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君士坦丁堡陷落于拉丁帝国促成意大利文艺复兴

历史上有两次“君士坦丁堡陷落”，第一次陷落于拉丁帝国，促成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二次陷落于奥斯曼帝国，促成哥伦布发现新航路。后者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说说前者。

（一）

1202年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起初矛头对准阿尤布王朝统治的埃及。但远征途中，在威尼斯人的唆使下，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十字军转而进攻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并控制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威尼斯从中渔利，获得了爱琴海地区的多个城市和岛屿。但拜占庭帝国的残余势力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组织了反抗力量，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残存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帝国。1261年7月，尼西亚帝国的米海尔八世收复了君士坦丁堡，驱逐了君士坦丁堡的鲍德温二世，拉丁帝国灭亡。米海尔八世加冕为“罗马皇帝”，拜占庭帝国复国。但鲍德温二世仍然以罗马尼亚皇帝头衔领有亚该亚地区的拉丁城市。

君士坦丁堡之围（也称为第四次十字军）发生在1204年，西欧和威尼斯十字军在占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摧毁了部分城市，随后成立拉丁帝国，鲍德温一世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加冕。

这次事件促成大量拜占庭文物进入西欧，在百年后的十字军最终失败后，逐渐引起了文艺复兴运动。

1204年4月12日，天气状况最终有利于十字军。一股强劲的北风帮助威尼斯船只接近城墙。经过短暂的战斗，大约70名十字军设法进入该城。一些十字军在墙壁上敲开了洞，使骑士爬进了城墙；威尼斯人也成功地从海上进入城墙，但是与瓦兰吉亚人发生了极血腥的战斗。十字军占领了该城西北部的贝拉克奈（Blachernae）区，并以此为基地，攻击城市的其余部分，但在试图用火墙保护自己时，他们烧毁了城市更多的部分。这第二次大火造成15000人无家可归。

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进行了洗劫，达三天之久，在此期间有许多古代和中世纪的罗马和希腊的作品，不是被盗就是被毁。大量文物例如著名的青铜马从君士坦丁堡赛马场被送往威尼斯，装点圣马可圣殿的立面，直到今天还在那里。

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被威尼斯人摧毁。他们虽然曾经宣誓，并且有绝罚的威胁，但是还是系统地亵渎了这座城市的朝圣地，毁坏或偷窃所有他们能弄到手的东西，什么也没能幸免。

据说，从君士坦丁堡掠夺走的总金额约为90万银马克。威尼斯人收到的款项是15万银马克，而十字军收到了5万银马克。另有10万银马克为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平分。其余的50万银马克被许多十字军骑士秘密带走。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居民，对1182年的拉丁大屠杀采取报复行动。

根据事先商定的条约，威尼斯和十字军领袖们瓜分拜占庭帝国，成立拉丁帝国。虽然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似乎认为蒙特非拉特侯爵博尼法斯一世有希望当选为新的皇帝，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因为威尼斯人认为他与前帝国有太多的牵连，他的哥哥，蒙特非拉特的雷尼埃在1180年成为曼努埃尔一世的女婿。威尼斯人把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迎上宝座。他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加冕，成为鲍德温一世。博尼法斯建立了萨洛尼卡拉丁王国，作为新成立的拉丁帝国的一个附庸国。威尼斯人还在爱琴海岛屿成立了阿希佩拉戈公国。与此同时，拜占庭难民自己建立几个继承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尼西亚帝国，特拉比松帝国，和伊庇鲁斯君主专制国。


（二）

意大利东岸的威尼斯共和国在1200年以前占据了亚得里亚海的东岸，大部分是商业上的考量，因为海盗造成贸易上的威胁。威尼斯总督也取得达尔马提亚总督与伊芳芳丝特勒半岛总督的头衔。
后来大陆的领地越过加尔达湖到达阿达河的西边，被称为Terraferma。部分被当成对抗好战邻国的缓冲，一部分去确保阿尔卑斯山的贸易路线，也为了保护大陆提供威尼斯需要的谷类。为了建设海上的贸易帝国，共和国需要去控制爱琴海大部分的岛屿，包括克里特岛与赛普勒斯，变成了近东一个主要的权利掮客。在这时期，大陆的领地对于威尼斯的管理相对是较开明的，当受到侵略者的威胁时，贝拉加莫、布雷西亚与维罗纳将会整合起来捍卫威尼斯的统治权。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威尼斯变成拉丁帝国的一部分，由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在1204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来管辖。威尼斯则扩展它影响力，建立了爱琴群岛公国（Duchy of the Archipelago）。而从拜占廷帝国劫掠来的许多财宝被带回威尼斯，其中也包括威尼斯的象征－圣马克飞狮。

因为威尼斯位于亚德里亚海旁，所以它与拜占庭帝国及伊斯兰国家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在13世纪末时，威尼斯已经变成全欧洲最繁荣的都市。在势力与财富最颠峰的时期，威尼斯拥有36,000名水手来驾驶3,300艘船，并且主宰了中古时代的商业活动。在这时期，威尼斯的上流家庭会建立最雄伟的广场、扶持最伟大的作品及培育最有天分的艺术家来互相竞争。这大大推动了十字军引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当时这个城市是由大议会所管理，其中大部分的成员是由威尼斯具有影响力的家庭所组成的。大议会任命所有公开的政务官，并且选出200至300人组成的参议院。然后参议院会选出“十人议会”，这是一个掌握威尼斯最大管理权限的秘密组织。而这个组织则会选出一位总督（doge或duke），成为威尼斯正式的领导人。

文艺复兴末期，威尼斯开始失去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当时，绕道好望角的葡萄牙成为欧洲与东方贸易的主要媒介，削弱了威尼斯的财富来源。同时，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争霸，爆发了意大利战争，威尼斯的政治影响力更加式微。

（三）

佛罗伦萨被认为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基地，艺术与建筑的摇篮之一，拥有众多的历史建筑，和藏品丰富的博物馆（诸如乌菲兹美术馆、学院美术馆、巴杰罗美术馆、碧提宫内的帕拉提那美术馆等）。历史上有许多文化名人诞生、活动于此地，比较著名的有诗人但丁、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科学家伽利略、政治理论家马基维利、雕塑家多纳太罗等。佛罗伦萨历史中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公元1115年，佛罗伦萨开始成为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特许的自治城市。从13世纪起，因为皇帝和教皇的纷争，城市中政界分为皇帝支持的齐伯林派和教皇支持的盖尔非派，盖尔非派在1269年埃尔萨谷口村获胜，胜利后又由于依附教皇和强调独立分为黑盖尔非派和白盖尔非派（1295年出现），最终黑派胜利（1302年），但七十多年后政权先后落入奥比奇家族（Albizzi，1382-1433年掌权）与美第奇家族（1434年开始）手中，美第奇家族曾经出过几任教皇，美第奇家族的独裁统治持续将近300年（1434-1737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

内部的政治斗争并未阻止该市成长为欧洲最强大繁荣的城市之一，发行自己的金币弗罗林（fiorino，1252年引进），1406年击败了对手比萨并将其吞并。在数百年间，佛罗伦萨统治了整个托斯卡纳，只有卢卡共和国例外，一直保持独立到18世纪，才被拿破仑并入意大利；马萨公国和卡拉拉侯国保持独立，到1829年被摩德纳公国吞并。

在1348年的黑死病之前，佛罗伦萨估计有8万人口（仅次于威尼斯，而超过米兰和博洛尼亚，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有25,000名毛纺工人。1378年佛罗伦萨发生了梳毛工起义，短暂地建立了反对寡头统治的政权。起义被镇压之后，该市处于奥比奇家族的统治之下（1382年-1434年）。

在15世纪，佛罗伦萨拥有重要的工业和大约80家银行的总行和分行，总收入超过英格兰。1494年，受到激进的道明会神甫萨佛纳罗拉教导的影响，美第奇家族被驱逐， 美第奇家族统治的第一个时期结束，佛罗伦萨恢复了共和政体。但是在1498年萨佛纳罗拉被处死，在他死前留下了对《圣经》的默想心得，成为此后数百年间宗教争议的主题。

另一个不寻常的人物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530年，美第奇家族重获权力，得到皇帝和教宗的支持，1537年获得佛罗伦萨公爵的称号，1569年，美第奇家族又从教宗得到托斯卡纳大公头衔，统治长达2个世纪。

佛罗伦萨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摇篮。14世纪到16世纪，由于当时佛罗伦萨财富积累，城市富裕，美第奇家族作为文化的保护人，鼓励新型艺术的发展。当时罗马天主教会出现危机，法国在亚维农另立教宗，教廷分裂，又由于1348年“黑死病”（鼠疫）在欧洲流行，大量人员的死亡。造成中世纪价值观受到批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得到重新评价，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其后在欧洲各地迅速蔓延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从佛罗伦萨开始出现的。


（四）

谢选骏指出：历史上有两次“君士坦丁堡陷落”，第一次陷落于拉丁帝国，促成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二次陷落于奥斯曼帝国，促成哥伦布发现新航路。由此可见，任何悲剧都会带来收获，正如任何财富都会带来灾难。所有的帝国，都会被它们自己掠夺的财富腐蚀掉。

谢选骏：灭绝中国的毒计龟儿

网文《中国人口将减少一半 只剩6亿人》报道：

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预测值为6.13亿，即相对于2016年，中国将消失50%以上的人口。

2015年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比世界正常人口更替生育率2.1整整低一倍。

本世纪末中国人口跌至6亿已不可逆转

中国人口在2100年跌至6亿，这意味着不到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将减少一半。对于这一判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这种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口数量是指数变化的，而人们的直觉往往是线性的。用线性直觉去判断指数变化的趋势，自然会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而且对长期效应的低估会远胜于对短期效应的高估。

人口变化是一个典型的慢性问题，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段，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放在几十年乃至百年区间来看则是触目惊心。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从长计议，至少要前后各看百年以上。中国人口已经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几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会非常缓慢，这个特性更让人们难以认识到之后是雪崩式崩溃。

如何才能拨开人口总量的迷雾，看到人口未来变化的汹涌暗涛？多名人口学者建议要聚焦于每年出生人口的变化。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万，在未来10年，中国处于生育旺盛期23-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0%以上，而中国生育率即便按1.5计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这两个因素叠加意味着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会降到700万以下。再放宽一些也就800万。即使到时生育率能够提升到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不再下降并且每个人都活80岁，总人口也不过6亿人。”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减少的是年轻人、新出生的人。这意味着，未来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结构并没有优化，老龄化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观点得到受访人口学者的一致认同。

据测算，中国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5年的6.5下降到2030年的3.3、2050年的1.7、2100年的1.1，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经济活力持续下降，而这些反过来可能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人口学者姚美雄判断，中国未来人口将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扭曲状态，这将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消费和创新能力减弱、养老压力加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科学家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高度在其身高100倍以上。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其实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形成的就是这种“爬蚤效应”

即使以后放开三胎四胎，也很难激起人们想生孩子的欲望了，因为房价，因为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尤其以后人工智能的普及，如十年前的公交车售票员被滴卡机取代），因为城市与城市间断崖式差距，等等很多原因，爬蚤效应的持久性存在说明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国家安全之忧

国防是领土完整的后盾。当前的生育状态对支撑国防的人、财、物影响都极为负面。中国城市长期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可生二孩，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长期的生育限制政策导致独子成中国兵员主体。中国军队70%士兵来自独子家庭，在战斗部队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

长期低生育率还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军力，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的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甚至俄罗斯，也低于韩国和日本。即便全面放开生育，东北的出生人数仍会持续萎缩，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相对低迷，大批年轻人南下寻求机会，而朝鲜人和俄罗斯人则在进入。《环球时报》引述报道说，东北将从朝鲜引入4万劳工；不少俄罗斯人则在东北购买房产。

虽然主体民族在中国的地位短时间内难以动摇，但局部地区情况复杂。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汉族、维族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0.5%、45.8%，分别占0～4岁人口的21.1%、62.9%。新疆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1990年代可生二孩，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在华南一些地区，劳动力短缺让非法移民更容易获得工作；他们的涌入和高生育率可能改变一些地方的族群构成。

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分裂的例子。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尔巴尼亚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200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1948年的23.6%降至1991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1998)。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这些前车之鉴值得中国警醒。

由于年轻人口急剧萎缩，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年轻劳动力短缺，经济动力会促使中国成为移民输入国。实际上，一直支持中国计划生育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建议中国引入移民。但由于中国民众反对，又不是传统的移民接收国，大量引进外国移民还一直未得实行。

如果真的大规模引入移民，那相当于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让本民族孩子出生，最后却把土地腾给外来移民。与本国出生的人口相比，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和认同感上都不相同，基础素质上也有显著差距。对于那些因为限制政策未能如愿生育的家庭，这种现实于情于理何堪？然而，道义的说辞无法对抗经济规律和现实需求，当大量人口老无所依，社会普遍缺乏年轻劳动力时，外来移民将纷至沓来，而且很多人来了将不再离开。如何管理外来移民将是中国未来又一个挑战。

人口兴衰决定文明兴衰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却历久弥新。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尚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指天地是诞生万物的母体，而只有人才是万物的灵魂。《周易?彖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爱护生命看成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道德。正是这种以人为本，重视生命的价值观赋予中华文明强韧的生命力。

中国在历史上并非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相对较低的生育率已经让中华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200年中不断萎缩，从四个文明中人口最多降为与印度文明相似的末位，并将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过。即使在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但如果无法显著提升生育率，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将变得微不足道，中国的分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质量、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随人口数量上升。虽然人口多并不一定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1798～1857）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但短短几十年内这个根基就可能被摧毁。如果无法逆转这种趋势，中华文明彻底衰落并不太远。

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之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曾间断的文明，但过去30多年，中国(其实是中共）却义无反顾地以空前的方式大规模地消减中华文明的未来之本却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未来，何去何从，只能试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基于国际主义，大力消灭中国的民族精神——他们首先1931年在江西成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努力把中国变成苏联的领土。继而在1949年成立伪“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就是着力于大量谋杀精英、歼灭了中国人的一亿人口。邓小平的一胎化政策再上层楼，杀害三亿胎儿，让中国人口低于印度。这是共产国际策划的、首尾一贯的、灭亡中国的毒计。毛邓二鸟，不过是其龟儿。

谢选骏：一个中国与一个欧洲

《德国外长要中国莫分裂欧洲 北京：「一个欧洲」原则无共识》（2017年9月1日美国之音）报道：

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8月30日在巴黎表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欧洲应采取共同的立场。他说：“不能只是要求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也应当坚持一个欧洲立场，而不是试图分化我们。”

加布里尔呼吁欧洲人必须尽快制定出共同的对华战略。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制定出共同的对华战略，中国就将成功地分化欧洲。”加布里尔表示，有16个欧洲国家，其中包括欧盟成员国，加入了中欧间建立的16+1合作框架。欧洲人称其为16+1，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1+16。加布里尔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欧洲的日常政治生活中。他表示，国际海洋法庭有关南中国海通航自由权的裁决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加布里尔说，欧盟成员国未能团结一致促成这项裁决，因为有些成员国不愿意因此得罪中国。比如，希腊就没有投赞成票，因为该国不想因此影响到中方对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

加布里尔认为，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也暗含着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的考虑，甚至最终也不能排除军事战略的考虑，但欧洲人没有任何应对措施。他说：“恰恰相反，我们都争着去中国开会，都各自庆幸收到了邀请，并为有机会发言而感到兴奋。”加布里尔表示，事实上，只有欧洲人拥有共同战略，中方才会认真对待欧洲人。

北京8月31日对德国外长呼吁北京不要分裂欧洲的言论表示吃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说，“我看到有关报道，对有关言论感到吃惊。希望有关人士能澄清一下什么是‘一个欧洲’的概念？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一个欧洲’的提法是否有共识？我相信，有关‘中国试图分化欧洲’的言论并不代表欧洲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加布里尔没有提供详情，但一些欧洲国家官员抱怨说，北京利用自己在一些欧洲小国的主要投资国地位来争取它们在欧洲联盟内支持北京。

欧盟成员国希腊在今年6月阻止了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欧盟另一个成员国匈牙利则阻止欧盟发表另外一些有关中国的声明。中国是匈牙利的大投资国。

谢选骏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分愚蠢，它所谓“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一个欧洲’的提法是否有共识？”的说法，恰恰提醒了欧洲人——“在中国内部对于‘一个中国’的提法是否有共识？”现在明明有两个中国对峙在台海两岸，再加上我所主张的第三中国，至少都有三个中国了！

谢选骏：显学来自官方地位——罗马帝国在埃及普及了基督教

《埃及古墓现神秘木乃伊！还戴着金面具》2017年9月1日转载《福克斯新闻》8月29日报道：

在埃及达赫拉绿洲的Bir esh-Shaghala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可追溯到2000年前的古墓，这可以追溯到罗马人统治埃及的时代。在过去持续时间达6个季度的挖掘工作中，已经发现了8个古墓，而官方最新发布的一项声明显示，他们又新发现了5个古墓。

古墓的挖掘工作由埃及考古部门的考古学家组成。有些古墓的规模非常庞大，包含多个墓葬室。有些古墓被设计成拱形屋顶，而有些古墓则被设计成金字塔形状的屋顶。

在一些古墓中，考古学家们还挖掘出了木乃伊戴的镀金面具，图中展示的就是挖掘出的一个有些磨损的镀金面具。

在新发现的墓穴中，考古学家们挖掘出一些巨大的罐子，这些罐子可能是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用来装酒或者橄榄油的，但是需要对这些罐子做进一步的化学测试来证实这一猜想。

在陪葬品中，还发现了一些陶瓷碎片，上面刻有大量的古埃及文字，目前这些文字的含义还在破译中。

罗马人在公元前30年接管了埃及，一直到公元4世纪，罗马才将基督教作为其官方宗教。在此之前，埃及人一直延续着他们传统的殡葬习俗（包括木乃伊）和宗教习俗。

在罗马时代，璀璨的埃及文明一直在达赫拉绿洲中蓬勃发展。

谢选骏指出：“罗马人在公元前30年接管了埃及，一直到公元4世纪，罗马才将基督教作为其官方宗教。在此之前，埃及人一直延续着他们传统的殡葬习俗（包括木乃伊）和宗教习俗。”在那以后呢？显然，罗马帝国在埃及树立并普及了基督教。这一事实证明，任何古老的民族，都是可能接受基督教的。埃及可以，中国也可以。但是，这需要借助政权的力量。我发现，任何一种著名的宗教或哲学，都是一度作为“官方信仰”、“普遍信仰”存在过的。换言之，如果不能获得官方地位，任何宗教和哲学，都无法获得“显学”地位。

科普特教会就是埃及的基督教。

科普特东正教教会是早期四大教区之一：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埃及）和罗马。

“科普特”（Copt）一词的含义：

科普特一词就是埃及人。它源自希腊文(Aigyptos），而这一词语又源自古埃及文，“Hak-Ka-Ptah” 例如，“普塔（Ptah）神庙”，古埃及人极其推崇的孟菲斯城主神。当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入侵埃及时，他们把埃及人称作“gipt”。在那时，大多数的埃及人都是基督徒，所以阿拉伯语中的“gipt”就是指“埃及人和基督徒”。科普特人现占埃及总人口数量的20%，如今，这一词汇仅指埃及的基督徒，借以和穆斯林相区分。

“东正教”(Orthodoxy）一词的含义：

这是希腊文，意味着正确的，合适的。东正教是指那些历经岁月的洗礼，在遭受百般磨难后依旧保守正统信仰的教会。

科普特人是法老的后代：

科普特人是古埃及人的后代，被定义为法老的子孙。他们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最初的五个世纪中。

他们的背景使他们更渴望并迫切的接受基督教，并且通过苦行禁欲的清修来学习并享受其深层涵义。

我们可以通过古埃及人的习俗来了解为何古埃及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

1.他们的宗教背景：

众所周知，古埃及人在早期即因着自然的力量以及社会氛围而十分敬虔。希罗多德就曾提到“古埃及人的宗教观念远超过人类其他种族”。

基督教信仰满足了埃及人对于宗教的渴望和探寻，使其可以毫无止境的进行精神探索，因为基督教信仰使基督徒们更愿意靠近天父，并喜乐的领受圣体以及了解永生的奥秘。

2.科学背景

现代科学持续不断的发展，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不过，众多古埃及人在几千年前就进行的科学研究对于今日的世界来说仍然是个谜：例如，金字塔的科学构造和秘密， 十分先进的对于尸体的防腐处理，雕刻艺术，持续千年不褪色的壁画艺术等等。科学家们对这些科学之谜仍旧进行着相关的分析和研究，甚至有些人认为古埃及人受 到了来自空间或其他星球的生物的指点。还有人指出如果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未有被付之一炬，以至于许多重要的对于空间的研究全部焚毁，那么也许人类征服太空的 时间可以大大提前。

无论如何，事实是古埃及人将他们的科学能力运用在宗教中，比如修建金字塔以及处理尸体，这些都极大的影响了科普特人。 他们未将科学视为敌人，相反的，科学却促进了他们对于宗教的理解。所以，亚历山大的学校向众多学者和哲学家敞开了大门，因为他们当时相信科学和哲学可以帮 助探寻真正的精神生命。

3.宗教背景

在古埃及，每个主要城市都曾接受某种形式的三位神，当然这有别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当时的思想家普遍认同世上存在一位独一超能神，最好的例子是 Ikhnaton法老。当时，大部分文明古国都沉迷于追求世间的奢华，短暂的快乐。而古埃及人则已经开始思考并探寻来世及复活。所以，当他们成为基督徒后， 就开始通过吟唱颂诗，禁食以及苦修而等待基督的再来。

古埃及人将握在不朽神（比如诸神和法老）手中的一种十字架,，安卡（Ankh）视为生命之符。安卡是一种顶部为圆形的十字架，所以科普特人在最初即轻而易举的接受了基督及十字架。

除此以外，古埃及人似乎对于神的位格、永恒、全能以及大爱也都有一定的认知。

但是，埃及人具有如此深厚的宗教传统，而且拥有自己的古老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的呢？以下事实可以说明，是罗马帝国在埃及普及了基督教。

谢选骏：太平军与捻军成败原因论

网文《太平天国与捻军关系述略》（郭豫明）报道：

（一）

自1851年至1857年，是双方互有影响阶段。捻党起源甚早，可能始于清代康熙年间，较为确切的记载表明，它产生于19世纪初年，准确地说，应是1804年至1807年间，1807年已有捻党活动的档案记载（注：此系后来捻首被捕时提供的，见河南巡抚方受畴：《拿获马三振、王义等办理由》（嘉庆二十年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它的最初成员，系嘉庆初年收元教与混元教起义失败后隐伏下来的教徒和参与镇压这次起义被撤回籍的乡勇。它的起先活动地区，是皖北、豫南以及湖北、山东、江苏等与之连接的区域。捻的含义是什么，以往人们的解释各不相同，而一般和比较合理的说法，应是群聚成股之意。
随着捻党从隐蔽秘密向公开活动转化，其成员也逐渐增多起来。除原先加入者外，还有兵勇与差役、盗贼和小偷、船夫与渔夫、灾民与饥民、农民与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以及缺乏权势的中小地主等，比较复杂，但就其主体而言，是贫穷农民和其他破产失业的劳苦群众。时人曾说，“捻则农民也”（注：刘光：《烟霞草堂文集》，《捻军》资料丛刊第6册，第337页。），清方文书也道，“多系无赖穷黎”（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1卷，第25页。），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捻党的初期活动除所谓“偷窃”外，主要有集体讨吃和“吃大户”、突击劫夺与公然索取财物、抗差抗粮、参与贩运私盐、结队远行劫掠财物即“打捎”等，还有设赌局与“争光棍”（互争雄长而聚众械斗）。
根据有关的档案，从1807年起，捻党便聚众开展活动，不久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成员罹难，活动受挫。可是，由于社会矛盾与吏治衰弱诸种因素的存在，他们未被消灭，其活动没有绝迹。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伸了进来，国内的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捻党也日趋活跃。
北方捻党的抗争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彼此呼应、同步高涨的。1851年1月，经过多年的秘密筹划，洪秀全统率拜上帝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随即转战武宣、象州、桂平、平南等地，9月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取得首次占据城市的重大胜利。在永安驻守期间，洪秀全分封诸王，建立一些制度，建国规模初具。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掀起，对于捻党活动自然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剿平捻匪方略》序中写道：“当粤西初用兵时，皖、豫之间，伏莽即已蠢蠢欲肆，一二年后，日益鸱张，分股数十，贼圩林立。”《湖北通志》还记载：“自粤匪倡乱，群捻揭竿而起，受其嗾指，或分扰以掣我军，或前驱以助贼势，亡虏千数百股。”（注：张仲炘等：《湖北通志》，《捻军》第3册，第175页。）捻党的活动更加积极了。
1851年，捻众在苏北丰县、邳州（今邳县）、铜山（今徐州）、萧县、沛县等地活动。次年，他们在苏北丰县和河南虞城、苏北铜山、砀山（今属安徽）等地以及山东、河南、安徽一带进出。同年11月，河南永城与皖北有捻党“十八铺”（即十八股）在皖北蒙城、亳州间的雉河集起事。1853年1月，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边界地方，捻党继续活动。显然，在1851年初至1853年初，捻党此伏彼起，开始向捻军转化。
太平军于1852年4月从广西永安突围北趋，转入湖南，挺进湖北，1853年1月，占领省城武昌，后分水陆两路沿长江东下，夺取江西门户九江，攻占安徽省城安庆，3月取得江苏省城南京，并在此建都，改称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运动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震撼了清朝的腐朽统治，也鼓舞了捻党的斗争，尤其是安庆的攻占，太平军释放监狱中有正被查办的捻党在内的“囚犯”，并每人授以一刀，鼓动反抗，对捻党的影响比较直接，有的起事就是被释人员发动的。在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的辽阔地区，捻党闻风而起，积极响应，近在皖北的捻党更是如此。兵部侍郎周天爵奏道：“皖省自安庆失守后，土匪闻风而起，宿州、怀远、亳州、蒙城、灵璧等州县尤多，著名捻匪聚众抢劫。”（注：王先谦等：《东华续录》（咸丰朝）第1卷，第30页。）可见皖北、豫东、苏北、山东等地的捻党及其他农民起义军纷纷集结起来，展开斗争。其中捻党有如下一些比较主要的活动：
1853年2月，捻党冲入安徽合肥县署，劫夺被捕在狱的一百数十人，这些人遂成为捻党的骨干力量。同时，皖北亳州捻党进至河南永城同清朝兵勇对抗，蒙、亳“十八铺”捻党控制涡河、淝河流域。3月，江苏萧县有大批捻党活动，山东西南部聚有一批群众（可能是捻党或其中就有捻党）“劫夺居旅”（注：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第4册，第211页。），安徽灵璧、泗州（今泗县）捻党夺得米车并将米粮散给贫民，安徽临淮、豫东与皖北的捻党同清朝兵勇团练对抗。也在3月，安徽定远捻首陆遐龄聚众起义，他们同饥民联合，“淮上大震”（注：冯煦等：《凤阳府志》第17卷，第89页。），4月中旬，被清军镇压。3、4月间，安徽合肥梁园有群众（似是捻众）展开斗争，阜阳捻众屡败清军。不难看出，在太平军进向江南的影响下，捻党活动积极异常，并且大大增强了同清朝兵勇的武装斗争，从而加速了自身向捻军转化的过程。这样，捻党向捻军转化的过程至是完成。
捻军在北方举行起义，是同太平军北伐紧密相连的。为了达到推翻清廷的目的，太平天国决定出师北伐。1853年5月，北伐军从江苏扬州经仪征出发，开始了英勇的进军。他们取得浦口后，以风驰电掣之势进入安徽，接着攻进河南，越过黄河天险，围攻怀庆（今泌阳）不下，西入山西，冲进直隶，前锋抵达离保定仅60里的张登集（今张登镇），北京宣布戒严。北伐军转而东进，10月底，进逼天津。
北伐军的到来，更加激发捻军的斗志。《涡阳县志》写道：“奥匪到处仇官而不害民，市不易肆，凡藏有印信公文者杀无赦，革新潮汛，渐染渐深，匪胆愈壮。”（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99页。）又说：“时州县无官，匪始蜂起。”（注：石成之等：《涡阳县志》第4卷。）这清晰表明，太平军攻城夺地仇杀官吏的抗清行动，使捻军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同时，北伐军深入敌后，抗击了大量清军，减轻了捻军的压力，对捻军起义也起着屏障作用。与北伐同时，太平军举行的西征，其影响同样及于捻军，有力地促进捻军的斗争。
捻军斗争的展开，迫切要求自身队伍的聚合和力量的集结，以便抗击敌人。因此，他们于1855年秋举行了著名的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实行黄、白、黑、红、蓝五旗军制，首次将各股捻军组织起来，使之从分散走向集中与统一，并提出反清的目标，意义重大。会盟之后，他们以雉河集为基地，向皖北、豫东、苏北等地出击敌人，“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100页。）。
事实显示，捻党由来以久，在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情况下，斗争逐渐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倘若没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他们的反抗也会继续扩展开来。《粤氛纪事》曾言：“皖之养痈同于西粤，即使金田不起，而厝薪伏莽，江、淮之间，亦未必能晏然无事。”（注：谢山居士：《粤氛纪事》第5卷，第24页。）这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不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却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北伐军的到来，直接促使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起义；北伐援军的北上，推动捻军斗争前进，他们自称王侯，举行会盟，建号“大汉”，树起一帜。当然，捻军抗击了一些清军和团练，截断了畿辅重地至江南的交通线，对太平天国包括其北伐、西征、天京外围战也是有利的，起着屏障的作用。此外，捻军还多方支持北伐军。两军互相配合，共抗敌人，使清军顾此失彼，难以招架。

（二）

自1857年至1864年，是两军联合作战阶段。雉河集会盟后，捻军的斗争有了初步的发展，然而他们存在的政治主张、组织领导与军事行动等方面的不少弱点，使其一时取得的胜利成果难以得到巩固与扩大，且在清军的反扑下，抵挡不住，同敌人反复争夺过的雉河集于1856年11月再陷，次年2月尹家沟又失，张乐行等不得不率领捻军主力南下霍丘三河尖等地，可是仍然受到清军的沉重压力，他们深感必须争取太平军的支持与帮助。太平天国方面由于1856年的天京变乱，罹难者二万多人，次年翼王石达开又率部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力量大为削弱，也迫切需要团结友军一致对敌。所以，洪秀全非常重视在北方活动的捻军，认为是可靠的盟友，应该采取联合的方针，使其“能掌北门之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注：王大球：《张乐行传略》，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正是在当时形势下，产生这种共同要求，促使奋战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这两支起义军实行合作。
1857年3月6日，两军在安徽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从此，捻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他们的首领也得到封号，如盟主张乐行后被封为征北主将、鼎天福、义爵和沃王，五旗将领各有封号，如龚德树后被封为征北正总提、盖天义，苏天福后被封为立天侯。全军同太平军一样蓄发，有的部队且改用太平天国旗帜。太平天国除经常遣员与捻军联系作战外，另有专任代表驻在捻军中，捻军也常派人至天京，或到豫天侯陈玉成、合天侯李秀成等部，彼此联络会商，协调行动。不过，捻军依然保持自己的领导系统和原有制度，配合太平军作战一般只限于安徽境内及邻近地区，即“听封而不能听调用”（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0页。），以便日后北征，再建基业。太平天国也不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改编他们的队伍和加强他们的纪律。显然，两军的联合还是有限度的，说明双方都无法根除农民小资产者经济地位所必然产生的那种狭隘自私的偏见。尽管如此，捻军却开始走上和太平军共同作战的道路。
两军会师后，旌旗齐奋，桴鼓相应，随即在淮河两岸向敌人发起强大的攻势。张乐行所部捻军与韦志俊、薛之元所部太平军合作，进攻河南固始等地；韩奇峰所部捻军和陈玉成等所部太平军一道，攻打正阳关、寿州等地；龚德树、苏天福所部捻军同李秀成、李昭寿等所部太平军会合，围攻霍丘、颍上等地。
两军首次联合作战取得一些战果，后太平军因往攻鄂东与拟援天京而离去，捻军单独作战，难以阻挡敌人的反扑，6月三河尖失守，该地捻军退往正阳关，8月霍丘又失，该地捻军南走六安，10月正阳关也陷，该地捻军也撤向六安，已得的一些战果化为乌有。
但是，两军的合作并未就此终止，而是断断续续。其原因在于：皖北的太平军因为负有繁重的作战任务，既要抗击自湖北东犯的湘军，又要对付天京外围的清军，不得不常常东西往返征战，而捻军主要在淮河流域一带作战，没有远离这一地区。这样，捻军和太平军的协作，难免受到长江中游太平军战局的影响，以至出现上述的状况。当然，捻军还是直接参加或间接协助太平军在东面和西面战场上所开展的一些战役。
1857年4月，为稳固安徽基地，牵制敌人进攻江西，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进攻鄂东，捻军参加这次战役，经过较量，他们未能取胜，9月退回安徽。10月，驻守六安的龚德树所部捻军和李秀成所部太平军进占安徽舒城及附近一些地区，逼近庐州（今合肥），旅太平军因天京外围战局紧张而东下，捻军回守六安，张乐行则率一部分捻军配合太平军作战，打通道路，当护送太平军绕过庐州后便返回六安。12月，六安捻军内部出现矛盾，有些人要求撤回淮北，不再与太平军联合，而张乐行、龚德树等广大将士仍坚持同太平军合作。
1858年春，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攻打河南固始不下，太平军南往湖北，捻军东回六安。不久，清军反攻六安，5月六安失守，捻军经正阳关于6月转辗怀远、临淮和凤阳，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区，很有意义。皖抚福济曾经奏道：“该逆分踞怀远、凤、临，为犄角之势，南北阻塞不通，庐州后路全失。”（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44卷，第29页。）就是说，这截断了清军在淮河中游一带的水陆饷道，孤立了其据有的庐州，而且将淮河北岸的抗清力量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连接起来，使北方的清军难以南下，直接支援了太平天国。当时，张乐行在怀远曾以“大汉盟主”的身份发出檄文，号召淮北捻军“北取宿（州）、灵（璧）、蒙（城）、亳（州）、颍州，直抵黄河，开创疆宇，以图王霸之业。”（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资料辑》，《近代史资料》（总30号）1963年第1期。）这说明他们准备会兵北伐，再建自己的基业。
1858年9月，捻军与吴如孝所部太平军围攻定远，与东进的太平军相呼应，捻军还参与东进的太平军在安徽滁州乌衣与江苏江浦小店、浦口等地作战，打败清军，彻底击灭清军江北大营，解除天京的北面威胁，恢复天京与江北的交通，其功不可没。11月，捻军又参与太平军在安徽庐州三河镇的战斗，歼灭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且乘胜前进，收复曾被敌人占据的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地，迫使围困安庆的清军撤退，从而制止了敌人长驱直入的攻势，扭转了近两年来皖北战场的颓败局面，后方也能安稳。他们在此役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59年3月，太平军重占安徽六安，后取天长、盱眙（两地今属江苏）。7月，捻军与太平军联合攻占定远，使捻军控制的地区可向南扩展，与太平天国辖区庐州等地“联为一片”（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65卷，第6页。），声势更大。
为了向北另谋发展，陈玉成派张乐行所部捻军北往颍州，又遣主将马融和等部太平军北上援助表示归附太平天国的苗沛霖团练，还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部太平军远征西北。淮南局势的不断恶化，也促使张乐行想回淮北。11月底，太平军和捻军撤出来安。12月，张乐行将定远防务交给太平军，率领捻军至颍上，这标志着他们同太平军在淮南联合作战的结束。
捻军主力在淮南同太平军一道抗清，虽然其组织与纪律不及太平军，且有一些消极影响，《被掳纪略》曾说，“长发起事，规条甚好。攻城略地，凡安民后，深加体恤，所以江南半壁全为所有。自与捻匪合队，生灵涂炭，不堪言状”（注：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14页。），这多少反映其中问题。他们在战略上也有失策之外，如在淮河中游获胜后，便分兵把守所占城市，进行消极防御，没有注意歼灭敌人的实力，以致所占城市被清军各个击破，但是从整体考察，无论是对捻军还是对太平天国都是有利的。
综观两淮捻军的战斗，对太平天国来说，其正面影响是很明显的。当然，太平天国同捻军协同作战，对捻军也大有裨益。1856年雉河集等地失守后，捻军处境艰难，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援助，他们才能在淮河两岸重新站稳脚跟，继续同敌人抗争。同时，他们还从太平军那里学习了修筑防御工事等技术。
捻军撤出淮南后，他们与太平军的斗争仍息息相关。1862年1月，捻军与北上的马融和等部太平军围攻颍州，4月失利撤围，退往颍上，旋颍上又失。还在颍州战役进行时，陈得才、赖文光等太平军经淮北、河南进入陕西，张宗禹等捻军自淮北也经河南入陕，5月攻雒南，与西北太平军一道战斗，联合部队随即转逼西安，由于传来庐州危急的消息，便离陕西东入河南回援。可是，陈玉成已率部撤出庐州，北走寿州，被苗练诱捕，张乐行等捻军与马融和等太平军图谋搭救未果，后陈玉成牺牲于河南延津，马融和等太平军转与联合部队会合，河南陈大喜等捻军也赶来会合。联合部队得知上述讯息，便改变赴皖计划，进入湖北，拟东趋援天京受阻，张宗禹等捻军回皖，陈大喜等捻军返豫，太平军在豫南会合另一部捻军，再次远征西北，1863年10月，占领陕西汉中、城固。
清军厚集兵力，大举进攻淮北。李成、任化邦等捻军经苏北转战山东（后李成被害）。张乐行率领捻军硬拼，结果惨败，1863年3月19日雉河集失陷，旅张乐行殉难。突围的张宗禹等捻军联合陈大喜等捻军继续战斗后，于1863年5月同马融和等太平军重返蒙、亳地区，后马融和等太平军入陕与西北太平军会合，张宗禹等捻军至南召西北一带。陈大喜等捻军自豫至湖北襄阳、光化等地。
1864年1月，西北太平军“图解京师重困”（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附件，军机处录副奏折。），自陕再次东下。陈大喜等捻军会合了自山东转战而来的任化邦等捻军，4月于河南淅川李官桥同西北太平军会合。张宗禹等捻军也于4月在内乡西坪、赤眉城之南与西北太平军会师。联合部队经豫至鄂东，同敌酣战，不幸6月洪秀全逝世，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1月，联合部队冲至安徽霍山遭到截击而溃灭。
捻军同西北太平军并肩作战，虽然没有完成救援庐州和天京的任务，但是增进了彼此的联系与协作，也加深了双方向舟共济的理解和认识，为日后两军的结合与共抗强敌，准备了更为坚实的条件。

（三）

自1864年至1868年，是双方合并苦斗阶段。安徽霍山黑石渡之战后，清朝政府和地主士绅大搞反攻倒算，起义人们惨遭祸殃，血流遍地，尸骨堆积。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将领充分认识到：合则可存，分则败亡；只有同西北太平军余部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凶恶强敌的进犯，将北方的反清斗争延续下去，打开新的局面。因此，他们代表广大将士坚决表示，愿与太平军结合一起，“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遵王赖文光领带，赖文光“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散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两军将领采取这一步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斗争处于低潮之际，起义人们更应坚持团结战斗，才有出路。
于是，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领导下，1864年12月上中旬，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于河南南部进行整顿与改编。这次整编，决定部队没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如原先赖文光为遵王、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等封号依然采用，而且提出“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即复兴太平天国事业的斗争任务；关于队伍的内部组织，基本上仍以捻军的五色旗区分，但作了一些变动，较前严密，如每一大旗下辖50小旗，每一小旗统众500人，分为10馆，每馆约50人，实际人数视具体情况而多寡不等，有的部队可能由于人数特别多，就把小旗中的一部分成营（如内五营、外五营）一类的单位。
通过这次整编，捻军同西北太平军余部结为一体，组成新捻军，在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意义十分显著。清廷曾觉察到，新捻军“绝非从前捻匪志在剽掠者可比”（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230卷，第16页。）。就是说，新捻军同以往捻军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不过，他们没有提出明显的斗争纲领，未能制定整体的战略计划，无法解决面临的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活动基地等重大问题，因而留下不利的影响。
新捻军组建后，便运用流动战术，同强敌展开英勇斗争。1864年12月12日，他们在河南邓州西南唐坡击败僧格林沁所部清军，使其“名望顿尽”（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5页。）。1865年1月18日，他们于宝丰甘露台、张八桥等地有些折损。1月29日，他们在鲁山水推磨地方再败僧军，阵斩悍将翼长恒龄。接着，他们在河南境内继续转战，4月进入山东，转至苏北，5月初重返山东。他们连续流动作战，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一再挫败强敌，还拖得僧军疲累已极，5月18日，终于在山东荷泽高楼寨击毙僧格林沁，歼灭其所部清军，增强自身的作战力量和本领，取得了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后，清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率湘军、淮军及其他部队镇压新捻军，曾国藩提出重点设防、设立马队、修筑圩寨等一套“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6页。），以及“聚兵防河”的计策（注：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第1册，第42页。），企图缩小作战区域，形成包围圈，消灭新捻军。尽管新捻军经过顽强拼搏而接连获胜，然而局势仍很艰难。所以，同年10月中旬新捻军返至河南陈留、中牟等地后，赖文光认为，若再长此作战下去，深恐“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便决定派张宗禹等统率一部分队伍，前往陕西、甘肃，“连结回众（指回民军——笔者），以为犄角之势”（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10月21日，张宗禹等领军从中牟西进，史称西捻军，而赖文光、任化邦等领军自中牟东往山东，史称东捻军。自此两军各自展开活动，再也没有会合。
东捻军入鲁后，拟往运河以东地区筹集军粮，扩充部队，可是由于敌人阻挡，被迫放弃东进计划，返回河南，准备入陕与西捻军会合，也为敌所阻，便于12月转至湖北。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稍作休整、补充给养后，以大军挺进四川，留一部屯扎湖北作为声援，另一部拟攻豫、陕交界的荆子关，连结西捻军，然后以四川为中心，以陕、鄂、云、贵为外围，逐步扩展力量，重建太平天国政权，并同西北和云南的回族、贵州的苗族等人民起义队伍联合起来，坚持斗争；倘若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注：陈昌：《霆军纪略》，《捻军》第1册，第257页。），结合回民军，在陕西建立基地。由于敌强己弱，这个计划要付诸实施困难很大。
面对强敌，东捻军采用流动战术。1867年1月11日，他们在钟祥罗家集大败提督郭松林所部湘军。1月26日，他们于应城杨家河东岸歼灭总兵张树珊所部淮军。2月19日，他们在京山尹隆河之战中先胜后败，失去大批人马，更重要的是战略计划受挫，损失巨大。3月23日，他们于蕲水六神港至溪潭坳消灭记名布政使彭毓橘所部湘军。不过，他们多次抢渡汉水均未成功，无法实现由鄂进军川、陕的计划。5月下旬东捻军入豫后，经新野、邓州、南阳、镇平、内乡等地，拟西进陕西，因敌人连续追击，内部对行军方向意见不一，来自山东郓城梁山地区的将士要求前往粮食充足的山东沿海的青州府（治今益都）、莱州府（治今掖县）、登州府（治今蓬莱），遂决定向东进军，铸成大错。6月13日，他们从郓城戴家庙一带抢渡运河，进入运河以东地区，月底直逼烟台。
李鸿章随即制定围困计划，以胶莱河为内圈防线，运河为外圈防线，黄河为北面防线，六塘河为南面防线，并抽调军队进攻，使东捻军陷入十分险恶的境地。东捻军虽然于8月19日在西北海仓口外海滩海神庙北土岭地方冲过敌人的胶莱河防线，却未能越过运河。随后他们“军心自散”（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行动盲目，往返抢渡不成，连遭攻击，11月12日潍县松树山之战，一日三败，11月19日苏北赣榆之战，任化邦遇害，12月24日山东寿光海滨与南北洋河、弥河间之战，范汝增等牺牲，主力丧失殆尽。赖文光率领余部于1868年1月1日深夜冲过六塘河南下，1月5日在苏北扬州东北的运河渡口湾头、瓦窑铺等处战败，随后赖文光因负伤被俘而殉难。
东捻军失败后，西捻军仍在战斗。自中牟分军后，西捻军急速西进，进入陕西境内。1867年1月23日，他们运用流动战术，在临潼灞桥十里坡歼灭留陕帮办军务刘蓉所部清军主力，取得入陕首次大捷，却没有乘胜挥戈南下汉中入川，而是进围西安，究为失策。由于攻城未克，打援受挫，敌人又来犯，西捻军撤离西安，沿渭水南岸西行，从郿县以西过渭水，与回民军拟定联合作战计划，由回民军攻西安，西捻军攻同州（今大荔）、朝邑等地，但是受敌梗阻，计划无法实现。于是他们更改计划，共同逼近西安，见城防甚严，遂转向咸阳、泾阳，后趋三原、富平、蒲城，抵同州、乾邑一带，5月在同州北面许庄附近作战，未能取胜，后又西进，在武功普集镇（今武功）南渡渭水，再攻西安。西安一时未下，回民军退至咸阳附近，西捻军继续攻打仍不得手，东退临潼一带，复折而向西，从盩厔（今周至）又转战渭北三原、富平、蒲城等地。西捻军与回民军在渭水南北的联合斗争，因为自身阶级地位的局限，加上民族、信仰的不同，以及清朝的分化离间等，处于“时离时合”、“分合不常”的状态（注：易孔昭等：《平定关陇纪略》、曾毓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3册，第363、29页。），有过矛盾冲突，甚至彼此发生交斗攻杀之事，难免产生消极影响。
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入陕镇压西捻军与回民军。1868年2月3日夜，西捻军攻直隶省城保定，接着进至满城、安肃（今徐水）、易州（今易县），前锋深入房山，直达宛平县西芦沟桥，“京畿大骇”（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10页。）。清朝政府于2月8日下令京师戒严，又命恭亲王奕訢办理巡防事宜，且从各方面调兵保卫京师。因为敌人麇集直隶，新捻军转而南走。李鸿章与左宗棠商讨，准备在卫河以西、太行山之南、黄河之北的狭长地带消灭西捻军。西捻军折而东出延津，没有落入敌人设下的圈套。随后，他们冲破敌人的围攻，进入山东，4月17日于东昌（今聊城）李海务渡口过运河，沿东岸北趋，4月27日，直达直隶天津附近杨柳青和稍直口，直逼天津，清军急忙勾结外国侵略者加以防堵。4月29日，西捻军被迫自天津外围、静海撤退，后经盐山、庆云等地，南趋山东，至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等滨海地区。张宗禹见有比较充足的粮食供应，且对敌人的内部矛盾估计过高，产生轻敌思想，也怕影响部队情绪，而忽略地形的不利，没有及早转移，终于吃了大亏。
敌人趁机部署围困计划：北面以减河为防线，西面以运河为防线，南面以黄河为防线，东南是大海，严禁鱼船下海，又抽调军队进入滨海地区进行围攻堵击。5月14日，西捻军北往直隶沧州，攻减河河墙，争取渡河北上，结果失利。接着，他们力争抢渡运河也未成。8月16日，他们从茌平广平镇向东北转移途中，被敌人扑灭，张宗禹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而去（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108页。）。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灭，标志着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合并苦斗的终结。
在人民反抗斗争趋于低潮的情况下，太平军余部和捻军结合起来，以新的态势，顽强抵抗清军的疯狂镇压，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在北方的继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继承的作用，否则是难以设想的。

谢选骏指出：太平军的失败，由于其僵化的建国思想无法自新，终于坐困穷城、一筹莫展。捻军的失败，由于其根本缺乏建国思想，只能导致一盘散沙、不相联属。太平军与捻军的相加，也无法改变这一“核心死亡”和“缺乏核心”的状态。
总结一下“神汉建国”的道路，刘邦与朱元璋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并不固守僵硬的教条，而是积极努力吸取有生力量。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失败、邓小平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面，任何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独立建国；如果缺乏独立建国的规划，必败无疑。正如虽有独立建国的规划，但不能积极吸取有生力量，其政权生命也将日将枯竭。更加深入一层，邓小平虽然“成功”，但由于其缺乏独立建国的规划，长期来看也就无法摆脱毛泽东的失败，终将功亏一篑也。如果说毛泽东是个太平军，那么邓小平最多也就是个捻军罢了。

谢选骏：一句话主义的粪丝

网文《一本书主义》报道：

“一本书主义”，最早是由中国女作家丁玲提出来的，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要有一本足以支撑自己的书，即“作品不能光图数量而忽视质量”之意。但这种提法在被人故意曲解和断章取义之后，上升到了“一本书主义”的高度，最终也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证之一。

丁玲最初的两种原意：

1、“写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

1979年，销声匿迹了二十多年的丁玲重返文坛，率先透露丁玲复出信息的是三月份山西《汾水》文学月刊发表的丁玲给一位青年业余作者李保平的信。就在这封短简的结尾，丁玲谆谆告诫文学青年:“写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过去有一个外国作家对我说过，鞋子要一百双差不多的，不要只有一双好的。而作品相反，不要一百篇差不多的，只有一篇好的也行，我认为这是对的”。这里提到的“外国作家”，指的是苏联作家爱伦堡。1951年9月，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访华，丁玲转述的关于“鞋子”和“作品”的一通议论，正是那次丁玲陪同他们到我国南方旅游，爱伦堡在旅途中对丁玲发表的见解。爱伦堡的见解是无可指责的。文学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有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的特殊要求，优秀的作品应该是充分显示独特艺术个性的不可重复的“这个”。此后，丁玲或许在某种场合，引用过爱伦堡的这一观点，借以说明“写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以此勉励青年作家努力写出好文章来。

2、“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

告诫作家，“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鼓励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努力写作，为人民至少能写出‘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不少资料表明，丁玲在许多场合表达了她的这种殷切期望。

解放初，女作家陈学昭来北京创作长篇小说《春茶》，丁玲把她接到自己家里.鼓励她写好工农兵，丁玲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

周良沛在《不移志者》里回忆道:“丁玲访苏回来(指1948年11月到莫斯科，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l月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带回不少装印精美的俄罗斯古典名著，文研所的同学拿到爱释手。她鼓励大家，那怕用一生时间能为人民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

1979年，白夜发表在《新闻战线》第四期的《当过记者的丁玲》也有类似的回忆。白夜援引丁玲的回忆道:“那时我在中央研究所任所长，一些学生来找我，看到我家中一本又一本的装帧精美的外文书，都是什么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的名著。我就对他们说，一个人要是一辈子写出这样一本书，也就不错了。后来这话传出去，就成了‘一本书主义”。[1]?

3、某些人的故意曲解

1955年，伴随着大规模批判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的展开，中国作家协会某些人，借口“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以“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为由，在作协内部，背着丁玲批丁玲，并以作协党组的名义.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目的是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向党闹独立。“

1956年1月，《文艺报》以《斥“一本书主义”》题，发表社论，将调子定为“所谓一本书主义者是革命内部的敌人，一本书主义可能使革命的事业变质等等”。

1957年5月，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正当中国作协准备撤销1955年对丁玲的错误批判和结论时，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突然以显赫标题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时令国人睦目。在这篇长篇报道中居然又旧话重提，指斥丁玲:“她还在青年作者中散布‘一本书主义’的思想，她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再一次将“一本主义”这顶政治帽子扣到丁玲的头上，作为丁玲“在文艺界和青年中散播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罪证。

丁玲的后半生遭遇

1955年5月，大规模批判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丁玲虽从年初起就避在无锡赶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也抽空写出批判胡风的文章《敌人在哪里》以划清界线，在胡风夫妻被捕六天后的5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但仍然没有躲过这场运动的株连。中国作协从当年6月底就开始揭批丁玲等人的问题，中共中央则在12月15日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1957年，中共中央发起全党“整风运动”，“丁陈反党集团”以至“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文艺界批评中共“肃反扩大化”的主要问题，7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右”运动反击“翻案风”后，进一步扩大了打击面，将丁玲的丈夫陈明以及老朋友、同事、下级等打成“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3]? ，连中共中央专案组曾对丁陈案有不同处理意见的成员也被打成另一“反党集团” 以至“极右分子”，受到株连者近百人，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在“延安整风”时遭批的《“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又被作为“毒草”罪证公布批判。

1958年5月，丁玲被开除党籍，撤销作协理事以外各项职务，取消行政级别（七级），7月又下放到丈夫陈明已被遣送去的东北“北大荒”劳动改造。

1971年4月，丁玲和陈明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分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5月，丁玲夫妇获释后被遣送到山西长治农村“安家落户”。

1978年的7月，丁玲被批准摘掉“右派”帽子。

1979年1月，她获准回到北京，6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1月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重新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同年发表短篇小说《杜晚香》。
1980年1月，丁玲的“右派”结论被改正，恢复中共党籍和原工资级别。

1984年8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而彻底平反，不久被补选为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

1985年1月，创办文学杂志《中国》任主编。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

谢选骏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一本书主义”早已过时了。现在，“一句话主义”成为主流，“标题党”大行其道，亿万网民都在发表“最高指示”，下流坯子都在“天天看奏折”——“一句话主义”随着推特等喷粪粉丝（粪丝）而洪水滔天了。

谢选骏：自己捐款给自己是慈善还是洗钱

《美国炸锅 比尔·盖茨再捐46亿美元》（2017-8-30家族企业杂志）报道：

真的是超级土豪！世界首富又有新动作，热爱慈善的比尔·盖茨再捐46亿美元，创2000年以来最高捐赠记录！

据美国证券机构8月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将名下价值高达46亿美元的微软股份捐给了慈善机构，创造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捐赠记录，并超越巴菲特成为了21世纪捐款最多的人。

据悉，比尔·盖茨此次所捐出的微软股票价值占据盖茨个人财富的5%，是今年全球最大一笔捐赠，而他的捐赠对象是他与妻子梅琳达共创的慈善基金。

回顾比尔·盖茨的慈善之路：1999年，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将威廉·H·盖茨基金会改名为：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并表示该基金会的宗旨是：减少全球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在这一年捐赠了微软公司价值160亿美元的股票。

2000年，比尔·盖茨再次捐赠51美元，2004年，比尔·盖茨再次给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33.5亿美元。截止目前，比尔·盖茨一共捐出了350亿美元。2005年，比尔·盖茨更是在在英国伦敦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宣布，自己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将捐献给社会，不会作为遗产留给子孙。

事实上，除了比尔·盖茨外，世界富豪们都对慈善情有独钟。股神巴菲特每年都会向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捐赠金额，2006年6月，巴菲特宣布向该基金会捐赠当时价值约310亿美元的股票。2015年，当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喜得千金，宣布将捐出持有股票的99%用于慈善事业。

在中国，2015年9月马云通过捐赠阿里巴巴股权设立慈善信托基金，第一次的高调捐赠就成为中国最大单笔个人捐赠，当时此部分股权市值约145亿，该基金将用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今年七月，马云公益基金会出资1000万美元成立非洲青年创业基金；据《2015胡润全球华人慈善报告》数据显示，“李嘉诚基金会”至今已捐出逾150亿港元，主要支持教育及医疗公益项目，其中87%用于大中华地区；2017年，美的创始人何享健于7月25日公布了捐赠60亿元的慈善计划。

为什么世界富豪们都热衷于慈善事业?


事实上，除了可以造福社会之外，透过公益事业，许多企业家族很成功地把家族企业的核心价值传承给下一代，同时把家族的影响力扩散到本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并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考夫曼家族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从1950年创业到今天，这个家族经历了创业、转型，并创立了世界知名的考夫曼基金会，为脱贫和创业教育有深远的贡献。

1950年的时候，尤恩·考夫曼在自己房子的地下室做钙片营养补充品的生意起家。那是二战之后复原的年代，维他命之类的营养补充品正大受欢迎，于是他顺势用五千美金成立了Marion Laboratory 公司，白天制造产品，晚上把一瓶瓶的钙片装箱打包。考夫曼很了解事业想长长久久就一定要重视创新。然而，新药开发的成本非常高，绝对不是他的小公司可以负担的。于是他另辟蹊径，透过并购比他更小的公司来扩充产品线。这些小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在市场上都有相当成功的产品。到了1964年，Marion Laboratory 的销售有四成来自于透过并购而来的新产品。

1989年，陶氏化工的医药部门并购了Marion Laboratory，考夫曼家族的医药事业在此大致上结束。然而，考夫曼的家族企业并没有结束。由于夫妻两人都是运动迷，因此当堪萨斯市有机会成立新的大联盟棒球队时，夫妻俩就向美国职棒大联盟买下了新球队的经营权，成立了堪萨斯皇家队。

当尤恩·考夫曼在1993年过世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Larry Kauffman接下棒球队，成为第二代家族企业领导人。老考夫曼白手起家建立的家族企业在两代人手里由制药成功转型到完全不同的职业棒球领域。

考夫曼家族的转型在美国这个运动风气极盛的国家并不是特例。大多数美国主要职业球队，包括美式足球、 棒球、篮球、冰球等等都是由家族经营。由于职业球队通常必须和当地社区紧密结合，因此所有的职业球队都很积极参加地方的公益活动。但是，考夫曼家族和其它球团家族不同的是坚定把创新和创业当成家族核心价值观以及为了帮助其他人实现这两个核心价值所成立的基金会。

1966年，由于考夫曼发现堪萨斯市有很多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外流，失业人口增加。同时，有很多年轻人因为经济因素必须在高中毕业前提早离开学校帮助家计，造成贫者愈贫的社会恶性循环。于是，他用十亿美金成立了考夫曼基金会。基金会有两个主要的工作：鼓励年轻人创新。希望透过创新让更多年轻人发现创业机会；改善教育品质。让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儿童和年轻人有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半个世纪后，考夫曼基金会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创业研究和政策机构，资产在二十亿美金以上，远远超越大多数的美国大学。基金会每年赞助的各项研究计划、培训活动，和社区发展经费都在千万美金以上。如今，考夫曼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是世界各地研究创业的学者和主管中小企业的官员的重要参考资料。透过这个基金会，考夫曼家族成功地把创新、创业的家族核心价值转变为家族、堪萨斯市，甚至整个社会的共同遗产。

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考夫曼基金会的使命和业务都很难和考夫曼家族的药厂或棒球队扯得上关系。老考夫曼卖掉了白手起家的药厂，把球队留给儿子，在规划传承道路时选择了一条比较不同的道路，他相信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力量，并试着让其他人也能透过创新和创业形成改变社会的正向力量。在他过世的30年后，考夫曼家族的核心价值和贡献让社会熟知。

因此，公益事业不见得能够帮助家族企业创造物质上的财富，但是家族公益事业可以帮家族企业把企业核心价值扩散出去，扩大家族和企业的影响力。

谢选骏指出：自己捐款给自己？这是慈善还是洗钱？这很难说，因为这涉及“诛心”，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但是，自己捐款给自己，不论是慈善还是洗钱，都是一种“家族企业”，难怪了，《家族企业杂志》才会报道说：美国炸锅。其实呢，美国没有炸锅，因为大家心知肚明，莞尔一笑。倒是中国炸了锅——对联：四海翻腾云雨怒，五洲震荡风流激。横批：毛泽东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