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为何实行株连政策

《江绵恒一语惊人评价江泽民与六四》说（2017-07-06 多维）报道说：

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共总书记的消息传到了美国。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当时在美留学的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江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曾经预想任教大学

1988年2月大年夜，当邓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览中心友谊厅时，人们都起立鼓掌。江泽民引人注目地站在邓的身边，表明了邓对这位热情的上海市委书记的信任。

12个月后的1989年2月初，江泽民又与邓小平一起庆祝了新年。邓小平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为了能目睹中国的发展，他辛劳了一生。他已经来日无多，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泽民似乎正在实现他的梦想。

1988年下半年，李鹏总理决心冻结物价。新的楼房建设——特别是宾馆和写字楼——实际上被禁建。全国1万多个项目被中止。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泽民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着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说。“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我深感担子很重”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重要的一条是品质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的，是有专业技术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形象。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了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在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到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后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电力学院的院长。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恒说，他的脸涨红了。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响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顺利交班平稳过渡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主要选举工作于3月15日举行。尽管结果早已确定，但仍有一定的悬念。在整整一代人离职之后，出现了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彻底变更。伴随着人民大会堂中的中国民乐，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投下他们的无记名选票。

选举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很快揭晓。吴邦国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担任国家主席10年任期已满的江立即站起来与胡锦涛握手。他与胡轻声地交谈了几句，近3000名代表一起鼓掌。

选举结束后，胡锦涛向台下三鞠躬，江泽民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迈着轻松自信的步伐走在胡锦涛、李鹏和朱镕基的前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威严。

第二天，备受欢迎的温家宝被选为总理，得到了高达99％的选票。一天后，温总理公布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这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中管理中国政策。4个副总理中包括黄菊和主管经济和工业的曾培炎。

3月18日，人大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全体人大代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胡承诺，他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数月后，江对这次交接班进行了反思。他对几个同事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反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网民评论说： 

1
檄文 今天 08:05
其实中国权利交接还是封建体制一人决定。

2
lol2012 今天 07:48
老江比宽衣开明得多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应对中共的全面腐败负主要的责任。

3
岳阳居士 2017年07月06日 23:47
轮子怎么还没来哭成一片， 李大师不行了？

4
破棉袄 2017年07月06日 23:47
老江退位，新上来的横主，牵制舆论，豢养五毛吹牛逼，搞乱朝鲜，搞僵韩国，交恶日本，搔扰东南亚，对峙印度，恐吓美国。我们就看到这个独裁贼子的下场的，不会比萨达姆和奇奥塞斯库的下场更好。

谢选骏指出：“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这个回答之所以机智，是因他逃避了不利的处境；如果在得利的处境下这样回答，就不是机智，而是错失鸡犬升天的良机了。由此可见，“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一体两面，是互相补充的，因为它们都是“家族主义“失得”体现。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实行“株连九族斩草除根”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被迫下野甚至亡命天涯或就地捕杀；而变本加厉进行“株连九族斩草除根”甚至“查三代挖思想”的共产党专政，却能建立历史上最为彻底的极权统治。——杀的越多，就越能巩固政权内部，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恶性循环。放弃株连政策，就无法在家族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控制全局的。其实不仅中国如此，文明国家也是一样——绑架勒赎运用的也是同样的原理。不同的只是，在文明国家，黑道集团才会这样不择手段，白道政府不会如此行事，因为文明国家处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必须遵守开放社会的规则，否则人才资金都会外流，形成恶性循环。而在开放社会走向封闭社会的过程中，就会重拾株连政策。例如罗马帝国、苏维埃俄国、纳粹德国、共产党中国。

谢选骏：毛泽东语录是臭豆腐

有些华人特别喜欢臭豆腐，虽说那东西致癌，但就是有人趋之若鹜。

就像毛泽东语录，大家明明知道那东西有害，但就是有人顶礼膜拜。

《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语录”》（2017年2月11日转载微博）说：

第一部分，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9、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0、《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1、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3、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第二部分，对苏关系

1、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2、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3、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4、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与战争

1、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3、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5、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6、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7、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8、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9、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10、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1、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2、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13、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4、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15、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16、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7、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18、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19、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20、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8、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第五部分，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娘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第六部分，屁股与屁话

1、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3、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4、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5、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6、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7、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作者：Annie的春天公主）

谢选骏指出：录入上传的公主辛苦了。不过她给的标题《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语录”》，却显示了深刻的代沟，甚至男女差异。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是“共产党土匪”）看来，上面这些话，不是什么“最不敢见人的语录”，而是好吃的臭豆腐，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部分，是毛房里的精品收藏。

谢选骏：纪念八十年前的民族再生

网文《七七事变八十年：了不起的中国人》（王夷甫 2017-07-06 ）说：

2017年7月7日，是中国抗战爆发“七七事变”的80周年。

1937年，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挑起了针对中国的全面入侵。由此，全世界的华人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序幕，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基础。

回首往事，令人不禁唏嘘。当年的中国是一个何等贫弱崩解的国家。1937年，全中国的钢产量仅有55.6万吨，而日本的钢产量相比之下竟有580万吨，超过中国的十倍；1937年，中国正处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的动荡之中，而当年的日本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世界强权；1937年，中国的军队落后虚弱，思维组织还停留在遥远的绿林封臣年代，而日本则拥有世界上顶尖的武装力量。

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赋予日本军方狂妄的征服野心，使其试图在三月之内鲸吞中国；如此鲜明的强弱之势，弭平了部分中国精英的抵抗希望，使其误以为“中国断无幸存之理！”如此明显的成败争局，迫使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未来不报期盼，“中国之局，非我所能干预，唯观成败而已。”

然而，无论是那些傲慢的日本军队，还是“低调俱乐部”里自卑的中国精英，亦或是冷眼旁观的西方列强，他们都忽视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即那蕴含在亿万万华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之魂，已经在辛亥民族革命的烈火下得以点燃，并形成了不可阻遏、不可战胜之势。

在战争中过程中：日本的外交家曾不止一次的认为，随着中国军队的不断溃败和国土的不断丧失，中国政府注定会向日本屈膝求和，如同甲午战争中的慈禧老太后一般。
日本的政治家也曾不止一次的估计，随着中央军的不断衰败和地方军的保存实力，中国心怀叵测且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如龙云、阎锡山、以及李宗仁等，最终将会在日本的宽大诱惑下背叛重庆，与“皇军”选择合作，如同清军入关时投降清朝的吴三桂、刘良佐、刘泽清和左梦庚等明军将领一样。

日本的经济学家（包括西方）更曾不止一次断言，随着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939年被全面封锁，中国政府的财政力量将无法承受总体战争的负担，而中国的社会也将在剧烈的战争通胀冲击下，最终陷入崩溃，如同1917年沙俄、1918年帝德的崩溃一般。

然而，以上这些预判，从来没有在抗战中真正发生过。

无论是南京武汉失守之后居正、孔祥熙以及汪精卫等人对蒋介石的连番劝降，还是1940年至1941年6月前德国横扫欧洲、日苏日益亲密、英美介入渺茫之下的国际希望断绝，亦或是中共迅速扩大、国家面临动荡危机，重庆政权及其下属的中央军队从来未曾动摇过抗战的决心，如同蒋介石在1937年庐山会议上所做的誓言：“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云南王龙云曾经动摇过，并试图通过汪精卫的渠道与日本达成谅解，1944年12月，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逼近云南，龙云曾授意省议会通电拥护汪伪政权，但这些举动却都遭到云南省议会的坚决反对而罢——“中国之云南可以破败，但绝不可投降！”1942年，面临日本、中共双重挤压的阎锡山决心投靠日本，他通过“安平会议”与日本达成妥协，随时准备出降，但是阎锡山的铁杆亲信梁化之、血盟兄弟赵戴文却坚决反对，梁化之在日记里写道“设有不幸，(司令长官阎锡山)为大家一时之蒙蔽，则司令长官历史上将如何？我自己将何以自处？吾愿忠于司令长官，吾更愿忠于中华民国。吾子孙均为中国之民众，设不幸出此，誓愿以生命劝司令长官，并以报国家也。”

从1939年开始，随着国民政府财政崩溃，以及由此引发战争通胀以可怕的速度迅猛蔓延，国统区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憎恨日益加剧。不过，中国普通民众的战争决心远比1918年的德国人和1917年的俄国人来得坚强，他们的意志从未有过动摇。1941年3月，经济恶化、土地沦丧、国际希望断绝下的重庆人民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举行抗战募捐活动，在一片泣啼之中，募捐竟得三百万元，蒋介石闻讯不由叹息“唯有我黄帝子孙方能具此抗战不堕之志也。”

日本的军阀永远不可能理解贫弱的中国为何坚强如此：1895年统一的满清不过是一个异族统治下的蹒跚君主国，1937年分裂的中国却是一个辛亥民族光复运动催生的民族主义国家；1645年争相投诚的刘良佐、刘泽清、左梦庚和郑芝龙等军阀集团不过是一群有奶便是娘的人渣恶棍，但1937年龙云、阎锡山、李宗仁却是辛亥民族革命分离出来的地方自我标榜民族领袖；1895年的清国百姓对异族封建皇帝的战争成败漠不关心，但1937年的中国人民却是辛亥民族主义革命浪潮涤荡下的华夏子孙。

那些骄狂的侵略者只看到了武器和工业的数据，却忽视了亿万万鲜活跳动的民族之心。那里奔流着远比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更加忠诚坚强的民族血液，使这个伟大的民族能够忍受战争通胀的财富侵蚀、能够经得起杀戮血腥的死亡考验、能够直面外援崩断的孤独绝望，并最终支撑起世界上最艰难卓绝的民族战争。

1900年，痛惜中国庚子之变破败的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期许道“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在1937年，那些在民族主义革命鼓舞下的辛亥少年，已经成长起来，尽管当时破败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上还远远弱于日本，但是少年中国的华夏新民，却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绝不能容忍异族的铁蹄再一次践踏自己的国家。

1940年，出征襄河的张自忠将军留下自己的遗言：“我深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死的决心），我们的国家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这位战死者在艰难时刻所许下的誓言，无疑是对抗战性质最透彻的阐述。

是以，抗战保卫的绝不是什么封建帝国、也不是所谓的异族皇帝、更不是哪个政府，而是捍卫华人的国家、华人的民族、华人的历史和华人的文明，这才是抗战的伟大之处，这才是华人先辈的伟大之处。

谢选骏指出：两个党国争相夺取抗战领导权的历史丰碑，而极力掩盖自己勾结日寇的黑暗历史，其实真正能够抵抗日本的，是辛亥革命所唤醒的民族精神。我从小就听我的母亲给我讲述她如何参加抗日活动，并从湖北一直撤退到了陪都重庆，在那里度过艰苦的八年，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她们的抗日决心从未动摇，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没有退路了，中国就在他们身上，他们必须坚持下去，多一天都是好的！他们要给后世留一个榜样，要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决不投降。

这是我的母亲给我留下了重要的财富。我至今深深地感谢她。我感谢她给我唱过的赞美诗。直到永远。“必须坚持下去，多一天都是好的！”这就是一切伟大事业的起步。这种精神激励我一生，“必须坚持下去，多一天都是好的！”即使每天遭受飞机的轰炸扫射，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谢选骏：北京大学确为“被打的落水狗”

《不能唱衰中国？北大教授毕典被火速下架》2017年7月4日报道说：

“大陆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前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作为教授代表致词时，谈到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而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结果，这篇演讲在刊出后，不到半天时间火速遭到撤除，被两岸各界讥讽。
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年的毕业典礼，张维迎代表教授发表题为「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但北大国发院官方微信帐号刊出后不久就被下架，搜狐刊登的演讲全文，也在24小时内消失，引起不少网友议论。

以下是网路上流传的张维迎演讲全文：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西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成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古早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宾士、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面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义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古早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西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西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西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国小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至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西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西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科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KELLOGG公司。
再过50年、100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选骏指出：张维迎说的倒是不错，但他似乎不懂，自从1949年、1966年、1989年数次横遭痛打洗劫之后，北京大学早就沦为可怜兮兮的“被打的落水狗”了。虽然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一开始就来路不正，但尚未“被打”……而在北大“被打”于北大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及其下属邓小平的毒手之后，“北大就是被打”，已经不言而喻了。“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现在与其说是一个心酸的忏悔，不如说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北大就是被打”，这才显示了共产党军事专政的真相。

（毛泽东吹捧的“文革主将”鲁迅，相当变态，不仅欺软怕硬，而且虐待动物，因为他公然号召“痛打落水狗”——他不是在描述一个事态，而是在鼓吹一种行动。这不，迄今在毛主义统治下的共产党中国，继续痛打落水狗，这次打的是北京大学。）

谢选骏：中国能够歼灭美国舰队吗/索罗斯不敢回答的问题

《日本经济家的困惑：中国人哪来这么多钱？》（2017-07-06 文汇讲堂）报道说：

如果谁能说清楚中国人的收入，应该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远了。

为什么人均只有8000多美元的中国人会觉得比自己收入多4倍以上的日本人还有钱？为什么人均工资只有5000元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这么高额的房地产？

这是一个日本人对于中国房子、工资的思考。

1、日本人的生活水平

日本人平时在家吃饭都非常简单，一碗饭、一点蔬菜、一条烤鱼、一碗酱汤、一点咸菜。日本人开的车一般都是排量很小的家庭用车，在日本绝对找不到带游泳池的私人住宅，即便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妇女通常也只是到高级酒店和朋友一起吃一顿套餐而已。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人其实最不擅长的就是奢侈。日本人算奢侈的一项活动可能就是每个日本人家里都会有浴缸，日本人喜欢每天泡澡。家里泡澡还不够，日本人还喜欢去温泉泡澡，下到浴池，日本人嘴里还会情不自禁地嘟囔一句：我真奢侈。

相比较起来中国人的生活比日本人奢侈多了。他印象最深刻的是，BBC的一部纪录片报道中国下岗工人的伙食，日本人看了之后震惊了，因为这个下岗工人一家三口的晚饭竟然是四菜一汤，英国人看到这一幕也晕了，他们纷纷感叹：中国人真奢侈！

除了吃，中国人在日常花销方面一也比日本人奢侈，同样的一件中高端衣服，中国的价格要比美国和日本的贵很多。同样的一款日本厂家汽车，中国的售价要比日本的售价高很多。

再来看旅游方面，2016年中国到国外来旅游的一共1亿4000万人次。他不禁想问，为什么中国有钱人这么多？

可是事实上呢，2016年日本人均GDP大约是38000美元，而同年中国的人均GDP约8200美元，两者相差了4倍多！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处处都显示出比日本人还有钱？

事实上，日本不仅人均收入高，现在日本人均的金融资产大约有10万美元（其实日本人根本不缺钱），而且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还十分完善，一个人从生到死如果什么都不做，政府的保障制度也可以解决他的基本温饱问题。

中国有1.09亿的中产人口，如果再算上207万（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的百万富豪人口，总共1.1亿左右的人口为什么能够成为代表中国消费力的主力人群？其他沉默的12.9亿人口他们的真实购买力又如何？

2、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办

按照现在的汇率，中国的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中国的房价是多少呢？按照房地产经济学的一个经验法则，房价的合理区间是工薪族年薪的6倍左右。如果超过6倍，买房的按揭贷款就很难还清了。

按照这个经验法则来推算，中国城市的房地产的均价应该在40万人民币左右。但事实上，据他了解，40万在中国连首付都不够。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的年轻人承担了多重的买房压力！中国中老年人在买房时，一些房子是单位分的，一些是在早年买的，那时候房价便宜地跟白菜一样也没人买。但这些房子放到现在来看都是大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豪宅了。

所以高房价真正困扰的不是中老年人，而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年轻人，特别在大城市工作的外地年轻人，因为本地人他们有老一辈的房产可以继承，而外地人才是高房价的真正受害者！

拿着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要买下高于月收入1000倍的房产，中国的年轻人苦不堪言。曾经日本学者问过一个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如果不买房子，你还会结婚恋爱吗?

年轻人反问：没有房子，还能有爱情吗？

换句话来说，没有房子，等于没有爱情，更不要说结婚、生子了。

这是没房年轻人的真实写照，那有房者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据日本学者的了解，很多人买了房子之后如果是自住，根本不能变现，等于抱着一堆资产还是不能花，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到哪里。

每个月还完房贷车贷，其实留下来可以乱花的钱非常少。所以他认为中国人的有钱，但有的都是账面资产，实际可支配的现金其实非常少。

但尽管了解到这一点，他还是搞不懂为什么有钱的中国人这么多，几乎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人在买买买。

现在的中国很像1900年的美国，而不是1970年代的日本！

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在西方求学、教学40余年的亲身体验，在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做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的演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中国模式的视角和思维，以下为演讲全文。

1、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说，凭物理学家的直觉，不是金融经济学家的教条，为什么中国金融政策比日本还要独立，中国发展政策比俄国、德国还要独立？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独立的国防。所以中国才会有独立的发展政策。如果没有独立的科技体系，那就只会发展东亚模式的依赖经济。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回答。

2、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中国和西方其他大国竞争到底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我曾在在美国第二大州的德克萨斯州住过，比四川面积还要大。因为只有货运而没有客运铁路，他们当时提出要建一条轻轨来连接几个主要的城市。公民民主投票投了多少年？投了20年，到现在还在纸上。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冲突太多。修条轻轨谁不高兴？航空公司不高兴，因为人都跑到轻轨去了，它的利润受损；旅馆业也不高兴，你坐了轻轨当天就到家了，我的旅馆收入就要下降；沿线居民也不高兴啊，噪声增加，我的房地产贬值；稍微远一点的居民高兴，地价增值，但再远一点的居民不高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我要交税呀？所以在西方要修铁路高铁，选线、设站都成了问题。

只有在中国，金融危机时投了四万亿，一下子变成高铁长度全世界第一。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要学中国造高铁，但他们的制度成了制约。印度要征地，私有制又征不下来；美国和德国要选线，就会利益不均。所以中国第一条优势：社会主义大协作。这种协作模式超过西方制度下的分工加市场交易。

第二个故事是《纽约时报》调查得出的。《纽约时报》总想不明白，美国科技先进，怎么中国发展老比美国快呢？后来调查出来一个秘密。

乔布斯把新研发的苹果手机和钥匙放在同一口袋里，钥匙把手机的塑料面划痕了。下月就要上市了，乔布斯就想一周内要换成玻璃的外壳。开会的副总裁立马就急了，还没散会就坐飞机到深圳去了。为什么？在美国你单单聚集工人要多少时间？9个月。然后美国的工人周末要度假，要看球赛。而中国的工人，高管电话一打，24小时内就来上班了。需要配件、螺丝、电阻，都在隔壁和对面，深圳是产业集聚的、世界最强的加工阵地。

苹果手机50%以上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的股东赚走了，中国的工人拿的血汗钱只有5%都不到。

但以今天特朗普的逻辑，是中国赢了还是美国赢了？是中国赢了，因为中国赢得了就业、赢得了发展。美国被苹果解雇的那些高技术的工人失业了，回来只能测试被退回的苹果机。工资下了一大截。所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原来想的是美国一定赢，结果发现中国才是大赢家啊，美国是输家。

第三个故事，中国研发不如美国，经济发展为何有那么大动力？一年春节，我餐宴上遇见了微软的高管，他告诉我一个从未在经济学文献中看到过的数字。他说美国现在保持着研发优势，产品研发出来，从投资到设厂到美国经过议会修改法律标准，到营销，把钱赚回来这个周期要多长？我说起码要十年以上。他说确实，欧洲比十年还要长。但中国平均23个月。你说美国怎么和中国竞争？

日本非常有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他写的《United States of 中华》，即《中华联邦》很畅销，中华联邦是指把东北亚东南亚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加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当时西方大谈中国经济要崩溃，他却看好中国经济。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能力太快了。

他说1970年代日本人很自信，说，What American can do，we can do it。认为美国人能做什么日本人就能做什么。现在，日本人说，What Chinese can do，how can we do it？中国人做的事情，我们日本人怎么做得到呢？

大前研一讲这话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去做金融危机演讲。第二天，索罗斯请我在他的量子基金总部吃饭。他问我：西方文明的衰落看来已成大局，将来要看中国能否引领世界了？然后他感叹了一句，和大前研一的观点相同，“中国人学得快啊！”。

我反问“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索罗斯平时是反应很快的人，但他那次没有回答。我说是因为中国人可以全方位的学习，科学技术可以学苏联、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3、分区实验、分工交易基础上的社会大协作

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更早认识到的。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数还是认为中国就是有中国问题，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其实是不对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各国国情不一样，所以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两千年的统一历史，统一的语言，而且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就比西方讲“三权分立”的制度优越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是解决了一个分工加交易还要加社会大协作的创新的办法。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西方人最好奇了。我说中国人的道理来自于老子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做混沌理论，有三，就有多样性了。而西方老讲一，为什么？因为一神教，归于一，所以趋同的思维，一刀切。拉美、东亚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国情非常不同，他不管，来个休克疗法，一刀切，私有化、自由化。中国就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国的双轨制，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和创新。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也不像拉美国家或者东欧国家片面地对西方开放，但西方并没有对他们开放。

中国叫选择性开放。深圳特区当时争议很大，其他地方就看着。所以中国有很多改革，包括包产到户、深圳特区、经济特区、国企改革，都是各个地区分散试验，不是像俄国那样，闭门造车，制定个百年计划，计划还没有造好国家就先垮了。中国是事后的追认，安徽的农村做得好，其它省份就自动地仿效，然后中央总结，最后再立法总结经验。所以中国走的这条发展道路是远远高于西方的一刀切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讲，中国改革的成果不但是中国出口导向的成功，外汇储备增加，而且技术升级，这些都是原来东亚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真正成功在于找到了一条超越亚当·斯密分工加市场的社会协调的道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决策的模式就是分区实验，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4、中国就像1900年的美国

中国道路的崛起，突破了西方模式。中国今天的历史地位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讲，中国是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速度一定要放慢，我认为中国就像1900年的美国，下一步高速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更重要的是占领科学、金融、军事的制高点。

此话怎讲？因为1900年的美国，和中国现在一样，工业产量世界第一，但没有占科学的制高点，当时在德国手里；也没占领经济和军事的制高点，当时在英国。严格来说到1960年代，美国登月成功以后才全面掌握了科学金融和制造业等全面的制高点。以美为鉴，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真正地占领科学的制高点。

因为亚当·斯密讲过，分工受市场限制，市场不是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科学教育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军事和工业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金融的定价权。我们要不把这个定价权拿下了，中国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

那中国有无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占领科技金融军事的制高点？我认为很有可能。美国不卖给中国雷达预警飞机，中国就造出来了；不卖给中国航空母舰，中国就造出来了，所以中国的科技上升得很快，但是有一点，中国的科技现在还在追赶美国。

美国的科技为什么可以占领制高点？不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比中国优越，而是因为美国可以搜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远不如欧洲，二战以后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被美国吸收了。为什么美国能吸收？美国立国时，所有州立大学受惠于“土地赠与大学”制度，大都设在乡村和小城市。不仅地价要远比欧洲、亚洲的便宜，科学家大批地在小城市里专心做学问，不想升官不想发财，才能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出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在哪？剑桥，旁边就是奶牛。我去看看牛顿的苹果树，奶牛在那哞哞叫。当年德国出了那么多科学家在哪？哥廷根大学，那个小城大概只有几十万人口，在中国相当于一个小的县。

你给我10年、20年时间，中国一定是全面占领世界制高点，我有这个信心。

用三句话做总结。

第一句，由分到合，从分析科学走向复杂科学，中国整体思维有优势。西方分析科学从希腊到意大利，一直到20世纪到终点了。现在世界走向复杂科学，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整体论的时代，要“合”。在“合”的方面，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有优势。

第二句，世界发展的规律，时间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空间角度看，农村包围城市，边缘挑战核心。所以中国现在是边缘崛起挑战核心。

第三句，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产业技术的新陈代谢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所以中国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


谢选骏指出：什么是东欧来的冒险家索罗斯都不敢回答的问题？“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其实索罗斯这位同样具有亚洲血统的匈牙利人不是不懂，而是不好意思说——那就是“盗版技术+血汗工厂”。至于说到“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更是正好把话给说反了。至于说到老子的诡辩论是中国发展的秘密，那也不是真的。仅有诡辩而没有军事管制是不行的，1989年差点翻船就是一个例子。所以陈平也知道的，忽悠大众的诡辩，定要配上武器的批判，否则他说的就只是扯淡了。所以在老子之后一定要补上毛泽东。按照同样的道理，“中国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之前提，就是一定要歼灭美国的航母舰队，就像英国歼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那样。但是这一点，中国做得到吗？

谢选骏：年轻而鲁莽的小国时代

《习近平首谈金正恩：年轻而又鲁莽》（2017-07-06 纽约时报）说：

作为一名行事通常周密果敢的强人领袖，习近平一直不愿把矛头对准中国表面上的盟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习近平与西方领导人私下交流时会流露出对金的轻视，说他年轻而又莽撞。

美国《纽约时报》7月6日报道，朝鲜于7月4日首次测试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让人产生疑问，中国对其盟友设下的红线在哪里，以及此次测试是否会迫使习近平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果决地对朝鲜采取行动。

答案？即便有所行动，可能也只是聊胜于无。

习近平不赞同朝鲜发展核计划，然而他更担心的是金正恩政权垮台，美韩联军开赴中朝边境线，大批难民从朝鲜涌入中国。此外，中国军事和战略问题专家称，虽然朝鲜的导弹项目取得了进展，但习近平仍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军事专家对此次发射的评估更为保守，他们说还不能确信朝鲜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

中国一直认为朝鲜核能力对自己的威胁小于对美国的威胁，但它的确忧心于美国的反制措施，比如美国最近在韩国境内部署的一个用以应对朝鲜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不久前下令暂停部署该系统，在朝鲜试射导弹后尚无迹象表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朝鲜的行为或许会让中国越来越恼火，但金正恩的那些武器所针对的从来都不是中国。美国才是朝鲜公开宣称的敌人及其核武库的终极目标。

“对中国来说，第六次核试验会带来比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更严峻的威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学研究员张峰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但朝鲜的核武器及其在中朝边境线附近进行的核武测试，对中国的战略和环境构成威胁。”

吴日强说，“此次导弹试射给中国带来的压迫感不像一次核试验那么大。”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说，不论朝鲜如何行事，习近平都非常难以正式或非正式地宣布对平壤设红线。“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中国的红线——就连美国都有没清楚明了地划下这条线，”成晓河说。如果中国真的划下这样一条红线，他说，“中国或美国必定要自动采取报复行动，”比如北京会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习近平作为一个战略家，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出完可以用来对付金正恩的牌，却没信心它一定能见效，”前述分析人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这个战略家能做什么？某种犹豫是不可避免的。”

时殷弘说，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坚定果决”的金正恩，他还面对着一个不容易相处的美国总统。“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看法不可能长期保持一致，即便能如此，要想长期遏制金正恩也是极为困难的，”他说。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代》又在谈论他所不懂的亚洲问题了。什么“年轻而又鲁莽的金正恩”？完全是胡说八道。朝鲜的导弹核爆炸，不是金正恩的问题，而是小国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在10年前就说过了，那时候，“年轻而又鲁莽金正恩”还要再过五年才上台执政。金正恩和习近平，是同一年执政的，2012年。这不是一个巧合的年轻而又鲁莽。

年轻而又鲁莽小国时代——不用这个理论，就无法解释“伊斯兰国”的崛起。

“伊斯兰国”的崛起，显然是一个比北朝鲜导弹核武器和中国反腐运动更为“年轻而又鲁莽”的事件——至少从老一辈看来就是如此的。甚至连川普现象也是对此的应对之一。

凡此种种，不从“小国时代”的理论高度，高屋建瓴地俯视，就会得出“错得离谱”的结论：认识上的荒唐走板，导致实践上的步步失措，带来了结果上的无可奈何。——这就是“大国俱乐部”面对“小国时代”的窘境。

谢选骏在小国时代之前再早几年就说了，只有全球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全球乱局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也。

谢选骏：王希哲龟避刘晓波

《野渡伤叹「我们可能就要失去晓波了」》（2017年7月6日 法广RFI小山）报道说：

中国仍在服刑但获保外就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情今天传出急剧恶化，刘晓波好友，笔名为野渡的网络自由评论家吴伟发出「我们可能就要失去晓波了」的哀叹。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患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正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其家属透露昨日刘晓波的情况急转直下，肝功能变差，承受不了治疗，目前已经停用所有中、西医抗癌药。

刘晓波之友野渡向记者透露，「我们可能就要失去晓波了。」他说，还没发病危通知，但实际就是那个意思了。

通过刘晓波的家属确认，医生已要求家属24小时不离人。

与刘晓波相识、现居住美国的杨建利在推特上透露，刘晓波有严重腹积水、肾臟也受到影响，现在基本不能进食。该推文还透露，美国政府一方面等待中国官方正式确认专家可以赴华，同时正准备有关团队，时间十分紧迫。

据报道说，刘晓波的近照曝光，刘晓波与妻子刘霞站着对望的合照，刘晓波比以前瘦弱。

谢选骏指出：无名的“野渡”都出来说话了，这让我想起了“有名”的王希哲迄今为止没有参加任何救援活动。王希哲可是刘晓波的亲密战友，1998年与刘晓波一起签署《双十宣言》，结果刘晓波进了大陆的监狱，王希哲却逃之夭夭——从香港直到美国。对刘晓波的受难，王希哲真的没有一分责任吗？还是你本来就是给刘晓波设下了一个围猎的圈套？！

《刘晓波病况堪忧但无生命危险 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声援决议》报道说：

英国媒体《卫报》7月6日的电子版刊登了中国最知名的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接近死亡”的消息。

刘晓波的朋友、异议诗人野渡在推特上说，刘晓波的病情恶化，家属已经被告知他的时日不多了。野渡还在推特上转发了一张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相拥而立的照片，并配上了”形销骨立”的旁白。

此外，香港电台也引用医务人员和另外一名刘晓波的朋友杨建利的话说，医生已经停止给刘晓波用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无法承受治疗。同时，他已经无法进食。杨建利还说，由于腹部积水刘晓波的肾脏已经出现了问题。

不过，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刘晓波家属强调，没有即时生命危险，没有病危。中国传出刘晓波病重消息，可能是要让参加G20的西方领导人不好提出让刘晓波出国治病的要求。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7月6日下午表示，刘晓波标靶治疗原定周五结束，但由于出现呕吐、腹泻、肾脏异常，腹积水仍增多等副作用，专家会诊后决定，暂停标靶治疗和中药药物，观察几天。家属表示，如果专家要暂停所有药物，估计也不会使用PD-1抑制剂免疫疗法。而免疫疗法要等美德专家到达后才会进行。家属表示，不知美德专家的到达日期。

网络上星期四上午再次出现刘晓波与刘霞的照片，二人侧身相拥对视，表情轻松，而刘晓波本人则几乎是形销骨，令人唏嘘。目前还不清楚照片拍摄的时间。

欧洲议会在星期四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妻子刘霞，并允许刘晓波自由选择地点治疗晚期肝癌。

欧洲议会在星期四的全会上针对人权问题提出3项“紧急决议案”，除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外，决议还呼吁释放目前被中国羁押的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准许他与家属联系。

谢选骏指出：现在，连素不相识的欧洲议会都出来说话了，可是把刘晓波送进监狱的王希哲依然龟缩，就像自己比刘晓波已经先走一步，早就不在人间了。王希哲虽生犹死，正所谓“行尸走肉”也。

网文《王希哲》报道：

王希哲（1948年8月13日－），生于中国四川，中国大陆知名异议人士，曾经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法治，但近年来指责那些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赞成实行民主宪政的人为“右派反共份子”。

生平
1968年，王希哲第一次入狱。

1974年，他在广州街头贴出署名为“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批评当局倒行逆施。大字报贴出引来看者围观，道路塞车。公安追查，该大字报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中学生陈一阳、工厂工人王希哲三人合著的，作者笔名是三人名各取一字而成。

1977年，第二次入狱，1979年元旦被释放。担任北京西单民主墙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

1980年6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甘家口会议上与孙维邦、徐文立、刘二安讨论，为着手在中国建立反对党作准备。

1981年，因政府镇压民运而第三次入狱。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刘山青以身犯险，返回广州救助王希哲妻子苏江等人，亦被公安拘捕，控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

1996年，王希哲与刘晓波在广州闲谈两岸关系，其后与刘晓波共同发表《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回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所达到的《双十协定》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实现国家统一。他并呼吁共产党亦要认清自身错误，批评共产党没履行在建政前标榜的民主，并要求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解决西藏问题等。

同年刘晓波被捕，王希哲不欲再入狱，遂从广州逃到汕头再偷渡到香港，惟当时香港正准备回归，港英政府不希望对他作政治庇护，王希哲于是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再流亡到美国至今。

1998年在“九八组党”时期，与王炳章、方圆等组建“中国民主党”。

2000年8月28日，王希哲和太太苏江以及王炳章的太太一同被赵天恩牧师施洗。

2005年以“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身份，与“中国民主党”流亡总部召集人徐文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中国工党”主席方圆、“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中国民联”主席薛伟等组建“中国民主政党联盟”。

近年来立场有所变化，指责那些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赞成实行民主宪政的人为“右派反共份子”，支持“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并认为今天的“反共右派”如果一旦上台“一定比共产党更坏”。

谢选骏指出：王希哲算不上一条变色龙，只能算作僵尸毛泽东身上的余孽小爬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