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打破了“权力伪造的真相”

《Post-truth|“后真相”的真相》（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6年12月7日）报道：

post-truth 后真相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被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使用post作为前缀的复合词在英语中很常见，通常指某一特定的情境或事件之后，如post-war（战后）、post-match（赛后）等。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前缀的含义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post-national（后民族的，在1945年首次被使用）、post-racial（后种族的，在1971年首次被使用）等词汇，其中的post有了更复杂的含义，表示特定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无关轻重。

根据牛津词典统计，post-truth在2016年的使用率比前一年增长了2000%。考虑到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期间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这种暴增似乎也合乎情理。

中国也不例外。两个月前，一则“公司女员工排队吻老板”的假新闻疯传网络，突显了数字化驱动的“后真相”环境。当然，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这里有一个审查制度下的“前真相”基础。

牛津词典部总裁加斯帕·格拉斯沃(Casper Grathwohl)表示，post-truth或许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而在《纽约时报》12月6日的观点文章《“后真相”时代，谁来定义假新闻？》中，作者则阐述了另一种看法——对假新闻的恐慌让人愈发相信，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但后真相的真相远比字面意义上来得复杂。(But just as with fake news, the truth, if I may still use that word, about post-truth is more complex than many allow.)

假新闻古早有之，“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而在牵涉到当代政治时，事实或者说真相，也只有“在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之内才有意义。”

你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后真相”时代吗？

《后真相时代最大的安全威胁》（伊丽莎白·塞格尔（Elizabeth Seger）2021年3月1日）报道：

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明确了一件事：协调整个社会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

考虑一下公众对疫苗的反应。对世界来说，要战胜冠状病毒，需要大多数人同意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很少有民主政府会强制民众接种。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仍对疫苗问题犹豫不决。如果犹豫的人群太多，我们最有希望摆脱大流行的一个途径就会受到损害。这些人的拒绝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甚至是接种者。

这一直是大流行的主要话题：在不同时期，公共卫生官员和政客试图说服人们做一些对自己和社区都有利的事情，比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很多人这么做了，但有些人对建议比较抵触。关于疫苗和口罩的虚假信息、无效治疗以及新冠病毒起源的毫无根据的谣言，使协调公共行为变得极其困难。

这种对重大世界事件的反应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这预示着我们在21世纪可能面临其他危机，包括未来的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要确保每个人都消息灵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知道如何拯救世界，一个退化的、不值得信任的信息系统也能阻止挽救的进程。

英国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这种变化不亚于对全球安全本身的威胁。术语“国家安全”或“网络安全”较为人所知。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认知安全”。因为如果没有它，社会将失去应对未来最严重风险的能力。

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安全概念，现在有一种新类型需要考虑，即“认知安全”。

如果说家庭安全保证我们财产的安全，金融安全保证钱财的安全，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的安全，那么认知安全就是保证知识体系的安全。

认知安全中的认知一词（Episteme）是希腊哲学术语，意思是“知道”。因此认知安全涉及到，确保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所了解的，能够识别未经支持或不真实的主张，以及我们的信息系统对识别假新闻等“认知威胁”是稳健的。

在报告中，我们探索了有助于在民主社会维护认知安全的潜在对策和研究领域。但在这篇文章中，让我们来看看加剧这一问题，并使社会越来越难以应对紧迫挑战和危机的四种主要趋势：

1. 注意力稀缺

早在13世纪远在欧洲发明印刷机之前，学者们就抱怨信息过载。1255年，居住在法国北部城市波维（Beauvais）的多明尼加·文森特（Dominican Vincent）写道：“书籍众多，时间紧缺，记忆力差”。

不过，互联网使大量难以核实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很难筛选出哪些小道消息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有限的注意力被分散过度了。

丰富的信息以及遭到限制的注意力创造出激烈的“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经济当中，政府、记者、利益集团和其他人必须争夺眼球。不幸的是，虽然有效的策略吸引了人们的情绪和信念，但这些来源并不代表是真相。

2. 过滤气泡和有限理性

注意力经济有着特别令人担忧的后果，即是形成过滤气泡。在这种气泡中，人们主要暴露在自己预先持有的信念之下，相反的观点则被过滤掉。

当面对信息过载，人们自然更愿意关注社区中志趣相投的人，而不是不熟悉的局外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形成并加入一个由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的社区。

过滤气泡的认知结果被称为“有限理性”。如果获取信息是良好推理和决策的基础，那么通过根深蒂固的过滤气泡来限制一个人对潜在相关信息的获取，反过来又会限制一个人的良好推理能力。

过滤气泡可以令不同社区与截然不同信仰相处在一起。

3.对手和轻率粗心的人

发布和获取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但缺点是，同样的技术也使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行为者（个人、组织或国家）故意操纵信息，恶意误导或欺骗信息接受者，他们的错误信念被称为“对手”。对手发动“对抗性攻击”，煽动人们根据误导性或虚假信息采取行动。例如，一个政治竞选活动可能会使用深度造假的视频技术，伪造其他政治候选人的犯罪视频，以操纵选举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另一方面，通过善意或偶然的方式传播错误或缺乏证据的信念的人被称为“犯错误者”。例如，一位疫苗研究人员担心副作用，不信任医疗权威，可能会在一次采访中发表善意但略有些危言耸听的评论，这些评论可能会被转载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引发一场广泛的反疫苗运动。

3.侵蚀的信任

人类进化出了决定何时信任他人的技术。比如，如果一个人被多人所相信，那么我们更有可能相信这个人，我们甚至更愿意相信自己社区的成员——这表明他们与我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也会用肢体语言、声音语调和说话方式来判断诚实与否。这些策略可能会出错，但总的来说，它们对人类很有用。

然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破坏这些策略。例如，过滤气泡让少数人的观点更加明显，而且似乎比实际情况更被广泛相信。虽然公众更容易看到一些少数人的观点，但当有害的极端主义叙述被渲染得比实际情况主流得多时，就会出现问题。

一些技术还劫持了我们的潜意识倾向，让我们在声音模式和肢体语言中寻找诚实和不诚实的迹象。当有人撒谎时，人工生成的语音或深度造假的视频不会受到提示的困扰。

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社区的成员，而不是局外人。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对于那些愿意付出努力的人来说，丰富而均衡的媒体饮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获得。但消息灵通往往是大多数人无法轻易承担的时间和资源的特权。

因此，在应对新冠病毒等复杂挑战时（这些挑战需要及时做出决策并协调广泛的集体行动），重要的是，明智的公共卫生建议和安全疫苗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相信解决方案和提供解决方案的人。

在报告中，我们探讨了如果不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我们把其中一个最坏的情况称为“认知咿呀学语”。这意味着，未来普通民众完全丧失了辨别真实与虚构的能力。虽然信息容易获得，但人们无法判断他们看到、读到或听到的东西是否可靠。因此，当下一次大流行到来时，社会之间不可能合作。这是想法让人不寒而栗——但新冠病毒已经表明，我们比以前想象的更接近这种现实。

網文《后真相》（Post-truth）報道：

后真相（post-truth），网络流行语，外来词，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1]其中，"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 [2]

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把"后真相"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这个词反应了2016年政治领域“高度紧张”的状态。 [1]

发展经过

牛津字典把“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之下，“后真相”一词的使用率急遽上升2000%。

“后真相”的“后”，是因为真实与否已经降低到了次要位置，不同的人群只选择相信符合他们各自偏好的信息。而随着2018 年《卫报》等媒体对剑桥分析公司大规模操控网络舆论的曝光，外部权力肆意介入传播过程并操控网民态度的事实几乎淹没了所有对社交媒体的积极期盼。8000 多万脸书用户的数据被非法获取并导入大数据模型分析，进而根据分析结果投放相应信息以控制人们的情感和行为。“后真相”概念的本意或许会获得些许启发。与“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和“宣传操控”等话题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后真相”并不强调信息准确与否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舆论分裂和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更愿意接受的信息，并将其当做“真相”。可见，问题的关键症结不在于传播过程之中，而在于传播过程开始之前的情绪和立场。 [3]

科瓦奇等学者在《真相》一书中，提出以下六步去识别真相： [4]

第一步，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第二步，信息完整吗? 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第三步，信源是谁/什么? 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第四步，提供了什么证据? 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第五步，其他可能性的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第六步，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引申含义

后真相（post-truth）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1]

引用示例

英国脱欧是2016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主张脱欧的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然而十分有效的口号: “夺回控制权。”英国人不分阶层和代际差异被打动，因为每个人都抱持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并投入国民健康系统的想法。为了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脱欧阵营不惜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合5.1亿美元）。虽然众多事实核查者指出该数字为虚构，依然不妨碍它被刷在活动的大巴上，四处揽票。在英国全民公决结束之际，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美国人会愚鲁到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这个前真人秀明星过于耸人听闻，过于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过于无视真相，难以想象美国人民会把他送进白宫。然而在自我标榜为“脱欧先生”之后，这位喜欢发推特的商业大亨没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请向特朗普总统脱帽致敬！[1]

社会评价

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兴起，但事实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实的坍塌带来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政治辩论乃至民主的危机。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1]

社会影响

2016年，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 [1]

谢选骏指出：人説“后真相”的真相；我看“后真相”打破了“权力伪造的真相”——因爲人們以前所説的“真相”，只是權力壟斷下的刻板印象。現在由於技術的發展和普及，這一壟斷被打破了，所以出現了“后真相”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