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小文革与大文革

网文《从心理学看习近平的恐怖政治——习仲勋与当今维权律师的命运》（茉莉）说：
中国刚度过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审判”如同一场卡夫卡式的荒诞噩梦，又如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之翻版。昔日优秀的律师、坚定的维权人士，在被告席上面对煽动颠覆的指控，一个个认罪、忏悔、谴责他人、赞美并感谢审判他们的官方。
曾是中国政治犯的笔者从未见过这种“人人诽谤自己”的法庭奇景，禁不住泪流满面。身在广州的艾晓明教授说，她的“心都虐碎了”。由于这种大肆张扬的“官媒审判”戏目已经多年罕见，海内外一片错愕愤怒。人们惊呼：“这是一场骗局！是在侮辱中国民众的智力！”“这不是审判，是披着法庭外衣的文革批斗会。”“审判维权律师彰显中国打压人权进入新阶段。”“中国正在面临‘极权恐怖政策的复兴’。”
深感困惑不安的人们寻找原因，但对这种畸形严酷的政治现状，传统的政治分析已经不敷使用。集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做出这个政治决定，不仅出于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考虑，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还有他本人的病态心理。习仲勋一家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与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儿子掌权的这几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
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如同巨大的魔咒笼罩在中国人头上？当年习家那个受虐的可怜孩子，长大后变成狂妄的施虐者，这一切绝不是偶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心理学作为补充，来深入认识习近平时期非同寻常的恐怖政治。
新一轮打压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至今为止，海内外媒体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学的分析上。对于这场在盛世出现的残暴的人权镇压，有人认为，当局有两个目的：一是惩罚活动人士，二是利用其来强调习近平的主张。还有人说：审判过程满足了投射国家权力、把人权倡导者诋毁为敌人的需要。
分析家们的疑问是 ，为什么前一届胡温政府执政时期，自由派感觉要宽松一点，而在习政权治下，却发生了一个彻底反自由主义的逆转？专家们将之归结为执政者的一种恐惧，说是由于当前经济放缓、内部政治斗争激烈，使得习政权担心，公众对官员的极端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愤怒，有朝一日会爆发为得到国外支持的公开反抗。
这样的政治分析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既得利益集团确实是为了维护权力不择手段。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肯定，习政权受到的压力与威胁就真的就比胡温时期更大，以致他们不得不使用如此可憎又可笑的文革手段？
传统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统治者做出的政治决定，一定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种理性算计的行为。然而在这场大审判里，人们没有看到习政权有什么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欺诈，疯狂的倒行逆施。由此引起针对习近平本人的恶评如潮，无论国内国外，他已树敌众多。
在习政权的镇压中充满了精神病态的非理性成份，损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学的解释，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有时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例如，毛泽东早年曾受过知识分子名流的轻视，他掌权后实行的仇视践踏知识分子的政策，被认为是为了满足其报复心理。
由此可见，在政治个体研究中，引入心理学作为的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与理性有时会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个性心理特质严重影响他们的政治决策。
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心理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评论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有人甚至直指：“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其理由是：习近平曾因其父的“反党”问题惨遭毛泽东的迫害，但他却不肯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反而对毛的政策情有独钟。这就像197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银行里的抢劫案：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了强烈的爱的情感。
受虐的孩子为何长大成为施虐者
然而，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人只是出于自我防卫机制，对加害者产生感情并为之辩护而已，他们并不模仿加害者去迫害他人。习近平的症状比较奇特，身为当年的受害者，他在上台的这几年却高举施害者毛泽东的旗帜，对他不喜欢的人实施毛式政治迫害，制造文革式的恐怖。
幸好有生态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认识人类的新角度。在秘鲁鹈鹕鸟繁殖栖息地，研究者发现，成年鸟儿去邻居鸟巢啄咬那里的雏鸟，而那些没有被啄死的雏鸟成年后，就像曾向它施虐的成鸟一样，残忍地攻击其他雏鸟。这种“暴力的怪圈”现象在人类被称作“虐童”。当然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的“虐童”现象远远不像野生鹈鹕鸟那样普遍。
现代心理学家都一致承认：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有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因为童年曾遭受过苦难，有些人会终身致力于消除产生苦难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人权、环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数受过虐待的儿童，由于心理创伤过于深重，长大后变成施虐者。很不幸，习近平就是其中一个。
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毛泽东、康生迫害，全家遭株连。当时才九岁的次子习近平成了“黑帮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视、欺凌和折磨。文革中，习近平曾被红卫兵追赶羞辱，被戴上高帽批斗，被威胁说要枪毙他。他挨饥受饿，被逼流浪，还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为犯人关押。后来他下乡在陕西最贫困的窑洞村，被变相劳改了七年。
令这个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个事件，是他在落难时曾被自己的母亲告发。据媒体报道，当年习近平被关押时，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让妈妈给饥饿的他弄点吃的。但他没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斗时举手喊口号打倒他的妈妈，见儿子逃回家不但没给他东西吃，反而冒着大雨告发儿子去了。绝望的习近平只能痛哭着从家里逃走，第二天又被抓进少管所。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是“不带血的心灵杀手”，它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精神虐待打击的是人的生命内核，会扼杀孩子对亲人的最后的一点信任感以及自我尊严感。遭受过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会人格破碎，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如果没有及时获得爱之温暖抚慰或者专业的心理治疗，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从此就带着残破冷酷的心灵生活。
亮剑报复的快感获心理解脱
从那之后，习近平学会隐藏起他对世界的仇恨与报复心理，一味低调贱化自己，原本不讨人喜欢的他在乡下学会了如何“来事”。他貌似忠厚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十次争取入党表现政治进步，终于在险恶的环境里咬着牙活下来。当年，父亲习仲勋曾老泪纵横地对一个叫杨屏的小朋友说：“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2000年，在接受《中国时报》采访时。习近平这样谈他对政治的认识：“几乎不曾有过权力的人，那些一直距离权力很遥远的人，往往认为这些东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过表面的东西——权力和鲜花，荣耀和掌声——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际关系。对政治我有更深层的了解。”
心理学家一定会从这段话里认识到：这个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从未痊愈。因为父亲平反后重登高位的缘故，习近平在文革后仕途一帆风顺。虽然被前妻抛弃，但他后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这一切外在的显赫的成功都帮不了他，他那在成长阶段受到损伤的人格仍然支离破碎。
在共产党高层权欲熏心、勾心斗角的世界里，没有人教给他爱与自爱、重建人格的课程，他无从获得有关自我尊严、尊重与理解他人的人生智慧。长年积蓄压抑的痛苦与仇恨无法化解，在大权在握之时，他终于有了机会惩治他人，以寻求报复的快感，获得自我心理解脱。于是，我们看到这位红二代出手狠毒地“高调亮剑”。
十五年前，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曾给“敬爱的爸爸”习仲勋写过一封拜寿信，其中有这样感人的句子：“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且要求我也这样做。我已把你的教诲牢记在心，身体力行。” 但对这位曾被生活严重欺骗、已不知诚实为何物的儿子来说，父子关系只是他自己所说的“浮躁的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事实上，他在攫取最高权力之后，处处违背父训，走到“从不整人”的父亲习仲勋的反面。
习家在文革所遭迫害今日重演
国际人权组织可以拟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证明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国公民所实施的各种严重的人权侵犯，此人现已被视为一个恶名昭彰的“整人霸王”。如果我们将习家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迫害，与当今709维权律师所遭受的折磨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突然袭击。1962年9月，如同晴天霹雳，因为一本叫《刘志丹》的小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涉案几万人。2015年7月，几百位中国律师、维权人士及其亲属，突然毫无预警地遭到公安当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
第二，捏造罪名。1963年，习仲勋被毛泽东捏造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点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习仲勋当年出访东德时，曾用一个双筒望远镜遥望柏林墙，这件事在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 2016年，多位为维护受害者的权利的律师和人权人士，毫无根据地被习政权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三，公开羞辱。1967年，习仲勋多次被造反派揪到群众集会上去批斗，要求他交代“反党罪行”。如前所述，年幼的习近平本人也曾被公开揪出去批斗过。2016年，多位被抓捕的709律师在电视、微博等媒体公开亮相，低头认罪。
第四，酷刑折磨。文革中，习仲勋在“拼刺刀会”的批斗会上，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一只耳朵被打聋，被折磨得精神失常。2016年，多位入狱的律师和人权人士被证实遭受了酷刑，例如谢阳和余文生等律师。当今的酷刑不仅是毒打，还有其他种种变态的折磨方式。据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李波私下透露，中国审讯官强迫他吃一种中药，使他头疼如同爆炸，不交代就不给解药。
第五，逼人互揭。当年为打倒习仲勋，毛与康生动员了一大批习仲勋的老战友出面揭发。揭发习仲勋的人中有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高岗的妻子李力群等人，后来证明都是莫须有的罪名。2016年“黑色一周”前后，在媒体现身的多位维权律师，被逼公开揭发指责昔日合作的同事与上司，并攻击曾帮助过他们的组织和个人。在法庭上，他们如同背书一样背诵各种不实之词。
第六，株连亲属。当年习仲勋受迫害时，其妻儿都在劫难逃。妻子齐心在干校被审查七年之久，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剥夺上学的权利，被迫劳动，大姐习和平不堪迫害自杀而死。习仲勋在关押期间曾有四年不准见妻儿，当他于1972年再见到妻儿时，竟然连两个亲生儿子都不认识了。今天，一些709维权律师在被捕一年多之后，仍然不允许见家属。他们的案件开庭时，其亲属被禁止旁听。一些律师的妻子也被迫害，被殴打，被限制人身自由并被切断经济来源，甚至连孩子也被禁出国。目前，仍然有律师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奔走在逃亡途中。
至此，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文革过去五十年，中国残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辙，只是再也没有当年曾拯救过习仲勋的胡耀邦了。
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掌权者可怕的心理病态，问题更在于一个权力不被制约的政治制度。这个丑恶的制度无法阻止一个病态的人继续糟蹋国家、祸害人民、摧残人性，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后制定的“拨乱反正”政策沦为具有反讽意味的笑话。从长远看，无论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灭的命运。但是，如何斩断眼前这个诅咒之链，解除这个巨大的魔咒，是当今中国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责任。
……
很多人把“习近平政治”叫做“十日文革”，或曰“小文革”，相比于“十年文革”，或曰“大文革”，“十日文革”，或曰“小文革”是比较轻松的，只能算是“画虎不成”。
不过茉莉的文章却也可以旁证毛泽东为什么热衷于“登上天安门”：除了有模仿斯大林主子的因素，还因为毛泽东一直到十八岁，头上还盘着满人的猪尾巴，还要在学校向着皇帝的牌位鞠躬。这样的屈辱他到了晚年就要补偿一下。
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七八岁之前还是皇帝的奴隶，在四川乡下闭目塞聪，到了晚年如果不能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北京”来恶补一番，誓死也不能瞑目的了。
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因果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