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周易的原产地“河洛古国”

《河南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或是黄帝时代都邑》（海外网 2020-05-09）报道：

●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

●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宏大的建筑规模，前殿后寝的格局，包括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

●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这一认知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的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使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的存在得到证实，近年新发现的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则把人们的目光带向更遥远的过去。

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等知

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并做点评。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经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多年考古发掘，确认其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其社会发展模式、承载的思想观念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正是赖此主根脉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中华文明主根脉五千多年不断

尽管已实地考察数次，83岁的李伯谦仍不舍得错过任何一次近距离查看河洛古国细节的机会。春夏之交，炎热感已十分明显，老先生在地势高低不平的遗址区来回奔走，看起来殊为不易。“我来六七次了，今天看了还是挺激动，真是太重要了。”他兴致很高，同行的其他学者亦是如此，频频相互交流意见。作为备受推崇的权威专家，他们走遍大江南北，看过的文明古迹不计其数，却对河洛古国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国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发现，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王巍坦言，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但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过硬的考古资料。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它如何起源发展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说法长期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2001年，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个由国家支持的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启动了，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旨在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历程。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红山、凌家滩、石峁等古国文明璀璨夺目，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却没有此阶段的重大发现，给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现了“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实际情况，黄帝的活动区域应该是以河南为中心，所以鼓励一些机构开展相关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说。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站在遗址高处，黄河两岸风光尽收眼底。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李伯谦认为，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如果说将遗址与某一历史时期对照还为时尚早，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及所处时代无不凸显了其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应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王巍说。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河洛古国宏大的建筑规模，严谨有序的布局，所表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以及其他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承袭传承，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愈加清晰。

以往国内大部分学者虽然肯定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认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并不赞同更早的时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这一认知。

“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王巍表示，在这一阶段，文化上的中国已经形成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北斗九星背后的奥妙

关于河洛古国，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处遗迹的发现，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几位了解个中详情的同行常有感佩之语，“要是在别人手里，很可能就错过了”。

49岁的顾万发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领队。在发掘过程中，他注重对天文、祭祀、宗教、礼制等“形而上”遗迹现象的研究，得到专家们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等认为，精神文明的考古过去长期被忽视，它恰恰是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最重要方面。在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内，记者看到了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北斗星形状的天文遗迹。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员一一贴上了数字标号。如果没有顾万发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的讲解，很难想象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场景所蕴含的无穷奥妙。

“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顾万发如此概括，背后丰富的细节却比这句严谨的总结有趣得多。

首先需要明白北斗九星天文遗迹所处的特殊位置。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可以简单理解为贵族居住的区域，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尤其是围墙东端的造型，非常特殊，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设施之一，通常是在城门外或内侧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可见居住者非同一般。这里发现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个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摆成北斗星形状的九个陶罐就是在这所房子前面的门廊发现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北极附近——古人认为北极是天的中心，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古代有天子冬至祭天的传统，大部分鹿类在夏天脱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脱角，所以统治者把麋鹿脱角视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与一年最重要的节气冬至关联。此外，道教有“三蹻”的说法，指龙虎鹿三神兽，它们是帮助神巫上天的桥。顾万发认为，麋鹿也应有鹿蹻的意思。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5000多年前的画面：九个陶罐和麋鹿都埋在地下，当房子建成后，居住的主人日常活动时，就仿佛骑在麋鹿身上，向诸部落氏族表达自己才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位有地位并且谙习巫术和天文的古国首领，以这种方式设计自己的居室实际是在神化自己。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到的星，专家推测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也就是说，在北斗附近出现景星的时候是黄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时代。这九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目前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如果情况属实，将是对世界天文学史的巨大贡献。

顾万发及其团队之所以能顺利确认北斗九星遗迹，离不开他主持发掘的另一处遗址——青台遗址，那里也发现有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青台遗址位于河南荥阳，与河洛古国属于时代近似的文化遗存，发现的“北斗九星”标志物大小与天体实际亮度基本一致，用现代天文学软件演示，位置也非常精确。同时还存在北斗九星祭祀区，尤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圜丘形天坛遗迹，殊为难得。

专家们认为，双槐树遗址连同青台的“北斗九星”遗迹、天坛圜丘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农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这件艺术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它的做工十分精致，腹足、胸足、头部组合明晰，和现代的家蚕极为相似，同时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与蚕吐丝或即将吐丝时的造型高度契合。

这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关联的、比较直观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牙雕蚕的发现，对顾万发而言别具意义，因为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初衷就是寻找丝绸之源。

“丝绸和玉都是中华文明的高端代表，关于玉的研究和发现很多，丝绸少有人关注。丝绸这种高科技产物的产生，一定有相应的社会理念和人力物力财力做支撑，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谓‘中原文明洼地’的问题就解决了。”顾万发说，他不相信距今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没东西，从气候、环境、资源和传说等各方面看都没道理。

正是在这种理念驱使下，加上从考古科研角度呼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考古发掘项目，对郑州周边相关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

随着河南荥阳的汪沟遗址、青台遗址、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发现，一个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质的大型聚落集团面貌逐渐清晰，形成了黄帝时期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区。

不久前，研究人员在汪沟遗址出土瓮棺里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中，检测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织品，令学术界大为振奋。

这些丝绸是用来包裹亡童下葬的。事实上，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聚落群发现好几处蚕丝裹着孩童放在瓮棺里。为什么死后要裹蚕衣？因为当时的人们希望死后像蚕破茧飞天一样复活。孩童的瓮棺也多为小口尖底瓶，形似蚕蛹，体现了先民对蚕神的崇拜。“谁都想死了以后变神仙，中华文明古老朴素的修行思想在这个时候相对成熟了，先民有了重生的精神追求，并且想办法去实现。”顾万发推测，也许正是因为原始崇拜，先民才会去驯化野蚕，使用蚕丝，牙雕蚕说明他们已非常熟悉蚕的生长习性。

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丝绸技术已趋于成熟。在汪沟遗址的出土残片中，有一块“绫罗绸缎”中的罗织物，且经过染色处理。为防止掉色，先民对这块染色罗进行脱胶，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块罗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熟丝丝绸织品。

其实，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关注蚕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半个蚕茧；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曾出土陶捏的蚕蛹；陕西宝鸡的一处遗址还发现了陶器上的彩绘蚕。而中原地区不仅关注蚕，还关注蚕丝。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李伯谦认为，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墓葬区透露的文明发展模式

河洛古国还发现许多被后世承袭的文化传统或社会观念，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其中一个墓葬区早期主体被遗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条围沟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应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

发掘单位已与北京大学等12个权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对人的来源、疾病、迁徙、食谱、人地关系、古DNA等问题予以研究。专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处在文明起源关键时间阶段、位于黄河流域中心区域的聚落集团的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将为华夏民族的核心族系起源问题提供最为丰富的单体资料。目前，初步获得一些有意思的发现，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体力活，因为上肢极不发达。同时，男性的基因稳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来源非常广泛复杂，由此不难产生一些大胆的联想。“更特别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墓葬里随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规模很大、等级很高，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特例。”顾万发说，这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这也是其延续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代表性观点有“满天星斗说”“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文明起源模式论”等。“文明起源模式论”的提出者李伯谦认为，河洛古国的一系列考古成果，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重视民生，发展农桑，重视传宗接代和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在后世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在这里，其他地方文化断了，没有延续下来。”为了帮助理解，李伯谦略带调侃地解释，很多地方推崇神权，整天拜鬼拜神影响工作，还把好东西都放在墓里或敬献给神灵，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此外，河洛古国已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还可以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松泽文化折肩折腹壶、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

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认为，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未知元素待揭谜底

河洛古国吸引人一再探访，足以显示值得探究玩味的现象很多。有些尚未知晓确切答案的，也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几分神秘和魅力。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遗址的三重环壕也有深意。从空中俯瞰，双槐树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有对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难想到，这些壕沟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可能还具备礼仪性质。

“三这个数字在古代可以与昆仑联系，因为昆仑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经常采用三重，属于高端的礼制建筑。”顾万发说，这三重环壕并非在同一时间建成，因为建设周期太长，但是在聚落繁盛时期是共存的，这种规制也是判断遗址具有高等级性质的重要证据。还有一处特殊遗迹，专家们至今难以定性。该遗迹位于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现存多排，已发现100多米，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类似现代铺地板砖，而且使用跨度很长，可能是一处公共场所，这种布局颇有“前殿后寝”的样子。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大量建筑基址等等，双槐树遗址所表现的这些内涵，以及种种被后世王朝文明承袭和发扬的现象，足以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相信随着考古人员的努力，河洛古国更多丰富的内涵将逐步揭示。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重视民生，发展农桑，重视传宗接代和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在后世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因为事实证明，地处中原的殷商恰恰是极度淫祀、大量杀生的，反而是从西部入侵的周天子，不重淫祀，节约人力。

网文《“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吗？》报道：

《河南巩义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不排除是黄帝时代都邑所在》（https://mp.weixin.qq.com/s/8dCIE-6rXJ7fdFTsMFn5VA）的报道，我觉得这些专家猜得有点想当然了。

仰韶文化的遗址群在渭河流域最密集，即便后期仰韶文化向东扩展，在巩义这个地方也算是偏边缘的地方，因为再往东就到郑州了，远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沼泽河湖密布，不适合人类活动。

还有，姜寨遗址距今六千多年，已经出土了黄铜，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年，没有发现金属，说明这个部落的文明水平不算很先进，不能说是一个核心部落。

对于“黄帝”时代这个说法，我觉得更武断。整体来说仰韶文化时期还处在母系社会时期，黄帝时代明显是父系社会发展地比较成熟的时期。所以对双槐树这个遗址来说，没有看到有证据说这个聚落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所以还没有到谈论“都邑”的时候。

还有，黄帝与炎帝打仗的阪泉之战发生在距今4500年，这个遗址距今5300年。所以，这个时候黄帝部落应该还在黄土高原游猎，没有向东南方向入侵。如果真要“三皇五帝”时期来套用的话，我觉得用“炎帝”时代或者神农氏时代来形容这个遗址更合适一些。

最后，这个聚落属出土了鹿骨，却没说出土粮食和菜籽，所以没有很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聚落已经完全是农业社会，反而说明打猎对他们来说重要一些。这样的话，这个聚落还不足以被视为“都邑”。

现在我们认为中原地区适合人类居住，黄土高原是荒凉的地方。但是在远古时期，中原地区有很多河湖沼泽，黄河也经常泛滥，简单来说就是河南的平原地区有很多烂泥地。反而黄土高原气候既不湿热也不干燥，而且有丰富的植被覆盖。那时中国人的文明中心在西北地区。

到了中古近古时期以后，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环境破坏等等主客观原因，中原地区才成为中国的文明中心。

我觉得这些专家可能有一种惯性思维就是，既然有那么多朝代在中原地区定都过，那中华文化一定就发源在中原地区。这种看法忽略了远古时期向中古近古时期演进的过程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发布于 2020-05-09）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5000多年前的“河洛古国”，虽然无法断言是“黄帝时代都邑”，却有证据可以说是“周易的原产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也许就在这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