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柴静，决绝而惨烈》（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2023-07-09）报道：
2013年，《看见》全国发行。
发布会现场，由白岩松、崔永元、罗永浩、陈晓卿等大佬坐镇，邱启明主持，被誉为当年“最强大的文艺传媒阵容”。
几个月内，《看见》狂卖一百多万册，此后不断加印，横扫国内各大书店和图书馆借阅榜。
这是柴静最后的高光时刻。
两年后，她将迎来另一场“高光”，《穹顶之下》引爆全网。但这次却押错了赌注，纪录片被光速下架，引来骂声一片。
“卖国贼”“臭公知”“伪文青”“代理人”等各类标签，纷纷贴上当事人的外套。
从职场小白到公知女神，柴静整整走了十年。
而从神坛飘落坠地，柴静只用了两年。
2015年，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各大平台播出，短短一周内，视频播放量达数千万人次，引发舆论地震。
而纪录片的导演，正是当红的央视女神兼知名主持人柴静。
但令当事人始料未及的是，这部纪录片的风评出现了两极分化。
一部分网友认为，《穹顶之下》的采访非常“人性化”，理性中立客观，提高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加速了北方雾霾的治理进程；
但更多的网友却觉得，这部纪录影片的数据存在造假，抨击中石油垄断，吹捧西方价值观，充斥着柴静个人的意识偏见。
不过，这些还只是水面上的讨论。
真正让柴静走下神坛的，则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的背后赞助商是美国基金会。
柴静曾将“福特基金会”放在片尾感谢名单中，这是一家低调且庞大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也就是俗称的“NGO”。
《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
多年以后，科普自媒体“回形针”因肉蛋奶事件遭全网通缉，起因也跟这家NGO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舆论不断发酵，最终官方出面，《穹顶之下》从各大视频网站陆续下架。
一夜之间，柴静的标签从“共和国良心”“文艺女神”变成 “卖国贼”，沦为众矢之的。
然而，尽管民意汹涌，当事人并不打算“道歉”了事，而是果断“息网”，无视公众的评价和议论。
与此同时，柴静入选美媒《外交政策》“全球百大思想者”，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瑞典外长斯特伦列入同一名单。
这一年，柴静39岁。
两年前，她携带新书火爆全网，民间一度出现凡有书店处，必有柴静书的盛况。《看见》之后，更多的年轻网友成为柴静的粉丝。
大量的采访视频片段被搬上互联网平台，柴静犀利敏锐的采访、真诚友善的态度，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同时也给之后的舆论埋下了“雷”。
在“雾霾风波”之前，她顶着无数光环：央视主持人、畅销书作者、媒体行业标杆人物、文青女神。
甚至有微博粉丝留言称她是“共和国良心”。
当年，民国剧火爆一时，林徽因被封为“民国女神”，柴静作为“文青”和“公知”代表，一些男粉将其称作“柴徽因”。一时间风头无两。
在刚刚到来的4G时代，互联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无数人排队扎进流量这口“热锅”。有人成了魔，有人成了神，有人成了鬼。
彼时，被推向神坛的柴静正沉溺其中，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还浑然不觉。
直到她飞往美国的那个夜晚。
1976年，柴静出生于山西临汾的一座小城。
父亲是当地名医，母亲是中学教师，算得上标准的中产家庭。
受母亲影响，柴静从小就热爱阅读。在同龄伙伴还懵懵懂懂的年纪，她已经浏览了不少文艺作品和各类杂志刊物。
中学时，正赶上“文学热”，柴静给学校广播站和当地出版社投了不少稿。
那时，播音员是非常吃香的职业，比起写作，她更希望自己长大后做一名播音主持，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
16岁那年，柴静考入长沙铁道学院。读书期间，柴静还在《三联生活周刊》做过一段时间兼职记者，这段经历，坚定了她去往媒体行业的信念。
毕业时，柴静还不到二十岁，她被分配到太原铁路局工作。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这份工作都是众人眼中难得的“铁饭碗”，事少离家近。
可那时心气高傲的柴静，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
于是，柴静向湖南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几个月后，她收到了电视台的邀请，面试通过后，在省广播电台担任文艺频道主持人。
柴静没跟家里商量，递上辞职信的第二天就去了长沙。
彼时的柴静，青春活泼，文艺范儿十足。这档节目堪称为她量身定做。
“今夜音乐响起的时候，浮生已过千山路。”
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夜色温柔》从湘江两岸出发，成为当时大学校园的深夜必修节目。
但初涉职场的柴静，似乎还有更远大的梦想。
1998年，在主持《新青年》期间，柴静通过特招身份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进修，专业是电视编辑。
这段学习经历，对她今后的新闻采访、节目制作都有极大影响。
2000年前后，央视计划吸纳新鲜血液，为深度报道栏目《东方时空》招募主持人。
柴静从一众青年主持人中脱颖而出，加盟《东方时空》，成为当红“台柱”白岩松的左右搭档。
从这时起，柴静甜美知性的形象，开始出现在观众家中的电视荧幕上。
而进入央视第一年，柴静也遇到了她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贵人——陈虻。
当时的陈虻，是《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央视知名出品人。他面试柴静，问对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让你来做新闻，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柴静的回答简单坚定：“我关心新闻中的人。”
这样一句看似简洁的回答，却深深地打动了陈虻。之后，柴静被顺利选入《东方时空》栏目组，开启了她为期13年的央视生涯。
但真正让亿万观众记住她的媒体形象，则要等到2003年。
那年，“非典”弥漫全国，柴静主动请缨，担任央视《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
为了解到更真实的现场情况，柴静深入一线，七次与非典病人面对面交谈，为央视和社会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出去采访前，白岩松给这位小几岁的妹妹交待了两句：
“今天送走你，是为了你明天能更好的回来，你会是中国最棒的主持人之一，但现在还不是，需要磨练。”
SARS疫情之后，柴静勇敢坚定、亲近民众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当年年底，柴静被评为“2003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正式迈入一线记者行列。
此后10年，的确如白岩松所说，柴静在央视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主持人之一。
她走南闯北，深入现场，践行了自己所信奉的新闻理念，关注故事中的人。
她说：“采访是一种抵达”。
只是这种“抵达”，究竟是真相本身，还是新闻当事人的执拗和一厢情愿？
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
从初出茅庐到万众捧爱的女神，柴静的“一姐”之路用了不到10年。
当然，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贵人相助。
除了亦师亦友的陈虻，柴静的成名，还与她身后的两任恋人息息相关。
第一位是知名解说员苏群。
在中传上学期间，柴静通过一次聚会，认识了当时红极一时的NBA赛事评论员苏群。
苏群虽然职级不高，但凭借着一张“名嘴”，在主持界和记者圈广结人脉。一番聊天下来，俩人相见恨晚，几次会面后，柴静和苏群很快走到了一起。
但令人跌眼镜的是，当时苏群已有结发妻子，而且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虽然柴静一方小心保守秘密，但苏群并不满意这种“地下关系”，很快将两人的事告知了家里人。不出意外，全家都反对苏柴两人的关系。
但一向聪慧的苏群，似乎被这段感情冲昏了头脑，执意要和妻子离婚，并劝对方打掉腹中的胎儿。
几个月后，苏群正式对外界公布他和柴静的恋爱关系，并且宣布俩人已经同居。在和苏群交往这段时间，柴静顺利入职央视，并在此后主持和录制了多档重要节目。
而柴静与陈虻的相识，就源于苏群的牵线搭桥。
在参与录制《东方时空》之后，柴静名声鹊起，逐渐在央视内部坐稳了位置。反而是苏群这边，因为离婚风波，事业很快走上了下坡路。
不过，这段感情也很快迎来了尾声。
仅仅一年后，柴静就结识了她的第二任爱人、后来的丈夫——赵嘉。
“非典”之前，央视策划拍摄一个关于珠穆朗玛峰的纪实节目。作为台里的优秀骨干代表，柴静第一时间就报了名。节目方邀请了赵嘉，作为柴静的“御用”摄影师。
出于对摄影的共同喜爱，俩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当然，事情传到苏群的耳朵里已经是后话了。
作为有过劈腿经验的人，苏群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被别人“劈了腿”。这和他前妻的遭遇何其相似。
而在苏群和赵嘉之间，柴静选择了年龄更小、更有魅力的赵嘉。
在媒体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苏群没有筹码，最后成全了俩人的恋情。
但好景不长，仅一年后，赵嘉又因为相似的劈腿剧情，两人宣告分手。
令人意外的是，10年后的2013年，柴赵二人又奇迹般地复合，并且领取了结婚证。
当时，柴静已经怀有身孕，并在14年初从央视离职。离职前夕，柴静远赴美国产子休养，几乎一夜间打破了粉丝贴封的“最穷主持人”的名号。
这一幕，又与后来的董卿何其相似。
过了半年，她留下孩子和保姆，顺着洋流又漂了回来。
新世纪的头10年，是中国经济狂飙的10年，也是柴静事业腾飞的10年。
十年间，柴静参与和策划了《新闻调查》《面对面》《两会观察》《看见》等多档具有标志性的节目。
她参与报道了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北大陆步轩、药家鑫杀人案等多起公共事件，深度采访过张朝阳、俞敏洪、周星驰等一众大咖，成为媒体人争相效仿的榜样。
同时，她和罗永浩、张宏杰、王晓、刘瑜、周云蓬等人互为好友，文章谈吐为众多男人拜服，老罗更是其男中“闺蜜”。有媒体传言，她曾和冯唐之间扯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她形容冯唐是“红旗下的蛋”。她在《*****冯唐》里写他：
“大学宿舍里天天喝着劣质茉莉花茶坐看紫禁城的金琉璃顶鬼火闪动，出了国干了咨询又知道了一张A4纸上写了字能换两万美刀。”
字里行间透出那个年代扯酸弄腐的文艺腔味道。
面对记者的追问，冯唐则轻飘飘回了一句：“柴静是个好姑娘。”
后来，冯唐离了婚，离开了华润与麦肯锡，安心地在他的小四合院里做个诗人。
柴静仍旧保持着旺盛的事业心，在采访现场和名利场之间漂来漂去。
直到那个大厦崩塌的夜晚来临。
雪崩不是由一场雪造成的。
柴静的“崩塌”，早在“赴美风波”的几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2009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气候大会。
中国派出了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作为专家代表，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各国今后应该排放多少二氧化碳，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这次大会期间，丁仲礼与各国代表展开了争锋相对的讨论，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2010年，央视《面对面》邀请丁院士录制节目，柴静作为采访者。
双方围绕“什么才是公平的减排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面对面》柴静对话丁仲礼
柴静站在环保主义者的角度，坚持认为碳排放应该以国家为单位，接受IPCC（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的方案；
而丁仲礼院士则站在国民发展的角度，指出了这其中的利害：
他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借“环保”之名，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手段，结果是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工业革命全过程，完成了资本和财富积累，但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成工业化。
当柴静追问“您理解的公平是什么”，丁仲礼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他将排放权视为发展权、基本人权，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以「人均」为单位才合乎常理，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
为避免产生误解，丁仲礼院士还给出了一组数据：
从1900年起的一百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倍。即使按照IPCC的现行方案，G8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也是中国的2.3倍。
所以，这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份不平等的“条约”。
好比经济下行的当下，公司要下调薪资节流，一个同职位的员工的工资是另一个的2.3倍，本来他之前的薪资就比你高，现在他的没降，反而你到手的钱还越来越少。
既然如此，谁会这么干呢？
令人遗憾的是，柴静并不接受丁院士的看法，反而持续给出了否定质疑的反馈。
她在这里犯了一个看似高级实则愚昧的错误——
她试图将环保的问题上升到关乎全人类存亡的道德问题，而将被采访者的答复看作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
这是典型的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面对主持人的咄咄逼人，丁院士发出了那段经典“拷问”：
“你说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
柴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按照当年的方案，中国现行的排放空间只能维持10年。到2020年以后，中国就需要向西方国家购买排放空间了。
根据丁院士当时的计算，每年所需的排碳花费就超过一万亿人民币。
诚然，从当事人本人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柴静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致力建设“美好家园”。虽然它带有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
但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生存和体面之间二选一，聪明如柴静，不可能不知道怎么选。
柴静的转变，其实早有前兆。
从她毅然从体制内出走，几度向电视台自荐，而后在各大事件中争当“排头兵”；然后又从几段感情里进进出出，低调出国再高调复出……
似乎都证明了她的性格当中，天生带有冒险和反叛的影子。
在信息渠道尚不通畅的时代，柴静在镜头前所展现的独立、知性、谈吐得体的形象，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效仿的典范。
但她所追求的“真理”和“本质”，是否也只是带着滤镜泡泡的个人偏见呢？
从现在来看，时间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比如，《穹顶之下》确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它揭示了当代中国普遍面临的环境问题，唤起了民众对雾霾污染的关注。
但同时，它又对30年来中国在北方的环境治理表现充耳不闻，将矛头指向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企业。
这种“篮子里挑刺”的手法，无疑是片面的归因，也伤害了亿万国人的感情。
其次，除了性格因素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外部舆论环境的变化。
在Web1.0时代，公众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有限，信息获取仍然以纸媒和电视媒体为主，从信息端到接收端，依然存在层层壁垒。
即便媒体网站流行，内容的主导权依然不在“草根”手中， 而是传统媒体和迎合市场的各路明星公知们，所以那几年间，催生出了柴静、高晓松、方舟子、储殷、司马南、郎咸平甚至天才小熊猫等一大批公知大V。
十几年前，这些人往往掌握着信息传播的风向标，影响着公众的思考和舆论走向。
这种情况，直到移动互联网浪潮来临后才逐渐瓦解。
随着自媒体平台兴起，作为观众和读者的网友终于有了表达观点和情绪的渠道，信息来源不再单一，原先被搁置的一些公共议题、热点现象，也被重新拿出来讨论。
柴静的观点，鲁豫的采访，明星的出格言论，地头蛇的落网，娱乐圈地震，校园霸凌，职场潜规则……新一代的网友开始重新为他们投票站队。
当公知大V们开始“怯魅”，角色互换，社交媒体成为了草根网友的“擂台”。
“互联网的记忆比人的寿命还长”，信息的壁垒被逐年击碎，这也是高晓松、方方等“公知”倒掉后，柴静被一些网友反复提及的原因。
当然，除了以上陈述，柴静的“垮掉”仍有诸多因素。潜藏在舆论身后的，还有新兴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对垒和碰撞。
他们擅于利用舆论，把自己的需求包装成大多数人的需求，但并没有切身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然后又习惯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来作观点表达，以图达到教育社会的目的。
然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很难有人能够驾驭得了民意这艘大船。
当初，无数网友将柴静们送上“神坛”，相应的，又有下一批网友将其推下神坛。时代喧哗造物忙，互联网永远不缺神话。
柴静的傲慢，可以理解成精英阶层的傲慢，或者是那个时代的文青的傲慢。
他们或许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哀其民不幸怒其民不争，但却很少愿意低下身子去倾听民众的真实想法。
因为他们并不信任曾经的同胞，只是将其粗暴的归纳为一群乌合之众。
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国家的缺陷、社会的种种弊病，却忘记了查看自己的缺点。
直到他们的伤口开始腐烂。
谢选骏指出：人说“消失的柴静，决绝而惨烈”，我看柴静成了路边的野花——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囶的所有人与事，都如游走的浮云，其实都是不堪一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