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徐光启凸显了兩百多年後魏源等人的肤浅

網文《徐光啓》報道： 

徐光啓（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號玄扈，聖名保祿（拉丁語：Paulus），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明朝末年儒學、西學、天學、數學、水利、農學、軍事學等領域學者，科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於崇禎朝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任上病逝於北京。諡文定。

徐光啓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事業的先驅之一。徐光啓支持實學，在西學東漸，引進西式火器和發展明軍炮兵抵禦後金，引種和推廣番薯、良種水稻等高產抗逆作物等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

徐光啓最著名的事跡之一是他與利瑪竇合作漢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6卷，其中譯定的一些重要術語沿用至今。此外，他親自或組織他人與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合作編譯了其他一系列漢文西書。徐光啓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盡晚年心血的主要工作是編纂集中國古代農學之大成的《農政全書》和系統介紹西方古典天文學（主要是第谷體系）理論和方法的《崇禎曆書》等百科全書式巨著。徐光啓還著有軍事文集《徐氏庖言》和數量可觀的天主教傳道護教文章。徐光啓病逝後，此前由李之藻輯大量徐光啓譯著等成叢書《天學初函》刊行。

在西學方面啓蒙於郭居靜、受教於主要合作者利瑪竇，徐光啓深感中國傳統學術於邏輯的嚴重欠缺和中國數學的停滯落後，因而高度重視演繹推理，以數學為着力點，倡導數學的研習、普及和應用；同時，他以理論指導實踐，長期身體力行地進行天文、水利、農業等方面的科學實驗和測量以及天文望遠鏡、西式火炮等的製造，歸納總結實踐經驗。徐光啓生活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與培根、伽利略、笛卡兒等西歐學術名家同時代且並駕齊驅，在一些方面或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對待西學和西方文明的態度問題上，遠早於且不同於清末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中體西用」等思想，徐光啓不僅試圖組織人才隊伍在道理和技藝各層面虛心學習和利用西方優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還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匯並超越（「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發展路線。

徐光啓希望以「修身事天」的基督教信仰匡救時弊，挽回世道人心，「補儒易佛」，改良中華文化。徐光啓是羅馬大公教會漢傳開教之初的教友領袖和護教士，是中國基督教史上影響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稱為中國天主教「聖教三柱石」之首。1933年，徐光啓被聖座宣告為「天主之僕」，啓動列真福品案；2010年前後，利瑪竇、徐光啓列真福品案分別重啓。

谢选骏指出：人説——在對待西學和西方文明的態度問題上，遠早於且不同於清末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中體西用」等思想，徐光啓不僅試圖組織人才隊伍在道理和技藝各層面虛心學習和利用西方優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還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匯並超越（「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發展路線。

我看——徐光启凸显了兩百多年後魏源等人的肤浅，這也是清朝和明朝的差距，顯示了滿洲蒙古等野蠻民族的盤踞中原，使得中國大大落伍。

人又說“传教初期，徐光启利用自己的高位适时上书，对耶稣会士委以修历、铸炮的重任，为利玛窦和耶稣会打开了传教局面。利玛窦说：“真难说清这人对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定居北京以后，利玛窦还结识了工部官员李之藻。在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学技术著作方面，李之藻的贡献甚至比徐光启还大。10年间，他们合作编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等多部重要著作，他还出钱赞助利玛窦刻印《坤舆万国全图》，并为《畸人十篇》作序。

李之藻是接受利玛窦亲自洗礼的最后一名教徒。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利玛窦的友谊只保存在“文化交流”的层面。“这位特殊的热心者，在他得以实现他的愿望前，还有不少的障碍要消除……首先，除了他的合法妻子之外他还养着一个妾。当她听说他不会再去看她之时，便大发雷霆。”

1610年3月，李之藻在北京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不治。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亲属，利玛窦不顾劳累，为他四处求医，在病床边悉心照料，令其大为感动。大病初愈，李之藻决心辞去爱妾，受浸入教。（瞿太素情况与他相似。他早就想受洗礼，但直到把妾升格为妻，达成一夫一妻的条件后才得偿所愿。）

他还捐助了100两银子，给耶稣会建立教堂用。可是没过多久，利玛窦自己积劳成疾病倒了。李之藻出钱捐赠了一副上好棺木。

后世学者对利玛窦在中国活动期间所结交的知名人物作过统计，共129人，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僧侣，绝大多数是文人和官宦。

我看——利瑪竇之死也體現了基督之愛；這就像徐光启之所以能夠凸显兩百多年後魏源等人的肤浅，也是因爲他獲得了基督的救恩，已經知道了天高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