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2024年约等于1964年嗎

《“这说明，北京城里希望习近平病倒的人不少”》（2024-08-15 自由亚洲电台）報道：

最近，中国的政治氛围十分微妙，官场与民间对习近平不满的传言持续不断，虽然各自的原因不同。与此同时，中共对局势的戒惧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控制首都的安全，北京正在建新的环京“柏林墙”，而全民“反谍”运动要“筑牢反间防谍国安防线”。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政治高压和强制洗脑的老套路。

一、京城流言飞起时

从中共建政以来，京城流言不断，今年是第二次了。很多人已经忘了，第一次是1975年，毛泽东死前那一年。流言飞起当然与北京的干部子弟有关，他们会打探各种内幕消息，也会把一些半真半假的消息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这样的传言比较容易取信民间，散布很快。上个世纪如此，如今亦然。

今年京城传言再起，与毛泽东死前那一年的情形，十分相似。当年传播的京城秘闻，包括干部子弟们如何私下聚会骂毛泽东，江青的不堪历史，再到《红都女皇》那本书。吾非京城中人，却远在广西桂林听到了这些传言。由此可见，那时传言的流播，纵贯全国，直达边省。

当时我从安徽出差到桂林，在阳朔到桂林的船上，听一位北京市粮食局赴桂林出差的青年干部讲了这些红都秘闻。当时船上只有我们两个游客，初冬季节枯水期船行一夜。不时的江水拍船声中，我俩坐在船沿，黑洞洞的漓江上没一点灯火，我俩互相不问姓名，他对我整整讲了一夜，一吐“心中块垒”。

今年的传言仍然来自北京，不少说法涉及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这说明，北京城里希望他病倒的人不少。这就是官心不稳，民心不稳。上世纪的政治传言靠口口相传，如今的传言则借力互联网，地球之大，无远弗届。

"文革"是中国最典型的政治运动，体现其中的是政治高压和强制洗脑。图为1967年9月26日，上海一家机械工具厂的员工手持"小红书"参加批斗会。 法新社资料图片

如果习近平居于胡锦涛的弱主位置，这类传言会弱化不少，因为，弱主弃位，不见得会有大的政治动荡。而习近平现在大权独揽，威压群臣，其一旦发病，结果如何，无人可料，所谓“国将大变”，指的就是这种情势。这也是政治传言的穿透力所在。

毛泽东死前曾料到“国将大变”，据说他判断会出现“腥风血雨”。后来的确发生了两次政变。一次是1976年老毛制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把毛的亲信“四人帮”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是警卫部队奉命实施的一次兵变；另一次是1978年，邓小平和陈云联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夺走了华国锋的最高权力，不久华国锋就垮台了，这是文变，不动枪就完成了。

二、环京"城墙"修建中

习近平觉得他的统治稳固吗？且看北京市正在做什么，在建新的环京“柏林墙”。

古代的城市为了城防，一定有城墙，近现代城墙大多已拆光了，但北京市又延着远郊的市界造起了“新城墙”。北京市城区的外面是十个郊区县，现在都升级成市辖区了。这十个区大多与河北省交界，仅东南面与天津郊区交界。所以，这些“新城墙”都建在北京行政区划内市郊各区与河北、天津的分界线。

历史上省市之间的边界，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但乡村里从无边界墙，村民随便来回走。北京东面和冀、津交界的村庄和土地，分别归属不同省市，但当地民众每天在三省市之间来回跑。几百上千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习近平上台几年后，情况就改变了。疫情爆发期间，北京南面的河北省疫情严重，为避免疫情被带到北京，开始在北京南边和西边与河北交界的地段修建了铁丝网，不让人出入。2021年10月26日一位姓史的村民在北京西南边翻爬铁丝网，被北京当地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疫情结束后，铁丝网没理由再留下去了，但北京市政府却开始把铁丝网“城墙”加强、延长。此“城墙”由铁丝网、金属板和滚刺网构成，非常坚固，实现了北京和河北之间的物理隔离，北京各郊区平时还派人沿墙巡逻，以防“非法穿越”。如此一来，村与村之间的村道和乡与乡之间的乡道被切断，只留下几条主要公路，路口设置进京检查站，每天在高速公路上的进京检查站前，汽车排长队。

现在北京市的“新城墙”，只有东边和北边还没合围。北京的北面是山区，人口少，很久以来，连省界的界桩都找不到了。去年11月开始，北京市开始派人到北部市界所在的山区和北京东面的乡村，把为数很少的界桩找出来。其实，连当地民众都不知道，省界的界桩到底在哪里。这个核查省界的任务，应该是为了确定精确的边界位置，以便把北京的东面和北面也修筑围墙，最后完成北京外围的环京“城墙”。

东德垮台以前，它面对西德控制区的边界不但有水泥高墙，还有铁丝网、地雷带；朝鲜跟韩国的边界也差不多。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国界内造铁丝网“城墙”的。北京出现的首都“柏林墙”，开创了一个“世界奇迹”。

 三、全民"反谍"风声紧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8月1日发文，《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宣布今年7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文章强调，除了国家安全机关要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的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要“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一个国家若面临外敌严重渗透、策反盛行的局面，再加上外敌随时可能进攻，或许还可以讲，需要保密防谍。中共现在真遇到了这样的国家安全威胁吗？或者中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间谍在中国活跃的大危机了？当然都没有。实际上，现在是过去四十年来在中国的外国人最少的时候。外资企业不断退出，留学生越来越少，连外国的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都被中共挤走了。

过往四十多年中，在中国的外国人络绎来往，更有很多外国人常住在中国。那时中共不担心“外国渗透”，现在外国人见不到了，中共反而怕起来了。这不奇怪吗？是中国人现在都突然想跟境外谍报机构合作吗？当然不是啊，中共的社会监控系统越来越严，何况，普通国人哪能都掌握情报啊。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1964年，政治气氛何其相似乃尔。1959年到1962年，毛泽东强行发动农村“共产运动”，把农民的田地全部改为公有，农民被强迫劳动、强迫吃大食堂、强迫去土法炼钢，结果造成农业大减产，饿死三千万农民。民怨沸腾，连中共1962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中央工作会议，都有干部在会场边的洗手间里贴标语，“打倒毛泽东”。

毛泽东随后在1964年发动了全民性政治运动，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敌人”当时是指“美蒋反动派”和“苏联修正主义”。1964年上海的初中生入学，先要听政治动员报告，讲中国的外部情势有多险恶，要提防配合“美蒋反动派”的“阶级敌人”。一些中学生因此拿着报纸对着阳光看，找插图里是否有隐藏的“反动标语”。学校甚至让中学生开始学旗语和莫尔斯电码，说是要“准备打仗”。中共当时真要靠中学生去打仗吗？当然不是，那时中共还没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实际上，1964年老毛是要营造一种“外敌当前”的政治氛围，从而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同时通过政治洗脑，再度营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与今天中共发动“全民反谍”，不是颇为相像吗？

四、中共"畏民如畏虎"

现在，中共重新启用了老毛的套路，借《反间谍法》来营造一个社会上人人紧张、互相怀疑的社会氛围，希望这样来转移国人关注的焦点，让中共高层摆脱因为经济困境造成的社会压力。

那当下中共在怕什么？中共现在的确有戒惧，但它不敢讲出来。中共高层首要的戒惧是，民众生活艰困，社会严重不满，对习近平的政策有很多批评，却不敢讲。然而，不敢讲不等于不在想，加之官场大部分人对习近平的打击贪污腐败非常不满，也不敢讲。所以，中共高层其实是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中共统治者曾经以为，只要推行过改革开放，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但当下中共却遇到了四十多年来，除了“六四”之外的又一场政治危机。

中共现在还有一项戒惧，那就是，尽管它一直吹嘘自己的政权无比强大，但高层心里清楚，官方统计数据都是用来宣传的，它深怕自己科技和经济上的弱点被暴露到境外去。所谓的“全民反谍”，就是要给中国人全套上“紧箍咒”，让国人不敢讲他们片断知道一点的中共弱点。

而修建北京的远郊“柏林墙”，则显示出中共的第三重戒惧。这种围墙当然没军事价值，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共现在的“畏民如畏虎”之心态。习近平对首都缺乏安全感，他想要一个整洁干净、规规矩矩的北京，没民众敢上街表达异议。

在经济社会层面，高层不要“低端”外来人口大量出现在北京，影响市容。2017年北京市就奉命执行过一次“清理外来人口行动”，赶走了几万到北京打工的外地人。北京的外来“低端”人口主要来自河北省，那里很多农村人想到北京谋生。

而在政治层面，高层也不愿看到“白纸运动”之类的抗议活动再度发生。北京市民和搭乘飞机高铁进京的旅客，都已实名掌握，用手机定位就可以随时查找其行踪。但外地农民工坐小巴进京，就不容易查控了，这就要靠环京“柏林墙”的功用，不让他们进京，便可以减轻首都警方的社会监控压力。

五、每遇危机必"运动"

每一次中共遇到了内部危机，必定会发起一波新的政治运动。在毛泽东时代，196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家都饿肚子，吃不饱饭、吃不到肉，中共便制造出了“阶级敌人”，先是在社会上营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然后就进一步延伸到文革时期的“打倒党内走资派”。今天中国人再次进入了生活不易的年代，中共当下制造的“敌人”，换成了“境外特务”。

中共无非是借这样的政治运动来制造全社会的恐惧。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洗脑”从制造“阶级敌人”开始，而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靠的是所谓的“群众专政”。现在中共新一波的“政治洗脑”是从制造“特务”开始，而打击所谓的“特务”，靠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部，要让特务机构在全国进一步活跃起来，吸收更多的人与国家安全部合作，来广泛监控民众。

最近中国正准备开始实行“网络身分认证”，取消中国人匿名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迫使所有民众在互联网上由政府实名认证。这是一种新的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高压手段。

六、恐惧之下强洗脑

政治高压的真正目的是造成国人的恐惧，而恐惧之下，中共的政治洗脑才可能产生作用。“政治洗脑”这个词是美军在朝鲜战争后期审讯共军俘虏时发现的一个现象，即很多共军官兵被中共长期强迫实行宣传教育之后，产生了反美的顽固认知。当时美国人用Brain Washing这个词，来描绘中共对其国人的思维控制。这个英文词后来被翻译成中文，从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也传播使用。

所谓的洗脑，就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用暴力、威胁，高强度的思想灌输，来实现中共讲的所谓“思想改造”。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肉体上的害怕，到心理上的臣服，直到国人成为听党话的“驯服工具”。直到今天，中共一直都依靠政治洗脑来抵抗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虽然知识分子会多少有一些独立思考，但在政治高压下，敢个人挑战中共统治的人少之又少。

中共为什么要维持政治高压？因为，只有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之下，老百姓才会迫不得已地做出接受“政治洗脑”的样子来。“政治洗脑”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统治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鼓吹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其方法是四步法。

第一步，在社会当中强行捏造出一种两分法的“好人”、“坏人”，把“坏人”界定成“敌人”，落实到某个社会群体上；第二步，把虚构的“敌人”作为政治打击对象，造成全社会的恐惧，害怕自己成为被打击对象；第三步，逼迫民众跟“敌人”划清界限，主动出来“揭发”、“批判”所谓的“敌人”，造成社会分裂，一些“积极分子”会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经济上的好处；第四步，即便政治运动过去了，被打击的“敌人”被平反了，很多当年跟随共产党的人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当年的愚昧，他们就成了为共产党辩护的顽固分子。

共产党开展“洗脑运动”的政治高压手段，无非是“群众专政”和“克格勃”这两种。在当年的苏联，所有人无不害怕无法无天的暴力机关“克格勃”；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内，知识分子最开心的就是，不用再担心“克格勃”了。“克格勃”在中国叫国家安全部，如今全民“反谍”运动把中国“克格勃”重新推到政治高压的重要位置上，就是为了

造成全社会范围的恐惧。只有这种恐惧让人人都害怕了，“政治洗脑”才能用“谎言”来填充民众的头脑。认识中共的统治并不难，其套路基本上会重复使用。

網民嚎叫：

群山 今天 04:09

习将成为中国最危大的皇帝！

统治中国千秋万代！

所有男人必须自宫！

所有女人必须裹小脚！

只有习家子弟例外！

50年后！中华民族全姓习！其他各族，全部灭绝！

谢选骏指出：人説“这说明，北京城里希望习近平病倒的人不少”；我看“2024年约等于1964年”——再過兩年就要進入第二次文革底高潮了嗎。

《最近，中南海占星术再放异彩》（2024-08-15 自由亚洲电台）報道：

中南海占星术与克里姆林宫学：貌似而神非

最近，中南海占星术再放异彩，成为海外中文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分析中国政治的主要方式，其主要作品是习近平御体欠安，月底将发退位诏书，连新政府的首脑、阕搁名单都公布了（版本有详略之分）。因为细节很多，有位一向不太相信这类“遥遥领先的预言”的人给我在X上私信表示：这次是真的。尽管本人从不用占星术分析中国问题，加之此前，中南海占星术在“习下李上”这个题目上失败之后，参予占星的人士表态“这是人民心声”，为了尊重“人民的心声”，我写此文不是反对占星术，而是希望各位喜欢占星的人士认真钻研一下西方当年冷战时期的“克里姆林宫学”（又称“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提高占星术水平，追比美国克宫占星术前辈。

习近平“御体欠安”的种种“迹像”

习近平最近这轮龙体欠安的传言，始于意大利总理访华。这位意大利女总理访华，一些中文社媒因7月28日陪同她检阅三军仪仗队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强，立刻分析说“习近平挂了（或靠边了）”，并用各种细节佐证。一位一向不相信这些传言的网友给我私信，说“这次是真的，否则怎么可能不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我当时就说，意大利总理是政府首脑，总统才是国家元首，外交礼仪讲究平格（资格对等），接待梅洛尼由李强出面，讲的是双方资格对等。7月29日上午习近平与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举行会谈，同日下午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但习近平还继续生病，这次非同小可，因为发表此消息的是京城八旗的上三旗子弟——原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之子杨小平，因其“身份贵重”，在国内微信上不胫而走。

尽管后来杨小平在朋友圈“收回”了他发布的信息，说不算数了，但海外中文圈不断接力，直到8月13日的Facebook还在推送这条消息，而且加上各种细节：比如战友父亲所在的军队干休所内有习近平画像的宣传牌被撤掉了，最近做了肝脏移植但效果不好等 …… 活灵活现。“中共党魁习近平中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发动政变”这条“遥遥领先的预言”中途不得不修改版本，因为8月9日，中国《人民日报》刊出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题为《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文章。

克宫占星术盛行的同时，研究苏联的名著亦多

先解释一下“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为何物。“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是对“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戏谑之称。当年苏联号称“铁幕”，与西方基本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它主要通过观察苏联官方媒体来了解苏共高层的人事变化，并据此来推测苏联的政治动向，尤其是苏共高层权力结构和权力继承的变化。这方面的名著是塔图（M. Tatu）的《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 （ Power in the Kremlin），他曾仔细分析苏共二十一大前后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与表面上排名在他前面的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哥尔内相比，谁的地位更重要，依据是在若干次会议上苏斯洛夫是紧挨着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坐在后者的左边或右边。

在克宫政治动态对外界完全封闭，充满了神秘感的“铁幕”状态下，这样的揣测常常成为媒体跟进分析的参考。但由于资讯太少，“克里姆林宫学”有时也会失灵，比如谁也没能预测出赫鲁晓夫下台。正因为如此，一些苏联观察家就挖苦“克里姆林宫学”的分析，把它说成是“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意思是，这种对苏共高层动态的揣摩无异于占星士的神秘预测。

不过，“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当初之所以成为一门专学，是因为分析者根据苏联政治规则，形成一套观察方法，偶然也会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小舅小姨”之类的信源，但必须与前者对应。但中南海占星术基本没有自成体系的观察方法，基本是后者，比如“我在中国高层内的朋友”之类。

“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时代成果丰硕

前苏联崩溃前后，美国人至少出过三本不同角度的名作，价值不尽然相同，但了解苏联崩溃这一过程必不可少。

这三本书首推布热津斯基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中国，这本书由于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反面教材”作用被迅速引进，由军事科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于同年出版。布热津斯基最著名的论断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对人的本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无法驾驭人的潜能，摧毁了人的精神。“共产主义的教条式的自以为是把理想主义变为野蛮的残酷无情的行为和司空见惯的伪善。它把它宣称的理性推到了无理性的教条式的程度，甚至在大相反的证据面前还声称乌托邦确已实现。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扭曲了的理想主义和以理性作伪装的教条主义——促成了具有破坏性的逃避现实。无力应付现代技术时代现实的后果是，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方悄然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取而代之，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这一过程，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 马特洛克撰写了《苏联解体亲历记》以志其事。作为苏联帝国最后几年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马特洛克在他的著作中，引领读者回溯那动荡多变的年代：从苏共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平民、从国内到国外，都不再是教科书上定义模糊的名词或符号，而化成生动的事件和活生生的人物。马特洛克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大国欲坠的势头，铺展开一张角力的大网，并以清晰准确的语言描绘了苏联的最后岁月：几度挣扎着浮出水面，求得那赖以生存的空气，但最终，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还是被自己内部滋生的力量瓦解。

《纽约客》（New Yorker）总编辑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撰写的《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1994），透过对前苏联人的采访，用他们的眼睛“描绘了人类历史上这个最残忍的体制如何走向它的末日”。1988年到1992年间，作者以《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亲自生活在那末日之中，见证了这座昔日帝国坍塌的最后时日。他研究了大量官方文献和文学史料，采访了上千名从帝国深处走来的时代见证者，足迹遍布从库页岛、波罗的海、外高加索“最后一座古拉格”等这个没落帝国的所有土地，绘制出这部混合着编年史和列传体的泱泱巨著，引领读者在历史和当下两个时空里穿梭，目睹大厦将倾，剖析帝国何以崩溃，共产制度何以无法运行，以及旧帝国的遗绪如何遗留至今，左右今日政局。此书为作者赢得了普利策奖。

BTW，这三位冷战时代的专家，除了布热津斯基已经作古，瑞姆尼克与马特洛克仍然健在，两位思想仍然敏捷，虽然对时下的社会现状很不满，但他们的言论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综上所述，克里姆林宫学盛行期间，由于前苏联的铁幕政治，美国从国际战略界、外交界直至媒体界，虽然也会使用“克里姆林宫学”的方法分析苏联政治、经济社会，但毕竟成果丰硕，尤其是布热津斯基在所有人都未预测到前苏联可能崩溃之时，做出了神准的预测，让人不能不服。反观“中南海占星术”，目前还未显示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因此只能说，二者虽然都是占星术，但貌似而神非，完全不是一回事。

網民嚎叫：

奥维尔 今天 05:00

布热津斯基 也占玩了中国占星术，错的离谱。

谢选骏指出：人説“最近，中南海占星术再放异彩”——我看占星術是西洋的玩意兒，預言中國還需看看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例如毛澤東死於袁世凱之後六十年……這不是虛的。那麽2024年之前六十年，不正好是1964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