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悲剧是，毛泽东把人民当做老鼠来处理，结果毛泽东自己摇身一变，从人人人喊打的过街硕鼠（“朱毛不死，国难不止。”），变成了灭鼠队的大队长。
《新中国那场“除四害”运动内幕》（2010-3-2 大唐民风）说：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一场被后人称作“人民战争”的除四害运动，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在今天６０岁以上老人的记忆里，那场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全民爱国卫生“战斗”，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如果问，最早掀起“除四害，讲卫生”高潮是什么时候，确切讲，应该是1952年。
当时居民早上5点半开始出门清扫，房前屋后，大街小巷，直到一尘不染。用石灰杀菌、粉墙、垫厕所、抹门、抹大梁；把污水沟改挖成水渠，把厕所的掏粪口用木板盖住，以杜绝蚊子、苍蝇、蛆蛹孳生。同时各地引导群众搞好水源卫生防护，饮水消毒，改良和新建水井。有人说，那一时期，全国仅整修水井就达几十万口，有的农村从那时起即开始用上简易自来水。卫生部门也相应出台了诸如《清凉饮食品卫生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卫生标准。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任市“爱卫会”主任委员，副市长潘汉年、
方毅任副主任委员。公安、民政、公用、城建、港务、财政、文化、教育、卫生、总工会、妇联、学联、青委、郊区农会、工商联等方面领导任委员。成立市卫生防疫站，免费接种霍乱疫苗和牛痘，重点消灭天花。与此同时，上海城乡结合部着手治理臭水塘、浜，有的区将明沟改为暗沟，使污水不再漫溢。提倡农家水缸用明矾沉淀后加漂白粉消毒，由卫生防疫站免费供应漂白粉。动员郊县农民迁移河边粪缸，有的地区将粪缸埋入地下，加盖密封，称“掩埋式”粪缸。
?这一个时期，全国城市都在紧急动员，清除垃圾，疏通污水沟，培训饮食从业人员。南京当时的卫生标准是“六面光”，要求卫生检查人员用白抹布揩擦，以无污迹为合格。
其实，早在1949年解放军大规模进城开始，清扫“旧中国”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几乎在第一时间，老百姓就用人海战术清理了“皇城”明、清两代以来沉积的垃圾60多万吨；旧中国讲究人死了要停灵多出天才能入土，上海军管会从一进城，就开始掩埋、火化这种“露尸”，几个月就达数万具。仅从提篮桥区(今属虹口区)，就运出大量没有掩埋的停尸棺材。据说一年之间共清出的这种停尸棺材达10万具之多。
有人回忆，当时不少城市，为让市民养成卫生习惯，市政府在马路上建立卫生监督岗，甚至连市长、副市长都要亲自站岗。小学生只要发现有人在大街上抽烟，就在背后紧盯，按当时规定，往地上丢烟头罚款2角。为此，不少烟民口袋里都备有小盒，自觉把烟灰弹在盒内。对冷饮摊贩、冰棍及瓜果小贩按地区编组、登记，进行卫生教育和管理浴池实行“三巾制”，即澡巾、浴巾、面巾分用。
当时人们常讲一个故事：孙中山先生在一艘外国轮船上目睹一个中国人将浓浓的黄痰吐在地毯上，先生非常不安，特撰文欲唤起国民醒悟。遗憾的是，中国老百姓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未改变随地吐痰这一陋习。但在50年代，为消灭这一陋习却下了很大工夫，那时上街经常可以听到孩子们挥动小红旗，喊着“叔叔阿姨听我言，不要随地乱吐痰，吐痰要罚5毛钱”。
50年代北京唯一的女区长——西城区区长杜若回忆对自己辖区内的中南海检查卫生的情景：“……市委通知我，周总理要我去中南海检查卫生。那天下午，我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由中南海的有关人员领着进人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看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陪着我们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孩子是卫生宣传和教育的重点，我记得从上幼儿园时就被强迫“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习惯养成后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小学生当时要求“四带”：“带手绢、带手纸、带蝇拍，带水杯”。1958年“六一”儿童节《北京晚报》刊登老舍写的一首儿歌中就有这样一段：“好儿童讲卫生，打了蚊予打苍蝇。讲卫生，不生病，里里外外都干净。擦桌子擦板凳，又讲卫生又劳动。除四害，最高兴，闲着就查老鼠洞。”
1958年，安徽有个澡堂成了全国的亮点：“农村妇女第一次进澡堂洗澡”。这成了移风易俗和讲卫生的双重新闻。这年年初，公社规定：社员要半个月集体洗澡一次，同时定下男女社员不同的洗澡日期。但轮到女社员洗澡时，谁都不肯进澡堂。社领导派出妇女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动员，又让生产队女队长和下放女干部带头，最终把女社员都请进了澡堂。从此，澡堂几乎天天挤满洗澡的妇女。这件事听上去确实有点“大跃进”味道，但讲卫生本身谁也不能说有错。
往展览会送“除四害”战利品的车
【名词解释】
“除四害”运动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1958年是全国向四害和疾病大进军的第一年。各基层单位每星期、各大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检查评比一次。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
?
【内幕】
?
“除四害”是为粉碎美细菌战
提起“除四害，讲卫生”，有人认为那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其实不然，最早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的高潮，应该是1952年。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这些细菌武器——带毒昆虫也洒落到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于是，中国政府不但发表抗议，还在1952年3月14日的政务院128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同年底，这个机构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主要领导反细菌战，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2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这一著名题词在后来的许多医疗卫生杂志和医疗机关、医院的楼顶、墙壁上都使用过。只是后来，最后一句“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被删掉了。
从此以后，直至今天，“爱国卫生运动”一直为国家常抓不懈，连“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中，都未中断。当然，此项运动已经与细菌战无关了。
?
【亲历】
杭州环卫处职工把捕捉到的麻雀和雀蛋当战利品报喜并拍照留念
麻雀，是被撵死的
记者在红军楼、二干休所采访了一些离休老干部。他们对于五十年前的“除四害”记忆犹新。
黄维振１５岁参加革命，足迹踏遍祖国千山万水。他说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人民群众的医疗条件、卫生状况没有任何基础。那时人们的寿命相比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苍蝇、蚊虫便是传播疾病的元凶，自然，它们成为人们严打的对象。麻雀“荣幸”登上“四害”之列，是和当时中国的贫穷挂上了钩。黄维振老人介绍，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粮食关乎国家的命脉，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计。群众普遍怨声载道：麻雀是个祸害精，把农民的粮食都吃光了。逐级上报的结果是让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忧心如焚：麻雀偷吃粮食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现年７１岁的段印高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黄石居民，于１６年前在十五冶退休。他告诉记者，五十年前的四月份他开始做老鼠笼：找几块木板钉成一个长方形的笼子，在笼子的顶端钻一个洞，笼子里面一个踏板，挂在顶部的一个钩子里。撒一些谷米，钩子挂一些肉类，再把笼子放在老鼠出没的地方。老人称，一个小小的土笼子，一天能关上四五只老鼠。老人绘声绘色地说，只要老鼠一进笼子就会踩动踏板，笼门就会关上。那时候穷，他和哥哥一起，吃了几年老鼠肉，现在想起来，有点搞笑，也有点恶心。
段印高老人说：“居委会下达的任务有些高，我和哥哥的任务一天要灭６只老鼠。”他说，抓住一只老鼠只要把老鼠尾巴交上去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在公布栏看到自己的战绩。为了完成任务，他会抽出时间，上江堤、进废墟……为的是抓到更多的老鼠。
至于灭蚊子，指标、成绩不易量化。现年６９岁的周理德老人称，１９５８年，他在阳新城关一医院上班，大约是六月底七月初，有关部门给每家每户分发了“６６６”粉等药物，并给他们讲解使用方法。那一天，城区居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单位、家庭等场合点燃了烟把，再在规定的时间内撤到城郊。老人回忆：那是下午６点多的时候，我一家人撤到了文化宫。整个城区烟雾迷漫，和黄昏的景象交融，真是壮观！一股股呛人的味道直钻人们的鼻子，大家感到很新鲜，议论着说笑着。两三个小时后回到家里，到处是蚊子、苍蝇的尸体，“把电灯一拉，地上黑压压一片，想起来就恶心。”
用“天上鸟飞绝”来形容五十年前的灭麻雀，那最能说明问题。下药、汽枪、土铳、弹弓都是除麻雀的有效武器。现年６４岁的马会高称，他那时还小，在初中念书。老师发明了“筛子扣”：一个筛子，用一根木棍支撑起来，撒一捧稻谷在里面。只要麻雀进去，不远处的学生就拉动绳子，“十拿九稳那麻雀是跑不了的”。更多的学生自制了弹弓，课余时间四处逛荡，哪怕一只麻雀飞过，都会引来百十粒从弹弓上射出的石子。马会高说，他初中毕业，也只打下两只麻雀；用筛子扣捉了几十只麻雀……
马会高介绍，最热闹的是人海战术撵麻雀。同学们拿起棍子、脸盆爬上树，爬上屋顶，把麻雀撵得无处落脚。马会高称，这种办法在全国是通用的，也是最有效的。结果把更多的麻雀累死了。在广大农村，下药毒麻雀是最普遍的。
据一些上了年纪的市民称，“除四害”运动是一项全国性的大型运动。男女老少都是主力军，真正是全民皆兵。
老鼠，是被折腾死的
五六岁时我大致已经记事了。记得有一天在我家所住的北京西直门外马路上突然来了几辆卡车，后面跟着游行的人群。车帮上挂满用绳穿成串的老鼠和麻雀，车上堆满大麻袋。牵着我手的姥姥急忙用手捂住我的嘴，说：“走！脏！”
想来，这肯定就是当时人们在庆祝“除四害”的辉煌战果。
有个故事说，50年代，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被毒蛇咬了，事情惊动了中央，下令：灭蛇！于是全国上下开展灭蛇运动。第二年，老鼠泛滥成灾，因为吃老鼠的蛇没有了，老鼠失控。这又惊动了中央，下令：灭鼠!于是全国上下开展灭鼠运动。再一年，农民反应，收获粮食的时候，麻雀和人民群众抢夺劳动成果，这件事情又惊动了中央，下令：灭麻雀！
话虽有些夸张，“灭蛇”似也未见经传，但“除四害”是自上而下提倡的，却是事实。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专门提到：“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紧接着，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
响应号召的积极性是空前的，何况这一工作已经做了好几年，对老百姓的益处显而易见。参加过“除四害”的人，年龄最小的今天也已50岁往上，聊起当年，兴致不减。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油墨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有种打胜仗的欢愉。一位当年在北京西城区上小学的朋友，说了一种灭鼠的“奇招儿”，就是把老鼠逮住，往肛门里塞粒黄豆，再用线缝上，放回窝里，它拉不出屎来，就能把一窝老鼠都咬死，当然放走之前一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大人孩子还开展竞赛。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据那位朋友说，他家所在地区的居委会是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当然也因此有些“小浮夸”，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一位当年的“青工”说起他们组织的青工捕鼠队，一个队分成几个组，分头行动。看谁抓得多。每天把战果贴出来。时间长了，大家都总结了经验：在没人翻过的庄稼地里和地边的斜坡上，还有柴禾垛和打麦场上最容易发现老鼠老鼠洞的直径大约2—3公分；老鼠洞在大概一尺左右的地底下，平着伸展，所以挖老鼠洞前要注意周围有没有别的洞口，挖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老鼠粪、谷壳之类的东西，里面肯定有老鼠挖洞时要边挖边看洞的走向，注意可能会有连着的洞；抓老鼠人不用多，两三个人一组，带上锹、镐和铁丝，连挖带捅。
成绩统计出来让人吃惊：上海当年捕鼠24万只，芜湖22．9万只，青岛35．3万只。全国共4400万只。当然这不完金是毛泽东发出“除四害”号召以后的数字。
灭蚊蝇的成绩就更让人咋舌：青岛1957年12月8日至1958年9月，消灭蚊蝇、蛆蛹、孑孓、臭虫、蟑螂数万斤；南通3次大扫除共灭苍蝇115斤，蛆蛹267斤；佛山1958年6月28日至7月1日组织6万人突击4昼夜，扑灭蚊子亿只以上，打捞蚊子幼虫(孑孓)3．9万斤。
从这些数字看，我小时候看到的大卡车上的麻包，里面装的肯定是蚊子和苍蝇。但我不能想像，得有多少只蚊、蝇才能达到万斤，如果都堆在一起，得有多吓人！
?
蚊蝇，是被拍死的
?
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开展以消灭苍蝇和蚊子等为内容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同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
年春季为了防痢疾，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动群众挖蛹砸蛹，改善卫生条件。在五六月痢疾流行前期，开展了群众性卫生宣传教育，提出“四要三不要”。“四要”即：消灭苍蝇要彻底，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果菜要洗烫，得了痢疾要早报告、早治疗；“三不要”即：不要喝生水，不要随地大便，不要吃腐烂不洁的食物。
到春天，在爱卫会号召下，全国掀起挖蛹运动，从学校到企业，每个人都有任务。墙根、树根、厕所都有人又挖又夯，只为同一件事——挖蛹。
在国务院的号召下，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也分别召开了城、郊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市副食品商业局、工商管理局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了卫生工作。
会议决定：一、大力捕打苍蝇、蚊子，各区从5月9日到15日开展三天到七天的捕打苍蝇、蚊子的活动。5月24日到26日，全民动员，统一行动，每天利用中午业余时间，大规模捕打苍蝇、蚊子，继续消灭鼠雀。
二、各区、各系统加强预防痢疾的措施，做到今年痢疾发病人数比去年减少一半，并进行痢疾的危害性和防治方法的宣传。要求各单位做出防治痢疾计划，住户订出防治痢疾公约。
三、消灭蚊蝇孳生场所，继续处理积水坑洼，以民办公助方式修建污水池支管、污水池口和户内简易渗井，加强厕所的整修和保洁。郊区菜田粪稀池要严密加盖，保证不生蝇蛆。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还将在6月召开全市除四害讲卫生评比大会。
在北京市灭蝇防痢突击周第一天，各种活动同时开始。
北京市第五中学的400多名学生一清早就整队出发，到安定门外扑打苍蝇。东四区隆福寺小学的学生每人都拿着一把蝇拍，到处搜扑苍蝇。河北师范学校有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打苍蝇，有事进城去的学生也都带着蝇拍，一路上见蝇就打。
各主要街道的公共厕所里，也出现了一支清扫扑蝇队，这是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副市长、卫生局局长等60多名干部组成的。东单区清洁队的工人说：“从来没听说过市长打扫厕所，这真是新人新事。”
1960年5月，昌平县卫生运动向纵深发展，全县人民大搞灭蝇灭蚊活动。全县300多个中小学、5万多学生人手一拍，成为灭蝇的先锋队。各人民公社社员也购置了2000多打蝇拍，一个人人动手灭蚊蝇的活动在全县开展。
八十三中1000多名师生每天课余时间打苍蝇。八十四中还制作了大批苍蝇拍，做到了人人出入携带身边，全校以班为单位组成22个捕蝇队，消灭上万只苍蝇。沙河公社回龙观大队每天有1100人灭蝇。学生在室内外、厕所捕打，社员翻修厕所，疏通积水坑洼。沙河公社填平了300多个大小积水坑，还翻修了870个厕所。
1960年5月，上海250万人突击捕捉苍蝇和蚊子，获得了捕捉300万只的惊人效果。绝大多数苍蝇、蚊子是在鱼品加工厂、牧场等孳生蝇蚊的场所和绿化地带捉到的。
一个医院的职工用网兜在草坪上偶然捕捞时发现，绿化地带的草地上有很多刚蜕化的苍蝇。后来又经三个木工和水电工人把网兜装置在自行车的前轮上，人骑着自行车在草坪上兜捕，效果更好。很快，上海市的公园和绿化地带都出现了这种新工具。
【事件】
麻雀冤案平反记
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咨询，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但几天后，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此，麻雀与其他“三害”一起，被判极刑。
当时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在“以粮为纲”的当时，这笔账算下来，麻雀就成了人的“天敌”。而捕杀麻雀，还可作为农民的副食品，有地方专门收购，每只一分多钱，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此，麻雀与其他“三害”一起，被判极刑
《人民日报》有一篇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
中国科学家论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
1957年10月，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
“替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没有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他仍然自信地认为，“消灭麻雀”的决策没有错，并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就在毛泽东说“麻雀还是要除”的时候，广大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也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斗胆提出：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为了麻雀，鸟类学家郑作新和同事们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只麻雀标本，逐个解剖嗉囊和胃部，最后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人民日报》发表了郑作新的考察成果。但当时为麻雀翻案的声音非常微弱，没有引起注意。
现在看来，当时对麻雀的“剿杀”的确过分，甚至可说残酷。朋友们说起当年打麻雀，都各有高招儿，马尾套、铁丝夹、笼子捉、筛子扣、弹弓打、胶沾；用手电夜里照，麻雀见强光，睁不开眼，只要不惊动其他麻雀，就可一一捉到；用大网扣：网张开，里面放两只麻雀，网外放一只喜鹊(都用绳拴住)，招来大批麻雀以后，一拉网绳全部掳获。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读起来惊心动魄，极为惨烈：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晴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地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20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庆幸的是，情况终于有了变化。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为麻雀平反
1959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注：作为杭州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以这种方式，毛泽东终于为麻雀平反了。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从此，麻雀获得平反。但是晚了，从此中国的害虫急剧增多。
《中国新闻周刊》黄新原 撰稿
（综合《党史信息报》、《老年生活报》、《东楚晚报》、《读书文摘》、《北京青年报》、《炎黄春秋》）?》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出身农民，从小遭到老鼠骚扰，于是练就一身灭鼠本领。对付老鼠的办法有三招：第一是找到鼠洞、断其退路，第二是坚壁清野、不留余粮，第三是布下诱饵、等待上钩。中国的悲剧是，毛泽东把人民当做老鼠来处理，结果毛泽东自己摇身一变，从人人人喊打的过街硕鼠（“朱毛不死，国难不止。”），变成了灭鼠队队长。毛泽东对付人民的办法，是从对付老鼠的战略中借用过来的：第一是锁住户口、禁止流动，第二是统购统销、没收财产，第三是克扣口粮、配给一切。后来，同样出身农村的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毒辣，不仅发动六四屠杀，而且通过绝育的方法灭掉三亿中国人民，比往老鼠的肛门里塞上黄豆的绝种功能更加显著的，是对育龄妇女进行强制绝育的手术。这使他堪称“灭鼠队副邓小平”。后来，习近平虽然不给六四平反，但却废除了遗臭万年的强制一胎化政策。现在，有人说习近平要退回毛泽东时代，但是如果不能做到上述的“灭鼠三招”，那就并不能阻止鼠民乱窜，反而可能激起民变、祸乱天下，造成最后的王朝末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