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第三卷
第六章 科学的兴盛
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不是中古光景，可是也没有近代气象；倒比较类似希腊的全盛年代。十六世纪耽溺在神学里面，中古风比马基雅弗利的世界还重。按思想见解讲，近代从十七世纪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没一个会让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感觉不可解；路德会吓坏托马斯·阿奎那，但是阿奎那要理解路德总不是难事。论十七世纪，那就不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奥卡姆，对牛顿会根本摸不着头脑。
科学带来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笛卡尔在某个意义上可说是近代哲学的始祖，他本人就是十七世纪科学的一个创造者。为了能够理解近代哲学发源时期的精神气氛，必须先就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方法与成果谈一谈。
在创立科学方面，有四个不同凡响的伟人，即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其中哥白尼是属于十六世纪的人，不过他在生前并没有什么威望。
哥白尼（1473-1543）是一位波兰教士，抱着真纯无瑕的正统信仰。他在年轻的时候旅居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文艺复兴气氛的熏陶。1500年，他在罗马获得数学讲师或教授的职位，但是1503年就回故国，作弗劳恩堡大教堂的僧侣会员。
他的时光有一大部分好像花在抗击德意志人和改革币制上面，但是他利用余暇致力于天文学。他很早就已经相信太阳处在宇宙中央，而地球则作双重运动，即每日间的自转和一年一度的绕日回转。尽管他也让大家知道他个人的意见，但由于害怕教会的谴责，他迟迟没有公开发表。他的主要著作《天体回转论》（DeRevolutionibusOrbiumCBlestium）是在他逝世那年（1543）出版的，附有他的朋友奥羡德写的一篇序，序里讲太阳中心说无非是当作一个假说提出来的。哥白尼对这点声明究竟有几分认可固然不确实知道，但他自己在书的正文中也作了一些类似的声明，所以这问题不大关紧要。这本书题献给教皇，在伽利略时代以前逃过了天主教会的正式断罪。哥白尼生存时代的教会，和土伦特宗教会议、耶稣会人以及复活的异端审判所发挥出作用后的教会相比，算是比较宽大的。
哥白尼的著作的气氛并不是近代气氛，也许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气氛。一切天体运动必是等速圆周运动，这在他认为是公理；而且他也像希腊人一样，听任自己为审美上的动机所左右。在他的体系中仍旧有"周转圆"，只不过其中心是太阳，或说得确切一点，邻近太阳。太阳不恰在中央，这件事破坏了他的学说的单纯性。哥白尼虽然对毕达哥拉斯的理论有耳闻，他似乎并不知道亚里士达克的太阳中心说，但是他的理论当中没有丝毫东西是希腊的天文学家所不可能想到的。他的成就的重要处在于将地球撵下了几何学位置独尊的宝座。从长远说，这一来基督教神学中赋予人类在宇宙间的重要地位便难以归到人身上了。但是他的学说所产生的这种后果，哥白尼是不会承认的；他的正统信仰很真诚，他反对认为他的学说与圣经抵触的看法。
哥白尼理论中有一些真正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见不到恒星视差。假定位于轨道上任意一点的地球，和半年后的地球所在点距离一亿八千六百万英里，这应当使恒星的外观位置产生变动，正比如海面上的船只，从海岸某一点看来在正北的，从另一点看必不会在正北。当时未观测到视差现象，哥白尼下了一个正确推断：恒星一定比太阳遥远得多。直到十九世纪，测量技术才精密到能够观测恒星视差，而且那时候也只有少数最近的星可以观测。
关于落体，又生出另一个困难。假若地球自西往东转动不停，从高处掉落下来的物体不应当落在起始点的正下方一点，而该落在稍偏西一点才对，因为在下落时间内，地球要转过一段距离。这个问题由伽利略的惯性定律找到解答，但是在哥白尼的时代，任何答案还拿不出来。
有一本E．A．柏特（Burtt）写的饶有趣味的书，叫《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MetaphysicalEoundations oeMod－ernPhysicalScience）（1925），这本书论述了创立近代科学的那些人所作的许多难保证的假定，讲得非常有力量。
他指出一点十分正确，就是在哥白尼时代，并没有既知的事实足以令人非采纳他的体系不可，倒有若干个对此不利的事实。"当代的经验主义者假使生在十六世纪，会头一个嘲笑这新宇宙哲学不值一谈。"这书总的目的是在表示：近代科学里的发现都是从一些和中世纪的迷信同样无稽的迷信中偶然产生的幸运事件，借此贬低近代科学的声价。我以为这表明对科学态度有误解。显出科学家本色的，并不在他所信的事，而在乎他抱什么态度信它、为什么理由信它。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信念，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哥白尼把自己的理论叫作假说是对的；他的敌派认为新的假说要不得，这是一个错误。
创立近代科学的那些人有两种不一定并存的长处：作观察时万分耐心，设假说时有大无畏精神。其中第二种长处最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先前曾有过，第一种长处在古代晚期的天文家身上也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但是在古代人中间，也许除亚里士达克外，没有人同时具备这两种长处，而中世纪的时候，更无人具备任何一种。哥白尼像他的一些伟大的后继者，两种兼有。关于各天体在天球上的外观运动，用当时已有的仪器所能知道的一切他全部知道；他并且认识到，地球每日自转一周这种讲法和所有天体旋转这讲法比起来，是个较简便的假说。现代观点把一切运动看成是相对的，按这观点来讲，他的假说产生的唯一好处就是单纯；但这不是哥白尼的看法，也不是他的同时代人的看法。关于地球每年一度的公转，这里也有一种单纯化，不过不像自转的单纯化那么显著。
哥白尼仍旧需要周转圆，无非比托勒密体系所需要的少些罢了。新理论要等到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定律以后，才获得充分的单纯性。
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想像产生革命性影响以外，有两点伟大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承认考查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搜集事实，再结合大胆猜度支配这些事实的法则。这两点价值无论哪一点，就哥白尼讲都还不及他的后继者们发挥得充分，但是在他的事业中，这两点都已经有了高度表现。
哥白尼向一些人传达了自己的学说，这里面有的是德意志的路德派信徒；但是当路德获悉这件事，他极为震愤。他说："大家都要听这么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讲话，他处心积虑要证明天空或苍穹、太阳和月亮不转，而是地球转。哪个希望显得伶俐，总要杜撰出什么新体系，它在一切体系当中自然是顶好不过的罗。这蠢才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大地。"
同样，加尔文也拿经句"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诗篇》第九十三篇第1节），把哥白尼一口骂倒，他叫喊："有谁胆敢将哥白尼的威信高驾在圣灵的威信之上？"新教牧师至少像旧教教士一样冥顽不灵；尽管如此，在新教国家不久就比旧教国家有了大得多的思想自由，这是因为新教国家中牧师的权力较小的缘故。新教的重要一面不在于树立异端，而在于分裂教派；因为教派分裂造成国家教会，而国家教会的力量够不上控制俗界政权。这点全然是一种好处，因为无论何处，几乎对一切有助于增进人世间幸福和知识的革新，教会只要能反对总要反对。
哥白尼提不出什么支持他的假说的确凿证据，因此长时期内天文学家否定这假说。其次的一个重要天文家是泰寇·布剌（TychoBrahe，1546-1601），他采取折衷立场：认为太阳和月亮环绕地球，但是各行星环绕太阳。至于理论方面，泰寇·布剌不大有创见。不过，他给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月球以上万物不变这个意见举出了两点正当的反对理由。一个理由是1572年出现一颗新星，发觉这颗星没有周日视差，因此它一定比月球远。另一个理由是从观测彗星得到的，发觉彗星也很遥远。读者会记起亚里士多德讲的嬗变朽败限于月球下界的学说；这学说正像亚里士多德对科学问题发表的一切别的意见，到底还是对进步的障碍。
泰寇·布剌的重要地位不是按理论家说的，而是按观测家说的；他先在丹麦国王奖助下、后来在卢多勒夫二世皇帝奖助下从事天文观测。他制订了一个恒星表，又把许多年间各行星的位置记下来。在他死前不久，当时还是个青年的开普勒做了他的助手。对开普勒讲，泰寇·布剌的观测结果是无价之宝。
开普勒（1571-1630）是说明人假若没有多大天才，凭毅力能达到什么成就的一个最显著的实例。他是继哥白尼之后采用太阳中心说的头一个重要天文学家，但是泰寇·布剌的观测资料表明，太阳中心说按哥白尼所定的形式，不会十分正确。开普勒受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影响，虽是个虔诚的新教徒，却有点异想天开地倾向太阳崇拜。这些动机当然让他对太阳中心说有了偏爱。他的毕达哥拉斯哲学又引动他追随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设想宇宙的意义必定寄托在五种正多面体上。他利用这五种正多面体设想种种假说；最后仗好运，有一个假说正管用。
开普勒的伟大成就是发现他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其中有两条定律是他在1609年发表的，第三条定律发表于1619年。
他的第一定律说：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太阳占居这椭圆的一个焦点。第二定律说：一个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结线，在相等时间内扫出相等面积。第三定律说：一个行星的公转周期平方与这行星和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立方成正比。
下面必须略说几句，解释一下这几条定律的重要意义。
在开普勒时代，前两条定律只能够按火星的情况来·证·明；
关于其它几个行星，观测结果和这两条定律也不抵触，但那种观测结果还不算明白确立这两条定律。然而不久以后就找到决定性的证据。
发现第一定律，就是说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需要有的摆脱传统的努力是现代人不容易充分体会到的。所有天文学家无例外取得意见一致的唯有一件事，就是一切天体运动是圆周运动，或是圆周运动组合成的运动。遇到用圆不够说明行星运动的情况，就利用周转圆。所谓周转圆就是在圆上面滚动的另一个圆的圆周上一点所画出的曲线。举个例子：拿一个大的车轮平放固定在地面上；再取一个小车轮，轮上穿透着一颗钉，让小车轮（也平放在地上）沿大车轮滚动，钉尖接触着地面。这时钉子在地上的痕迹就画成周转圆。月球对太阳而言，它的轨道大致属这类轨道：粗略地说，地球围绕太阳画圆，同时月球围绕地球画圆。然而这不过是近似的讲法。随着观测精密起来，才知道没有一种周转圆组配系统会完全符合事实。开普勒发现，他的假说比托勒密的假说跟火星的记录位置密合得多，甚至比哥白尼的假说也密合得多。
用椭圆代替圆，从毕达哥拉斯以来一直支配着天文学的审美偏见就势必得抛弃。圆是完美的形状，天体是完美的物体——本来都是神，即便依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讲，和神也有亲近关系。完美的物体必须作完美形状的运动，这似乎是明显的事。况且，既然天体未被推也未被拉，自由地运动，它们的运动一定是"自然的"。可是容易设想圆有某种"自然的"地方，在椭圆就不好想像。这样，许多根深蒂固的成见先须丢掉，才能够接受开普勒第一定律。古代的人连萨摩岛的亚里士达克在内，谁也不曾预见到这种假说。
第二定律讲行星在轨道的不同点上的速度变化。设S表示太阳，P1，P2，P3，P4，P5表示在相等的时间间隔——譬如说每隔一个月——行星的相继位置，开普勒的这条定律说P1SP2，P2SP3，P3SP4，P4SP5这几块面积全相等。所以行星离太阳最近时运动得最快，离太阳最远时运动得最慢。这又太不像话；行星应该威严堂堂，决不能一时急促，一时拖懒。
前两条定律单另讲每个行星，而第三定律把不同行星的运动作了比较，所以这条定律很重要。第三定律说：假设一个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是r，这行星的周期是T，那么r3被T2除得的商，在不同的行星是一样的。这条定律证明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平方反比律（仅就太阳系说）。但是这点我们以后再讲。
可能除牛顿以外，伽利略（1564-1642）要算是近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他大约就诞生在米凯兰基罗逝世的同一天，而又在牛顿诞生那年逝世。我把这两件事实推荐给还信生死轮回的人，（假使有这种人）。伽利略是重要的天文学家，但他作为动力学的始祖，或许更重要。
伽利略首先发现·加·速·度在动力学上的重要性。"加速度"的意思即速度变化，不管速度大小的变化还是速度方向的变化；例如沿圆周作等速运动的物体时时有一个倾向圆心的加速度。用伽利略时代以前素来习惯的用语，不妨说无论是地上或天上，他都把直线上的等速运动看成是唯一"自然的"运动。早先一直认为天体作圆周运动、地上的物体沿直线运动，是"自然的"；但又认为地上的运动物体若听其自然，会渐渐停止运动。伽利略一反这种意见，认为一切物体如果听其自然，都要沿直线按均匀速度运动下去；运动快慢或运动方向的任何变化，必须解释成由于某个"力"的作用。这条定律经牛顿宣布为"第一运动定律"，也叫惯性定律。后面我还要再讲到它的旨趣，但是首先关于伽利略的各种发现的详情必须说一说。
伽利略是确立落体定律的第一人。只要有了"加速度"概念，这定律单纯之至。定律说，物体在自由下落当中，若把空齐阻力可能产生的影响除外，它的加速度是始终如一的；进一步讲，一切物体不问轻重大小，这个加速度全相同。直到发明了抽气机后，才可能给这条定律作完全证明，抽气机的发明是大约1654年的事。从此以后，便能够观察在几乎等于真空的空间里下落的物体，结果发现羽毛和铅落得一般快。伽利略当时所证明的是，大块和小块的同种物质之间没有测量得到的区别。直到他那个时代，向来以为大铅块总比小铅块落得快的多，但是伽利略用实验证明这不合事实。在伽利略的时代，测量技术并不是像后来那样的精密；尽管如此，他仍然得出了真实的落体定律。假设物体在真空中下落，它的速度按一定比率增大。在第一秒末，物体的速度是每秒32英尺；第二秒末是每秒64英尺；第三秒末，每秒96英尺；依此类推。物体的加速度，即速度的增加率，总是一样；每过一秒钟，速度的增加（大约）是每秒32英尺。
伽利略又研究了子弹飞行问题，这对他的雇主塔斯卡尼公说来是个重要的问题。向来认为水平发射出去的子弹，暂时间沿水平方向运动，然后突然开始垂直下落。伽利略证明，撇开空气阻力不计，水平速度要遵从惯性定律保持不变，不过还要加上一个垂直速度，这速度按照落体定律增大。要想求出子弹飞行一段时间以后某个短时间（譬如说一秒钟）内的运动情况，可采取以下步骤：首先，假令子弹不往下落，它会走一段和飞行的第一秒钟内走过的水平距离相等的水平距离。其次，假令子弹不作水平运动，只往下落，那么它就会按照与飞行开始后的时间成正比的速度垂直降落。事实上，子弹的位置变化正好像子弹先按起始速度水平运动一秒钟，然后再按照与飞行已经历的时间成正比的速度垂直降落一秒钟那时应有的位置一样。由简单计算知道，结果形成的子弹路径是一条抛物线，把空气阻力的干扰部分除外，这点可由观察证实。
以上所讲的是动力学中一条效用极广的原理的一个简单实例，那是这样一条原理：在几个力同时作用的情况下，其效果同假令各力顺次作用相同。它是一个叫作"平行四边形律"的更普遍的原理的一部分。举例说，假设你在一只进行中的船的甲板上，横穿甲板走过。当你走的时候船已往前进了，所以你对于水来说，你既顺着船运动的方向往前动了，也横过船行的方向动了。你假若想知道对于水面说你到达了什么位置，你可以设想起先在船进行当中你立定不动，然后在一段相等时间内，你横着走过船而船不动。同一个原理对于力也适用。这一来，便能够求出若干个力的总效果，并且若发现运动物体所受的几个力的各自的定律，便也可能分析物理现象了。创始这个极有效的方法者是伽利略。
在以上所说的话里，我尽量使用接近十七世纪的用语。现代用语在一些重要方面与此不同，但是为说明十七世纪的成就，宜暂且采用当时的表达方式。
惯性定律解开一个在伽利略以前哥白尼体系一直无法解释的哑谜。前面谈过，假如你从塔顶上丢落一块石头，石头落在塔脚下，并不落在塔脚略偏西的地方；然而，如果说地球在旋转着，那么在石头下落当中它本应该转过一段距离才是。所以不如此，理由就在于石头保持着在丢落以前和地面上其它一切东西共有的那个旋转速度。实际上，假使塔真够高，那就会出现与哥白尼的敌派所推想的恰相反的结果。塔顶因为比塔脚更远离地心，运动得快些，所以石头应该落在塔脚稍偏东的地方。不过这种效果太小，恐怕测量不到。
伽利略热心采纳太阳中心体系；他与开普勒通信，承认他的各种发现。伽利略听到有个荷兰人最近发明了一种望远镜，他自己也制了一架，很快就发现许多重要事情。他发现银河是千千万万颗单个的星集合成的。他观察到金星的周相，这种现象哥白尼原先知道是他的学说的必然推论，但是凭肉眼无法辩识。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各个卫星，为对他的雇主表示敬意，他给这些卫星取名"sideramedicea"（梅狄奇家之星）。据了解这些卫星遵守开普勒定律。可是有个难处。向来总是说有五大行星、太阳和月球七个天体；"七"乃是个神圣数字。安息日不就是第七天吗？过去不是有七枝灯台和亚细亚七教会吗？那么，还有什么比果然有七个天体会更得当呢？但是假若须添上木星的四个卫星，便凑成十一——一个不带神秘性质的数目。根据这理由，守旧派痛斥望远镜，死不肯通过它看东西，断言望远镜只让人看到幻象。伽利略写信给开普勒，愿他们对这些"群氓"的愚蠢能共同大笑一场；
从信的其余部分看来很明白，"群氓"就是用"强词诡辩的道理，仿佛是魔法咒语"，竭力要把木星的卫星咒跑的哲学教授们。
大家知道，伽利略先在1616年受到异端审判所秘密断罪，后来又在1633年被公开断罪；在这第二次断罪时，他声明悔过改念，答应决不再主张地球自转或公转。异端审判所如愿以偿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经几个世纪未复活。但是异端审判所并没能阻止科学家采纳太阳中心说，还由于自己的愚昧给教会造成不少损害。幸亏存在有新教国家，那里的牧师不管多么急切要危害科学，却不能得到国家的支配权。
牛顿（1642-1727）沿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开拓的成功道路，到达最后的完满成功。牛顿从自己的运动三定律（前两条定律该归功于伽利略）出发，证明开普勒的三条定律相当于下述定理：一切行星在每个时刻有一个趋向太阳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随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平方反比。他指明，月球向地球和向太阳的加速度符合同一公式，能说明月球的运动；而地面上落体的加速度又按平方反比律和月球的加速度沟通连贯。牛顿把"力"定义成运动变化的起因，也就是加速度的起因。他于是得以提出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一切物体吸引其它一切物体，这引力和两个物体的质量乘积成正比，和其距离平方成反比。"由这公式他能够把行星理论中的全部事情，如行星及其卫星的运动、彗星轨道、潮汐现象等都推断出来。后来又明白，甚至在行星方面，轨道与椭圆形的细微偏差也可以从牛顿定律推求。这成功实在完满，牛顿便不免有危险成为第二个亚里士多德，给进步设下难破的壁障。在英国，直到他死后一个世纪，人们方充分摆脱他的权威，在他研究过的问题上进行重要的创造工作。
十七世纪不仅在天文学和动力学上成绩卓著，在有关科学的其它许多方面也值得注目。
首先谈科学仪器问题。复式显微镜是十七世纪前不久，1590年左右发明的。
1608年有个叫李伯希（Lippershey）的荷兰人发明望远镜，不过在科学上首先正式利用望远镜的是伽利略。伽利略又发明温度计，至少说这件事看来极有可能。
他的弟子托里采利（Torricelli）发明气压计。盖里克（GuerA icke，1602-86）发明抽气机。时钟虽然不是新东西，在十七世纪时主要靠伽利略的工作也大大改良。因为有这些发明，科学观测比已往任何时代都准确、广泛得不知多少。
其次，除天文学和动力学以外，在其它科学里面也有了重大成果。吉尔伯特（Gilbert，1540-1603）在1600年发表了论磁体的巨著。哈维（Harvey，1578-1657）发现血液循环，1628年公布了他的发现。雷文虎克（Leeuwenhoek，1632-1723）发现精细胞，不过另有一个叫史特芬·哈姆（StephenHamm）的人，好像早几个月前已经发现了。雷文虎克又发现原生动物，即单细胞有机体，甚至发现了细菌。罗伯特·波义尔（Robert，1627-91）是"化学之父，寇克伯爵之子"，在我年幼的时候，是这样教小孩子的；现在他为人们记忆，主要由于"波义尔定律"，这定律说：处在一定温度下的一定量气体，压力和体积成反比。
到此为止，我还没谈到纯数学的进展，但是这方面的进展确实非常大，而且对自然科学中许多工作来讲，是绝对必需的。奈皮耳（Napier）在1614年公布了对数发明。坐标几何是由十七世纪几位数学家的工作产生的成果，这些人当中笛卡尔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各自独立发明的；它几乎是一切高等数学的工具。这些仅仅是纯数学中最卓著的成就，别的重大成就不计其数。
以上讲的科学事业带来的结果，就是使有学识的人的眼光见解彻底一变。在十七世纪初，托马斯·布劳恩爵士参与了女巫案审判；在世纪末，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莎士比亚时代，彗星还是不祥朕兆；1687年牛顿的《原理》（Principia）出版以后，大家知道他和哈雷（Halley）已经算出某些彗星的轨道，原来彗星和行星同样遵守万有引力定律。
法则的支配力量在人们的想像当中牢牢生下了根，这一来魔法巫术之类的玩意儿便信不得了。1700年的时候，有学识的人思想见解完全近代化了；在1600年，除开极少数人以外，思想见解大体上还是中古式的。
在本章的下余篇幅里，我想简单说说那些看来是十七世纪的科学所产生的哲学信念，以及现代科学不同于牛顿科学的若干方面。
第一件该注意的事就是从物理定律中几乎消除了一切物活论的痕迹。希腊人尽管没明白地讲，显然把运动能力看成是生命的标志。按常识来观察，好像动物自己运动，而死物只在受到外力强制的时候才运动。据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动物的灵魂有种种功能，其中有一项是催动动物的身体。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往往认为太阳和行星就是神，或至少是受诸神支配和遣动的。阿那克萨哥拉不这样认为，但他是不敬神之辈。德谟克里特不这样认为，但是除伊壁鸠鲁派的人以外，大家都轻视他而赞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四十七个或五十五个不动的推动者是神灵，是天空中一切运动的最终根源。如果听其自然，任何无生命物体很快会静止不动；所以要运动不停止，灵魂对物质的作用须继续不断。
这一切都被第一运动定律改变了。无生物质一旦让它运动起来，倘若不被某种外部原因制止住，会永远运动下去。并且，促成运动变化的外部原因只要能够确实找出来，本身总是物质性的。不管怎样，太阳系是靠本身的动量和本身的定律运行下去的；不必要有外界干涉。也许仍好像需要有神使这个机构运转起来；据牛顿说，行星起初是靠神的手抛出去的。但是当神做罢这事，又宣布了万有引力定律，一切就自己进行，不需要神明再插手。当拉普拉斯（Laplace）提出，或许正是目前在作用着的这种种的力，促成行星从太阳中产生出来，这时候神在自然历程中的地位便再被压低一等。神也许依旧是造物主；但是因为世界有没有时间开端还不清楚，所以连这点也是疑问。尽管当时大多数科学家全是虔诚信仰的模楷，在他们的事业的感召下形成的见解对正统教义却有妨害，所以神学家心感不安是有道理的。
科学引其的另一件事就是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中古时代，地球是太空中心，万事万物都有关联到人的目的。在牛顿时代，地球是一个并不特别显赫的恒星的一颗小小卫星；天文学距离之大使地球相形下不过是个针尖罢了。看来决不会，这个庞大的宇宙机构是全为这针尖上的某些小生物的利益有意安排的。何况，"目的"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构成科学概念的一个内在部分，现在由科学方法中被驱逐出去。任何人都可以仍相信上天为宣示神的荣耀而存在，但是什么人也不能让这信念干预天文计算，宇宙也许具有目的，但是"目的"不能在科学解释中再占有地位了。
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濒死的古代世界像是罪孽感邪祟缠体，把罪孽感这种苦闷又遗赠给了中世纪。在神前谦卑，既正当又聪明，因为神总是要惩罚骄傲的。疫疠、洪水、地震、土耳其人、鞑靼人和彗星，把若干个阴郁的世纪闹得狼狈无措，人感觉只有谦卑再谦卑才会避开这些现实的或将临的灾祸。但是当人们高奏凯歌：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神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这时候要保持谦卑也不可能了。
至于永罚，偌大宇宙的造物主一定还有较好的事操心，总不致为了神学上一点轻微过错把人送进地狱。加略人犹大可能要受永罚，但是牛顿哪怕是个阿利乌斯派信徒，也不会入地狱。
自满当然还有许多别的理由。鞑靼人已被拘束在亚洲地界，土耳其人也渐渐不成威胁。彗星让哈雷杀掉了尊严；至于地震，地震虽然仍旧令人恐骇，可是有趣得很，科学家对它简直谈不上遗憾。西欧人急速地富足起来，逐渐成为全世界的主子：他们征服了北美和南美，他们在非洲和印度势力浩大；在中国，受尊敬，在日本，人惧怕。所有这种种再加上科学的辉煌胜利，无怪十七世纪的人感觉自己并非在礼拜日还自称的可卑罪人，而是十足的好样人物。
有某些方面，现代理论物理学的概念与牛顿体系的概念是不同的。首先说十七世纪时占显著地位的"力"这个概念吧，这已经知道是多余的了。按牛顿讲，"力"是运动在大小或方向上起变化的原因。把"因"这个概念看得很重要，而"力"则被想像成推什么或拉什么的时候所经验到的那种东西。因为这缘故，引力超距离起作用这件事被当成是万有引力说的一个反对理由，而牛顿本人也承认，必定存在着传递引力的某种媒质。人们逐渐发现，不引入"力"概念，所有的方程也能够写出来。实地观察得到的是加速度与方位配置间的某种关系；说这种关系是通过"力"作媒介造成的，等于没有给人的知识增添半点东西。由观察知道行星时时有趋向太阳的加速度，这加速度随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平方反变。说这事起因于万有引力的"力"，正好像说鸦片因为有催眠效能，所以能催人入眠，不过是字句问题。所以现代的物理学家只叙述确定加速度的公式，根本避免"力"字；"力"是关于运动原因方面活力论观点的幽魂发显，这个幽魂逐渐被祓除了。
在量子力学诞生以前，一直没出现任何事情来略微变更头两条运动定律的根本旨趣：就是说，动力学的定律要用加速度来表述。按这点讲，哥白尼与开普勒仍应当和古代人划归一类；他们都寻求表述天体轨道形状的定律。牛顿指明，表述成这种形式的定律决不会超乎近似性定律。行星由于其它行星的吸力所造成的摄动，并不作·准·确·的椭圆运动。同样理由，行星轨道也决不准确地重复。但是关于加速度的万有引力定律非常简洁，牛顿时代以后二百年间一直被当成十分精确。这个定律经过爱因斯坦订正，依旧是关于加速度的定律。
固然，能量守恒定律不是关于加速度而是关于速度的定律；但在应用这条定律的计算中，必须使用的仍旧是加速度。
至于量子力学带来的变革，确实非常深刻，不过多少可说还是争论不定的问题。
有一个加到牛顿哲学上的变革，这里必须提起，就是废弃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读者会记得，我们曾结合讲德谟克里特谈到过这个问题。牛顿相信有一个由许多"点"构成的空间，一个由许多"瞬刻"构成的时间，空间和时间不受占据它们的物体及事件影响，独立存在。关于空间，他有一个经验论据支持其个人意见，即物理现象令人能辩认出绝对转动。假如转动桶里的水，水涌上四围桶壁，中央下陷；可是若不让水转动而转动桶，就没有这个效果。在牛顿时代以后，设计出了傅科摆实验，大家一向认为这实验证明了地球自转。即便按最现代的意见，绝对转动问题仍然造成一些困难。
如果一切运动是相对的，地球旋转假说和天空回转假说的差别就纯粹是辞句上的差别；大不过像"约翰是詹姆士的父亲"和"詹姆士是约翰的儿子"之间的差别。但是假若天空回转，星运动得比光还快，这在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不能说这个难题的现代解答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这种解答已让人相当满意，因此几乎所有物理学家都同意运动和空间纯粹是相对的这个看法。这点再加上空间与时间融合成"空时"，使我们的宇宙观和伽利略与牛顿的事业带来的宇宙观相比，发生大大改变。但是关于这点也如同关于量子论问题，现在我不再多谈。
谢选骏指出：我在《实验科学诞生于“基督的奥秘”》（2015年03月06日发表）中写道——
1、实验科学诞生于近代西欧的基督教环境下，不同于希腊理论科学诞生于异教环境下。
2、基督的奥秘，其核心是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三位一体，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却是独一的真神；神人二性，说耶稣基督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基督的奥秘，完全解构了人类的理性、逻辑、常识，解构了所有宗教的论证系统，迫使人的共有思想不得不在超然的事实面前低下头来，从而为实验科学的启动预备了道路。
3、实验科学诞生于基督的奥秘，这是由于基督的奥秘对人的理性和常识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人们需要不断解构自己的成见，因此不得不诉诸事实、观察、实验，来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尝试理解上帝的启示。
（一）
实验（experiment）区别于试验，是科学在合理设定的条件下，用来检验某种假设，或者验证或质疑某种已经存在的理论而进行的操作。科学实验是可以重复的，不同的实验者在前提一致，操作步骤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通常实验最终以实验报告的形式发表。而试验指的是在已知某种事物的时候，为了了解它的性能或者结果而进行的试用操作。
谢选骏1993年──1995年初稿编著的《万神说》（第四章第四节科学起源于宗教之三：基督教与科学的起源）指出：
有人提问：“何以只有在基督教西方，科学才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事业？”问得好。正如Whitehead所指出的，科学并非起源于爱奥尼亚式的形而上学，也非起源于以婆罗门教—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东方，更不是起源于流行占星术的埃及与玛雅文明，而是源于基督教西方的中心地带。这决非偶然。虽然伽利略与教会争执得不可开交，但如果道成肉身的信仰未曾首先将一种关于现实、价值及万物秩序的观念赋予给他，他可能就不会劳神费力地去研究木星和将物体从塔上掷下了。（Walker Percy, 迷失在宇宙里）
在大众的心目中，科学与宗教完全敌视：科学拥抱事实与证据，而宗教宣示盲目的信仰。然而正如许多简单化的大众观念一样，这一见解是错误的。现代科学不仅与基督教相兼容，事实上只有在基督教里它才能找到自己的源头。这当然不是说，《圣经》就像一些福音派基督徒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本蕴含基本科学真理的教科书。但基督教信仰中其实包含着更为深刻的真理──那是关于人在上帝创世中的位置、上帝是谁以及他是如何自由地创造宇宙的。这些真理连同哲学推理一道使得心智对自然的探索成为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人的头脑极少思及这些观念，就像鱼无视它赖以呼吸的水一样。对于那些生长在科学世界的人们来说，要理解古代精神所处的困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那种精神被禁锢于一个没完没了且无法无天的世界里。而对于生长在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来说，要理解基督教观念带给古代精神的惊异与解放同样十分困难。
下面将概述著名的科学史学家及Templeton奖获得者Stanley Jaki所从事的最为重要的工作。Stanley L. Jaki是匈牙利出生的天主教本笃会神父，美国新泽西州Seton Hall大学的杰出讲席教授，神学和物理学双料博士。他在过去四十年中专攻历史和科学哲学，写出了近四十本书和一百多篇论文。他在爱丁堡大学任Gifford讲师，在牛津Balliol学院任Fremantal讲师。他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多所一流大学发表演讲，并担任梵蒂冈教廷科学院的名誉会员，法国波尔多国家自然科学、纯文学及艺术学院的会员联系人。他获得过1970年Lecomte du Nouy奖和1978年Templeton奖。
基督教信仰何以为科学的成长提供了一种文化母体？在“基督与科学”（第23页）中，Jaki对于现代科学只诞生于基督教西欧给出了四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基督教对于创世者的信仰使得人们在思及自然时又一次取得突破。只有一种真正超验的创世者才能被认为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一种包含自主规律的自然，但他对于自然的力量并不因此而被削弱。一旦这些规律的要素得到定义，科学就会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起来。”
第二种原因：“基督教的创世观念还对科学的未来做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重大贡献。它将所有的物体置于相同的层次上，都不过是造物而已。与异教希腊的宇宙观不同，在基督教的宇宙里没有什么神圣的实体。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现在都被置于同等的地位，都处在相同的层次上。由此就可以假定月球的运动以及物体的落地都受同样的引力规律控制。而在希腊泛神论传统或任何类似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此一假设纯属亵渎神灵。”
第三种原因： “最后，在基督教的创世教义中，人将自己当成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特别创造出来的生灵。这一形象既体现在人的理性乃是对上帝自身理性的分有，也体现在人作为一种伦理存在物，它对其行为负有永恒的责任。因此人对其自身理性的反思必然赋予他一种自信：他的被造心智能够洞察被造世界的理性。”
第四种原因： “同时，这一被造性也能够警醒人类，要抵御一种永远存在的诱惑，即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而实验方法的最终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基督教母体。”
但其他的宗教，即使是所谓的一神论宗教又是怎样的呢？Jaki注意到，在基督之前，以色列人从未形成过一个非常庞大的社区。在以后的时代里，犹太人也缺乏基督徒所特有的一种观念，即耶稣是monogenes 或unigenitus，即上帝的独生子。像希腊人那样的泛神论者往往把monogenes 或unigenitus当成是宇宙本身，或者是天堂本身。Jaki写道：
就在这里，基督教的一神论与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的一神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解释了一个事实，即犹太人或穆斯林知识分子几乎很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泛神论者。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就是犹太人中著名的例子。而就穆斯林而言，只要想想激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维罗伊主义分子就够了。知道了这一点，人们就有望理解，为什么穆斯林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钻研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且写出了大量的注释，却最终未能取得突破。只有靠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本才实现了这种突破，而且这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著作流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取得的。
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突破起自于对亚历士多德的一本天文学著作《论天》的注释。那么，这种突破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基督教以外的人又是为什么没能取得这种突破呢？Paul Haffner神父写道：
Jaki已经说明了，现在实验科学之所以可能，乃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氛围蕴育下的产物。虽然古代社会确实出现过一两位科学天才（关于埃及金字塔的设计与建造堪为范例），然而整个哲学及心理环境都与一种自在自为的科学过程格格不入。因此，在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科学始终处于难产状态。它也未能在美洲的玛雅、印加及阿兹台克文明中结出果实。即使古希腊在使科学成为一项持续不断的事业方面比任何其他古代文化都更为超前，科学同样未能在那儿诞生。亚历士多德的中世纪穆斯林后裔们也没有发育出科学。
这是因为──古代文明都相信宇宙是无限的，而时间就是在历史中无限轮回。这样一种心理氛围往往不是使人绝望就是使人自满，而少有能激发和维系科学研究的东西。无论处于哪种心理状况，都不能达致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无法相信造物主和造物本身都是理性的和可以认识的。因此这些古代文明都不能产生一种自在自为的科学事业。
如果科学在古代文明当中只能难产，那么它的横空出世又是如何可能的呢？科学作为一项羽翼丰满的事业之所以发生，乃是与两个重要的教会教义有关。第一项教义是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上确定的，即宇宙乃在是时间开始时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第二项权威性声明乃是在地方层次上做出的，1277年3月7日，巴黎主教Stephen Tempier谴责了219条亚历士多德的命题，从而清除了关于创造问题的决定论和必然论观点。
这些教会教导权威的声明描绘了一个场景，对上帝的信仰在其中已经渗透进中世纪文化并且带来某些哲学影响。宇宙的存在被看成是可能的但又是不确定的，因此它的存在有赖于一次神圣的抉择与呼召。宇宙的本性也同样被认为是不确定的，而上帝能够自由地在无限可能性中创造出特定形式的世界。因此宇宙不是必然如此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通过事后的研究才能实现。宇宙既然是理性的，那么就能够对它做出前后一致的阐明。实际上，宇宙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恰像两个柱石，支撑着基督教的宇宙观。
科学的兴起需要全体民众──即整个文化──对一个特定的教义体系形成广泛而持久的接纳。这个教义相信宇宙具有普遍的和绝对的可认知性。宇宙的这一特性就蕴含在对创造了万物的独一人格神的信念之中。因此，并非偶然的是，正好在上述两项教会教导声明发表之后，第一位物理学家应运而生，他就是在1330年代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教授的约翰·布里丹。
布里丹的宇宙观笼罩着基督教的创造论；他特别拒斥亚历士多德在《论天》中所表达的宇宙永世存在的观点。他发展了推动力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上帝为天体设定了最初的运动框架，使其能够维持运动状态而不再需要上帝的直接干预。这与亚历士多德关于天体运动无始无终的意见完全不同。大约在1370年左右，布里丹的门徒Nicholas Oresme接替了他的工作；推动力理论预示了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后来的梵一会议重申了上帝从无中创造宇宙以及宇宙有一个起点的教义，以反对当时盛行一时的唯物论与泛神论的错误。不仅如此，梵一会议还强调了上帝创世的绝对自由，（针对信仰主义）阐明了通过对造物的理性反思达致认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正如Jaki所声称的：“这次会议遵循两千年来的传统，执着地坚持那种使人能够看见启示之理的关系的真正基础。如果人不能从围绕他的世界中推断出造物主的存在，这种关系就是无法想象的。
许多科学家无力从上帝的作品中追索他的伟大，而Jaki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其展开了极其巧妙地批判。他对生物学家R.Dawkins和物理学家霍金所持有的无神论立场提出了挑战。他告诉说，要揭露不信教科学家思想的实质，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示他们立论的基础如何不能为科学方法所证明。他们置自己的科学素养于不顾，冒然地用先验哲学的法则对抗基督教信仰。一个与之相关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偶然”说或“混沌”理论，它被用来“解释”物质世界、生命和人的存在。Stanley Jaki也在其1990年出版的杰作《目的何在》中，对这样一种关于宇宙与创造的论点予以拒斥。
据jiki自己介绍，他思想的独创性同样在于将创造论与道成肉身这两个教义联系起来。他展示了从无中创造有的创世论信条是如何在发展中“与曾引发早期教会激烈辩论的、微妙的道成肉身教义联系起来的。”Jaki还探讨了犹太教的创世论立场是如何在基督教头几个世纪中发生变化的。与耶稣同时代的斐洛曾试图解释《创世记》第一章，但他的观点“表明他更接近于希腊人的永恒论，而不是《圣经》里的创世论。”最早的米大示解经法“表明犹太神学家们不再愿意支持物质绝对从属于造物主的教义。”而在伊斯兰教的Mutazalita传统中，由于支持亚里士多德泛神论性质的必然主义，也存在着一种滑向外流论和泛神论的倾向。
Jak清楚地确证，泛神论倾向之所以在基督教内受到抑制，乃是因为创世论教义受到了道成肉身信仰的支持。只要把宇宙看成是永恒存在和无限轮回的，泛神论的存在就无可避免。而道成肉身和救赎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能粉碎任何关于永恒与轮回的观点；因为如果世界是轮回的，则基督只此一次地来临就被破坏了。基督的独一性确保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并且使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世界历史。创世论与道成肉身的教条意味着“与沉浸在泛神论之中的过去做义无反顾和最为革命的决裂。”而阐明这些信条及其对历史的冲击是“永远不会终结的攻坚战。” ······
宇宙本身以及所有统治宇宙的具体法则并没有形成一个自我解释的系统；它们定点于科学之外，并且要求一个内在于基督教创世论教义里的形而上学基础。Jaki表明，恰恰是基督教的创世论教义成为了科学得以脱颖而出的催化剂。而基督教的创世论教义是在教会内得到阐明的。
（二）
甘·雅各（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写作的《如果没有耶稣》之第七章《基督教对科学的影响》指出：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卓越科技的时代，科学已成为世界的主宰。过去我们说人是处在蒸气或电的时代。现在，更贴切而言，叫做核子时代、原子时代、电子时代、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或太空时代，总而言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毫无疑问地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对许多人而言，我们在讨论基督教对这世界的祝福时，会在本书以专章来讨论到科学是件奇怪的事，宗教不总是与科学为敌吗？不！更进一步言，许多学者都同意，改革后的基督教是孕育十一世纪时获得极大扩展的科学革命之母。如果没有耶稣，科学恐怕也无法来到这个世上。
想想我们在生活中因科学革命而得到改善的种种方面，我相信假如基督未曾诞生，你现在无法借着电灯来阅读本书；假如基督未曾诞生，就不会有计算机、微芯片、飞机或宇宙飞船；假如基督未曾诞生，人们不曾开始“跟随神的思想”走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科学革命之出现的。关于基督教如何生产出现代科学，一些学者都有某些评论，基督教思想家薛华博士（Francis Schaeffer）提到了当中一些意见：
英国数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及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都强调现代科学是来自于基督徒的世界观点。怀特海是一位倍受尊崇的数学家及哲学家，奥本海默在1947年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任之后，写到许多关于科学的主题，怀特海（在其1925年的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说到基督教是科学之母，因为“中世纪时强调神的理性。”
科学及基督徒的观点又如何呢？“科学”是由拉丁文Scientia来的，意思是“知识”，神被称为ominiscientia——全知的、无所不知的。但现代科学是怪异地混合了演绎与归纳，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些都是在十六世纪时出现的名词，而发展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学时代”。
1、科学与基督教
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如何？多年来怀疑论者及各类的非信徒可说是无穷无尽又令人厌烦地写了许多书及文章，述及科学与基督教是正相反对的，他们不仅互相矛盾，彼此之间更是毫无关连。一个人必须选择做一个迷信的宗教者——基督徒，或是一名科学家，两者是不可能并容的，不信的科学家习惯以上述的用语来形容两者的分野。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这句话是没错的，在过去数十年间，科学因着社会生态学的变化而遭遇到几段不同的困难时期。如1960年代的嬉皮新族群及 1970年代声称科学创造出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这个科学怪人，并且是要来摧毁这个地球的种种传说，使得科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其说科学是一条圣牛，毋宁说它是——按照许多的人的说法——更像是一条在瓷器店里暴怒的牛，充满着要破坏每样事物的威胁性，以致生态学家将人类的疾病归咎于科学。可说人们对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态度到如今仍不断地在改变，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手上有一本接一本的书是一些不信基督的生态学家所写的，他们提醒人们，指出是因为基督教的缘故我们才有科学，而基督教才是所有这些疾病事件的主因。
2、科学的来源
科学究竟从何而来？大约是始于基督降世之前的六百年，希腊哲学家开始对生命的存在及自然界的安排做一连串非神学性的探索时开始的。他们努力地朝原始科学的方向走，但却未发展出任何像现代科学的盛况，若是有，在公元一百年前我们即可能已处在核子及太空时代了。希腊人的脑子看这个自然界大半是简单地为了显扬伟大的希腊之名而有的，世界是不应该被改变、被利用的，只应该是单纯地被了解，他们做的只是头脑运动的游戏，应用理性的推理系统，而推出了许多很棒而有趣的事实，但从未发展成为“科学时代”。
吉维斯（Malcom Jeeves）博士怀疑为什么希腊人从未在他们的科学问题上有所长进，在他的《科学企业与基督教信仰》（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and the Christian Faith））一书中，他指出一种独特的希腊思想混合了基督教特殊的一部份形成了所谓的“改革式信仰”，这进而产生了现代科学，吉维斯写道：
因着圣经的再发现及宗教改革时期的信息。。。造成科学发展的新动力，这种新动力再加上希腊思想中最好的部份，产生了最好的混合原料而引爆出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又导致在十六世纪初科学革命的知识爆炸，以及之后一直不断地加增，到融合成今日的科学动力。
科学不仅没有在希腊人中得到发展，它也不是发源于希伯来人之中。简单而言，希伯来人不是也不会是科学发源的始祖，你可以回想在诗篇里，自然界只被单纯地认定是赞美造物主的场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诗19章1节）
因为回教这个宗教信仰的缘故，现代科学也不可能存在于阿拉伯人当中。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到1100年之间失传于西方世界的亚里斯多德著作，是由北非的阿拉伯人所留存的，最后在公元1100年到1200年才再度被引进到欧洲。亚里斯多德不像柏拉图，有一种导致进入科学研究典型的哲学理论，因为比起柏拉图推论性的方法，亚里斯多德是属归纳性的方法，柏拉图会在得到一种理念后，再从它推论出各类事物，亚里斯多德则偏向于看到单独的事项，然后从中归纳出原则。因为亚里斯多德派的思想较接近阿拉伯人——包括景教的基督徒，在中世纪时，逐渐地比欧洲人发展出更伟大的科学以及数学上的进步。
但即使在那段时期，阿拉伯人也未曾介绍或创造出真正的科学，为什么？主要乃由于他们的宗教，因为主宰回教的是一种宿命论，他们不信既然各样事情的命运都早已注定了，很明显地，没有必要再试着去驾驭大自然而来改变什么，因为万事都是无可改变的。
科学也绝不可能来自于信仰灵魂之说的中南非或世界上其它的地方，因为他们从未在自然界中做过实验，他们相信万物——不管是石头、树或动物或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有一个活的不同的神或祖先之灵魂在其中。
科学也不会起源于印度的印度教或中国的佛教，因为印度教及佛教都教导肉体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世上的灵魂才是真实的。任何人必须学到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肉体的世界并不真实，因此，没有理由要穷其一生探索这个不真实的世界。
直到基督教来采取了不同的努力方法，并将它们牵在一起，才产生出在十六世纪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科学现象。这乃是来自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导，它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理性的神，祂是所有真理的来源，而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由此而使得科学的定律能够出现。
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科学并不是发源于今日世界中所流行的哲学观点。今日在西方世界所流行的哲学是存在主义，是非理性的，科学是不可能发展出非理性之世界的，因为科学乃是基于事实。假如今天水在一百度时煮沸，明天它也会在一百度煮沸，接下来也是一样，有些特定的法律及规则在控制着这个宇宙，这都是由神创造世界的基督教观点生发出来的——神是理性的，祂创造了一个理性的世界。
3、文化的托管
基督教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存在于从本章中我们所引用的创世记之中。其中“文化的托管”的概念，乃是来自神从起初就对人说要管理全地。十六世纪时，基督徒第一次慎重而有系统地致力于基督之主权掌管全地的研究，假如基督是全地的王；假如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假如祂的国度掌管全地；假如这个国度不仅掌管人类的心，同时也掌管实际的人类社会生存空间；假如基督是万物所持有者；假如在自然界中所有被发现的事物都是为了荣耀神及跟随祂的人之益处，那么人类应该要管理全地，他要使用它们、塑造它们，为着他自己的益处，或是为着邻居的益处及神的荣耀。
这个世界不像希腊思想所认为的……只是为了被了解，也不像希伯来人的思想，只是为了敬拜的缘故，更不是为了像印度教所说，是为否定它自己的存在，也绝不是像灵魂学说派那样的认为只是为了被尊崇而已，这是伟大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祂自己的荣耀及人类的益处而设的。
另外一项导致科学的基本观念是罪的教义，人类第一次严肃地讨论到人的里面是有罪的，并深入洞悉人的罪性及其完全的堕落。十六世纪的改革家认定人类所有的才干能力，包括思想都是堕落的，因此，人类的理性不足以被依赖来推论出所有的真理，像先前希腊人高傲地推测那样。因为人类的罪性及其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事情的倾向，使得理性需要以实验作为背后的支持。你可能还记得，科学是理性与实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等的混合，这种推论法与归纳法的结合导致了科学及其成就，因此，所有的理性主义应该是由实验主义作其背后的支持。但某些基督徒，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基督徒，对人类完全的堕落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他们认为即使是人类的实验也可以被扭曲成罪的延伸，因此，只有在圣经的光中的评价才有可能是正确的。基督徒相信神已经在两部书中启示了祂自己——大自然及圣经——它们分别代表了一般性的启示及特别的启示。培根这位因发展科学方法而有功于世界的人士，如此写道：“有两本摆在我们面前的书可以让我们研究，它们可避免让我们陷入错误之中。第一本是圣经，它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旨意，然后是大自然，它表现出了神的能力。”
所以，当有人深入地研究这两本书——神所创造的世界以及神所留下的话语时——现代科学便于焉诞生了。
4、现代科学的基督教之根
薛华注意到，现代科学开始于当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受到科学的挑战之时。在哥白尼学说革命中得失攸关的要件是什么？许多现世主义者会告诉你是来自圣经的宇宙论，事实上，是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彻底地受到哥白尼学说所震撼的缘故。伽利略在1632年批评说：“只有在圣经中强加入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教会才会被误导。”薛华则在以下有详尽的说明：
现代科学的基础可以说早已在牛津奠下。当时那儿的学者们攻击阿奎那（Thomas Aquinas）那种证明自己第一的权威教导；亚里斯多德做了一些关于自然现象的错误解释。。。当罗马教会攻击哥白尼及伽利略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导真的与圣经有相违之处，教会当局认为有，但那是因为当时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已经成为教会正统的一部份之故。而伽利略的观点很清楚地与它们有冲突，事实上，伽利略为哥白尼与圣经的兼容和谐作出辩解，就是招致他受审判的原因之一。
多年前，罗马天主教曾发布了一项对当年伽利略责难的公开道歉，可说教宗此举已肯定了科学在我们今日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5、新教与科学
英国开放大学的穆尔教授（James Moore）写道：“有一个明显而可信的证据说明新教乃引发现代科学的动力。”譬如，路德派曾对哥白尼的书《革命》（De Revolutionibus）不遗余力地资助、出版及传播。穆尔指出在十六世纪路德派包括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等曾帮助并预备了科学护展的道路，十七世纪则是加尔文派继续引导此路。
其中一个帮助推动科学及科学进步的人组织就是“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社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当中大部份的成员都是基督徒。皇家社会是在一所基督学院里开始的——伦敦格雷欣（Gresham）学院。事实上，格雷欣是一所清教徒的学院，因此，它是走纯圣经趋向的。穆尔写道：
1645年在格雷欣学院，哈克（Theodore Haak）受到摩拉维亚派（基督教联合弟兄会）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激励，开始了一些非正式的聚会。之后在1661年成为伦敦皇家协会，会中十位核心科学家有七位是清教徒，在1663年，皇家协会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会员是原来的清教徒成员，而在当时，清教徒只是英国境内的少数族群。
穆尔并下结论提到为什么说新教“鼓励了现代科学之诞生”会备受争议的具体原因。但一些历史学家则视新教强调所有信徒皆是祭司为一重要之因素，穆尔也指出在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的一些重要科学家都是罗马天主教徒。
6、科学的先驱——委身的基督徒
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先驱都是委身的基督徒，天文学家克卜勒可说就是造出本章题目“跟随神的思想”的科学家。当一名科学家在从事自然界的研究时，他其实是在寻找神在自然界中所立下的定律。克卜勒写道：“既然天文学家对大自然言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我们该仔细思考的不应是我们的荣耀，而应是神的荣耀。”同时他在《宇宙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一书中写道：“如今，神以创造者的角色出现，祂向受造物教导了这个游戏，这受造物是按祂的形像造的。”
另外一名敬虔的科学先驱是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2～1662），他的工作是如此的杰出，以致现在有一种计算机语言因他而命名。巴斯卡不仅在数学及科学方面做了改革，同时也发明了第一个工作气压计，而他更是法国一个特别派的敬虔基督徒，这个派叫詹森（Jansenites），她是一个“加尔文派半新教团体”，在天主教教会组织里，巴斯卡写了一本基督徒灵修的著作，叫做《沉思录》（The Pensees），这本书是基督徒信仰的辩护者，巴斯卡写道：“信仰告诉我们感官所不能做的，但信仰与感官的发现并无抵触，它只是超越而不是抵触他们。”
巴斯卡用他仔细而科学的头脑为基督教做了令人佩服的辩解，他写道：“耶稣基督是永活神的惟一证明，我们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巴斯卡指出，我们所拥有对神的知识，远远超过我们在心思意念中所能侦察到的。
基督徒的神不只是一位数学原理及元素排列的作者而已，那是异教徒或享乐主义者对祂的观念，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基督徒的神是一位爱及安慰的神。
另外一个跟随神的思想来看待科学的伟大科学家即是举世闻名的牛顿（l642～1727）。他写的有关神学方面的书，其实和他令人熟知的科学书一样地不计其数。牛顿以他的敬虔出名，虽然他会有一些怀疑，被归类于惟一神教派，但他仍坚信基督及救恩的信息。牛顿对神坚定的信心加强了他的科学世界观，他在《原理》（Principia）一书中写道：“这个最美的太阳系、行星系及彗星，只能从那位智能而有能力的掌权者发出。”薛华指出人道主义者对牛顿在晚年时，花许多时间写关于圣经而不是研究这个独立于创造主的世界，感到很遗憾。他们认为科学与圣经相抵触的批评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虽然圣经的确引发了现代科学！牛顿说：“我在圣经方面有基础的信仰，圣经是由圣灵引导人写成的，我每日都研读圣经。”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不信者这样说：“无神论者是太不敏感了，当我观看太阳系时，我看到了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恰好是能吸收适当的热与光的距离，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
另外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科学家是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法拉第最大的贡献是在电的研究上。他发现了电磁感应并发明了发电机，薛华观察到法拉第隶属于一个科学家的基督徒团契，这个团契的立场是：“圣经说话之处，我们才开口；圣经未说之处，我们则保持沉默。”法拉第在他的教会中是很活跃的一份子，据报导，他在圣经及祷告方面均有极强的信心。
7、创造论主义的科学家
几年前有一场在教会举行的关于创造论与进化论的辩论中，进化论的科学家发表了相当不可思议的宣告，他们说不仅创造论不科学，就连那些创造论主义者也不能算是科学家。然而确实是创造论主义产生了世界科学！创造论主义者发明了科学！没有创造论主义者就没有科学。
以下是一些信仰圣经的杰出科学家，是这些人奠定了下列科学的基础，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已经提过的。
防腐外科（手术）——利斯特（Joseph Lister）
细菌学——巴斯德（Louis Pasteur）
微积分学——牛顿（Isaac Newton）
天体力学——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化学——波义耳（Robert Boyle）
比较解剖学——居维叶（Georges Cuvier）
计算机科学——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空间分析——（Lord Rayleigh）
动力学——牛顿（Isasc Newton）
电子学——弗莱明（John Ambrose Fleming）
电动力学——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电磁学——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动力学——开尔文（Lord Kelvin）
活昆虫学——法布尔（Henri Fabre）
流体力学——斯托克斯（George Stokes）
银河系天文学——赫歇尔（Sir William Herschel）
瓦斯动力学——波义耳（Robert Boyle）
遗传学——孟德尔（Gregor Mendel）
冰河地理学——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
妇科医学——辛普森（James Simpson）
水道测量学——莫里（Matthew Maury）
流体静力学——巴斯卡（Blaise Pascal）
鱼类学——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
同位素化学——拉姆西（William Ramsey）
模型分析——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
自然历史——雷（John Ray）
非欧几里得几何学——黎曼（Bernard Riemann）
海洋学——莫里（Matthew Maury）
光学矿物学——布儒斯特（David Brewster）
这份名单不是一下子列得完的。这些科学家都是圣经的信奉者，他们都相信创造论。
谁说信奉创造论者就不是科学家？是这些人发明了科学！因此，说创造论主义者不是科学家或创造论不科学，不仅是完全错误，同时也是相当可笑的。创造论像进化论一样，不仅没有违背科学的定律，它其实与这些定律保持了完全的和谐。
8、被丢弃的眼镜
加尔文说圣经是神特别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戴上的一副眼镜，假如我们要正确地阅读神创造的启示——大自然这本书的话。不幸的是，在科学之初与今日之间的这段日子，许多科学家都摒弃了这副眼镜，以致发生了无法计数的曲解。
结果是什么？刚开始，科学被看作是神学的附属品，研究宇宙是为了要引领人尊崇这位创造主，之间并没有矛盾的地方。然后，像牛顿，他是一名在科学上有卓越贡献的改革者，关于神学的著作他写得跟科学一样多。但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特别是进化论的理论到来之后，科学已经堕落到与基督徒信仰敌对的地步，且可能是用来对抗基督教的最致命武器。
进化论使得许多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疑惑，由此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最清楚的例子是发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达尔文的意识学革命之前，当时在英国，传福音是很有震撼力且非常昌盛的，有不少宣教士被派到世界各地。然而在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士便丧失了他们对传福音的信心，只因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科学或圣经？今天，在英国只有低于百分之五的人会上教会。根据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所说二个世纪前曾差派克理这位现代宣教运动之父前往印度的一间英国的教会，近来已转变成一间印度教寺，供印度移民住宿之用！从这件事即可以看出基督教在她的祖国英国已遭受到极大的苦难，英国——这个在基督教历史上曾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的国家，虽然可能还有其它诸般的因素造成她今日的状况，但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是形成这种离经叛道的最大主因之一。
今日当问到许多年轻人关于基督教的事时，他们会先入为主的认为科学已经否定了神；再问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圣经，他们会说圣经早已经被推翻了。若再进一步探索他们的看法，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感觉圣经被否定，是因进化论已经被证实了，它已经推翻了创造论的教义，说人类是受造的，或世界是被神创造的等等。他们说假设所有聪明的科学家都相信这点，那么圣经就不真实了。
现在，既然基督教的信仰是根基于圣经，就科学与圣经的关系而言，我们应抱持着怎么样的态度呢？有一件事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科学与圣经之间的完全和谐不是不可能的。许多人看不到这点，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并不像启示一样，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总是在进步，科学是达不到尽头或绝对之真理的；科学总是在寻找以发现更多，它提出了一种假设，然后又被另外一种给取代，如此不断地进行着。
一个人能够做的就是追踪这些不同的假设与理论，看看这些在过去五十年或一百年来各种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之真实性如何。从任何写于五十年前有关科学的书，我们大概可以找出至少有一半左右的理论在今日都已遭致弃绝。譬如，本世纪初进化论主义者说整个人类的内分泌系统，包括脑下垂体、甲状腺以及所有其它的内分泌系统腺体，都完全没有功能。而这些研究者只是从一些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萎缩性器官作了此错误的结论，今天我们都知道这腺体操纵着我们身体中整个的化学过程。
原子时代也摧毁了过去所认为原子是不能分裂的旧时代科学。事实上，“原子”（atom）这个字来自希腊文atomos，"tomos"是切的意思，而之前的"a"加上去就是“不能被切割”的意思，然而今日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就像这样，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的理论被提出来，然后又被摒弃，例子也是举不完的。
9、圣经不是科学的教科书
每过一阵子，你就会听到某人说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基本上它只是一本宗教的书。因此，当圣经说到有关信心及责任的事时，我们就相信它，但当进入科学或历史的领域中时，我们的认知是“这些人已尽其所能，只不过他们受限于自己的时代罢了。”
对许多人而言这种观点是非常合其口味的，因为它可以借着把科学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的房间，而把圣经又关在另外一间，来解决暂时的问题。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这么做能照顾到双方的战斗部队，但事实上问题一点儿都没有解决。最简单的原因是科学、历史及神学并不是三根知识的明显分枝，它们只是环绕我们的三种看待事实的角度，就好象长、宽、深是我们看待任何物体的三个方面，既然他们不是知识的明显分枝，他们便是不能被分开的。
举例而言，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及首要的教义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神学的？历史的？还是科学的？为什么？就人一刹那之间的反射反应会明显地告诉我们三者都是。几乎每一个科学的分枝都包括在基督的复活里，从解剖学、生物学到物理及化学。明显地，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是世上最重要的历史事实，许多人亲眼见证了这个事实，而历史学家也记录了这件事。基督徒神学要点的基础及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死又复活的根基，假如我们将这样的真理从科学及历史的角度中挪去，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只是神话，别无其它了。若人是从这种观点来看圣经，可说信仰已被摧毁，再无坚固之基础了。但有趣的是，那些将科学与宗教分开看待的教会却不断地流失会友，因为会友知道除了空谈之外，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无法忍受被欺骗的感觉。
人类唯一的希望是基督，圣经是神的话且是不能被打破的。不管它是否说到历史或科学的事，当它说的时候，它说的就是真理，它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也不是一本宗教的教科书，它根本就不是一本教科书，它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它乃是以一种成熟的发育形态来触碰科学的事，当它说到关于科学之事时，它所作的叙述都是真理。
10、起源点的争议
今天为什么人们无法看到基督教与科学创造之间的连结，其主要原因乃是他们对起源点的误解。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进化论是一个得到证实的事实，而许多人也接受了这个谎言。他们却忘记科学方法的基本信条是必须为可观察的、可试验的、可重复的以及可反证的，事实上无论是进化论或创造论，两者都无法完全达到科学上严峻的要求，因此，两者都无法真的规范地进入客观科学的领域。
本章的目的不是在讨论创造论与进化论的争议，而是要显示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创造之间的关连。对那些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创造论及进化论的读者而言，有许多不同的书现在均已证实出，有许多转换的形态是怎样地不为人所知，像是从阿米巴变形虫到三叶虫，从鸟到爬虫类，从猿到人类等，之间都没有进化的关连。这些书包括：《进化论-化石说不》（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由杜安基什（Duane Gish）所着：森德兰（Luther Sunderland）的《达尔文之谜》（Darwin's Enigma），以及费克斯（Wm. R. Fix）的《骨头小贩》（The Bone Peddlers）。费克斯是一个不信福音而相信有神论的进化论者（虽然他驳斥许多关于进化的证据）。另有许多其它的书是我们可以推荐的，像是温道尔伯帝（Wendell Bird）的不朽作品——《族类再访的起源：进化论的理论及其突然的出现》（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The Theories of Evolution and of Abrupt Appearance, 1987），泰勒（Ian Taylor）的《在人类的心思中》（In The Minds of Men,1987），以及登顿（Michael Denton）的《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1986）。
12、结论
现代科学已经利用各种好的事物来造福我们每日的生活需用，如果没有耶稣，科学也不可能来到，放下本书暂时休息一下，看看在你四周的事物，你看到了什么？电灯？电钟表？立体音响？电视机？计算机？如果没有耶稣，我相当怀疑这些东西会有被发明的可能性。
我想将不会有人造卫星、飞机，假如你今天去工作，你可能是走路、骑马、骑驴子或骆驼去的，你不可能在电炉上或以微波泸烹调你的早餐，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你也不会有烤面包机来烘烤出焦黄可口的面包，无数其它科学所带来的益处将不会存在，假如基督未曾诞生于这世上。
（三）
《基督教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郝宁湘）指出：“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恩格斯的这段话指出了一些人无视中世纪对近代科技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错误。
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就确有这么一种观点：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是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中世纪是一个与科学发展根本对立的黑暗时期。然而，西方近代科学不仅是古希腊的理性遗产，也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希伯来文明的宗教遗产。西方近代科学是“两希文明”结合的产物。当然，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贡献主要是以影响和建构自然观、科学观等多种间接形式来实现的。一、基督教对近代自然观、科学观建构的贡献１关于上帝与自然。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关于自然的观点主要包含在远古宗教和希腊哲学之中，它们对自然界的刻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然的神化（除希腊原子论外）。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著名科学家、哲学家罗素为代表的群体，坚持“冲突说”。他们大力宣传，使这种思想深深影响后辈学人。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仅以诸如“冲突”的字眼就可以概括的。因为基督教与科学不但具有内在一致性，而且近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孕育而成长起来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哲学观上促进了近代思维方式的确立和实验科学的兴起；在价值观上，其信仰观为科学家探索自然的奥秘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其理性主义给近代自然科学的勃兴提供了可能性。在组织形式上，教会、修道院及其文化的兴盛不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而且为日后人们从事科学必备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作好了准备。当然，这也不能说明两者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驳斥“冲突论”并不导致支持“和谐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
宗教与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二者之间具有广泛而复杂的联系。而且二者的关系历来是国内外学者探讨的重要学术话题，也属于国际跨学科课题。该课题不仅囊括了宗教史、宗教学、宗教哲学等宗教方面的知识，也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史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提到16、17世纪兴起在西欧的近代自然科学，我们都会想到那时较著名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如哥白尼、弗兰西斯·培根、开普勒、波义耳、牛顿等，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总结他们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事实经验的观察，对实验手段的重视，对因果关系的运用以及用理性方法分析。人们不禁会问，近代科学是如何继承这些传统研究方法？思考此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追溯到古希腊文化，极易忽视长期统治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对近代科学的影响，甚至认为保守的基督教神学禁锢了近代科学的崛起，近代科学的萌芽受到一段漫长黑暗历史的残酷压制。然而，近代科学的兴起于黑暗的中世纪末，蓬勃发展于宗教改革后，这说明基督教文化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其深刻影响。
谢选骏指出：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信奉宗教的其他文明，包括希腊罗马文明和中国日本文明（以及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犹太教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美洲各个文明以及众多的并不接受“基督的奥秘”的基督教文明如神人一性论宗派），无法发展出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实验科学——因为他们缺乏“基督的奥秘”。
没有“基督的奥秘”，就没有实验科学的诱因和动力，也就没有实验科学的诞生和前进。
而黑格尔之流的“自然哲学”，还停留在古希腊的理论科学的水平，就其近代性而言，只能是一堆精神垃圾。
正是在这种精神垃圾堆上，产生了祸害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在“基督的奥秘”面前，我们呈现出了“理性的贫乏”，应该保持的是某种谦卑的不可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