多为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当局需要简政便民，让创业团队开源节流，给企业更多的开放和松绑。

谢选骏指出：1989年六四屠杀后，北京遭到全球制裁，台商趁机进军大陆，利用优惠政策斩获厚利。但是食髓知味的结果，却使得台湾人财两空，全被大陆吸尽。而今一个世代之后，台湾就像遇到了宫女的壮汉，遭到掏空、沦为药渣——身心俱疲，一蹶不振。

谢选骏：文明的末日——无神论者变成上帝

明明是无神论者，为何谈论上帝？明明是实验室的手术刀，为何冒充上帝的手术刀？因为文明的末日到了。试想，一旦基因编辑出来一个全能的独裁者还能长生不老，那么全人类岂不都会沦为他的奴隶？

《上帝的手术刀》的作者说“基因编辑是挡不住的”：

2015年，共产党中国科学家首次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新闻在全球生物圈炸开了锅。有人鼓掌喝彩，有人摇头担忧。

彼时，浙江大学教授、“80后”神经生物学家王立铭以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身份回国才一年多。他研究动物的神经系统如何控制代谢，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基因编辑技术在他的实验室里经常被应用。为了厘清自己在争辩中该持什么态度，他决定写一写基因编辑技术的前世今生，最终促成了2017年5月出版的《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一书。

5月下旬，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纳米楼的一家咖啡店里，王立铭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就基因编辑这个热点话题聊了聊自己的看法。

聊起基因编辑，正在全球生物实验室势如破竹的它总会陷入一个命题：它是带来福祉的“阿拉丁神灯”还是引起祸端的“潘多拉魔盒”？

对于带有严重遗传病基因的家庭来说，基因编辑可以修复细胞中的致病基因，是养育健康后代的救命稻草。但也有人惴惴不安，人真的可以僭越自然，对自己的基因进行改造吗？最后会不会演变为人类用基因编辑制造完美的“超级人类”？

对基因编辑技术一知半解的公众各执己见。就连科学家，对基因编辑技术也分“比较保守”和“比较开放”两派，而两派基于一个共同点：认识到基因编辑是一项革命性技术。

在王立铭看来，基因编辑技术会让人类社会站在历史与未来的分界点上。他是开放派，“技术进步只要有益，它总会发生的。我们与其说尽量谨慎，还不如多想点应对的方法。”

王立铭预言，五到十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在人类生殖细胞内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疗严重单基因遗传病的临床应用。所谓单基因遗传病，指的是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遗传病。

随着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出现，基因编辑因为技术门槛低、效率高，在普通生物实验室就唾手可得。而人类在农耕时代就已经有意识性地培育拥有更好基因的农作物与牲畜，对自身，人类同样也有追求健康的需求和本能。正是基于这两点，王立铭认为，基因编辑的发展是“挡不住的”。

但这个判断并没有让王立铭放下对基因编辑技术弊端的担忧。起初，人们对自身基因进行“动刀”为了治疗疾病。但正如王立铭在《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中所写道：“一旦‘治疗’和‘预防’之间的栅栏被打开，‘预防’到‘改善’的窗户纸更是一捅就破。”所谓“改善”即“人类增强”，指的是人类用基因编辑来定制身高、容貌甚至智商等非疾病指标，暂时性或永久性地克服人体局限。

从“治疗”到“预防”再到“改善”，如同汽车的三个档位，随着车速越来越快，谁能说，档位不会不知不觉地升上去了呢？

“我其实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王立铭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上档，应该讨论一下上三档可能会发生的事。”

在和澎湃新闻记者对话时，王立铭说，他看似是开放和谨慎的矛盾体，但“谨慎恰恰是因为开放”。

“不管是恐惧也罢、抵触也罢、欢迎也罢、漫不经心也罢，我们这个物种在进化数十亿年之后，确确实实已经站在了大规模改造其他生物乃至创造自身的门槛上。在这个很可能被载入史册的关口，与其试图用道德观念和伦理批判延缓脚步，还不如用更开放的心态拥抱它，用最严格的监管管控它，让新技术在自身进化成熟之后，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和完善自己。”王立铭在《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一书的结尾写道。

而科学界已经开始未雨绸缪。2月1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美国国家医学院下属的人类基因编辑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讨论基础研究、体细胞、生殖细胞/胚胎的基因编辑在科学上、伦理上、监管上的问题。

对于颇为敏感的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他们提出，在严格的监管和风险评估下，基因编辑技术应可用于对人类卵子、精子或胚胎的编辑，但仅限于双方均患有严重遗传疾病的父母，想要健康的孩子却别无选择时。编辑生殖细胞/胚胎的基因，这意味着人类的编辑痕迹会世世代代遗传下去，这是编辑普通体细胞所没有的意义。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基因编辑技术是发展得太快还是太慢？

王立铭：我觉得应该用水到渠成来形容。在上世纪中叶之前，人类还不知道DNA是遗传物质，但是从人类文明开始直到那个时候之间的数千年里，我们的祖先就一直筛选动植物的遗传性状，改变它们遗传性状。这是人类特别的地方，我们几千年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有了这个强有力的动机，你可想而知，当我们有一天知道什么是遗传和遗传物质的时候，尝试用更直接和精确的办法来改变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我们花了几千年时间来理解基因是怎么决定遗传性状的，但同时我们也有大量工作在研究怎么改变DNA。只不过当时我们还没有摸到门道，是在盲目地干这件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会马上下意识地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定点、更有目的性的方法（注：即基因编辑技术）来改变它。

从科学史的角度，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甚至可以历史地说，当我们真的知道DNA是遗传物质的那一天，距离我们对DNA动刀、改变遗传信息和生物性状，就是一瞬间的事。这在历史上就是一瞬间的事。

澎湃新闻：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实现特定基因的插入、敲除、修复，从而进行疾病治疗、预防，甚至可能被用来“人类增强”。你对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改变人的性状，是怎么看的？

王立铭：我的个人倾向是：第一，我还是比较开放的。人类这一愿望是合理的，技术门槛也没有那么高，从动机到手段都很难被压制。历史地看，从来都是科学技术在改变伦理观念，而不是伦理观念在改变科学技术。

第二，有地方需要谨慎。谨慎不是说面对新技术的出现本能的小心，而是说一些具体原因。

首先是技术上，除了脱靶效应（注：所谓脱靶，指的是基因编辑工具工作时，可能“伤及无辜”，除了人们想改变的目标基因外，无意中改变了其他基因）等，比较现实的是，不管是改变容貌还是改变智商，我们还不知道具体有哪些基因参与了这些。

以智商为例，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证明，智商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决定的，这是早就知道的，但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些基因来决定。可能有几十、上百个基因，这些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想象是非常复杂的。最终即便有一个人说想要通过基因组信息来设计智商，他也无从下手——不知道改哪些基因，也不知道改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因为那些基因不光是影响智商，也影响很多其他东西。

人类的复杂性状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搞清楚，我觉得不太好说。这是技术上最大的一个障碍。

除了技术上的谨慎，我的观点是，基因编辑技术不管用于治疗、预防还是改善，都有一个问题是可能会影响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

举个例子：最早会上临床的疾病可能有镰刀型贫血或者地中海贫血，它们是一个血红蛋白基因出了问题才会得病。它们的遗传因素比较简单，患者比较痛苦。美国科学院的白皮书里提到了这两种病。但即便是它们，我们也会意识到一个问题：镰刀型贫血的基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其实）是因为它能抗疟疾。在人们发现青蒿素之前，人的祖先就靠这个来抗疟疾。

人类现在已经有了那么多抗疟疾的药物，可能认为这个基因变异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放到那个时候，这个基因变异是救命的。反过来讲，今天我们觉得一个基因是有害的，会不会在很多年之后，对于人类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它都改造的，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以此类推，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我们这一代人接触到的主流价值观来修改孩子的遗传信息，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就固化在基因库里。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个需要谨慎的是不平等。人类社会从来也没有平等过，财富的不平等甚至还能通过教育传到下一代，但至少这都是有可塑性的，不管是屌丝逆袭还是富不过三代，这都存在。但（修改生殖细胞/胚胎的）基因组这事没有可塑性，修改成什么样，不出意外它就一直遗传下去。社会地位高的人会把他们的后代修改得一代比一代更有竞争优势。那穷人就没法翻身了，导致阶层永久性固定。这是比较可怕的事。

澎湃新闻：除了加强政府监管，还有什么可以未雨绸缪，应对这些需要谨慎的地方？

王立铭：我其实不觉得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相当于我们要想办法来约束人的本能。

我在讨论政府监管的时候，隐含的意思是不全禁止，完全禁止就不是监管了。我认为完全禁止是不对的，因为会滋生黑市的交易，会使得技术风险很难控制，会变得很危险。另一个也更加使得只有社会地位比较高、能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禁区的人才能享用，老百姓不能接触。

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有限度地开放。“监管”在我的语境里，是有限度的开放，换取大家老老实实在一个区域里，到指定的医院做，（规定）什么样的疾病可以做（基因治疗），什么样的疾病还要等一等。说到监管我是希望实现这样的效果。

对基因治疗的监管体系不需要新的，只要严格按照我们对药物、医疗器械监管的程序就可以了。做临床研究后提出临床申请，审批通过就可以进行临床试验。

澎湃新闻：2015年，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发表第一篇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报告，引起了学界很大的轰动。目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科主任卢铀正在进行对肺癌病人的CRISPR临床治疗，也是世界首例。有一些国外的科技媒体在报道中国关于基因编辑的突破性举动时，有时会提到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的医学伦理要求比较低，所以会允许做这些欧美国家无法做的大胆试验，进行一些全球首例。你认同吗？

王立铭：这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有史以来，“第一例”的事可能是中国没有欧美来得多。围绕着生物的伦理争议，包括重组DNA、克隆、胚胎干细胞研究，这些都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那时候中国的生物学还很落后。突破伦理做研究，这是人类的本能。从来都是科学技术在改变伦理观念，而不是伦理在限制科学技术。这句话隐藏的意思是，科学发现在一次一次突破伦理。

第二，关于伦理这事，本来就是文化性的。在中国，如果一个孕妇做超声检查，发现婴儿有些残疾，医生会建议流产，孕妇也会接受。但是在天主教国家，这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怀孕生子是上帝的旨意，对胎儿进行任何操作被认为是反伦理的。这在中国不觉得是违反伦理的，不然中国的电视上做流产广告就不会觉得很正常了。

谈到伦理问题时，不同文化的看法可能一样，可能不一样。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对一种事物，你的伦理观觉得OK，我的伦理观觉得不OK，这不说明我们比你奇怪或落后。

当然了，我们对于很多事情也可以有共同的底线，比如不能随便剥夺生命，等等。这里面可能也包括，我们此时都觉得对生殖细胞/胚胎的基因进行改变需要特别谨慎。

第三，具体操作层面，在中国做一些实验是不是比西方更松？我猜想可能会有。毕竟中国引入伦理监管机制建立得确实比较晚。在很多细节上管理的可能确实会更松（一个例子就是魏则西事件。他所接受的细胞疗法在美国早已是废弃不用的办法。）但是我的看法是，我们最好就事论事讨论这个监管问题。如果能拿出证据来说我们在一些地方比较松，可以接受，可以改。但要是仅仅因为中国的医院和科学家在做一些新东西出来，这些新东西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欧美没有很快开始做，因此说是因为我们的伦理比较松，这是我不同意的。

谢选骏指出：明明是无神论者，为何谈论上帝？明明是实验室的手术刀，为何冒充上帝的手术刀？因为文明的末日到了。试想，一旦基因编辑出来一个全能的独裁者还能长生不老，那么全人类岂不都会沦为他的奴隶？那时候，秦始皇“万世一系”的理想就能实现了。

谢选骏：奥运会那魔鬼的游戏即将结束

《奥运会无国愿办 指望中国展现大国风范》2017年6月12日报道说：

中国人的奥运情结，最早可追溯到1993年的申办。当时中国两票之差，不敌悉尼。随后，到了2001年，中国北京再度出发，这次终于成功！萨马兰奇念出“Beijing”的名字时，无数国人激动落泪：中国拿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权。

不过，也是从2008年开始，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各个大国都受到不同程度波及。财力衰退的影响，无处不在，申办奥运会的热情，也就随之降低。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端倪：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巴西、日本的申办难度，小了很多。

而到了2024年和2028年的奥运会申办，则沦落到无国竞逐的局面！因为两届奥运会居然只有两个国家愿意承办：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其余各国均没有意向。曾经那个扣人心弦的投票过程，将不复存在。国际奥委会只需权衡巴黎和洛杉矶，谁先谁后即可。

有意思的是，2022年冬奥会，也是一样的境遇。当时只有两个国家愿意申办，即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结果中国的北京、张家口毫无悬念的成功了。

令国际奥委会头疼的是，夏季奥运会到了2032年，冬奥会到了2026年，恐将出现无人问津，无人接盘的情况。因为谁都知道，奥运会仅仅只有半个月的比赛期，但却耗资靡费，往往得不偿失。现在各国经济低迷，没有多余的财力来应对和支撑。也因此，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接受采访时，已经明确提出了意向：希望中国能够发挥大国风范，主动申办奥运会。

谢选骏指出：奥运会是祭祀希腊诸神也就是古代魔鬼的运动赛会，自从它1890年代死灰复燃以后，就意味着西方社会宣告与上帝决裂了。世界开始步入世界大战的死局。我认为，如果有天奥运会那邪恶的死灰复燃的火炬像纳粹运动的火炬一样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会随之终止。那时，西方世界也许才能重回基督的怀抱。

谢选骏：美国食物的超级革命意味着什么

《美国食物的超级革命：Soylent，“食物终结者”？》2015年3月11日报道说：

最近几天，小编收到了半年前从网上订购的Soylent， 亲自品尝了一下，觉得味道还行。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其实它在美国大名鼎鼎，是一种综合了人体营养元素的粉状物，混合了水之后变成糊糊，可以替代日常饮食的需要。也就是说，有了它，忙的时候无需做饭和吃饭，吃糊糊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省时。这种食品去年曾名噪一时，被称为食品革命。今日特此刊发《纽约客》201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食品的诞生过程非常有趣。

《<纽约客>：美国食物的超级革命》（LIZZIE WIDDICOMBE）报道：

2012年12月，在旧金山田德隆区一间逼仄的公寓里，三个年轻人正热火朝天地忙着他们的科技创业项目。他们已经从创业孵化器“Y组合”（Y Combinator)那儿获得$170,000的资金，但是制造低成本手机信号塔的计划却失败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70,000了，他们决定将这笔钱继续用于开发新软件，直到资金全部用完。但是怎样才能让资金维持得更久点呢？房租已经是沉没成本了。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早就没了社交生活。最后再看看预算，就剩下一个大开销——食物。

平日里，他们基本上只吃面条、玉米热狗和在科斯科买的速冻墨西哥薄饼，饭余再补充点维生素C片，预防坏血病。然而，即便是这样，账单还是像雪花一样飞来。创业者之一，罗布·莱因哈特(Rob Rhinehart)开始对“人要吃饭”这事儿愤愤不已，前不久还跟我说，“吃饭实在是太大的负担，既费时又费事！我们只有一个小厨房，还没有洗碗机。”他曾经身体力行《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每天只吃麦当劳和小凯撒的五元披萨。可一周后，他就觉得自己“要死了一样”。甘蓝也一度风靡——而且还很便宜，所以之后莱因哈特又试了试“全甘蓝宴”，不过最后也没坚持下来，“实在是太饿了”，他说。

25岁的莱因哈特在佐治亚理工大学读电气工程专业，现在他觉得，其实吃饭也是一个“工程”问题。“你需要摄入的不是牛奶本身，而是氨基酸和脂类；不是面包，而是碳水化合物。”他说道，“蔬菜和水果能提供人体需要的重要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实际上他们的大部分含量都是水分。”莱因哈特渐渐觉得要想让自己摄入赖以生存的物质，吃饭实在是一个低效率的方式。“这（吃饭）是一个又复杂、又烧钱还很脆弱的体系。”

那如果直接食用化学成分的原料呢？莱因哈特在开发软件试验的间歇研读了营养生物化学的教材，并浏览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农业部还有医学研究所(U.S.D.A.)的官网。最后，他列出了一张包含35种营养物质的人类生存需求清单。紧接着，他没有去杂货铺，而是从网上把材料买齐——大多是粉末状或粒状，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加上水倒进搅拌机。出锅后的化学浆剂看起来就像粘稠的柠檬水一样。莱因哈特跟我说，“我就指着它活了。”

受1973年查尔登·海斯顿主演的科幻电影《超世纪谍杀案》(Soylent Green)的启发，他给自己做的饮剂命名为“Soylent”。那部电影讲的就是在反乌托邦的未来社会，由于人口大爆炸和环境污染，人们只能吃一种叫做“Soylent”的神秘饼干度日。在电影的结尾揭露了一个惊悚的真相——原来这些所谓的Soylent是用人肉制成的。

莱因哈特的室友们对他这一举动持怀疑态度。其中一个跟我说，“感觉好诡异啊！”他们还继续去科斯科买吃的。1个月后，莱因哈特在自己的一篇博文里发布了实验结果，博文的题目叫《我是如何停止吃饭的》。文章通篇都是“发现新大陆”似的调调。莱因哈特写道，那副化学饮剂“味道好极了”，“感觉是我这辈子吃过最棒的早餐！”

服用Soylent帮他省了不少时间和金钱，现在他每月的伙食费从$470骤降到$50。而在体质上，他说自己就像“无敌金刚”一样。“我的体质明显变好了，皮肤很润滑，牙齿更白，头发更浓密，连头皮屑都没了！”最后，他在文章里总结说，“这30天我一口饭都没吃，我的生活改变了。”几周后，他的文章登上了科技圈的八卦网站“骇客新闻”（Hacker News）点击量第一，评论呈现两极化趋势。其中一条留言就写着：“安息吧，罗布。”但也有人过来向他要配方，秉着“资源共享”的精神，他把配方也发在网上了。

在过去10年间，硅谷的文化输出之一就是“生活黑客”(life hacking)理念，旨在寻找一些诀窍来将每天必做的事情简单化，从而节省出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莱因哈特的“明日之食”看来就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各地的生活黑客们开始亲自试验，并制定出自己的配方。红迪网(Reddit)上还有些人在争论放钙镁粉的合适剂量为多少。3个月后，莱因哈特发觉他的饮剂正是成立公司的好创意，“它带给我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软件应用。”他和室友们把软件思想搁置到一边，开始从事合成食品的生意。

为了筹集资金，莱因哈特和室友们求助于互联网。他们在网上设立了融资活动，以$65的价格向人们出售一周剂量的Soylent制成品。他们将目标定在一个月内吸金$100,000。但当他们开始接受赞助时，莱因哈特说，“我们两个小时就把钱集齐了。”就在一周之前，第一批30,000单位的商业制造Soylent被送往全美的顾客手中。除了众筹，他们的产品还得到了硅谷风投的资助，其中“Y组合“和蓝筹股投资公司安德森·霍罗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赞助100万美元。

Soylent被媒体预言为“食物终结者”，这听起来多少让人有些失意，它如魔咒般开启了一个没有必胜客和墨西哥卷饼摊的世界——我们的厨房里再也没有香蕉面包，而是屯满了米黄色的粉末；原本是吃意大利面和冰淇淋的夜晚只能一口口抿着各种汤浆。不过莱因哈特说，这不是他预想的版本。“很多人都顾不上吃饭”，他说。他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人们可以将社交性和功能性饮食加以区分。”Soylent绝对不是为了替代周末聚餐，而是要替代那些速冻墨西哥卷饼。

上个月，就在第一批Soylent发货之前，我参观了莱因哈特和他的团队的新总部。这栋大房子位于洛杉矶环球影城（六个月前，他们为了找租金便宜的地方搬离了旧金山）。莱因哈特穿着黑色V领T恤、牛仔裤、黑色网球鞋，站在门口迎接我。他看起来气色不错，让人颇受鼓舞——要知道，过去这一年半里，他几乎靠Soylent代替了90%的常餐。

在驱车前往Soylent的总部之前，我停在了一家价格不菲的加利福尼亚果汁吧前，买了一瓶价值9美元的冷榨果汁，装在一个玻璃牛奶瓶子里。莱因哈特认真检查了这瓶饮料，就像它是一个火石制成的箭头一样。“这太老套了，”他说着，并指出这饮料里几乎全是糖。“你看看，它的设计看起来好像是纯天然、无公害、饮用舒适，但实际上呢，对身体很不好。”

莱因哈特带我参观了Soylent的总部：闪亮的黑地板，白色的组合沙发，巨大的窗户，再加一个后院水池。只不过地下室里用称量好的大包白色面粉并不是卡洛因，而是营养品——蛋白质、钾和黄原胶（一种稠化剂）。厨房里空空的，只有一个搅拌机。莱因哈特打开冰箱宣称：“未来的大学生冰箱。”里面装着米勒淡啤，调味料和一大罐的Soylent。我注意到一袋小胡萝卜：食物！莱因哈特把不是Soylent的食物都称作“零食”，他解释道，他的一个室友买这些小胡萝卜吃着玩儿。

莱因哈特拿出Soylent。他和他的团队定制的配方里，涵盖了大多数的食品种类：加拿大菜油里的脂质，麦芽糊精和燕麦粉里的碳水化合物，还有大米包含的蛋白质。他们还加了鱼油（欧米加-3；素食者可以用亚麻油替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镁、钙和电解液。莱因哈特不愿在Soylent里加入任何香料，所以现在它只有很少的三氯蔗糖，以掩盖维他命的味道。这似乎与他的意愿相符，Soylent应当成为一种功效食品。“我认为最好的科技就是让科技本身消失”，他说，“水没有很多味道，而它就是世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他举起这罐浅褐色的液体，“这就是你身体需要的所有东西，”他说，“你想要来点吗？”

人们会发现Soylent的味道似曾相识：它主要有一种像面糊一样的口感。液体很柔滑但在嘴里会成粒状，带有一种酵母味的令人舒欣的温和感。我听说尝过的人把它比作麦粉（Cream of Wheat）和“爷爷的的美达施（Metamucil）”。我啜了一口，并没有好似我在吸一碗被水冲淡的煎饼糊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还不错。我又啜了一点，然后，突然间，不得不停下来。“我感到太饱了，我刚刚喝了多少？”莱因哈特查看了一下杯子。“152卡路里，”他说，“大概一个格兰诺拉燕麦棒那么多。”

和我聊过的医生都认同Soylent能够维持生存。但这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呢？其中大部分争论都是围绕着实际食物中包含的物质，尤其是植物中的营养素。虽然这些混合物还未被确认对生存起至关作用，但是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他们显示着提供了重要的健康益处。使西红柿发红的物质叫作番茄红素，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发病率。类黄酮化合物，这类使蓝莓看起来是蓝色的物质（同样在巧克力中也被发现）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相关联。这些物质具体如何在人体中产生作用，仍不得而知。但是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营养部主任华特.维列特（Walter Willett）说如果就这样遗漏了他们就太不明智了。他对我说，“倘诺我们自称知道一切有关优化健康膳食的内容，那就太自以为是了。你可以不依靠植物营养素而生存，但是你可能不会活得长久，也不能够具备最佳的体能状态。我们所关心的远远不只是生存。”

莱因哈特自然对这些评论持质疑态度。“历史上，有多少人甚至真的吃过西兰花和西红柿呢？”他告诉我在研究Soylent配方时，他曾经考虑着增加一些植物化学物质，但在阅读了大量非结论性和对立研究文献后，他发现它并不是一种可以有效利用的资源。

Soylent的配方就挂在网上，他要如何盈利呢？很难想象可口可乐会做这样的事。但是Soylent的投资人、也是Reddit网站的创始人之一的阿莱克西斯·奥哈尼恩（Alexis Ohanian）却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营销方案，尽管他们自己不这么想。”这群在家里鼓捣自己的Soylent配方的人被称为“自助者”（D.I.Yers），他们已经形成了Soylent的一个粉丝群，这有助于进一步优化Soylent的产品并提升大众对Soylent的认知度。奥哈尼恩说：“这是我们的理想。”而莱因哈特的表达则更具哲学意味：”如果其他人找到了更好的办法，一样会让全人类受益。”

看到大家对自制Soylent的热情，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自己也会忍不住试试。工业制成的Soylent是粉末状的：一日的份量装在一个小塑料包装里，可以提供1500卡路里热量。另外有一个单独的小瓶装着油脂，可以提供五百卡路里热量。包装颇具太空风格，上面印着极简风格的黑白两色文字，风格像宝美奇洗发水。里面还有两个小配件：一个金属挖勺和一个带密封盖的水瓶。如果你要“做饭”的话，就用勺子把粉末盛到小瓶内，加上水，油和冰块（自选），再摇一摇即可。包装袋上印着一句不带任何感情的说明：“若Soylent疑似变质，请立即丢弃。”

自制Soylent就会麻烦一点。如果说工业生产的Soylent属于“万用型”，那自制Soylent就是挑食者的天堂。在网站上，我找到1400多种莱因哈特食谱的变体，简直像个聚宝盆，其中包含了各种口味的、针对过敏体质的、针对宿醉的、还有针对特定兴趣的配方：足球运动营养源，杜松子豆油大麻套餐，型男肉桂糖棒，白瘦男孩组合餐，蛋头博士兴奋剂，杏仁大麻餐，超级套餐，大猩猩餐，脑力加倍套餐，加拿大套餐，站立办公套餐和巴黎风情餐。

营养“就像一副拼图”，莱因哈特对我说，“你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把它拼起来”。自制Soylent网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能为你算出拼图的方式。一旦知道自己的营养需求，你就能找到不同的方式满足它们。如果你输入一种成分——比如，20克奇异籽——网站就会自动适配你的营养学标签。然后它会告诉你摄入这种食物后，你离每天所需的营养还差多少——热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纤维，不饱和脂肪和维生素——这样就可以相应地调整食谱。我需要的成份包括乳清蛋白，燕麦粉，半熟粗玉米粉，大豆油，红糖和碘盐。配方中还有一些奇怪的粉状矿物质和维生素——酒石酸胆碱，葡萄糖酸钾——这些都是我从iHerb.com网站上订购的。我在本地的杂货店里购买可可粉，此外，和很多人一样，我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以避免把它们混到这个配方里来。

在收到工厂生产的Soylent包裹时，我着实松了一口气。它基本上沿用莱因哈特的做法，味道就像之前我在洛杉矶尝到的那样：浓浓的，棕褐色液体，酵母颗粒状，带一点甜味。比起我的巧克力版本，普通的Soylent好吃多了。（办公室试吃报告的结果是：“这是稻壳做的蛋白质奶昔”，比做结肠镜检查前喝的玩意好多了。）

周末大概有3天，我只吃这种混合物。之前听说的许多小贴士被证实的确有用。Soylent在冰箱里过夜后味道会好一些。（一个自制Soylent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各种成分能够凝结”。）在体力活动之后它也会显得更吸引人——饿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挺想吃它。但气味仍然是一个问题。上周五，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它那股黏糊糊的味道似乎无处不在，在我的嘴里，在我的呼吸里，我的手指和我的脸上。而且，我的胃似乎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液体食物：一直到下午，我都感觉自己像个行走着的水气球。

Soylent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就像莱因哈特所说，它能让你一整天都“顺利航行”。如果你正坐在电脑前，又感到饿得慌，你不需停下手边的事情去吃午餐，能量水平也将保持稳定：“下午不会昏昏欲睡，也不会撑到脑子不转。”下午也会像早上一样有效率。

我和莱茵哈特跟着加里米蒂走进了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庭院，里面的音乐正起劲，自行车堆成一堆，一个学生正因熬夜在沙发上补觉。在用餐区，大部分Skurves正摆好了餐具准备用餐。附近有十个学生围着桌子坐成一圈，被笔记本电脑和习题集环绕，无视身边的餐时骚动：这都是“Soylent”的饮用者。其中几个握着水瓶，里面盛满了浅褐色的粘稠物。

学生们认出了莱因哈特，而他也已经习惯了自己这书呆子名人身份。他们热烈称赞着莱因哈特的发明。“它可以一下喂饱你五个钟头”，艾利克斯，这个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学生说，“这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利。”

从学期一开始，他们就试着自“Soylent”。“这是个严肃的迭代的过程”，学生尤金说道。“我第一天就买了包50磅的玉米粉，现在我可不能退出”，主修数学的尼克表示，如果你不是一名“Soylent”饮用者，那么会很难在里克茨楼呆下去。他告诉我们：“我记得大家以前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都在讨论着各自的食谱”。

在立克茨楼中，莱因哈特问学生们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尼克问：“在许多人吃了Soylent后，它占据了人们的生活，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莱因哈特笑了笑。“不错的问题”，他说。“事实上，针对这个我想了很多。”他伸出胳膊，展示他健康的体格。“我已经食用Soylent一年了，而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它所支撑的。”

谢选骏：看来，我说“美国退化为‘食草动物的费拉社会’”又多了一个例证——美国人正在成为“吃素的民族”。自从佛教进入中国鼓吹吃素以后，中国的尚武精神日益衰退，沦为一个任人宰割的社会，就像西藏人和蒙古人那样。现在，佛教在西方社会也日渐流行，想必有一天，当佛教获得正统地位的时候，就是素食占据主流的时候，也就是武力衰退、国破家亡的时候了。那时，少数强人就可以控制多数，就像一个小组的日本兵，就可以控制中国一个县城；几十万共产党，就可以控制整个大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