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几岁的时候把《辞源》上附录的《世界历史大事记》抄写了一遍，订成一本笔记经常翻阅，然后我嫌不够，就读了威尔逊的《世界史纲》，发现里面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语——
此外，笔者要提醒读者们特别注意：公元前6世纪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里，希腊的哲学家开始了探讨有关这个宇宙以及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的工作；同时，以赛亚也正在把犹太人式的预言发展到顶峰；并且，正如后文将述及，释迦牟尼开始在印度传教，孔子和老子也开始在中国讲学。从雅典到太平洋，人类的精神正弥漫着骚动的气象。在波斯这样一个大帝国中，其臣民自然不可能只有波斯人。波斯人只是这庞大版图里的少数征服民族，其他民族在波斯人未到这里以前不知已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了多少代。波斯语只是官方语言。波斯帝国大部分的贸易与财政依然由闪族人控制，提尔与西顿，依旧是自古以来的地中海巨港，在海上漂浮往来的依然是闪族人的船只。这些闪族人的商贾和经纪人在东奔西走的过程中，渐渐地从希伯来传统和《圣经》里发现了能引起他们共鸣的共同历史。在波斯帝国境内，希腊人的势力急剧成长，终于在海上成为闪族人的重大竞争者。希腊人公平而活泼的个性，使得他们能够成为能干而没有偏见的水手和官员。……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出版于1920年！
1、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年9月21日——1946年8月13日），通称H·G·威尔斯（H. G. Wells），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
《世界史纲》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所作一本有关地球和人类的通史，纵贯从地球形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行文通俗，语言风趣，是受大众欢迎的通史作品之一。但也有人指其在史实论述方面不够严谨，这可能与威尔斯本身并非专职历史学家有关。首次出版时间：1920年。
下面我加上我所摘录的“1920年威尔斯《世界史纲》论轴心时代”——
巴比伦帝国与大流土一世帝国
在黑海与里海之间，古代的赫梯人已经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即被亚美尼亚人征服而雅利安化。当时，亚述人与巴比伦人已知道东北边疆有新崛起的可怕的好战蛮族，这些蛮族之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塞西亚人、米提亚人以及波斯人。
然而，雅利安诸族最终入侵旧世界文明的核心部位，是在通过了巴尔干半岛以后。他们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若干世纪以前，即南下而前往小亚细亚。在最早来到这里的种族之中，最著名的是弗利吉亚人，继之则有伊奥里斯人、爱奥尼亚人，以及多利安系的希腊人。公元前1000年前后，他们已在希腊本土以及希腊的诸岛屿上，把古代爱琴文化一扫而光。迈锡尼、梯林斯等都市已烟消云散，诺索斯差不多已被遗忘。希腊人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已过海来到克里特岛和罗德岛定居。他们企图仿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及意大利南部等地建设殖民地。
就这样，正当提革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萨尔贡二世以及沙达那帕尔斯等统治亚述，并与巴比伦、叙利亚、埃及等争战的时候，雅利安诸民族受到了文明的熏陶，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在意大利、希腊、北波斯等地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公元前9世纪以后的六个世纪之间的历史，其实就是雅利安诸民族如何得势，从事冒险事业，又如何征服了整个闪族、爱琴人、埃及人等的古代世界的故事。就形式上而言，雅利安诸种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雅利安人与闪族人、埃及人的观念与方法上的斗争，却在雅利安人掌握霸权之后，仍然持续了好久。事实上，这种斗争在往后的一切历史上一直在继续，直至今日。提亚帝国在北方建立，米提亚帝国的领土包括尼尼微，首都设在厄克巴塔那，东部疆土直达印度边界。米提亚帝国的南方是呈新月形的新迦勒底帝国，也就是第二巴比伦帝国。它处在尼布甲尼撒大帝的统治下，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国势日渐强盛。巴比伦最后的繁荣时代――也是巴比伦帝国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代开始了。两帝国之间维持了一段和平岁月，尼布甲尼撒的女儿下嫁塞阿克萨里。
这期间，尼科二世出击叙利亚，很轻松地占领了该国。公元前608年，尼科二世击败犹太国，杀死国王约西亚。他的大军直指幼发拉底河而来，目标不再是衰败的亚述，而是复兴的巴比伦。迦勒底人顽强地抵抗，结果尼科一败涂地，逃回埃及，巴比伦疆域遂扩展到古埃及边界。
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39年之间，第二巴比伦帝国的繁荣处于不安定之中。这种繁荣主要得益于与北方的米提亚帝国的和平相处。在这67年间，历经亚述诸王的统治，巴比伦成为文化知识活动的中心，尤其是在沙达那帕尔斯统治时期更是如此。沙达那帕尔斯虽然是亚述人，但却已经完全巴比伦化了。他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用来保存苏美尔时代流传下来的美索不达米亚黏土画板。该图书馆中的很多藏品都已被发掘出来，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宝库之一。最后一位巴比伦国王那波尼兹斯是迦勒底人，他有着比历代诸王更浓厚的文学趣味。他援助古籍的调查研究，而当手下的学者研究出萨尔贡一世的即位年代时，他将这个史实刻在石头上作为纪念。不久，他的帝国出现了若干分裂的征兆。于是那波尼兹斯将众多的各种地方神灵集中到了巴比伦，为他们建立神殿，想借此实行中央集权。这个策略，被后世的罗马巧妙运用并获得成功，但在当时的巴比伦却引起了信奉守护神柏尔?马杜克的有权势的祭司们的猜忌。他们秘密物色能够取代那波尼兹斯的国王人选，最终被选中的是邻国米提亚帝国的统治者波斯人居鲁士。此前，居鲁士已经因征服小亚细亚东部的富裕的吕底亚王国而声名大噪。达成协议后，居鲁士率军攻打巴比伦。战役看起来很轻松，只是在城外打了一仗，接着城门被内应打开（公元前538年），居鲁士的军队长驱直入，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这座伟大的城市。据《圣经》记载，当时那波尼兹斯的儿子贝尔沙萨太子正在举行宴会，突然看见一只手伸了进来，并在墙壁上写下了神秘的文字：“Mene，Mene，Tekel，Upharsin。”先知但以理被传来解谜，但以理解释到：“神已经算出你的王国的寿命，已在天平上秤出你的份量不够，因此你的王国将被分给米提亚人与波斯人”。其实，祭司们早已了解这墙上的文字。《圣经》记载，贝尔沙萨太子当晚即遭杀害，那波尼兹斯也被捕入狱。巴比伦的权柄和平易手，而对神的祭典也从未中断过。
巴比伦帝国与米提亚帝国就这样被统一了。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但他自己却因暴病而死于非命。继位的是米提亚人大流士一世，大流士是居鲁士的重臣希斯达斯贝士的儿子。
大流士的波斯帝国，是古代文明舞台上出现的最早的雅利安帝国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空前的帝国。它包括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全部，旧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的全部，以及埃及、高加索、里海一带、米提亚、波斯等地，疆土远及印度的印度河。大流士所以能建立如此庞大的帝国，乃是因为当时马匹、骑兵、战车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宽阔的道路也出现了。在此以前，驴、牛、骆驼等是最快捷的交通工具，而波斯的统治者为维持新帝国修建了许多交通要道，驿马随时待命，以供帝国的使者和获得许可的某些旅行者使用。此外，人们开始铸造货币用于流通，这促进了商业的进步。但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首都已不在巴比伦了。就结果而言，那些信奉柏尔?马杜克的祭司们并未因他们的背叛行为而获得什么好处。巴比伦虽然仍为重要都市，但已成为日益衰落的城市，而珀塞波利斯、苏萨以及爱克巴坦那成为帝国的重要都市，帝国的首都则设在苏萨。尼尼微已被放弃，渐渐成为废墟。方各帝国相互制约的小国。于是，耶路撒冷遭到掠夺和焚烧，幸存的居民被当成俘虏押到巴比伦。
一直到居鲁士占领巴比伦时，这些俘虏们还羁留在该地。居鲁士把他们遣回故土，让他们重新建筑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与神殿。在这以前，犹太人似乎并非十分开化、统一的国家。能读书写字的犹太人非常少，从他们自己的历史书来判断，没有一处提到圣经的开头几篇被他们读过的事。书本第一次成为问题，是在约西亚时代的事。在巴比伦成为俘虏，使他们开化，并结合起来。他们这才发现到自己的文件，成为有敏锐自我意识并且也成为有政治自觉的民族，回返他们的故土。
在当时，他们的《圣经》似乎只有五卷，即今日我们所知的《圣经》开头五篇，此外并已拥有以后被加在圣经里的类如历代简史、诗篇、箴言一类的个别的书本。创造世界的故事，即《圣经》开头的有关亚当、夏娃及洪水的故事，与巴比伦的传说几乎完全一致。这似乎是所有闪族共通的信念，再者，有关摩西、所罗门的故事，亦与苏美尔、巴比伦的类似。不过关于阿伯拉罕的故事以及其后的部份，却有着犹太人自己的特色。
团结一致的犹太人
阿伯拉罕可能是汉谟拉比时代的人。他是族长制时代的一个闪族游牧民。有关他的漂泊情形，与他的子孙们如何成为埃及的俘虏的经过，读者们不妨看看《旧约》里的《创世纪》。根据《圣经》的记载，当他在迦南流浪时，阿伯拉罕的神，把这拥有几个繁荣的都市的微笑之国，应许给他的子孙们。而阿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羁留了多年之后，被摩西领导着在旷野漂泊流浪了40年之久，人口繁衍增加，成为有12个部族的种族。他们一直在寻求着迦南之地，并最终从阿拉伯沙漠往东发展。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300年之间。关于摩西以及当时的迦南，至今未能在埃及人的记录里发现任何有帮助的记载。然而，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他们仅仅征服了海岸边的丘陵地带，而当时的海岸地带则由后到的爱琴民族，即腓利斯人所控制，他们依靠着卡萨、卡多、亚叙多特、阿斯卡伦以及约巴等城市，成功地抵御了希伯来人的攻击。阿伯拉罕的子孙们一代又一代蛰居于险峻的丘陵地带，未能受到世人的瞩目。他们还必须经常与腓利斯人、莫阿布人、米提亚人争战，以保护自己的地盘。读者可以在《旧约》的《士师记》里看到这时期的他们的处境。《士师记》中对于希伯来人此时的不幸与挫败作了完整的记录。
这段期间内，希伯来人都是由他们的长老中选出的祭司型的士师来领导的。公元前1000年前后，他们拥立扫罗来做为领导人。然而扫罗的领导才能并不比士师们更出色。后来，扫罗在吉尔布亚山的战斗里被腓利斯人用箭射中阵亡，他的甲胄被运到腓利斯人的维纳斯神殿，遗体被钉在贝塞香的城墙上。
扫罗的继任者大卫比扫罗更有能力，而且更善于政略。在大卫的统治下，希伯来民族迎来了空前但却是唯一的繁荣时代。这繁荣的基础，是与腓尼基的提尔市结成的紧密的同盟。这个城邦的国王名叫海勒姆，他似乎是个贤明而有进取心的人物，他所希望的是确保通过希伯来的丘陵地带通往红海的贸易道路的畅通。当时，一般腓尼基的商贾都是经埃及出发到红海，而不巧的是，埃及陷入了极端的混乱状态。当然，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其他妨碍经由这条路线从事贸易的原因，总之海勒姆与大卫，还有大卫的子嗣所罗门，缔结成了极为坚固的同盟。在海勒姆的援助下，大卫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城墙、宫殿、神殿，而大卫则允许海勒姆在红海建造船只。大规模的贸易，通过耶路撒冷在南北之间进行。大卫和所罗门实现了他们民族从未经历过的繁荣与豪华，所罗门甚至还娶了埃及王之女为妻。
然而，事情都是相对的。即便是所罗门统治的巅峰期，犹太国仍然不过是一小城邦王而已。所罗门的权力犹如昙花一现，他死后不过数年，埃及的第二十三王朝的第一个法老谢克就攻克了耶路撒冷，往昔的荣华被彻底摧毁。而且，对于《旧约》里《列王纪》与《历代志》中所描述的所罗门的荣华情形，不少专家都表示出疑问。大多数专家都认为那些描述由于后代的执笔者出于狂热的爱国情绪而夸张了事实。如果仔细阅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所罗门王国的奢华程度远没有首次阅读时那样令人惊叹。所罗门的神殿，若测量其大小尺寸，仅与郊区小教堂的规模相当；他的战车号称有1400辆，但只要看看亚述人的纪念碑，就知道所罗门的继任者埃哈卜曾经派了一支2000人的分遣队与亚述军队对垒，1400辆战车也就没有任何值得炫耀之处。另外，《圣经》上也有明确记载，所罗门其人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他对人民课以重税和沉重的劳役。所罗门一死，他的王国即行分裂，北部成立了独立的以色列王国，不过耶路撒冷仍然是犹太国的首都。
希伯来民族的繁荣是短暂的。海勒姆死后，以色列失去了得自提尔的援助，而埃及则再次强大起来。以色列以及犹太的历史，从此成为夹在北方诸强叙利亚、亚述、巴比伦和南方的埃及之间的两个小王国的历史。这段历史里充满了艰难困苦，希伯来民族在不幸中苟延残喘。公元前721年，以色列王国遭亚述人扫荡，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被俘，以色列王国从此从历史上消声匿迹。犹太国虽然还在抵抗，但却在公元前604年遭遇了与以色列同样的命运。《圣经》上士师时代以后的希伯来历史，如果细加研究，或许不无批判之余地，但大体而言，上面的记载都是真实的故事，与上个世纪人们对埃及、亚述、巴比伦所发掘遗迹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希伯来民族在巴比伦羁留期间，开始收集、整理自己民族的历史，并发展了本民族的传统。当居鲁士允许他们回归故土时，不论就其精神还是知识而言，希伯来民族都与当年被俘时大不相同了。他们已学到了文明。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在希伯来民族特殊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大角色的一种新型的人――先知。这些先知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显著的力量，已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守其游牧民生活方式的贝都因人之外，其他地区的闪族都被征服了。
在这波谲云诡的五个世纪当中，闪族文明被完全破坏。只有一个民族能团结一致，固守于古老的传统，他们就是被波斯人居鲁士遣返，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小民族犹太人。他们之所以能完成这样的伟业，是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编纂了一部独特的文献――《圣经》。与其说是犹太人写就了《圣经》，还不如说是《圣经》塑造了犹太人。这部《圣经》一贯主张的，是与他们周围的民族不同的思想――那是他们在漫长的2500年之间，历经无数的苦难、冒险、压迫之后产生的执着的、极具激励性与忍耐精神的思想。
犹太人的上帝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他居住在远方，而不是居住在殿堂里，他是人间无所不在的正义之神。其他所有民族也都有自己所信奉的神，但大多数民族的神都在神殿里有具体的化身，万一神殿遭到破坏，神的化身被毁，神便化为乌有。然而犹太人的上帝居住在天国，是一种超越祭司和牺牲的新观念。所有犹太人都相信，亚伯拉罕之神把他们选作神之子民，是为了让他们光复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全世界正义的首都。犹太人靠这种共通命运的意识实现了日后的崛起。而这种意识，则在犹太人历经巴比伦的虏囚岁月回到耶路撒冷时，就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人的心灵之中。
在那个被瓦解，被征服的时代，大批使用相同语言，又有无数共同的风俗、习惯、传统的巴比伦人、叙利亚人，以后又加上腓尼基人，被这极具激励性的思想所吸引，进而要求参加其团体，情愿接受共同的约束。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提尔、西顿、迦太基，以及在西班牙的诸多城邦灭亡之后，腓尼基人突然从历史上消声匿迹。但同时，我们会发现，不仅在耶路撒冷，在西班牙、非洲、埃及、阿拉伯以及东方，所有曾经由腓尼基人所征服的地方，都出现了犹太人的社会。他们都依靠《圣经》的神奇力量团结在了一起。耶路撒冷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首都而已，他们的真正首都是《圣经》中的宗教精神。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而其种子是远在苏美尔人与埃及人开始用他们的现在的文字来改写他们的楔形文字之前就已播下的。犹太人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民族，他们没有国土，在耶路撒冷于公元70年被毁后，连神殿也没有了，而将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是《圣经》中文字的力量。
犹太人的这种精神上的结合，绝不是由他们的领导者即祭司、政治家通过事先的计划、设想而形成的。随着犹太人的发展，人类历史上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人――先知。在所罗门时代，犹太人似乎与其他小民族没有任何区别――聚集在宫廷与神殿周围，由祭司的智慧控制，被国王的野心所领导。然而，读者们可以从《圣经》里确切地知道，所谓的“先知”这完全新型的人在当时确实存在。而随着希伯来人所遭遇的困难越来越多，这些先知的重要性也随之而增加。
然而，这些先知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的出身背景各不相同。先知伊齐基尔是祭司阶级出身，而先知阿莫司则是身上披着羊皮外套的牧羊人。不过所有的先知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只为正义与真理之神奉献他们的忠诚，他们直接与民众对话。先知从来用不着别人许可或任命，“神的旨意降临到我身上了”就是他们的任命仪式。先知们都热衷于政治，鼓励民众反抗“折断了的芦苇”――埃及，也促使民众反抗亚述与巴比伦。先知们无情地揭露祭司阶级的怠惰与国王的暴虐，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还倾力于现在我们所谓的“社会改革”。先知们四处宣扬：富人正在压榨穷人；奢侈的人正在浪费儿童的面包；富裕的人成为异族之友，并且模仿其享乐和奢侈的恶习。这一切都是亚伯拉罕之神耶和华所憎恶的，耶和华必将惩罚他们。
谴责这些罪状的言词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并被世世代代研究。犹太人走到哪里，先知就出现在哪里，这种新的宗教精神也就传播到哪里。这种宗教精神促使民众离开祭司、神殿乃至国王的宫廷，把民众引导到真理与正义之神面前。先知因此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极具重要性的一种人。在以赛亚伟大的言词里，先知的声音升华为一篇美好的预言：统一于唯一真神之下的和平世界将要诞生。犹太人的预言在这里达到了顶峰。
然而，并非所有的先知都是这么主张的，聪明的读者肯定也会从预言书里发现诸多的仇恨与偏见，有些预言甚至在今天都是极具危害性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大约从犹太人在巴比伦被俘的时代起，希伯来的先知们确实成为世界上的一股新兴力量――即一种呼吁个人道德的力量，一种呼吁反抗以前那种束缚人类的物神崇拜的牺牲与奴隶式忠诚的自由意志的力量。特洛伊城的故事；另一部是《奥德赛》，写的是希腊贤能的领导人奥德赛从特洛伊回到自己国家的长篇冒险故事。这两部史诗，虽然是希腊人从邻近的文明人那里学会了使用字母以后的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前后才写下来的，但据推测，这些故事则在很久以前就在流传了。以前，这两部史诗被认为是双目失明的吟唱诗人荷马所著，甚至有人想象荷马当时就像弥尔顿创作《失乐园》一样，是坐着写就这两部史诗的。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荷马其人，是他创作了这两部史诗，还是他只是记录、整理并润色了原有诗篇，这是那些博学之士喜欢争论的问题。我们在此实在无意拘泥于这些论争。重要的是，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拥有属于他们的史诗，而这些史诗又成为希腊民族之间所共有的一种纽带，在希腊各部族之间产生了一种一致对抗其他蛮族的团结意识。事实上，希腊民族正是这样一些有着类缘关系的部落，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有着共同的语言，又拥有共同的史诗，甚至还有共同的品性和理想，这促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古希腊国家
从史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希腊人没有铁，没有文字，也没有都市，他们当时还属于未开化的种族。最初，希腊人似乎在他们所破坏的爱琴人都市的废墟旁边建造了一些大屋子供族长居住，然后又在大屋周围建造了一些小屋供其他部落成员居住。过了很久，他们才开始懂得建造城墙，并从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那里学会了建造神殿。以前的原始文明城市，通常是以种族神的祭坛为核心，渐渐向外发展，然后才筑起城墙；而对于希腊人来讲，则是先有城墙，而后才修建了神殿。公元前7世纪前后，在许多谷地及岛屿上兴起了诸多新的城市，原先的爱琴人都市及爱琴文明逐渐被人们所淡忘。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萨摩斯、米洛斯是希腊人最主要的城市。此外，黑海的沿岸以及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上也出现了希腊人的殖民地。意大利半岛的脚趾与脚跟部份，被称为“大希腊”。马赛则是一个在从前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旧址上新建起来的希腊人城市。
一般而言，地处平原的国家，或者是有像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等一类大河可以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的国家，往往容易实现共同的统治与统一。例如埃及与苏美尔的诸多城市，都是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得到统一的。而希腊的诸城邦，由于分布在诸多岛屿与谷地之间，交通不便，所以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希腊的各个城邦之间没有协同的行为，甚至于各个城邦在种族上都不相同。有些城邦中的主要居民是希腊系的爱奥尼亚人、伊奥利斯人或多利安人；而另一些城邦中的居民则是希腊人与早来的“地中海”族人的混血子孙；还有某些城邦中居住着纯粹的希腊种系自由民，他们高高在上，把被征服的人民当做奴隶踩在脚下，如斯巴达的奴隶“希洛特”。有些城邦，原有的领导阶级，即雅利安系家族，成为世袭的贵族阶级；也有某些城邦实施雅利安系市民的民主政治。一些城邦有选举产生的国王，而另一些城邦的国王则是世袭制的，此外，偶尔也会出现篡位者与暴君。
使得希腊诸城邦分裂的地理条件，同时也使这些城邦一直保持着比较小的规模。即便是最大的城邦，与英格兰的很多州相比也要小得多。有没有人口超过三四十万的城邦很值得怀疑，因为据我们所知，当时的希腊，超过五万人口的城邦都很少见。诸城邦之间虽偶有利害关系或由于同情而形成的联盟，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协同与结合。随着各个城邦之间交易的增多，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希腊城邦之间开始缔结联盟，小城邦开始需要依靠大城邦来保护。但是，使得整个希腊团结成一种感情上的共同体的，却是史诗和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竞赛会。希腊各个城邦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或争执，但史诗和奥林匹克竞赛会却能有效地缓和城邦之间的关系。有时为了保护参加竞赛而来往的旅人，城邦之间还会主动休战。渐渐地，希腊诸民族之间因为共同的传统而产生了共同的感情，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城邦也日益增加。最后，不仅希腊人，连有亲缘关系的北方邻国埃比尔斯和马其顿的选手，也赶来希腊参与赛事。
希腊诸城邦的商业越来越发达，其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加。希腊文明也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前后突飞猛进。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在许多方面都与爱琴海或大河流域的诸文明国不同。他们也建筑了宏伟庄严的神殿，而祭司阶级却不是最重要的团体，也不是伟大传统的化身；而在以前的文明城市中，祭司阶级就是一切知识的储藏库，也是思想的仓库。希腊人有自己的领导人与贵族，但却没有被复杂的宫廷组织所围绕的神一样的帝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希腊人的政治组织，是由若干领导家族执行的贵族政治。即使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政治”，也是贵族政治型的。所有的市民都参与公务，也参加民主主义型的集会，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市民”。希腊的民主政治，绝不是像今天那样每个人都享有投票权的“民主政治”。希腊的民主政治，除了仅有的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市民阶层可以参加之外，数量更多的奴隶与自由民是没有权力参与的。一般地说，在希腊，政治都操控在有权势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手中。他们的君王或者是被选举出来的，或者是靠力量夺取领导权的人物，总之与埃及王、克里特王、美索不达米亚王等由神圣的超人来担任的情况迥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在希腊的这种环境下，都有以前的古文明国所未曾一见的自由气氛。希腊人把北方游牧生活中富有个性和进取性的个人主义带进了都市，他们正是历史上最早的共和主义者。
希腊与波斯战争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希腊人从野蛮的战乱状态脱离出来以后，他们的理性生活渐渐显示出了一种新的趋势。这就是有些市民也开始探究并记录知识，或者研究生命与生物的奥秘，而这些事情以前是属于祭司阶级的特权，或者是国王的消遣。在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以赛亚尚在巴比伦做其预言的时候，希腊人就有了米利都的泰勒斯与阿纳克西德曼，还有以弗索的赫拉克利特一类的人物。这些人，如果拿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是独立不羁的绅士。他们对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他们排斥一切现成的、人云亦云的答案。关于希腊人所提出的有关宇宙的疑问，稍后当述及，而这些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学者，就是世界最早的哲学家，也是最早的“爱智者”。
此外，笔者要提醒读者们特别注意：公元前6世纪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里，希腊的哲学家开始了探讨有关这个宇宙以及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的工作；同时，以赛亚也正在把犹太人式的预言发展到顶峰；并且，正如后文将述及，释迦牟尼开始在印度传教，孔子和老子也开始在中国讲学。从雅典到太平洋，人类的精神正弥漫着骚动的气象。在波斯这样一个大帝国中，其臣民自然不可能只有波斯人。波斯人只是这庞大版图里的少数征服民族，其他民族在波斯人未到这里以前不知已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了多少代。波斯语只是官方语言。波斯帝国大部分的贸易与财政依然由闪族人控制，提尔与西顿，依旧是自古以来的地中海巨港，在海上漂浮往来的依然是闪族人的船只。这些闪族人的商贾和经纪人在东奔西走的过程中，渐渐地从希伯来传统和《圣经》里发现了能引起他们共鸣的共同历史。在波斯帝国境内，希腊人的势力急剧成长，终于在海上成为闪族人的重大竞争者。希腊人公平而活泼的个性，使得他们能够成为能干而没有偏见的水手和官员。
大流士一世之所以出兵入侵欧洲，主要是由于塞西亚人的缘故。他希望能够将南俄罗斯纳入自己的版图，而那里正是擅长骑马的塞西亚人的祖国。大流士一世率领大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过保加利亚，进军到多瑙河，然后渡过多瑙河深入到了北部地区。波斯帝国的士兵尝尽了苦头，因为波斯军队大多是步兵，而塞西亚人以骑兵为主，他们总是驱马绕到波斯军队的外围，截断其补给线，歼灭与大部队失散的散兵，却从不肯轻易地与波斯军队进行正面接触。大流士只有被迫撤退。
大流士回到了苏萨，并顺便占领了色雷斯和马其顿，在那里驻扎军队。在大流士吃了这次败仗之后不久，亚洲的希腊人诸城邦发生叛乱，欧洲的希腊人随之响应。大流士遂下定决心要征服欧洲方面的希腊人。因为他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腓尼基的舰队，所以可以使希腊诸岛逐个就范。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军队的主力发动了对雅典的进攻。一支庞大的舰队从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各港以排山倒海之势拥来，从雅典北方的马拉松登陆。波斯军队在马拉松与雅典军队展开会战，结果却是一败涂地。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在希腊，斯巴达一直都是雅典最强大的竞争者，但当波斯军队大兵压境时，雅典却差了个善跑的使者去向斯巴达求救，恳求斯巴达不要让雅典的希腊人成为野蛮人的奴隶。这个善跑的使者不到两天工夫跑完了200公里的山路到达斯巴达（马拉松竞赛由此而起）。斯巴达人立即允诺，然而当三天之后，斯巴达的援军开抵雅典时，除了看到战场上布满波斯士兵的遗尸之外，居然无事可做，波斯舰队已经全部退回亚洲去了。波斯与希腊的第一次较量，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
波斯对希腊的第二次进势更具有压倒性。大流士在得知他的军队在马拉松大败的消息之后不久即一命呜呼。其后四年间，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继位。他念念不忘征服希腊，为此而大肆扩充军备。有一个时期，全希腊人因为恐惧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薛西斯的军队确实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大军，但同时也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这支大军于公元前480年，造了舟桥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担任补给的舰队则沿海岸前进――这负责补给的舰队也是拼凑起来的。在狭窄的塞尔比雷甬道，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领的一支1400人的军队挡住了波斯大军的去路。一场惊心动魄、壮烈无比的会战打响了。连同国王李奥尼达在内的斯巴达军队全部壮烈牺牲，但波斯军队也遭到严重的打击。薛西斯的大军带着强烈的复仇心理直指底比斯和雅典。底比斯人打开城门乞降，雅典人则从市区内撤退，雅典被波斯人纵火焚毁。
看上去，希腊已经落入了征服者的手中。然而，就是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胜利居然再次降临到希腊人头上：希腊海军的规模尚不及波斯海军的三分之一，却在萨拉米斯湾一举击败了波斯海军。薛西斯得知他那支庞大的军队已被截断了补给，大失所望，仓皇率领一半大军退回亚洲，而留下的一半人马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太亚一役中被希腊人击溃。恰在此时，剩下的波斯海军再遭希腊海军痛击，在小亚细亚的麦卡利一败涂地。
来自波斯的危机终告解除，在亚洲的大部分希腊人城邦也获得了自由。上述的经过，在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史书，作者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84年前后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城邦哈利卡纳斯。为了搜求正确的资料，希罗多德遍历巴比伦、埃及等地。波斯在麦卡利战败后，因政权的争夺而陷入混乱的局面。薛西斯于公元前465年被暗杀，埃及、叙利亚、米提亚等各地分别发生叛乱，强大的波斯帝国犹如昙花一现，遂告瓦解。希罗多德撰写《历史》一书的目的在于揭露波斯帝国的衰弱本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历史》实为一部宣传作品，希罗多德呼吁希腊人团结起来抵抗波斯的征服。希罗多德让他所创造的人物亚里斯达哥拉斯，向斯巴达人指着当时的地图说：“这些野蛮人绝对不是勇敢的战士。反之，诸位已学会了最高超的战争技术……他们拥有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东西：金、银、青铜、刺绣的衣服、牲畜以及奴隶。如果诸位想要，你们完全有能力得到这一切。”伯里克利所给予雅典的精神生活的刺激，在他死后仍继续发生作用。而希腊的和平却因伯罗奔尼撒战争而破坏，争取霸权的冗长而无益的争斗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尽管如此，政治上的黑暗却未能使人们精神沮丧，反倒激起了人们的热情。
在伯里克利时代以前，希腊就因为其制度上特有的自由而使辩论的技巧成为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事情的决定权往往不是操在国王手里，也不是由祭司来决定，而是由民众或者领导者们在公共集会上讨论决定。因此，雄辩与巧辩便成了民众的爱好，一种被称为“辩士”的教师应运而生，他们的工作是训练年轻人的辩论技巧。这就是所谓的哲人学派。但一切推理都不能脱离实际，没有内容，再强的辩论技巧也无从发挥作用，因此继辩才之后，人们对于知识的追究又成为时兴的风气。由于这些辩士的活动与论战，对于言语的腔调、思考的方法、辩论的效果等方面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伯里克利死后，苏格拉底以他机智的批判驳斥了以往的辩士所传授的多为谬误的推论，从而逐渐崭露头角。苏格拉底的身边聚集了一群才华出众的青年，但苏格拉底最后却被以扰乱人心的罪名被处死刑（公元前399年）。他效法了当时在雅典流行的死法，在自己家里，在诸多朋友的注视之下，喝下了用毒草制成的毒药。然而人心的混乱却未因苏格拉底的死而消弭，他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遗训。
苏格拉底的弟子之中，最出色，也最重要的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建立了学院（Academy），并在学院中讲授哲学。他的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类思维的基础与方法的研究；其二是对政治组织的研究。柏拉图也是最早写下《乌托邦》的人，他为我们描绘出了比现今任何社会都更美好的社会的蓝图。以前，人们总是不加怀疑地接受社会的传统与习俗，而柏拉图的《乌托邦》却号召人们去勇敢地怀疑和批判。柏拉图率直地向人类呼吁：“诸位为之而苦恼的大多数社会和政治弊端，都是你们能够改变的，只要你们有改革的意志和勇气。诸位如果愿意思索并行动，就完全可以过上一种与目前不同的生活。诸位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力量！”这的确是一个我们今天仍应该深入地思考的极其大胆的教训。柏拉图在其早期著述《共和国》中，寄托了一位贵族的梦想；他未完成的遗著《法律》，描绘的是另一个乌托邦国家的规范。
在柏拉图死后，他的门生，在吕克昂学院执教的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对思维方式和政治方法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的斯塔基拉市，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亚里士多德曾经当过马其顿太子的教师――这位太子即为亚历山大，完成了许多伟大的事业，本书将在后文做详细叙述。亚里士多德在思维方法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还把逻辑学提高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这使得逻辑学在以后的150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到了中世纪，经院学派的学者再次采用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问答体方法。亚里士多德没有写下乌托邦故事。根据他的想法，人类为了能如柏拉图所说，真正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必须拥有更多、更正确的知识。于是亚里士多德开始着手对当时人类的知识进行有系统的综合，此即今日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曾派遣探险家去搜集“事实”，他是自然科学史的鼻祖，也是政治学的奠基者。在吕克昂学院里，他的门生们曾经研究并比较了158种国家的制度……
毋庸质疑，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近代思想家”。幼稚的、空想的、原始的思想方法被淘汰，人们开始接受那些针对实际生活的、经过训练的、富于批判精神的思想方法。丑陋的、怪物般的象征主义、关于神或神怪的幻想，以及以前不容任何人去深思追究的禁忌、敬畏和抑制被一扫而光，人类开始了自由、细心、有体系的思索。这些来自北方森林里的新来者那种新鲜而不受任何拘束的精神闯入了神秘的神殿，把它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攻敌军。弓箭手的作用是射杀敌军的马匹，从而使敌军的战车丧失战斗能力。
菲利浦依靠这种崭新的军队，拓展了马其顿的疆域，从边界通过色萨利一直扩展到希腊。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军队与雅典及其盟军在凯罗尼亚展开会战，并一举使全希腊臣服。希罗多德的梦想，就如此接近了实现阶段。在全希腊各城邦的会议上，菲利浦被任命为对抗波斯的希腊?马其顿联军的最高统帅。公元前336年，菲利浦蓄意已久的冒险事业开始了，他派遣了一支前锋部队入侵亚洲。然而，菲利浦本人竟未能御驾亲征。他被暗杀身亡，人们都相信这起暗杀是由王后奥林匹阿斯――亚历山大之母――所指示的。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菲利浦移情别恋，又娶了第二个妻子。
亚历山大帝国的兴衰
菲利浦一向注重对儿子的教育。他不仅曾经为儿子礼聘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师，并且也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儿子，让亚历山大接受军事上的训练。在凯罗尼亚一役中，亚历山大刚刚18岁，却已经担任骑兵指挥官了。所以，虽然亚历山大即位时年仅20岁，却能秉承亡父的遗志，成功地征服波斯帝国。
为了巩固自己在马其顿及希腊的地位，亚历山大花费了两年的岁月。公元前334年，他进军亚洲，在格勒奈克斯一役中击败了一支不算强大的波斯军队，占领了小亚细亚的若干城邦。亚历山大一路沿海岸进击，所向披靡，攻下了所有的沿海城市。但是他必须在每一个攻克的城邦留下守军，因为波斯军队仍然掌握着提尔与西顿的舰队，控制着海上霸权。倘若把属于敌方的城邦留在背后，波斯军队极有可能登陆截断亚历山大军队的补给，使他陷于孤立。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一役中，亚历山大击溃了大流士三世统率的庞然大军。与150年以前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薛西斯的大军一样，大流士三世的军队也是征募拼凑的乌合之众，而且随行的还有大批宫廷官吏及后宫妃嫔等非战斗人员，军队的行动受到制肘，无怪乎会一再失败。西顿向亚历山大投降，提尔则仍在顽强抵抗。结果，提尔最终被攻破，遭到了掠夺和毁坏。加沙城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公元前332年年底，征服者亚历山大攻占埃及，终于将这座城市从波斯帝国手中夺了过来。
亚历山大在埃及兴建了一些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大城市，并用宽阔的道路将它们连接起来，以防止叛乱。这些新兴的城市很快就抢去了腓尼基人城邦的风头，很多商业活动都转移到了这些城市之中。地中海西部的腓尼基人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了，同时，亚历山大所创建的亚历山大城及其他新的商业城市里出现了犹太人。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与以前的托多梅斯、拉梅斯、尼科等人一样，从埃及出击巴比伦。不过，不同的是，亚历山大是经由提尔出发的。在已经被遗忘而成了废墟的尼尼微附近的阿尔比勒，亚历山大的军队与大流士的军队展开了决战。波斯军队战车的一次次冲锋都失败了，而马其顿的骑兵队却长驱直入，步兵方阵则紧随其后，马其顿军队大获全胜。大流士仓皇撤退，逃到了北方的米提亚地区，再也无心抵抗入侵的马其顿军队。亚历山大的大军开进当时仍然极其繁华的都市巴比伦，继而又挥兵攻下苏萨与珀塞波利斯。在那里，亚历山大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然后将王中之王大流士的宫殿付之一炬。
此后，亚历山大又以中亚为练兵场，并一直进军到波斯帝国的尽头。首先，亚历山大的军队向北推进，对大流士穷追不止。大流士在一天的黎明时分遭到自己部下的暗算，躺在战车上奄奄一息。希腊的先头部队追上他时，大流士还没有死，等到亚历山大到来时，他已经断气了。亚历山大沿里海前进，进入西土耳其斯坦的山地，通过他自己所建的赫拉特城、喀布尔以及开伯尔山口，到达了印度。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印度河畔与印度王波鲁斯的军队展开会战。在这里，希腊军队首次遭逢象阵，并将之击败。最后，亚历山大的军队自造船只，顺流而下直到印度河河口，然后沿海岸回航。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在出征6年之后回到苏萨。此后，亚历山大决心统一和整顿自己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了赢得新征服的民众的欢心，亚历山大身着波斯王的衣冠，不料此举竟引起了麾下马其顿将领们的猜忌，惹来不少麻烦。亚历山大还鼓励东西通婚，撮合了很多马其顿官兵与波斯、巴比伦女性的婚姻。然而他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实现他所计划的统一。在巴比伦的一次庆功宴之后，亚历山大患热病而死，时年为公元前323年。
亚历山大死后，其庞大的帝国立即四分五裂。亚历山大麾下的将领之一塞琉古斯取得了从印度河到以弗索的原波斯帝国的大部份领土，另一名将领托勒密掌握埃及，马其顿则落入了安提戈努手中。帝国的其他各地也祸乱不断，各种地方势力你争我夺，此起彼伏。不久，北方的野蛮人入寇，侵蚀范围越来越广，也愈演愈烈。最后，本书后文即将述及的新强国――罗马共和国在西方出现，逐渐征服了分崩离析的各个小国，建立了更长久、更统一的新帝国。亚历山大在世时，曾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提供过巨额的经费，但托勒密一世则是提出建立永久性的科学研究基金的第一人。他在亚历山大城兴建了亚历山大博物馆，名义上这个博物馆是献给美神缪斯的。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在亚历山大城完成了诸多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这里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几何学的开创者欧几里德，测量出地球直径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仅差80公里的埃腊托斯特纳，写了《圆锥曲线论》的阿波罗纽斯，第一个绘制出星象图及星象目录的希帕卡斯，设计出最早的蒸汽机的希罗等等，这些人无一不是科学拓荒者中的熠熠明星。阿基米德也曾从叙拉古来到亚历山大城深造，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保持了与博物馆的联系；而海洛菲拉斯则是希腊最伟大的解剖学家之一，相传他曾做过活体解剖实验。
亚历山大城的博物馆与图书馆
托勒密一世与托勒密二世在位时期的数十年间，在亚历山大城出现了一个知识和发明的繁荣时期，这样的盛况在公元16世纪以前再也没有出现过。然而，亚历山大城科学活动的繁荣却也未能持续多久。衰落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据已故的马哈菲教授分析，主要的原因是博物馆是“皇家”大学，教授与研究员均由埃及王室任命、付酬。这一点，当埃及法老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兼朋友托勒密一世时是非常方便的，然而托勒密王朝一代一代过去，随着国王渐趋埃及化，受祭司和宗教的影响和控制也越来越深。皇室开始忽视科学研究的工作，宫廷方面的严格管理也致使研究精神趋于窒息。亚历山大博物馆除了在成立后的最早一百年间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之外，以后就再也未能产生任何卓越的进步了。
托勒密一世不仅追求以最近代化的思想方法去组织对新知识的探索，他还力图成立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仓库――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同时还是图书的复制和贩卖机构，大批的图书抄写员在这里从事图书复制工作，并复制出了数量极为庞大的图书抄本。
一直到这时，我们今日的理智生活方才开始，人类也才拥有了经过系统搜集与分类的知识。亚历山大博物馆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设立，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也标志着人类近代历史的真正开端。
亚历山大城里的知识研究与传播工作都在重大的障碍下缓慢地进行着。障碍之一，是把有教养的人士即哲学家与商贾、工匠隔离开来的巨大的社会鸿沟。当时亚历山大城里的玻璃工与金属工为数甚多，但他们与思想家之间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接触。玻璃工虽然能制作出精美的五彩珠粒瓶皿，却从未尝试过去制作试管和透镜。另外，金属工知道如何制作武器与宝石装饰品，却从来不曾制造过化学用的天平。哲学家们高高在上，思索着原子与物体的本质，但是对于釉料、颜料、春药等的实际制作过程却一无所知。由于他们对物质和实际的东西缺乏兴趣，所以在亚历山大城短暂的繁荣里既未产生显微镜，也未诞生化学。希罗虽然设计出了蒸汽机，却未能应用在水泵上，更不用说将之安装在船上用作动力了。除了医术领域以外，科学的实际应用少之又少。科学也未能因为实际应用的效益及刺激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之故，当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的后代对于知识好奇心和尊崇消失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动力可以推动科学研究事业继续往前发展了。在亚历山大博物馆里完成的科学研究，也仅仅被留在了不为人所知的稿纸上，并被束之高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再次复兴，这些科学研究成果才又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未能对书籍的制作提供任何有益的改进。在古代世界中，还没有出现用纸浆制成的一定大小的纸张。纸是由中国人所发明，公元9世纪以前尚未传入西方世界。当时西方国家用以制作图书的材料是羊皮与纸莎草。这种细长的纸莎草是一卷一卷的，阅读时极不方便，要想翻找查阅则更加困难。这些因素影响了装订和印刷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似乎在旧石器时代即已知晓印刷技术，古代苏美尔印章的出土可以作为佐证。然而，如果纸张的产量不够丰富，印刷书籍就无利可图。另外，当时图书抄写员的一致排斥可能也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亚历山大图书馆虽然生产了大量书籍，但价格都非常昂贵，所以未能普及到富人阶级及统治阶级以外的一般大众中去。
这样，知识事业的光明仅仅只照亮了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所召集的哲学家们的小圈子，好比就是黑暗中暗淡的灯光，灯光能照到的地方可能会照亮人们的眼睛，但灯光之外，依然是一片懵然无知的世界。人们漫无目的地生活着，根本不知道将彻底改变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种子已经被播下。不久，顽固的黑暗势力渐渐地控制了亚历山大城。其后，绵亘1000年之久的黑暗，使亚里士多德所播下的种子不见天日。然而，1000年之后，这颗种子终于萌动、发芽，在仅仅数世纪之间，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和深入地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改变人类生活的知识和观念。
公元前3世纪时，亚历山大城并不是希腊人知识活动的唯一中心地。亚历山大的短命帝国分裂之后，许多地方都发展出了有着灿烂的精神生活的城邦。例如，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城市叙拉古的思想与科学活动极一时之盛，繁荣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另外，在小亚细亚的贝加蒙也有一所大图书馆。但是，这璀灿的希腊人世界在此时开始受到来自北方的侵略。新的北欧系蛮族高卢人，循着希腊人、弗吉利亚人、马其顿人祖先所走过的足迹，大举侵袭而来。所到之处，他们都大肆展开破坏。继高卢人之后，又有新的征服民族罗马人从意大利出发，渐渐征服了大流士和亚历山大曾经的帝国领土的整个西半部。罗马人虽然是极有才能的民族，但同时也是一个把法律和利润看得高于科学和艺术的缺乏想象力的民族。另外，新的来自中亚的侵略者粉碎、征服了塞琉古斯帝国，企图截断西方世界与印度的联系。这些新来的侵略者是骑马射箭的安息人。他们在公元前3世纪时，用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米提亚人及波斯人相同的手法，来对付裴尔塞波里斯与苏萨的希腊系波斯帝国。此外，还有另一支游牧民族正虎视眈眈，准备从东北方入侵。他们不是操雅利安语的金头发白皮肤的北欧民族，而是黄皮肤黑头发的蒙古系民族。关于这些民族的历史，我们还会在后面详述。却缺乏生气的褐色民族。然而，他们不像希腊人与波斯人，与被占领地区的先住民族发生了融合，他们一直与当地的褐色民族隔离着。当印度的历史到了历史学家大致能够推算出年代的时候，印度的社会已分裂成若干阶层，每个阶层又可再细分成数层。各个种族阶级之间不能共餐，更不用说自由的交际和通婚了。这种后来演化成种姓制度的社会等级制度贯穿了整个印度的历史，印度也形成了一个与能够自由杂婚的欧洲人以及蒙古人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事实上，印度社会的确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系统。
马拉雅山麓王子―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是统治喜马拉雅山麓一个小王国的王子，19岁时与美貌的表妹结婚。他经常徜徉于阳光普照的庭院、森林以及水量丰盈的田野中，狩猎和嬉戏是他的日常生活。时间一天天过去，释迦牟尼开始感到极度的不满，而他那优秀的头脑也一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感觉到自己所过的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只不过是一无用处的日子，并且已经过得太久太久了。
人都有生老病死，一切幸福都不安定，而且人永远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意识浮现在释迦牟尼的脑际。当他浸沉在这样的思考当中时，碰到了一个当时在印度为数甚多的流浪苦行者。这些苦行者，在严格的戒条下生活，思考并讨论宗教方面的问题。他们似乎在寻求着更深更真实的生活，释迦牟尼竟然也开始热切地想要过与这些苦行者同样的生活。
据传，当释迦牟尼正在思考他的计划时，传来了妻子生下长子的消息。释迦牟尼马上说：“这也是必须断绝的一个结。”他在一片欢悦的气氛当中回到家里。族人为了庆祝这新子的诞生举行盛大的喜宴与歌舞大会。可是，半夜里释迦牟尼被一种巨大的痛苦所惊醒，就好象有人突然告诉他“你家里失火了”一样。他下定决定立即抛弃虽然幸福但却没有目的的生活。释迦牟尼偷偷来到妻子的房间门口，就着小小油灯一看，妻子埋在花朵当中，抱着初生婴孩正在酣眠。他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在离开前抱起儿子，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拥抱，可是他又怕弄醒妻子，只得放弃了这个念头。释迦牟尼转过了身子，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骑上马飘然离去。
当夜，释迦牟尼就赶出了好远，天明时分已经离开了自己族人的土地。他在河边砂地上下了马，在那里他用自己的剑剃下头发，取去身上一切饰物，与马匹、剑等一并放在马鞍上送回家。然后，释迦牟尼继续往前赶路。路上，他遇到了一个衣着褴褛的男子，并与他互换衣服。到此时，释迦牟尼已经摆脱了世俗的一切束缚，专心一志的探求人生的智慧了。他向南前进，来到文迪亚山口一处险峻的山地。在那里的山洞里住着几位贤人，他们有时上街乞讨一些粗陋的衣食，如果有人来访，便口授访者一些知识。释迦牟尼通晓当时的一切形而上学，所以他那敏锐的理解力使他不能满足于这几位给予他的答案。
印度人都相信可以凭借绝食、不眠等修行而获得能力与知识，释迦牟尼也想试试这种方法。他与五个同行的门徒们相偕进入丛林，开始绝食。释迦牟尼的名声有如悬于半空的巨钟传播远近，但是他仍然没有领悟到真理。一天，释迦牟尼衰弱至极，却仍在苦思冥想，终于晕倒而失去意识。当他醒过来时，忽然领悟到用这种类乎迷信的方法来求得知识实在是愚不可及的。
释迦牟尼开始要求照常饮食，也拒绝苦行，这使弟子们大为惊骇。但释迦牟尼却真实地领悟到，获得一切真理的前提是健康的身体与健全的头脑。在当时的印度而言，这种观念绝对是异端邪说，因此门徒们抛弃释迦牟尼，怀着沉重的心情回贝那勒斯去了，而释迦牟尼则独自继续其对真理与知识的探索。
当一个人想解决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时，其进度总是很缓慢的，在最后的胜利来临之前，甚至自己都无法知道自己的进展。释迦牟尼的情形也是如此。有一次，他想用餐，就来到河边的一棵大树下落座。突然，释迦牟尼觉察到某种明晰的启示，他觉得自己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传说，释迦牟尼继续坐在大树下，又思考了一天一夜，然后起身，到世界各地传播他所领悟到的真理去了。
释迦牟尼首先来到贝那勒斯，找到曾经弃他而去的门徒们，向他们讲述他的新教义。门徒们被说服了，他们在贝那勒斯的皇家公园里盖起了房屋，为前来求知的人们传授真知。
释迦牟尼教义的出发点在于他还是个幸福的青年时所产生的疑惑：为什么我不能感到完全地幸福？这是个属于自我省察的问题，与泰勒斯或赫拉克利特等穷究宇宙问题的朴素而无我的探究方法，以及同样无我的先知们对希伯来人民热忱的道德说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位印度的圣贤，没有忘记自我，而是专心一致地追求自我，并最终消灭自我。根据释迦牟尼的教义，一切苦恼均来自贪欲，如果不能克服个人的欲求，人世间的生活将永为忧苦，最后则为悲哀。生活的欲求有三种主要形态，都是邪恶的。其一是饮食欲、财欲，以及其他一切官能上的欲望；其二是个人的，利己的，不愿意死的欲望；其三是个人的成功欲、名利欲、贪欲等。为了避免人世间的不幸与忧苦，必须克服这一切形态的欲望。若能克服这些欲望，消灭自我，便可得到一个安静的灵魂，这就是至善的涅磐境界。
这就是释迦牟尼教义的核心内容。诚然，这是一种极为微妙而形而上的道理，因此不像主张不畏不惧正直地观照事物的希腊人的教训，以及主张敬畏上帝行正义的希伯来人的教训那么容易使人理解。甚至于连释迦牟尼的门徒弟子都不能完全理解其教义，因此，当他个人的直接影响消失后，其教义就被误传和曲解了。在当时的印度有一种信仰，认为每隔一段很长的岁月，便会有一个智者出世，他就是佛陀的化身。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宣称他就是佛陀，也是诸佛陀中的最后一位，但他在世时似乎并未承认这个称呼。在释迦牟尼生前，有关他的若干幻想式的传说就已经被编织出来并广为流传。这也许是因为比起道德的说教来，人类更喜欢听这些神奇的故事，释迦牟尼因此而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神的化身。
虽然如此，释迦牟尼仍然为我们遗留下来了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尽管对一般人的想象力而言，涅磐委实是太微妙了，并且印度人把释迦牟尼简单的生涯编造成神话的冲动也太过强烈，但人们总能理解到释迦牟尼所提倡的“八大正道”的真义。其中包括：精神上的正直（正思维）、正确的目标（正见）、正确的语言（正语）、正确的行为（正业）、正确的生活（正命）、生活的诚实（正念）、高洁忘我的境界（正定）等教训。与恐怖之后，阿育王产生了一种深深地厌恶之感，他决定抛弃军事行动，不再继续征服的霸业。阿育王接受了佛教的以和平为主的教义，宣称以后的征服必需是宗教上的征服。
伟大的帝王阿育王
阿育王在位28年，这期间成为人类灾难深重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间。他有计划地实施了大规模的凿井工作，制定了种植树木的绿化计划，还在全国境内遍设医院、公园和药草栽培园。他设置了保护印度原住民和隶属民等的官方机构，还开办了教育妇女的机构，并制定了妇女也要接受教育的制度。他提巨额资助给佛教团体，鼓励他们研究和批判所搜集到的经文，因为伟大的释迦牟尼所传下来的醇正而简明的教义已经开始染上了腐败与迷信的色彩。阿育王还派遣传教士到喀什米尔、波斯、锡兰，以及亚历山大城去传教。
这就是伟大的帝王阿育王，他比他的时代更进步。可惜的是，阿育王未能留下继承自己事业的王子或宫廷组织，因此，在他去世后不到一百年，他治理下的黄金时代，就成为分裂、衰落的印度的一幕光辉往事。被称为婆罗门的祭司阶级，是印度社会上最具特权的阶级，他们向来反对佛陀的率直而无偏见的教义，他们逐步地侵蚀了佛教的势力。古代的各种奇异的神，以及印度教的无数冗长的仪式再次恢复了权威地位。阶级制度亦随之愈趋严重而复杂。数百年之间，佛教与婆罗门教一直在印度境内并存，而且都很繁荣。然而在阿育王死后，佛教渐渐衰微，种种形态的婆罗门教取而代之。但佛教却超越了印度的国境，也超越了阶级制度的控制领域，逐渐的向外扩张，最后到达了中国、暹逻、缅甸，甚至远播到日本。直至今日，佛教在这些国家里仍然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历史上相继被称为匈奴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他们恰如北欧或中亚的日耳曼人，变化、分裂、结合又再结合，虽然在名称上变化多端，但在本质上确是同源的。这些蒙古系游牧民族，比北欧民族更早拥有马。公元前约1000年的时候，他们还在阿尔泰山附近独立地发现了铁。与西方的游牧民族一样，东方的游牧民族也曾经屡次完成政治上的统一，成为若干定居文明地区的征服者、统治者乃至复兴者。
欧洲与西亚最早的文明并不是北方人或闪族人的文明，同样地，中国最早的文明也不是蒙古人的文明。据推测，中国最早的文明为黄褐色人种文明，与最早的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以及达罗毗荼文明相似。在最早的中国文明开始之际，已经有过征服与融合的现象。不管如何，公元前1750年前后，中国是已经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小王国与城邦，它们都向兼为大祭司的皇帝――“天子”效忠，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天子纳贡。公元前1125年，商朝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周王朝。周王朝的统治虽然很松弛，却也能维持中国的统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印度的阿育王或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年代。周朝渐渐地步入了分裂的命运，匈奴入侵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诸侯也停止向周天子进贡，成为独立的统治者。一位权威的中国学者认为，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中国有5000到6000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这就是中国人在其记录上所称的“春秋战国时代”。
在这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知识活动，也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艺术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假如我们能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便可以知道中国也曾经有过他们自己的米利都、雅典、贝嘉蒙和马其顿。关于中国这段分裂时代的历史，目前我们只能为读者整理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有限。
正像分裂的希腊出现了哲学家，亡国被虏的犹太民族中间出现了先知一样，在当时混乱割据的中国也出现了许多圣哲先贤。似乎正是这种不安定刺激了那些优秀的头脑，促成了伟大思想的诞生。孔子出生于贵族之家，曾经在鲁国担任过官职。孔子基于某种与希腊人相同的冲动，创办了一所学校，在学校里从事知识的探求与传播工作。当时中国纷乱秩序、礼崩乐坏的现象使孔子深为悲憾，他怀抱着改善政治、改良人民生活的理想，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孔子的目的是找寻一个愿意实现他的政治和教育理想的王侯，然而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虽然孔子也曾找到过这样的王侯，但宫廷里的阴谋与斗争不仅使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落空，而且还损害了他的声誉。有趣的是，在孔子去世150年之后，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也在寻求王侯以实现其政治抱负。有一段时间，柏拉图曾经充当过西西里岛叙拉古国王迪奥尼修司的顾问。
孔子与老子思想
孔子在失意中逝世。他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虽然如此，他的思想却具有比他在失意绝望时所想象的更大的活力，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根源。孔教也成为中国人所谓的三教之一，另两者即为佛陀之教与老子之教。
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提倡圣人君子之道。他重视个人的行为，这与释迦牟尼重视无我的平静，希腊人重视客观的知识，犹太人重视正义，都如出一辙。在所有伟大的先贤当中，孔子是最具有关注公众精神的人物。他为社会的混乱情形而忧心忡忡，为了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力图说服每个人都要培养自己高尚的人格。孔子提倡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符合礼法。孔子为中国人树立了理想的做人标准：彬彬有礼，大公无私，严于律己，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孔子为这一理想赋予了永恒的形式，并使之在中国北部得到了发展。
老子曾经长期任职于周王朝的皇家图书馆，他的思想比孔子更神秘，让人无法捉摸。老子所阐释的，似乎是要让人们对于俗世的快乐与权力保持一种斯多噶式的漠然，从而回归到过去那种单纯的生活中去。老子的著作文体简洁，但却极为幽玄，就像谜语一样难于理解。老子死后，他的思想与释迦牟尼的教义一样，被演绎曲解，许多复杂怪异的戒律与迷信也就移花接木地掺杂在其间了。中国与印度一样，新思想往往不得不与人类在幼年时代所产生的掺杂着巫术或传说的原始思想做斗争，结果新思想总是被赋予各种奇异的、不合理的、古老的仪式。在今天的中国，佛教与道教(基自老子的教义而形成的宗教)都是一种有僧侣、庙宇、祭司和牺牲的宗教，在形式上与古代的苏美尔以及埃及的宗教有着同样的风格。但是孔子的学说则不同，由于孔子的思想简明而直接，所以能够保持真传而没有受到后世的曲解。
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地区，人们大多信奉儒教，而中国南部长江流域的人们则大多信奉道教。从那时起，在中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中经常都可以看到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冲突――即北方精神与南方精神的冲突。到后来，这种冲突演变为北京与南京之间的冲突，北方的官僚气质趋于方正、保守，而南方的官僚气质则明显带有怀疑、优雅、浪漫而敢于冒险的精神。
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国的分裂到达了最严重的阶段。周朝衰微，失去了权柄。老子辞去了官职，归隐山林。
当时中国有三个地方性强国，齐与秦是北方的强权，楚则在长江流域称霸。最终，齐与秦联盟，使楚国屈服，楚国被迫与之签订了解除武装的条约。秦国的势力更为强大一些，在印度的阿育王时代，秦掠夺了周王的献祭器物，取代周王而实施祭典。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继王位，继而于公元前220年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皇帝”。
秦始皇比亚历山大更幸运，他在位的时间长达36年之久。他强有力的统治造就了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也开启了中国的繁荣。另一方面，秦始皇与从北方入侵而来的匈奴人展开了激战，为了防御匈奴人入侵，秦始皇开始构筑伟大的万里长城。会拥戴自己的君王，但这些君王不再是祭司，也不再是神，而只是大家的首领或者伙伴们之中的领导者。
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数个世纪当中，古代传统在世界各地趋于崩溃，寻求新道德和新知识的精神开始觉醒。在人类的伟大进步活动的过程中，这种精神一直存在着，现在只不过是又觉醒了而已。读书和写作不再是少数的领导阶级和富人阶级的专利，普通的老百姓现在也可以从事这一工作了，知识对于人们来说不再是祭司们的神秘能力。另外，马匹增加了，道路也开始被拓宽，旅行和运输行为日渐频繁。为了交易的便利，人们开始铸造货币。
……
罗马帝政下的宗教发展
如果在社会习惯与宗教习惯相类似的民族之间发生征服，那么某神殿或地方神灵，与另一神殿或地方神灵之间的冲突，可通过结合或者同化的手段来克服。假如两种神的性格相似，即被视为同一个神，祭司们会说：神的名称虽然相异，实质确是相同的。多种神灵的这种混同，就是所谓的泛神崇拜。公元前约1000年前后就是一个泛神崇拜的时代，在广大的地区里，一个普遍的神取代了地方性的诸神――或者说是把地方性的神吞并。于是巴比伦的希伯来先知们宣告世界上只有一个神――正义之神，这时人们已有了心理基础，完全可以接纳这个新观念了。
然而，有时候神灵之间相差太大，无法被同化，人们便编造一些理由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女神――希腊人出现以前的爱琴海地方通常都供奉女神――通常都被安排与男神结婚，动物神与星神则被人格化，动物与星辰――蛇、太阳、星星等，成为装饰或象征。此外，战败民族的神，通常被看做是与征服民族的神敌对的邪神。一部神学史就这样充满了地方神灵的脱胎换骨、相互合并与人为将之合理化的现象。
当埃及从若干城市国家统一而发展成一个王国时，这种泛神崇拜大行其道。具有最高权威的主神是奥西里斯，他是主管收获的神，人们相信他在人间的化身就是法老王。奥西里斯屡次死而复生，所以他不仅是收获之神，还被人们尊崇为长生不灭之神。用来象征奥西里斯的，既有埋下自己的卵然后复活的甲虫，也有夕落朝生的太阳。后来，奥西里斯又被视为与牛神亚匹斯合二为一的神，他的妻子是女神爱西斯。爱西斯也被称为哈梭，原本是母牛神，其象征是月芽和海中之星。奥西里斯死去后，爱西斯生下了荷拉斯。荷拉斯又被视为鹰神，其象征是黎明。荷拉斯长大成人后，又成为奥西里斯。爱西斯的形象是手抱婴孩立于月芽之上。这些关系之间虽然没有什么逻辑联系，但在人类还没有发展出严密而有体系的思维能力之前，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在这三神之下，还有埃及的神阿纽比斯，他长着狗的头，以黑夜为其象征，他以捕食人或其他神为生，因此是诸神与人的敌人。
一切宗教体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最终都必须适合人类灵魂的需要。所以，埃及人关于神的信仰纵使是如此不合理，甚且有些怪异，但对埃及人而言，却是他们信仰与灵魂的寄托。埃及人渴求灵魂不灭，因此他们的宗教也以此愿望为中心。可以说，埃及的宗教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强突出的追求灵魂不灭。尤其是当埃及被外族征服，诸神渐渐失去其政治意义之后，埃及人这种在来世获得补偿的愿望也就越发强烈起来。
埃及被希腊征服之后，新都市亚历山大城成为埃及宗教生活的中心，事实上也是希腊所统治的整个希腊世界的宗教生活中心。托勒密一世兴建了塞累匹斯大神殿，奉祠一种三位一体的神，即塞累匹斯(即奥西里斯与亚匹斯合在一起的名字)、爱西斯和荷拉斯。这些神被看做不是个别的神，而是唯一真神的三种不同形貌。塞累匹斯被看作希腊的宙斯、罗马的朱庇特以及波斯的太阳神。此种崇拜扩展到所有希腊势力能够达到的地方，甚至包括印度北部和中国西部。不死不灭的想法，在来世获得补偿的愿望，在平民的生活陷于绝望的情形下，受到普遍的欢迎。塞累匹斯被尊为“灵魂的救赎者”，当时的圣歌唱到：“我们死后依然会受到塞累匹斯的呵护”。爱西斯也吸引了众多的信徒，被尊称为“天之女王”的爱西斯怀抱婴孩荷拉斯，被供奉在自己的神殿里。爱西斯的神像前香烟缭绕，供奉着诸多的贡品。有些僧人终生独身，在神殿里服侍爱西斯。
罗马帝国兴起后，在西欧世界也开始盛行这种崇拜。塞累匹斯和爱西斯的神殿，僧侣的颂歌，以及永生不死的希望，随着罗马的扩张传到了苏格兰和荷兰。然而塞累匹斯和爱西斯教也有很多竞争者，其中最显赫的是拜日教。拜日教源自波斯，以许多现在已经失传的神秘仪式来供奉太阳神，祭品是神圣而慈悲的牛。拜日教看起来比牵强附会而复杂的塞累匹斯和爱西斯教更原始，它使我们马上联想到人类文化上的太阳巨石时代的血祭。拜日教的纪念碑上有一头神牛，神牛的腹部流出大量的鲜血，人们相信新生命就是从这鲜血中诞生的。拜日教的信徒经常用牛的鲜血浇在自己身上，这也是他们的入教仪式。
这两种宗教，与早期罗马皇帝统治下的若干要求市民与奴隶忠顺的有类似仪式的宗教一样，都是个人的宗教。其目的在于个人的救赎与个人的永生。而以前的宗教却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以前的神首先属于城市或国家，其次才是个人的。牺牲的献祭是公共的典礼，而不是私人的典礼。这其实是由人类或某个利益集团的需要决定的。然而先是希腊人，如今则是罗马人，把宗教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从此，宗教被埃及的传统引导着，转向了个人的世界。
以个人的永生为目的的这些宗教，虽然夺去了旧有的国家宗教的忠诚与热情，然而却无法取代后者的地位。早期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典型都市，无疑有过奉祀一切神灵的众多神殿。这其中必定有罗马伟大的神朱庇特的神殿，也必定有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恺撒的神殿。罗马皇帝已经从法老王那里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神。在这些神殿里举行的是冷峻而庄严的政治性礼拜，而人们之所以前往参拜上香，是为了表示忠诚。但在可敬的“天之女王”爱西斯的神殿里，参拜的人们是为了向神诉说自己个人的苦恼和悲惨遭遇，并乞求神的帮助。此外，还存在着各种地方性的神灵。例如在塞尔维亚，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信奉往昔的迦太基之神维纳斯；在洞窟或地下室的神殿里，确实也有过罗马士兵与奴隶们所供奉的太阳神的祭坛；或许还有过犹太教堂，犹太人聚集在那里诵读《圣经》，赞颂他们所信奉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世界之神。犹太人可能曾与罗马的国家宗教发生过纷争，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神是不允许崇拜偶像的，所以他们拒绝参加对恺撒的公祭，甚至拒绝向罗马的军旗敬礼。
在释迦牟尼时代以前，东方就有苦行僧。他们放弃了大部分人生的愉悦，排斥结婚、财产，靠禁欲、苦行、独处来求取精神力量，以免除人世的压迫与苦恼。释迦牟尼本身虽反对极度的苦行，不过，他的弟子们大多过着严格的修道生活。希腊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宗教也盛行苦行，甚至不惜自残。公元前1世纪，禁欲主义在犹太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社会中出现。有些人舍弃尘世社会，过着严肃而神秘的冥思生活，犹太人的艾赛尼教派就属于这一类型。公元1、2世纪之间，排斥俗世快乐的思想风行，其目的是企求救赎现世的苦难。早经确立的秩序――即对祭司、神殿、法律、习惯的信仰，终于宣告消失了。在奴隶制度、残忍、恐怖、不安、浪费、享乐以及过份的放纵盛行的时候，人们内心中的自我嫌恶和精神的不安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很多人为了寻求平静，不惜付出克己或苦行的代价。因此，泪流满面的忏悔者塞满了塞累匹斯神殿，也有很多人改变了信仰，出入于太阳神的洞窟之中。近代的基督教艺术已经将一种错误的崇敬附加到耶稣的肖像上，使其失去了真实感。耶稣本来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教师，在阳光强烈、砂尘满天的犹太国土上流浪，靠别人偶尔的施舍过活。但在后世为他画的像上，耶稣永远是整洁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皮肤光滑，衣着洁净，长身直立，犹如在空中飞行，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不动。这幅画面让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并没有真实的存在过，因为他们无法从后世的信徒发自无知的信仰而粉饰和美化的故事和图像中辨别出真伪。
如果清除那些牵强附会的粉饰和美化，我们会发现一个极有人情味、认真、热情，但也会经常发怒的耶稣。他的教义简单而又深邃，他宣称有着博爱精神的天父与天国将要降临。很明显，耶稣是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物，他吸引了很多信徒，并使他们的内心里充满了爱与勇气。弱者和苦恼的人也从他那里获得了重新生活的勇气。然而，耶稣自己却可能是个体质纤弱的人，因为他被钉上十字架以后很快就死去了。据传，他曾经在依照惯例把十字架背负到刑场的路上昏倒。耶稣为弘扬自己的教义，在国内游历了3年，其后来到耶路撒冷，却被检举企图在犹太国内建立一个异端的王国。耶稣与两个盗贼一起被钉上了十字架，并在那两个盗贼死去前即已奔赴天国。
耶稣的教义
耶稣所倡导的天国的教义，确实是一种能够促使人们思想觉醒和改变的最富革命性的教义。当时的人们并未能充分地了解它的重要意义，并且只要读到它对人类早已习惯的习俗和制度做出挑战时，都不免会感到恐惧，进而退缩，这丝毫不值得诧异。耶稣所传播的天国的教义，要求彻底改革人类的生活――无论是外在的生活，还是内在的生活。如果想要了解这惊天动地的教义之中所包含的内容，读者可以阅读福音书。我们在这里将只讨论耶稣的教义是如何与以前的思想发生冲突、产生纠纷的。
犹太人虽然相信全世界的唯一的神即为正义之神，但他们同时也相信，正义之神也有世俗的一面，因为它曾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订立契约，应允会使犹太人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对犹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契约。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否认这种说法的时候，自然大为失望，并且感到愤怒。根据耶稣的说法，上帝绝不是生意人，天国也没有选民和宠儿，上帝不会与人签订契约。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慈父，它会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就像照耀万物的太阳一样。另外，一切人类都是兄弟，也都是罪人，同时又都是上帝的子民。在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路加福音》第10章，25-37节)里，耶稣对那种只会赞扬自己的民族，而对有不同信念的民族持有强烈偏见的心态表示怜悯。在讲给劳动者听的故事(《马太福音》第20章，1-16节)里，耶稣否认了上帝会给予犹太人特别的优待。根据耶稣的教义，上帝对被召唤到天国的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因为上帝的恩宠与仁慈是无限的。此外，耶稣还借用埋藏银子的故事(《马太福音》第25章，14-30节)和寡妇捐钱的故事(《马太福音》第12章，41-44节)来呼吁人们贡献出全部力量来行善。耶稣宣称，天国里没有特权，也不打折扣，更没有任何借口。
但是，耶稣并不仅仅对犹太人强烈而偏狭的爱国心给予指责。无疑，犹太人是有强烈的家族型排外心理的民族，而耶稣的目的是想用上帝的博爱冲散犹太人狭隘的家族情感。天国应该是由耶稣的信徒们组成的大家庭。据传，耶稣正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等着要和他说话。有人告诉耶稣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边，要和你说话。”耶稣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然后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第12章，46-50节)
耶稣不但用上帝是全世界人民的慈父性与全人类都是兄弟的观念来抨击偏狭的爱国心与家族感情，很明显地，他还谴责贫富差别、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耶稣认为所有的人都属于天国，所有的财产也都属于天国，人类唯一正直的生活就是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与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顺从上帝的旨意。他反反复复地非难私有财产与个人利益。
“耶稣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向他说：‘完美的主啊，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完美呢？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谁是完美的。圣诫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不可欺骗别人，应当孝敬父母。’那个人对耶稣说：‘主啊，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十分高兴，对他说到：‘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你就会拥有天国的财产。去做吧，然后跟我走。’那个人听了耶稣的话，脸色都变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想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哪。’门徒听了他的话都觉得很奇怪。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有钱财的人进天国真是太难了。骆驼穿过针眼也要比财主进天国容易啊。’”(《马太福音》第10章，17-25节)
不仅如此，耶稣在其要使人类都围绕在上帝身边的教义中，还毫不留情地攻击以前的宗教那种与上帝订立契约式的正义观。耶稣的大部分有记录的说教，都是在针对那些为了保持虔诚的一生而遵守繁文缛节的人提出针砭。
法利赛人和文书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训，用没洗净的手吃饭呢？”耶稣说：“看来以赛亚对伪善的你们所作的预言是没有错的。百姓用嘴唇亲吻我，心却在远离我。你们遵守的是人的规定，却抛弃了上帝的诫命，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所宣告的，不仅是道德与社会的变革。若干证迹显示，他的教义含有极明显的政治倾向。根据耶稣的说法，天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王位，天国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天国在人的心灵中能扩展多远，外在的世界所获得的改革与更新也就能进行多远。
即使听的人是聋子与瞎子，也可以听出耶稣话中改革世界的决心。从那些对耶稣的反对以及耶稣受审判的情形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为同时代的人们设计一套改革、融合、扩展人类生活的方案。实际上他也这么做了。
如果细细品味耶稣的教义，我们便会知道为什么那些富有而幸福的人们会对耶稣的话感到异样的恐怖，并觉得他们的世界会因此而发生震撼。耶稣是想让他们把从社会利益中蓄积的少许私有财产交出来，使其受到普遍的宗教生活的照耀。耶稣好像是一个可怕的道德猎人，把人类从他们一向所居住的舒服的洞穴中拖了出来。在他所说的天国中，一切财产、特权、自负、优先权都不存在。除了爱之外，不可能有动机与报酬。人们对耶稣的教义感到迷惘，并齐声反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连耶稣的弟子们都对他的果敢态度感到惊异。祭司们更是感到，他们与耶稣之间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绝无和解的途径。罗马的士兵们，面对超越他们所能理解且又威胁到他们整个纪律的事物，目瞪口呆之余，只能狂笑不已。他们给耶稣戴上荆棘编成的王冠，穿上紫色的长袍，把他打扮成恺撒的模样。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如果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教义，就意味着必须开始一种奇异而可怖的生活，并抛弃自己本来的习惯，抑制自己的本能与冲动，而去寻找一种不可琢磨的幸福。历山大的宗教及拜日教的削发为僧、供物、祭坛、蜡烛、诵经、为神灵塑像等形式，甚且也采用了它们的宗教用语和神学思想。而这些却又绝不是对基督教教义的疑惑或不信任。这些宗教与其他一些不十分兴盛的宗教共同存在着，它们都在寻求自己的信徒，因此经常会有一些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加入另一种宗教。有时，有某一种宗教会受到政府重视，而基督教则比其他的竞争者更容易受到猜忌，因为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一样，不肯对神圣的罗马皇帝顶礼膜拜。即便撇开耶稣自己的改革精神不提，只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基督教被当成一种反叛的宗教。
圣保罗使弟子们习惯于一种想法：耶稣与奥西里斯一样，会死而复生，并会为人间带来永生。此后，基督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关于救世主耶稣与天父上帝之间关系的复杂的神学论争也促成了基督教的混乱。阿利阿派认为耶稣虽然是神，但却不是天父，他应该位于天父之下。萨伯利阿派则认为耶稣只是天父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耶稣就是天父，就好像一个男子可以同时承担父亲与工人两种角色一样，耶稣同时承担着上帝与天父两种角色。而三位一体派则提出了更深奥的教义，他们认为上帝是唯一的，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同时也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有个时期阿利阿派曾经占据了上风，其后经过争论与暴力争斗之后，三位一体派的信条成了基督教的公认信条。我们可以在阿塔纳细阿信条中找到关于这些教义的详细记载。
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些神学争论作出评价，因为这些争论不可能像耶稣本身的教义那样对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耶稣本身的教导，确实是为人类的道德和精神生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耶稣相信，上帝是全世界人的父亲，所有人类都是兄弟，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上帝居住的殿堂，是无比神圣的。这些主张，不可避免地给其后的人类社会以及整个政治生活，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随着基督教及其教义的普及，一种人之为人的新的尊严出现在世界上。正如对基督教怀有恶意的批评家所抨击，圣保罗曾劝奴隶们服从，这也许是事实，但保存在福音书里的基督教的精神强烈反对人对人的压制，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基督教对角斗场上亵渎人类尊严的角斗也明确地提出了反对。
基督教教义的发展
基督死后的200年间，基督教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无数的信徒加入到基督教会之中。同时，基督教也吸收了很多新观念与新意志。罗马皇帝之中，有人敌视基督教，也有人对基督教保持了一种宽容的心态。在2世纪和3世纪，基督教开始遭到迫害。公元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下令大规模迫害基督教徒。巨额的基督教教会财产被没收，所有的圣经和宗教书籍都被毁弃，基督教徒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大量教徒被处死。书籍的毁弃是值得我们注目的，因为这一举动显示出当局已经注意到了文字中的信仰所蕴涵的巨大力量。这些“文字里的宗教”――即基督教与犹太教，是受过教育的宗教。它们的存续，大部分是依靠那些能够识文断字并了解其教义的人们。以往的宗教并没有像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如此借助于个人的理性。在蛮族入侵西欧而引起动乱的时代里，基督教会成为保存学术传统的主要机构。
戴克里先对基督教会成长的压制完全失败了。因为在诸多的行政地区，大部分居民和多数官吏都是基督教徒。公元317年，葛莱略皇帝颁布宽容的敕令。324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他对基督教采取了友好的态度，临终时竟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大帝放弃了一切神圣的称号，但却在军队的盾牌及旗帜上加上了基督教徒的象征符号。
过了没有几年，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公认的国教，终于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与基督教教义相左的诸多宗教，被迅速地消灭或吸收。390年，狄奥多西皇帝更下令把亚历山大城的朱庇特的神像捣毁。这样，从5世纪初叶开始，罗马帝国内所有的神殿和僧侣都处于基督教的控制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