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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7日星期二

谢选骏:哈佛历史系的博士为何不懂历史——八九学生王丹也是个毛派分子



《王丹:习近平的“二次文革”注定是一场闹剧》(2021-09-06 上报)报道:


习近平目前推行的治国路线,实在把中国向后拉,希望重新用意识形态动员的方式,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汤森路透)


王丹评论文章:8月下旬的习近平如同打了鸡血,几乎每天都露面参加各项会议,几乎每天都发表“重要讲话”;在他的带动下,中共各级部门也跟著亢奋起来,打击游戏业,追杀演艺人员,要求直播主“仪容整洁”,“又红又专”的“文革”词汇成了清华大学的迎新口号,一篇资深左派的毛主义宣言被几十家媒体转载,然后又被胡锡进吐槽。一时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局势发展,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乌烟瘴气。


对于最近的时局变化,外界有人说是“二次文革”,也有人认为这跟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没有关系,反对用“二次文革”的说法。但,如果我们从乌烟瘴气中抽丝剥茧,找出一团迷雾中的主线,就可以发现,这确实就是一场“二次文革”。判断的基础,是对“一次文革”的理解。


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不管是否是用来掩饰权力斗争的本质,但在形式上,发动的主要宗旨就是“打倒资本主义”,批判“走资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一次文革”的核心之一。对照而言,现在习近平发动的新一轮政治攻势,矛头所向,还无疑问地也是资本集团。不管事马云和马化腾,还是赵薇或游戏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庞大的资本为背景。习近平发动的运动,其实质,就是权力对资本的斗争,用中国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要“把资本关进笼子中”。而这一点,与“一次文革”的本质并无二致。再加上发动的方式,同样是从文化教育领域入手,与1966年毛泽东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说习近平发动的是“二次文革”,绝非夸大之词。


当然,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二次文革”不管从形态上还是方式上讲,都不太可能完全模拟“一次文革”。例如,在今天的中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包括红卫兵冲击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的浪潮,恐怕不可能出现。我们之所以称习近平现在的运动为“二次文革”,主要指的是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和施政目标,与“一次文革”有千丝万缕的连结,甚至是一种延续。“二次文革”当然也有不同于“一次文革”的地方,例如,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存在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瓜分国有财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表现得就不是很严重,甚至连条件都不具备。


但不管怎么说,习近平目前推行的治国路线,实在把中国向后拉,希望重新用意识形态动员的方式,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习近平发动“二次文革”,想让自己成为“伟大领袖”,注定是闹剧一场,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无疾而终。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一次文革”的发动,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个人发起的。他能够如此呼风唤雨,是以当时全国上下,全党上下对他的盲目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为基础的。这一点,习近平差得太远。试想,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体制内,对于习近平从内心中盲目崇拜的,能有多少人?或许小粉红就是习近平最大的群众基础了,但小粉红会长大,正如当年的红卫兵会长大一样,这是一个不牢靠的支持群体。习近平搞“二次文革”,很可能变成个人独脚戏,更多的人会消极对待,躺平看笑话。1966年的全社会上下一致的激情,不可能在2021年的中国再次上演。


第二,习近平的政治折腾,最终会伤害到经济,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和外资撤离,这两条是可以预料而且已经发生的。经济发展才是中共能够维持稳定的最根本的法宝,也是中共利益集团能够捞取财富的蓄水池。一旦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冲击,这张大饼变小了,重新分配起来会更加困难。习近平如果做得太过头,会把所有仇恨都引发出来,最后玩火自焚。


(作者自述: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王丹自称哈佛历史系博士却不懂历史——

1、“又红又专”不是文革口号,而是被文革打到的刘少奇口号;文革的做法则是关闭大学、打倒一切专家。

2、王丹曾说“習近平確實是想發動二次‘文革’。但,他的無知限制了他的想像。毛發動文革,是有一定歷史條件和群眾基礎的,毛的個人威望也足以……。但今天的中國,有多少人從內心裡景仰和追隨習近平的呢?或許有,但絕對不會很多。”(推特@wangdan1989 · Aug 31)我当时就警告他“王丹还是个小粉红,敬仰毛猪西的威望。”(Quote Tweet王丹)但王丹却不吸取教训,现在又重提“‘一次文革’的发动,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个人发起的。他能够如此呼风唤雨,是以当时全国上下,全党上下对他的盲目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为基础的。这一点,习近平差得太远。试想,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体制内,对于习近平从内心中盲目崇拜的,能有多少人?”——王丹这种对毛的崇拜和迷信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实际上,毛泽东发动文革,正是为了挽回他的“总路线”、“大饥荒”造成的历史性破产。而毛泽东当时运用的方法,则是“第二次解放”。把路线失败的破产责任推给刘少奇等人。与文革初期(1966年夏季)的红二代暴力清算“死老虎”的路线不同,毛泽东(1966年秋季)打着“炮打司令部”的旗号解放了被共产党镇压的“反动学生”,从而激起了十七年(1949年——1966年)来遭受共产党虐待的民众的“第二次解放”的幻想。这些人误认为,毛泽东不惜砸烂共产党统治也要继续革命,确实大公无私……但是1967年以后,毛泽东自己出手镇压文革,把他利用完了的“小将”流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甚至“向美帝国主义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果就爆发了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反毛运动。由此可见,世界上哪里有人真心拥护毛泽东这个人?何况毛泽东还是个翻云覆雨甚至弱不禁风的小人?所以毛泽东一死,他的家族就被一网成擒了。哪里还有人出头为毛泽东说话?而现在,“哈佛历史系的博士”竟然以为民众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毛泽东,何其愚蠢!由此可见,王丹不仅不了解历史过程,其内心也是个屈从于“毛的个人威望”的毛派分子——这就是类似于“一叶障目”的“一毛障目”吧。其实,不仅王丹如此,我所认识的不少“八九学生”都有如此的“一毛暲目”,都是这般意义的毛派分子。这也可以解释他们在六四屠杀以后为何如此消沉了——因为他们其中就有不少是“被主子踢了一脚”的共产党的党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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