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致敬的青年与更激进的“小粉红”》（戴仑 2021-05-11）报道：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各种致敬青年的短视频层出不穷，但如果青年认为自己是“商业致敬”中的主角，就有点天真了。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中国大陆自媒体上对于102年前的五四运动的讨论文章，以及对与五四运动联系密切的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似乎都比往年要更多一些。这稍稍让人有些意外，毕竟在中国官方近些年的“舆论导向”中，五四运动的首要属性是“爱国主义”，而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启蒙意义，似乎距离大众的视野越来越远。
不过，众多自媒体重提启蒙的努力，在声量上远远比不上“互联网大厂”争相致敬青年的大手笔。继去年5月4日视频网站Bilibili（一般称为B站）推出视频《奔涌吧，后浪》引发广泛讨论，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显然成了各大视频平台的兵家必争之地，B站、快手、京东、知乎、小红书等皆推出了以“致敬青年”为主题的系列短视频。
从“后浪”到“不想做这样的人” 引发社会共振
这其中，仍然是B站的《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最为“出圈”。
去年B站的《后浪》选择使用大陆著名演员何冰对青年群体进行一次居高临下式的寄语，在社交媒体刷屏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非议，今年B站显然学聪明了，《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将话筒交回青年手中，演讲内容收集自中国大陆各省市26间学校955位初中生的观点，并由两位身着白衬衫的初中生对着镜头娓娓道来，说出了他们作为“后浪”的“心里话”，表明自己不想成为非黑即白极端思维的人、浑身带刺的人、从流水线上被制造出来的人，也不想成为隐身的、没有同情心、不爱国的人。
“我不想做一个拿着锯子的人，我不想做一个浑身带刺的人，我不想做一个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人，我不想做一个隐身的人……”，这些话从955名学生嘴中说出，展现出了年轻学生们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亦是形而上层面对自我的期许与规划，非常值得赞许。
但此片依然难以摆脱《后浪》毁誉参半的命运，《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所产生的舆论分化也是非常极端，鼓掌喝彩者有之，批评声音也同样不绝于耳。
网络上指出，这篇演讲从青年对着“父母，师长，前辈”说话开始，每说出的一类“不想成为的人”，其实都是身边成年人群体的对号入座，到结尾说出“当我变成父母，师长，前辈的时候，希望我的孩子能对我说，我想成为你这样的人。”其中暗含的逻辑是，现实中的父母、师长、前辈，一个能当榜样的都没有，年轻人只好自己来。大陆知名自媒体人魏武挥直言“我这个中年人感觉被冒犯了”。
媒体评论员西坡则认为，B站“挑动亿万家庭的内部战争才是大恶”：一边赞美时代，一边赞美年轻人，暗中却在贬斥年轻人现实中的前辈，鼓动年轻人与前辈决裂。可“时代”是抽象的，身边的人才是具体的，“感恩时代却拒绝理解前辈的年轻人，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因为他们是被煽动起来的没有根基的人。”
各大平台致敬青年的视频，说到底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品牌。
《我不想做这样的人》裹着公益宣传片的外衣，行商业品牌宣传之实，最终难逃在“五四”之际引发撕裂式“对线”。但能够出现这样的讨论本身，未必是一件坏事——这不也是“天下太平”的另一种表现吗？至于有些人认为“资本挑唆世代对立”，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了。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环境，都有自身的骄傲、脆弱和不得已，大多数时候本就难以强行共情，这并非多么高深的生活经验。很多青年都曾畅想过，能有一对能和自己探讨恋爱观的父母，但现实中只会发生父母的催婚。这或许本就是代际之间产生误解和隔阂的原因所在。
献礼五四，致敬青年，本就需要更多的倾听和自省，但前提是发自内心的平等和尊重，而不是“你们都还是孩子，你们懂什么“。“当我变成父母师长前辈的时候，希望我的孩子会对我说，我想成为你这样的人”，这是青年一代的自我期许，也是他们眼中成人世界在坍缩之前本来该有的模样。能够发出这样的叩问，不也是一种思想上的进取吗？对于青年来说，理解身边的长辈是如何变成现在的形状，是需要在未来不断学习如何与生活和解的一门功课，而那些自立为对立面的所谓前辈，也应该要问，自己与初心偏离的部分，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不可抗力，在过程中的抗争是否能为年轻一辈树立参照。更要问的是，不同代际之间怎样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怎样释放更多正向和积极的力量？这些，都不仅仅是青年的课题。
进击的“小粉红”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青年人中会观测到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小粉红”。在刚刚过去的“五四”时间档口，“小粉红”很忙，他们正在“拼杀”着——学者沈逸与媒体人胡锡进关于如何对待印度疫情的争论战场。这是另一个有趣的舆论现象。
舆论场｜胡锡进VS沈逸 一场“爱国主义”争夺战
事情起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5月1日发表了两张对比中印“点火”的实景图片，一张是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点火升空的瞬间，一张是印度某地身穿防疫装束的工作人员点火焚烧新冠病毒感染者尸体的惨状。该微博还附加了“印度单日新增确诊超40万例”的话题词。
尽管这条微博不久后被删除，但被视为网红学者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对此进行了声援：“这图挺好的。别误会，人道主义，命运共同体都是要的，同样的，印度这种娇艳贱货做派引起的脾气也是要有的。至于圣母婊，要刷情怀就请去印度烧柴。”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随后加入讨论，回应沈逸称，“普通中国人当然没必要做‘圣母婊’，但是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在这个时候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表达对印度的同情，将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的高地上。这不是‘圣母婊’，这是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应有态度和表现……以这样的方式博流量，我不认为是官方机构账号应当做的。”
胡锡进还向沈逸提问，“官方机构账号究竟应该在涉外舆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拿捏什么样的尺度？我很期待能有冷静、深入的探讨。”沈逸随后提出包括“避免而非强化中国是个‘单一行为体’的认知”等5点主张作为回应。
这场公开讨论在五四青年节前后达到高潮，沈逸与胡锡进各自收获了大量支持与反对的声音。然而随着舆论继续发酵，沈逸逐渐远离争议中心，胡锡进却难以抽身。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大量的“小粉红”下场“手撕”胡锡进，将胡锡进称为“公知”、“比公知还坏”甚至是“卖国贼”。
然而互联网的记忆分明显示，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胡锡进一直被视为立场偏左的民族主义代表，曾与很多小粉红一道与自由派公知“对战”，因此还被戏称为“中国头号‘五毛’”。如今胡锡进自己却成为“小粉红”口中立场偏右的“公知”，一条颇具代表性的评论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老胡离右派只有50米了”。
连《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也注意到了这次舆论争议中的不同寻常之处，《纽约时报》以往习惯以“民族主义小报”类似字眼来形容《环球时报》，这次却以较为中性的“有影响力的中共报纸《环球时报》总编辑”作为胡锡进的标签。
其实观察胡锡进这些年来的发言，大体可以判断其本身的立场与观点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而对于胡锡进的评价从“左”向“右”的转移，恰恰是中国舆情发生变化的表征，是“小粉红”们在重新定义何为“爱国”。
“小粉红”们的态度变化显然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化有关。具体到印度问题上，近几年来中印边境多次发生的对峙事件（尤其是两国军人都有伤亡），以及印度国内的反中情绪，都触发了“小粉红”的反印情绪。事实上，“小粉红”未必不认同中国官方“克己复礼”的内宣外宣政策姿态，但基于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小粉红”乃至整个舆论环境变得更加自信，对西方由“仰视”改为了“平视”，面对外部不友好更倾向于将“以直报怨”放在价值排序的前端。
到5月6日下午，沈逸和胡锡进先后转发“共青团中央”微博里的“团结就是力量”一语，似乎说明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罢战言和。不过这场争论已然展现了中国官方与“小粉红”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在“爱国主义”方面的分歧。对于社交媒体上“究竟是胡锡进变了还是时代变了”的问题，答案显然偏向于后者。
谢选骏指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中国舆论场里渐有‘中肯’之名。”——因为他不仅老了，而且朽了，离死不远了。反而观之，共产党为何要“致敬青年”？因为业已百年了的共产党老朽不堪，日益依赖“小粉红”给他打气了。就像重症的武汉肺炎病人，没有氧气袋，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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