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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9日星期五

谢选骏:没有一个华人赌王能够长久


《黄仁勋的豪赌正在获得回报》(2024-06-19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原题:英伟达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


微软和苹果,让开让开。股市的新王者驾到。


标准普尔全球的数据显示,周二,英伟达超越了这两家最知名的科技企业,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它的崛起得益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以及对该公司的芯片——也就是图形处理器,即GPU——需求激增,这些芯片使得创建人工智能系统成为了可能。


英伟达的崛起速度在股市历史上名列前茅。就在两年前,该公司的市值还仅略高于4000亿美元。如今它在一年时间里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逾3万亿美元。


周二,英伟达的股价上涨了3.6%,市值升至3.34万亿美元。微软和苹果双双下跌,收盘落后于这家硅谷芯片制造商。

英伟达的崛起证明了人工智能对全球最大公司的颠覆程度。这项强大技术的崛起首先使微软在今年1月取代苹果,跃升为市值最大的公司,然后又推动英伟达夺得桂冠。上周,苹果公司表示,它也要加入人工智能博弈,并将在今年秋天把这项技术添加到包括iPhone在内的产品中。


早在其他大型芯片公司之前,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押注GPU将是构建人工智能的关键。他对自己的公司进行了调整,以适应他认为将是科技行业下一个大繁荣的趋势。


他的豪赌正在获得回报。据统计,英伟达控制着人工智能系统所用芯片市场的80%以上。它的最大客户经常争夺芯片订单,这些芯片是巨型数据中心运行计算机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而这些客户也在制造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以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没有人能够完全预见或理解这一点,”科技研究公司Futurum Group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纽曼说。“他们发现了这一趋势,顺应了这一趋势,并推动了市场的发展。他们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定价。”


英伟达的崛起让现年61岁的黄仁勋成为了科技界的名人。本月初在台湾的一个电脑展上,索要签名的与会者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位女士要求他把名字签在她的胸部。


该公司的崛起让人想起了互联网泡沫时代的那些巨头,比如思科和瞻博网络,它们制造了运行互联网通信网络的设备。从1990年首次公开募股到2000年,思科的股价上涨了1000多倍,一度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


英伟达市值的增长速度令人吃惊。苹果在2018年8月突破1万亿美元,去年6月才成为首家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的公司。微软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3万亿美元也花了近五年时间。


英伟达的投资者更多是看好它的潜力,而非当前的利润。在截至今年3月的三个月里,微软和苹果均创造了超过210亿美元的利润。在截至4月的最近一个季度,英伟达创造了148.8亿美元的利润,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00%以上。


“数字变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担心:这是可持续的吗?”伯恩斯坦研究的分析师斯泰西·拉斯根说。“如果人工智能的回报不存在,那么整件事就会轰然倒塌。”


自标普500指数于1926年创建以来,只有12家公司在该指数中市值居冠:AT&T、苹果、思科、杜邦、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通用汽车、IBM、微软、菲利普莫里斯、沃尔玛,以及现在的英伟达。


英伟达的崛起得益于其持续超越华尔街预期的能力。上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两倍,达到260亿美元。该公司还预计,本季度的销售额将同比翻一番。


英伟达的产品涉猎广泛,从芯片到用这些芯片构建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软件,再到超级计算机。这些机器有3.5万个部件,配备了该公司的图形处理器,售价为25万美元起。据拉斯根称,英伟达即将推出的一款新型超级计算机售价可能超过100万美元。


“尽管系统的成本在上升,但每一代产品的性价比都在提高,这就是他们一直能卖出去的原因,”拉斯贡说。


华尔街一直在寻找该公司增长放缓的迹象。微软、Meta、谷歌和亚马逊都开发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而传统芯片竞争对手如超威半导体和英特尔也试图通过自己的人工智能处理器挑战英伟达的业务。


但黄仁勋认为,赶上英伟达需要时间。该公司有十年的领先优势,并培养了一大批对它的技术青睐有加的人工智能程序员。


“我们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计算的工作方式和计算机的功能,”黄仁勋在5月份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说,“下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


谢选骏指出:人说“黄仁勋的豪赌正在获得回报”,我看没有一个华人赌王能够长久,王安雅虎皆此类也。没有一个华人赌王能够长久——这是种族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反正不是制度问题。

谢选骏:发现新物种越多,灭绝的物种就越多


《为热爱而追寻生命的人们:发现新物种的他们》(人物 2024-06-24)报道: 


在许多人的想象里,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能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


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心宇说:「在野外,10%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90%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


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


1、


那条五步蛇蛰伏不动时,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


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4-9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


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


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


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心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他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库蚊。驱蚊水不能涂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心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蠓虫则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


罗心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体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藏的第一步。


罗心宇在野外


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心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木虱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木虱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木虱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木虱只有2到3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心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


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窗纱的玻璃纱。罗心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


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心宇因此特制了最长10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力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心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10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除了捕虫网外还有什么稍后再说,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心宇出发了。第一次出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木虱,「挺沮丧」。当时他对木虱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科学工作者,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木虱;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木虱。


「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心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它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木虱,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心宇发现的。


蜡梅叶木虱,若虫


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心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


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E.O. Wilson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E.O. Wilson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


罗心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昆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昆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鼓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鼓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


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脊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


2、


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脊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


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一小时500-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脊蛇。


用捕蛇钳捉住这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脊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脊蛇。


然而,黄色颈纹的脊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脊蛇只有四五十厘米长,身体比一支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脊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脊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


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住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


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一千六七百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9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


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脊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


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今年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ZooKeys》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


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心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与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心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


1、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心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


2、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木虱,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


3、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心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木虱的DNA。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木虱,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心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蝽——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心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蝽时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蝽的气味熏得吐出来。


4、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木虱有严格的寄主专一性,为了记录它们吃什么植物,罗心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木虱,他剪下它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


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诱」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心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木虱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木虱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木虱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


一天下来,罗心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


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心宇通常用木虱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它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木虱,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它命名;有一种木虱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木虱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心宇为它命名「孙氏木虱」。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


罗心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潺槁棘上发现的一种木虱,看它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木虱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木虱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


回到实验室,罗心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潺槁棘木虱。「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木虱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潺槁棘木虱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3个物种,罗心宇为它增添了第4种。


3、


公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心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


李轩昆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


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昆的研究对象从鼓翅蝇科昆虫转向了蜂虻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心宇结伴到野外采集。鼓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心宇抬头扫树枝,李轩昆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


「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鼓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鼓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心宇一样,李轩昆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


到澳洲研究蜂虻,李轩昆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蜂虻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


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昆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


李轩昆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昆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一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


「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昆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虻,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虻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昆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Night King)为它命了名。


还有一次,李轩昆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虻很重要,想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blue mountain」,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昆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


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昆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蜂虻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蜂虻。「那个开心惊喜」,把蜂虻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昆发现了6个蜂虻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蜂虻属的1/3,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蜂虻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蜂虻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蜂虻,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


但令研究者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昆、罗心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心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澄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


得知罗心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昆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心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木虱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见过有人(像罗心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 罗心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潺槁棘木虱,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罗心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空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木虱,「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昆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


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昆「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


罗心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心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


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心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


罗心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谢选骏指出:人说“为热爱而追寻生命的人们:发现新物种的他们”——我看“发现新物种越多,灭绝的物种就越多”——这就是欧洲文明对于人类的主要贡献之一。而生物学家们,其实就是生物世界的刽子手。


2024年8月8日星期四

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


《艺术大师与赝品的伪造者之间的战争》(红楼一角  2016-11-21)报道:


艺术大师与赝品伪造者有时只是一步之差。近日,艺术史学家诺亚·查尼(Noah Charney)在其新书《伪造的艺术》(The Art of Forgery)中记录了艺术品伪造者如何瞒天过海,把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案例。这其中也不乏有历史上的艺术大师,此书中,诺亚·查尼就揭示了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在成名前参与制作赝品的经历。

在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otti)成名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市场上最具价值的雕塑是古罗马大理石雕。不少传记都记载,即使像米开朗基罗那样伟大的艺术家都可 能在当时卷进人为造假风波之中去亲手伪造古罗马大理石像。然而,这并没有对其声誉造成影响——事实上,把伪造的大理石雕像成功卖出反倒为其艺术生涯增光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米开朗基罗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创作天赋已经比肩其古罗马前辈。


米开朗基罗的第一本传记由著名历史学家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撰写,书中写到“他极具天赋……但与其才华相比,(米开朗基罗)粗鲁野蛮的性格却导致其私生活给人难以置信的狭隘鄙陋之感。”据乔维奥记 载,1496年年仅21岁的米开朗基罗雕刻了大理石作品《睡着的厄洛斯》(Sleeping Eros),他将其打磨伪造使之看上去像古代真迹一样。这座雕塑以假乱真出售给了红衣主教拉菲尔·瑞阿里奥(Cardinal Raffaele Riario),罗马早期文物的收藏家(他本来应该很懂古罗马文物的真伪的)。


当瑞阿里奥后来发现自己买的是仿品时,他将雕塑退还给了当初卖给他的中间商巴尔达萨雷·德·米兰尼斯(Baldassarre del Milanese)。然而,就在瑞阿里奥买回这个作品并意识到自己被骗期间,米开朗基罗已经从那个21岁时不为人知的艺术家一跃成为罗马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了——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令他一举成名的佳作——那座伫立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中的大理石雕《哀悼基督》(Pietà)。因此,德·米兰尼斯也自然很乐于接 受从瑞阿里奥手中退回的米开朗基罗作品,并毫不费力地将它再次倒卖出去。而这一次,该雕像则光明正大的以米开朗基罗手迹的标签被出售。


不管被当作是一个恶作剧以彰显其作品和前辈们一样出色,还是出于某种具有犯罪意图的原因,米开朗基罗的造假似乎并没有触怒《睡着的厄洛斯》的最初买家。红 衣主教瑞阿里奥竟成为了米开朗基罗在罗马的第一个主顾,他于1496及1497年委托其另外雕刻了两件作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成功愚弄了那些自认是专家 的人并不总是令人恼火的事——它也可能使造假者得到专家的喜爱,成为一世大家。


瑞阿里奥买到了《睡着的厄洛斯》并误认为它是古罗马时期的大理石雕像。然而我们无法通过此事确定米开朗基罗创作该作品是的初衷,因为许多16世纪的传记众说纷纭,到底是米开朗基罗造假还是巴尔达萨雷·德·米兰尼斯欺骗性销售,这一问题始终没有统一的说法。


尽管米开朗基罗可能参与造假这一丑闻也许令人 惊讶,但《睡着的厄洛斯》并不是其唯一的伪造作品——事实上,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的仿品远不止这一件。著名传记作家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写到:“他也模仿古代大师的画作,用烟熏画纸、并将其染色,使其具有遥远的年代感。加之其以假乱真的绘画技术,人们很难区分真迹和赝品孰真 孰假。因而,他也经常自己把真迹保留下来,用亲手伪造的仿品替代原作归还。”


没有人知道还有哪些作品卷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这场偷梁换柱的造假风波,但这个故事似乎能让我们深入走进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内心,有些时候,天才艺术家和罪犯只有一步之差。


花园小屋里的造假者


2007年11月16日,失意的当代艺术家肖恩·格林哈尔希(Shaun Greenhalgh,生于1961年)因艺术犯罪史上一起空前的造假案而被定罪。而因带头并协助销售肖恩伪造的赝品,他耄耋之年的双亲奥利芙 (Olive)和乔治(George)也一同被定罪。据悉,这家人在17年间通过伪造120多件艺术品赚取了至少82.5万英镑,愚弄了包括佳士得、苏富 比和大英博物馆在内的诸多艺术机构及专家学者。伦敦警察署担心至少仍有100多件其仿制品散落在外被视作真迹。


大多数造假者都擅长专门伪造一个艺术家或某一 历史时期特定风格的艺术作品。格林哈尔希则擅于伪造古埃及时期的雕塑、18世纪的望远镜、19世纪的水彩画以及20世纪中期的芭芭拉·赫普沃斯 (Barbara Hepworth)雕塑作品。格林哈尔希一家最终因为一个小疏漏而败露:在试图伪造一件古代亚述人的浮雕作品时,他们拼错了几个楔形文字单词。


肖恩·格林哈尔希在英国波尔顿的一个贫困区长大。虽然他没有受到过正规的艺术训练,但他身为技术制图老师的父亲乔治却很鼓励他,并希望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专业画家。然而,在多次被画廊无情的拒绝之后,肖恩觉得没人认可他的艺术才能,从而对艺术界产生了怨念和抵触。


为了帮助肖恩报复艺术界——同时也补给他们微 薄的收入——格林哈尔希一家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通过在文物源头上制造陷阱的方式帮助肖恩出售仿造艺术品。这家人从老式拍卖会上挑选出比较晦涩模糊的图 录,并选取了许多语义含糊的词语,如“古董花瓶,可能是罗马时期的”。而肖恩则根据这个描述伪造作品,对其人工老化从而使其与拍卖图录中已有的文物相匹 配。随后,专家会被他们眼前的仿造艺术品所吸引,并为这些眼前的伪作寻找古老的依据。


可靠的拍卖图录依据以及专家们对于发现新的文物资讯抱有的过度热情令他们轻易相信肖恩仿品的真实性。也正是因此,使得肖恩家的骗局屡试不爽。这场骗局的点睛之处在于肖恩那坐轮椅的父亲——乔治的表演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爱而有魅力的残疾人,他将仿造的赝品拿给专家们过目,声称该作品在他的家族中世代相传。


乔治从不说明该物品是什么,但他会给出藏品来源的暗示——这条线索会引导专家对过去的重要发现进行考察,最终找到物品的“真实”出处。在此期间,专家有足够的空间来得出各自的结论——他们被肖恩一家玩弄于股掌之中,还自欺欺人的为面前的作品寻找有确凿依据的出处。


因而,相比肖恩伪造艺术品的技术和才能,真正具有欺骗性的应属这一家人天衣无缝的欺诈陷阱。用肖恩自己的话来讲,他“只是在花园后的小屋里进行加工制作而已”。


肖恩·格林哈尔希及其家人的故事代表了另一类 造假者的例子: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都没有得到艺术界的认可,因而转过来通过造假来企图愚弄艺术界从而实施报复行径。正如伦敦警署的侦探警官伊恩·劳森 (Ian Lawson)所言:“肖恩的行为起源于对艺术界的怨恨,造假并蒙蔽专家而得到认可也是为了证明他们能够做到。”


然而,与其他造假者不同,肖恩并不将其造假经历和牢狱生活当做噱头在出狱后大肆面对媒体引发关注,他在2011年刑满释放后拒绝任何采访,采取了回避媒体的态度。


对于那些被艺术界疏远的人们来讲,肖恩是一个平民英雄。谋取利益并不是这个家庭的伪造赝品的主要动机:肖恩一家一直过着相对贫穷的生活,除了正常工资外,他们很少动用非法手段谋取的收入。当被当时的 艺术品及古董部门主管弗农·拉普雷(Vernon Rapley)问及他们为何选择把那么多钱存在银行而自己却过得那么清苦时,肖恩坦率的说到,“在我的衣柜里已经有5双全新的袜子了,那我还想多要些什么 呢?”肖恩的故事再次向艺术界证明,在一系列精心构思的陷阱布置下,他的艺术技艺已成功地超越了那些业界行家的鉴赏力。


无论是精湛技艺的仿造者最终变成历史著名的一代大师,还是通过艺术品造假而走向牢狱的平民艺术爱好者,成功和失败仿佛总是一步之遥。《伪造的艺术》一书将讲述更多关于艺术品仿造的历史故事。


谢选骏指出:仿冒他人作品的人说他热爱艺术,其实他是热爱艺术品。“伪造的艺术”,其实也只是“伪造的艺术品”。


《近期艺术界最臭名昭著的9大赝品丑闻》报道:


藏家和博物馆最担心的是什么?莫过于他们珍藏的价值连城的作品被发现是赝品。不过,即便有着诸多的专家对这样的事情进行防范,市场上依然在不断出现顶着价值连城的帽子的仿品。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市场,艺术史当中充满了这样高规格的欺诈案,比如充满传奇色彩的汉·凡·米格林(Han van Meegeren),这位疯狂的画家发明了一套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像是古典主义大师的方法,并在1930-1940年代期间将自己的仿作以维米尔的名义卖给了纳粹头子Hermann Göring。虽然现在的专家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作品是有问题的,但是凡·米格林在当时受审时,不得不现场再画一幅维米尔“新作“,以证明自己并没有将那件无价的原作卖给了纳粹。


最近一段时间里,艺术圈经历了自凡·米格林以来最令人震惊的造假案。这次古典大师的造假案牵涉的范围还不得而知,但是苏富比已经向一位买家出价1000万美元回购2011年通过伦敦经纪人马克·怀斯(Mark Weiss)私洽销售的一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肖像作品。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位于自马萨诸塞州Williamstown的 Orion Analytical公司对这件作品进行了调查,在画布上发现了现代材料,证明了这是一件伪作。


还有其他一系列作品涉及到了案件当中,其中包括来自列支敦士登王子收藏的一幅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作品。3月,法国警方在Caumont Centre d‘Art对其进行了扣押。一幅同样由怀斯售出的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青金石绘画、以及一件帕米贾尼诺(Parmigianino)也涉嫌造假。据说,高达25%的古典大师油画都涉及到此案。


所有的油画似乎都来自于同一个人——一位不知名的藏家经纪人纪奥拉诺·鲁菲尼(Giulano Ruffini)。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证明文件,但是都宣称来自于法国的市政工程师安德雷·伯尔利(André Borie)。鲁菲尼坚持说自己从未说过这些油画是真品,是那些急着想发财的经纪人们一直在宣称这些是来自古典油画大师的原作。


艺术界很快就发生了骨牌效应,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真蒂莱斯基(Gentileschi)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帕米贾尼诺作品突然出现在了展厅。在经过法国研究与修复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鉴定之后,巴黎的罗浮宫称这件哈尔斯作品为“国家瑰宝“,并曾经一度发起过筹款活动来购买这件作品。


这一事实证明,长期以来作为鉴定古典油画的金科玉律的专家鉴定——他们不依赖科技手段,而是凭经验断定作品是否出自大师之手——不再可信。


也许最让人但是的是,无法统计有多少伪作依然在招摇过市,专家和公众们都在以对待原作的态度来欣赏他们。沃夫冈·贝尔特拉齐(Wolfgang Beltracchi)、马克·兰蒂斯(Mark Landis)这些当代造假大师的作品都已经渗入了众多的美术馆收藏。2014年,瑞士美术专业学院(Fine Art Expert Institute)推测,市场上流通的作品有一半是伪作——大家很快对这个数字进行了质疑,但是这依然让人不安。


在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同时,artnet新闻收集了近年来最为著名的一系列造假案件以供参考:


来自长岛的不知名艺术经纪人格拉菲拉·罗萨尔斯(Glafira Rosales)、她的男朋友、以及他的弟弟聘请了皇后区的中国艺术家钱培琛来制作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罗伯特·马瑟维尔(Robert Motherwell)等人的作品。造假案件被曝光之后,诺德勒(Knoedler)画廊在2011年闭门歇业,但是依然坚持说自己相信罗萨尔斯的说法,这些作品是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由艺术家们直接卖给匿名藏家“X先生“的。


不管画廊是否参与了骗局(今年早些时候,诺德勒庭审引发的争议之一就是,在画廊主席安·弗里曼出庭作证之前案件就达成了和解),他们还是以8000万美元的天价卖出了一堆废物,并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官司。


即便持有原作也不能掉以轻心。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Uzbek State Art Museum)就发现,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馆藏的作品被自己的雇员有系统的倒卖,其中至少有3人被定罪。


有25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文艺复兴大师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俄国现代艺术大师维克多·乌菲姆瑟夫(Victor Ufimtsev )以及亚历山大·尼克拉维奇(Alexander Nikolaevich)都是被工作人员掉包。这些雇员们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将这些作品卖给了黑市。


2011年,爆出了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造假圈至今依然让大家心惊胆战。荷兰的贾科梅蒂造假者罗伯特·德里森(Robert Driessen)通过造假赚得了800万欧元,他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制作了成千上万的青铜伪作。2015年,他的案件再次登上了头条:当时的一个德国经纪人想把其中的一件伪作卖给一位卧底的探员。


造假案也没有放过土耳其安卡拉的国家艺术与雕塑博物馆(State Art and Sculpture Museum)。在2005-2009年间,博物馆的官员与罪犯联手,共盗取了馆藏的302件藏品。这次案件在2012年被曝光,当时博物馆发现有46件作品被赝品掉包。其他的30件藏品也引发了怀疑。因为一位匿名线人的线报,这个案件在2014年水落石出。


密歇根的经纪人埃里克·伊安·霍纳克·斯普奥茨(Eric Ian Hornak Spoutz)使用各种手段制作了假文件,售卖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等诸多艺术家的多件仿品。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在eBay上完成的,所以斯普奥茨的罪名是网络欺诈。


他甚至还混入了史密森尼博物院(Smithsonian),这家机构有6件馆藏作品来自于斯普奥茨。


西班牙警方在2015年一月破获了一个涉及到胡安·米罗(Joan Miró)、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以及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作品的造假团伙。这个行动名为Operación Mirones (偷窥行动),耗时半年。官方在2014年7月首次注意到有赝品流入国内,但是没有大肆宣扬,而是选择密切监视,放长线钓大鱼。


调查发现,一个位于萨拉戈萨的艺术经纪人通过造假将这些伪作以数十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在突击逮捕的时候,他们发现了9件伪作。


这个案件有点非同寻常,韩国艺术家李禹焕(Lee Ufan)在韩国艺术经纪人Hyeon 宣称13件作品涉嫌是伪作的时候,认定其出自自己的手笔。首尔警方在2月开始了调查,并说Hyeon 在6月被起诉以来,共有多达50件作品涉嫌是伪作。


不管如何,李禹焕对证据不以为然,称“艺术家可以一眼就认出自己的作品。“


6月,巴黎著名的Kraemer Gallery的古董经纪人劳伦特·克莱默(Laurent Kraemer)、以及椅子专家比尔·帕洛特(Bill Pallot)被逮捕,罪名是涉嫌以170万欧元向凡尔赛宫出售四张假冒古董靠背椅。这些被称为“国家珍宝“的椅子据说是路易斯·德拉诺伊思(Louis Delanois)1769年为凡尔赛宫的起居室制作的13张椅子的一部分,它们属于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位情妇杜巴丽夫人(the countess du Barry)。


问题是,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椅子超过了12张(第13张是为国王制作的特别大的版本,据说已经丢失)。克莱默画廊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撤出了9月在巴黎举办的古董双年展(Biennale des Antiquaires)。


法国艺术家奥兰(Orlan)在美国流行歌手Lady Gaga的 2011年热门歌曲“生来如此“(Born This Way)MV发行之后对其起诉,告她侵权,但是最终输掉了官司。奥兰指出,MV与她在自己的脸上增加假颊骨的作品《Bumpload》(1989)、以及将斩首的头颅放在桌子上的作品《Woman With Head》(1996)有很多类似之处。在输掉了案值3170万美元的官司之后,奥兰被法庭宣判向这位歌手以及她的唱片公司支付2万欧元的赔款。


谢选骏指出:人说“近期艺术界最臭名昭著的9大赝品丑闻”——我看这些赝品的出现,是因为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


《10件著名的假古董和买下它们的冤大头》(科学人 2016-02-26文/Maria Trimarchi)报道:


古董的鉴定也在于观察其细节。不管是在资产拍卖会上和古董店里瞎逛的菜鸟,还是配备了碳-14测试装备满腹经纶的专家,要辨别出假古董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儿。本文总结了10件著名的伪造品和那些被假货坑了的冤大头不得不说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看亨利福特博物馆是怎么发现,“布鲁斯特椅”和“大布鲁斯特椅”之间不是仅有一字之差的。


第10名:布鲁斯特椅


“布鲁斯特椅”特指17世纪中期新英格兰制造的一种风格极为罕见的椅子,它得名于威廉•布鲁斯特,此人在历史上地位不凡,曾在美国第一份宪法《五月花号公约》上签名(见上图)。图片来源:Three Lions/Getty Images


1970年,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的亨利福特博物馆购入了一把椅子。据说,这把椅子曾为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所用,此人是1620年开拓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一位先驱。


事实上,这把椅子并不是产自17世纪的古董。它诞生于1969年,是一位名叫阿尔芒•拉蒙塔涅(Armand LaMontagne)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制造并做旧的。这把椅子被拉蒙塔涅戏称为“大布鲁斯特椅”,由新砍下来的橡木做成(这种木材干了之后会变弯),上面所用的木钉也跟17世纪的极为相似。不过,这把椅子的真正由来在一场口角之后遭到了怀疑——一位古董商人因质疑拉蒙塔涅的背景而怀疑起了椅子的真实性。


最后,拉蒙塔涅把假椅子送掉了,并在此后多年对这件事闭口不提。1975年,他听说亨利福特博物馆以为他做的这把椅子来自于新英格兰时代,为此花了9000美元将其买入。到了1977年时,这件事已然众人皆知——经X射线测试,亨利福特博物馆的布鲁斯特椅是个用现代工具做出的冒牌货。


亨利福特博物馆到现在都还展示着这把椅子——当然,是出于教育意义,而不是历史意义。


第9名:贝尔宁格教授的骗子石头


贝尔宁格信以为真的假化石。出自他于1767年发表的《Lithographiae Wirceburgensis》。


德国维尔兹堡大学贝尔宁格博士是一位医学教授,却对化石有着特殊的热爱。1725年,贝尔宁格博士碰到了或许是本世纪最牛的化石——3个年轻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石头,并提出可以卖给贝尔宁格——每块石头上都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诸如动物、鸟类、昆虫、天文物体以及希伯来文字。贝尔宁格买下了这些石头。之后几个月,他又从这些小伙子们手上购入了许多被陆续挖掘出来的石头。1726年,贝尔宁格发表了一篇名为“Lithographiae Wirceburgensis”的文章,其中详尽地记录了他收集的204块石头,并提出了好几个关于它们来源的理论。


其实,这些化石的来源可没那么复杂,它们只是些伪化石而已,被人工雕琢后,作为恶作剧卖给了贝尔宁格。


第8名:希特勒的日记


最后一份假希特勒日记在2004年的一场拍卖会上被一位不知名人士以6500欧元的价格买下。


1983年4月,德国的新闻周报《Stern》的驻伦敦记者格尔德•海德曼(Gerd Heidermann)入手了一批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据说,这些日记来自1932年-1945年间,在东德一场坠机事故的现场被发现,随后它们便被隐藏起来了。


《Stern》花了大约600万美元将这批日记买入,并打算跟伦敦的《星期天泰晤士报》联合发表。《泰晤士报》与《新闻周报》为了鉴定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请来了一批专家。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认为它们是真的——至少笔迹是真实的。然而,当《Stern》把日记公开之后,其中的蹊跷也就越来越明显了。其实,这些笔记是在近几年伪造出来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历史性的错误,文本上的“历史痕迹”也不过是茶渍而已。而且,鉴定了该文件真实性的那位“历史学家”根本不认得德语。尽管这些日记的确来自德国,它们跟希特勒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些日记是海德曼从一位名为康拉德•卡尧(Konrad Kajau)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伪造家)手里买来的。


第7名:阿马纳公主


由于许多博物馆迷们都热衷于有关图坦卡蒙国王的文物,一座他家人的雕塑——如果是真的——能给任何博物馆带来巨大的客流。


2003年,经大英博物馆和佳士得拍卖行鉴定,古埃及图坦卡蒙国王之孙——阿马纳公主的雕像为真品,是3300多年前完成的。同年,伯顿博物馆买下了这座雕塑。展出不久后人们便发现它是赝品。公主的雕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古董——她的出生地不是古埃及,而是英国大曼切斯特郡伯顿市。肖恩•格林哈尔(Shawn Greenalgh)在他父母的棚子里完成了这座雕塑,他与父母一起制作并贩卖假古董已经17年,并通过这个赚了不下100万美元。


格林哈尔因诈骗和洗钱获刑4年,他的父母也因串谋诈骗被判了缓刑。


阿马纳公主雕像现在归伦敦警察厅所有,曾在伯顿博物馆一次赝品展览上展出。


第6名: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


凡•米格伦伪造的古董名扬天下,荷兰的凡•布宁根博物馆在2010年曾专门展出这位赝品大师的作品。


荷兰画家汉•凡•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以伪造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而闻名。在他伪造的众多作品中,声名最为远扬——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是《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


凡•米格伦本身是一位优秀的画家,即使在这些伪造的画作以“早期大师精选”的名义卖出去之后,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它们其实出自自己之手。他的作品《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大约诞生于1936年,在1937年就通过了历史学家亚伯拉罕•布雷德休斯(Abraham Bredius)的鉴定测试——在为期两天的鉴定工作后,布雷德休斯确认这是一幅完好的维米尔真品。这件事曾在《柏林顿杂志》上登出。


跟当时许多凡•维米尔的仿制品一样,这幅《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卖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价格。以现在的金钱换算一下,他当时通过伪造维米尔赚了大约3000万美元。这些假维米尔直到1945年才被发现。当时,纳粹党领袖赫尔曼•戈林买下了《通奸的女人》,当局顺藤摸瓜,抓到了凡•米格伦。不过,他被抓的理由非常有创意——不是因为造假,而是因为通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证词中坦然承认了自己制造《以马忤斯的耶稣和门徒》以及其他假画的事实。


第5名:都灵裹尸布


图为于2013年3月30日在都灵大教堂被展出的都灵裹尸布。尽管裹尸布的真假到目前尚无定论,对于许多天主教徒来说,这件古董依然有着非凡的宗教意义。


都灵裹尸布是一块引起了长达数世纪争议的布。它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有着神圣的意义——据说,它在耶稣下葬的时候包裹过他的尸体,上面还留有他的面容。不过,除了虔诚的信仰之外,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1988年,通过碳-14年代测定,这块布上的纤维来自于中世纪。这个结论向科学界证明了这块所谓的裹尸布是伪造的,它并不来自耶稣受难的时期。


然而,2005年,发表于《国际热化学学报》的新研究发现,裹尸布其实来自于1300年到3000年前。这个结果比之前1988年测定出的1260年-1390年早出许多。据说,这个错误被归因于1988年的碳测试只鉴定了布上的一小块布料,而不是整块裹尸布。


尽管裹尸布的真假之谜到现在都莫衷一是,哪怕在1988年的伪造风波之后,都灵大教堂仍然时不时会将其展出。2013年,都灵裹尸布曾在电视上露面,而它上一次被公共展出则是1973年的事情了。


第4名:圣母圣子与天使


2010年,伦敦国家美术馆发现他们收藏的一幅15世纪的油画是假的。


《圣母圣子与天使》曾被当作画家弗朗西斯科的早期作品,于1924年被伦敦国家美术馆购入。1954年,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出现在了伦敦的一个拍卖会上,以至于两幅画的真实性都受到了质疑。1988年,在拍卖会上的那幅画被验为真品后,伦敦国家美术馆开始仔细研究起自己收藏的这一幅。


后来,他们发现这幅画并非古董,它更有可能是来自19世纪的作品,而不是之前估出的1490年。归功于现代科学测试技术,相关专家发现了好几处纰漏,其中包括在文艺复兴时代尚未出现的一些颜料,以及颜料层下方用15世纪还没有的石墨铅笔勾勒出的轮廓。画上涂过树脂,而树脂的裂纹也是人为造成的,而这些都让这幅画看上去年代久远。


第3名:野生的印第安人


多梅内克误将一个孩子的鬼画符当做了美国土著的符号。


以马内利•多梅内克(Emmanuel Domenech)是一位在1846年去到了美洲的法国传道士。1848年,他成为了德州圣安东尼奥的天主教神父,其后在美国西南部以及墨西哥传教,直到于1850年回到法国。他出版了一些关于印第安土著文化以及讲述他在美国传奇经历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美国图像记录暨红皮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研究》的书中,他解释了一批符号和简笔画的意义,这些符号是巴黎阿斯纳图书馆的一个馆员给他看的。


多梅内克认为,这份被他称为《野生印第安人》的资料在美国土著文化中意义非凡。然而,这些符号被公开之后,很快便有人指出,这不过是一个德国小孩随意画下的图案而已。


第2名:君士坦丁献土


尽管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是伪造的,这份“赠予”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的礼物却意义深远。它常常成为艺术品的主题,比如这副绘于意大利罗马四旬道堂里圣西佛斯小堂中的壁画。


君士坦丁献土(Donation of Constantine)据说是一份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书写的法令,要把西罗马一带的部分土地——也就是今天的北意大利——赠给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作为答谢教宗治好他麻风病以及把他转入基督教的礼物。


事实的真相跟所谓的馈赠相去甚远。这些于756年归教宗所有的土地很可能是通过教宗史蒂芬二世跟矮子丕平的交涉所得,无非是教会跟法兰克帝国之间的政治游戏而已。


1440年,君士坦丁献土被指为是伪造的。洛伦佐•瓦拉指出了文件中的几个客观错误,比如其中提到了几座当时并未建成的庙宇,以及君士坦丁其实从未患过麻风病的事实。天主教会承认了法令是伪造的,并于1929年将相关土地归还给了意大利。


第1名:盖提库洛斯


图为2011年4月18日正在参观加州马里布盖提别墅博物馆的游客,他们正在欣赏一座很可能是伪造的雕塑。


“库洛斯”特指年轻人的裸体雕像。这个直立的少年有两米高,双臂侧放,左脚向前,目光直直望向前方。位于美国加州马里布市的盖提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于1980年看上了这座希腊库洛斯,据说花了近1200万美元将其购入,而这座雕像有可能是个赝品。


博物馆是在1985年买进此雕像的,卖主是一个来自巴塞尔的艺术品商人。在买入它之前,盖提博物馆花了两年时间做鉴定。它理应是希腊古风时期的作品,但问题在于,盖提库洛斯身上的一些特征让鉴定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学者、艺术商人和科学家都曾试图解释过这个谜。


科学上来说,这座雕像看起来确实像是出自元前6世纪末期的雕塑家之手。譬如,雕像所用的石头是来自萨索斯岛上古老的大理石,并且,雕琢的痕迹也跟古风时期所用的工具相符。然而,人们无法辨别石头表面的脱白云化(石头表面的老化方式)是否人为造成。其次,在当时选择用这种大理石作为材料也显得有些可疑。从风格上说,盖提库洛斯就显得有点奇怪了,它像是一个把不同时期的风格东拼西凑所做出的产物,而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另一座已经被鉴定为赝品的库洛斯身上。


在这座雕像的真假之迷被解开之前,盖提库洛斯的简介卡上特别说明道:这座雕像有可能来自公元530年,也有可能是1980年左右造出的赝品。


(编译自:How Stuff Work,10 Famous Fake Antiques and the Suckers Who Bought Them)


谢选骏指出:人说“10件著名的假古董和买下它们的冤大头”——这些冤大头,不是热爱艺术,而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如果真正热爱艺术,假货也就是真货了。

爱因斯坦是个老巫婆吗


《科学,伪科学?印度学者质疑爱因斯坦理论》(BBC 2019年1月7日)报道:


一位印度科学叫称,牛顿与爱因斯坦都错了,引力波应该改名为“纳伦德拉·莫迪波”。


近日,几位印度科学家在一次重要科学会议上提出离奇主张,引起了众多印度同业者的猛烈抨击。


在一年一度的印度科学大会(Indian Science Congress)上,一些学者否认牛顿与爱因斯坦的发现,同时声称干细胞研究是古代印度教徒的发明。


本届印度科学大会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主持。


最近几年来,印度神话和以印度教为基础的理论在印度科学大会议程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印度学界表示,本次大会上的言论比以往更加惊人。


会上,印度南部安得拉大学(Andhra University)校长拉奥(G Nageshwar Rao)以一份古老印地文本作为证据表示,干细胞研究早在数千年前便已在印度出现。他还称,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的一位魔王在今日斯里兰卡境内拥有24种飞机和一个降落线路网络。


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某大学科学家克里希南博士(Dr KJ Krishnan)在大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牛顿与爱因斯坦都错了,引力波应该改名为“纳伦德拉·莫迪波”。


据报道,克里希南称牛顿没能“理解引力排斥力”,而爱因斯坦的理论则是“误导性的”。


有批评人士表示,虽然古老的文本仍然宜于阅读,但声称其中蕴含科学道理十分荒谬。


印度科学大会协会称,对这些言论表示“严重关切”。


“我们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也与他们的意见保持距离。这十分不幸,”印度科学大会协会秘书长马图尔(Premendu P Mathur)向法新社表示。


“对那些负责任的人来说,这种言论十分令人担忧。”


去年,印度初级教育部长萨蒂亚帕尔·辛格(Satyapal Singh)在一次工程界颁奖典礼上表示,飞机最早是在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中出现的。辛格称,飞机最早是由是印度人希夫卡尔·巴布吉·塔尔帕德(Shivkar Bapuji Talpade)成功发明的,比怀特兄弟早8年。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曾在孟买一家医院向众多医生和医护人员表示,印度教象头神(Ganesha)的故事表明,古印度便已有整容手术出现。在印度教神话中,象头神是一位头为大象头、躯干为人身的神。


2017年1月,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教育部长曾表示,理解牛的科学意义十分重要,因为牛是世界上唯一既吸入又呼出氧气的动物。


《伪科学从边缘走向主流》

比斯沃斯(Soutik Biswas),BBC驻印度记者


印度与科学的关系有些复杂。


一方面,这个国家曾经培育过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比如希格斯玻色子便是部分根据印度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同代人萨特延德拉·纳特·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命名的。此外,粒子物理学家阿修科·希恩(Ashoke Sen)还曾获得过基础物理学奖(Fundamental Physics Prize),这是当今世界奖金最高的物理学奖项。


但与此同时,印度也有用神话取代科学的历史,由此诞生了伪科学这种边缘文化。


很多人相信,自从莫迪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党印度人民党(BJP)执政以来,伪科学已经从边缘转向主流。


莫迪在2014年便已开始营造这种气氛。当时他表示,数千年前印度已有整容手术,引起一片哗然。


本届印度科学大会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主持。


莫迪的很多部长也追随这种主张。印度的顶级科学峰会也开始邀请有类似主张的民族主义人士参加。


这种说法通常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辉煌的印度教的过去,以便支持宗教民族主义思想。印度人民党和他们态度强硬的盟友们长期以来混合各种宗教和神话,以推广政治化印度教和民族主义。批评者指出,在这种操作手法中加入科学只会助长伪科学,侵蚀真正的科学。


正如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所指,如果想要国家进步,与其花时间展示5000年前祖先在科学、数学及文学上领域取得的成就,不如让现在的人们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时间投入。


谢选骏指出:印度教是一种基于雅利安神话的原始宗教,在莫迪总理的个人崇拜之下,已经成为现代邪教了。


《爱因斯坦手稿重见天日,谈了科学困惑与纳粹崛起》(2019年3月8日 BBC)报道:


在一份手稿中,爱因斯坦承认在努力了50年后,他依然不理解光的量子特性。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披露了一批爱因斯坦的手稿,其中许多是首次公开展出。


为了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这批手稿在该大学进行展出。


这批手稿包含超过110份新文件。这位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留下的诸多与科研相关的手稿,从未出版,甚至也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


手稿由克罗恩-古德曼(Crown-Goodman)家族基金捐赠,该基金从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私人收藏家处购得。


这批手稿中包括爱因斯坦关于统一论的文章附录,这份文件从1930年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称,这份目录曾被认为丢失了。


新披露的其中一份手稿是爱因斯坦写给另一位科学家贝索(Michele Besso)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承认,经过50年的努力,他依然不了解光的量子特性。此前,他曾花了30年时间希望用一个理论来统一解释自然界的各种力。


这批手稿将纳入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与馆中包括奖章、学位证书,以及照片在内的八万件物品藏于一处。


这批手稿将纳入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与馆中包括奖章、学位证书,以及照片在内的八万件物品藏于一处。


还有一些手稿,揭示出爱因斯坦曾表达对德国纳粹崛起的担忧。


1935年,爱因斯坦在写给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的信中称,“即使在德国,事情也开始渐渐发生变化。我们只希望不会迎来一场欧洲大战。”


这批手稿将纳入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与馆中包括奖章、学位证书,以及照片在内的八万件物品藏于一处。


爱因斯坦是该大学的主要创建人,并捐赠了他的个人物品和科学笔记,成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


档案馆的学术总监根弗兰德(Hanoch Gutfreund)称,“在希伯来大学,我们很骄傲这里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知识遗产的永恒之家。”


2017年,一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写的信以29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在信中他就宗教的概念进行辩驳。


谢选骏指出:人说“新披露的其中一份手稿是爱因斯坦写给另一位科学家贝索(Michele Besso)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承认,经过50年的努力,他依然不了解光的量子特性。此前,他曾花了30年时间希望用一个理论来统一解释自然界的各种力。”——我看爱因斯坦想要建立了一个“万灵的科学”,其实那只能是一个“万零的理论”;结果却使得爱因斯坦成了一个“一通百通”的老巫婆。


《爱因斯坦的女人与相对论鲜为人知的纠葛》(2018年11月21日 BBC)报道:


一提起爱因斯坦,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现代物理学之父,相对论的创始人以及诺贝尔奖得主。


但如果说起米列娃·马利奇或许就鲜为人知了。


米列娃·马利奇·爱因斯坦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她是塞尔维亚人,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


她与爱因斯坦相识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米列娃当时是班上的唯一女生。


在大学期间,米列娃在应用物理学上的得分比爱因斯坦要高得多,当时米列娃得分为5分,爱因斯坦只有1分。


米列娃1875年出生于奥匈帝国蒂泰尔(今塞尔维亚境内)的一个富裕家庭,是家中3个女儿中的长女。


她天资聪颖,曾获得物理奖学金的特殊名额,并于1894年通过期末考,且数学与物理成绩为全校最高分。


1896年,米列娃通过毕业会考,进入瑞士苏黎世大学主修医学。但后来米列娃转学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主攻物理和数学,与爱因斯坦成为同学。


米列娃与爱因斯坦于1903年结婚,两人共有3名子女。但他们的女儿是在两人结婚前所生,其下落不明。有一种说法为她被送人领养,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她在婴儿时即夭折。


两人婚后生了2个儿子,汉斯和爱德华。


不幸的是,米列娃和爱因斯坦在1914年分居,并于1919年正式离婚。


当他们离婚时两人曾同意,如果一旦将来爱因斯坦赢得诺贝尔奖,他将会把奖金交给米列娃。但获奖后爱因斯坦却在起草的遗嘱中把钱留给了2个儿子。


离婚后,米列娃带着2个儿子生活。1930年,他们的小儿子爱德华在年仅20岁时患了精神分裂症。


在与米列娃离婚的同一年,爱因斯坦与自己的表姐爱尔莎结婚,并移居美国。


到底有无贡献?


根据一些传记中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曾在共同研究领域中合作了许多年。但米列娃却似乎没有获得任何荣誉和得到任何提及。


在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他曾对米列娃表示如果他们两人一起能把“相对论的研究推向胜利的结局”他将会感到很开心。


如果从爱因斯坦给米列娃的信中提到相对论时,曾提到“我们的作品”、“我们的研究”这一点上,有人认为米列娃对相对论有特殊贡献。但也有专家表示,对这一提法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力证据。


然而,在爱因斯坦把钱留给儿子后,米列娃曾威胁爱因斯坦自己也参与了他的研究。但爱因斯坦在信中回复米列娃时奉告说,她应该保持谦虚和沉默,因为“她完全不重要”。


但据信,爱因斯坦后来将奖金转移给米列娃,用以支持他们的儿子,她自己则领取利息。


米列娃到底对爱因斯坦的研究有多大贡献,一直以来都存有争议。


其中,物理历史学家们的共识认为,米列娃并没有在这当中有多大贡献。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她在科学研究中是一位支持与扶持的角色,并可能在爱因斯坦的研究中帮助良多(参考维基百科资料)。


但米列娃对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到底有多大可能只有如今已经作古的两人心中最有数。


谢选骏指出:只考1分的爱因斯坦,其名声显然来自于巫婆的幽灵——这个幽灵具有精神病,让他们的孩子因此不幸。

谢选骏:乌克兰的附属地位有助于促成俄罗斯的附属地位

《乌克兰外长访华四天“过京不入”:从外交细节剖析中国对俄乌问题的态度》(李澄欣 BBC中文记者 2024年7月29日)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上周访华,是该国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高层官员到访中国,引起国际关注。


但值得留意的是,他在长达四天的旅程中完全没有踏足首都北京。库列巴首先在广州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其后现身香港与特首李家超见面。


更吊诡的是,库列巴的访华行程还没结束,王毅随即已转到寮国(老挝)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


多名学者对BBC中文分析指,有关行程安排反映了中国冷待乌克兰,“打发”意味甚浓,双方会谈也没有实质成果,但认为这是11月美国大选前的摸底。


行程安排透露了什么讯息?


库列巴这次访问中国的时机微妙,恰逢在美国大选乱局之际,特朗普遇刺未遂后声势大振,坚定援乌的拜登宣布退选。而他访华首天,正是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举行内部和解对话会议的最后一天。


这让外界密切观察北京对来访的库列巴有何态度,但他的行程安排引发很多揣测。


据悉库列巴与王毅的会谈长达三个多小时


回顾官方最初发布的消息,中国外交部7月22日公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库列巴于7月23日至26日来华访问。当局没有公布具体议程。


乌克兰外交部在访问前的声明则指,与中方会谈的主要议题将是“寻找制止俄罗斯侵略的途径以及中国在实现稳定和公正和平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7月23日,库列巴抵达中国,官方没有透露他下飞机的时间和地点。外界原本预期他会在北京与王毅见面,但在7月24日,官方发布消息指他与王毅在南方城市广州举行会谈。


就在外界疑惑广州的选址及预料他可能将转到北京之际,7月25日,库列巴突然现身香港与特首李家超见面。直到7月26日访华行程结束,都没有消息显示他曾到北京。


“的确,这一点相当令人惊讶。”研究中俄关系的德国前进学院国际关系学者杜本(Bj?rn Alexander Düben)博士对BBC中文说。他月前曾因接受外媒采访,从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被辞退助理教授的职位。


杜本博士指出,在中国外交传统,这类安排很少是巧合的,北京有可能刻意安排会谈在首都以外的地方进行,象征式地降低会议层次。“外界一直认为北京拒绝与基辅接触,尽管中国政府希望消除这个误解,但仍刻意将与乌克兰政府的外交互动保持在最低限度。”


选址广州的另一个考虑,可能是希望减低外界的直接比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4月曾访问北京两天,与王毅会谈后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亲自接见。


“根据外交礼节,国家元首通常不会与到访的外长会面,习近平破例会见拉夫罗夫,在库列巴访华期间却坚持遵守一般礼节,两者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也许选在广州是为了让这种对比看起来不那么突兀,访问期间在习近平与库列巴之间制造一个空间距离。”


广州之后的香港行程也耐人寻味。乌克兰外交部图文并茂发稿指库列巴在香港与特首李家超见面,促请香港不要被俄罗斯利用作回避制裁的窗口,港府则在媒体追问前对该会面只字不提。


“俄罗斯通过香港逃避制裁,绝非微不足道的事,我毫不怀疑这是基辅很关心的议题。但我并不相信李家超能在这方面决定什么。”杜本博士说。


李家超在“一国两制”下作为香港行政长官,没有任何外交权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翔对BBC中文指出,从外交角度,中方安排库列巴到香港甚有“打发”意味,“在不重要的地点,见不重要的人,让你知难而退”。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卡耐基中国项目研究员庄嘉颖也对BBC中文表示,库列巴访华行程长达四天之久,显示其重视程度,但他都只停留在广东一带,可见遭中方冷待。


他以天朝主义的角度比喻说:“像明清帝国,出使去中国朝贡的第一站先到广州,再看有没有资格入京,现在历史重演。连巴勒斯坦代表都可以去北京,乌克兰反而不行,因为要给普京面子。”


就在库列巴抵达中国首天,7月23日,包括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14个派别代表,在北京签署《关於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简称《北京宣言》),提到要独立建国,王毅出席当天举行的闭幕式並致辞。


而这次王毅与库列巴在广州会谈后翌日,随即转到寮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与拉夫罗夫见面。


“中国认为俄国是强势,乌克兰是弱势。北京刻意做出这些动作,去表明对俄罗斯的支持。”庄嘉颖说。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上周访华,是该国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高层官员到访中国,引起国际关注。

路透社引述乌克兰随行官员称,库列巴与王毅在广州的会谈长达三个多小时,时间比计划中长,形容是“非常深入和具体的对话”。


那这次对话有什么实质成果?学者都认为寥寥无几。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王毅指出,乌克兰危机进入第三个年头,中方坚定致力於推动危机政治解决,最后都要回到谈判桌前,一切争端的化解总要通过政治途径实现。中方关注乌方人道主义局势,将继续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中方声明提到,库列巴表示,乌方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乌方希望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固政治互信,激活经贸、农业等各领域合作,加强地方友城交流。乌方愿意并准备同俄方开展对话谈判,并指谈判应是理智和有实质意义的,“旨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乌克兰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就没有提及台湾问题,指库列巴重申基辅的既定立场,即当俄罗斯愿意真诚地进行谈判时,乌克兰准备在某个阶段让俄罗斯参与谈判,但强调俄方未展示出这种意愿。


库列巴其后在社交平台Instagram提到,“中国坚定不移地重申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并强调只要中方继续坚持乌克兰主权和持久和平的双重原则,“我们可以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这一点在中方的声明中没有出现。


事实上,中国和乌克兰2013年曾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指“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中方又承诺在乌克兰遭核武侵略时会提供相应安全保证。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告诉BBC中文,这次广州会谈后,北京没有公开作出“维护乌方领土主权”的表述,显示其所谓的“政治(非军事)方法”都变相为普京的军事侵略“背书”而已。


另一方面,库列巴与王毅会后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或发表联合声明。台湾学者刘萧翔认为,这反映出会谈没有重大进展,明显保持低调。”中国安抚一下、敷衍一下乌克兰,也许有幕后操作,靠北京去传话,但毕竟在战场上,主动权在俄方。“


他续指,中乌在经贸、农业上的合作不痛不痒,不是影响战况的关键因素,“乌克兰的粮食卖去非洲也可以,而且中国同一时间在进口俄罗斯的粮食和燃料”。


他补充指,以前中国很多武器和军事科技来自乌克兰,但乌克兰也卖得差不多了,“有点像败家子,可以卖的都卖光了,利用价值没有了,从利益来讲中国一定倒向俄罗斯”。


普京七个月内再度访问中国,中俄关系的面子与里子

普京访华解读:习近平和普京已不再是一对平等的伙伴

广州会谈结束后,王毅次日旋即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中国外交部新闻稿没有提及乌克兰局势,但表示双方就“事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议题”交换意见。


俄罗斯官方塔斯社则引述拉夫罗夫指,王毅向他通报了近期与库列巴的谈话情况,“我们认为中方的立场没有改变。我再说一遍,中方的立场是关注(乌克兰冲突的)根源”。


事实上,中方一直用行动表明立场。迄今,习近平仅在2023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一次电话,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频繁接触。


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与普京已会晤40多次。最近一次是在今年5月,第五度连任的普京上任后随即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见面,双方称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前,两国领导人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夕称中俄伙伴关系“无上限”。


美国大选前的摸底


目前乌克兰战况不乐观,俄罗斯占优势。而在距离美国大选前4个月之际,共和党参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遇刺未遂,现任总统拜登宣布放弃连任。若特朗普重返白宮,有可能降低对乌克兰的支持。


学者庄嘉颖认为,各方都在为此提早部署和摸底,北京试探乌克兰现在是否更愿意妥协,让中国找到可以让莫斯科接受的条件,基辅也希望能够更掌握情况,好拿捏选项。


中国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试图扮演成战争的调停者,派遣特使李辉前往欧洲开展“穿梭外交”。


但北约(NATO)32国领袖7月11日在美国华盛顿的峰会上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成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决定性助推者”(decisive enabler),并特别点名了"军民两用物资”的转让。这是北约迄今对中国最严厉的指控,也是首次明确指责习近平政府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


6月在瑞士举行的第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罗斯被排除在外,中国也以“条件不成熟”为由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计划在今年11月举行第二次和平峰会,并认为俄罗斯代表应出席峰会。


德国学者杜本预料,中国将坚持与第一次峰会相同的条件,即俄罗斯参加才会出席,但就算中国真的参加峰会,也未必扮演重要角色。


他说:“到目前为止,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总体做法是制造一种印象,让人以为它是和平进程的主要贡献者,但却只做出极少的实质贡献,只发表一些没有具体措施的普通声明,并在事实上坚决支持俄罗斯。我无法想像这种情况在未来几个月内会有重大改变。”


学者陈家洛也表示,北京要取得国际信任实在困难,“北京叫做‘劝和促谈’,但这四个字并没有实质内容,不要忘记普京都讲和谈,但没有人会相信”。


他指出,中国在这埸消耗战中有自己定位,着眼美俄动静多于乌方的灾难,北京深知特朗普会针对中国多于俄罗斯,但美欧关系亦大有可能又再转坏,特朗普随时直接和普京会谈,所以变数很多,“北京同样被动,最好不要幻想有什么作用”。


谢选骏指出:人说——乌克兰外长访华四天“过京不入”:从外交细节剖析中国对俄乌问题的态度;我看——乌克兰外长访华四天“过京不入”,等于承认乌克兰的附属地位了!毕竟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是哥萨克土匪的后裔,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它们同归于尽才是对中国安全的大好事。中囶虽然汉奸起源,也深知自身的安危,在于拖延这一战争,促使其狼狈互撕。乌克兰的附属地位有助于促成俄罗斯的附属地位。


2024年8月7日星期三

谢选骏:每个成功的男人都是一个巨婴


《当女性不结婚、不生孩子、不要性行为……》(纪思道 2024年5月31日)报道:


我最近写了一篇痛惜婚姻率下降的专栏文章,指出有一半美国成年人现在处于未婚状态。我本人是结婚多年的浪漫主义者,知道很多认为婚姻与幸福有关联的统计数据,所以我对这种状态感到悲哀。

我的读者们却不这么认为。

尤其是许多女性读者,她们认为异性婚姻是一种过时的制度,它纵容男性,把女性变成无偿劳动的仆人。

“婚姻通常对男性来说棒极了,”一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女性读者的评论最受欢迎,得到了2000多个推荐。妻子们无法脱身照料他人的职责,她还写道,“得到照料的一方会比没得到照料的一方更幸福。”


推荐第二多的评论也来自一名女性,她说,当她和女性朋友聚会时,“我们都说,‘再也不会结婚了’。男人需要很多照料。他们有时简直就是巨婴。”

我认为这些怀疑论者的说法有些有道理——我们男性确实需要改进自己!但我仍坚定地相信异性婚姻和同性婚姻的价值。但我们暂且不谈婚姻问题。一些女性读者对我的文章表达的大量不满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那只是个人之见,但与调查得到的证据大致相符,调查表明,在整个工业化世界,男性与女性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鸿沟越来越大。

研究团体Glocalities在20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在政治和社会人生观上,“年轻男女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经济学人》分析了对富裕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后也有同样的发现,年轻女性明显变得更为自由主义,而年轻男性则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保守。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与从未结过婚的美国女性相比,从未结过婚的美国男性支持共和党的可能性要高 50%。

衡量年轻男性向右倾斜的一个指标是:据Glocalities的数据,2014年时,55至65岁的男性是最保守的群体,而现在,年轻男性比年长男性更保守。

出现这种情况的背景是,男孩和男人在教育上落后了,他们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远低于女性。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在就业市场上苦苦挣扎,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似乎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女权主义。年轻男性比年长男性更有可能告诉民意调查人员“推动妇女和女孩权利的做法过头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不同意这个说法。


18至29岁的年轻男性中有45%认为,如今男性在美国面临歧视,这个比例引人注目。有这种感觉的年长男性要少一些。

这些民调认为,男性变得更加性情暴躁,对女性的成功更加不满,更倾向于保守的威权民粹主义者,如唐纳德·特朗普和厌女网红安德鲁·泰特这样的人。

Glocalities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极右势力正在从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那里找到沃土,这已经在影响选举”。众议员马特·盖茨提出,共和党不必担心激怒女性选民,因为能用男性选民来取代她们。

虽然性别分歧在政治领域最容易衡量,但布鲁金斯学会上周警告,这种分歧“也出现在政治领域以外的其他衡量中,指出了年轻人中一些更深层次,甚至可能更令人担忧的问题”。

“维系前几代人的社会纽带似乎正在年轻人中逐渐消失,已给结成伴侣、未来生育率以及社会凝聚力带来了严重后果,”布鲁金斯学会表示。

媒体对韩国的巨大性别分歧报道得最多,那里有近80%的年轻男性认为男性受到歧视,而现任(男性)总统尹锡悦在2022年赢得大选的部分原因是他反女权主义的政纲。韩国女性也有她们的抱怨,包括丈夫一点家务事都不做。一些韩国女权主义者发起了“四不”运动,提倡不结婚、不生孩子、不约会、不要性行为。韩国的总生育率已降到世界最低水平之一,每名女性现在平均只生0.7个孩子。


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家布拉德·威尔科克斯最近在一本关于婚姻的书中提出,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两性鸿沟也许能为美国将要发生的情况提供一瞥。他估计,美国今天的年轻人中可能有三分之一永远不会结婚,同居也没有取代婚姻。他说,更多的人只想独居,独自生活。

一些美国女性已公开宣称她们正在疏远男性,放弃性行为或“戒男”。美国近70%的异性婚姻终止是女方提出的。

一个在TikTok上疯传的米姆是观察两性关系紧张的窗口,女性在短视频中讨论她们在树林里宁愿遇到什么:熊还是男人。许多人选择熊。

年轻人不仅更少结婚,更少结成伴侣;他们的性行为也更少。传统上,年长的人曾担心年轻人生活不检点;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们也许应该担心年轻人的独身主义。

也许这种性别分歧会逆转并自行修复。或许如一些女性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不是个问题,或只是男性的问题。但民意调查发现,西方世界的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都深感不快乐,同时,他们似乎正在逐渐疏远,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没有伴侣”。我写过足够多的关于孤独已成为一种流行病的文章,这让我对两性分歧感到不安;据估计,社会孤立感与吸烟一样致命。

在我看来,根本问题是男性在适应大脑、教育和情商比肌肉更重要的世界上困难重重。尽管已有人敲响了警钟(比如理查德·里夫斯已2022年出版的《男孩和男人》一书),但我们还没有对这个重要话题进行充分的讨论。


里夫斯和其他人提出了许多想法,包括招募更多的男教师,增加更多的课间休息,让男孩比女孩晚上学等。职业学校和Per Scholas等职业培训项目也有帮助。

我担心性别摩擦会加剧,给现代生活带来更多的紧张,让更多的人孤身面对世界,没有可依偎的人,没有提供长期慰藉的人。我担心我这个浪漫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不浪漫的世界。


谢选骏指出:人说——“当女性不结婚、不生孩子、不要性行为”……因为,“男人需要很多照料。他们有时简直就是巨婴。”我看——每个成功的男人都是一个巨婴,或说都是一个螺丝钉,一个社会器官,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成功的男人都是一个巨婴,没有党妈的奶子,他们就会抓狂了!

谢选骏:七十年周期——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为什么说新冠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ALINA CHAN 2024年6月5日)报道:


周一,安东尼·福奇回到美国国会的会议室,在众议院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员会前作证。他被问及与政府处理新冠病毒有关的几个话题,包括他在2022年退休之前一直领导的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如何支持了一家中国研究所从事高风险病毒研究工作,该研究所的工作可能导致了这次大流行。

四年多来,条件反射式的党派政治阻碍了人们探寻这场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灾难的真相。据估计,全球至少有25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

尽管大流行的起因一直备受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从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的公共记录、用在线数据库进行的数字调查、分析病毒及其传播的科学论文,以及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泄密——表明,大流行发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病毒从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泄漏出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科学史上代价最惨重的事故。

以下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1. 导致大流行的SARS类病毒出现在武汉,世界上最重要的SARS类病毒研究实验室就设在这座城市。

· 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领导一个科学家团队十多年来一直在寻找SARS类病毒。

· 他们的研究表明,与导致此次大流行的SARS-CoV-2病毒最相似的病毒在距离武汉约1600公里的蝙蝠中传播。石正丽团队的科学家多次前往云南省收集这些蝙蝠病毒,并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东南亚。中国其他地区的蝙蝠未被发现携带与SARS-CoV-2密切相关的病毒。

· 这些科学家们直到2019年都在提出,即使在离这些病毒自然存在的热点地区(如中国西南部和东南亚的蝙蝠洞穴)附近,蝙蝠冠状病毒向人类溢出的情况也很罕见。

· 当新冠病毒的暴发被发现时,石正丽最初曾琢磨过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来自她的实验室的问题,她说,她从未预料到这种暴发会发生在武汉。

· SARS-CoV-2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能像野火一样从一个物种跨越到另一个物种。然而,这个病毒没有在它的源头留下任何已知的感染踪迹,也没有在它出现在武汉之前的1600公里沿途留下任何已知的感染踪迹。


2. 在疫情暴发的前一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曾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提出了制造具有SARS-CoV-2特征的病毒的建议。

· 石正丽的团队对冠状病毒如何从一个物种跳跃到另一个物种极感兴趣。为了寻找病毒,他们从蝙蝠和其他动物身上采集了样本,也从居住在携带这些病毒的动物附近,或与野生动物贸易有关的病人身上采集了样本。这项工作的大部分是与生态健康联盟合作进行的。生态健康联盟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科学组织,自2002年以来,该组织获得了8000多万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研究新发传染病的风险。

· 该实验室进行了让病毒变得更具传染性的高风险研究:从受感染的动物样本中培养出冠状病毒,经过基因重建和重组,创造出自然界中未知的新病毒。然后用这些新病毒来感染实验用的蝙蝠、猪、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细胞,并用其来感染果子狸和人源化小鼠(用人类基因改造过的小鼠)。从本质上说,这一过程迫使这些病毒适应新的宿主物种,发生了有利于生存的突变的病毒,最终脱颖而出。

· 石正丽团队曾在2019年公开过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对超过2.2万个采集来的野生动物样本的描述。但到2019年秋季时,该数据库不再对外开放,即使在大流行开始后,也没有与与美国合作者共享过该数据库,而采集来的如此丰富的病毒资源本该对追踪SARS-CoV-2的起源最为有用。目前尚不清楚武汉病毒所是否拥有引发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的前体。

· 2021年,“截击”网站公布了一份泄露出来的2018年为一个名叫“化解”(Defuse)的项目提交的资金申请,申请书将研究描述为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所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的合作项目,后者多年来一直处于冠状病毒研究的前沿。这份申请书描述了制造与SARS-CoV-2惊人地相似的病毒的方案。

· 冠状病毒之所以得其名,是因为它们的表面布满了刺突蛋白,看上去像是带刺的花冠,冠状病毒用这些刺突侵入动物细胞。“化解”项目提出寻找并制造带有一个独特性质的刺突蛋白——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该特征增强了SARS‑CoV‑2在人类中的传染性,使其能够引发大流行。“化解”项目从未得到美国的资助。不过,福奇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解释说,武汉病毒所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不需要依靠美国的资助。


· 虽然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正如在一些远缘冠状病毒中看到的那样),但在科学家已登记在案的数百种SARS类冠状病毒中,SARS‑CoV‑2是唯一已知的在刺突中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病毒。其基因数据表明,该病毒在引发大流行前不久才获得了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 从根本上说,一种前所未见的、具有新引进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类冠状病毒,也就是与武汉研究所“化解”项目描述的病毒相吻合的病毒,在申请书起草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武汉引发了疫情。

· 在大流行2020年开始肆虐之际,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发表了对以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冠病毒疾病研究论文,但他们没有在论文中提该病毒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而根据他们自己写的资金申请,这正是他们本该注意到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很快就被其他科学家认识到了。

· 更糟糕的是,随着大流行的进一步蔓延,武汉科学家的美国合作者们并没有将“化解”计划的存在公开出来。生态健康联盟总裁彼得·达扎克最近向国会承认,他不了解武汉病毒所2015年后采集到的病毒样本,也从未问过该实验室的科学家,他们是否已经开始了“化解”项目中所描述的工作。今年5月,拜登政府以生态健康联盟没有对武汉病毒所进行的高风险实验进行监管为由,暂停了联邦政府向该组织和达扎克提供的所有资金,并启动了禁止他们今后获得联邦资金的程序。福奇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说,他支持暂停和禁止生态健康联盟获得联邦资金的决定。

· 另外,巴里克在国会作证时描述了他的研究小组与武汉病毒所之间的竞争性互动,他告诉国会,该所的科学家们可能不会与他分享他们最有意思的、新发现的病毒。该研究所与巴里克之间的往来文件和电子邮件仍未向公众公开,而公开这些文件和电子邮件往来的诉讼也在激烈进行中。

· 到头来,美国的合作伙伴们很可能只了解武汉病毒所的研究的一小部分。据美国情报来源称,该研究所的一些病毒研究是保密的,保密研究或是与中国军方合作、或是受雇于军方进行的。福奇在周一的国会听证会上多次承认,对武汉病毒所的实验缺乏了解,他说:“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中国、在武汉,或者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说的,我在TI里也说过,”TI指的是该委员会对他进行的有笔录的问询,“我对病毒起源持开放态度。”


3. 武汉病毒所在生物安全等级低的实验室进行了这类工作,不可能控制住由空气传播的、具有像SARS-CoV-2这样的传染性的病毒。

· 跟活病毒打交道的实验室通常分为四个生物安全等级(安全性从低到高分为生物安全1级、2级、3级和4级),这些安全等级根据每种病原体的特性,描述了被认为是足够安全的实验操作。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在不合适的低生物安全等级下进行了SARS类病毒研究。

· 石正丽团队在一项实验中,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致命SARS类病毒(该病毒与SARS-CoV-2没有密切关系),这种病毒在人源化小鼠的肺和大脑中展现出的数量是改造前的1万倍。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在生物安全等级低、包括生物安全2级的实验室里用这些活病毒做实验。

· 即使在生物安全3级的更严格条件下,也无法完全阻止SARS-CoV-2病毒的逃逸。大流行进入第二年时,该病毒感染了一名在台湾一个生物安全3级的实验室工作的研究助理,那之前,台湾还没有出现过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该研究助理已经完成了当时所有的疫苗接种,她在失去嗅觉后才做了病毒检测,做检测之前已与100多人有过密切接触。即使在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也有人为错误导致接触病源体的可能性,对在生物安全等级低的实验室进行传染性病原体研究的科学家来说,风险要大得多。

• “化解”项目资金申请的一份早期草稿中写道,武汉病毒所将在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开展病毒工作,这使其“极具成本效益”。巴里克在草稿中加了一条批注,强调了对防止可能感染人类细胞的SARS类病毒来说使用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的重要性,他写道“美国研究人员可能会很害怕”。几年后,在SARS-CoV-2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后,巴里克在写给达扎克的信中说:“我毫不怀疑他们遵循了国家制定的规则,在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里开展了工作。是,中国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相信这是适当的防范措施,但不要指望我也相信。此外,不要试图用这些废话来侮辱我的智商。”

• SARS-CoV-2是一种诡秘的病毒,能通过空气高效传播,引发一系列与其他常见呼吸道疾病相似的症状,并让感染者在症状出现之前感染别人。如果该病毒是2019年从一个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泄漏出来的话,这次泄漏很有可能不会被发现,直到为时已晚。


• 一个骇人的细节是,石正丽团队的科学家在2019年秋季就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疾病的症状,这个泄露给《华尔街日报》的细节已得到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证实。其中一名科学家的名字在“化解”项目资金申请中是作为病毒工作负责人出现的。该细节中的科学家否认他们曾患病。

4. 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某个动物的假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 中国调查人员2019年12月作出的假设是,新冠病毒暴发在一个位于闹市区的市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到那里买东西。他们寻找早期病例时带有这种认识上的偏见,这意味着与市场无关或远离市场的病例很可能被遗漏了。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中国当局封锁了与该市场无关的早期病例的报道,并以生物安全预防措施为由,在2020年1月3日下令销毁了来自早期患者的样本,这让了解新冠病毒疾病最早期病例的完整情况变得几乎不可能。外界仍无法获得有关2019年11月和12月的几十例早期病例的信息。

• 两篇2022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为SARS-CoV-2是从武汉海鲜市场里人与动物的接触中自然出现的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支持,这两篇论文的重点是早期病例分布图,并断言新冠病毒在2019年两次在海鲜市场从动物跳跃到人类身上。最近,这两篇论文已遭到了其他病毒学家和科学家的反驳,反驳者令人信服地证明,现有的市场证据不能区分市场发生的人类超级传播者事件与自然溢出事件。

• 此外,现有的基因和早期病例数据显示,所有已知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都可能源于一次SARS-CoV-2向人类的跳跃,武汉那家市场的疫情可能是在病毒已在人类当中传播之后发生的。

• 没有一只得到过证实的在市场或其供应链中被感染的动物。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大流行始于华南海鲜市场,这个事实将病毒在武汉出现的矛头径直指向其独有的研究SARS类病毒的实验室。

5. 如果说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贸易的话,关键的证据仍然缺失。

• 尽管对从事动物贸易和与市场有关的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但调查人员并未报告发现有动物被人类之外的途径传染了SARS-CoV-2病毒。然而,尽管20年前的病毒鉴定技术不如现在的先进,但在以前SARS和MERS疫情暴发的几天内,调查人员就找到了受感染动物源以及与其相关的证据。

• 尽管武汉是拥有追踪新型SARS类病毒方面世界领先专业知识的病毒猎寻者的基地,但调查人员一直没有收集到或没有报告过预计存在的关键证据——如果新冠病毒源自野生动物贸易的话。例如,调查人员一直没有确定最早的已知患者是否在患病前接触过中间宿主动物。没有抗体证据表明,武汉从事动物贩卖的人与SARS类病毒有经常性的接触,如果病毒源于动物的话,这会是预料之中的情况。

• 科学家们能用当今的技术检测到呼吸道病毒(包括 SARS、MERS,以及流感)在动物中的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进行的跨越物种尝试。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病毒变异体在跨越到一个新物种之后通常传播效果不佳,往往会在感染了少数宿主之后逐渐消失。相比之下,病毒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致认为,SARS-CoV-2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就能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迅速传播。这个病毒似乎在其唯一一次被检测出跳跃到人类传播后,就成功地引发了大流行。

大流行可能会由数百种病毒中的任何一种引发,可能会在以万为计的野生动物市场中的任何一个、在以千为计的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也可能在任何一年发生。但引发这次大流行的是一种在武汉出现的具有独特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类冠状病毒,而且是在科学家们提出收集和制造有相同设计的病毒,有时是在生物安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工作,不到两年后出现的。

虽然几种自然溢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我们仍对石正丽团队和其他研究人员在武汉病毒所进行的病毒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但实验室事故是这场大流行如何开始的最容易得出的解释。

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调查人员应该顺着最有力的线索,用法庭传唤来获得所有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包括未发表的研究提案、手稿、数据和商业订单。特别是2018年和2019年(即新冠病毒疾病出现前的关键两年)的交流,很可能具有启发性(而且不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配合就能获得),但在大流行开始已经四年多后,公众仍没有看到这些交流。

无论大流行始于实验室工作台还是市场摊位,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联邦资金帮助武汉病毒所建立了前所未有的SARS类病毒收藏,并支持了增强这些病毒性能的研究工作。倡导和为武汉病毒所提供过资金的人,包括福奇在内,应该配合调查,帮助找到并弥补让这类危险工作成为可能的漏洞。世界绝不能继续承担可能引发大流行的研究工作所带来的无法容忍的风险。

对大流行根源的成功调查将有能力打破数十年来科学界在病原体研究安全方面的僵局,让各国政府能确定如何花数十亿美元来预防未来的大流行。可信的调查还将通过证明确实有可能追究造成病毒大流行者的责任,来阻止未来的疏忽和欺骗行为。最后但同样最重要的是,各国人民都需要看到他们的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科学家——带头找出引发这场震惊世界事件的原因。这样做才能恢复公众对科学和政府领导力的信任。

美国政府进行的彻底调查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证据,同时激励举报人鼓起勇气,寻找机会。这也会向世界表明,美国领导人和科学家们并不惧怕大流行背后的真相。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说新冠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我看——因为这是“七十年周期的宿命”——1949至2019年!2019年,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这是我在1999年从《圣经·以西结书》中获得的“巴比伦之囚七十年”的神圣启示。苏联就是七十多年无疾而终的!


七十年周期——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类似于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那是1986年4月26日,距离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是将近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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