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无神论者，为何谈论上帝？明明是实验室的手术刀，为何冒充上帝的手术刀？因为文明的末日到了。试想，一旦基因编辑出来一个全能的独裁者还能长生不老，那么全人类岂不都会沦为他的奴隶？
《上帝的手术刀》的作者说“基因编辑是挡不住的”：
2015年，共产党中国科学家首次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新闻在全球生物圈炸开了锅。有人鼓掌喝彩，有人摇头担忧。
彼时，浙江大学教授、“80后”神经生物学家王立铭以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身份回国才一年多。他研究动物的神经系统如何控制代谢，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基因编辑技术在他的实验室里经常被应用。为了厘清自己在争辩中该持什么态度，他决定写一写基因编辑技术的前世今生，最终促成了2017年5月出版的《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一书。
5月下旬，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纳米楼的一家咖啡店里，王立铭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就基因编辑这个热点话题聊了聊自己的看法。
聊起基因编辑，正在全球生物实验室势如破竹的它总会陷入一个命题：它是带来福祉的“阿拉丁神灯”还是引起祸端的“潘多拉魔盒”？
对于带有严重遗传病基因的家庭来说，基因编辑可以修复细胞中的致病基因，是养育健康后代的救命稻草。但也有人惴惴不安，人真的可以僭越自然，对自己的基因进行改造吗？最后会不会演变为人类用基因编辑制造完美的“超级人类”？
对基因编辑技术一知半解的公众各执己见。就连科学家，对基因编辑技术也分“比较保守”和“比较开放”两派，而两派基于一个共同点：认识到基因编辑是一项革命性技术。
在王立铭看来，基因编辑技术会让人类社会站在历史与未来的分界点上。他是开放派，“技术进步只要有益，它总会发生的。我们与其说尽量谨慎，还不如多想点应对的方法。”
王立铭预言，五到十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在人类生殖细胞内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疗严重单基因遗传病的临床应用。所谓单基因遗传病，指的是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遗传病。
随着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出现，基因编辑因为技术门槛低、效率高，在普通生物实验室就唾手可得。而人类在农耕时代就已经有意识性地培育拥有更好基因的农作物与牲畜，对自身，人类同样也有追求健康的需求和本能。正是基于这两点，王立铭认为，基因编辑的发展是“挡不住的”。
但这个判断并没有让王立铭放下对基因编辑技术弊端的担忧。起初，人们对自身基因进行“动刀”为了治疗疾病。但正如王立铭在《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中所写道：“一旦‘治疗’和‘预防’之间的栅栏被打开，‘预防’到‘改善’的窗户纸更是一捅就破。”所谓“改善”即“人类增强”，指的是人类用基因编辑来定制身高、容貌甚至智商等非疾病指标，暂时性或永久性地克服人体局限。
从“治疗”到“预防”再到“改善”，如同汽车的三个档位，随着车速越来越快，谁能说，档位不会不知不觉地升上去了呢？
“我其实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王立铭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上档，应该讨论一下上三档可能会发生的事。”
在和澎湃新闻记者对话时，王立铭说，他看似是开放和谨慎的矛盾体，但“谨慎恰恰是因为开放”。
“不管是恐惧也罢、抵触也罢、欢迎也罢、漫不经心也罢，我们这个物种在进化数十亿年之后，确确实实已经站在了大规模改造其他生物乃至创造自身的门槛上。在这个很可能被载入史册的关口，与其试图用道德观念和伦理批判延缓脚步，还不如用更开放的心态拥抱它，用最严格的监管管控它，让新技术在自身进化成熟之后，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和完善自己。”王立铭在《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一书的结尾写道。
而科学界已经开始未雨绸缪。2月1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美国国家医学院下属的人类基因编辑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讨论基础研究、体细胞、生殖细胞/胚胎的基因编辑在科学上、伦理上、监管上的问题。
对于颇为敏感的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他们提出，在严格的监管和风险评估下，基因编辑技术应可用于对人类卵子、精子或胚胎的编辑，但仅限于双方均患有严重遗传疾病的父母，想要健康的孩子却别无选择时。编辑生殖细胞/胚胎的基因，这意味着人类的编辑痕迹会世世代代遗传下去，这是编辑普通体细胞所没有的意义。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基因编辑技术是发展得太快还是太慢？
王立铭：我觉得应该用水到渠成来形容。在上世纪中叶之前，人类还不知道DNA是遗传物质，但是从人类文明开始直到那个时候之间的数千年里，我们的祖先就一直筛选动植物的遗传性状，改变它们遗传性状。这是人类特别的地方，我们几千年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有了这个强有力的动机，你可想而知，当我们有一天知道什么是遗传和遗传物质的时候，尝试用更直接和精确的办法来改变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我们花了几千年时间来理解基因是怎么决定遗传性状的，但同时我们也有大量工作在研究怎么改变DNA。只不过当时我们还没有摸到门道，是在盲目地干这件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会马上下意识地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定点、更有目的性的方法（注：即基因编辑技术）来改变它。
从科学史的角度，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甚至可以历史地说，当我们真的知道DNA是遗传物质的那一天，距离我们对DNA动刀、改变遗传信息和生物性状，就是一瞬间的事。这在历史上就是一瞬间的事。
澎湃新闻：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实现特定基因的插入、敲除、修复，从而进行疾病治疗、预防，甚至可能被用来“人类增强”。你对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改变人的性状，是怎么看的？
王立铭：我的个人倾向是：第一，我还是比较开放的。人类这一愿望是合理的，技术门槛也没有那么高，从动机到手段都很难被压制。历史地看，从来都是科学技术在改变伦理观念，而不是伦理观念在改变科学技术。
第二，有地方需要谨慎。谨慎不是说面对新技术的出现本能的小心，而是说一些具体原因。
首先是技术上，除了脱靶效应（注：所谓脱靶，指的是基因编辑工具工作时，可能“伤及无辜”，除了人们想改变的目标基因外，无意中改变了其他基因）等，比较现实的是，不管是改变容貌还是改变智商，我们还不知道具体有哪些基因参与了这些。
以智商为例，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证明，智商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决定的，这是早就知道的，但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些基因来决定。可能有几十、上百个基因，这些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想象是非常复杂的。最终即便有一个人说想要通过基因组信息来设计智商，他也无从下手——不知道改哪些基因，也不知道改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因为那些基因不光是影响智商，也影响很多其他东西。
人类的复杂性状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搞清楚，我觉得不太好说。这是技术上最大的一个障碍。
除了技术上的谨慎，我的观点是，基因编辑技术不管用于治疗、预防还是改善，都有一个问题是可能会影响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
举个例子：最早会上临床的疾病可能有镰刀型贫血或者地中海贫血，它们是一个血红蛋白基因出了问题才会得病。它们的遗传因素比较简单，患者比较痛苦。美国科学院的白皮书里提到了这两种病。但即便是它们，我们也会意识到一个问题：镰刀型贫血的基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其实）是因为它能抗疟疾。在人们发现青蒿素之前，人的祖先就靠这个来抗疟疾。
人类现在已经有了那么多抗疟疾的药物，可能认为这个基因变异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放到那个时候，这个基因变异是救命的。反过来讲，今天我们觉得一个基因是有害的，会不会在很多年之后，对于人类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它都改造的，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以此类推，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我们这一代人接触到的主流价值观来修改孩子的遗传信息，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就固化在基因库里。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个需要谨慎的是不平等。人类社会从来也没有平等过，财富的不平等甚至还能通过教育传到下一代，但至少这都是有可塑性的，不管是屌丝逆袭还是富不过三代，这都存在。但（修改生殖细胞/胚胎的）基因组这事没有可塑性，修改成什么样，不出意外它就一直遗传下去。社会地位高的人会把他们的后代修改得一代比一代更有竞争优势。那穷人就没法翻身了，导致阶层永久性固定。这是比较可怕的事。
澎湃新闻：除了加强政府监管，还有什么可以未雨绸缪，应对这些需要谨慎的地方？
王立铭：我其实不觉得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相当于我们要想办法来约束人的本能。
我在讨论政府监管的时候，隐含的意思是不全禁止，完全禁止就不是监管了。我认为完全禁止是不对的，因为会滋生黑市的交易，会使得技术风险很难控制，会变得很危险。另一个也更加使得只有社会地位比较高、能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禁区的人才能享用，老百姓不能接触。
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有限度地开放。“监管”在我的语境里，是有限度的开放，换取大家老老实实在一个区域里，到指定的医院做，（规定）什么样的疾病可以做（基因治疗），什么样的疾病还要等一等。说到监管我是希望实现这样的效果。
对基因治疗的监管体系不需要新的，只要严格按照我们对药物、医疗器械监管的程序就可以了。做临床研究后提出临床申请，审批通过就可以进行临床试验。
澎湃新闻：2015年，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发表第一篇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报告，引起了学界很大的轰动。目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科主任卢铀正在进行对肺癌病人的CRISPR临床治疗，也是世界首例。有一些国外的科技媒体在报道中国关于基因编辑的突破性举动时，有时会提到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的医学伦理要求比较低，所以会允许做这些欧美国家无法做的大胆试验，进行一些全球首例。你认同吗？
王立铭：这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有史以来，“第一例”的事可能是中国没有欧美来得多。围绕着生物的伦理争议，包括重组DNA、克隆、胚胎干细胞研究，这些都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那时候中国的生物学还很落后。突破伦理做研究，这是人类的本能。从来都是科学技术在改变伦理观念，而不是伦理在限制科学技术。这句话隐藏的意思是，科学发现在一次一次突破伦理。
第二，关于伦理这事，本来就是文化性的。在中国，如果一个孕妇做超声检查，发现婴儿有些残疾，医生会建议流产，孕妇也会接受。但是在天主教国家，这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怀孕生子是上帝的旨意，对胎儿进行任何操作被认为是反伦理的。这在中国不觉得是违反伦理的，不然中国的电视上做流产广告就不会觉得很正常了。
谈到伦理问题时，不同文化的看法可能一样，可能不一样。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对一种事物，你的伦理观觉得OK，我的伦理观觉得不OK，这不说明我们比你奇怪或落后。
当然了，我们对于很多事情也可以有共同的底线，比如不能随便剥夺生命，等等。这里面可能也包括，我们此时都觉得对生殖细胞/胚胎的基因进行改变需要特别谨慎。
第三，具体操作层面，在中国做一些实验是不是比西方更松？我猜想可能会有。毕竟中国引入伦理监管机制建立得确实比较晚。在很多细节上管理的可能确实会更松（一个例子就是魏则西事件。他所接受的细胞疗法在美国早已是废弃不用的办法。）但是我的看法是，我们最好就事论事讨论这个监管问题。如果能拿出证据来说我们在一些地方比较松，可以接受，可以改。但要是仅仅因为中国的医院和科学家在做一些新东西出来，这些新东西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欧美没有很快开始做，因此说是因为我们的伦理比较松，这是我不同意的。
谢选骏指出：明明是无神论者，为何谈论上帝？明明是实验室的手术刀，为何冒充上帝的手术刀？因为文明的末日到了。试想，一旦基因编辑出来一个全能的独裁者还能长生不老，那么全人类岂不都会沦为他的奴隶？那时候，秦始皇“万世一系”的理想就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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