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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

伊比鸠鲁和卢克莱修为何是马克思的最爱



第二十七章 伊壁鸠鲁派


希腊化时期的两大新学派,即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是同时创立的。他们的创立人芝诺和伊壁鸠鲁大约同时出生,并且先后在几年之内都定居于雅典,分别作他们各自学派的领袖。因此先考虑那一派完全是兴趣问题。我要先谈伊壁鸠鲁派,因为他们的学说是被他们的创立人自始就完全确定了的;而斯多葛主义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下迄死于公元180年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为止。 

有关伊壁鸠鲁生平的主要权威,是生活于公元后三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然而这里有两点困难,第一是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很容易接受极少历史价值的、或者全无历史价值的传说。第二是他的《传记》中包含一部分斯多葛派对伊壁鸠鲁所发动的诽谤性的指责,我们常常弄不清楚究竟是他本人在肯定某些事情呢,还是只不过在转叙别人的诽谤。斯多葛派所捏造的诽谤是与他们有关的事实,这一点是当他们崇高的道德为人赞美时,我们所应该记得的;但这些却不是有关伊壁鸠鲁的事实。例如,有一个传说是,伊壁鸠鲁的母亲是个行骗的女祭司,关于这件事第欧根尼说:


"他们(显然是指斯多葛派)说他常常跟着他母亲挨家挨户地去串门,口里念着禳灾的祷文,并且还帮他的父亲教蒙学来混一口饭吃"。


关于这一点贝莱解释说:①"他随着他母亲作为一个助手走遍四方,口中背诵她的祷文;假如这个故事有任何真实性的话,那么在很年青的时候,他可能早就被后来在他的学说中成为显著特征的那种对于迷信的仇视所激发起来了"。这种理论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鉴于古代末期捏造一种诽谤时的毫不犹疑,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故事有任何根据而可以被接受。①反对这种说法的有一件事实,即他对他的母亲怀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②然而伊壁鸠鲁一生的主要事实似乎是可以确定的。他的父亲是萨摩地方一个贫穷的雅典殖民者;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2或341年,但究竟是生于萨摩还是生于亚底加,我们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他的幼年时代是在萨摩度过的。他自述他从十四岁开始研究哲学。在十八岁的时候,即约当亚历山大逝世的时候,他来到了雅典,显然是为着确定他的公民权而来的。但是当他在雅典的时候,雅典的殖民者被赶出了萨摩(公元前322年)。伊壁鸠鲁全家逃到小亚细亚,他也到了那里和家人团聚。就在这时候或者也许稍早,他在陶斯曾向一个叫做脑昔芬尼的人学过哲学,此人显然是德谟克里特的弟子。虽然伊壁鸠鲁的成熟的哲学所得之于德谟克里特的,要比得之于任何其他哲学家的为多;然而他对于脑昔芬尼却除了轻蔑之外并没有说过任何别的话,他把脑昔芬尼叫做"软体动物"。


公元前311年伊壁鸠鲁创立了他的学校,最初是在米特林,后来是在兰普萨古,自公元前307年而后就在雅典;他以公元前270年或271年死于雅典。


经过了多难的青年时代之后,他在雅典的生活是平静的,仅仅受到健康不佳的打搅。他有一所房子和一座花园(花园"显然和房子不在一片);他就在这个花园里讲学。他的三个兄弟和另外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学校的成员,但是在雅典他的团体的人数增加起来了,不仅是学哲学的弟子增加了,而且还有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以及奴隶们和妓女们(hetaerae)。这些妓女们成了他的敌人诽谤的借口,但显然是完全不公正的。他对于纯粹人情的友谊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给他的团体成员的小孩子们写过轻松愉快的信。他并没有实践古代哲学家们在表现感情时人们可以预料得到的那种严肃与深沉;他写的信是异常之自然而又坦率的。


团体生活是非常简朴的,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原则,而(无疑地)一部分也由于没有钱。他们的饮食主要是面包和水,伊壁鸠鲁觉得这就很可满意了。他说"当我靠面包和水而过活的时候,我的全身就洋溢着快乐;而且我轻视奢侈的快乐,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有种种的不便会随之而来。"团体在钱财上至少有一部分是靠自愿捐助的。他写信给一个人说:"请你给我送一些干酪来吧,以便我在高兴的时候可以宴客。"又写给另一个朋友说:"请你代表你自己和你的孩子们送给我们一些为我们神圣的团体所必需的粮食吧。"又说:"我需要的唯一捐助就是这些,——要命令弟子们给我送来,纵使他们是在天涯海角也要送来。我希望从你们每个人那里每年收到二百二十个德拉克玛,①不要再多。"


伊壁鸠鲁终生都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他学会了以极大的勇气去承当它。最早提出了一个人被鞭挞的时候也可以幸福的,就是伊壁鸠鲁而不是斯多葛派。他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他死前的几天,另一封是在他死的那天;这两封信说明了他是有权主张这种见解的。第一封信说:"写这封信的七天之前我就完全不能动弹了,我忍受着人们临到末日的那种痛苦。如果我要出了什么事,务必请你照管美特罗多罗的孩子们四五年,但用于他们的钱不可比你现在用于我的钱更多"。第二封信说:"在我一生中真正幸福的这个日子,在我即将死去的时刻,我给你写这封信。我的膀胱病和胃病一直继续着,它们所常有的严重性丝毫也没有减轻;但是尽管有着这一切,我心里却在追忆着我和你谈话的快乐。请你费心照顾美特罗多罗的孩子们吧,正象我可以期待于你从小就对我以及对哲学所具有的忠诚那样"。美特罗多罗是他最早的弟子之一,这时已经死了;伊壁鸠鲁在遗嘱里为他的孩子们作了安排。


虽然伊壁鸠鲁对大多数人都是温文和蔼的,但是他对于哲学家们的态度却表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尤其是对于人们所认为他曾受过影响的那些哲学家。他说"我想这些喋喋不休的人一定相信我是软体动物(脑昔芬尼)的门徒,并且曾和一些嗜酒的青年们一起听过他的讲演。实际上那家伙是个坏人,他的习惯是永远也不可能引到智慧的"。①他从来也不承认他所得之于德谟克里特的那些东西;至于留基波,则他肯定说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位哲学家,——意思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这么一个人,而是说这个人并不是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开列过一张骂人绰号的名单,这些绰号都被认为是他给他最出色的前辈们所取的。除了对于别的哲学家们的这种气量狭隘之外,他还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他那专断的教条主义。他的弟子必须学习包括他全部学说在内的一套信条,这些信条是不许怀疑的。终于便没有一个弟子曾补充过或者修正过任何的东西。两百年之后,当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的哲学写成诗的时候,他对于这位老师的教训(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也并没有加入任何理论上的新东西。凡是可能加以比较的地方,我们都发现卢克莱修总是与原意密切符合的;一般公认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可能填补起来了由于伊壁鸠鲁整整三百卷书的遗失而给我们的知识所造成的空隙。他的著作除了几封书信、一些片断以及一片关于"主要学说"的叙述而外,其余的都没有留传下来。"


伊壁鸠鲁的哲学正象他那时代所有的哲学(只有怀疑主义是部分的例外)一样,主要的是想要获得恬静。他认为快乐就是善,并且他以鲜明的一贯性坚持这种观点一直到底。他说:"快乐就是有福的生活的开端与归宿"。第欧根尼·拉尔修引过他在《生命的目的》一书中所说的话:"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又说:"一切善的根源都是口腹的快乐;哪怕是智慧与文化也必须推源于此"。他告诉我们说,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乐的观赏。心灵的快乐之唯一高出于肉体快乐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学会观赏快乐而不观赏痛苦;因此比起身体的快乐来,我们就更能够控制心灵的快乐。"德行"除非是指"追求快乐时的审慎权衡",否则它便是一个空洞的名字。例如,正义就在于你的行为不致于害怕引起别人的愤恨,——这种观点就引到了一种非常有似于"社会契约论"的社会起源学说。


伊壁鸠鲁不同意他的某些快乐主义的前人们之区别开积极的与消极的快乐,或动态的与静态的快乐。动态的快乐就在于获得了一种所愿望的目的,而在这以前的愿望是伴随着痛苦的。静态的快乐就在于一种平衡状态,它是那样一种事物状态存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状态存在时,我们就会愿望的。我们可以说当对饥饿的满足在进行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动态的快乐;但是当饥饿已经完全满足之后而出现的那种寂静状态就是一种静态的快乐。在这两种之中,伊壁鸠鲁认为还是追求第二种更为审慎一些,因为它没有掺杂别的东西,而且也不必依靠痛苦的存在作为对愿望的一种刺激。当身体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就没有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平衡,要求安宁的快乐而不要求激烈的欢乐。看起来如果可能的话,伊壁鸠鲁会愿意永远处于饮食有节的状态,而不愿处于大吃大喝的状态。


这样,在实践上他就走到了把没有痛苦,而不是把有快乐,当做是有智慧的人的鹄的。①胃可能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但是胃病的痛苦却可以压倒饕餮的快乐;因此伊壁鸠鲁只靠面包度日,在节日则吃一些奶酪。象渴望财富与荣誉这样一些愿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们使得一个本可满足的人不能安静。"一切之中最大的善就是审慎:它甚至于是比哲学还更要可贵的东西"。他所理解的哲学乃是一种刻意追求幸福生活的实践的体系;它只需要常识而不需要逻辑或数学或任何柏拉图所拟定的精细的训练。他极力劝他年青的弟子兼朋友毕托克里斯"要逃避任何一种教化的形式"。所以他劝人躲避公共生活便是他这些原则的自然结果,因为与一个人所获得的权势成比例,嫉妒他因而想要伤害他的人数也就随之增加。纵使他躲避了外来的灾难,但内心的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有智慧的人必定努力使生活没没无闻,这样才可以没有敌人。


性爱,作为最"动态"的快乐之一,自然是被禁止的。这位哲学家宣称:"性交从来不曾对人有过好处;如果它不曾伤害人的话,那就算是幸运了"。他很喜欢(别人的)孩子,但是要满足这种趣味他似乎就得有赖于别人不听他的劝告了。事实上他似乎是非常喜欢孩子,竟至违反了自己的初衷;因为他认为婚姻和子女是会使人脱离更严肃的目标的。卢克莱修是追随着他贬斥爱情的,但是并不认为性交有害,只要它不与激情结合在一起。


依伊壁鸠鲁看来,最可靠的社会快乐就是友谊。伊壁鸠鲁是象边沁一样的一个人,他也认为在一切时代里所有的人都只追求着自己的快乐,有时候追求得很明智,有时候则追求得很不智;但是他也象边沁一样,常常会被自己温良而多情的天性引得做出一些可赞美的行为来,而根据他自己的理论他本是不应该如此的。他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朋友,不管他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是什么;但是他却极力要说服自己相信,他是自私得正象他的哲学所认为的一切人一样。据西赛罗说,他认为"友谊与快乐是分不开的,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就必须培养友谊,因为没有友谊我们就不能安然无惧地生活,也不能快乐地生活"。然而他又有时多少是忘记了自己的理论:他说"一切友谊的本身都是值得愿望的",又补充说"尽管这是从需要帮助而出发的"。①虽然伊壁鸠鲁的伦理学在别人看来是粗鄙的而且缺乏道德的崇高性,但他却是非常之真诚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提到他花园里的团体时是说"我们神圣的团体";他写过一本《论圣洁》的书;他具有一个宗教改革者的一切热情。他对人类的苦难,一定具有一种强烈的悲悯感情以及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心:只要人们能接受他的哲学,人们的苦难就会大大地减轻。这是一种病弱者的哲学,是用以适应一个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有冒险的幸福的世界的。少吃,因为怕消化不良;少喝,因为怕第二天早晨醒不了;避开政治和爱情以及一切感情的活动;不要结婚生子,以免丧失亲人;在你的心灵生活上,要使自己学会观赏快乐而不要观赏痛苦。身体的痛苦显然是一件大坏事;但是如果身体痛苦得很厉害,它就会很短暂;如果它的时间拖得很长,那末就可以靠着心灵的训练以及不顾痛苦而只想念幸福事物的那种习惯来加以忍受。最重要的是,要生活得能避免恐惧。


正是由于这个避免恐惧的问题,伊壁鸠鲁才被引到了理论哲学。他认为恐惧的两大根源就是宗教与怕死,而这两者又是相关联的,因为宗教鼓励了认为死者不幸的那种见解。所以他就追求一种可以证明神不能干预人事而灵魂又是随着身体而一片消灭的形而上学。绝大多数的近代人都把宗教想成是一种安慰,但是对于伊壁鸠鲁则恰好相反。超自然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在他看来乃是恐怖的一个来源,而灵魂不朽又是对希望能解脱于痛苦的一个致命伤。于是他就创造了一种精巧的学说,要来疗治人们的那些可以激起恐惧的信仰。


伊壁鸠鲁是一个唯物论者,但不是一个决定论者。他追随着德谟克里特相信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但是他并不象德谟克里特那样相信原子永远是被自然律所完全控制着的。我们知道,希腊的必然观源出于宗教;所以他的想法也许是对的,即只要容许必然性有存在的余地,那末对宗教的攻击就总归是不全面的。他的原子具有重量,并且不断地向下坠落;但不是朝向地心坠落,而是一种绝对意义的向下坠落。然而,一个原子时时会受到有似于自由意志的某种东西在作用着,于是就微微地脱离了一直向下的轨道,①而与其他的原子相冲撞。自此以下,则漩涡的发展等等所进行的方式都与德谟克里特的讲法大致相同。灵魂是物质的,是由呼吸与热那类的微粒所组成的。(德谟克里特认为呼吸和风在实质上与其不同;它们并不仅仅是运动着的气)。灵魂-原子布满着整个的身体。感觉是由于身体所投射出去的薄膜,一直触到了灵魂-原子的缘故。这些薄膜在它们原来所由以出发的身体解体以后,仍然可以继续存在;这就可以解释作梦。死后,灵魂就消散而它的原子(这些原子当然是继续存在的)就不能再有感觉,因为它们已不再与身体联系在一片了。因此,用伊壁鸠鲁的话来说就是:"死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是无感觉的都与我们无干"。


至于神,则伊壁鸠鲁坚决信仰他们存在,因为否则他就不能解释广泛流行的神的观念的存在了。但是他深信,神自身并不过问我们人世的事情。他们都是遵循伊壁鸠鲁教诫的合理的快乐主义者,所以不参与公共生活;政府是一种不必要的费事,他们的生活幸福而美满,所以并不感到政府有诱惑力。当然,通神、占卜以及所有这类的行为纯粹都是迷信,信仰天命也是迷信。


所以并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我们会触惹神的震怒,或者害怕我们死后会在阴间受苦。虽然我们要服从自然的威力(这是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的),然而我们仍然有自由意志,并且在某些限度之内我们乃是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不能逃避死亡,但是死亡(正当地加以理解时)并不是坏事。如果我们能按照伊壁鸠鲁的箴言审慎地生活下去的话,我们或许能成就一定程度的免于痛苦的自由。这是一种温和的福音,但是对于深深感受到人类不幸的人,它却足以激发热情。伊壁鸠鲁对于科学本身并不感兴趣,他看重科学,只是因为科学对于迷信所归之于神的作用的种种现象提供了自然主义的解释。当有着好几种可能的自然主义的解释时,他主张用不着在其中选择某一种解释。例如月亮的盈亏就曾有过各式各样的解释;但其中任何一种只要它不引出神来,就和别的解释是一样地好;至于试图要决定其中哪一种是真的,那就是无益的好奇心了。所以伊壁鸠鲁派实际上对自然知识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他们抗议晚期异教徒对于巫术、占星与通神的日益增长的信奉,他们也算做了有用的事;但他们却和他们的创始人一样始终都是教条主义的、有局限的,对个人幸福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没有真正的兴趣。他们能背诵伊壁鸠鲁的教诫,但是在这一学派所存在的整个几百年中间,他们并没有对伊壁鸠鲁的教诫增加任何新东西。


伊壁鸠鲁唯一著名的弟子就是诗人卢克莱修(公元前99-55年),他是和尤里乌斯·凯撒同时代的人。罗马共和国的末期,自由思想成为风尚,伊壁鸠鲁的学说在有教育的人们中间非常流行。但是奥古斯都皇帝提倡复古,提倡复兴古代的德行与古代的宗教,因而使得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一诗湮没不彰,一直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为止。这部书在中世纪只保存下来了一份手稿,幸免于被顽固派所毁灭。几乎从没有过任何别的大诗人要等待这么久的时间才为人所认识到,但是到了近代,他的优异性差不多已经是普遍公认的了。例如他和卞哲明·佛兰克林两个人就是雪莱所喜爱的作家。他的诗以韵文表现了伊壁鸠鲁的哲学。虽然这两个人有着同样的学说,但两人的品质是迥然不同的。卢克莱修是热情的,比伊壁鸠鲁更加需要有审慎权衡的教诫。他是自杀而死的,似乎是患有时时发作的神经病,——有些人断言是由恋爱的痛苦,或是由春药的意想不到的作用所致。他对伊壁鸠鲁有如对一位救世主一般,并且以宗教强度的语言赞颂了这位他所认为是宗教摧毁者的人:①当人类在地上到处悲惨地呻吟,人所共见地在宗教的重压底下,而她则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用她凶恶的脸孔怒视人群的时候——是一个希腊人首先敢于抬平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没有什么神灵的威名或雷电的轰击或天空的吓人的雷霆能使他畏惧;相反地它更激其他勇敢的心,以愤怒的热情第一个去劈开那古老的自然之门的横木,就这样他的意志和坚实的智慧战胜了;就这样他旅行到远方,远离这个世界的烈焰熊熊的墙垒,直至他游遍了无穷无尽的大宇。然后他,一个征服者,向我们报导什么东西能产生,什么东西不能够,以及每样东西的力量如何有一定的限制,有它那永久不易的界碑。由于这样,宗教现在就被打倒在人们的脚下,到头来遭人践踏:而他的胜利就把我们凌霄举起。


如果我们接受了传统关于希腊宗教与仪式的欢愉快乐的说法,那末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对宗教所表现的仇视就非常之不容易理解了。例如,济慈的《希腊古瓶之歌》歌颂了宗教的礼仪,那便不是一种使人心充满了阴暗恐怖的东西。我以为流行的信仰,大部分绝不是这种欢愉快乐的东西。对奥林匹克神的崇拜比起其他形式的希腊宗教来,迷信的残酷性要少一些;但是即使是奥林匹克的神直到公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时,也还有时候要求以人献祭,这种办法是在神话和戏剧中记载下来了的。①在伊壁鸠鲁的时候,整个野蛮世界还都公认以人献祭的办法;甚至于直到罗马征服时,野蛮人中最文明的人在危急关头,例如在布匿战争中,也还是使用这种办法的。


詹·哈里逊已经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希腊人除了对于宙斯及其一族的正式崇拜而外,还有着许多其他更为原始的信仰是与野蛮仪式多少相联系着的。这些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都被吸收到奥尔弗斯主义里面来,奥尔弗斯主义成了具有宗教品质的人们中间所流行的信仰。人们往往设想地狱是基督教的一种发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基督教在这方面所做的,仅仅是把以前流行的信仰加以系统化而已。从柏拉图《国家篇》的开头部分就可以看出,对死后被惩罚的恐惧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是普遍的,而且在苏格拉底至伊壁鸠鲁的这一段时间内恐怕也不曾有所减少。(我不是说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而是说一般的居民。)当然通常也还把疫疠、地震、战争的失败以及类似的灾难,都归咎于神的愤怒或者是未能注意预兆。我以为在关于通俗信仰的这个问题上,希腊的文学与艺术或许是误人不浅的。我们关于十八世纪末期的卫理教派又能知道什么呢,假如这个时期除了它那些贵族的书籍和绘画而外,便没有别的记录保存下来的话?卫理派的影响就象希腊化时代的宗教性一样,是来自下层的;到了鲍斯威尔和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时代它已经是非常有势力的了,尽管从他们两人的作品里看来,卫理教派影响的力量并不显著。所以我们决不能用《希腊古瓶》的形象或者是诗人与贵族哲学家的作品,来判断群众的宗教。伊壁鸠鲁无论从身世来说还是从他所交接的人来说,都不是贵族;也许这可以说明他对宗教的极端敌对的态度。


自从文艺复兴以后,伊壁鸠鲁的哲学主要是通过了卢克莱修的诗篇才为读者们所知道的。如果读者们并不是职业的哲学家,那末使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唯物主义、否定天命、反对灵魂不朽这样一些东西与基督教的信仰之间的对比了。特别使一个近代读者感到惊异的是,这些观点——这些观点今天一般都认为是阴沉的、抑郁的——竟是用来表现一种要求从恐惧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福音的。宗教方面真诚信仰的重要性,卢克莱修是和任何基督徒一样地深信不疑。卢克莱修在描叙了当人成为一种内心冲突的受难者的时候,是怎样地力图逃避自己并且枉然无益地想换个地方以求解脱之后,就说道:①


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想逃开自己——而这个自己,说实话,他怎样也逃不开;与自己意愿相反,他还是紧紧抓住它;他憎恨自己,因为他老不舒服,但却不能认识他的病痛的原因;是的,只要他能清楚地认识了它,那么,每个人就会把一切别的都抛开,而首先去认识万物的本性,因为这里成为问题的,不是一个人的一朝一夕的境况,而是永恒时间中的境况,在人们死后那全部时间之中他们所将要度过的那种境况。


伊壁鸠鲁的时代是一个劳苦倦极的时代,甚至于连死灭也可以成为一种值得欢迎的、能解除精神苦痛的安息。但相反地,共和国末期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幻灭的时代:具有巨人般的精力的人们,正在从混乱之中创造出来一种为马其顿人所未能创造的新秩序。但是对于置身于政治之外并且对于权力和掠夺毫不关心的罗马贵族来说,则事情的演变一定是令人深为沮丧的。何况在这之外又加上了不断的神经病的磨难,所以卢克莱修就把希望根本不生存当作是一种解脱,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怕死在人的本能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于伊壁鸠鲁的福音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得到广泛的流传;它始终只是少数有教养的人的信条。甚至于在哲学家们中间,自从奥古斯都的时代以后也都是照例拥护斯多葛主义而反对伊壁鸠鲁主义的。的确,自从伊壁鸠鲁死后,伊壁鸠鲁主义尽管日益萎缩,但仍然存在了六百年之久;可是随着人们日益受到我们现世生活的不幸的压迫,他们也就不断地向宗教或哲学里要求着更强烈的丹药。哲学家们除了少数的例外,都逃到新柏拉图主义里面去了;而没有受教育的人们便走入各种各样的东方的迷信,后来又越来越多地走入基督教,基督教在其早期的形式是把一切美好都摆在死后的生活里的,因此就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与伊壁鸠鲁的福音恰好相反的福音。然而与伊壁鸠鲁非常之相似的各种学说,却在十八世纪末叶被法国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所复活了,并且被边沁及其后学们传到英国来;这是有意地要反对基督教而这样做的,因为这些人对基督教的敌对态度和伊壁鸠鲁对他当时的宗教是一样的。


====①《希腊的原子论者与伊壁鸠鲁》,西雷耳·贝莱著,1928年牛津版,第221页。贝莱先生对伊壁鸠鲁做过专门的研究,他的书对于学者是极有价值的。


①斯多葛派对伊壁鸠鲁是非常不公平的,例如艾比克泰德写信给他说:"这就是你所宣扬的有价值的生活:吃,喝,淫,屙,睡"。见艾比克泰德《文集》,卷2,第20章。


②吉尔伯特·穆莱,《五个阶段》,第130页。


①约合美金二十元。


①奥德斯(W.J.Oates)著《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第47页。在可能的地方我都引用奥德斯先生的译文。


①(对伊壁鸠鲁来说)"没有痛苦的本身便是快乐,而且按他分析到最后,简直是最真实的快乐"。贝莱,前引书,第249页。


①关于友谊这个题目以及伊壁鸠鲁那种可爱的言行不一,可参阅贝莱,前引书,第317-320页。


①在我们今天,艾丁顿解释测不定原理时也提出了一种类似的见解。


①下文引自屈味连(R.c.Trevelyan)先生的英译本,卷一,第60-79页。(参见三联书店中译本,1958年版,卷一,第3-4页。——译者)


①卢克莱修举出过伊妃格尼亚的牺牲,作为宗教所铸成的祸害之一例。卷一,第85-100页。


①卷三,1068-76。我引用的仍然是屈味连先生的译文。(前引中译本,卷三,第186-187页。——译者)


谢选骏指出:罗素说了伊比鸠鲁和卢克莱修大量的坏话……如果这些话多少着点边际,那么就多少可以帮助人们多少了解一点卡尔·马克思了,因为这伊比鸠鲁和卢克莱修两个希腊罗马的哲学家,是马克思的最爱——不仅是因为伊比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和快乐主义的,而且因为他们对于事实的视而不见态度,以及他们喜欢团体生活,并酷爱从中吸取别人的能量。马克思没有榨取别人就活不下去,而我从小就被马克思主义榨取,所以从小就喜欢唯心主义和痛苦主义!

让怀疑主义者推行极权政治,后果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西方哲学史


第二十六章 犬儒学派与怀疑派


知识优异的人们与他们当时社会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里是非常之不同的。在某些幸运的时代里,他们大体上能与他们的环境调和,——毫无疑问他们要提出他们自己认为是必要的那些改革来,但是他们深信他们的提议是会被人欢迎的;而且即使是世界始终不曾改革的话,他们也不会因此就不喜欢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在另一些时代里,他们是革命的,认为需要号召激烈的变革,但希望这些变革(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忠告的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又在另一些时代里,则他们对世界是绝望的,他们觉得尽管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必需的,但却绝没有可以实现的希望。这种心情很容易陷于一种更深沉的绝望,把地上的生活认为本质上都是坏的,而对好的事物则只能寄希望于来生或者是某种神秘的转变上。 

在某些时代,所有这几种态度可以在同时为不同的人所采取。例如,让我们看一下早期的十九世纪。欧德是快活的,边沁是个改革者,雪莱是个革命者,而李奥巴第则是个悲观主义者。但在大多数的时期里,伟大的作家们中间却有着一种流行的格调。在英国,他们在伊丽莎白时代和十八世纪是快活的;在法国,他们约当1750年左右变成了革命的;在德国,自从1813年以后他们是民族主义的。


在教会统治时期,也就是说从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人们在理论上所相信的与在实际上所感觉的之间,是有着一种冲突的。在理论上世界是一个流泪泉,是在受苦受难之中对于来世的一种准备,但是在实际上则作家们(他们几乎全都是教士)又不免对于教会的权势感到高兴;他们有机会从事于许多他们认为是有用的那种活动。因此他们具有着统治阶级的心理,而不是那种觉得自己是在逃亡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人们的心理。这就是贯穿着整个中世纪的那种奇怪的二元论的一部分,这种二元论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教会虽然是基于出世的信仰但又是日常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准备开始于希腊化的时期,并且是与城邦的衰颓相联系着的。希腊的哲学家们,下迄亚里士多德为止,尽管他们可以埋怨这埋怨那;但在大体上对于宇宙并不绝望,也不觉得他们自己在政治上是无能的。他们有时候可以是属于失败了的政党,但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失败也只是由于冲突中的机缘所致,而不是由于有智慧的人之任何不可避免的无能为力。甚至连那些象毕达哥拉斯或者在某种心情之下的柏拉图那样地鄙弃现象世界而力求逃避于神秘主义的人,也都有着要把统治阶级转化成为圣贤的具体计划。但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当然这种变化仅仅是程度上的变化;这样的问题在以前也曾被人提出来过,并且后期的斯多葛派有一个时期也是关怀政治的,——但关怀的是罗马的政治而非希腊的政治。然而这个变化却仍然是一场真实的变化。除了罗马时期斯多葛主义在一定限度上而外,凡是那些认真思想、认真感受的人们的观点都日益变得主观的和个人主义的了;直到最后,基督教终于带来了一套个人得救的福音,这就鼓舞了传教的热诚并创造了基督教教会。在这以前,始终没有过一种制度是可以让哲学家们全心全意地安身立命的,因而他们对权势的合法的爱好心就没有适当的出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作为人而论,就要比那些生活于城邦仍然能够鼓舞其忠诚的时代的人们,具有更大的局限性。他们仍然思想,因为他们不能不思想;但是他们几乎并不希望他们的思想在实际世界里会产生什么效果。


有四派哲学大约都是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建立起来的。最有名的两派,即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是我们后两章的主题;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讨论犬儒派和怀疑派。


这两个学派中的前一派出自(通过它的创始人狄奥根尼)安提斯泰尼;他是苏格拉底的弟子,约长于柏拉图二十岁。安提斯泰尼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其有似于托尔斯泰。直到苏格拉底死后,他还生活在苏格拉底贵族弟子们的圈子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非正统的征象来。但是有某种东西——或者是雅典的失败,也许是苏格拉底之死,也许是他不喜欢哲学的诡辩——却使得他在已经不再年青的时候,鄙弃了他从前所重视的东西。除了纯朴的善良而外,他不愿意要任何东西。他结交工人并且穿得和工人一样。他进行露天讲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一切精致的哲学,他都认为毫无价值;凡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他信仰"返于自然",并把这种信仰贯彻得非常彻底。他主张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产,不要婚姻,不要确定的宗教。他的弟子们(如果他本人不曾)谴责奴隶制。他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者,但是他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他说"我宁可疯狂也不愿意欢乐"。①安提斯泰尼的名声被他的弟子狄奥根尼盖过了,狄奥根尼"是欧济尼河上西诺普地方的青年,最初他[安提斯泰尼]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曾因涂改货币而被下过狱的不名誉的钱商的儿子。安提斯泰尼命令这个青年回家去,但是他丝毫不动;他用杖打他,他也一动不动。他渴望'智慧',他知道安提斯泰尼可以教给他智慧。他一生的志愿也是要做他父亲所做过的事,要'涂改货币',可是规模要大得多。他要涂改世上流行的一切货币。每种通行的印戳都是假的。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①他决心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所以就被称为"犬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象犬一样"。他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装的、居室的、饮食的、或者礼貌的。据说他住在一个桶里,但是吉尔柏特·穆莱向我们保证说这是个错误:因为那是一个大瓮,是原始时代用以埋葬死人的那种瓮。②他象一个印度托钵僧那样地以行乞为生。他宣扬友爱,不仅仅是全人类之间的友爱,而且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甚至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一身就聚集了许多的传说。尽人皆知,亚历山大怎样地拜访过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狄奥根尼的教导,一点也没有我们现在所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犬儒"的)东西,——而是恰好与之相反。他对"德行"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他认为和德行比较起来,俗世的财富是无足计较的。他追求德行,并追求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货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学说在这一方面是被斯多葛派所采用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追随着他摒绝文明的欢乐。他认为其罗米修斯由于把那些造成了近代生活的复杂与矫揉造作的技术带给了人类,所以就公正地受到了惩罚。在这一点上他有似于道家、卢梭与托尔斯泰,但是要比他们更加彻底。


虽然他是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人,但是他的学说在品质上却属于希腊化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是欢乐地正视世界的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家;从他而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而具有着一种逃避的哲学。世界是不好的,让我们学会遗世而独立吧。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它们都是幸运的赐予,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报酬。唯有主观的财富——即德行,或者是通过听天由命而得到的满足——才是可靠的,因此,唯有这些才是有智慧的人所要重视的。狄奥根尼本人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但他的学说却正象希腊化时代所有的学说一样,乃是一种投合于劳苦倦极的人们的学说,失望已经摧毁了这些人的天赋的热忱了。这种学说除了对于强有力的罪恶是一种抗议而外,当然绝不是一种可以指望促进艺术或科学或政治或任何有用的活动的学说。


看一下在犬儒学派普及之后,他们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子,是饶有趣味的。公元前三世纪的早期,犬儒学派非常风行,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港。他们刊行了短篇的说教,指出没有物质财产是多么地轻松,饮食简朴可以是多么地幸福,怎样在冬天不必穿昂贵的衣服就可以保持温暖(这在埃及也许是真的!),对自己的家乡依依不舍或者悲悼自己的孩子或朋友的死亡又是何等之愚蠢。这些通俗化的犬儒学者之中有一个叫做德勒斯的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①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对于这种单纯生活感到任何的同情,它已经变得太单纯了。我们怀疑是谁高兴这种说教,是希望把穷人的苦难想象成仅仅是幻想的那些富人呢?还是力图鄙视获得了成功的事业家们的那些新的穷人呢?还是想使自己相信自己所接受的恩赐是无关重要的那些阿谀献媚者呢?德勒斯对一个富人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唠叨不满。"②这是一种很便当的学说。通俗的犬儒主义并不教人禁绝世俗的好东西,而仅仅是对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漠不关心而已。就欠债的人来说,这可以表现为一种使他减轻自己对于债主所负的义务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玩世不恭"("犬儒的")这个名词是怎样获得它的日常意义的。


犬儒派学说中最好的东西传到了斯多葛主义里面来,而斯多葛主义则是一种更为完备和更加圆通的哲学。


怀疑主义之成为一种学派的学说最初是由皮浪提倡的,皮浪参加过亚历山大的军队,并且随军远征过印度。看起来这使他发生了浓厚的旅行兴趣;他的余年是在他的故乡爱里斯城度过的,公元前275年他死在这里。除了对于以往的各种怀疑加以一定的系统化与形式化而外,他的学说里并没有多少新东西。对于感官的怀疑是从很早以来就一直在困恼着希腊哲学家的;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象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样否认知觉的认识价值的人们,他们还把他们的否定当做是宣扬知识上的教条主义的一种好机会。智者们,特别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曾经被感官知觉的模糊极其显著的矛盾而引到了一种有似于休谟的主观主义。皮浪似乎(因为他很聪明地没有写过任何书)在对感官的怀疑主义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的与逻辑的怀疑主义。据说他主张绝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使人去选择某一种行为途径而不选择另外的一种。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一个人无论住在哪个国家里,都是顺从着那里的风俗的。一个近代的信徒会在礼拜日到教堂去,并且奉行正确的跪拜仪式,而不必具有任何被人认为是足以激发这些行动的宗教信仰。古代的怀疑主义者奉行着全套的异教宗教仪节,有时候甚至于他们本人就是祭司;他们的怀疑主义向他们保证了这种行为不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他们的常识感(这种常识感比他们的哲学更经久)又向他们保证了这样做是便当的。


怀疑主义自然地会打动许多不很哲学的头脑。人们看到了各派之间的分歧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的尖锐,于是便断定大家全都一样地自命为具有实际上是并不可能获得的知识。怀疑主义是懒人的一种安慰,因为它证明了愚昧无知的人和有名的学者是一样的有智慧。对于那些品质上要求着一种福音的人来说,它可能似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正象希腊化时期的每一种学说一样,它本身就成为了一付解忧剂而受人欢迎。为什么要忧虑未来呢?未来完全是无从捉摸的。你不妨享受目前;"未来的一切都还无从把握"。因为这些原因,怀疑主义在一般人中就享有了相当的成功。


应该指出,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来说,并不仅仅是怀疑而已,并且还可以称之为是武断的怀疑。科学家说:"我以为它是如此如此,但是我不能确定"。具有知识好奇心的人说:"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但是我希望能弄明白"。哲学的怀疑主义者则说:"没有人知道,也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成份,便使得怀疑主义的体系有了弱点。怀疑主义者当然否认他们武断地肯定了知识的不可能性,但是他们的否认却是不大能令人信服的。


然而,皮浪的弟子蒂孟提出了一种理智上的论证,这种论证从希腊逻辑的立场来说是很难于答覆的。希腊人所承认的唯一逻辑是演绎的逻辑,而一切演绎都得象欧几里德那样,必须是从公认为自明的普遍原则出发。但蒂孟否认有任何找得出这种原则来的可能性。所以一切就都得靠着另外的某种东西来证明了;于是一切的论证要末便是循环的,要末便是系在空虚无物上面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锁。而这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都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论证就砍中了统治着整个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根本。


在我们今天被那些并不是完全怀疑的人们所宣扬的某些形式的怀疑主义,对于古代的怀疑派并不曾出现过。他们并不怀疑现象,也不疑问那些他们认为是仅只表示我们所直接知道的有关现象的命题。蒂孟大部分的著作都已佚失了,但他现存的两句话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句是说:"现象永远是有效的"。另一句是说:"蜜是.甜的,我决不肯定;蜜看来是甜的,我完全承认。"①一个近代的怀疑主义者会指出,现象仅仅是出.现.,它既不有效也不无效;有效或无效的必须是一个陈述;但并没有一种陈述能够和现象联系得如此之密切,以致于不可能有虚假。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也会说"蜜看来是甜的"这一陈述仅仅是高度或然的,而不是绝对确实可靠的。在某些方面,蒂孟的学说非常有似于休谟的学说。他认为某些从未被人观察到的东西——例如原子——就不能有效地被我们所推知;当两种现.象.屡屡被我们观察到在一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推知另一个。


蒂孟在他悠长的一生的晚年就住在雅典,并于公元前235年死于雅典。随着他的死,皮浪的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就告结束了;但是他的学说——说来似乎很奇怪——多少经过了改造之后,却被代表柏拉图传统的学园接受过来了。


造成这一惊人的哲学革命的人是与蒂孟同时代的人阿塞西劳斯,他大约老死于公元前240年。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柏拉图的乃是信仰一个超感的理智的世界,信仰不朽的灵魂对可朽的肉体的优越性。但柏拉图是多方面的,在某些方面也可以把他看作是在宣扬怀疑主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自称一无所知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总把这话认为是讽刺,但是这话也可以认真地加以接受。有许多篇对话并没有达到任何正面的结论,目的就在要使读者处于一种怀疑状态。有些篇对话——例如《巴门尼德篇》的后半部——则似乎是除了指明任何问题的正反两方都可以提出同等可信的理由而外,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柏拉图式的辩证法可以认为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若是这样加以处理的话,则它本身就成为对于怀疑主义的一种最可赞美的辩护。这似乎就是阿塞西劳斯所解说柏拉图的方式,他自认为仍然是在追随着柏拉图的。他砍掉了柏拉图的头,但是保留下来的躯干却无论如何仍然是真的。


阿塞西劳斯的教学方式会有许多地方是值得表扬的,假使跟他学习的青年人能够不为它所麻痹的话。他并不主张任何论点,但是他却要反驳学生所提出来的任何论点。有时候他会自己前后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用以说明怎样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论证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命题。一个有足够的叛逆勇气的学生,就可以学到机智并且避免谬误;但事实上除了机伶和对于真理漠不关心而外,似乎并没有人学到了任何的东西。阿塞西劳斯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的学园大约有两百年之久一直都是怀疑主义的。


在这一怀疑时期的中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公元前156年雅典派至罗马的外交使团有三位哲学家,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愧继任阿塞西劳斯作学院首领的那位卡尔内亚德。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作使臣的尊严就应该妨碍他的这次大好机会,于是他就在罗马讲起学来。那时候的青年人都渴望模仿希腊的风气,学习希腊的文化,于是都蜂拥而来听他讲学。他的第一篇讲演是发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关于正义的观点,并且是彻底建设性的。然而他的第二篇讲演即是反驳他第一次所说过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要建立相反的结论,而仅仅是为了要证明每一种结论都是靠不住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论证说,以不公道加于人对于犯者来说要比忍受不公道是一桩更大的罪过。卡尔内亚德在他的第二篇讲演里,非常轻蔑地对待了这种说法。他指出,大国就是由于他们对软弱的邻邦进行不正义的侵略而成为大国的;这一点在罗马是不大好否认的。船破落水的时候,你可以牺牲别的弱者而拯救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个傻瓜。他似乎认为"先救妇孺"并不是一句可以导致个人得救的格言。如果你在得胜的敌人面前溃退的时候已经丢失了你的马,而又发现有一个受伤的同志骑着一匹马,那末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有理智的,你就会把他拉下马,抢过他的马来,不管正义是怎么样的讲法。这一切不大有建设性的论证出于一个名义上是柏拉图的追随者之口,真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它似乎曾使得具有近代头脑的罗马青年们大为高兴。但是它却使得有一个人大不高兴,那个人就是老卡图;老卡图代表着严峻的、僵硬的、愚蠢而又粗暴的道德规范,正是靠了这种道德规范罗马人才打败了迦太基的。老卡图从年青到年老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一早就其床,进行严格的体力劳动,只吃粗糙的食物,并且从未穿过一件价值一百辨士以上的衣服。对于国家他是忠心耿耿的,他拒绝一切贿赂和贪污。他严格要求别的罗马人也具有他自己所实行的一切德行,并且坚持说控诉和检举坏人乃是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他竭力推行古罗马的严肃的风尚:"卡图把一个叫做马尼里乌斯的人赶出了元老院,这个人本来是极有希望在下一年被任命为执政官的,仅仅因为这个人在白天并且当着自己女儿的面前太多情地吻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卡图在谴责他做这件事时还告诉他说,除非在打雷的时候,他自己的妻子是从不吻他的"。①卡图当政的时候便禁止奢侈和宴会。他要他的妻子不仅哺乳她自己的孩子,还要哺乳他奴隶们的孩子,为的是用同样的奶喂养起来之后,奴隶们的孩子就可以爱他自己的孩子了。当他的奴隶年老不能工作时,他就毫不怜惜地把他们卖掉。他坚持他的奴隶们应当永远不是做工便是睡觉。他鼓励他的奴隶们互相争吵,因为"他不能容忍奴隶们居然做了好朋友"。若是有一个奴隶犯了严重的过错,他就把其余的奴隶都召来,并且诱导他们来咒骂这个犯过错的人罪该万死;然后他就当着其余奴隶们的面前亲手把他处决。


卡图和卡尔内亚德之间的对比真是非常全面的:一个是由于道德过分严厉、过分传统以至于粗暴,另一个是由于道德过分放恣、过分沾染上了希腊化世界的社会堕落以至于下贱。


"马尔库斯·卡图从一开始——从青年们开始学希腊语,从而希腊语在罗马日益为人重视的时候——就不喜欢这件事:怕的是渴望学习知识与辩论的罗马青年们,会完全忘掉荣誉与武力的光荣。……于是有一天他就在元老院里公开地攻击这几位使臣在这里呆得时间太久,而且没有赶快办事:还要考虑到这些使臣都是狡猾的人,很容易说服别人相信他们。假使没有其他方面的考虑的话,仅此一点也就足以说服元老院对使臣们做出一个决定的答复来,好把他们遣送回国去教书,去教他们自己的希腊孩子,别让他们再管罗马的孩子了;让罗马的孩子们还象从前一样地学习着服从法律和元老院吧。他向元老院说这番话,并不是出于他对卡尔内亚德有任何的私仇或恶意(象某些人所猜想的那样):而是因为他总是仇视哲学的"。①在卡图的眼里,雅典人是没有法律的低等人;所以他.们.若被知识分子的浅薄的诡辩术所腐蚀的话,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罗马青年则必须是清教徒式的、帝国主义的、无情的而又愚昧的。然而他并没有成功;后来的罗马人不但保存了卡图的许多毛病,同时还接受了卡尔内亚德的许多毛病。继卡尔内亚德(约当公元前180-110年)之后的下一任学园园长是一个迦太基人,他的真名字是哈斯德鲁拔,但是他和希腊人打交道时喜欢自称为克来多马柯。与卡尔内亚德之把自己只限于讲学不同,克来多马柯写了四百多部书,其中有些是用腓尼基文写的。他的原则似乎和卡尔内亚德的一样。在某些方面,它们是有用的。这两位怀疑派都从事反对那些变得日益广泛流行的占卜、巫术和星相学的信仰。他们也发展了一种建设性的有关或然性的程度的学说;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理由感到确实的可靠性,但是某些东西却似乎要比别的东西更近乎真实。或然性应该是我们实践的指导,因为根据各种可能的假设中之或然性最大的一种而行事,乃是合理的。这种观点也是大多数近代哲学家所同意的一种观点。不幸的是发挥这种观点的书籍已经失传了;我们很难依据现存的一些提示而重新构造出来这种学说。


克来多马柯之后,学园就不再是怀疑主义的了,并且从安提阿古(他死于公元前69年)而后,它的学说有好几个世纪实际上已经变得和斯多葛派的学然而,怀疑主义并假起来了。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诺索斯(假如我们知道一点的话)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可能有过怀疑派,他们以怀疑动物的女神有没有神性来取悦于放荡的廷臣们。艾奈西狄姆的年代无法确定。他抛开了卡尔内亚德所宣扬的或然性学说,又回到了怀疑主义最初的形式上去。他的影响相当大;追随他的有公元二世纪时的诗人鲁西安以及稍后的古代怀疑派哲学家中唯一有著作流传下来的塞克斯托·恩皮里库斯。例如,有一片短文《反对信仰神的论证》曾被爱德文·比万在他的《晚期希腊宗教》一书第52-56页里译为英文,并且据他说这或许就是塞克斯托·恩皮里库斯根据克来多马柯的口授而采自卡尔内亚德的。


这片文章一开始就解释说,在行.为.上怀疑派乃是正统的:"我们怀疑派在实践上追随着世人的做法,并且对它没有任何的意见。我们谈到神,把他们当做是存在的,我们敬神并且说他们执行天命;但是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表示信仰,从而避免了教条者们的鲁莽轻率"。


接着他就论证说,人们对于神的性质是意见分歧的,例如有人认为他是有身体的,又有人认为他是没有身体的。我们既然对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不能知道他的属性。神的存在并不是自明的,所以才需要证明。同时他还有一个比较混乱的论证,指出这样的证明乃是不可能的。其次,他就谈到了罪恶这一问题,并结论说:"那些积极肯定神存在的人,就不能避免陷于一种不虔敬。因为如果他们说神统御着万物,那末他们就把他当成是罪恶事物的创作者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说神仅只统御着某些事物或者不统御任何事物;那末他们就不得不把神弄成是心胸狭隘的或者是软弱无能的了,而这样做便显然是一种十足的不虔敬。"


怀疑主义尽管继续打动着某些有教养的个人一直要到公元后三世纪,但是它却与日益转向教条化的宗教和得救学说的时代性格背道而驰。怀疑主义者有足够的力量能使有教育的人们对国家宗教不满,但是它却提供不出任何积极的东西(哪怕是在纯知识的领域内)来代替它。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神学上的怀疑主义(就它大多数的拥护者而论)已经被对于科学的热诚信仰所代替了,但是在古代却并没有这种对怀疑的代替品。古代世界没有能够回答怀疑派的论证,于是就回避了这些论证。奥林匹克的神已经不为人所相信了,东方宗教入侵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于是东方的宗教就来争取迷信者们的拥护,直到基督教的胜利为止。


①贝恩,卷二,第4,5页;穆莱,《五个阶段》,第113-114页。


①穆莱,《五个阶段》,第117页。


②同上,第119页。


①《希腊化时代》(1923年,剑桥板),第84页以下。


②同上,第86页。


①转引自爱德文·比万:《斯多葛派与怀疑派》,第126页。


①诺尔斯译,普鲁塔克《名人传》,马尔库斯·卡图传。



谢选骏指出: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可以衣衫褴褛地生活,绝不追随权贵。但是,他们却因此而被后来的凡夫俗子仇视,因为犬儒派的言行使人自惭形秽,结果这些势利小人就反过来用“犬儒病”来形容自己的行为,从而把“犬儒”一词的含义完全颠覆过来了——这些实际上的毛泽东分子就这样翻身解放了。至于怀疑派,我印象最深的小时候读马克思的格言,有一句便是——“怀疑一切!”还打了一个惊叹号。我那时候就知道“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是极权;马克思是恩格斯主义者——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包二奶,花天酒地,虚无主义,怀疑一切!但是,历史弄人。结果让怀疑主义者推行极权政治,后果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凡此种种,罗素知道多少?他只会分析哲学,不会创造哲学;他只会研究逻辑,不会超越逻辑。

谢选骏:请不要诬蔑犬儒

谢选骏:请不要诬蔑犬儒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0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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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谢选骏


    

    (一)

    

    “犬儒学派”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或说该学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前445年-前365年)曾经在一个称为“快犬”(Cynosarges)的运动场演讲,或说该学派的人生活简朴,像狗一样地存在,被当时其他学派的人称为“犬”。到近代,“犬儒主义”这一词在西方则带有贬义,意指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行为。这是因为,志得意满的西方人已经无法理解开始没落的古代希腊时代的文明了。

    

    安提斯泰尼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犬儒学派因其创始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在一个名叫居诺萨格(Kunosarges)的体育场中讲学而得名。因为Kuno就是希腊语“狗”的意思。同时,“犬儒”这名称也标志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准确的来说,犬儒学派就是对世界的不信任和对任何事物抱消极态度的学派。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弟子,约长于柏拉图二十岁。安提斯泰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其有似于托尔斯泰。直到苏格拉底死后,他还生活在苏格拉底贵族弟子们的圈子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非正统的征象来。但是有某种东西——或者是雅典的失败,也许是苏格拉底之死,也许是他不喜欢哲学的诡辩——却使得他在已经不再年青的时候,摒弃了他从前所重视的东西。除了纯朴的善良而外,他不愿意要任何东西。他结交工人并且穿得和工人一样。他进行露天讲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一切精致的哲学,他都认为毫无价值;凡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他信仰“返于自然”,并把这种信仰贯彻得非常彻底。他主张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产,不要婚姻,不要确定的宗教。他的弟子们(如果他本人不曾)谴责奴隶制。他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者,但是他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他说“我宁可疯狂也不愿意欢乐”。

    

    安提斯泰尼的名声被他的弟子狄奥根尼盖过了,狄奥根尼“是欧济尼河上西诺普地方的青年,最初安提斯泰尼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曾因涂改货币而被下过狱的不名誉的钱商的儿子。安提斯泰尼命令这个青年回家去,但是他丝毫不动;他用杖打他,他也一动不动。他渴望'智慧',他知道安提斯泰尼可以教给他智慧。他一生的志愿也是要做他父亲所做过的事,要'涂改货币',可是规模要大得多。他要涂改世上流行的一切货币。每种通行的印戳都是假的。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

    

    他决心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所以就被称为“犬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象犬一样”。他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装的、居室的、饮食的、或者礼貌的。据说他住在一个桶里,但是吉尔柏特·穆莱向我们保证说这是个错误:因为那是一个大瓮,是原始时代用以埋葬死人的那种瓮。他象一个印度托钵僧那样地以行乞为生。他宣扬友爱,不仅仅是全人类之间的友爱,而且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甚至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一身就聚集了许多的传说。尽人皆知,亚历山大怎样地拜访过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据说亚历山大(征服者亚历山大)之后对随从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狄奥根尼。”

    

    狄奥根尼的教导,一点也没有我们如今所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犬儒”的)东西,——而是恰好与之相反。他对“德行”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他认为和德行比较起来,俗世的财富是无足计较的。他追求德行,并追求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货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学说在这一方面是被斯多葛派所采用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追随着他摒绝文明的欢乐。他认为普罗米修斯由于把那些造成了近代生活的复杂与矫揉造作的技术带给了人类,所以就公正地受到了惩罚。在这一点上他有似于道家、卢梭与托尔斯泰,但是要比他们更加彻底。

    

    安提斯泰尼在晚年对正统的哲学丧失了信心,当他已不再年轻,鄙弃从前所重视的东西,放弃了上层阶级的生活模式,而去过简朴的生活,不受各种习俗和规定的限制,除了纯朴的善良而外,他不愿意要任何东西,并希望希腊回复到原始社会。

    

    受到这种思想的启发,狄奥根尼(安提斯泰尼的弟子)几乎裸身并且没有携带任何补给便周游了整个希腊,享受了阳光、温暖等一切自然的恩赐,并且聚集了几千个皈依他的思想的人,并向他们讲述这个社会是多么值得讽刺。

    

    以他和狄奥根尼等为主的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们提出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当时人讥为穷犬,故称。后亦泛指具有这些特点的人。

    

    犬儒学派的主要教条是,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犬儒学者相信,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的优势。每人都可以获得幸福,而且一旦拥有,就绝对不会再失去。人毋须担心自己的健康,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犬儒学派对之后的斯多葛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犬儒主义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二)

    

    人们曾经深信:“中国人热爱和平。”因为那时的中国人信天,信命;而且是以最消极的方式来适应现实,结果流于奴隶的宿命论而不是英雄的宿命论。许多历史学者还公然附和这一点,用断烂无章的有关“本质”的胡说来宣扬,“我们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民族。”但是这种懦弱是永远不变的吗?有的政论作者甚至用“犬儒”一词来称呼自己的这种懦弱。不过请住口,不要望文生义。

    

    今天,中国是否正在“犬儒化”?

    

    不是。

    

    我看到,人们开始在贪生怕死、忍辱苟活的国民性格后面,看到某种积极的本能正在凝聚。──“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是其宣言。今天,在传统中国那老妇人般喋喋不休的“讲道理”的脂粉下面,一股青春的杀气正在腾起。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被中国的长城时代封为正统的温柔敦厚,正被打入价值观念的地狱。

    

    我们把这场国民性的革命称为“中国的野蛮化”,这种破坏性极大的格局,如果不能“齐之以刑,导之以礼”,并以新的信仰树立新的民族规范,则民族的灾难如僭主统治就无法结束;民族的新局如新王国就无法开拓。

    

    也许,为了摆脱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传统,近代中国的野蛮化过程,是一条“没有道路的道路”,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们已经揭示:它只能改良土壤,但不能生育万物。

    

    促使一个昏迷不醒的民族进行野蛮抵抗的那种压力,一定很强,以致威胁他的苟延残喘,从而迫使它垂死挣扎,“长城时代的挽歌”《义勇军进行曲》呼吁说,“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说明只有被逼人死角,苟活的东西才肯起来反抗。──由于其主体的过于迟钝,这个觉醒过程,在外观上不能不表现为可怕的摧残过程。于是中国的野蛮精神,就以各种形式的过激主义武装起来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天国般的目的只是幌子,地狱般的锻炼才是目的。

    

    动员──野蛮──再动员──再野蛮,直到更多的野蛮、更大的暴行······暴行几乎成了合理性的证明。几乎成了治疗帝国时代麻痹症的不二法门。帝国时代的麻痹症衍生出了僭主时代的一切灾难,但更多的野蛮毕竟不是解决办法,无法给我们一个健康、强大的家园。

    

    彻底的失望,曾使中国的觉醒更加彻底;不公正的待遇,曾使中国觉醒后的超然态度烟消云散。无动于衷的教化,和两千年的催眠一起,被日益激化的好斗性,送入野蛮精神的焚尸炉。它披上正义的华衮及合理的铠甲,进军世界。它取代儒家精神,成为中国居民的新骨髓。它宣告,治疗中国的萎缩──瘫痪症,除了依靠神力,只能拜托超强的刺激!但这依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无法给我们一个健康、强大的家园。

    

    为了实现中国的爱,我们必须走出僭主时代的暴戾循环,建立宪政国家。宪政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宪政本身要排除人格化,是抽象的正义、客观的规则。它如何能满足人性的需求,从而维持人们的信赖之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遭受帝国时代的暴君和僭主时代的领袖的百般压榨的人民中,如何建立起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宪政的落实还必须通过具有信用的人格,正如巴比伦的“日神授予法律给汉谟拉比王”的法典纪念碑所示,宪政之上必须还需要天道的秩序和神明的安排,以作为宪政的终极支持。这是英雄的宿命论而不是奴隶的宿命论,它寻求扩张的适应性而不是萎缩的适应性。

    

    中国家园的守护者说:中国!我们不仅热爱你的伟大,也热爱你的渺小;不仅热爱你的纯净,也热爱你的污秽;不仅热爱你的高尚,也热爱你的卑鄙;不仅热爱你的宽厚,也热爱你的刻毒;不仅热爱你的仁慈,也热爱你的残忍──不仅热爱你对我们的养育,也热爱你对我们的迫害!除非,除非我们的灵与肉全部死去。

    

    正如托马斯 阿奎那所说:“君主的责任是掌握世俗事务中的最高权力。但是享受上帝的快乐这一目的,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的政权才能达到。这样的统治属于耶稣基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八十四至八十五页,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为什么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的政权才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满足那种存在于人类心中的欲望,并使人幸福。”(同上第五十一页)在现代宪政国家中,相对于阿奎那时代的君主的,是宪政;但同样的,公正的宪政像贤明的君主,只能安定社会,不能创造幸福。因为只有神的统治也就是精神家园的获得,才能给人带来上帝的快乐也就是终极的幸福。

    

    1,法律之上还有正义。因为法律毕竟是抽象的,要依靠具体的人格(如法官的教养和良善)做出裁决,如果法官的良心败坏了,不受监督,贪赃枉法,互相包庇作恶,再好的法律也是具文,毫无用处。

    

    2,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没有“天”在人心中的支配作用和最高权威,社会就只能有表面化的法制而不会有内在化的宪政。因此,为了实现宪政国家,必须树立更高的目标信仰。

    

    3,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人制定的,人的不完美性导致法律的不完美性。表现在具体事务上,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比比皆是。只有“天”是完美的,并引导人心与法律不断走向完美。

    

    4,法律不是永恒的,按照程序,随时可以修改、损益。只有“天”是永恒的,并引导法律的修改和损益朝向进步而不是反动的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托马斯 阿奎那同样具有深入的见解,他说:“上帝通过他的先知答应他的人民,作为一个巨大的恩惠,他要把他们放在一人之下,只有一个君主来统治他们大众。······(同上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页)仅凭这段话,托马斯?阿奎那仿佛一位死心塌地的君主主义者,其实不然。注意,在他看来,人民并不因此而沦为君主的私产,因为他这里所说的人民,是上帝的人民,而不是君主的人民,君主只是实现天治的工具罢了。所以,“如果那个社会废黜它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权力,邢也是合乎正义的。“(第五十九页)

    

    在天治面前,正义与否是最高的准则,在保证正义的前提下,政治形式反倒退居次要,例如,“在无道的政权下,它所凭借的统一的规模越大,就越是有害。所以,僭主政治比寡头政治有害,寡头政治又比民主政治有害,······政权无道因素是:统治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所受损害越大,政权就越加无道,暴君政治是最无道的政权形式。”这样看来,他仿佛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甚至民主主义者,其实也不然。因为“有道的政权最好由一人来掌握”(同上第四十九至五十一页),其要义在于:“有道政权一旦变为无道,那么有多数人掌权从而在内部磨擦下趋于衰弱,就比较好些。所以,在各种无道的政权的形式中,民主政治是最可容忍的,暴君政治是最坏的,必须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使统治者不致成为暴君。首先,在可能的候选人中,无论谁被宣布接任王位,都应该具有不成为暴君的德性;其次,君主制度应做出规定,使国王一旦当政,没有机会成为暴君。同时应该适当地限制王权,使他不能很容易地转到暴政方面去,······”(同上第五十七页)“最后,当没有希望依靠人的力量来反对暴政时,就必须求助于万王之王的上帝。”(同上第六十页)

    

    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对于天、神、上帝的坚定信仰,可以限制世俗权力,避免他恶性发展为暴政。

    

    宪政虽然比人治更少个人缺点,但毕竟也存在着时代的、尤其是人性方面的普遍局限。民主政治由于以多数人统治为原则,因而最接近宪政精神,但其代价也极为昂贵,因为它必须求助种种复杂的制度和程序,从外在来限制罪恶。尤其是代议民主制,更是民主制与寡头制的结合。相反,如果人们都在天意(神、上帝)的指引下,各从甚善,自觉自律,以行为符合完满的善作为为人生的最高目标,那么,社会只需要很少的法律。

    

    人是某种对立力量的产物。在人类心灵的深处,矛盾的朝向不仅并存,而且相得益彰······不论是传统的暴君政治还是革命的僭主政治,不论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有互相转化的可能,甚至常在永恒的转化中。如,僭主时代的怯懦,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勇敢;僭主时代的自私,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公德;僭主时代的昏聩,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明智;僭主时代的散漫无效,正源于王国时代在历史上的韧性组织。同样,僭主时代的极端混乱,正源于帝国时代历史上的过度从命,正是后者培养了消极的适应性、奴隶的宿命论。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没有关于命运的知识,依然能够存在下去。

    

    以上所思是出于以下事实:任何历史中的事物,都是作为因果报应而登场的,这也就是所谓“挑战──应战”。例如在有史可考的范围内,任何“堕落”都是出自前次的“成功”;任何“侵略”都是针对前次国难国耻的“反击”;任何“创造”都是源于前次的饥饿体验。这行为动机,是人性的公开秘密。而人的历史、人的文明,也是作为人性的衍生物而存在、发展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变化就是如此这般地由“报应”和“反报应”的交叉作用环环体现的。

    

    (三)

    

    要把中国人最终训练成为国家──民族主义者也就是现代意义的公民,在事实上很难,在理论上危险,但值得一试,也必须努力去做,否则,中国就不能进入世界主流,中国人就只能永做世界贱民。

    

    中国革命中,传统意识形态随着社会苦难的加深而逐渐崩溃。制度的失灵,消解了政治神话与政治理论;社区的瓦解,动摇了定见和成规。在破碎的万象后面,飘出了真正的本体:种族的存亡。于是,为了保全种族的生命,没有什么不能牺牲了。每当我们沉涧于悲痛的思绪,慨叹现代中国的衰落与破败,空旷超然的孤独感就油然兴起:也许苦难还是值得庆幸的,毕竟它开辟了新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多做一次选择。

    

    谁像中国这样苦难?谁像中国的命运这样不可预测?因为我们还没有从亡国奴的痛史中完全苏醒过来!而我们若非生于如此黑暗的乱世,又怎能达到如此敏锐、如此透明的思想呢!

    

    在精神领域,中国意识形态危机是中国社会甚至中国文明的总体危机的一部分。中国人因此意识形态失衡,进而精神分崩离析。所以近代中国社会失衡的同时,文明也就同时崩溃。要想全面评价乃至描述这历时百年的大革命悲剧,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所能作出的,不过是权威的裁决而已,而裁决本身所具有的权力感,也远远谈不上客观、公正。如果权威也失败了,只能留待天解诀的曙光。

    

    中国,曾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意识形态帝国”,结果伏尔泰那帮启蒙主义者甚至把满清政权也理解为“哲学帝国”。中国,这个由大大小小的政治板块、形形色色的政治动物组成的政治动物园,有它自己独特而奇妙的生物链。不论王国时代的诸侯国,还是帝国时代的郡县、土司、庄园、家族,士农工商等政治生物链的中心环节是传奇人物孔子。

    

    上述是我们对王国时代与宪政时代之间可能的血肉联系的一点预见。即使就不可救药的帝国时代来看:这也是汉朝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命运所在,由于政治制度(“元首制”)与意识形态(基督教)的冲突,罗马帝国不能长治久安,常为军事政变所苦。而皇帝制与儒教的紧密合作,则便汉朝获得相对的政治稳定。它的突出优点是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强人”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政治培养基。同时它也限制这位皇帝陛下的权力,否则,任由他从心理──生理──物理逐层深入,极尽调动、榨取之能事,利用国家结构,壮大自己,最后难免变成一只羽翼蔽目的超级乌鸦。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限制,意识形态帝国就沦为僭主帝国,只有等这个强人死了,这个帝国才缓过一口气来。这个半死不活的怪物利维坦,经常一治一乱,随着一只只乌鸦的生老病死而轮回不已。这些乌鸦,是古代的皇帝,现代的僭主。这真是“中国的宿命”:善恶是非,自有千秋公论。

    

    任何独裁的僭主,都只能垄断“当下舆论”而无法控制“历史公论”的。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来就不能源于西方,而只能在“东方的智慧”中诞生!所以他一定要从埃及经验中汲取养料,完成“贵族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可以说,柏拉图本人正是“亚细亚方式”的忠实信徒。柏拉图比马克思聪明的地方,是这位希腊理性的嫡长子并不像那位犹太信仰的私生子那样奢望改变人的本性,而仅仅设想限制人的劣根罢了。

    

    人是有尊严的生灵!理想的国家、哲学的明王──以其高贵性,宽容人民的尊严。这是他与僭主的完全不同之处。充满危机感与自卑感的僭主们,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损害公共利益来中饱私囊,所以特别缺乏宽容性,他们和贱民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特别不容人民保持尊严。这种宽容性并不像许多西崽所断言的,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要知道,早在柏拉图之前二三百年,我们的祖辈,墨翟、孔丘、老聃、庄周那帮人,就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永久性的政治理念了。他们的思想前提,都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宽容性。中国式的仁政,早在《周礼》中已有相当清晰的表述,而《仪礼》一书,比任何层面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更详尽地制定了做人的合理方式。

    

    为什么中国思想定要横遭贬损,而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这两种红毛们的夸夸其谈却被封为治国的圭臬?这都是因为欧洲中心论的作祟,使洋奴思想在现代中国不幸扎了根,并使中华沦丧,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其实,即使“天下国家”(实际上等于消解了国家的世界大同,之类的观念,也更是“中国文化视野的保留节目”:古代中国人“世界大同”的思想,比之埃及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世界帝国”的思想,更为宽宏大量,因而更有文化的感召力、心理的凝聚力。因此是“更富于现代性”的,这当然更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产生重大意义。中国人,由于两千年父辈历史的陶冶,早已是世界主义者了;因此,对现代中国来说,不是世界主义太少,而是世界主义太多。对未来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走向世界”,而是“走向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开始“走向民族”,才能进入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程序!只有走向了民族的天性,恢复了自己的面目,世界才变得具有意义。

    

    现在,还没有,中国的建筑、中国的音乐、中国的心灵······现在,还没有,中国的诗曲、中国的颂歌、中国的爱恋、中国的憎恨······现在,还没有,中国的精魂、中国的良知、中国的道德原则······现在,还没有,中国的意志、中国的世界──或毋宁说,中国走向自己民族然后走向世界的现代意志,还没有生长出来!所以中国的地士荒芜······中国的泉水干枯······中国的山岳颓废······中国的原始森林退化为低矮的灌木丛······中国的飞鸟落尽,中国的走兽死绝。这都是因为,还没有一颗中国的心──中国的万物之源,尚未再度兴起。

    

    我们渴望心的种子萌芽,以其无声的生长,扫尽一百年的纷扰、无序,一千年的污秽、不义。新心──信心──新星,针砭中国的麻痹,注入欢腾的生命!中国走向自己民族然后走向世界现代的意志,将由此起。于是,有了建筑,有了音乐,有了心灵;有了诗曲,有了颂歌;有了爱恋,有了憎恨;精魂、良知、宽容、道德原则,破茧而出,汇聚今日的衰败中原。

    

    中国的灾难啊,我深深祝福你!如果你真能收获如此的圣果,那你在二十世纪所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就变成值得称颂的!让我们含泪感谢这样的咒语,凭着果敢的自我牺牲,夺取命运之宰的青睐!

    

    是的!中国必须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方能走向自己,方能真正得救!各色人等、各种人类物质,都在一种刻不容缓的陶冶中,一种严肃到严厉地步的重压下──拼命旋转······充分淘汰······重新凝聚······他们斩钉截铁地决断着······竭尽全力地奔忙着······默默无语地服从、毫无顾忌地创造······一切懒散惰怠之风、因循守旧之习,一扫而光。中国重新团结为一个抛弃虚文、抛弃鬼话、抛弃闲混、抛弃阳奉阴违的贵族国家!

    

    多美!──一个紧张的中国!多美!──一个团结的中国!我们渴望,为你而忙碌,为你而忘掉一切,为你而大笑着,哪怕受苦。我们渴望,为你而死去,只愿你早日出头!

    

    中国人!回到民族思想的原点!民族思想的原点,使我们得以超越一切英雄人格,实现完满的、非人格的王道。

    

    当王国时代的高贵精神在我们身上流还,贵人的命运而不是亡国奴的命运,就会降临中国。当鲜血淋漓的跋涉,终于开辟了宪政时代的精神田园,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赢得世界的尊敬。

    

    那一天,将有一个民族横越沙漠和海洋,高唱颂歌,迎接生命与死亡。他们像蚁群涌过火堆,欣然无畏,穿越民族的壁垒。一直禁锢他们强大精力的重重枷锁,终于被无情地粉碎。阻遏他们伸张正义的内忧外患,各个击破。

    

    在这热血沸腾、兴奋不眠的历史时刻,人们被辽阔壮观的视野陶醉了。这个民族因而忘却了死亡、忘却了痛苦、忘却了罪恶、忘却了一切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不是通过传统宗教的涤罪作用,而是通过新型哲学的饮酒功能。

    

    他们的歌声,仿佛临终的安魂曲;他们的步伐,犹如自信的梦游者。他们以超然镇定,一一干完他们最勇敢的先行者不敢尝试的冒险、他们最富想象的先知者不曾设计的事业······

    

    走出沙漠、越过大洋的民族,你们比摩西麾下的以色列人更艰辛!因为你们不是十二个部落,而是十二亿人!你们不是混沌初开的原始民族,而是腐败透顶的费拉居民;你们面对的不是没落的埃及法老,而是现代化地球的疯狂痉挛!

    

    坚忍的民族!你们的苦难终于有了报偿。在渡过沙漠的旅程中,你们锤炼了自己的品质、提升了自己的品位、重塑了自己的品行、明确了自己的品性!那两百年间“死亡线上的挣扎抽疯”(一八四〇──二〇四〇年),所炼成的盖世三品,比我们祖先的五千年传统,具有决不逊色的内力。

    

    是沙漠的艰辛,激起我们克服沙漠的勇气。是沙漠的绝境,逼使我们开辟绿洲的运动!我们知道,一切成功的“反抗侵略”的活动,必定导出“反侵略”的结果。秦人是这样反抗关东各国的;俄国人是这样反抗蒙古人的;日本人是这样反抗朝鲜人的;日耳曼人是这样反抗罗马人的;罗马人是这样反抗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希腊人是这样反抗波斯人的;甚至侵略成性、黩武为业的亚述帝国,也出于对巴比伦人数百年压力的总反击!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各种族──各国家──各民族──各阶级的佼佼者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只能由最善于承受艰辛的人们去完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不过,这并非“国际主义”促成,而是由秦人、罗马人这样的“被压迫民族”来实现,这,就是历史的报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泰卦》)──信矣哉!欧洲古典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是“罗马公民”,现代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将由谁来主导?

    

    被压迫的民族啊,你们在绝望的沙漠中熬炼出来的结晶,不会白费。对沙漠的反应和回忆,是你们持久的激励。让我为你们衷心祝福!让我们为你们的行为扩张,辟开思想的角度!我们是为你们,而活着的。

    

    那一天,将会有新的《雅》《颂》,从中国的大陆深部流出,文明的废墟,变成文化的绿洲。那一天,新的民族将说着新的语言。他们饶舌,仿佛在操练一种战略。人们也许知道他从哪里来,却不知晓他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的关怀,并不能使人们宽慰;因为他所开启的一切,过于巨大,以致托出无限的未知。

    

    这基于某种宗教吗?或者,仅仅基于某种纯朴的感情。它是世界政治的陈旧总谱?或者,是某个民族的新兴意志。但无论如何,它不再是黄河流域几个小小部族的娱悦品,它的范围,也不再限于汉字文化圈──它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还会改变地球的气候,过度的工业化也许缓和。它不像文中子的“雅颂摹本”那样湮灭无闻,消失在历史的湍流中;因为它不是临摹,不是发自个人的怀古幽情。它不是文字的工夫,甚至不是深厚的教养;而是某种原始的吼叫,一种孩提般的喧闹:仿佛一轮朝日,突然耀眼四方,仿佛雪巅崩溃时的隆隆巨响。

    

    “教育”的压迫、“风度”的榨取、“学识”的奴役、“修养”的阻碍──都不足抵挡他的前进。他刺破历史的青天,舔舐清纯的眼泪,掠过稠密的鲜血。透明的精力、空灵的魔术,为他伴舞。新的光合过程将产生新的种族、新的文明!

    

    新的《国风》和新的《雅颂》一同兴起──作为世界喜剧的开场白。它的《前言》说:“历史其实是喜剧。至于悲剧,只是喜剧的间隙。所以,视悲剧为恶兆的成见,将被歼灭。”新的《国风》是新民族破土而出的爆裂声。所以,它来自悲剧,但不固执于悲剧。

    

    中国民族的天良、中国文化的冲动,呼吁我们:为结束近代中国的苦难、耻辱,一定要以新的体验,去开辟新的道路!为了不让重大的牺牲付诸东流,或者仅仅是为了“回报的必要性”,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大地在我们脚下,正展开多么新奇而辉煌的远景──让我们为了它,而忍受眼下的坎坷!让我们从悲剧的优美中,获得本体的安慰!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oDDJCgAAQBAJ&pg=PA582&lpg=PA582&dq=8889%E8%AE%BA%E9%9B%86&source=bl&ots=42AaRaZGlg&sig=HrTX1A1BAEr-4tnNRy9kodznEes&hl=en&sa=X&ved=0CDUQ6AEwA2oVChMIpor_nZr8yAIVCqweCh1_uQNQ#v=onepage&q=8889%E8%AE%BA%E9%9B%86&f=false

    

    (以上摘自《8889论集》)

希腊化世界不是垦荒者而是收割者


西方哲学史

第三篇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代哲学


第二十五章 希腊化世界

 

古代希腊语世界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自由城邦时期,这一时期以腓力普和亚历山大而告结束;马其顿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后残余由于克里奥巴特拉死后罗马之并吞埃及而告消灭;最后则是罗马帝国时期。这三个时期中,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自由与混乱,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屈服与混乱,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是屈服与秩序。 

第二个时期即人们所称的希腊化时代。在科学与数学方面,这一时期内所作出的工作是希腊人自来所成就的最优异的工作。在哲学方面,这一时期则有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建立以及怀疑主义之明确地被总结为一种学说;所以这一时期在哲学上依旧是重要的,尽管比不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期那么重要。从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希腊哲学里实际上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直到公元后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为止。同时罗马世界则正在准备好了基督教的胜利。


亚历山大的短促的功业突然之间改变了希腊世界。从公元前334年至324年这十年之间,他征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巴比伦、波斯、萨马尔干、大夏和旁遮普。波斯帝国是世界上所曾有过的最大帝国,也在三次战役里完全被摧毁了。古代巴比伦人的学问和他们古代的迷信一道变成了希腊好奇心所熟悉的东西;祅教的二元论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印度的宗教——在印度正是佛教走向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是如此。凡是亚历山大足迹所至之处,哪怕是在阿富汗的深山、药杀水的河畔和印度河的支流上,他都建立起来了希腊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努力推行希腊的制度,并采用了某种程度的自治政府。虽然他的军队主要地是由马其顿人组成的,虽然绝大多数的欧洲希腊人并不甘心情愿地屈从于他,但他起初还是把自己看成是希腊文化的使徒的。然而随着他的征服日益扩大,他就逐渐采取了一种促使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友好融合的政策。


他这样做是有着各种动机的。一方面,非常显然他的并不很庞大的军队是不能长久靠武力来维持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的,而终须依靠着与被征服的人民和好相处。另一方面,东方除了君主神圣的政府形式而外,是不习惯于任何别的政府形式的,亚历山大觉得他自己很适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究竟他相信自己是神呢,还是仅仅出于政策的动机而摆出一付神的品质来呢?这是心理学家的问题,因为历史的证据是难于定论的。无论怎样,他显然是享受着在埃及把他当作是法老的继承者,在波斯把他当作是大王那样的阿谀。但他那些马其顿的军官们——他把他们叫作"同伴"——对他的态度,却是西方贵族们对他们的立宪君主的那种态度:他们不肯屈膝匍伏在他的面前,他们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规劝他、批评他,在紧要的关头他们还控制他的行动,他们强迫他从印度河转辔西归而不要再进军去征服恒河。东方人是很容易顺应的,只要他们的宗教偏见能受到尊敬。这对亚历山大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消把埃及的亚蒙神或巴比伦的贝尔神与希腊的宙斯神合而为一,并宣布他自己是神之子就行了。心理学家们说亚历山大痛恨腓力普,或许还秘密参与过谋杀腓力普的阴谋;他一定很愿意相信他自己的母亲奥林匹阿,就正象希腊神话里的某些贵妇人那样地,曾经是某一个神的所欢。亚历山大的功业太神奇了,所以他很可能想到唯有一种神奇的身世才是他那不可思议的成功底最好的解释。


希腊人对于野蛮人怀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优越感;亚里士多德说北方种族是精力旺盛的、南方种族是文质彬彬的,而唯有希腊人才既是精力旺盛的又是文质彬彬的,这话无疑地表达了普遍的见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以希腊人作奴隶是不对的,但以野蛮人作奴隶则并不错。亚历山大并不是个十足的希腊人,他想要打破这种优越感的态度。他自己娶了两.个.蛮族的公主,并且强迫他手下的马其顿的领袖们和波斯的贵族妇女结婚。我们可以想象,在他那无数的希腊城市里殖民者必定是男多于女的,因此这些男人也必定都是仿效他的榜样而与当地的妇女结婚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就给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里带来了人类一体的观念;已往对于城邦的忠诚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对于希腊种族的忠诚看来是不合时宜了。在哲学方面,这种世界一家的观点是从斯多葛派开始的;但是在实践方面它要开始得更早些,它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的。它的结果便是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相互影响:野蛮人学到了一些希腊的科学,而希腊人却学到了野蛮人的许多迷信。希腊文明在传布到更广阔的地区的同时,却变得越来越不是纯粹希腊的了。


希腊的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当然也有许多希腊人是从事农业的,但是他们对于希腊文化中最富特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贡献。自从米利都学派以来,希腊在科学、哲学和文学上的卓越人物全都是和富庶的商业城邦联系在一片的,而这些城邦又往往是被野蛮人所环绕着。这种类型的文明并不是从希腊人开始的,而是从腓尼基人开始的;推罗和西顿和迦太基都是依靠着奴隶在家从事体力劳动,而在进行战争时则依靠雇佣兵。他们并不象近代的大城市那样依靠着大量血统相同的、并具有平等政治权利的农村人口。近代最相似的类比就见之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远东。新加坡与香港、上海与中国其他一些通商口岸都成了一些欧洲人的小岛,在那儿白种人形成了一种靠着苦力们的劳动来养活的商业贵族。在北美洲梅逊-狄克逊线以北的地方,既然没有这样的劳动力可供使用,所以白种人就不得不从事农业。因为这个原故,所以白种人在北美洲的地盘是稳固的,而他们在远东的地盘则已经大为削减,并且会很容易完全消灭的。然而他们那种类型的文化,特别是工业主义,却将会保留下来。这个类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帝国东部各个地区的地位。


亚历山大对于亚洲的想象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持久的。《马喀比书》的第一书写成于亚历山大死后的好几个世纪,但它一开头就叙述亚历山大的功业说:"于是马其顿人腓力普的儿子亚历山大就从柴蒂姆的土地上出发,打败了波斯人和米底亚人的王大流士,代替他而成为了第一个君临全希腊的君主,并且打了许多仗,占领了许多坚强的据点。他杀死了地上许多的王,走遍了大地的尽头,取得许多国家的战利品,全世界在他的面前都伏伏贴贴;于是他的地位升高了,他的心飞腾起来了。他编集了一支孔武有力的军队,统治了许多国家,许多国家和国王都成了他的附庸。这些事情过后,他病倒了,他知道自己要死,于是就把那些尊贵的、和他一同从小长大的臣仆们召来,趁他还活着的时候把他的国家分给他们。①这样,亚历山大御宇十二年之后就逝世了。"


亚历山大在回教里面继续做为传说中的一个英雄而流传着;直到今天,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小酋长们还自称是亚历山大的后裔。②没有任何别的真正历史上的英雄,曾经提供过如此之丰富的神话想象的材料。


亚历山大死后,也曾有过一种想要保持他的帝国的统一的努力。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还是婴儿,一个尚未出世。两个儿子各有一些拥护者,不过在后来的内战里,这两个都被人废弃了。终于他的帝国被三家将军所瓜分;大致说来,一家获得了亚历山大领土的欧洲部分,一家获得了非洲部分,一家获得了亚洲部分。欧洲部分最后落到安提哥尼后人的手里;托勒密获得了埃及,以亚历山大港做为他的首都;经过许多战争之后才获得了亚洲的塞琉古因为过分忙于作战而没有来得及奠立一个固定的首都,但是到后来安提阿克成了他的王朝的主要都市。


无论是托勒密王朝还是塞琉西王朝(塞琉古的王朝叫做赛琉西王朝)都放弃了亚历山大那种要融合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努力,并且建立了军事专制,起初都是依靠着自己手下由希腊雇佣兵所补充起来的马其顿军队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所控制的埃及还相当稳固;但是在亚洲,两个世纪纷扰不已的王朝战争则是以罗马人的征服才告结束的。在这两个世纪里,波斯被安息人所征服,而大夏的希腊人则日益陷于孤立。公元前二世纪(此后他们就迅速地衰颓)他们有过一个王叫米南德,米南德的印度帝国是非常之辽阔的。他和佛教圣人之间有两篇对话至今还以巴利文的形式保存着,并且一部分有中文译本。塔因(Tarn)博士提示说,第一篇对话可能是依据希腊原文的;而第二篇系以米南德王逊位出家成为佛教圣人而告结束的,则显然不是依据希腊原文的了。


这时候,佛教是一个极其蓬勃有力的、劝人归化的宗教。据现存碑文的记载,佛教的圣王阿育王(公元前264-228年)曾遣使到所有的马其顿各个国王那里去:"国王陛下认为这是主要的征服——即法轮的征服;这也是国王陛下在他自己的境内并远达六百里格(leagues)之外的邻国的境内的成就——远及于希腊王安提阿古的地方,并且远及于安提阿古以外的托勒密、安提哥尼、马迦斯和亚历山大四个王的地方……在国王的境内也盛行于喻那人的地方"①(即旁遮普地方的希腊人)。不幸的是关于这次遣使,西方并没有任何记载流传下来。


巴比伦所受的希腊化影响格外深刻。我们已经知道,古代唯一追随萨摩的亚里士达克而主张哥白尼体系的人,就是底格里斯河上塞琉西亚的塞琉古,他的鼎盛期约当公元前150年。塔西陀告诉我们说,到了公元一世纪塞琉西亚"并未沾染安息人的野蛮习俗,而仍然保存着它的希腊开国者塞琉古②的制度。三百名以豪富或智慧而当选的公民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元老院的组织,人民群众也分享政权"。③希腊语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全境正如在其以西的地方一样,已成为学术与文化的语言,直迄回教的征服为止。


就语言和文学而论,叙利亚(不包括犹太在内)的城市已经完全希腊化了。但农村人口则是更保守的,他们仍然保持着为他们所习惯的宗教和语言。④小亚细亚沿海岸的希腊城市,许多世纪以来就在影响着他们野蛮的邻居。马其顿的征服格外加深了这种影响。希腊主义与犹太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是在《马喀比书》里提到了的。这是一篇极其有趣的故事,与马其顿帝国内一切别的事情都不一样。我将在后面谈到基督教的起源与成长时再讨论它。在其他的地方,希腊的影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顽强的抵抗。


从希腊化文化的观点来看,公元前三世纪最辉煌的成就乃是亚历山大港这个城市。比起马其顿治下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来,埃及受战争的蹂躏较少,而亚历山大港又处于特别有利的商业地位。托勒密王朝是学艺的保护主,把当时许多最优秀的人都吸收到他们的首都来。数学主要地成了亚历山大港的学问,并且一直保持到罗马的灭亡为止。的确,阿几米德是西西里人,并且他所属的那部分世界(直到公元前212年他临死的那一刻为止)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独立;但是他也在亚历山大港学习过。伊拉托斯底尼是著名的亚历山大港图书馆的负责人。公元前三世纪里多少全都和亚历山大港有着密切联系的数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可以和前此各个世纪里任何希腊人的才能相媲美,并且做出了同样重要的工作。但是,他们不象他们的前人那样把一切学艺都当作自己的领域,并发挥着包罗万象的哲学;他们是近代意义上的专家们。欧几里德、亚里士达克、阿几米德和亚婆罗尼都只一心一意地作数学家,他们都不渴望有哲学上的创造性。


不仅在学术范围内而且在一切领域里,这个时代都以专业化为其特征。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希腊自治的城邦里,一个有才能的人可以认为是样样精通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是军人、政治家、立法家或哲学家。苏格拉底虽然不喜欢政治,却并未能避免卷入政治的纠纷。在他年青的时候,他是一个兵士,又是一个(尽管在《申辩篇》里他不承认)学物理科学的人。普罗泰戈拉在向研究新事物的贵族子弟们教授怀疑主义之余,还为图里草拟过一部法典。柏拉图也搞过政治,虽然并不成功。色诺芬在不写他的苏格拉底也不作乡绅的时候,就去当将军以消遣岁月。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家们曾力图掌握许多城邦的政府。每个人都必须充当审判员,并担任其他的各种公职。但到了公元前三世纪,这一切就都起了变化。在往昔的那些城邦国家里的确还有政治,但是那已经变成地方性的而且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希腊已经处于马其顿大军的摆布之下了。争夺权力的严重斗争在马其顿的军人中间进行着;但这里并没有原则的问题,而仅仅是互相竞争着的冒险者之间如何分配领土的问题。在行政的和技术的事物上面,这些多少都是不学无术的军人们便雇佣希腊人做他们的专家;例如,在埃及的灌溉和排水方面就曾做出了优异的成就。这时有军人,有行政家,有医生,有数学家,也有哲学家,可是再也没有一个以一身而兼任这一切的人了。


这个时代是一个有钱而又没有权势欲望的人可以享受一种非常愉快的生活的时代,——当然总得假定没有掠夺成性的军队闯了进来。为某一个君主所垂青的学者尽可以享受高度的奢侈生活,只要他们是圆滑的谄媚者而又并不介意于成为一个愚昧无知的宫廷的嘲弄对象。但是这里却没有安全这种东西。一场宫廷革命可以把这些阿谀谄媚的贤达者们的恩主推翻;加拉太人可以毁灭富人的庄园;自己的城邦也可能在一场偶然的王朝战争里被洗劫一空。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都去崇拜"幸运"女神就不足为奇了。在人间万事的安排上,似乎并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那些顽固地坚持要在某个地方能找出道理来的人们,就只好返求于自己并且象弥尔顿的撒旦那样认定:


心灵是它自己的园地,在它自身里可以把地狱造成天堂,把天堂造成地狱。


除了对于自私自利的冒险者而外,不再有任何刺激可以引起人们对公共事物的兴趣了。在亚历山大征服的辉煌插曲之后,由于缺乏一个坚强的专制主足以奠定稳固不移的无上权威以及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原则足以造成社会的巩固,希腊化世界便陷入混乱之中。当面临着新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希腊的理智证明了它本身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无疑是愚笨的、粗野的,但是至少他们却创造了秩序。在自由的日子里,那种旧式的无秩序曾经是可容忍的,因为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自由;但是无能的统治者所加之于被统治者的那种新的马其顿式的无秩序,则是全然不可容忍的了,——比起后来对于罗马的屈服来要更加不可容忍得多。


社会的不满与对革命的惧怕在广泛流传着。自由劳动力的工资下降了,主要原因是由于东方奴隶劳动的竞争;而同时必需品的价格却在上涨。我们发现亚历山大在他的事业开始时,还有时间订立条约以便使穷人安分守己。"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与哥林多联盟国家之间所订的条约里规定了,联盟理事会与亚历山大的代表双方保证,联盟的任何城邦都不得为了革命的缘故而没收个人的财产,或者分配土地,或者免除债务,或者解放奴隶"。①在希腊化的世界里,神寺都经营银行家的业务;他们掌握着黄金准备金,并且操纵债务。公元前三世纪初期德洛斯的亚波罗神寺以百分之十的利息放债;而前此的利率还要更高。②①塔因著,《公元前三世纪的社会问题》一文,收入《希腊化时代论文集》一书中。1923年,剑桥版。这片文章是极其有趣的,并且包括许多在别的地方不大容易找到的史实。


②同上。


自由劳动者发见自己的工资甚至于不足以维持最低的需要,所以年青力壮的就只好去当雇佣兵以求糊口。雇佣兵的生活无疑是充满着艰难和痛苦的,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可能前途。或许是掠夺某一个富庶的东方城市,或许有机会进行有利可图的暴动。一个统帅要想解散他的军队必定是件极其危险的事,并且这也一定就是战争所以连绵不断的原因之一。往日的公民精神还多少保存在旧的希腊城市里,但却没有保存在亚历山大所建立的新城市里——就连亚历山大港也不例外。在早期,一个新城市往往总是由某一个旧城市的移民所组成的殖民地,它和自己的母邦始终维持着感情上的联系。这种感情有着很悠久的寿命,例如,公元前196年兰普萨古城在希腊海峡的外交活动就可以证明。这个城面临着要被塞琉西王安提阿古三世征服的危险,便决定吁请罗马保护。于是派遣出一个使节,但这个使节并没有直接去罗马,而是先到了马赛,尽管马赛的距离极为遥远。马赛也象兰普萨古一样是福西亚的殖民地,而且罗马人对他们的态度又很友好。马赛的公民听了使臣的演说之后,便立刻决定派遣他们自己的外交团到罗马去支持他们的姊妹城。住在马赛内陆的高卢人也参加了,并且还有一封信给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同族加拉太人,推荐他们与兰普萨古相友好。罗马自然高兴有一个借口插足于小亚细亚,于是由于罗马的干涉,兰普萨古就保持住了它的自由,——直到后来它变得不利于罗马人的时候为止。①亚洲的统治者们一般都自称为是"亲希腊派",并且在政策与军事的需要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与旧希腊的城市保持着友好。这些城市希望有民主的自治政府,免除纳贡,不受朝廷禁军的干涉,并且(当他们能够的时候)宣称这些都是权利。向他们让步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是富有的,他们可以提供雇佣兵,有许多城市还有重要的港口。但是如果他们在内战中参加了错误的一方,他们就有完全被征服的危险了。大体上说,塞琉西王朝以及其他逐渐兴起的王朝对待他们都相当宽大,但是也有例外。新城市虽然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政府,却并没有象旧城市那样的传统。他们公民的来源不一,希腊各个部分的人都有。他们大体上都是些冒险家,很象是conquistadores(西班牙的美洲征服者)或者是南非洲约翰尼斯堡的移民,而不象早期的希腊殖民者或者新英格兰的开拓者那样是虔诚的香客。因此亚历山大的城市没有一个能够形成坚固的政治单位。从王朝政府的立场来说这是有利的,但是从传播希腊化来说这却是一个弱点。


非希腊的宗教与迷信对于希腊化世界的影响,大体上是(但不完全是)坏的。但情形本可以并不如此。犹太人、波斯人、佛教徒,他们的宗教都肯定地要优越于希腊流俗的多神教,并且即使是最优秀的哲学家去学习这些也会是受益非浅的。然而不幸,在希腊人的想象力上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巴比伦人或迦勒底人。首先是他们荒唐无稽的古代史,僧侣们的记录竟上溯至几千年之久,并且宣称还可以再上溯几千年。其中也有一些真正的智慧:远在希腊人能够预言月蚀的很久以前,巴比伦人就已能多少预言月蚀了。但是这些仅仅是使希腊人易于接受他们的原因;而希腊人实际所接受的却主要地是占星学与巫术。吉尔伯特·穆莱教授说:"占星学降临于希腊化的思想,就象是一种新的疾病降临于某个偏僻的岛上的居民一样。根据狄奥多罗斯的描述,欧济曼底亚斯的陵墓里是画满了占星学的符号的,在康马根所发现的安提阿古一世的陵墓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君主们相信星辰在注视着他们,那是很自然的。可是人人却都在准备接受这种病菌"。①占星学最初是一个名叫贝鲁索的迦勒底人在亚历山大的时代教给希腊人的,贝鲁索在科斯教过占星学,并且据塞涅卡说,他"传授的是贝尔神"。穆莱教授说,"这一定是说,他把公元前三千纪为萨尔恭一世所写的、后来在亚述奔尼拔(公元前686-626年)图书馆中所发现写在七十块版上的一篇‘贝尔之眼’的文字翻译成了希腊文。"(同书,第176页)。


我们将会看到,甚至于大多数最优秀的哲学家也都信仰起占星学来了。既然占星学认为未来是可以预言的,所以它就包含着对于必然或命运的信仰,而这就可以用来反对当时流行的对幸运的信仰。但无疑地,大多数人却是同时两者都信仰的,而且从来也没有察觉到两者的不一致。


普遍的混乱必然要引起道德的败坏更甚于智识的衰退。延绵了许多世代的动荡不宁,尽管能够容许极少数的人有着极高度的圣洁,但它确乎是敌视体面的公民们的平凡的日常德行的。当你的一切储蓄明天就会一干二净的时候,勤勉就似乎是无用的了;当你对别人诚实而别人却必然要欺骗你的时候,诚实就似乎是无益的了;当没有一种原则是重要的或者能有稳固的胜利机会时,就不需要坚持一种原则了;当唯唯诺诺混日子才可以苟全性命与财产的时候,就没有要拥护真理的理由了。一个人的德行若是除了纯粹的现世计较而外便没有别的根源;那末如果他有勇气的话,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会变成一个冒险家,如果他没有勇气的话,他就会只求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怯懦的混世虫。属于这个时代的米南德说:


我知道有过那么多的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无赖,却由于不幸而不得不成为无赖。


这就总结了公元前三世纪的道德特点,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是例外。甚至于就在这些极少数的人里面,恐惧也代替了希望;生命的目的与其说是成就某种积极的善,还不如说是逃避不幸。"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①


①这并非历史事实。


②也许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事实,因为怀有这种信仰的人们的儿子已经在伊顿公学受教育了。


①比万,《塞琉古王朝》卷二,第45-46页。


①《希腊宗教的五个阶段》,第177-178页。


①引自比万(Pevan)的《塞琉古王朝》卷一,第298页注。


②是国王塞琉古,而非天文学家塞琉古。


③《编年史》,卷六,第四十二章。


④参阅《剑桥古代史》,卷七,第194-195页。



谢选骏指出:罗素总结希腊世界的三个时期为“自由与混乱”、“屈服与混乱”、“屈服与秩序”——这完全是一种“大英帝国主义”的观点。因为希腊原本就起源于国际文明和跨洲文明,这是英伦小岛的土著罗素所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所以他才妄称其为混乱。这说明他并不了解希腊城邦和英国的殖民地是大为不同的;因为希腊城邦起源于贸易,而英国殖民地却起源于军事征服。而罗素所说的“秩序”,正是强盗国家马其顿、罗马、英国一类的军事征服。


《高大威武的秦始皇兵马俑,竟与亚历山大大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秦俑两千年 2020-05-16)报道: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不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国家,也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精彩亮相。大秦帝国的威名,在亚欧大陆一直向西,传至欧洲。当时的西方世界,把这个东方帝国称为“Chin”。如今的韦氏拼音法,仍把“秦岭”拼为“ChinLing”。英文后缀“a”用来表示“地域”,“China”就成为了西方对中国的称呼。


随着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大秦帝国迅速衰落,二世而亡。与此同时,秦始皇陵也成为了一个谜团,几个世纪以来仅留下一些传说。


1974年,陕西临潼的几位村民在挖井时看到了从土中露出的红色陶制头部,这让他们大吃一惊。随后,他们又发现了黏土制成的躯干、四肢和青铜箭头。从那一刻起,聚集在地下两千年的大秦帝国之师,再次现世。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秦俑地下奇观,也成为西方世界最想进入的“中国文化密室”。


在陕西省文物局的帮助下,英国著名作家爱德华·伯曼利用三年时间遍访秦代文化古迹,查阅大量中外文献,包括18世纪法国汉学家的著作,创作了《秦俑两千年》。书中,不仅讲述了秦国历史始末、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谜团、最新的考古发现,还首次公开了许多珍贵照片。这些都将带领我们走入那段两千年前,所向披靡的传奇岁月。

……

整个秦始皇陵规模庞大,虽然我们熟知的兵马俑区已经十分壮观,但那只是整体方案中的一小部分附属。除了兵马俑区,还有内墙陵墓区和外墙的陵墓附近区域,包含一些官员坑、石甲坑、马厩坑、工匠墓等等。最引人注目的兵马俑坑,位于陵寝以东1.5公里的位置,分为四个俑坑。


一号坑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俑坑,长230米,宽62米。坑内的10个夯土墙,形成了11条等宽的平行走廊,站立着大约6000名兵马俑,以及大量战车和马。军队主体面向东,前三排武士为先锋。在南、北、西,也各有一排武士面向外侧,担任着护翼和后卫的角色。位于中部的战车,由四匹陶马牵引,还配有一名御手和两名车士。


1996年3月20日,著名秦俑考古专家、秦俑考古队队长袁仲一在二号坑发掘现场发掘清理跪射式弩兵俑。


考古学家在一号坑的东北方向,又发现了一个独立的俑坑,即二号坑。二号坑长96米,宽84米,面积虽然不是最大,但是兵种更齐全,布阵更复杂,也是最壮观的军阵。二号坑可以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都对应一种军事功能。


跪姿射俑区,采取了阵中张阵的编列,弩兵们立、跪起伏轮番射击,整齐划一;战车区,64乘木质战车排成正方形,每辆车前有4匹陶马,车后一字排开3名兵佣,左右手持长柄兵器,中间的兵佣手拉马辔;将军俑区,有8个骑士俑立于马前,一手牵缰绳一手拉弓,这个区域的19辆战车除了各配3名车士,每辆车后面还跟随几十个步兵;骑兵区,由108名骑兵排成长长的11列纵队。


三号坑面积非常小,呈凹字形。这里有一辆驷马战车,表明这是一个高级军官的战车。考古学家推断,这里应该是一二号坑的指挥部。春秋战国之前,指挥官要身先士卒。但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指挥官已经移至中军位置。到了秦朝,指挥官已经独立出来研究制定作战方案。这也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标志。


四号坑是一个空坑,从未使用过。考古学家推断,可能是因为秦始皇突然驾崩,工程并未完工,从而留下了一个空坑。


东西文化交融,在不经意间出现


秦俑的身材高大,最高将近2米,最矮也有1.7米。虽然数量巨大,但是每个秦俑都栩栩如生、形态各异。如果要完成如此宏伟的工程,离不开高效的组织生产体系。


工匠们在制造秦俑时,采用模块化流程。先分别制作出躯干、空心臂、空心腿,以及头部、手部,然后再用黏土浆连接起来。


工坊先提前制作出8个基础脸型,随后工匠像化妆师一样,用黏土塑造出不同表情和细节,再用油漆在眉毛上方点缀出白色、棕色还有一点点红色,然后用毛刷细致地漆出仅有0.02厘米宽的黑色睫毛。嘴唇的厚度和肤色,也会各有不同。


手部,也能体现出秦俑不同的个性特质。比如牵着缰绳的骑士俑,或者需要拉伸手指射箭的射俑。这些就需要工匠单独精心制作了。


当时的工匠能制作出如此高大、数量多、逼真的秦俑,实在令人惊奇,毕竟此前的墓葬中只出现过微型雕像和浮雕。秦俑的出现,不禁让人联想起同时期西方的古希腊雕塑传统。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国已经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亚历山大大帝统一希腊,带兵横扫中东,占领埃及,荡平波斯,甚至一度到达了印度河流域。随着版图的扩展,古希腊文化也得以大面积传播。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许多都留在了当地,建立新的殖民地。比如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这个王国所处位置,正是通往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丝绸之路。巴克特里亚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从喀布尔到巴克特里亚的大篷车经常出现,当时希腊的豪华城镇对样式新颖的丝绸需求量很大”。


再比如阿伊哈努姆城址,它是希腊-大夏王国的城市,被誉为当时“亚洲最东部真正的希腊城市”。这座城市就在帕米尔山南侧,向东即是中国。


而当时秦国的发源地甘肃,连接了周王室和西部的游牧民族,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位置。这些游牧民族,就成为了秦国的沟通媒介。比如,与秦国风俗相近的“义渠戎”,以及后来被匈奴驱逐,不得已来到巴克特里亚的大月氏部落。通过种种战争与交流,秦国最初崛起的地方,不经意间就成为了一个文化交流融合的所在。


正如耶鲁艺术史学家理查德·M·巴恩哈特所说,“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首次制成模拟真人大小的雕像,是以文化和艺术的形式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希腊和波斯联系在一起,只是我们对实际的联系过程一无所知”。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希腊化时代把希腊这个原本就起源于国际文明和跨洲文明的交流型的第三代第四代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亚历山大的征服,是在波斯帝国的基础上进行的,征服的主要不是生番,秦始皇也是如此——他们都不是垦荒者,而是收割者。而波斯与关东,比之希腊与秦国,其实还更文明,所以才会在野蛮力量的打击下一败涂地。亚历山大的征服地区,比秦始皇的征服地区,东西向要多一倍,但南北向却不到一半,总的面积可能略小,而征服同样迅速,前后花了十年有余。这两者都是因为,他们所蹂躏的世界已经熟透了,结果自然不堪一击——就像后来的穆罕默德和铁木真也碰上了类似的“好运气”一样。


希腊文明是典型的国际文明、跨洲文明

西方哲学史


第二十四章 希腊早期的数学与天文学


我在本章里要讨论的是数学,并不是由于数学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与希腊哲学有关系——有着一种(尤其是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非常密切的关系。希腊人的卓越性表现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要比在任何别的东西上面更为明显。希腊人在艺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其是好是坏可以依据个人的口味来评判;但是他们在几何学上的成就却是无可疑问的。他们从埃及得到了一些东西,从巴比伦那里得到的则很少;而且他们从这些来源所获得的东西,在数学方面主要地是粗糙的经验,在天文学方面则是为其非常悠久的观察记录。数学的证明方法,则几乎是完全起源于希腊。 

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或许并没有历史真实性——可以表明,是哪些实际问题刺激了数学的研究。最早的最简单的故事是关于泰勒斯的,传说他在埃及的时候国王曾要他求出一个金字塔的高度。他等到太阳照出来他自己影子的长度与他的身高相等的时候,就去测量金字塔的影子;这个影子当然就等于金字塔的高度。据说透视定律最初是几何学家阿加塔库斯为了给伊斯奇鲁斯的戏剧画布景而加以研究的。传说是被泰勒斯所研究过的求一只船在海上的距离的问题,在很早的阶段就已经很正确地解决了。希腊几何学所关心的大问题之一,即把一个立方体增加一倍的问题,据说是起源于某处神殿里的祭司们;神谕告诉他们说,神要的一座雕象比他们原有的那座大一倍。最初他们只是想到把原象的尺寸增加一倍,但是后来他们才认识到结果就要比原象大八倍,这比神所要求的要更费钱得多。于是他们就派遣一个使者去见柏拉图,请教他的学园里有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几何学家们接受了这个问题,钻研了许多世纪,并且附带地产生出了许多可惊可叹的成果。这个问题当然也就是求2的立方根的问题。


2的平方根是第一个有待发现的无理数,这一无理数是早期的毕达哥拉斯派就已经知道了的,并且还发现过种种巧妙的方法来求它的近似值。最好的方法如下:假设有两列数字,我们称之为a列和b列;每一列都从1开始,每下一步的a都是由已经得到的最后的a和b相加而成;下一个b则是由两倍的前一个a再加上前一个b而构成。这样所得到的最初6对数目就是(1,1),(2,3),(5,7),(12,17),(29,41),(70,99)。在每一对数目里,2a2-b2都是1或者是-1。于是b/a就差不多是2的平方根,而且每下一步都越发地与之接近。例如,读者们将会满意地发见,99B70的平方是非常之接近于与2相等的。


普洛克鲁斯描述过毕达哥拉斯——此人永远是个颇为蒙胧的人物——乃是第一个把几何学当作一种学艺的人。许多权威学者,包括汤姆斯.希斯①爵士在内,都相信华达哥拉斯或许曾发见过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那个定理是说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中,弦的平方等于两夹边的平方之和。无论如何,这个定理是在很早的时期就被毕达哥拉斯派所知道了的。他们也知道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


除了2的平方根之外,其他的无理数在特殊的例子里也曾被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狄奥多罗斯研究过,并且曾以更为普遍的方式被与柏拉图大致同时而稍早的泰阿泰德研究过。德谟克里特写过一片关于无理数的论文,但是文章的内容我们已不大知道了。柏拉图对这个题目是深感兴趣的;他在以";泰阿泰德"命名的那篇对话里提过了狄奥多罗斯和泰阿泰德的作品。在《法律篇》中,他说过一般人对这个题目的愚昧无知是很不光彩的,并且还暗示着他自己之开始知道它也是很晚的事情。它当然对于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有着重要的关系。


发见了无理数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攸多克索(约当公元前408-355年)之发明关于比例的几何理论。在他以前,只有关于比例的算数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如果a乘d等于b乘c,则a比b就等于c比d。这种界说,在还没有有关无理数的几何理论时,就只能应用于有理数。然而攸多克索提出了一个不受这种限制的新界说,其构造的方式暗示了近代的分析方法。这一理论在欧几里德的书里得到了发展,并具有极大的逻辑美。


攸多克索还发明了或者是完成了"穷尽法",它后来被阿几米德运用得非常成功。这种方法是对积分学的一种预见。譬如,我们可以举圆的面积问题为例。你可以内接于一个圆而作出一个正六边形,或一个正十二边形,或者一个正一千边或一百万边的多边形。这样一个多边形,无论它有多少边,其面积是与圆的直径的平方成比例的。这个多边形的边越多,则它也就越接近于与圆相等。你可以证明,只要你能使这一多边形有足够多的边,就可以使它的面积与圆面积之差小于任何预先指定的面积,无论这一预先指定的面积是多么地小。为了这个目的,就引用了"阿几米德公理"。这一公理(多少加以简化之后)是说:假设有两个数量,把较大的一个平分为两半,把一半再平分为两半,如此继续下去,则最后就会得到一个数量要小于原来的两个数量中较小的那一个。换句话说,如果a大于b,则必有某一个整数n可以使2n乘b大于a。


穷尽法有时候可以得出精确的结果,例如阿几米德所做的求抛物线形的面积;有时候则只能得出不断的近似,例如当我们试图求圆的面积的时候。求圆的面积的问题也就是决定圆周与直径的比率问题,这个比率叫作pi;。阿几米德在计算中使用了22/7的近似值,他做了内接的与外切的正96边形,从而证明了pi;小于3又1/7并大于3又10/71。这种方法可以继续进行到任何所需要的近似程度,并且这就是任何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所能尽的一切能事了。使用内接的与外切多边形以求pi;的近似值,应该上溯到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安提丰。


欧几里德——当我年青的时候,它还是唯一被公认的学童几何学教科书——约当公元前300年,即当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死后不久的几年,生活于亚历山大港。他的《几何原本》绝大部分并不是他的创见,但是命题的次序与逻辑的结构则绝大部分是他的。一个人越是研究几何学,就越能看出它们是多么值得赞叹。他用有名的品行定理以处理品行线的办法,具有着双重的优点;演绎既是有力的,而又并不隐饰原始假设的可疑性。比例的理论是继承攸多克索的,其运用的方法本质上类似于魏尔斯特拉斯所介绍给十九世纪的分析数学的方法,于是就避免了有关无理数的种种困难。然后欧几里德就过渡到一种几何代数学,并在第十卷中探讨了无理数这个题目。在这以后他就接着讨论立体几何,并以求作正多面体的问题而告结束,这个问题是被泰阿泰德所完成的并曾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里被提到过。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毫无疑义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当然他也具有典型的希腊局限性:他的方法纯粹是演绎的,并且其中也没有任何可以验证基本假设的方法。这些假设被他认为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非欧几何学便指明了它们有些部分是可.以0错误的,并且只有凭观察才能决定它们是不是错误。


欧几里德几何学是鄙视实用价值的,这一点早就被柏拉图所谆谆教诲过。据说有一个学生听了一段证明之后便问,学几何学能够有什么好处,于是欧几里德就叫进来一个奴隶说:"去拿三分钱给这个青年,因为他一定要从他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然而鄙视实用却实用主义地被证明了是有道理的。在希腊时代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到圆锥曲线是有任何用处的;最后到了十七世纪伽利略才发现抛射体是沿着抛物线而运动的,而开普勒则发现行星是以椭圆而运动的。于是,希腊人由于纯粹爱好理论所做的工作,就一下子变成了解决战术学与天文学的一把钥匙了。


罗马人的头脑太过于实际而不能欣赏欧几里德;第一个提到欧几里德的罗马人是西赛罗,在他那时候欧几里德或许还没有拉丁文的译本;并且在鲍依修斯(约当公元480年)以前,确乎是并没有任何关于拉丁文译本的记.载.。阿拉伯人却更能欣赏欧几里德;大约在公元760年,拜占庭皇帝曾送给过回教哈里发一部欧几里德;大约在公元800年,当哈伦.阿尔.拉西德在位的时候,欧几里德就有了阿拉伯文的译文了。现在最早的拉丁文译本是巴斯的阿戴拉德于公元1120年从阿拉伯文译过来的。从这时以后,对几何学的研究就逐渐在西方复活起来;但是一直要到文艺复兴的晚期才做出了重要的进步。


我现在就要谈天文学,希腊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正象在几何学方面是一样地引人注目。在希腊之前,巴比伦人和埃及人许多世纪以来的观察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他们记录下来了行星的视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晨星和昏星就是一个。巴比伦无疑地,而且埃及也可能,已经发现了蚀的周期,这就使人能相当可靠地预言月蚀,但是并不能预言日蚀;因为日蚀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总可以看得见的。把一个直角分为九十度,把一度分为六十分,我们也是得之于巴比伦人的;巴比伦人喜欢六十这个数目,甚至于还有一种以六十进位的计数体系。希腊人总是喜欢把他们的先穉e人物的智慧都归功于是游历了埃及的结果,但是在希腊人以前,人们所成就的东西实在是很少的。然而泰勒斯的预言月蚀,却是受了外来影响的一个例子;我们没有理由设想他在从埃及和巴比伦那里所学到的东西之外又增加了什么新东西,并且他的预言得以证实,也完全是幸运的偶合。


让我们先看希腊人最早的一些发现与正确的假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大地是浮荡着的,并没有任何东西在支持它。亚里士多德总是反对当时各种最好的假说的,所以他就反驳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亦即大地位于中心永远不动,因为它并没有理由朝着一个方向运动而不朝另一个方向运动。亚里士多德说,如果这种说法有效,那么一个人若是站在圆心,纵令在圆周的各点上都摆满了食品的话,他也会饿死的,因为并没有理由要选择哪一部分食品而不选择另一部分食品。这个论证重行出现于经院哲学里,但不是与天文学联系在一片,而是与自由意志联系在一片的。它以"布理当的驴"的形式而重行出现,布理当的驴因为不能在左右两边距离相等的两堆草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就饿死了。


毕达哥拉斯有极大的可能是第一个认为地是球形的人,但是他的理由(我们必须设想)却是审美的而非科学的。然而,科学的理由不久就被发现了。阿那克萨哥拉发现了月亮是由于反光而发光的,并且对月蚀做出了正确的理论。他本人仍然认为地是平的,但是月蚀时地影的形状却使得毕达哥拉斯派有了拥护地是球形的最后定论性的论据。他们更进一步把地球看成是行星之一。他们知道了——据说是从毕达哥拉斯本人那里知道的——晨星和昏星就是同一个星,并且他们认为所有的星包括地球在内都沿着圆形而运动,但不是环绕着太阳而是环绕着"中心的火"。他们已经发现了月亮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的,并且他们以为地球也总是以同一面对着"中心的火"。地中海区域位于与中心的火相背的那一面,所以就永远看不见中心的火。中心的火就叫做"宙斯之家"或者"众神之母"。太阳是由于反射中心的火而发光的。除了地球之外还有另一个物体,叫做反地球,与中心的火距离相等。关于这一点,他们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科学的,另一个即得自于他们算学上的神秘主义。科学的理由即他们正确地观察到了,月蚀有时是当日月都在地平线之上的时候出现的。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折射,他们还不知道折射,于是就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月蚀必定是由于地球之外的另一个物体有影子的缘故。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月、五星、地球与反地球以及中心的火就构成了十.个天体,而十则是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数字。毕达哥拉斯派的这种学说被归功于费劳罗,他是底比斯人,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末期。虽然这种学说是幻想的,并且还有些部分是非常不科学的,但它却非常之重要,因为它包含了设想哥白尼假说时所必需的大部分的想象能力。把地球不设想为宇宙的中心而设想为行星中的一个,不设想为永恒固定的而设想为在空间里遨游的,这就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摆脱了人类中心说的思想解放。一旦人在宇宙中的自然图象受到了这种摇撼的时候,就不难以科学的论证把它引到更正确的理论上来了。


有许多观察对于这一点都是有贡献的。稍晚于阿那克萨哥拉的欧诺比德发现了黄道的斜度。不久就明白了太阳到底是比地球大得多,这一事实便支持了那些否认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人们。中心的火与反地球,在柏拉图的时代之后不久就被毕达哥拉斯派抛弃了。滂土斯的赫拉克利德(他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88-315年,与亚里士多德同时)发现了金星与水星都环绕太阳而旋转,并且采取了地球每24小时绕着它自己的轴线转动一周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前人所不曾采取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赫拉克利德属于柏拉图学派,并且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并没有象我们所能期待的那样为人尊敬;他被描述成是一个肥胖的花花公子。


萨摩的亚里士达克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10-230年,因此约比阿几米德大二十五岁;他是所有的古代天文学家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人,因为他提出了完备的哥白尼式的假说,即一切行星包括地球在内都以圆形在环绕着太阳旋转,并且地球每24小时绕着自己的轴自转一周。但是现存的亚里士达克的唯一作品《论日与月的大小与距离》却还是墨守着地球中心的观点,这件事是有点令人失望的。的确,就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则无论他采取的是哪种理论都并没有任何的不同;所以他可能是认为,对于天文学家的普遍意见加以一种不必要的反对,从而加重他计算的负担,乃是一桩不智之举;或者他也可能是仅仅在写过这部书之后,才达到了哥白尼式的假说的。汤姆斯.希斯爵士在他那本关于亚里士达克的书①里(书中包括原著的全文与译文)就是倾向于后一种见解的。但无论情形是哪一种,亚里士达克之曾经提示过哥白尼式的观点,这件事的证据却是十足可以定论无疑的。


第一个而且最好的证据就是阿几米德的证据,我们已经说过阿几米德是亚里士达克同时代的一个较年青的人。在他写给叙拉古的国王葛伦的信里说,亚里士达克写成了"一部书,其中包括着某些假说";并继续说:"他的假说是说恒星和太阳不动,地球则沿着圆周而环绕太阳旋转,太阳位于轨道的中间"。在普鲁塔克的书里有一段话提到,克雷安德"认为以不虔敬的罪名来惩罚亚里士达克乃是希腊人的责任,因为他使得宇宙的炉灶(即地球)运动起来,这是他设想天静止不动而地则沿着斜圆而运转,同时并环绕其自身的轴而自转,以图简化现象的结果"。克雷安德是亚里士达克同时代的人,约死于公元前232年。在另一段话里普鲁塔克又说,亚里士达克提出这种见解来仅只是作为一种假说,但是亚里士达克的后继者塞琉古则把它当作是一种确定的意见。(塞琉古的鼎盛期约当公元前150年。)艾修斯和塞克斯托.恩皮里库斯也说到亚里士达克提出了太阳中心说,但是他们并没有说他提出这种学说来仅仅是作为一种假说。纵使他确乎是这种提法,那也很可能他是象两千年以后的伽利略一样,是由于害怕触犯宗教偏见的影响所致,——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克雷安德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种惧怕是很有理由的。


哥白尼式的假说被亚里士达克(无论是正式地也好还是试验性地也好)提出来之后,是被塞琉古明确地加以接受了的,但是并没有被其他任何的古代天文学家所接受。这种普遍的反对主要地是由于希巴古的缘故,希巴古鼎盛于公元前161-126年。希斯把希巴古描写为是"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①。希巴古是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三角学的人;他发现了岁差;他计算过太阴月的长度,而误差不超过一秒;他改进了亚里士达克关于日月的大小和距离的计算;他著录了850个恒星,并注出了它们的经纬度。为了反对亚里士达克的太阳中心假说,他采用了并改进了亚婆罗尼(鼎盛期约当公元前220年)所创造的周转圆的理论;这种学说发展到后来便以托勒密的体系而知名,它是根据鼎盛于公元二世纪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名字而来的。


哥白尼偶然知道了一些几乎已被遗忘了的亚里士达克的假说,虽然知道得并不多;他为自己的创见能找到一个古代的权威而感到鼓舞。不然的话,这种假说对于后代天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会等于零.的。


古代天文学家推算地球、日、月的大小以及日与月的距离时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在理论上都是有效的,但他们却受到了缺乏精确仪器的掣肘。想到这一点,他们的许多成果就真是令人惊叹了。伊拉托斯蒂尼推算地球的直径是7,850哩,这只比实际少五十哩。托勒密推算月亮的平均距离是地球直径的29又1/2倍;而正确的数字是大约30.2倍。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是多少接近到太阳的大小和距离的,他们都把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的估计若以地球的直径来表示的话,则


亚里士达克 是180倍,希巴古  是1,245倍,波西东尼 是6,546倍;


而正确的数字则是11,726倍。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推算是在不断改进着的(然而,只有托勒密的推算却表现了一种退步);波西东尼①的推算约为正确数字的一半。大体上他们对于太阳系的图象,与事实相去得并不太远。


希腊的天文学乃是几何学的而非动力学的。古代人把天体的运动想成是等速的圆运动,或者是圆运动的复合。他们没有力.的概念。天球是整个在运动着的,而各种不同的天体都固定在天球上面。到了牛顿和引力理论的时候,才引进了一种几何性更少的新观点。奇怪的是,我们在爱因斯坦的普遍相对论里又看到了一种返回于几何学的观点,牛顿意义上的力的概念已经又被摒弃了。


天文学家的问题是:已知天体在天球上的视动,怎样能用假说来介绍第三个坐标,即深度,以便把现象描叙得尽可能地简捷。哥白尼假说的优点并不在于真实性而在于简捷性;从运动的相对性看来,并不发生什么真.实.性.的问题。希腊人在追求着能够"简化现象"的假说,事实上这已经是以科学上的正确方式触及到问题了,尽管并不是完全有意的。只要比较一下他们的前人以及他们的后人(直到哥白尼为止),就足以使每个人都对他们那真正令人惊异的天才深信不疑。另外两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阿几米德和亚婆罗尼,就结束了这张第一流希腊数学家的名单。阿几米德是叙拉古国王的朋友,也许是他的表兄弟,于公元前212年罗马人攻占该城时被害。亚婆罗尼从青年时代就生活在亚历山大港。阿几米德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物理学家与流体静力学家。亚婆罗尼主要地是以他对于圆锥曲线的研究而闻名的。关于这两个人我不再多谈,因为他们出现的时代太晚,对哲学并没有能起什么影响。


在这两个人以后,虽然在亚历山大港继续做出了可敬的工作,但是伟大的时代是结束了。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希腊人丧失了随着政治自由而得来的那种自信,并且在丧失这种自信的时候,也就对他们的前人产生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尊敬。罗马军队之杀死阿几米德,便是罗马扼杀了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创造性思想的象征。


①见所著《希腊的数学》,卷一,第145页。


①《希腊的数学》,卷2,第153页。


①波西东尼是西塞罗的老师,鼎盛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后半叶。


①《萨摩的亚里士达克,古代的哥白尼》,汤姆斯.希斯爵士著。牛津,1913年版。以下所谈的即根据这部书。


谢选骏指出:罗马人杀死阿基米德,就像几百年后蛮族杀死奥古斯丁一样,是军事暴行。但是蛮族杀死奥古斯丁,未能阻止基督教在蛮族中传播,那么罗马人杀死阿基米德,怎么就会阻止数学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呢?可见罗马的发展另有原因。


《羅馬人不愛數學,讓阿拉伯人將數學向前大推進》2017/08/17 部貞市郎)报道: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數學發展到今天這麼發達的程度,成為一切科學文明的基礎,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而是經歷數千萬年的歷史,由無數學者賭上身家性命鑽研出來的成果。


山鹿素行大師所寫的《中朝事實》一書, 開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的:「久見滄海無窮者不知其大,久住曠野無涯者不知其廣,因日久而習以為常。非僅滄海曠野,吾生於皇國,仍未聞其美,唯嗜讀外朝經典,嚮往其中人物,愚昧之至。」


人們總是把周遭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容易忘記每日的食物有多可貴,或是忽視時時刻刻所呼吸的空氣有多重要。不單是食物或空氣,我們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數字1、2、3,或輕鬆運用的0、1、2、3、……9 這10 個數字,記載所有龐大數目的10 進位記數法,或者利用+-×÷=等符號進行複雜的計算,從而進一步衍生出解析幾何學、微積分之類的高等數學,數學發展到今天這麼發達的程度,成為一切科學文明的基礎,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而是經歷數千萬年的歷史,由無數學者賭上身家性命鑽研出來的成果。


但是,我們動輒忘記這些先人的辛勞,對知識的可貴習以為常,毫不在意。因此我想花一些篇幅敘述數字起源的故事,希望能對研究數學的演進有些幫助。


古代的記數法──1.4=64


南洋有一個部族在計算物品時,10個以內的東西以指頭計算,稍微多一點的數目,則以硬如核桃的樹果來計數,每10個樹果用一根椰子梗表示,每10根椰子梗就以更大的椰子梗或其他樹木來表示100。先前也提過其他未開化的部落也用類似的計數法,所以這種方法不是南洋人才會,只是有的憑藉手指進行10進位的計算,或藉手指與腳趾進行20進位計算,或以單手的手指運用5進位計算等等,大抵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人類,計數的依據大致上都相同。


以羅馬數字來觀察,其數字表示為:     


L C D

1 2 3 4 5 10 50 100 500

照5、10、50、100、500的規律來看,可以得知羅馬數字是以5 和10為單位來計算的。


至於以12支為1打、12打為1籮,這種以12為單位的計數方式,似乎也是自古以來就存在了。12的因數有2、3、4、6,我們平時經常用1/2、1/3、1/4、1/6這些分數,證明了這些數字非常實用。


巴比倫人主要使用60進位法,60的因數有2、3、4、5、6、10、12、15、20、30,在運用時十分方便,因此他們廣泛使用60進位的計算方式,進一步使這個地區的民族,很早就發展出整數及分數的概念,孕育出有系統的數學。


當然,那時還沒有像現代一樣方便的阿拉伯數字可用,一切數目都以特殊符號表記,計算12、22、32、……、n2時,12=1、22=4、……、72=49都還可以,82不是以64表示,而是表記為1.4(意指60+4),92=81則表記為1.21(60+21),102=100則表記為1.40,112=121表記為2.1。


這很顯然是運用60 進位法的證據,據說這是從巴比倫某地挖掘出的泥板上發現的。


阿拉伯數字,不是源自阿拉伯,是印度。


現在我們把10進位法視為理所當然,卻沒發覺這種進位法的可貴之處,因此我想花點篇幅說明:10進位法的運用對數學發展有何貢獻。


從前的符號只是單純用來表示計算的結果,也就是答案,所以表示方法各國皆不同,古代日本人費盡心思利用算盤般的器具,或在板子上灑上細沙或微塵後再畫線,又或是利用日本和算的算木等工具表示。而印度是最早使用阿拉伯數字的地區,後來到了西元5∼ 6世紀左右,又創造了0的用法和分位的原則,以0、1、2、……9這10個阿拉伯數字表示一切數目,並靈活進行各種運算,堪稱數學發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


零打哪兒來的?


印度人除了創造阿拉伯數字,還用0表示空位,並藉由10進位表記一切大數目的方法,據說就是在西元5∼6世紀的時候。


印度人將0稱為sunya,表示空白的意思,這種記數法後來被阿拉伯人所採用,將sunya 譯為sifr,這個字在阿拉伯文裡也是空的意思。


之後在13世紀初,拉丁文將0稱做Zephirum,自此之後0在各國有了不同的名稱,又過了大約一百年之後,0又成為義大利文中的Zero,於是各國才統一稱為Zero。


無限大怎麼表示,印度人很早就鑽研


從婆羅門教或佛教的歷史文獻,可知發明數字0、1、2、3、……的印度人,有優秀的數字頭腦,很早就知道今日所謂的無限大的概念,而且也研究極限理論、各種級數、質數等等。例如:佛教經典中的百千萬劫的「劫」字,有許多解釋,其中一種解釋為「有一塊60里見方的磐石,天上的天女每一千年到這塊磐石上跳舞一次,用衣袖撫摸這塊石頭。袖子很薄很輕,直撫摸到石頭都平了,沒有了,才算一小劫。」可見一劫有多久,而百千萬劫更是超乎想像的時間長度,時間無窮的例子能表現得這麼淋漓盡致,真是嘆為觀止。


另外,印度人還有一種形容空間無垠的方法,那就是有一位如來佛背後發出3000個光圈,照耀3000個宇宙,而每一個光圈裡都有一個如來佛,也各自發出3000個光圈照耀宇宙,之後每個光圈又有一個如來佛,又各自發出3000個光圈,用這種方法說明宇宙的廣大無邊。像這樣創造無限大空間與無限長時間的印度人,對於表達這類的數字,當然會特別感興趣而進行研究、思考(關於印度數學,稍後會再於第8節說明)。


羅馬人不愛數學的結果


埃及、巴比倫等地有相當古老的遺物,很容易窺見當地古代的數字觀,不過在印度,這種古代數學的相關研究資料十分貧乏,因此很難看清古印度數學的全貌。不過根據史書記載,運用數字1、2、3,且以10進位寫成的算術書,確實是印度人在一千兩百年前左右流傳至阿拉伯。當時的數字寫法與我們現代所使用的1、2、3不同,看起來歪七扭八的,但總之相當於現代的數字1、2、3。


當時在阿拉伯,甚至歐洲各國所使用的數字,全都是使用起來很不方便的象形文字或單純的符號,因此,匯集10個1為10,10個10則為100,10個100為1000,這種方便的10進位記數法,馬上就傳遍了整個阿拉伯地區,當地的商人和數學家都競相研究。


當時印度和歐洲各國間的通商往來幾乎都靠阿拉伯人居間仲介,印度人很少直接前往歐洲,因此數字及算術也都是靠阿拉伯人流傳至西歐。其中由印度人所寫的大多數算術書,也被譯為阿拉伯文,以「阿拉伯算術」之名傳至歐洲,因此其中所出現的數字也被稱為「阿拉伯數字」,但其實真正的起源地是印度,理應稱為印度數字才是。


阿拉伯數字的一大特徵,是以0表示空位,所有數字都可以隨心所欲的表示。其他如埃及數字、巴比倫數字或羅馬數字等,則是以極不方便的方式表示數字,這些僅是單純表示每個數字的符號,基本上是不可能用這些符號進行運算的。


日本早在江戶時代之前,就有數學學者知道阿拉伯數字,但一般大眾則是明治維新之後才運用西式算術,這就是為什麼日本的數學發展比歐美各國遲緩的緣故(編按:印度數學於隋唐傳至中國,但有系統的翻譯西方數學的則是16世紀的徐光啟,大量學習西方數學則是鴉片戰爭後)。


附記


本來希臘數學應該傳至羅馬,但當時的羅馬人普遍對學問漠不關心,才會傳至往來不便的阿拉伯地區。阿拉伯人學習希臘數學的同時,也擷取了印度數學的精華,將兩者融合,可以說是阿拉伯人將數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還有,阿拉伯與印度一樣,他們的數學家大部分是天文學家,當時的回教國王對振興學術十分熱衷,因此數學家受到國家有利的保護。數學的興盛與國家盛衰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要詳盡了解阿拉伯數學,首先得搞清楚其背後的阿拉伯民族興亡史。

谢选骏指出:为何希腊人西边的罗马人数学不行,而希腊人东边的阿拉伯人数学很行?虽然阿拉伯人的开化比罗马人还晚一千年之久。看来,很可能是有阿拉伯更接近东方的文明中心。


网文《古希腊数学史》报道: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科学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数学的历史。它不仅追溯数学内容、思想和方法的演变、发展过程,而且还探索影响这种过程的各种因素,以及历史上数学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数学史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数学内容,而且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化学、宗教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内容,是一门交叉性学科。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外,还包括整个爱琴海区域和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取得希腊城邦的领导地位,经济生活高度繁荣,生产力显著提高,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希腊数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伊奥尼亚学派到柏拉图学派为止,约为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三世纪;第二期是亚历山大前期,从欧几里得起到公元前146年,希腊陷于罗马为止;第三期是亚历山大后期,是罗马人统治下的时期,结束于641年亚历山大被阿拉伯人占领。

从古代埃及、巴比伦的衰亡,到希腊文化的昌盛,这过渡时期留下来的数学史料很少。不过希腊数学的兴起和希腊商人通过旅行交往接触到古代东方的文化有密切关系。

伊奥尼亚位于小亚细亚西岸,它比希腊其他地区更容易吸收巴比伦、埃及等古国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文化。在伊奥尼亚,氏族贵族政治为商人的统治所代替,商人具有强烈的活动性,有利于思想自由而大胆地发展。城邦内部的斗争,帮助摆脱传统信念在希腊没有特殊的祭司阶层,也没有必须遵守的教条,因此有相当程度的思想自由。这大大有助于科学和哲学从宗教分离开来。古希腊第一位科学家—泰勒斯。

米利都是伊奥尼亚的最大城市,也是泰勒斯的故乡,泰勒斯是公认的希腊哲学鼻祖。早年是一个商人,曾游访巴比伦、埃及等地,很快就学会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并加以发扬。以后创立伊奥尼亚哲学学派,摆脱宗教,从自然现象中去寻找真理,以水为万物的根源。

当时天文、数学和哲学是不可分的,泰勒斯同时也研究天文和数学。他曾预测一次日食,促使米太(在今黑海、里海之南)、吕底亚(今土耳其西部)两国停止战争,多数学者认为该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他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使法老大为惊讶。

泰勒斯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是开始了命题的证明,它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飞跃。伊奥尼亚学派的著名学者还有阿纳克西曼德和阿纳克西米尼等。他们对后来的毕达哥拉斯有很大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左右生于萨摩斯,为了摆脱暴政,移居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克罗顿。在那里组织一个政治、宗教、哲学、数学合一的秘密团体。后来在政治斗争中遭到破坏,毕达哥拉斯被杀害,但他的学派还继续存在两个世纪之久。

毕达哥拉斯学派企图用数来解释一切,不仅仅认为万物都包含数,而且说万物都是数。他们以发现勾股定理(西方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闻名于世,又由此导致不可通约量的发现。这个学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算术和几何紧密联系起来。他们找到用三个正整数表示直角三角形三边长的一种公式,又注意到从“1”起连续的奇数和必为平方数等等,这既是算术问题,又和几何有关,他们还发现五种正多面体。

伊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显著的不同。前者研习数学并不单纯为了哲学的兴趣,同时也为了实用。而后者却不注重实际应用,将数学和宗教联系起来,想通过数学去探索永恒的真理。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成为人文荟萃的中心,人们崇尚公开的精神。在公开的讨论或辩论中,必须具有雄辩、修辞、哲学及数学等知识,于是“智人学派”应运而生。他们以教授文法、逻辑、数学、天文、修辞、雄辩等科目为业。

在数学上,他们提出“三大问题”:三等分任意角;倍立方,求作一立方体,使其体积是已知立方体的二倍;化圆为方,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已知圆。这些问题的难处,是作图只许用直尺(没有刻度的尺)和圆规。

希腊人的兴趣并不在于图形的实际作出,而是在尺规的限制下从理论上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几何学从实际应用向系统理论过渡所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这个学派的安提丰提出用“穷竭法”去解决化圆为方问题,这是近代极限理论的雏形。先作圆内接正方形,以后每次边数加倍,得8、16、32、…边形。安提丰深信“最后”的多边形与圆的“差”必会“穷竭”。这提供了求圆面积的近似方法,和中国的刘徽的割圆术思想不谋而合。

公元前三世纪,柏拉图在雅典建立学派,创办学园。他非常重视数学,但片面强调数学在训练智力方面的作用,而忽视其实用价值。他主张通过几何的学习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因为几何能给人以强烈的直观印象,将抽象的逻辑规律体现在具体的图形之中。

这个学派培养出不少数学家,如欧多克索斯就曾就学于柏拉图,他创立了比例论,是欧几里得的前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是古代的大哲学家,是形式逻辑的奠基者。他的逻辑思想为日后将几何学整理在严密的逻辑体系之中开辟了道路。

这个时期的希腊数学中心还有以芝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他提出四个悖论,给学术界以极大的震动。这四个悖论是 二分说,一物从甲地到乙地,永远不能到达。因为想从甲到乙,首先要通过道路的一半,但要通过这一半,必须先通过一半的一半,这样分下去,永无止境。结论是此物的运动被道路的无限分割阻碍着,根本不能前进一步;阿基琉斯(善跑英雄)追龟说,阿基琉斯追乌龟,永远追不上。因为当他追到乌龟的出发点时,龟已向前爬行了一段,他再追完这一段,龟又向前爬了一小段。这样永远重复下去,总也追不上;飞箭静止说,每一瞬间箭总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因此它是不动的;运动场问题,芝诺论证了时间和它的一半相等

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学派,认为线段、面积和立体,是由许多不可再分的原子所构成。计算面积和体积,等于将这些原子集合起来。这种不甚严格的推理方法却是古代数学家发现新结果的重要线索

公元前四世纪以后的希腊数学,逐渐脱离哲学和天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数学的历史于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初等数学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数学(主要是几何学)已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从以实验和观察为依据的经验科学过渡到演绎的科学。由少数几个原始命题(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得到一系列的定理。这是希腊数学的基本精神。

在这一时期里,初等几何、算术初等代数大体己成为独立的科目。和17世纪出现的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相比,这一个时期的研究内容可以用“初等数学”来概括,因此叫做初等数学时期。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东西海陆交通的枢纽,又经过托勒密王的加意经营,逐渐成为新的希腊文化中心,希腊本土这时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几何学最初萌芽于埃及,以后移植于伊奥尼亚,其次繁盛于意大利和雅典,最后又回到发源地。经过这一番培植,已达到丰茂成林的境地。

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146年古希腊灭亡,罗马成为地中海区域的统治者为止,希腊数学以亚历山大为中心,达到它的全盛时期。这里有巨大的图书馆和浓厚的学术空气,各地学者云集在此进行教学和研究。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亚历山大前期三大数学家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

古希腊杰出的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用公理法建立起演绎体系的最早典范。过去所积累下来的数学知识,是零碎的、片断的,可以比作砖瓦木石;只有借助于逻辑方法,把这些知识组织起来,加以分类、比较,揭露彼此间的内在联系,整理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中,才能建成宏伟的大厦。《几何原本》体现了这种精神,它对整个数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阿基米德是物理学家兼数学家,他善于将抽象的理论和工程技术的具体应用结合起来,又在实践中洞察事物的本质,通过严格的论证,使经验事实上升为理论。他根据力学原理去探求解决面积和体积问题,已经包含积分学的初步思想。阿波罗尼奥斯的主要贡献是对圆锥曲线的深入研究。

除了三大数学家以外,埃拉托斯特尼的大地测量和以他为名的“素数筛子”也很出名。天文学家喜帕恰斯制作“弦表”,是三角学的先导。

公元前146年以后,在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学者仍能继承前人的工作,不断有所发明。海伦(约公元62)、门纳劳斯(约公元100)、帕普斯等人都有重要贡献。天文学家托勒密将喜帕恰斯的工作加以整理发挥,奠定了三角学的基础。

晚期的希腊学者在算术和代数方面也颇有建树,代表人物有尼科马霍斯(约公元100)和丢番图(约250)前者是杰拉什(今约旦北部)地方的人。著有《算术入门》,后者的《算术》是讲数的理论的,而大部分内容可以归入代数的范围。它完全脱离了几何的形式,在希腊数学中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之大,仅次于《几何原本》。

公元325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利用宗教作为统治的工具,把一切学术都置于基督教神学的控制之下。

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以及其他学校,严禁传授数学。许多希腊学者逃到叙利亚和波斯等地。数学研究受到沉重的打击。641年,亚历山大被阿拉伯人占领,图书馆再次被毁,希腊数学至此告一段落。


谢选骏指出:看来看去,希腊的数学和天文学都和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希腊文明与其叫做“欧洲文明”,不如叫作“欧亚非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文明、跨洲文明。而罗马就没有这个优势,所以很快就衰落了。

谢选骏:阿克顿勋爵鼠目寸光,不懂什么是“自由的基础”


《阿克顿勋爵关于自由、权威、历史、真理的警世名言》(李强微信 2020年01月09日汇编:先知书店)报道:


“自由并不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即是最高的政治目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些耳熟能详的哲理名言,却出自一位我们并不是很熟悉的思想家,他就是阿克顿勋爵。


阿克顿勋爵被尊为自由主义预言家和史学大师。他的思想不仅让多灾多难的20世纪多了一份厚重,更成了后世的预言。适逢阿克顿勋爵诞辰186周年,为此李强好书伴读整理了阿克顿勋爵的精彩语录。分享给大家:


自由

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四大威胁:一、强人对于权力集中的渴望。二、穷人对于财富不平均的怨恨。三、无知者对于乌托邦的向往。四、没有信仰的人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自由的本质就是不要信奉过去和往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自由和良好的统治并不互相排斥。自由并不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即是最高的政治目的。

自由之核心和最高目标是良知的统治。

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


权威

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时利益——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

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

没有任何与个体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

因此,整体的权力同自由之间的相安无事片刻也难以达成——这就是说,屈从者的良知和按照其他原则行事是最可耻的事情。

良知只对自己而不对他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它尊重别人的良知。因此它倾向于控制权威而扩大自由,它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法则。


历史

革命者的凯旋,使史家无立足之地。

近代史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要从历史上升到哲学,把握永恒的问题,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

“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就是历史的力量”。


真理

对溺死的恐惧,已胜过饥渴之苦。

“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

真理只能通过揭露错误和战胜异议而使人信服。因此,自由是真理的卫士。


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文明真滴的人,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勋爵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

阿克顿勋爵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给后人留下永恒的作品,他给出的标准是——这些作品不仅应该被置于书架,而且值得带进坟墓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英国理论政治家。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廉洁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出自他写的书《自由与权力》,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阿克顿勋爵实在不懂什么是“自由的基础”——因为这个“思想家”竟说“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他似乎不懂,法律才是自由的第一基础。例如在中国,不论你有多少财产,你也不会拥有自由。阿克顿为何如此谬误?因为他鼠目寸光,只能看见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社会”的情况。

基督教会为何全面溃败


西方哲学史


第二十三章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在这一章里我准备考察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书,一部书叫作《物理学》,另一部书叫作《论天》。这两部书是密切联系着的;第二部书的论证就是从第一部书所留下来的论点开始的。两部书都极其有影响,并且一直统治着科学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为止。象"第五种本质"、"月球以下"这些名词,就都是从这两部书所表达的理论里得来的。因此哲学史家就必须研究这两部书,尽管事实上以近代科学的眼光看来,其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可以接受的。 

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正如要理解大多数希腊人的——物理学观点,就必须了解他们在想象方面的背景。每一个哲学家除了他向世界所提出的正式体系而外,还有着另一种更简单得多的、可能为他自己所完全不曾察觉到的体系。纵使他察觉到它,或许他认识到这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就把它隐藏起来而提出某种更为诡辩的东西,他相信那种东西,因为那种东西有似于他的未曾加工的体系,他也要求别人接受那种东西,因为他相信他已经把它弄得不可能再加以反驳了。这种诡辩是靠着对反驳的反驳而达到的,但是单凭这一点却是永远也得不出正面的结果来的:那最多只表明一种理论可.能.是真的,但却非必.定.是真的。正面的结果(无论一个哲学家所意识到的是何等地微少)都是从他想象之中预先就有的观念里面,或者是如桑塔雅那所称之为"动物的信仰"里面得来的。


关于物理学,亚里士多德在想象方面的背景与一个近代学者在想象方面的背景是大不相同的。今天一个小孩子一开始就学力学,力学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提示着机械。①他已经习惯于汽车和飞机了;甚至在他下意识想象的最深处,他也决不会想到一辆汽车里会包含有一种马,或者一架飞机的飞行乃是因为它的两翼是一只具有神奇力量的飞鸟的两翼。动物,在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图画里,已经丧失了它们的重要性;人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比较能独立地作为是一个大体上无生命而且大致能够驯服的物质环境的主人了。


对于试图对运动作出科学解说的希腊人来说,除了少数象德谟克里特和阿几米德那样的天才情况而外,纯粹的力学观点几乎从来也不曾得到过暗示。看来只有两套现象才是重要的,即动物的运动与天体的运动。在近代科学家看来,动物的身体是一架非常精致的、具有异常复杂的物理-化学结构的机械;每一项科学的新发见都包含着动物与机械之间的表面鸿沟的缩小。但在希腊人看来,则把显然是无生命的运动同化在动物的运动里面,却似乎更为自然。今天一个小孩子仍然在用自身能不能运动的这一事实,来区别活的动物与其他的东西;在许多的希腊人看来,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一特点本身就提示了物理学的普遍理论的基础。但是天体又是怎样的呢?天体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它们运动的规则性,但这可能仅仅是由于它们优异的完美性所致。每一个希腊哲学家无论成年以后是怎样想法,但都是从小就被教导要把日月看作是神的;阿那克萨哥拉曾被人控诉为不敬神,就因为他教导说日和月并不是活的。当一个哲学家不再把天体的本身看作是神明的时候,他就会把天体想成是由一位具有希腊人的爱好秩序与几何的简捷性的神明意志在推动着;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于是一切运动的最后根源便是"意志":在地上的便是人类与动物的随心所欲的意志,在天上的则是至高无上的设计者之永恒不变的意志。我并不提示说,这一点就可以适用于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每一个细节。我所要提示的是,这一点提供了亚里士多德在想象方面的背景,并且代表着(当他着手研究时)他会希望是真实的那种东西。


谈过了这些引言之后,就让我们来考察亚里士多德确实说过些什么。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物理学(physics)这个字乃是关于希腊人所称为"phusis"(或者"physis")的科学;这个字被人译为"自然",但是并不恰好等于我们所赋给"自然"这个字的意义。我们仍旧在说"自然科学"与"自然史",但是"自然"其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很含糊的字,却很少正好意味着"phusis"的意义。"phusis"是与生长有关的;我们可以说一个橡子的"自然"("性质")就是要长成为一棵橡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意义在使用这个字的。亚里士多德说,一件事物的"自然"("性质")就是它的目的,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因而这个字具有着一种目的论的涵义。有些事物是自然存在的,有些事物则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的。动物、植物和单纯的物体(原素)是自然存在的;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原则。(被译作"运动"的这个字,有着比"移动"更为广泛的意义;除了移动而外,它还包括着性质的变化或大小的变化。)自然是运动或者静止的根源。如果事物具有这种的内在原则,它们便"具有自然(性质)"。"按照自然"这句成语,就适用于这些事物极其本质的属性。(正是由于这种观点,所以"不自然"就用以表示谴责。)自然存在于形式之中而不是存在于质料之中;凡是潜存的血肉就都还不曾获得它自己的自然(性质),唯有当一件事物达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它才更加是它自己。整个的这一观点似乎是由生物学所启发的:橡子就是一颗"潜存"的橡树。


自然是属于为了某种东西的缘故而起作用的那类原因的。这就引到了一场关于自然并没有目的而只是由于必然而行动着的那种观点的讨论;与此相关,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为恩培多克勒所教导过的那种形式的适者生存的学说。他说这不可能是对的,因为事物是以固定的方式而发生的,并且当一个系列完成的时候,则此前的一切步骤就都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凡是"由于连续不断的运动,从一个内在的原则发源而达到某种完成"(199b)的东西都是"自然的"。整个这一"自然"观,尽管它似乎是很值得称道地能适用于解释动物与植物的生长,但在历史上却成了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并且成了伦理学上许多坏东西的根源。就这后一方面而论,它至今仍然是有害的。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说,运动就是潜存着的东西正在实现。这一观点除了有许多缺点而外,并且也与移动的相对性不相容。当A相对于B而运动的时候,B也就相对于A而运动;要说这两者之中有一个是运动的而另一个是静止的,这乃是毫无意义的话。当一条狗抓到一块骨头的时候,常识上似乎以为狗是在运动而骨头则是静止的(直到骨头被抓住时为止),并且以为运动有一个目的,即要实现狗的"自然"("性质")。但实际的情形却是,这种观点并不能应用于死的物质;并且对于科学的物理学的要求来说,"目的"这一概念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任何一种运动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都只能是作为相对的来加以处理。


亚里士多德反对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所主张的真空。随后他就过渡到一场颇为奇特的关于时间的讨论。他说可能有人说时间是并不存在的,因为时间是由过去和未来所组成的,但是过去已经不复存在而未来又尚未存在。然而,他反对这种观点。他说时间是可以计数的运动。(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把计数看成是根本性的)。他继续说我们很可以问道,既然除非是有一个人在计数,否则任何事物便不可能计数,而时间又包含着计数;那末时间若不具有灵魂究竟能不能存在呢?看来亚里士多德似乎把时间想成是许多的时日或岁月。他又说有些事物就其并不存在于时间之内的意义而言,则它们是永恒的;他所想到的大概也是数目之类的东西。


运动一直是存在着的,并且将永远存在;因为没有运动就不能有时间,并且除了柏拉图而外,所有的人都同意时间不是被创造的。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后学们却不得不和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分道扬镳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


《物理学》一书以关于不动的推动者的一段论证而告结束,这一点我们在谈到《形而上学》时已经考察过了。有一个不动的推动者在直接造成着圆运动。圆运动是原始的一种运动,并且是唯一能够继续无限的一种运动。第一推动者既没有部分也没有大小,并且存在于世界的周围。达到了这个结论之后,我们再来看天体。


《论天》这片著作里提出了一种简单愉快的理论。在月亮以下的东西都是有生有灭的;自月亮而上的一切东西,便都是不生不灭的了。大地是球形的,位于宇宙的中心。在月亮以下的领域里,一切东西都是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构成的;但是另有一个第五种的元素是构成天体的。地上元素的自然运动是直线运动,但第五种元素的自然运动则是圆运动。各层天都是完美的球形,而且越到上层的区域就越比下层的区域来得神圣。恒星和行星不是由火构成的,而是由第五种元素构成的;它们的运动乃是由于它们所附着的那些层天球在运动的缘故。(这一切都以诗的形式表现在但丁的《天堂篇》里。)


地上的四种元素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彼此互相产生出来的——火就其自然运动乃是向上的这种意义而言,便是绝对的轻;土则是绝对的重,气是相对的轻,而水则是相对的重。这种理论给后代准备下了许多的困难。被人认为是可以毁灭的彗星就必须划归到月亮以下的区域里面去了,但是到了十七世纪人们却发见彗星的轨道是围绕着太阳的,并且很少能象月亮距离得这么近。既然地上物体的自然运动是直线的,所以人们就认为沿水平方向发射出去的抛射体在一定时间之内是沿着水平方向而运动的,然后就突然开始垂直向下降落。伽利略发见抛射体是沿着抛物线而运动的,这一发见吓坏了他的亚里士多德派的同事们。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奠定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每天自转一次、每年绕太阳旋转一周的这一观点时,就不得不既要向圣经作战,也同样要向亚里士多德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本来系由伽利略所提出的牛顿"运动第一定律"是不相符的。牛顿的运动第一定律说,每个物体如果已经是在运动着的话,则当其自身不受外力作用时就将沿直线作等速运动。因此就需要有外部的原因,——并不是用以说明运动而是用以说明运动的变化,无论是速度的变化、还是方向的变化。亚里士多德所认为对于天体乃是"自然的"那种圆运动,其实包含着运动方向的不断变化,因此按照牛顿的引力定律,就需要有一种朝向圆心而作用着的力。


最后:天体永恒不毁的这一观点也不得不被人放弃了。太阳和星辰有着悠久的生命,但却不是永远生存的。它们是从星云里生出来的,并且最后不是爆炸就是要冷却而死亡。在可见的世界里,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免于变化和毁灭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与此相反的信仰,尽管为中世纪的基督徒所接受,其实乃是异教徒崇拜日月星辰的一种产物。


①力学mechanics,机械machine。——译者


谢选骏指出:罗素用他的语言学玩弄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的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世纪的学术思想,其影响力延伸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最终被牛顿物理学取代。”——这说明什么了?说明希腊人还是动物主义者,就像今天的儿童一样。这是无神论者罗素的暗示。不过在我看来,这说明中世纪的学术思想还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也说明了,异教徒的文艺复兴为何获得了胜利,重新骑到了基督教的头上。这是因为,基督教始终未能全面统治欧洲人的心思。例如,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几百年,托马斯·阿奎那就向异教徒亚里士多德俯首称臣了。换言之,基督教化在欧洲并未成功!所以,才有今天的基督教会的全面溃败。


(摘自谢选骏【《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是一本文学作品】)

谢选骏:星星之火 不可燎原

《珠海体育中心袭击案后:被阻挠的记者和社交媒体上的热议》(2024年11月13日 BBC驻华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報道: BBC驻中国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在珠海体育中心的事发现场报导时遭遇阻挠。他用以下文字描述了自己当时的经历,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