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一句话主义的粪丝

网文《一本书主义》报道：

“一本书主义”，最早是由中国女作家丁玲提出来的，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要有一本足以支撑自己的书，即“作品不能光图数量而忽视质量”之意。但这种提法在被人故意曲解和断章取义之后，上升到了“一本书主义”的高度，最终也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证之一。

丁玲最初的两种原意：

1、“写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

1979年，销声匿迹了二十多年的丁玲重返文坛，率先透露丁玲复出信息的是三月份山西《汾水》文学月刊发表的丁玲给一位青年业余作者李保平的信。就在这封短简的结尾，丁玲谆谆告诫文学青年:“写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过去有一个外国作家对我说过，鞋子要一百双差不多的，不要只有一双好的。而作品相反，不要一百篇差不多的，只有一篇好的也行，我认为这是对的”。这里提到的“外国作家”，指的是苏联作家爱伦堡。1951年9月，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访华，丁玲转述的关于“鞋子”和“作品”的一通议论，正是那次丁玲陪同他们到我国南方旅游，爱伦堡在旅途中对丁玲发表的见解。爱伦堡的见解是无可指责的。文学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有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的特殊要求，优秀的作品应该是充分显示独特艺术个性的不可重复的“这个”。此后，丁玲或许在某种场合，引用过爱伦堡的这一观点，借以说明“写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以此勉励青年作家努力写出好文章来。

2、“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

告诫作家，“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鼓励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努力写作，为人民至少能写出‘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不少资料表明，丁玲在许多场合表达了她的这种殷切期望。

解放初，女作家陈学昭来北京创作长篇小说《春茶》，丁玲把她接到自己家里.鼓励她写好工农兵，丁玲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

周良沛在《不移志者》里回忆道:“丁玲访苏回来(指1948年11月到莫斯科，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l月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带回不少装印精美的俄罗斯古典名著，文研所的同学拿到爱释手。她鼓励大家，那怕用一生时间能为人民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

1979年，白夜发表在《新闻战线》第四期的《当过记者的丁玲》也有类似的回忆。白夜援引丁玲的回忆道:“那时我在中央研究所任所长，一些学生来找我，看到我家中一本又一本的装帧精美的外文书，都是什么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的名著。我就对他们说，一个人要是一辈子写出这样一本书，也就不错了。后来这话传出去，就成了‘一本书主义”。[1]?

3、某些人的故意曲解

1955年，伴随着大规模批判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的展开，中国作家协会某些人，借口“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以“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为由，在作协内部，背着丁玲批丁玲，并以作协党组的名义.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目的是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向党闹独立。“

1956年1月，《文艺报》以《斥“一本书主义”》题，发表社论，将调子定为“所谓一本书主义者是革命内部的敌人，一本书主义可能使革命的事业变质等等”。

1957年5月，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正当中国作协准备撤销1955年对丁玲的错误批判和结论时，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突然以显赫标题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时令国人睦目。在这篇长篇报道中居然又旧话重提，指斥丁玲:“她还在青年作者中散布‘一本书主义’的思想，她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再一次将“一本主义”这顶政治帽子扣到丁玲的头上，作为丁玲“在文艺界和青年中散播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罪证。

丁玲的后半生遭遇

1955年5月，大规模批判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丁玲虽从年初起就避在无锡赶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也抽空写出批判胡风的文章《敌人在哪里》以划清界线，在胡风夫妻被捕六天后的5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但仍然没有躲过这场运动的株连。中国作协从当年6月底就开始揭批丁玲等人的问题，中共中央则在12月15日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1957年，中共中央发起全党“整风运动”，“丁陈反党集团”以至“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文艺界批评中共“肃反扩大化”的主要问题，7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右”运动反击“翻案风”后，进一步扩大了打击面，将丁玲的丈夫陈明以及老朋友、同事、下级等打成“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3]? ，连中共中央专案组曾对丁陈案有不同处理意见的成员也被打成另一“反党集团” 以至“极右分子”，受到株连者近百人，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在“延安整风”时遭批的《“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又被作为“毒草”罪证公布批判。

1958年5月，丁玲被开除党籍，撤销作协理事以外各项职务，取消行政级别（七级），7月又下放到丈夫陈明已被遣送去的东北“北大荒”劳动改造。

1971年4月，丁玲和陈明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分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5月，丁玲夫妇获释后被遣送到山西长治农村“安家落户”。

1978年的7月，丁玲被批准摘掉“右派”帽子。

1979年1月，她获准回到北京，6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1月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重新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同年发表短篇小说《杜晚香》。
1980年1月，丁玲的“右派”结论被改正，恢复中共党籍和原工资级别。

1984年8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而彻底平反，不久被补选为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

1985年1月，创办文学杂志《中国》任主编。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

谢选骏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一本书主义”早已过时了。现在，“一句话主义”成为主流，“标题党”大行其道，亿万网民都在发表“最高指示”，下流坯子都在“天天看奏折”——“一句话主义”随着推特等喷粪粉丝（粪丝）而洪水滔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