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纪念八十年前的民族再生

网文《七七事变八十年：了不起的中国人》（王夷甫 2017-07-06 ）说：

2017年7月7日，是中国抗战爆发“七七事变”的80周年。

1937年，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挑起了针对中国的全面入侵。由此，全世界的华人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序幕，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基础。

回首往事，令人不禁唏嘘。当年的中国是一个何等贫弱崩解的国家。1937年，全中国的钢产量仅有55.6万吨，而日本的钢产量相比之下竟有580万吨，超过中国的十倍；1937年，中国正处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的动荡之中，而当年的日本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世界强权；1937年，中国的军队落后虚弱，思维组织还停留在遥远的绿林封臣年代，而日本则拥有世界上顶尖的武装力量。

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赋予日本军方狂妄的征服野心，使其试图在三月之内鲸吞中国；如此鲜明的强弱之势，弭平了部分中国精英的抵抗希望，使其误以为“中国断无幸存之理！”如此明显的成败争局，迫使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未来不报期盼，“中国之局，非我所能干预，唯观成败而已。”

然而，无论是那些傲慢的日本军队，还是“低调俱乐部”里自卑的中国精英，亦或是冷眼旁观的西方列强，他们都忽视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即那蕴含在亿万万华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之魂，已经在辛亥民族革命的烈火下得以点燃，并形成了不可阻遏、不可战胜之势。

在战争中过程中：日本的外交家曾不止一次的认为，随着中国军队的不断溃败和国土的不断丧失，中国政府注定会向日本屈膝求和，如同甲午战争中的慈禧老太后一般。
日本的政治家也曾不止一次的估计，随着中央军的不断衰败和地方军的保存实力，中国心怀叵测且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如龙云、阎锡山、以及李宗仁等，最终将会在日本的宽大诱惑下背叛重庆，与“皇军”选择合作，如同清军入关时投降清朝的吴三桂、刘良佐、刘泽清和左梦庚等明军将领一样。

日本的经济学家（包括西方）更曾不止一次断言，随着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939年被全面封锁，中国政府的财政力量将无法承受总体战争的负担，而中国的社会也将在剧烈的战争通胀冲击下，最终陷入崩溃，如同1917年沙俄、1918年帝德的崩溃一般。

然而，以上这些预判，从来没有在抗战中真正发生过。

无论是南京武汉失守之后居正、孔祥熙以及汪精卫等人对蒋介石的连番劝降，还是1940年至1941年6月前德国横扫欧洲、日苏日益亲密、英美介入渺茫之下的国际希望断绝，亦或是中共迅速扩大、国家面临动荡危机，重庆政权及其下属的中央军队从来未曾动摇过抗战的决心，如同蒋介石在1937年庐山会议上所做的誓言：“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云南王龙云曾经动摇过，并试图通过汪精卫的渠道与日本达成谅解，1944年12月，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逼近云南，龙云曾授意省议会通电拥护汪伪政权，但这些举动却都遭到云南省议会的坚决反对而罢——“中国之云南可以破败，但绝不可投降！”1942年，面临日本、中共双重挤压的阎锡山决心投靠日本，他通过“安平会议”与日本达成妥协，随时准备出降，但是阎锡山的铁杆亲信梁化之、血盟兄弟赵戴文却坚决反对，梁化之在日记里写道“设有不幸，(司令长官阎锡山)为大家一时之蒙蔽，则司令长官历史上将如何？我自己将何以自处？吾愿忠于司令长官，吾更愿忠于中华民国。吾子孙均为中国之民众，设不幸出此，誓愿以生命劝司令长官，并以报国家也。”

从1939年开始，随着国民政府财政崩溃，以及由此引发战争通胀以可怕的速度迅猛蔓延，国统区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憎恨日益加剧。不过，中国普通民众的战争决心远比1918年的德国人和1917年的俄国人来得坚强，他们的意志从未有过动摇。1941年3月，经济恶化、土地沦丧、国际希望断绝下的重庆人民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举行抗战募捐活动，在一片泣啼之中，募捐竟得三百万元，蒋介石闻讯不由叹息“唯有我黄帝子孙方能具此抗战不堕之志也。”

日本的军阀永远不可能理解贫弱的中国为何坚强如此：1895年统一的满清不过是一个异族统治下的蹒跚君主国，1937年分裂的中国却是一个辛亥民族光复运动催生的民族主义国家；1645年争相投诚的刘良佐、刘泽清、左梦庚和郑芝龙等军阀集团不过是一群有奶便是娘的人渣恶棍，但1937年龙云、阎锡山、李宗仁却是辛亥民族革命分离出来的地方自我标榜民族领袖；1895年的清国百姓对异族封建皇帝的战争成败漠不关心，但1937年的中国人民却是辛亥民族主义革命浪潮涤荡下的华夏子孙。

那些骄狂的侵略者只看到了武器和工业的数据，却忽视了亿万万鲜活跳动的民族之心。那里奔流着远比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更加忠诚坚强的民族血液，使这个伟大的民族能够忍受战争通胀的财富侵蚀、能够经得起杀戮血腥的死亡考验、能够直面外援崩断的孤独绝望，并最终支撑起世界上最艰难卓绝的民族战争。

1900年，痛惜中国庚子之变破败的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期许道“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在1937年，那些在民族主义革命鼓舞下的辛亥少年，已经成长起来，尽管当时破败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上还远远弱于日本，但是少年中国的华夏新民，却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绝不能容忍异族的铁蹄再一次践踏自己的国家。

1940年，出征襄河的张自忠将军留下自己的遗言：“我深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死的决心），我们的国家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这位战死者在艰难时刻所许下的誓言，无疑是对抗战性质最透彻的阐述。

是以，抗战保卫的绝不是什么封建帝国、也不是所谓的异族皇帝、更不是哪个政府，而是捍卫华人的国家、华人的民族、华人的历史和华人的文明，这才是抗战的伟大之处，这才是华人先辈的伟大之处。

谢选骏指出：两个党国争相夺取抗战领导权的历史丰碑，而极力掩盖自己勾结日寇的黑暗历史，其实真正能够抵抗日本的，是辛亥革命所唤醒的民族精神。我从小就听我的母亲给我讲述她如何参加抗日活动，并从湖北一直撤退到了陪都重庆，在那里度过艰苦的八年，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她们的抗日决心从未动摇，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没有退路了，中国就在他们身上，他们必须坚持下去，多一天都是好的！他们要给后世留一个榜样，要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决不投降。

这是我的母亲给我留下了重要的财富。我至今深深地感谢她。我感谢她给我唱过的赞美诗。直到永远。“必须坚持下去，多一天都是好的！”这就是一切伟大事业的起步。这种精神激励我一生，“必须坚持下去，多一天都是好的！”即使每天遭受飞机的轰炸扫射，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