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香港的经济殖民地

网文《深圳》报道：

深圳，广东省辖地级市，简称“深”，别称鹏城，是广东省副省级市，国家计划单列市，超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全市下辖9个区，总面积1997.47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927.96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7560061人。 

深圳地处中国华南地区、广东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是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国家物流枢纽、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并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深圳水陆空铁口岸俱全，是中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员最多、车流量最大的口岸城市。

深圳最早的前身为广州宝安县，深圳之名始见史籍于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1979年成立深圳市，1980年成为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被誉为“中国硅谷”。

历史沿革深圳地名由来

深圳最早的前身属于广州宝安县，深圳于清朝初年建墟。当地方言俗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或“涌”。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

深圳的经济特区发展史虽只有40多年，拥有着6700多年的人类活动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土著居民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有着6000多年的人类开发史和海洋经济发展史、1700多年的城市史、600多年的海防史、悠久的广府民系和客家移民史。历史上，深圳前身宝安县（新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

先秦时期，广东地区居住的是被称为“南越”的少数民族(百越的一支)，包括壮族、畲族和疍家等。深圳是南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居殖在深圳沿海沙丘谷地区域的南越部族以捕鱼、航海维生，甚少农垦。

自秦朝即为广东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谪徙秦人50万开发。时属南海郡的深圳，便融入了秦代的中原文化，后为南越国地。西汉、东汉此地属于交州（管辖广东、广西、越南大部）南海郡。西汉设郡前属越地、南粤地（南越地）。

深圳最早的前身为广州府宝安县，宝安作为县建制始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朝廷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辖地大概为现今的深圳市、东莞市和香港等范围。郡治在宝安县（南头）。

深圳在宋朝时期是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属于广州府宝安县。盛产食盐、香料。至元朝，又以出产珍珠著名。

深圳的前身又曾名为新安县。公元1573年，中国明朝政府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建立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现今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经济以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

公元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今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有6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曾是晚清前深港澳地区的政治中心。

清代隶属广肇罗道广州府。1842年7月至1898年4月期间，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港岛、九龙和新界割让、租借给英国。至此，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千米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千米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 

抗日战争时期，南头沦陷，宝安县政府临时迁往东莞县。

地理环境地理

深圳市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毗邻香港。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经113°43′至114°38′，北纬22°24′至22°52′之间。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边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全市面积1997.47平方千米。

深圳市地形地貌

深圳全境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大部分为低丘陵地，间以平缓的台地；西部为滨海平原。境内最高山峰为梧桐山，海拔943.7米。 

气候

深圳位于广东省中南沿海地区，珠江入海口之东偏北，所处纬度较低，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由于深受季风的影响，夏季盛行偏东南风，时有季风低压、热带气旋光顾，高温多雨；其余季节盛行东北季风，天气较为干燥，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22.4℃，最高气温38.7℃（1980年7月10日）、最低气温0.2℃（1957年2月11日）。雨量充足，每年4~9月为雨季，年降雨量1933.3毫米，年降雨量最多纪录2662毫米（1957年），年降雨量最少纪录913毫米（1963年）。日照时间长，平均年日照时数2120.5小时，太阳年辐射量5225年兆焦耳/平方米。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偏东风，平均每年受热带气旋（台风）影响4~5次。

春季影响深圳的冷空气势力开始减弱，天气多变，常出现"乍暖乍冷"的天气。初春仍有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少数年份在2月下旬仍可出现寒潮天气，且雨水较少，多数年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夏季在副热带高压的稳定控制下，常出现炎热天气，是极端最高气温出现的时期。同时夏季也是深圳降水最为丰沛的季节，深圳的降水各地区差异很大，容易出现局地性的洪涝灾害和短时雷雨大风天气。秋季是深圳的少雨干旱时期，多秋高气爽的晴好天气。由于雨水少，蒸发大，因而秋旱容易发生且发展迅速，深圳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秋旱发生。冬季是深圳最冷的季节，经常处于干冷气流的控制之下，气温达全年最低，降水稀少。

水文

深圳依山临海，有大小河流160余条，分属东江、海湾和珠江口水系，但集雨面积和流量不大。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千米的河流有深圳河、茅洲河、龙岗河、观澜河和坪山河等5条。

截至2017年底，深圳有水库24座，其中中型水库9座，总库容5.25亿立方米。位于市区东部的深圳水库，总库容4000多万立方米，是深圳与香港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地下水资源总量6.5亿立方米/年，年可开采资源量1亿立方米。天然淡水资源总量19.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500立方米，约为全国和广东省的1/3和1/4。

自然资源

截至2017年底，深圳耕地总资源2446.7公顷，水果种植面积9946.7公顷，林业用地7.97万公顷。盛产龙岗鸡、南头荔枝、南山桃、石岩沙梨、金龟桔和龙华方柿等农副产品。沙井蚝是深圳的另一大特产。栖息、繁衍的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有虎纹蛙、蟒蛇、猕猴、大灵猫、金钱豹和穿山甲等；经济价值较大的两栖类动物5种、爬行类动物23种、鸟类30种、兽类33种。

人口

历史上，深圳前身宝安县（新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深圳最早的客家人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翔实可证的资料，但大批量客家人进入深圳，则是在“迁界事件”发生之后的清康熙乾隆年间。

深圳的广府人自宋元之交从东部迁入深圳，主要居住在罗湖、福田、南山、宝安等地区。广府人散居于龙岗，平湖可谓是龙岗区广府民系最为集中的街道，在辖区12个社区里，有2个讲客家话，10个讲平湖围头话。唐安史之乱后，纷扰随之而来，每逢战争，岭南就成了“避风港”。这个过程中，广东南雄珠玑巷成了南迁的重要中转站，而广府人落户平湖也正是历史必然。

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实施迁界，“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将沿海居民内迁50里、再迁30里。康熙八年（1669年）新安县复界，其他地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得以复界，原居民回归者甚少，于是招垦粤东等地的客家人入籍新安县。粤闽赣和东江流域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在优惠招垦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奔赴滨海深圳，掀起了恢复生产、开荒垦殖、重建家园的新高潮。 

2018年，深圳流动人口增量达到49.83万人。

截至2019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343.8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1.22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494.78万人，增长8.8%，占常住人口比重36.8%；常住非户籍人口849.10万人，增长0.1%，占比重63.2%。

深圳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单一的民族成分，发展到2002年已拥有55个少数民族，是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座汇聚齐56个民族成分的大城市，被国家列为全国12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试点城市之一。2013年，全市少数民族人口109万人，超过上海、北京、广州，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聚居最大的城市。年内，深圳市1万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12个，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是壮族，其次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回族、布依族、满族、彝族、朝鲜族、蒙古族、黎族。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7560061人。

历史文化

南头古城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宝安县政府所在地，始于东晋，已有近1700年历史。从东官郡到所城，再到新安县，南头古城成为深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见证了东晋以来深圳地区的历史变迁、兴亡更替，是深圳和香港的历史之根、文化之源。南头古城主街风貌以岭南广府建筑风格为基调。

深圳的广府人自宋元之交迁入深圳，主要居住在罗湖、福田、南山、宝安等地区，广府文化是清朝以前深圳文化的主流文化，也是深圳传统建筑的主要来源，深圳地区现存的传统建筑有相当一部分含有大量来自广府文化中心地的传统文化因素。平湖是龙岗广府文化最集中的区域。作为广府人的栖居地之一，平湖有许多老围。其中在平湖当地，建围最早、最出名的是伍屋围、大围、松柏围。三座老围位于平湖街道凤凰社区和平湖社区，建于明朝中前期，距今五六百年。其中，松柏围数十栋120余间清代建筑，以房子顶部的镬耳形封火山墙最为醒目，是龙岗地区清代广府建筑的范本。

客家人是来自于中原的汉族，是由于战乱迁徙至闽粤赣这一个特定的区域，文化方面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一个具有独特客家方言系统、独特文化习俗和情感心态稳定的汉族支系。清初“迁海复界”政策有关，客家人大批量进入深圳，大都是来自今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县，带来了客家传统文化因素。深圳是客家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融点，许多客家遗迹都可以显示出滨海客家的海洋文化特点。为进一步加强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深入探讨深圳客家历史文化与创新发展，呼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第七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暨首届客家文化创新论坛”日前在深落幕。此次共有100多名来自海内外的客家研究专家、学者、客籍知名人士和企业家前来参加。22日上午市领导和专家学者代表致辞，下午进行了分组讨论，还特设一个青年论坛和企业论坛。

深圳本地方言主要分为西部和南部的宝安粤语、北部和东部的龙岗客语、东南部的粤客混合语（大鹏话）三大块。宝安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本土特色，不同于广州和香港的粤语，以南头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深圳西部珠江东缘沿江一带及南部与香港新界交界处。龙岗客语属于粤东客语西向延伸的一个分支，以龙岗客家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大鹏话属于粤语和客语的混合型方言，其地域分布范围主要在深圳最东缘的大鹏半岛，包括大鹏和南澳两个街道。

深圳以普通话为主流语言。大多公共服务机构、专业人士和工商业界人士都能用英语提供服务，大多数青少年能讲英语。深圳的新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与原居民（原宝安县居民）形成了一个“多方（言）杂处”的语言环境。现代汉语方言按照通常的分类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七大方言。这七种方言在深圳境内普遍存在，川调、湘语、吴音、闽声等随处可闻。 

深圳境内原居民所使用的方言主要有客家方言和粤方言，还有个别潮汕话方言点。境内客家方言和粤方言又各有特点，呈现出“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异常复杂的局面。深圳客家话内部从语音角度看，大致有横岗话、布吉话、葵涌话和观澜话等四种类型。深圳粤语，根据其不同的语音特点，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即中路白话、东路白话、西路白话、渔民话和大鹏话。南山区南头至宝安西乡为中路白话，福田区、罗湖区为东路白话(又叫围头话)，深圳粤语还包括珠江口沿江东岸的渔民话(又称基围话)，还有被认为“不白不客”的大鹏话(方言基础是粤方言，但同时有客家话的一些特点)。深圳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粤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西部和南部地区，这是大致的分布；事实上各区不少街道两种方言并存。

民俗

深圳原居民民风淳朴，保留了较多的民间习俗。自秦汉中原汉族人进入岭南到两晋时期，深圳地区已大致完成从原生状态的民俗向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汉民俗的转变。约至宋元之间，岭南地区形成了以不同方言和习俗为主要界定标志的广府民系、客家两大民系。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宏海也认为，客家文化中有一种重要文化传统就是崇文重教，崇文重教就是崇尚文治，重视教化；血缘是根，文化是魂，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已深深地扎根于客家群体之中。

深圳客家人不仅以罕见的勤劳与坚韧，建起了数以百计规模宏伟的客家围屋，而且把“崇文重教”观念与耕读传统带到深圳，积极兴办教育，从传统私塾到办起“光祖学堂”“振能学校”“广培学校”等新学。

300多年来，深圳客家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辛勤垦殖，开枝散叶。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重要的历史关头，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创造奇迹。从“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这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时间节点，可以梳理出一部深圳客家简史，从中演绎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折射出深圳客家人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独特贡献。

谢选骏指出：1982年我第一次去深圳，那时候看见刚刚造起了几座商业大厦，都是香港资本的项目，但是已经有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都没有的新气象。这都是香港的“历史性贡献”。三四十年以后，香港已被掏空，人老珠黄，精血无存了，所以遭到了遗弃。可是当初，要是没有香港，所谓的经济改革将是无源之水也。例如深圳，其实就是香港的经济殖民地。

汕头的水货市场带动改革开放

 汕头的水货市场带动改革开放

网文《汕头》报道：

汕头，简称“汕”，广东省地级市，潮汕四市之一，汕潮揭都市圈城市之一，经济特区。位于韩江三角洲南端，北接潮州，西邻揭阳，南濒南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境内韩江、榕江、练江三江入海，是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内海湾的城市。全市下辖6个区、1个县，总面积2199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汕头常住人口为550.2031万人。 

汕头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广东省域副中心城市、中国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中国著名侨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中国品牌经济城市、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文具生产基地、国家交通枢纽城市。素有“华南要冲、海滨邹鲁、美食之乡”美称。

汕头是潮汕人重要的祖籍地、聚居地之一，潮汕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兴盛地之一。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无疑就有潮汕文化的存在。汕头潮汕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点，以潮汕方言、潮汕英歌舞、潮剧、潮菜、潮绣、工夫茶、潮汕工艺、潮汕抽纱、潮汕民居、潮汕善堂、潮汕商帮、潮汕木雕、迎老爷、出花园、三山国王等特色文化为代表。汕头市海外华侨及港澳台同胞500多万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9年3月，汕头获得2021年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举办权，为继北京、广州、南京、杭州后第五个获得洲际综合性运动会举办权的中国城市。

历史沿革地名由来

“汕头”名由“沙汕头”简称演变而来，用作潮汕地区行政区名称始于1956年、止于1991年，现指汕头市。

汕头市人文历史悠久，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潮汕已有一万年以上的人类生活史，八千年的史前文化史和人类文明，五六千年的文明史。 

夏商周三代属百越地，夏商时期属海阳国（南瓯国），商朝时为南越地。

秦朝至三国隶属南海郡揭阳县。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揭阳县，隶属南海郡，自此，潮汕地区始有正式行政建制。南海郡揭阳县域包括今广东省汕头市、潮州市和揭阳市，以及汕尾市部分、梅州大部、福建省漳州南部一带。

晋朝至清朝，隶属广州义安郡、潮州府。

晋咸和六年（331年）将揭阳县划分为海阳、潮阳、海宁、绥安4县，隶属东官郡。

晋义熙九年（413年）析东官郡置义安郡，以秦汉揭阳县地域置义安郡，郡治驻海阳县，辖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5县。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以原义安郡地域置潮州，州治驻海阳县，潮州府辖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程乡6县。

唐承隋制，仍称潮州，唐朝潮州辖海阳、潮阳、程乡3县，州境今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部分、梅州市大部。唐朝以来潮汕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汕头北片的市区唐末五代时期便有灵聚庵存在。

宋朝时砂尾（今金砂乡）已形成聚落，沟南、鱼洲亦已有居民。北宋宣和三年（1211年）析潮州海阳县重置潮州揭阳县时，汕头市北片属其辖区；汕头市南片的濠江古为潮阳县建制的招收都，宋时增设了砂浦都，此时招收都、砂浦都仍然属潮阳县管辖。

元朝光华埠一带已有较大渔村，称厦岭。

明初设蓬州千户所，所治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蓬洲都夏岭。明嘉靖年间潮州府新置澄海县时，汕头市北片脱离揭阳县，改属潮州府澄海县，因沙脊向海伸延，百姓设栅捕鱼，称沙汕；汕头市濠江区仍属潮州府潮阳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析海阳县怀德乡之上外莆、中外莆、下外莆3都，揭阳县延德乡之鮀江、鳄浦、蓬州3都，饶平县之苏湾都共7都，置澄海县，隶属潮州府，其县治设于下外莆之辟望村（今澄城）。

清康熙年间于潮州府建沙汕头炮台，雍正年间简称汕头，汕头素有“百载商埠”之称。清咸丰八年（1858年）辟潮州府澄海县鮀浦司沙汕头为通商口岸。

民国元年（1912年）置南澳县。

民国元年（1912年），海阳县更名为潮安县。

民国元年1914年属广东省潮循道，道治在汕头，曾一度改驻潮州城，辖境今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惠州、河源7市。

1921年3月，沙汕头设立汕头市政局。

1921年7月，汕头市政局成立汕头市政厅，与澄海县分治。

1930年，汕头市政局设汕头市，隶属广东省政府。

1936年，属广东省第五区，署治驻潮安县，后迁往汕头，第五区辖境今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和丰顺县。

对台历史

《资治通鉴·隋纪五》、《陈稜传》和《东夷传·流求国》明确记载了陈稜、张镇周率领万余隋军从义安郡扬帆出发经略流求，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功拓展海洋生存空间，挺进第一岛链的出发地，义安郡在诸地方志中是最耀眼的亮点。

唐代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和对台的主要通道，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明万历年年间南澳成为郑成功东征驱逐荷夷、收复祖国宝岛台湾的重要基地，是他一生光辉的发祥地。

地理环境位置

汕头位于东经116°14′至117°19′，北纬23°02′至23°38′之间，韩江三角洲南端，东北接潮州饶平，北邻潮州潮安，西邻揭阳、普宁，西南接揭阳惠来，东南濒临南海，面积2064.4平方千米。汕头处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节点，是厦漳泉三角区（注：即厦门、漳州、泉州沿海经济开放区）、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拥有亚太地缘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市区距香港187海里，距台湾高雄180海里。汕头港临近西太平洋国际黄金航道，距香港、台湾高雄均不足200海里。

地形地貌

汕头地貌以三角洲冲积平原为主，占汕头市面积63.62%，丘陵山地次之，占土地面积30.40%，台地等占总面积5.98%。汕头市地处海滨冲积平原之上，处在粤东的莲花山脉到南海之间，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整个地形自西北向东南依次是中低山——丘陵，台地或阶地——冲积平原或海积平原——海岸前沿的砂陇和海蚀崖——岛屿。东北部有莲花山脉，西北是桑浦山，西南有大南山。东南部沿海沿出江口处为冲积平原或海积平原和海蚀地貌以及港湾和岛屿的分布。韩江、榕江、练江的中、下游流经市境，三江出口处成冲积平原，是粤东最大的平原。

汕头依海而立，靠海而兴，市区及所辖各县（区）均临海洋。汕头海岸线曲折，岛屿多。汕头市海岸线和岛岸线长达289.1千米，纳入汕头市海洋功能区域工作面积约1万平方千米，是陆域面积的5倍之多。汕头市有大小岛屿40个，最大的海岛是南澳岛，岛西部高峰海拔587米，是汕头的最高峰。南澳岛也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周围有南澎列岛、勒门列岛、凤屿、虎屿等。

气候

汕头境内大部分属亚热带，处于赤道低气压带和副热带高气压带之间，在东北信风带的南缘。汕头市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南端、太平洋西岸，濒临南海。冬季常吹偏北风，夏季常吹偏南风或东南风，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征。北回归线从汕头市区北域通过。

汕头市温和湿润，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长，春季潮湿，阴雨日多；初夏气温回升，冷暖多变，常有暴雨；盛夏虽高温而少酷暑，常受台风袭击；秋季凉爽干燥，天气晴朗，气温下降明显；冬无严寒，但有短期寒冷。汕头年日照2000～2500小时，日照最短为3月份。年降雨量1300～1800毫米，多集中在4～9月份。年平均气温18℃～22℃，最低气温在0℃以上；最高气温35℃～38℃，多出现于7月中旬至8月初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期间。冬季偶有短时霜冻。

水文

汕头市水资源主要由大气降水、江河径流和地下水所构成。地表径流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多年平均径流深790毫米，多年平均径流流量16.42亿立方米。境内主要河流有韩江、榕江、练江、濠江和雷岭河等。

韩江，流域面积30112平方千米，全长470千米，上游梅江和汀江在三河坝汇流为韩江，过潮州市流入汕头市区和澄海市，从五个口门出海。潮安站多年平均径流量254亿立方米，最大年径流量478亿立方米 (1983年)，最小年径流量112亿立方米(1963年)，下游五个出口均筑有拦河桥闸御咸蓄淡，韩江丰富的过境水量，为我市的主要供水水源。

榕江，流域面积4408平方千米。主流南河和支流北河在揭阳市双溪咀汇合为榕江，向南流经潮阳市，在关埠注入牛田洋海域。全长175千米 （潮阳市境段长60千米，面积334.21平方千米，属潮感河段）。榕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35.6亿立方米。三洲南岸引榕和潮水溪（引榕）为潮阳市榕江片农业和乡镇供水的重要水源。

练江，流域面积1353平方千米，长72千米。发源于普宁市境内，流经潮阳市、过海门湾桥闸出海。潮阳市境内面积838.5 平方千米。练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10.4亿立方米潮阳市境内已建有中型水库7宗、小一型水库18宗及一批小型塘库，总库容2.56亿立方米它在防洪、排涝、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除害兴利效益。

濠江，流域面积137平方千米，长16千米。位于汕头市区，乃是港湾潮汐通道。

雷岭河，发源于潮阳市雷岭镇，流域面积444平方千米，潮阳市境内面积61平方千米，下游流经惠来县出海。

韩江、榕江和练江流经汕头市的多年平均过境水量共263.23亿立方米。 

自然资源

水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多年平均浅层地下水量7.39亿立方米。 汕头建成江海堤围91宗，总长864千米，其中海堤303千米；建成各类功能的水闸613座，其中大型水闸8座，中型水闸15座；建成水库山塘524座，其中中型水库8座，小型水库192宗；建成万亩以上灌区17宗；建成机电排灌装机4.64万千瓦；打井47437眼；已开发水电站63宗，小水电装机1.74万千瓦，年发电量3766万千瓦时。全市水利工程年供水量达15.44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71.99万亩，治涝58.87万亩。

土地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市土地总面积2179.95平方千米（326.99万亩），其中城镇村、工矿及交通运输用地85.15万亩，耕地57.02万亩（如包含可作为耕地考核地类34.49万亩，则汕头市耕地为91.51万亩），园地、林地、草地115.15万亩，水域、水利设施用地及其他土地69.66万亩。

矿产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市所属区域已找到矿产42种，共有矿产地180处。从已有区域地质勘查成果来看，汕头市区域地质的显著特征是中生代侵入岩花岗岩类发育，第四纪海陆交互相及海相沉积发育，与之相关的矿产资源种类颇多，分布较广。与内生成矿作用相关的钨锡多金属矿主要分布在澄海、潮阳等地花岗岩类分布区，与外生成矿作用相关的石英砂、锆英石、钛铁矿等主要分布滨海地带。区内的矿产以钨、稀土、玻璃用砂、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及矿泉水、地下热水等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其勘查开发前景甚好。锡、金、钛铁矿、锆英石、独居石及高岭土、耐火粘土等具有找矿潜力。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及石英砂、粘土是重要的建筑原料资源。

海洋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市可供开发的港口有103处，仅南澳岛可供开发的深水港就有7处，市区的珠池、马山、苏埃、广澳等4处港址可建1—10万吨级码头泊位69个。

有多处港湾和大片浅海滩涂，10米等深线内浅海滩涂面积74.3万亩，可利用面积46.8万亩，200米等深线内渔场面积5.3万平方千米，适宜海水养殖，滨海盛产海盐。近海已知的鱼类有471种、虾蟹类17种、贝类30多种、藻类近20种。

风力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南澳岛是广东省第一大岛，由于海峡的喉道效应和迎风地形的突起受到的动力抬升作用，使南澳岛具有十分丰富的风力资源，有“风县”之称，成为全国三大风力发电场之一。

其年平均风速8.54米/秒，年有效风速累计时数7215小时和年平均有效风能功率密度678瓦/平方米；尤其是东半岛果老山的平均风速高达10.14米/秒，计得年平均风能功率1153瓦/平方米，其风速之大在全国所有风场中名居首位，其风能之强高于北欧、北美100～500瓦/平方米的均值，风场电力资源实测值达到世界气象组织对全球风能资源划定10个等级的第7等级。荷兰风能专家在该岛考察，誉“南澳风况属世界最佳之列”。 

人口民族

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566.48万人，当年出生人口7.72万人，出生率13.52‰，人口自然增长率9.0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576人，相当于全省的4.5倍。 

民族

汕头常住人口中，汉族占了99%，另有极少量少数民族。汕头市常住人口中共有30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5000人，占总人口不到0.1%。

方言

汕头市的主要方言为潮语-潮汕话，潮汕话流行于汕头市所属各区县，潮汕话在汕头从音系划分可分为韩江片和练江片两种口音。韩江片是汕头地方方言的代表音，主要流行于澄海区、金平区、龙湖区；练江片主要流行于潮阳区、潮南区、濠江区。

潮语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隋唐以后至宋代，潮汕地区开始较大规模的开化，使当地方言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朝着汉化的方向演化。唐宋时期的闽方言，不断吸纳外来语言因素，逐渐形成一支独特的方言。宋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入汕头地区经济的开发，文化不断发展，加快了潮汕方言从闽方言中分化出来的步伐。明代以后，潮语完全从闽语分化，成为一支独立的次方言。

潮剧是中国10大戏曲剧种之一，源于宋元南戏的一支，形成于明代，解放后发掘整理的传统剧目1000多个。流行于粤东、闽南及东南亚各国。古朴典雅的潮州音乐，是中原古乐与潮汕民间曲调长期渗透融合形成的地方音乐体系，演奏形式包括弦诗乐、细乐、庙堂乐、笛套古乐、锣鼓乐等，有潮乐弦诗曲牌千首以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潮州大锣鼓曾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英歌舞是粤东潮汕地区流传的一种民间舞蹈艺术，属汉族广场情绪舞蹈，是由107位身着传奇色彩服装的男子组成的民间舞蹈，被誉为“中国民族舞蹈的根”。潮阳是英歌舞最为盛行的区。

宗教

汕头民间信仰浓厚，多神崇拜，宗教与民间信仰交织特征明显；佛、道教交织信仰且历史悠久。汕头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齐全。至2012年，汕头市经批准设立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共446处，汕头市教徒总人数近10万人，宗教活动场所和教徒人数分别占全省七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另外，汕头是天主教汕头教区所在地，教区辖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天主教四市教务工作，教徒约13万人，占全省天主教徒一半以上。信教群众中，伊斯兰教信仰人口较少，约为500人，最多时近千人，且仅有1临时活动点。道教信众也较少，有5处活动场所，但一些信奉者介于道教和民间信仰之间，难以准确统计。基督教信众近4万人，有教堂等活动场所76处。天主教信众2万余人，有活动堂点48处（汕头教区计12万余人，包括汕头、揭阳、潮州、汕尾4市）。佛教活动场所317处，经常去宗教活动场所参加活动的佛教信众近4万人，但准确信众数字难以统计。从信仰人口和活动场所来看，汕头是一处佛教信仰比较浓厚的城市。同时，基督教信仰也有一定规模。

谢选骏指出：潮汕人是从闽越人那里分化出来的，所以和福建人一样很会钻营……汕头的水货市场发达极了，1981年那里就充满了走私的手表和电器……还有透气的化纤蚊帐……这都是香港人的“贡献”，那时候台湾人还没办法参与进来。这也是历史研究者们的一个盲点所在——忽略了现代中国的“南北朝格局”。苏联和东欧，就是因为没有类似港澳台和海外华侨的所构成的“南朝”，而无法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但这样的经济改革，却又延缓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革。

湛江人多为少数民族

 

网文《湛江（广东省地级市）》报道：

湛江，广东省地级市，旧称“广州湾”，别称“港城”，位于中国大陆南端、广东省西南部，属于热带北缘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亚热带作物及海产资源丰富。湛江市总面积13263平方公里，下辖4个市辖区、3个县级市、2个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设市级建置，定名湛江市。因历史上曾属椹川县，境内曾设椹川巡检司，因而得名。1983年9月，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县体制，湛江市为省直辖的地级市。湛江位居粤、琼、桂三省（区）交汇处，是中国西南各省通往国外的主要出海口，亦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大洋洲海上航道最短的重要口岸。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湛江市常住人口为6981236人。

历史沿革·市名由来

今湛江市区原为清代遂溪、吴川两县属部分陆地、岛屿以及两县间的麻斜海湾（今湛江港），于1899年11月沦为法国殖民地，时称“广州湾”。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中国收回，设市级建置，定名湛江市。因历史上曾属椹川县，境内曾设椹川巡检司，因而得名。古“椹川”亦有称为“湛川”的。亦有一说，因湛江地域原分属遂溪、吴川，湛江是“椹川”与“鉴江”各取一字而成。

建置沿革

据出土文物考证，今湛江辖地远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夏、商之间），已有人类居住。

春秋战国时期，本地为百越南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今湛江辖地入中国版图，归属象郡。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南部徐闻、雷州、遂溪属交趾部徐闻县；北部吴川、廉江分属交趾部高凉县和合浦县。以后，南部三县先后属交州、越州、合州、南合州、东合州。

唐贞观八年（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统管雷州半岛三县，直至清代；北部两县先后属广州、罗州、化州，至明清属高州。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法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遂溪、吴川两县属部分陆地、岛屿以及两县间的麻斜海湾（今湛江港）划为法国租界，统称“广州湾”，划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范围，设广州湾行政总公使署，受安南总督管辖。海陆总面积共约213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518平方公里。首府初设于麻斜市；民国元年（1911年）废麻斜市，行政首府迁西营市（今霞山）。

中华民国成立后，五县先后属广东省高雷道、南路行政区、南区善后委员公署、南区绥靖公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南部三县先后属广东省第八区、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吴川先后属第七区、第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廉江先后属第七区、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日本侵略军武装占领广州湾，曾建立极为短暂的日伪政权。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21日，广州湾由中国收回，以原范围划设市治，定名“湛江市”。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15日成立湛江市政府，为省辖市，并隶属广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改隶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改隶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署设于湛江。

地理环境位置

湛江位于中国大陆南端、广东省西南部，介于东经109°40′～110°58′，北纬20°13′～21°57′之间，包括整个雷州半岛及半岛北部的一部分。东濒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西临北部湾，西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浦、博白、陆川县毗邻，东北与本省茂名市的茂南区和电白、化州县接壤。市区位于雷州半岛东北部，介于东经110°10′～110°39′，北纬20°51′～21°12′之间。辖区总面积13263平方公里。 

湛江市地形地貌

湛江的陆地大部分由半岛和岛屿组成，地势大致是中轴高，东西两侧低，南北高而中间低，起伏和缓，多为平原和台地，以北部廉江县境内的双峰嶂（384米）为最高点。全市土地总面积中，平原占66%，丘陵中30.6%，山区占3.4%。陆地水面（包括水库、山塘、池塘、江河）占6.4%。 

湛江所辖五县四区均面向海洋，海岸线总长2023.6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243.7公里、岛岸线779.9公里，海岸线系数（海岸线长度与国土面积之比）为0.16，即每平方公里国土的海岸线长162米。

湛江北部低丘陵区，地势最高为廉江市北部、西北部，以海拔80～250米的低丘陵为主，有湛江最高点双峰嶂（海拔384米）与数十座100～300米的峰岭并排，形成一道屏障。其余山地多呈扁馒头形小山丘，沟谷较宽，丘陵疏矮，起伏不大，坡度8～15度，相对高度在30米以下，海拔高度在50～100米之间，少数达150米。丘陵渐靠河谷，亦渐为低矮。其中穿插的沟谷，切割明显。

湛江的半岛缓坡台地，三面临海，台地略有起伏，无明显峰谷，地势较平缓，坡度3～5度。在大片缓坡地之间有水田、小溪或冲刷沟等切割。以火山喷发遗迹的小山较高，地势向四周逐渐变低。较高的山岭有螺岗岭（海拔223米）、仕礼岭（海拔226米）、石卯岭（海拔259米）、石板岭（海拔245米）。螺岗岭以南地势平缓，东西部皆为台地，台顶平坦，周边较陡。

湛江的沿海平原区，以河流冲积的滨海平原为主，部分为滨海台地，地势平缓，起伏极微，坡度1～4度。滨海平原海拔0.8～3米。

湛江主要岛屿有东海岛、南三岛、硇洲岛、特呈岛、调顺岛、东头山岛、南屏岛等。湛江东海岛面积达289平方公里，为广东省最大的岛屿，是中国第五大岛屿。湛江南三岛面积164平方公里，为广东省第二大岛屿，是全国第七大岛屿。

土壤

湛江既有热带土壤基本类型，也有滨海地带土壤分布，共有赤红壤、砖红壤、滨海沙土、滨海盐渍沼泽土、滨海盐土、潮沙泥土、沼泽土、火山灰土、菜园土、水稻土等10个土类，以红壤居多，湛江因此有“红土地”之称。其分布大体是北纬20°40′以南地区为砖红壤，占土地总面积一半以上，是该市最主要的土壤类型；北纬20°40′以北地区为赤红壤；沿海地区为海滨沙土、滨海盐渍沼泽土和滨海盐土；九洲江和鉴江沿岸两侧为潮沙泥土。

气候

湛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地区，属于热带北缘季风气候，终年受海洋气候的调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在22.7℃～23.5℃，由北向南递增，南北相差1.5℃。年平均雨量1395.5～1723.1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714.8～2038.2小时。4～9月为多雨季节，8月雨量最多；10～3月雨量较少。低压、热带风暴、台风登陆影响较为频繁。据气象局统计，从1960～2018年，登陆本市的台风52个，每年平均0.9个。

全年平均日照时数1980.2小时，比上年增长4.7%；全年平均降水量1789毫米，增长5.7%。年末全市大型水库蓄水总量7.28亿立方米，下降6.2%。

水文

河流水系

湛江境内河流较多，但大部分源流短，水量小，落差不大。全市集水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鉴江、九洲江、南渡河、遂溪河；集水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干支流有40条；属独流入海的22条。

海洋水文

湛江东部海区潮汐，属于不规则半日潮，在1个太阳日（24小时50分）内出现峰—谷、峰—谷的潮候，即有两次高潮两次低潮，两峰的高低、两谷的深浅也不一样。其规律：一月之中，“二十五六潮长，至朔而盛，初三大盛，之后渐杀；十一二又长，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后又渐杀，大抵视月之盈虚为候”。

湛江西部海区（北部湾）潮汐，属于典型全日潮，其特点是在1个月内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日子每天只有一个高潮和一个低潮，在一个太阳日内完成一个潮汐循环。在一个月里，每当月亮偏北和偏南最甚的日子过后几天，潮差特别大；反之，逢月出正东和月没正西的日子过后几天，潮差特别小。每一潮潮期起止时间为14天，除三、九月份各有3次大潮，其他月份每月为2次大潮。最高与最低潮差4～5.5米；最大潮汐流速100～150厘米/秒，最小潮汐流速30～55厘米/秒。

琼州海峡潮汐，属于规则混合潮。东西向的琼州海峡，略似一条带形的内陆航道，东西的两个出口，加上每年东南、西南、东北的季风等气象因素和海峡沟底凸凹不平地形的影响，形成“南潮北汐”不相同，涨落时刻、潮的大小也不相同。 

自然资源：土地资源：湛江市土地总面积132.63万公顷，其中国有土地39.26万公顷；集体土地93.37万公顷。土地利用情况：耕地46.6万公顷，园地14.76万公顷，林地29.74万公顷，草地1.14万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5.31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3.14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0.82万公顷，其他用地1.12万公顷。 

矿产资源：湛江矿产资源较丰富，已发现矿产42种，矿产地337处，其中探明资源储量的矿产34种，矿产地319处。能源矿产4种，金属矿产12种，非金属矿产15种，水气矿产3种。优势矿产有滨海稀有稀土砂矿、玻璃用砂、银矿、高岭土、泥炭、硅藻土、玄武岩、地下水、矿泉水、地热等。

水资源：湛江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89.85亿立方米，入境径流量97.37亿立方米，总径流量187.22亿立方米，人均2553立方米，耕地亩均2675立方米。全市水资源总量为190.17亿立方米，人均2594立方米，亩均2717立方米。从地区分布看，雷州最多，为25.52亿立方米，最少是吴川，为5.84亿立方米。全市可供开采地下水30.03亿立方米。1960年，建成雷州青年运河，总长5000多公里，以农业灌溉为主，其中，鹤地水库 最大水面面积122平方千米，总库容11.44亿立方米。

植物资源：湛江市天然林主要种类有52科76种，主要的有樟科、番荔枝科、桃金娘科、桑科、红树科、无患子科、柿树科、楝科、大戟科、壳斗科等。比较名贵的树种有胭脂、沙罗、樟木、苦楝、土沉香、红椎、酸枝、箭毒木等。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4个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总面积2万公顷，有红树林15种，包括红海榄、木榄、秋茄、角果木、榄李、桐花树、白骨壤等。此外还有银叶树、海芒果、黄槿、杨叶肖槿等半红树林种9种。

动物资源：湛江主要的脊椎野生动物种类有25种以上。其中爬行动物纲如鳖、龟、蛤蚧、马鬃蛇、金环蛇、南蛇、银环蛇、眼镜蛇、蟒蛇等7科9种；动物鸟纲如禾花雀、毛鸡、斑鸠、麻雀、野鸡、鹧鸪、猫头鹰、翠鸟等6科7种；哺乳动物纲如华南虎、山猪、水獭、穿山甲、刺猬、松鼠、黄鼠狼、狐狸等9科9种。

人口

2019年末，湛江市常住人口736.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323.5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3.96%，比上年末提高0.95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10.48万人，出生率14.26‰；死亡人口3.53万人，死亡率4.81‰；自然增长人口6.95万人，自然增长率9.45‰。有少数民族44个，总人口4.22万人。以壮族居多，占全市少数民族户籍总人口的76%；人口较多的还有苗族、瑶族，分别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5%和4.9%。这些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分布于廉江、徐闻、雷州、吴川、遂溪等各县（市、区）农村。

宗教信仰

当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并存。民间多信仰妈祖（即天后）、雷首、海山公、关公等。在农村，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要祭祖先敬神灵。

方言特征

湛江是省内方言最为复杂的市。全市除流行普通话外，粤、闽、客三大方言均有分布。

湛江方言的来源和分布，与本地人口的来源有关。古时，湛江一带土著民族为少数民族，操少数民族语言。唐、宋、元、明几代，大批汉人从福建之莆田、漳州及浙江一带迁至雷州半岛，带来了早已形成于福建一带的闽语，后发展为本地人数最多的居民。由于人多势众，闽语成了雷州半岛最通用的语言。几乎在闽语传入雷州半岛的同时，早已形成于西江一带的粤语亦开始传入本市，较早传入的有梅菉、吴川、廉江等地。而较迟传入本市的方言是客家语，在明清时期（以明朝为主，特别是陈璘平定瑶乱时期），由福建汀州府及本省韶州府、潮州府、惠州府（后从潮州府分出嘉应州）的客家人（当时并未有客家一说）迁至廉江居住而带来。闽、粤、客三大方言传入本市后，由于迁民们缺少与原地区的交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受到地方语言环境的影响，各方言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粤方言发展为湛江粤语、吴川话、廉江粤语等，闽方言发展成雷州话（或称作黎话、雷话），客家方言发展成啀话（或写作涯话、哎话）。

湛江市辖4区5县（市）

赤坎、霞山两老城区操粤语，周围农村操雷州话；

麻章区大部分操雷州话，小部分操粤语；

坡头区操粤语吴川话为主，极少数操雷州话；

吴川市分别操吴川话（吴化片粤语）与梅菉话等高阳片粤语；

遂溪大部分操雷州话，市区操粤语；

廉江主要操粤语、客家语，极少数操雷州话；

雷州、徐闻主要操雷州话，客家语及粤语零星分布。

此外，一些方言交界处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城镇还成为双语区和多语区，居民可以同时操几种方言。

该市之粤语种较为复杂，各县（市、区）以至各县（市、区）不同区域都有较大差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高阳片粤语，二是吴化片粤语。

高阳片粤语又可分为湛江市区粤语、梅菉粤语、廉江粤语、遂溪粤语、龙头塘粤语等口音。市区粤语其声母、韵母与广州话基本相同，因而专家将其列入广州话，其与广州话之不同是声调和腔调差异较大，开口可辨。梅菉、廉江、遂溪等地粤语与广州话声、韵母大部分相同，其较明显的特点是带有高州、化州话的边擦音声母，且边擦音声母的字较多，因而有人将其列入“高（州）阳（江）话”。吴川话亦属粤语种其中一部分，列为吴化片，其声、韵、调均与广州话有一定差异，吴川话习惯以吴川吴阳音为代表。

雷州话各地亦有差异，大体以各县（市、区）为片，分徐闻音、海康音、遂溪音、廉江音、郊区音等，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调、腔调方面。如徐闻话略带海南话腔调，只有吸气塞音声母。廉江的雷州话较之海康话“生硬”，音长不够。各地雷州话亦存在一些常用词不同音的现象，但各地之间均可通话。因雷州府历来设于雷城镇，故习惯上人们以雷城话为代表。

涯话（啀话）即客家话，属客家语种其中一部分。与粤东北一带客家语的语言相差不大，主要差异是常用语方面带本地特色，音调亦略有差异。湛江的涯话与同为粤西的阳江、茂名一带的涯话亦较相近。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把湛江的涯话归入客家语粤西片。湛江的涯话以廉江石角话为代表。

谢选骏指出：1981年我在湛江的时候，觉得当地人对外来的人十分冷漠，原来他们多为少数民族——“以壮族居多，占全市少数民族户籍总人口的76%；人口较多的还有苗族、瑶族，分别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5%和4.9%。”由此可见，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分裂了中国！人为地制造了社会分化，虽然有利于阶级斗争的党国专政，但却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英街和香港是被日本人收回的

网文《中英街》报道：

中英街，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北区交界处，背靠梧桐山，南临大鹏湾，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成，原名“鹭鹚径”，长约250米，宽约3—4米，深圳香港各占一半，街心以“界碑石”为界，与香港一街相处，需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故“中英街”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中英街有步行街、环城路、海傍街、横头街、碧海路等5条街道与道路，主要建筑有入口广场、入口处建筑、骑楼、街道转角处建筑、转角广场、榕树林荫道、回归广场、天后宫广场、滨海观景道、中英街标志塔公园、海滨绿水长廊和中英街雕塑墙，街边商店林立，体现出“一街两制”的历史景观和文化风情。

2012年6月8日，中英街被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2004年，中英街被评为“深圳八景”之一。

历史沿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9日，在英帝国主义武力逼迫下，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及附近海域租给英国，期限为99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刻立的“光绪帝二十四年年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将沙头角一分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港）界沙头角，故名“中英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16日，中英两国的勘界人员来到了沙头角，从海边开始沿着河道进行测量和勘界，在测量好的点位竖立了木质界桩，界桩上书写着：“大清国新安县界”。同年3月18日，沙头角勘界结束。界桩在沙头角一条干涸的河道上一字排开、向前延伸着，把沙头角一分为二，变成了“新界沙头角”和“华界沙头角”。勘界后不久，有人在河床两侧搭建房屋，陆续出现了摆摊做生意的乡民，这里逐步形成了一条小街的雏形，它就是中英街前身。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从深圳沙头角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中英街随即首先被攻占。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开始实行边境管理，所有人员均须从正式口岸凭深圳市的公安机关签发的《出入境通行证》进出境。“中英街”非正式口岸，因而开始限制人流往来。加之建国初期中英关系仍比较紧张，中方开始执行政治边防和军事边防政策，港英政府则在“新界沙头角”实行“宵禁”，中英街变成了边防禁区。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英街以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免税店物美价廉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被内地人誉为“购物天堂”。

从1986年开始，黄金首饰成为中英街的销售热点，华界一侧的金铺从最初的3家迅速发展到47家。1988年，“黄金热”达到高潮时，中英街一天有3家金铺同时开张，当时整条街共有89家金铺。在销售总额方面，中方店铺1979年是590万元；1984年已突破亿元大关；1988年5月至10月期间，中英街黄金饰品的销售量达5吨，销售额达6.5亿港元；198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共15.7亿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英街修建的建筑， 为低层和中层（2—6层）。中英街两侧的城市建设不均衡，中英街中方建筑以多层建筑为主，港方建筑以一层为主。

20世纪90年代初，中英街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的纪录。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中英街商贸业出现了衰退，在新世纪之初走向转型之路。中英街提出了“旅游、观光、购物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发展定位。

进入21世纪，盐田区政府投资开展中英街风貌改造，修葺建设了骑楼、古塔公园、回归广场等中英街十大景点。

2005年，中英街恢复了“中英街八景”。

2014年，中英街大型浮雕墙《让历史告诉未来》项目完工。 2014年12月16日，中英街管理局宣布成立，2015年1月5日正式揭牌运作。它是经市编委批复，区编委发文成立的盐田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负责管理中英街辖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城市管理等各项事务，服务社区居民、企业和游客，由盐田区政府赋予相应行政管理权和行政执法权。

2016年，“沙头角鱼灯舞民俗博物馆”在中英街落成开馆。

街道格局

中英街，背靠梧桐山，南临大鹏湾，长约250米，宽约3—4米，深圳香港各占一半，街心以“界碑石”为界，街边商店林立，深圳一侧有临街商铺136间，香港一侧68间，有来自五大洲的产品，品种齐全。因到特区的人要到深圳市公安局办理一张“前往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故“中英街”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中英街有步行街、环城路、海傍街、横头街、碧海路等5条街道与道路，主要建筑有入口广场、入口处建筑、骑楼、街道转角处建筑、转角广场、榕树林荫道、回归广场、天后宫广场、滨海观景道、中英街标志塔公园、海滨绿水长廊和中英街雕塑墙。

建筑特色

中英街，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成，原名“鹭鹚径”，与香港一街相处，有“一街两制”的历史景观和文化风情。

中英街定位为“商贸旅游区”，计划打造成历史氛围浓厚、爱国主义教育特征鲜明、商贸旅游的历史文化名街。中英街计划打造“一界一墟一巷七街”。“一界”即深港边界，“一墟”即东和墟记忆街区，“一巷”即沙栏吓村特色客家窄巷，“七街”即穿插在东侧老建筑中的七条老街。

主要景点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于1999年5月1日建成开放，是一座反映中英街百年历史沧桑的地志性博物馆，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常设展览共设置四个展厅，展出内容以百年中英街历史为主线，以中英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载体，以中英街史料和本馆藏品为教材，挖掘“3·18”沙头角勘界日历史资源，开展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中英街”文物的保护、收藏与研究工作；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承担全区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职能。每年接待各类观众约20万人次，主要参与承办了“中英街3·18警示日”，组织举办“深圳市沙头角鱼灯节”、“疍家文化周”、“中英街文化体验营”、“非遗”进社区进校园等大型活动。2012年，“香港国民教育基地”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挂牌。2013年，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被深圳市党史办确定为深圳首批8个党史教育基地之一。2015年，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被评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英街共有八处界碑，这8块界碑中1、2号界碑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英国单方面换石碑后留下的，3至7号界碑被日军丢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民党政府同港英当局是共同重竖3至7号碑。它们既是中国贫穷落后、清王朝腐朽没落和外国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重要历史物证，又是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行“一国两制”和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1989年6月29日，界碑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进入中英街后街边的这口古井，该井为清代康熙年间迁来沙头角拓荒的客家人所建，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地人们饮用的水源，中英街两边的人们中还流传着“同走一条街，共饮一井水”的民谣。“饮水思源”，古井对当地居民有着养育之恩，也牵连着居住在中英街两边居民的乡情和亲情。它不仅是沙头角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中英街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古榕树位于中英街第四号界碑旁，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树干苍劲，枝繁叶茂，由于树树根长在深圳一方，叶枝覆盖香港一方，因而构成一幅奇妙的景观，被喻为“根在祖国，叶覆香港”，成为许多文人墨客进行采风和文艺创作的题材。这棵古榕树与第四号界碑形影相依，构成了中英街上一道自然与人文相互映衬的特殊风景，同时也见证了中英街的百年沧桑和屈辱历史。

警示钟设立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广场，与中英街界碑相互映衬，是中英街新的一景。警示钟记叙了中英街割占、抗争、变迁、发展和回归一百年来的历史。钟身上刻着“勿忘历史，警钟长鸣”八字，提醒人们牢记中英街屈辱的历史，告诫后人必须铭记深刻历史教训：国家落后挨打。

历史人文综述

自清代以来，沙头角一带的居民基本上以客家人为主，他们居住在此已有300多年历史，当地民众定居以后，为追忆先祖迁徙跋涉之苦，使得所建的客家宗祠成为祭祀的宗亲议会、聚会的重要场所；而海上捕捞作业，自然条件变化莫测，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故沙头角原居民修建有天后宫和吴氏宗祠，这两处建筑是当地民风民俗的重要历史遗存。

中英街，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沙头角”的核心区，不仅有中英街界碑、吴氏宗祠、天后宫等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鱼灯舞、客家山歌、天后宝诞等国家级、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谢选骏指出：1985年我深圳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组织去了中英街，看到了那里的“一边一国”——两边的商贩分属大陆人和香港人，但是他们可能是说同一种语言的客家人，只是被不同主权国家拆散了——但是因此，他们的样子也就变得不同了。我们被告知，可以在中英街两边走动，也可以去对方香港地界的店里购买东西，但被警告不得离开视线的范围，不能进入对方店面之后的地方……

“中英街共有八处界碑，这8块界碑中1、2号界碑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英国单方面换石碑后留下的，3至7号界碑被日军丢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民党政府同港英当局是共同重竖3至7号碑。”——这说明，香港是被日本人收回的！而后又被国共两党继续出卖给英国半个世纪，直到1997年。这才是中国国耻——“打赢了二战”却要奉还香港给英国，比日本人都不如。

谢选骏：哈佛历史系的博士为何不懂历史——八九学生王丹也是个毛派分子

《王丹：习近平的“二次文革”注定是一场闹剧》（2021-09-06 上报）报道：

习近平目前推行的治国路线，实在把中国向后拉，希望重新用意识形态动员的方式，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汤森路透）

王丹评论文章：8月下旬的习近平如同打了鸡血，几乎每天都露面参加各项会议，几乎每天都发表“重要讲话”；在他的带动下，中共各级部门也跟著亢奋起来，打击游戏业，追杀演艺人员，要求直播主“仪容整洁”，“又红又专”的“文革”词汇成了清华大学的迎新口号，一篇资深左派的毛主义宣言被几十家媒体转载，然后又被胡锡进吐槽。一时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局势发展，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乌烟瘴气。

对于最近的时局变化，外界有人说是“二次文革”，也有人认为这跟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没有关系，反对用“二次文革”的说法。但，如果我们从乌烟瘴气中抽丝剥茧，找出一团迷雾中的主线，就可以发现，这确实就是一场“二次文革”。判断的基础，是对“一次文革”的理解。

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不管是否是用来掩饰权力斗争的本质，但在形式上，发动的主要宗旨就是“打倒资本主义”，批判“走资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一次文革”的核心之一。对照而言，现在习近平发动的新一轮政治攻势，矛头所向，还无疑问地也是资本集团。不管事马云和马化腾，还是赵薇或游戏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庞大的资本为背景。习近平发动的运动，其实质，就是权力对资本的斗争，用中国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要“把资本关进笼子中”。而这一点，与“一次文革”的本质并无二致。再加上发动的方式，同样是从文化教育领域入手，与1966年毛泽东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说习近平发动的是“二次文革”，绝非夸大之词。

当然，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二次文革”不管从形态上还是方式上讲，都不太可能完全模拟“一次文革”。例如，在今天的中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包括红卫兵冲击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的浪潮，恐怕不可能出现。我们之所以称习近平现在的运动为“二次文革”，主要指的是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和施政目标，与“一次文革”有千丝万缕的连结，甚至是一种延续。“二次文革”当然也有不同于“一次文革”的地方，例如，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存在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瓜分国有财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表现得就不是很严重，甚至连条件都不具备。

但不管怎么说，习近平目前推行的治国路线，实在把中国向后拉，希望重新用意识形态动员的方式，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习近平发动“二次文革”，想让自己成为“伟大领袖”，注定是闹剧一场，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无疾而终。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一次文革”的发动，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个人发起的。他能够如此呼风唤雨，是以当时全国上下，全党上下对他的盲目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为基础的。这一点，习近平差得太远。试想，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体制内，对于习近平从内心中盲目崇拜的，能有多少人？或许小粉红就是习近平最大的群众基础了，但小粉红会长大，正如当年的红卫兵会长大一样，这是一个不牢靠的支持群体。习近平搞“二次文革”，很可能变成个人独脚戏，更多的人会消极对待，躺平看笑话。1966年的全社会上下一致的激情，不可能在2021年的中国再次上演。

第二，习近平的政治折腾，最终会伤害到经济，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和外资撤离，这两条是可以预料而且已经发生的。经济发展才是中共能够维持稳定的最根本的法宝，也是中共利益集团能够捞取财富的蓄水池。一旦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冲击，这张大饼变小了，重新分配起来会更加困难。习近平如果做得太过头，会把所有仇恨都引发出来，最后玩火自焚。

（作者自述：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王丹自称哈佛历史系博士却不懂历史——

1、“又红又专”不是文革口号，而是被文革打到的刘少奇口号；文革的做法则是关闭大学、打倒一切专家。

2、王丹曾说“習近平確實是想發動二次‘文革’。但，他的無知限制了他的想像。毛發動文革，是有一定歷史條件和群眾基礎的，毛的個人威望也足以……。但今天的中國，有多少人從內心裡景仰和追隨習近平的呢？或許有，但絕對不會很多。”（推特@wangdan1989 · Aug 31）我当时就警告他“王丹还是个小粉红，敬仰毛猪西的威望。”（Quote Tweet王丹）但王丹却不吸取教训，现在又重提“‘一次文革’的发动，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个人发起的。他能够如此呼风唤雨，是以当时全国上下，全党上下对他的盲目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为基础的。这一点，习近平差得太远。试想，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体制内，对于习近平从内心中盲目崇拜的，能有多少人？”——王丹这种对毛的崇拜和迷信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实际上，毛泽东发动文革，正是为了挽回他的“总路线”、“大饥荒”造成的历史性破产。而毛泽东当时运用的方法，则是“第二次解放”。把路线失败的破产责任推给刘少奇等人。与文革初期（1966年夏季）的红二代暴力清算“死老虎”的路线不同，毛泽东（1966年秋季）打着“炮打司令部”的旗号解放了被共产党镇压的“反动学生”，从而激起了十七年（1949年——1966年）来遭受共产党虐待的民众的“第二次解放”的幻想。这些人误认为，毛泽东不惜砸烂共产党统治也要继续革命，确实大公无私……但是1967年以后，毛泽东自己出手镇压文革，把他利用完了的“小将”流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甚至“向美帝国主义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果就爆发了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反毛运动。由此可见，世界上哪里有人真心拥护毛泽东这个人？何况毛泽东还是个翻云覆雨甚至弱不禁风的小人？所以毛泽东一死，他的家族就被一网成擒了。哪里还有人出头为毛泽东说话？而现在，“哈佛历史系的博士”竟然以为民众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毛泽东，何其愚蠢！由此可见，王丹不仅不了解历史过程，其内心也是个屈从于“毛的个人威望”的毛派分子——这就是类似于“一叶障目”的“一毛障目”吧。其实，不仅王丹如此，我所认识的不少“八九学生”都有如此的“一毛暲目”，都是这般意义的毛派分子。这也可以解释他们在六四屠杀以后为何如此消沉了——因为他们其中就有不少是“被主子踢了一脚”的共产党的党团员。

谢选骏：别人的围剿不会成功，自己围剿自己才会成功

 谢选骏：自己围剿自己才会成功

《习近平国师：反制美国技术围剿　恰恰在于开放》（2021-09-06 多维）报道：

9月1日，中国外长王毅应约视频会见正在天津进行中美气候变化磋商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中国外交部官网）

自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以来，中美关系日益恶化。川普政府开始搞中美贸易脱钩，“大刀阔斧”地伤害了中美关系几乎所有的方面。以往全球化造成了中美之间经贸的高度依赖性，川普毫无理性的做法导致了“伤人一千、自伤八百”的局面，也导致了美国商界的强烈反弹。

人们本来希望代表精英阶层利益的拜登（Joe Biden）政府能够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不过，经验地看，尽管拜登的对华政策的确从川普时期的高度非理性转型到了理性，但这个“理性”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或改善，反而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拜登政府对华的技术围剿

如果川普政府所做的是对华的“全面封杀”，那么拜登政府所做的便是“精准封杀”。自执政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技术政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中美关系界定为制度之争——即“美国民主”对“中国专制”，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削弱所谓“中国专制”的经济和技术基础；

第二，高科技领域的精准脱钩，在高端芯片等领域围堵中国，禁止高科技领域的一切形式的交流，包括留学生；

第三，建立各种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对中国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封锁。

究其实质来说，今天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现较之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要更广、更深、更狠。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的这种大趋势很难改变。因为中国的持续崛起，让美国内部遇到严峻的治理危机，美国也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可以威胁到其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更为严峻的是，美国民主的特征就是内部矛盾的外部化，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中国，从而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美国国内的一些敏感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可以预测，美国对中国各方面的围剿只会深化，而不会有些许放松。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仅导致了中美双边关系的恶化，更在全球范围内促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转向了“有限全球化”。

今天，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各国之间的技术信息流通和交流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各国的开放度也急剧下降。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人类技术的进步就会受阻，人类福利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关键的问题便是如何突破美国的围堵。中国突破美国围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美关系，更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和技术体系的发展。

那么，中国如何做才能有效反制美国的技术围剿呢？一句话，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或者说，开放+创新。

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新华社）

“开放”是科技进步的关键

无论是中国数千年的发展经验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开放”是科技进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说，科技进步的本质就是开放性。

一方面，开放会促进多元性和多样性，而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可以说，技术的进步在于开放和交流。在开放的状态下，不同的文明、文化和其它种种创新要素才会得到流动和交流，产生人们所说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即是创新之源。另一方面，在封闭情况下，即使最先进的技术也会衰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总结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封闭使人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对中国本身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世界历史的总结。

中国历史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来证明，开放导向进步，封闭导向落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国际层面，四大发明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作用怎么评估都不为过。英国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工具》里就明确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以至于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也指出，“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

后来马克思（Karl Marx）承袭了培根的说法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了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 （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四大发明”的说法，认为“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欧洲的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的发明，大都源自中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大发明”是欧洲近代化的技术起源，但在“四大发明”在起源地的中国，情况则很不一样了。中西方学术界一个永恒争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首先发生在西方，或者说近代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而非发生在初看起来各方面条件更为优越和成熟的中国？

且不用说中国拥有包括“四大文明”在内的先进技术（如果人们阅读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不难发现，中国当时先进的技术远不止这些）。至宋朝，中国拥有最先进的商业体系和资本主义因素，明朝郑和“下西洋”不仅展现了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更表明中国所具有的国家能力。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民间海上力量，当时所谓的“倭寇”从表面上看是日本人，但主体实际上是江南的民间海商。也就是说，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中国在当时都拥有着远超任何国家的技术能力。郑和“下西洋”远早于欧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更不用说之后的荷兰和英国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早于西欧而发生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呢？尽管人们可以界定出很多的因素或者变量，但明清之后的封闭政策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四大发明”自中国传到欧洲之后，欧洲国家在这些原创技术基础之上大大改进了技术，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中国因为封闭，技术思想得不到交流，又缺失这些技术的应用场景，反而落后了。当指南针（航海技术）和火药的结合造就了英国强大海军的时候，中国民众把火药用于放鞭炮，把指南针用于看风水。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彻底得到改变。

美国和西方的崛起也是开放（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的产物。蒙古人从欧亚大陆打到欧洲，开通了亚洲和欧洲的交通，促进了两个大陆之间的交流；文艺复兴促成欧洲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来自东方的人文理性都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崛起更是开放的产物。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欧洲移民国家，它靠移民立国，也靠移民得到发展和崛起。人们发现，二战以来大多原创性技术发生在美国，这与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包容万象”很有关联。虽然美国人老是喜欢鼓吹国际层面的“文明冲突”，但是就美国内部发展来说，其本身就获益于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交流与冲撞。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不同性质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导向无穷的创造力。

就内部来说，开放也意味着分散化和分权化。在《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美国科学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科恩（I. Bernard Cohen）把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放在一起来讨论，得出一些非常深刻的结论。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看似毫不相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革命类型。但经验地看，两者又是一起发生的，并互为因果。科技触动社会经济的变迁，导向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又促动科技发展。

历史地看，政治革命对科技的促进作用至少见于两种模式：第一是分权模式——西方国家大都是这种模式，政治革命导向分权，分权导向竞争，竞争有利于科技创新；第二是集权模式，即举国体制，这种方式最典型的是前苏联。

尽管从创新角度来看，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但经验表明，集权模式如果过于集权就很难实现可持续。这里可以用苏联的例子来说明，苏联模式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举国体制。在早期，这个模式的确促成苏联在短时期内能够动员庞大的资源，并为国家的科技进步服务，但有两个因素使得集权模式的创新很难实现可持续。

首先，这个模式与开放背道而驰，因为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关起门来”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趋向于同质化——没有思想市场，没有不同的意见，没有不同的思维。一旦同质化，创新就失去了动力。

其次，“关起门来”意味着只有内部市场，没有外部市场；或者说，只有内卷，没有外扩。很显然，技术的投入是大量的，需要从市场收回成本。没有市场，将导致技术投入没有回报，可持续性自然就是一个问题。

美国对华技术围剿不会成功

今天，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美国不仅试图在高科技方面与中国脱钩，更设置各种障碍使得两国的技术交流不可能。美国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围剿中国的现代化，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不过，也很显然，美国当局的决策是建立在对中国的非科学的认知之上的。

第一，美国大大低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正如李约瑟博士在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中所表明的，中国早在西方之前就拥有了先进的科技文明，包括上述“四大发明”，只是在明清实行封闭政策之后，中国才走向落后。没有任何道理或者迹象表明，今天的中国在面临美国的围堵时会再次关上大门。

第二，美国污蔑中国“偷窃”技术，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偷窃”美国技术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从美国技术的扩散过程获得利益，但这是互利的，中国也为美国的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实际上，美国一方面通过把大量的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技术出口中国，获得巨额的利益；另一方面实现了国内技术的不断升级。较之中国，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其高科技。美国在放弃了低端技术的同时禁止高科技出口中国，结果自然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第三，即使美国的围剿能够拖慢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也没有可能中断中国的现代化。美国冷战派企图把中国引向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但美国没有意识到，今天中国实行的是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从事创新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更是民营企业；中国也在努力实现军民融合，从而避免美国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企图。

对中国来说，想有效反制美国的技术围剿，就需要超越传统狭隘的“国家安全观”，通过深化开放政策，甚至实行单边开放政策，克服和超越美国西方反华力量的阻力，继续推进各国之间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在实现可持续技术进步的同时实现共同安全。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的全面竞争不可避免，那么两国竞争的核心应该在于竞争谁比谁更加开放，而不是谁比谁更加封闭。可以相信，未来将属于那个更开放的国家。

谢选骏指出：上文中了马克思的毒，只知道“美国对华技术围剿不会成功”，却不知道“中国对华技术围剿才会成功”。也就是说，“别人的围剿不会成功，自己围剿自己才会成功”。“网络防火墙”就是一种“新型的长城”，一种典型的自我围剿。

谢选骏：曾国藩教坏了日本人

《英国报纸记载曾国藩真面目 学者：真是罕见的残暴》（历史记闻 2021-09-06）报道：

近年来，《曾国藩家书》特别火爆，连带曾国藩也成了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圣人。很多文章讲座中，都能看到听到曾国藩如何爱民如子、如何廉洁自律、如何儒家仁爱，然而一些亲历太平天国战争的西方人，他们留下的文字记载，却给出了不一样的曾国藩。

尤其是英国报纸的一段记载，解开了曾国藩的真面目，以至于有学者感慨：曾国藩真是一个罕见的残暴之人。

1860年之前，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所以西方列强并未支持清王朝。但清王朝签署一系列卖国条约之后，英国倒向了清王朝。

维持中国两个势力不好吗？其实这是因为太平天国“不上道”：准许英国人来华经商，但警告英国不准再卖鸦片，且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于是，英法列强不仅开始帮助清王朝，而且还和清军共同进攻太平天国。1861年12月，还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当时，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向太平军提出：帮助打倒清朝，但此后平分中国。这一建议遭到太平天国的拒绝，于是太平天国和英国正式决裂。

在这一形势之下，驻守苏州的李秀成决定进军上海。李秀成自述中写道，“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实际战事确如李秀成所描述的这样。当时，太平军横扫上海周边，攻破敌营一百三十多座，后来因为湘军直逼天京，洪秀全命令撤军回援，李秀成才放弃上海。

再此之后，英国戈登（见下图）的常胜军，法国德克碑的常捷军，就加入了对太平天国的围剿。由于一系列原因，太平天国实力越来越弱，英法列强俘虏了不少太平军。

英法就曾将一批俘虏交给湘军处理，那么曾国藩如何处理这一批俘虏的呢？在当年的《泰晤士报印度版》上，记载了一位英国士兵的描述：

所有的女孩、少女、姑娘，先被清军交给一群流氓强奸，再送上刑场。行刑的时候，刽子手用刀在她们的胸腹破开一个口子，掏出还在跳动的心脏……很多小孩，被刽子手带走，当着母亲的面被剖腹挖心……青壮年男子不仅被凌迟，割下的肉还被清军用戏谑的态度分食……

对女人的态度，对小孩的态度，还分食青壮男子的肉......在人类历史上，相信只有茹毛饮血的野蛮原始人，才可能做出如此残暴之举吧。

而且，这是官兵公然对老弱妇孺（其中很多属于太平军家眷）俘虏的施暴，残忍程度实在难以想象，曾国藩有一万个辩解理由，都难以自圆其说。

会不会是英国士兵的夸张描述呢？其实，通过史料可以看到，曾国藩就是这么对待俘虏的。

九江战役中俘获12人，曾国藩命令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13人，“就地剜目凌迟”。

围攻江西兴国、大冶的战斗中，曾国藩把俘获134名太平军，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迟”。

《湘军纪》中记载，“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曾国藩下令）杀死后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类似记载数不胜数，对俘虏都这么残忍，对抵抗的太平军就更不用说了。正因曾国藩这种兽性杀戮，所以太平军一般都不愿投降，选择死战到底。李秀成被俘之后，有一次向曾国藩说：“如果不是湘军滥杀，太平天国根本撑不了这么久”。曾国藩无言以对。

受曾国藩影响，李鸿章对太平军降将俘虏也是心狠手辣。当时，苏州太平军7万人投降李鸿章，这一批人的命运，英国人包腊在日记中的记载：“抚台背弃了戈登与太平军将领达成的投降协议……抚台（李鸿章）在戈登不在场的情况下，将这些降将逮捕、杀害，且手段非常野蛮，惨绝人寰。”

对于清朝满狗而言，曾国藩是功勋之臣，但对于中国而言，曾国藩应该是一个极度残忍的罪人。如果把这样的人捧为圣贤，相信中国人的是非观一定出了问题。

如今，虽然曾国藩热还在，但已经有不少学者反思，甚至认为曾国藩就是一个反人类的魔鬼，是一个史上罕见的病态残暴之人。笔者认为，如果曾国藩只是杀俘，或还能找到理由辩解，但以这些极度残忍的手段折磨老人、妇女、小孩等，这已经不是人了，而是退化成了野兽。

谢选骏指出：看来是曾国藩教坏了日本人——那个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更像曾国藩的南京屠城，而不像日本人的以往记录——甲午战争的旅顺土城，也是以夷制夷，日狗杀满狗。难怪日本人至今不敢承认南京大屠杀，而曾国藩等人却把屠杀写进文献，拿来宣扬。由此可见，是曾国藩教坏了日本人——日本人还有羞恶之心，曾国藩则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矣。一直到现在，还有捧读曾国藩的小禽兽，可见其“国学渊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