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请不要诬蔑犬儒

谢选骏：请不要诬蔑犬儒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0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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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谢选骏

    

    （一）

    

    “犬儒学派”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或说该学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前445年－前365年）曾经在一个称为“快犬”（Cynosarges）的运动场演讲，或说该学派的人生活简朴，像狗一样地存在，被当时其他学派的人称为“犬”。到近代，“犬儒主义”这一词在西方则带有贬义，意指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行为。这是因为，志得意满的西方人已经无法理解开始没落的古代希腊时代的文明了。

    

    安提斯泰尼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犬儒学派因其创始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在一个名叫居诺萨格（Kunosarges)的体育场中讲学而得名。因为Kuno就是希腊语“狗”的意思。同时，“犬儒”这名称也标志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准确的来说，犬儒学派就是对世界的不信任和对任何事物抱消极态度的学派。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弟子，约长于柏拉图二十岁。安提斯泰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其有似于托尔斯泰。直到苏格拉底死后，他还生活在苏格拉底贵族弟子们的圈子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非正统的征象来。但是有某种东西——或者是雅典的失败，也许是苏格拉底之死，也许是他不喜欢哲学的诡辩——却使得他在已经不再年青的时候，摒弃了他从前所重视的东西。除了纯朴的善良而外，他不愿意要任何东西。他结交工人并且穿得和工人一样。他进行露天讲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一切精致的哲学，他都认为毫无价值；凡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他信仰“返于自然”，并把这种信仰贯彻得非常彻底。他主张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产，不要婚姻，不要确定的宗教。他的弟子们（如果他本人不曾）谴责奴隶制。他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者，但是他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他说“我宁可疯狂也不愿意欢乐”。

    

    安提斯泰尼的名声被他的弟子狄奥根尼盖过了，狄奥根尼“是欧济尼河上西诺普地方的青年，最初安提斯泰尼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曾因涂改货币而被下过狱的不名誉的钱商的儿子。安提斯泰尼命令这个青年回家去，但是他丝毫不动；他用杖打他，他也一动不动。他渴望'智慧'，他知道安提斯泰尼可以教给他智慧。他一生的志愿也是要做他父亲所做过的事，要'涂改货币'，可是规模要大得多。他要涂改世上流行的一切货币。每种通行的印戳都是假的。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

    

    他决心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所以就被称为“犬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象犬一样”。他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装的、居室的、饮食的、或者礼貌的。据说他住在一个桶里，但是吉尔柏特·穆莱向我们保证说这是个错误：因为那是一个大瓮，是原始时代用以埋葬死人的那种瓮。他象一个印度托钵僧那样地以行乞为生。他宣扬友爱，不仅仅是全人类之间的友爱，而且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甚至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一身就聚集了许多的传说。尽人皆知，亚历山大怎样地拜访过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据说亚历山大（征服者亚历山大）之后对随从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狄奥根尼。”

    

    狄奥根尼的教导，一点也没有我们如今所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犬儒”的）东西，——而是恰好与之相反。他对“德行”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他认为和德行比较起来，俗世的财富是无足计较的。他追求德行，并追求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货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学说在这一方面是被斯多葛派所采用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追随着他摒绝文明的欢乐。他认为普罗米修斯由于把那些造成了近代生活的复杂与矫揉造作的技术带给了人类，所以就公正地受到了惩罚。在这一点上他有似于道家、卢梭与托尔斯泰，但是要比他们更加彻底。

    

    安提斯泰尼在晚年对正统的哲学丧失了信心，当他已不再年轻，鄙弃从前所重视的东西，放弃了上层阶级的生活模式，而去过简朴的生活，不受各种习俗和规定的限制，除了纯朴的善良而外，他不愿意要任何东西，并希望希腊回复到原始社会。

    

    受到这种思想的启发，狄奥根尼（安提斯泰尼的弟子）几乎裸身并且没有携带任何补给便周游了整个希腊，享受了阳光、温暖等一切自然的恩赐，并且聚集了几千个皈依他的思想的人，并向他们讲述这个社会是多么值得讽刺。

    

    以他和狄奥根尼等为主的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们提出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当时人讥为穷犬，故称。后亦泛指具有这些特点的人。

    

    犬儒学派的主要教条是，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犬儒学者相信，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的优势。每人都可以获得幸福，而且一旦拥有，就绝对不会再失去。人毋须担心自己的健康，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犬儒学派对之后的斯多葛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犬儒主义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二）

    

    人们曾经深信：“中国人热爱和平。”因为那时的中国人信天，信命；而且是以最消极的方式来适应现实，结果流于奴隶的宿命论而不是英雄的宿命论。许多历史学者还公然附和这一点，用断烂无章的有关“本质”的胡说来宣扬，“我们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民族。”但是这种懦弱是永远不变的吗？有的政论作者甚至用“犬儒”一词来称呼自己的这种懦弱。不过请住口，不要望文生义。

    

    今天，中国是否正在“犬儒化”？

    

    不是。

    

    我看到，人们开始在贪生怕死、忍辱苟活的国民性格后面，看到某种积极的本能正在凝聚。──“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是其宣言。今天，在传统中国那老妇人般喋喋不休的“讲道理”的脂粉下面，一股青春的杀气正在腾起。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被中国的长城时代封为正统的温柔敦厚，正被打入价值观念的地狱。

    

    我们把这场国民性的革命称为“中国的野蛮化”，这种破坏性极大的格局，如果不能“齐之以刑，导之以礼”，并以新的信仰树立新的民族规范，则民族的灾难如僭主统治就无法结束；民族的新局如新王国就无法开拓。

    

    也许，为了摆脱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传统，近代中国的野蛮化过程，是一条“没有道路的道路”，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们已经揭示：它只能改良土壤，但不能生育万物。

    

    促使一个昏迷不醒的民族进行野蛮抵抗的那种压力，一定很强，以致威胁他的苟延残喘，从而迫使它垂死挣扎，“长城时代的挽歌”《义勇军进行曲》呼吁说，“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说明只有被逼人死角，苟活的东西才肯起来反抗。──由于其主体的过于迟钝，这个觉醒过程，在外观上不能不表现为可怕的摧残过程。于是中国的野蛮精神，就以各种形式的过激主义武装起来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天国般的目的只是幌子，地狱般的锻炼才是目的。

    

    动员──野蛮──再动员──再野蛮，直到更多的野蛮、更大的暴行······暴行几乎成了合理性的证明。几乎成了治疗帝国时代麻痹症的不二法门。帝国时代的麻痹症衍生出了僭主时代的一切灾难，但更多的野蛮毕竟不是解决办法，无法给我们一个健康、强大的家园。

    

    彻底的失望，曾使中国的觉醒更加彻底；不公正的待遇，曾使中国觉醒后的超然态度烟消云散。无动于衷的教化，和两千年的催眠一起，被日益激化的好斗性，送入野蛮精神的焚尸炉。它披上正义的华衮及合理的铠甲，进军世界。它取代儒家精神，成为中国居民的新骨髓。它宣告，治疗中国的萎缩──瘫痪症，除了依靠神力，只能拜托超强的刺激！但这依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无法给我们一个健康、强大的家园。

    

    为了实现中国的爱，我们必须走出僭主时代的暴戾循环，建立宪政国家。宪政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宪政本身要排除人格化，是抽象的正义、客观的规则。它如何能满足人性的需求，从而维持人们的信赖之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遭受帝国时代的暴君和僭主时代的领袖的百般压榨的人民中，如何建立起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宪政的落实还必须通过具有信用的人格，正如巴比伦的“日神授予法律给汉谟拉比王”的法典纪念碑所示，宪政之上必须还需要天道的秩序和神明的安排，以作为宪政的终极支持。这是英雄的宿命论而不是奴隶的宿命论，它寻求扩张的适应性而不是萎缩的适应性。

    

    中国家园的守护者说：中国！我们不仅热爱你的伟大，也热爱你的渺小；不仅热爱你的纯净，也热爱你的污秽；不仅热爱你的高尚，也热爱你的卑鄙；不仅热爱你的宽厚，也热爱你的刻毒；不仅热爱你的仁慈，也热爱你的残忍──不仅热爱你对我们的养育，也热爱你对我们的迫害！除非，除非我们的灵与肉全部死去。

    

    正如托马斯 阿奎那所说：“君主的责任是掌握世俗事务中的最高权力。但是享受上帝的快乐这一目的，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的政权才能达到。这样的统治属于耶稣基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八十四至八十五页，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为什么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的政权才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满足那种存在于人类心中的欲望，并使人幸福。”（同上第五十一页）在现代宪政国家中，相对于阿奎那时代的君主的，是宪政；但同样的，公正的宪政像贤明的君主，只能安定社会，不能创造幸福。因为只有神的统治也就是精神家园的获得，才能给人带来上帝的快乐也就是终极的幸福。

    

    1，法律之上还有正义。因为法律毕竟是抽象的，要依靠具体的人格（如法官的教养和良善）做出裁决，如果法官的良心败坏了，不受监督，贪赃枉法，互相包庇作恶，再好的法律也是具文，毫无用处。

    

    2，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没有“天”在人心中的支配作用和最高权威，社会就只能有表面化的法制而不会有内在化的宪政。因此，为了实现宪政国家，必须树立更高的目标信仰。

    

    3，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人制定的，人的不完美性导致法律的不完美性。表现在具体事务上，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比比皆是。只有“天”是完美的，并引导人心与法律不断走向完美。

    

    4，法律不是永恒的，按照程序，随时可以修改、损益。只有“天”是永恒的，并引导法律的修改和损益朝向进步而不是反动的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托马斯 阿奎那同样具有深入的见解，他说：“上帝通过他的先知答应他的人民，作为一个巨大的恩惠，他要把他们放在一人之下，只有一个君主来统治他们大众。······（同上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页）仅凭这段话，托马斯?阿奎那仿佛一位死心塌地的君主主义者，其实不然。注意，在他看来，人民并不因此而沦为君主的私产，因为他这里所说的人民，是上帝的人民，而不是君主的人民，君主只是实现天治的工具罢了。所以，“如果那个社会废黜它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权力，邢也是合乎正义的。“（第五十九页）

    

    在天治面前，正义与否是最高的准则，在保证正义的前提下，政治形式反倒退居次要，例如，“在无道的政权下，它所凭借的统一的规模越大，就越是有害。所以，僭主政治比寡头政治有害，寡头政治又比民主政治有害，······政权无道因素是：统治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所受损害越大，政权就越加无道，暴君政治是最无道的政权形式。”这样看来，他仿佛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甚至民主主义者，其实也不然。因为“有道的政权最好由一人来掌握”（同上第四十九至五十一页），其要义在于：“有道政权一旦变为无道，那么有多数人掌权从而在内部磨擦下趋于衰弱，就比较好些。所以，在各种无道的政权的形式中，民主政治是最可容忍的，暴君政治是最坏的，必须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使统治者不致成为暴君。首先，在可能的候选人中，无论谁被宣布接任王位，都应该具有不成为暴君的德性；其次，君主制度应做出规定，使国王一旦当政，没有机会成为暴君。同时应该适当地限制王权，使他不能很容易地转到暴政方面去，······”（同上第五十七页）“最后，当没有希望依靠人的力量来反对暴政时，就必须求助于万王之王的上帝。”（同上第六十页）

    

    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对于天、神、上帝的坚定信仰，可以限制世俗权力，避免他恶性发展为暴政。

    

    宪政虽然比人治更少个人缺点，但毕竟也存在着时代的、尤其是人性方面的普遍局限。民主政治由于以多数人统治为原则，因而最接近宪政精神，但其代价也极为昂贵，因为它必须求助种种复杂的制度和程序，从外在来限制罪恶。尤其是代议民主制，更是民主制与寡头制的结合。相反，如果人们都在天意（神、上帝）的指引下，各从甚善，自觉自律，以行为符合完满的善作为为人生的最高目标，那么，社会只需要很少的法律。

    

    人是某种对立力量的产物。在人类心灵的深处，矛盾的朝向不仅并存，而且相得益彰······不论是传统的暴君政治还是革命的僭主政治，不论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有互相转化的可能，甚至常在永恒的转化中。如，僭主时代的怯懦，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勇敢；僭主时代的自私，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公德；僭主时代的昏聩，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明智；僭主时代的散漫无效，正源于王国时代在历史上的韧性组织。同样，僭主时代的极端混乱，正源于帝国时代历史上的过度从命，正是后者培养了消极的适应性、奴隶的宿命论。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没有关于命运的知识，依然能够存在下去。

    

    以上所思是出于以下事实：任何历史中的事物，都是作为因果报应而登场的，这也就是所谓“挑战──应战”。例如在有史可考的范围内，任何“堕落”都是出自前次的“成功”；任何“侵略”都是针对前次国难国耻的“反击”；任何“创造”都是源于前次的饥饿体验。这行为动机，是人性的公开秘密。而人的历史、人的文明，也是作为人性的衍生物而存在、发展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变化就是如此这般地由“报应”和“反报应”的交叉作用环环体现的。

    

    （三）

    

    要把中国人最终训练成为国家──民族主义者也就是现代意义的公民，在事实上很难，在理论上危险，但值得一试，也必须努力去做，否则，中国就不能进入世界主流，中国人就只能永做世界贱民。

    

    中国革命中，传统意识形态随着社会苦难的加深而逐渐崩溃。制度的失灵，消解了政治神话与政治理论；社区的瓦解，动摇了定见和成规。在破碎的万象后面，飘出了真正的本体：种族的存亡。于是，为了保全种族的生命，没有什么不能牺牲了。每当我们沉涧于悲痛的思绪，慨叹现代中国的衰落与破败，空旷超然的孤独感就油然兴起：也许苦难还是值得庆幸的，毕竟它开辟了新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多做一次选择。

    

    谁像中国这样苦难？谁像中国的命运这样不可预测？因为我们还没有从亡国奴的痛史中完全苏醒过来！而我们若非生于如此黑暗的乱世，又怎能达到如此敏锐、如此透明的思想呢！

    

    在精神领域，中国意识形态危机是中国社会甚至中国文明的总体危机的一部分。中国人因此意识形态失衡，进而精神分崩离析。所以近代中国社会失衡的同时，文明也就同时崩溃。要想全面评价乃至描述这历时百年的大革命悲剧，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所能作出的，不过是权威的裁决而已，而裁决本身所具有的权力感，也远远谈不上客观、公正。如果权威也失败了，只能留待天解诀的曙光。

    

    中国，曾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意识形态帝国”，结果伏尔泰那帮启蒙主义者甚至把满清政权也理解为“哲学帝国”。中国，这个由大大小小的政治板块、形形色色的政治动物组成的政治动物园，有它自己独特而奇妙的生物链。不论王国时代的诸侯国，还是帝国时代的郡县、土司、庄园、家族，士农工商等政治生物链的中心环节是传奇人物孔子。

    

    上述是我们对王国时代与宪政时代之间可能的血肉联系的一点预见。即使就不可救药的帝国时代来看：这也是汉朝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命运所在，由于政治制度（“元首制”）与意识形态（基督教）的冲突，罗马帝国不能长治久安，常为军事政变所苦。而皇帝制与儒教的紧密合作，则便汉朝获得相对的政治稳定。它的突出优点是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强人”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政治培养基。同时它也限制这位皇帝陛下的权力，否则，任由他从心理──生理──物理逐层深入，极尽调动、榨取之能事，利用国家结构，壮大自己，最后难免变成一只羽翼蔽目的超级乌鸦。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限制，意识形态帝国就沦为僭主帝国，只有等这个强人死了，这个帝国才缓过一口气来。这个半死不活的怪物利维坦，经常一治一乱，随着一只只乌鸦的生老病死而轮回不已。这些乌鸦，是古代的皇帝，现代的僭主。这真是“中国的宿命”：善恶是非，自有千秋公论。

    

    任何独裁的僭主，都只能垄断“当下舆论”而无法控制“历史公论”的。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来就不能源于西方，而只能在“东方的智慧”中诞生！所以他一定要从埃及经验中汲取养料，完成“贵族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可以说，柏拉图本人正是“亚细亚方式”的忠实信徒。柏拉图比马克思聪明的地方，是这位希腊理性的嫡长子并不像那位犹太信仰的私生子那样奢望改变人的本性，而仅仅设想限制人的劣根罢了。

    

    人是有尊严的生灵！理想的国家、哲学的明王──以其高贵性，宽容人民的尊严。这是他与僭主的完全不同之处。充满危机感与自卑感的僭主们，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损害公共利益来中饱私囊，所以特别缺乏宽容性，他们和贱民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特别不容人民保持尊严。这种宽容性并不像许多西崽所断言的，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要知道，早在柏拉图之前二三百年，我们的祖辈，墨翟、孔丘、老聃、庄周那帮人，就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永久性的政治理念了。他们的思想前提，都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宽容性。中国式的仁政，早在《周礼》中已有相当清晰的表述，而《仪礼》一书，比任何层面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更详尽地制定了做人的合理方式。

    

    为什么中国思想定要横遭贬损，而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这两种红毛们的夸夸其谈却被封为治国的圭臬？这都是因为欧洲中心论的作祟，使洋奴思想在现代中国不幸扎了根，并使中华沦丧，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其实，即使“天下国家”（实际上等于消解了国家的世界大同，之类的观念，也更是“中国文化视野的保留节目”：古代中国人“世界大同”的思想，比之埃及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世界帝国”的思想，更为宽宏大量，因而更有文化的感召力、心理的凝聚力。因此是“更富于现代性”的，这当然更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产生重大意义。中国人，由于两千年父辈历史的陶冶，早已是世界主义者了；因此，对现代中国来说，不是世界主义太少，而是世界主义太多。对未来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走向世界”，而是“走向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开始“走向民族”，才能进入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程序！只有走向了民族的天性，恢复了自己的面目，世界才变得具有意义。

    

    现在，还没有，中国的建筑、中国的音乐、中国的心灵······现在，还没有，中国的诗曲、中国的颂歌、中国的爱恋、中国的憎恨······现在，还没有，中国的精魂、中国的良知、中国的道德原则······现在，还没有，中国的意志、中国的世界──或毋宁说，中国走向自己民族然后走向世界的现代意志，还没有生长出来！所以中国的地士荒芜······中国的泉水干枯······中国的山岳颓废······中国的原始森林退化为低矮的灌木丛······中国的飞鸟落尽，中国的走兽死绝。这都是因为，还没有一颗中国的心──中国的万物之源，尚未再度兴起。

    

    我们渴望心的种子萌芽，以其无声的生长，扫尽一百年的纷扰、无序，一千年的污秽、不义。新心──信心──新星，针砭中国的麻痹，注入欢腾的生命！中国走向自己民族然后走向世界现代的意志，将由此起。于是，有了建筑，有了音乐，有了心灵；有了诗曲，有了颂歌；有了爱恋，有了憎恨；精魂、良知、宽容、道德原则，破茧而出，汇聚今日的衰败中原。

    

    中国的灾难啊，我深深祝福你！如果你真能收获如此的圣果，那你在二十世纪所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就变成值得称颂的！让我们含泪感谢这样的咒语，凭着果敢的自我牺牲，夺取命运之宰的青睐！

    

    是的！中国必须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方能走向自己，方能真正得救！各色人等、各种人类物质，都在一种刻不容缓的陶冶中，一种严肃到严厉地步的重压下──拼命旋转······充分淘汰······重新凝聚······他们斩钉截铁地决断着······竭尽全力地奔忙着······默默无语地服从、毫无顾忌地创造······一切懒散惰怠之风、因循守旧之习，一扫而光。中国重新团结为一个抛弃虚文、抛弃鬼话、抛弃闲混、抛弃阳奉阴违的贵族国家！

    

    多美！──一个紧张的中国！多美！──一个团结的中国！我们渴望，为你而忙碌，为你而忘掉一切，为你而大笑着，哪怕受苦。我们渴望，为你而死去，只愿你早日出头！

    

    中国人！回到民族思想的原点！民族思想的原点，使我们得以超越一切英雄人格，实现完满的、非人格的王道。

    

    当王国时代的高贵精神在我们身上流还，贵人的命运而不是亡国奴的命运，就会降临中国。当鲜血淋漓的跋涉，终于开辟了宪政时代的精神田园，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赢得世界的尊敬。

    

    那一天，将有一个民族横越沙漠和海洋，高唱颂歌，迎接生命与死亡。他们像蚁群涌过火堆，欣然无畏，穿越民族的壁垒。一直禁锢他们强大精力的重重枷锁，终于被无情地粉碎。阻遏他们伸张正义的内忧外患，各个击破。

    

    在这热血沸腾、兴奋不眠的历史时刻，人们被辽阔壮观的视野陶醉了。这个民族因而忘却了死亡、忘却了痛苦、忘却了罪恶、忘却了一切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不是通过传统宗教的涤罪作用，而是通过新型哲学的饮酒功能。

    

    他们的歌声，仿佛临终的安魂曲；他们的步伐，犹如自信的梦游者。他们以超然镇定，一一干完他们最勇敢的先行者不敢尝试的冒险、他们最富想象的先知者不曾设计的事业······

    

    走出沙漠、越过大洋的民族，你们比摩西麾下的以色列人更艰辛！因为你们不是十二个部落，而是十二亿人！你们不是混沌初开的原始民族，而是腐败透顶的费拉居民；你们面对的不是没落的埃及法老，而是现代化地球的疯狂痉挛！

    

    坚忍的民族！你们的苦难终于有了报偿。在渡过沙漠的旅程中，你们锤炼了自己的品质、提升了自己的品位、重塑了自己的品行、明确了自己的品性！那两百年间“死亡线上的挣扎抽疯”（一八四〇──二〇四〇年），所炼成的盖世三品，比我们祖先的五千年传统，具有决不逊色的内力。

    

    是沙漠的艰辛，激起我们克服沙漠的勇气。是沙漠的绝境，逼使我们开辟绿洲的运动！我们知道，一切成功的“反抗侵略”的活动，必定导出“反侵略”的结果。秦人是这样反抗关东各国的；俄国人是这样反抗蒙古人的；日本人是这样反抗朝鲜人的；日耳曼人是这样反抗罗马人的；罗马人是这样反抗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希腊人是这样反抗波斯人的；甚至侵略成性、黩武为业的亚述帝国，也出于对巴比伦人数百年压力的总反击！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各种族──各国家──各民族──各阶级的佼佼者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只能由最善于承受艰辛的人们去完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不过，这并非“国际主义”促成，而是由秦人、罗马人这样的“被压迫民族”来实现，这，就是历史的报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泰卦》）──信矣哉！欧洲古典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是“罗马公民”，现代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将由谁来主导？

    

    被压迫的民族啊，你们在绝望的沙漠中熬炼出来的结晶，不会白费。对沙漠的反应和回忆，是你们持久的激励。让我为你们衷心祝福！让我们为你们的行为扩张，辟开思想的角度！我们是为你们，而活着的。

    

    那一天，将会有新的《雅》《颂》，从中国的大陆深部流出，文明的废墟，变成文化的绿洲。那一天，新的民族将说着新的语言。他们饶舌，仿佛在操练一种战略。人们也许知道他从哪里来，却不知晓他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的关怀，并不能使人们宽慰；因为他所开启的一切，过于巨大，以致托出无限的未知。

    

    这基于某种宗教吗？或者，仅仅基于某种纯朴的感情。它是世界政治的陈旧总谱？或者，是某个民族的新兴意志。但无论如何，它不再是黄河流域几个小小部族的娱悦品，它的范围，也不再限于汉字文化圈──它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还会改变地球的气候，过度的工业化也许缓和。它不像文中子的“雅颂摹本”那样湮灭无闻，消失在历史的湍流中；因为它不是临摹，不是发自个人的怀古幽情。它不是文字的工夫，甚至不是深厚的教养；而是某种原始的吼叫，一种孩提般的喧闹：仿佛一轮朝日，突然耀眼四方，仿佛雪巅崩溃时的隆隆巨响。

    

    “教育”的压迫、“风度”的榨取、“学识”的奴役、“修养”的阻碍──都不足抵挡他的前进。他刺破历史的青天，舔舐清纯的眼泪，掠过稠密的鲜血。透明的精力、空灵的魔术，为他伴舞。新的光合过程将产生新的种族、新的文明！

    

    新的《国风》和新的《雅颂》一同兴起──作为世界喜剧的开场白。它的《前言》说：“历史其实是喜剧。至于悲剧，只是喜剧的间隙。所以，视悲剧为恶兆的成见，将被歼灭。”新的《国风》是新民族破土而出的爆裂声。所以，它来自悲剧，但不固执于悲剧。

    

    中国民族的天良、中国文化的冲动，呼吁我们：为结束近代中国的苦难、耻辱，一定要以新的体验，去开辟新的道路！为了不让重大的牺牲付诸东流，或者仅仅是为了“回报的必要性”，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大地在我们脚下，正展开多么新奇而辉煌的远景──让我们为了它，而忍受眼下的坎坷！让我们从悲剧的优美中，获得本体的安慰！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oDDJCgAAQBAJ&pg=PA582&lpg=PA582&dq=8889%E8%AE%BA%E9%9B%86&source=bl&ots=42AaRaZGlg&sig=HrTX1A1BAEr-4tnNRy9kodznEes&hl=en&sa=X&ved=0CDUQ6AEwA2oVChMIpor_nZr8yAIVCqweCh1_uQNQ#v=onepage&q=8889%E8%AE%BA%E9%9B%86&f=false

    

    （以上摘自《8889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