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裘小龙式的经纪文人》（2005-11-04 新京报 阿乙）报道：
作家裘小龙，诗人，诗歌翻译家，小说家，出身于上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翻译T·S·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诗作而闻名。后去美国留学，并用英语开始小说创作。现为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自2000年起连续推出以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为背景，以诗人刑侦队长陈超为主角的系列侦破推理小说，其中《红英之死》获得世界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成为第一位荣获此奖的华人作家。《红英之死》入选纽约《新闻日报》2000年十部最佳小说。裘小龙侦破推理系列已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反响，在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相继翻译出版。
中文作品有侦破推理系列：《红英之死》、《外滩花园》、《石库门骊歌》（上海文艺出版社）等。
我先是以读推理小说的心情来读《外滩花园》，但是后来发现这本书同时是一本诗集，接着又发现它是导游小册，最后又发现这是一版《天仙配》的民间故事……我感到自己愤怒不已。———阿乙
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得主的头衔，和“艾略特译者”、“卞之琳关门弟子”等身份介绍，使裘小龙成为今年图书市场的一个话题。而国内媒体不问青红皂白一哄而上的访谈使裘作家占尽了主动发言的优势，他借这个机会将自己设置为权威和代表，他说：谁说中国人写不了侦探小说？
这一切唬人的东西惟有依靠阅读才能甄别。裘小龙获奖小说《红英之死》和它的姊妹篇《外滩花园》、《当红是黑的时候》，均以陈超为主角，裘亲自命名他为“诗人大侦探”，而一些评者也乐而称其为“东方的福尔摩斯”。但是我读完了，却觉得福尔摩斯要被气死，很多会写侦探小说的中国人也要被气死。
贩卖中国古诗、中国故事
以《外滩花园》为例———裘小龙在设置外滩花园发现无名男尸这一悬念之后，没有赋予陈超逻辑功能。这可能和作者本身的推理能量欠缺有关。这时候的裘好像是那个古龙，搬来了很多救兵，这些救兵的任务就是提供情报。而这些情报却欠缺本身的关联，是凭空而来的，是先知的。但是古龙尚有优美文字使故事说圆，而裘作家却无端让他搬来的救兵轻贱不堪———顾海龙这人出来是干什么的？老猎手和马医生又是干什么的？反正人只要出来就没有出来的逻辑，只知道当救火车，当完了还要表扬陈超英明神武。
裘小龙在展开故事时，又不断加了线索。这些线索是他自己的疑问，也是读者的疑问，但是他就敢让这些线索自己袒露着，根本不去收拾。最后，裘让陈超来了首诗，把所有的线索都盖着。OK，收工，印刷出版。
另外作者要着力打造的概念是“诗人”。容我摘下文中一段诗，诸君可鉴，是不是一首诗：落日熔金/我们无法从古老的花园里/采撷灿烂的幻想/来放入相册收藏/还是得选定自己的剧本/要不时间就不会原谅。
我读到这诗的第一反应是看到了中学时代的留言本，大家忙着互赠几句华丽词藻。以《外滩花园》检验，陈超的学徒式功底并不符合诗人大侦探的品质，而裘小龙也愧对诗人、诗歌翻译家、小说家的封号。他自己似乎也不敢自傲，借陈超之嘴以退为进道：“我知道我是个多么糟糕的诗人———多么糟糕的警察”。那么裘小龙要赚什么呢？
在自序里，裘小龙交代这书的英文名是Loyal CharacterDancer（《忠字舞者》）。我并非要说，凡描写“文革”之类的东西予外国人看，便是献媚。但是和哈金《等待》那样直奔人性的故事相比，这个《忠字舞者》实在是太标签，太概念。类似让人感觉到有贩卖痕迹的是中国的古诗。
我在阅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时，总会看到“注”。它们要注明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因为有“注”，所以我坚信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写给文学的，而不是写给另一个文明群体的。如果裘小龙打算写一本推理小说，我觉得他首先应该是把它写给故事本身，而不是曲意地用大量的对白对中国古诗词作出详细的解释。而这些大量地解释苏东坡、柳永诗词的章节，却有可能像京剧一样，吸引英美人士的奇怪兴趣，但是如果这样，它就很有可能沦为导游小册。
姚明的自传《我的世界我的梦》也被赋予这样的卖点。姚明给美国人讲了很多中国文化和习惯。这些东西在中文版出现后，成为中文读者认知的冗余。但是姚明那本书本身就有做桥梁的决心，并不像裘小龙，硬要做成推理小说。
衣锦还乡的归来
在《外滩花园》里，美国的美女警官罗恩成为比陈超更多余的人，她的基本功能只有两个，一是听陈超念诗，二是做出欣赏的姿态。
我读完后对罗恩的感觉不是一个警官，一个形象正面并被下了大笔墨的警官不会在推理小说里做零贡献。
她看起来更像电视节目里的本土托儿，她以“嗯啊哦，真是好极了”来配合陈超推销中国古诗。本书的简介上有句推介：当凯瑟琳（罗恩）完成使命与陈超道别时，一种莫名的情感横亘在两人之间，挥之不去……罗恩身上的这个暧昧功能在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发行后，意义显露出来了。裘小龙自称已被美、法、意、日、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翻译，但我觉得对裘小龙来说，更具意义的翻译还应该是中文。这本书回到中文环境里阅读后，能够产生附加值。在网络上搜索到不少裘小龙那“谁说中国人写不出侦探小说”之类的访谈之后，我更觉得这衣锦还乡的气息。
这个附加值基本浓缩在罗恩身上。这个德智体美劳全优的美女隐隐约约地爱上了中国身份的陈超，而陈超也有了点意思。这种暧昧既能体现“有理有节”的所谓骨气，又能满足那种“织女其实是可以嫁给牛郎”的卑下欲望。我觉得裘小龙是有牛郎情结的，和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杂志以及本世纪的《知音》杂志一样，喜欢在这上边搞点名堂。
和罗恩成为“情敌”的也不是什么菜鸟，是一个高干的女儿。
话说回来，那些大量介绍中国古诗的对白，其实在返回中国发行时同样有其价值。因为这可以让一个中国人在阅读过程中把自己设想为是一个外国人，并以外国人的口吻来啧啧称赞中国浩大的文化———愈是自卑，愈是有自恋的市场。
我先是以读推理小说的心情来读这本书，但是后来发现这本书同时是一本诗集，接着又发现它是导游小册，最后又发现这是一版《天仙配》的民间故事。总之我是被这身上搭着很多花衣服、搭着很多元素的文化地摊工作者搞晕了，我同时丧失了对这四个方面的兴趣，我感到自己愤怒不已。
谢选骏指出：作者可能不知道裘小龙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78级学生，所以他的写作难免带有大量的书袋。那是裘小龙喜欢穿一件皮夹克，因为他正好姓裘，所以同学们背后都叫他“皮夹克”。裘，本来就是皮衣的意思。
《推理小说家裘小龙谈中国官场腐败》（黄安伟2014年10月9日 纽时）报道：
裘小龙的小说经常涉及中国一党专制下广泛存在的腐败问题。
推理小说作家、诗人裘小龙正在北京参加一场关于他最新的陈探长系列小说的对话，一名观众提了一个问题：裘小龙是否认为由于刑事犯罪和官员腐败，在中国有许多没被发现的尸体？
现年60岁的裘小龙既不是警察，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他甚至已经不在中国生活了；他住在圣路易斯。但是他关于探长陈超的小说——从《红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开始，已经出了八部——读起来如此真实，以至于许多人都以为他是一名对中国政法系统的黑暗面了如指掌的专家。
最近几年，这些小说引发了更多热议。去年6月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之迷》(Enigma of China)关注的是官员腐败与互联网的交集。裘小龙说，他的下一部小说《上海救赎》(Shanghai Redemption)的初稿已经完成，将首先在法国出版。该书吸收了不久前曝光的薄熙来丑闻中的一些元素。该丑闻涉及谋杀、性以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裘小龙曾写道，上世纪80年代，他和薄熙来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生，薄熙来曾借走他珍爱的乒乓球拍，一直未还。
本文就刑事犯罪、他本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的政治风暴采访了裘小龙。以下是采访节选。
问：
在最新的陈探长小说《中国之迷》中，你探究了中国公民利用互联网曝光腐败官员的现象。你为什么会对这些人的动机和行动感兴趣？它们正在产生何种影响？
答：
中国网民利用微博曝光腐败的现象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和陈超探长一样，我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去求助微博。由于媒体被政府控制，中共的利益高于一切，互联网成为人们伸张正义的唯一选择。
我在《中国之迷》的扉页写道，“献给不惧当局的控制、在网络空间为公民权利抗争的中国网民——这在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他们的声音可能会以“维稳”的名义被屏蔽，他们本人经常会遇到重大的麻烦。尽管如此，他们的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被网络曝光的腐败官员的数量之大已经向一个正在迅速失去公信力的政权敲响了警钟。网民们可能正在开拓一条通向变革的道路，而这条路在一个威权社会曾经是不可想象的。
问：
这些年来，你对党内腐败的看法是否发生过变化？我记得你最近访问北京时说，一些读者觉得，陈超这些年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了。这是否反映了你自己的心态？
答：
是的，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就像陈超一样，我曾经对中国的改革很乐观，相信政治改革最终会伴随经济改革发生，到那时腐败也会得到遏制。尽管全世界都有腐败现象，但“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与一党专制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制度下，执政党拥有绝对的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媒体和执法部门也只为它的利益服务。现在经济有了很大改变，但是政治制度仍然没有变。
陈探长在事业早期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很快发现，反腐战争注定会失败。正如读者观察到的那样，不断的妥协和打击让陈超更加愤世嫉俗。这也反映了我本人的心态。
问：
陈超的角色在这些小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情绪、精神世界和职业的轨迹是怎样的？
答：
第一部小说《红英之死》的背景设在90年代初。作为一名新任职的探长，陈超在警察工作中仍然非常理想主义。在从事了一些调查之后，他越来越失望，这来自于他是选择安心做一名步步高升的共产党干部，还是做一名有良知的警察的矛盾。至于他未来的方向，我认为他会因为这些矛盾而更加痛苦。尽管他仍然希望有所作为，但他对党和政府越来越悲观。因此还有许多棘手的麻烦在等着他。
问：
《中国之迷》没有像大多数传统侦探小说那样在结尾揭开真相，不同于更早的一些陈超探案记。你为什么决定选择开放式结尾，不把结局呈现给读者？
答：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来自读者的反馈。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一名中国警察，进行了一系列违背中共利益的调查，怎么可能总是像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或赫丘勒·白罗(Hercule Poirot)那样成功地找到答案？我认为，不应该给人这样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好像只要陈探长在，最后一切都能解决。
中国的腐败调查通常都有类似于“开放式结局”的元素，腐败官员是否真的会被惩罚，或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往往存在疑问。这也是事实。
问：
这些小说似乎也成为了你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的平台。书里有诗歌，还有对食物细致入微的描写。
答：
书中的诗歌更多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模仿。中国古典小说的每一章里都有诗歌，通常在章节的开头和末尾，有时还会出现在引入新人物之前。对于陈探长来说，诗歌为一名中共警察提供了一种补充的视角，尽管是暂时的。作为一名诗人，我还认为，通过把诗歌穿插在小说中来为它吸引更多读者，这是值得尝试的。
至于对食物的描写，可能是我的一点私心在作怪。在圣路易斯，中国餐馆无一例外被美国同化了，写一些我想念的地道中国美食给了我一些类似心理补偿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一样，是为了在怀念中国事物的过程中发现新的意义。现在，对于陈探长来说，工作处处受挫，个人生活也不如意，我想要关照他一点。因此，就有了食物和诗歌。但是在新书中，这种嗜好也造成了麻烦。在一个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几乎没人再读诗了，他只能写给自己。由于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丑闻，他又不能像以往那样享受生活。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趣的东西，它们当然会吸引我，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也会告诉我们，哪些东西在当代中国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问：
你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圣路易斯，怎么了解中国的变化？
答：
一名中国记者曾经对我说，在描写中国的变化方面，我比身在其中的人更有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作家遭到的审查或自我审查，还因为网络警察的管控。现在，人们常常求助于互联网来获得可靠的信息，而不是官方控制的传统媒体，但是许多网站上不了，比如谷歌和Facebook，更不用说存在敏感内容的中文网站了。在美国，我不需要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而翻墙。我经常回国，这对我也有帮助。因此我相信，对于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我仍然有局内人的视角，然而因为我生活在国外，我还可以说我有旁观者的视角。内部和外部视角的结合可能会使作品更客观，更接近真实。
问：
由于2012年初以来曝光的各种丑闻，中共党内权贵的内部行为方式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这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你曾经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来论，说薄熙来丑闻比小说还鲜活。能谈谈你对这些丑闻的看法吗？你是否从中找到了未来小说创作的素材？
答：
作为一名作家，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最近几年曝光了不少政治丑闻。我不需要担心作家的瓶颈，有大量的新鲜素材扑面而来。确实，中国的现实比小说都离奇。涉及谋杀、阴谋、野心和腐败的薄熙来丑闻就是一个例子。这桩丑闻曝光后，一个美国朋友建议我就这件事写点东西，不过他也担心，触及重庆发生的真实事件的书可能会被出版商拒绝，因为太疯狂了。所以，这就是我刚完成的新陈超探案记的起源。这部小说的标题是《上海救赎》，计划3月首先在法国出版。书中包括用小说手法处理的薄熙来案的细节，但不完全是关于薄熙来案的——这并不是因为薄熙来80年代初在北京和我是校友，我钟爱的乒乓球拍还在他那里。这本书更像是对塑造了薄熙来及其同类的体制的研究。
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关注薄熙来案的庭审。最初，这次庭审表现出来的相对开放令我惊讶。与Twitter类似的微博甚至还发布了庭审实录，虽然没人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编的。但很快，我的疑问越来越多。首先，庭审的焦点集中在薄熙来在大连的任期，好像他后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无关紧要一样，但他后来在重庆的权力要大得多，包括他发起的类似文革的“唱红打黑”运动。这些灾难性运动的无辜受害者都没有被提到。因此，说到底，中国的法律还是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的。庭审只不过是中国司法的一块遮羞布，而司法体系完全取决于党的制度。
在庭审期间，还有一桩丑闻被曝光，或许为当时的情形加上了一个讽刺的注脚。卷入丑闻的是上海的一群法官，同时也是党员，他们聚众嫖娼的证据被寻求报复的人发在了网上。一个中国朋友立刻写信给我说，这个故事可以写成像《龙纹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那样惊心动魄的小说，其中“中国制造的私人侦探”可以和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笔下的人物媲美。
就在我考虑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又爆出一桩丑闻。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党委书记一年受贿六吨茅台的贪腐行为被曝光。（一瓶500毫升茅台的售价在人民币2000元左右，约合330美元）此人还曾谴责曝光法官聚众嫖娼的行为是受到了敌对势力的煽动。在中国，陈探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2月24日。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谢选骏指出：陈探长还有完没完？没完？那么需要警惕的就不是“裘小龙式的经纪文人”，而是皮夹克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