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0年7月6日星期一

谢选骏:改变地缘的新技术



在《地理与地缘》中谢选骏曾指出:

地理与地缘不同,地理没有改变,地缘却改变了。

改变地缘的是技术发展。所以“地理决定论”不对,但“地缘决定论”却又是对的了。

举例来说,工业革命和机动船舶的技术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缘,不仅让偏僻的岛国日本一跃成为亚洲交通枢纽,而且让中国沿海地区从原来的渔村成为经贸前线和工业基地。相反内地的运河周边却趋于衰落了。

再举例来说,此后一百多年兴起的互联网络,再次改变了中国乃是世界的地缘关系,使得许多荒僻之地成为度假胜地,使得许多价值发生重大改变。

网文《华人科学家重大突破 改变世界模式规则》(2017-06-29 环球科学大观)报道:

当今,淡水资源的严重匮乏威胁着全球数以亿计的平民生存。近日,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由华人参与主导的一项成果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其团队表示已经掌握了利用太阳能淡化海水的关键性步骤,在海水淡化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美华人科学家取巨大突破!外媒:上万厂商将倒闭,改变世界游戏规则!目前,全球150个国家共有约18000个海水淡化厂,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蒸发、冷凝、捕获的方法来产生淡水,其成本中能源占比达50%以上。新的研究已经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此项目由美国莱斯大学纳米技术水处理中心(NEWT)领导。相比传统方法,团队研究人员将特殊的纳米颗粒加入到蒸馏膜中,将太阳能即时转变为热能(自加热),因此不再需要额外能源使水沸腾。热盐水沿着多孔膜的一侧反复蒸馏,而冷凝淡水通过另一侧被收集。

在概念验证实验中,科学家利用一块仅三张邮票的大小、几毫米厚的装置模型进行推演,计算得出得这种技术在每小时每平方米可以获得约6升淡水。
科学家Li教授表示,由于这个装置系统是模块化的,而且搭建简便,因此即使在山区、地震救灾现场和海上钻井平台这些条件恶劣的场所,也可根据个人需求量来安装所需模块面积的海水淡化系统。

国外媒体声称此技术绝不容小觑,一旦产业化,可轻而易举将全球现有的数万个海水淡化厂取代,解决几十亿人口的缺水问题,从而改变世界原有模式与规则。

谢选骏指出:这项新技术的出现,势必和其他新技术的出现一样,改变以往的地缘关系。例如,使得无人的海上荒岛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并给沿海地区提供极大的发展潜力。类似的发展使我想起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确实小看了“地理决定论”,这是因为,汤因比是用一种简单的自然地理的观点理解“地理决定论”的,而没有从“地缘决定论”的角度去看待地理条件。这可能是出于他的无知,也可能是出于他的谋略,为的是推销自己的“创见”,为了在1930年代甚嚣尘上的“海权论”和“陆权论”之外,另辟蹊径,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尔德·汤因比(1852-1883)。为了区分两者,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汤恩比著述颇丰,其中以他十二钜册的《历史研究》为最辉煌。汤恩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26种文明,并断言,文明得以崛起的原因在于它在包含精英领袖的少数创造者的领导下成功地应对了环境的挑战。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1911年毕业。其后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回国后,成为母校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并曾执教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厅,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战后,他成为伦敦大学希腊文与历史学教授。1925年,受命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教授兼所长,他任此职达三十年之久。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授予他帝国总理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参与了战后和谈。

汤因比认为存在着一个远东文明,这是一种母文明,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是其子文明,越南文明和朝鲜文明又是中华文明的子文明。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混淆概念,把第一期中国文明叫做“远东文明”,把第二期中国文明下降一级,和日本、越南、朝鲜等子文明相提并论,其无知程度,确实令人震惊。因为这位英国人连这个都不知道:在“中华”的或曰“汉化”的程度上,日本是比越南和朝鲜等熟番更加生番的生番,所以才可能保留了比较强烈的侵略性格。这样一个日本,怎么可能作为越南和朝鲜的前辈呢?也正因如此,朝鲜可以臣服于中国,但绝不甘心臣服于日本,因为是朝鲜向日本输出了汉字和文明。汤因比歪曲历史,也许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汤因比为大英帝国在东亚的侵略行动,寻找历史理论方面的支持。同时,通过抬高日本的地位,不仅巩固了英日同盟,还可以为自己个人的发展谋求利益。例如,在汤因比从事的文明分类中,独独把中国(远东)和美洲(安迪斯)用自然地理来命名的,这些,就悄悄抹杀了这些文明的属性。这样一来,他就方便了他所供职的英国政府,在“无主的东亚”建立“英国的秩序”了。由此看来,和他的先师斯宾格勒相比,汤因比所做的,不算“历史研究”,只算“历史应用”。虽然从书名来看,两者正好相反:斯宾格勒做的是应用,汤因比做的是研究;但是用这两人的职业生涯来测量一下,就不难发现——斯宾格勒没有供职于任何单位,所以缺乏进行“历史应用”的资格、动机、条件;汤因比供职于特定单位,所以拥有进行“历史应用”的资格、动机、条件。我发现,汤因比之所以不敢承认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存在,是因为“中国”的观念,是不限于“远东”的,“中国”是一个全球概念,是一个“普天之下”的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诗经》时代之前,就出现了。)

谢选骏:邓小平的阴魂复出香港




《费加罗报:香港——习在各种挑战面前保持缄默》2017年7月1日转载法广RFI报道:

周末版的法国日报头版主题,突出报道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国政治家西蒙娜-韦依离世的消息。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分别使用多个版页的篇幅,披露了这位颇具影响力的女政治家一生奋斗、勇敢抗争、不顾威胁、推动具有标志性的法案-堕胎法问世等内容。《十字架报》突出的重点则围绕一座中世纪城堡得以重建的消息展开。

此外,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香港新特首也在同一天正式就职。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刊出该报特派香港记者的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前往香港出席庆祝活动、以及香港民主派人士周五举行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相关消息。

《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习近平身着高领深色毛服,站在指挥车上,向迎接他的、表情严肃的部队士兵致意。习近平在香港石岗军营阅兵,他乘坐的迷彩车所经过之处,都会受到人民解放军士兵高声欢迎“主席”的呼应。这与邓小平在二十年前香港回归时检阅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

2013年掌权以来,对香港进行的首次访问的第二天,中国一号人物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在香港规模空前的阅兵式,为这次极具象征意义的庆典活动定下了的军队力量的基调。

《费加罗报》指出,北京认为,习近平本次到访极为敏感,因此推出了严格的保安措施。有幸参加阅兵典礼的记者,无权携带写字笔或雨伞类物品。于2015年被中国巨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收购的《南华早报》,在政府网络运转良好,它与官方媒体一样,在头版刊出了习近平及其夫人的大幅画面和相关报道。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高敬文指出:1997年,曾有人寄希望于香港来改变中国。如今,相关希望已经破灭,香港大部分经济已掌控在大陆手中。

《费加罗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在庆祝活动期间,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抗议活动,相关规定引发了捍卫人权组织的愤怒,它们认为,这有违于邓小平与英国前殖民统治者达成的“一国两制”原则。大赦国际认为:习(近平)主席反对人权的做法对香港自由构成威胁。该机构驻香港分会秘书长区美宝(Mabel Au)表示:领导人听取多方意见至关重要。

就在香港迎来回归20周年的前夕,周五,多个民间机构试图在香港不同地点发起游行,却与警方发生冲突。当天晚间,受到便衣跟踪的独立派人士被迫取消了原定在尖沙咀举行的集会。

周三,雨伞革命的领军人物黄之峰及另外25名活跃分子,因在习近平到访前数小时举行示威而遭到警方拘押,随后在周五获保释放。黄之峰要求当局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警方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逮捕。香港学者高敬文指出:2012年以来,香港年轻一代不断遇挫,导致了他们对政治愈加关心。这颇令视香港为颠覆基地的中央政府感到忧虑。

周六,香港民主派人士打算像以往一样展开传统大游行。但是今次,他们却没有获得当局的允许。今年,维多利亚公园留给了亲北京的协会组织,从而将民主派人士进一步推向新香港的边缘处。

《十字架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台湾美丽的风光。报道指出:前往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台北浏览,可以见证永恒的中国魅力。

谢选骏:《费加罗报》的报道说“习近平……这与邓小平在二十年前香港回归时检阅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天哪,这很不吉利!因为习近平竟然撞上了邓小平的阴魂!大家知道,邓小平六四屠杀后深居简出、躲避风头,但还是想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露一脸,洗洗六四的血迹,但是天不假年,偏偏让他在回归之前四个多月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突然死掉,虽然香港免除了可能遭到坦克洗劫的厄运,但是邓小平的历史定格却永在六四了。这对邓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现在,他年轻时曾经刷盘服务过的法国人来为他平反了,追悼邓小平“在二十年前香港回归时检阅”!法国人就是有才。还会改写历史,赠给邓小平一个比美国人还大的荣誉博士帽。只是这种法国式的才华,就像马其顿防线一样,真是经不起推敲。

谢选骏:亡国奴说“我们民族最缺笨人”



《我们民族最缺笨人 刘震云在北大如是说》(2017-07-01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报道:

题记
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的嘉宾致辞。

刘震云说:
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

什么叫先驱者呢?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实际的理想,甚至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演讲全文:
感谢各位教授和姚洋院长,让我有机会能够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它好像是大饭堂,我记得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总会提一个饭袋,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但是我不记得我洗过那个饭袋。当时大食堂的菜有四个阶级,一个阶级是炒土豆丝、炒洋白菜、炒萝卜丝,这是五分钱的。第二阶级是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这是一毛钱的。一毛五的才是有肉的,鱼香肉丝、宫煲鸡丁;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还有四喜丸子。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跟它们不熟。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不是肉菜,但是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
在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锅塌豆腐的。因为到最后了,盆里边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都倒入我的盘子里。最悲催的是你前一个同学有锅塌豆腐,到你没有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之后就会看你一眼,这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他)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
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等排到我的时候,前面的同学就剩了一份,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就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它一定特别的凉,我改主意了,我想吃鱼香肉丝”,这个锅塌豆腐又到了我的饭盆里。当我吃到锅塌豆腐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改吃鱼香肉丝的同学,我说你是哪个系的师兄?他说他是经济系。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吗?滴水知恩,当涌泉相报!
我的意思是你跟母校的关系不是你在母校的时候,而是你离开母校的时候,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我们北大的时候,再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我有过三次,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在未名湖旁边的大操场,有一万多名新生,还有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国发院有983名同学毕业的时候。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入学是相聚,毕业是分别。自古人生伤离别,但是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它使我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
我这几年最深的体会,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不管到哪一个国家,不管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上来他告诉我:师兄,我也是北大的。同学能够把从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的缩短,因为你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相同的老师,和北大的锅塌豆腐。
2015年,法国在里昂有个作家的圆桌会议,我参加。在那里,我又碰到一位同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喷泉特别的出名,就是雕刻自由女神的法国雕塑家做的,这个喷泉只有几匹马,往不同的方向拉,我看到这个雕塑喷水的时候想起了商鞅。
我的同学对我说,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我说不能上什么当?他说如果有人请你到外面吃饭,一定不是你的同学。我说,应该到哪里吃饭呢?他说到家里。他说,如果到家里他请你吃牛排也一定是不是你的同学。我说,应该吃什么?他说包饺子。接着我就到这个同学家里包饺子。
为什么说这个同学呢?因为他是我们国发院MBA毕业的,目前在里昂当教授。这个同学他的家在里昂的郊区,就在河的旁边,我去他家吃饺子,他首先带我到地上看看,说你看我这个小别墅,你看我的车子,你看我的法国女朋友。接着他又带我到他们家地下看看,有一个酒窖,镇窖之宝是1985年的三瓶拉菲红酒,他说:师兄,1985年到2015年是30年,人生有几个30年?今天我们把三瓶拉菲喝了!我说,且慢!我说今天如果喝了,你明天后悔怎么办?他说,有好酒不让同学喝,让谁喝呢?如果不让同学喝,要好酒有什么用呢?他上升到了哲学层次。
我也热血沸腾了,说:喝!就着饺子!我还没怎么样,他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就开始给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讲外汇市场,讲股票市场,讲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我一句没听懂,但是拉菲真不错!我的意思是——同学,当你在学校是同学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一离开学校再重逢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同学。什么叫同学?当他说一晚上话,你一句都听不懂的时候,你还跟他聊一晚上,(这叫同学!)
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发言,因为他谈到了你们的母校,我的母校——北大是谁,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蔡先生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叫先驱者呢?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实际的理想,甚至他们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是我们北大的慈悲。
这就牵扯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刚才张维迎教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阐述。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也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在北大讲过话。读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就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
他还塑造了一个特别好的母亲的形象,就是祥林嫂。祥林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没丈夫。一个孩子还被老虎吃了,她一辈子的工作要把她的悲剧讲成喜剧。
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孔乙己,孔乙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断了,他看到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近。那我知道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现像姚洋院长讲的这个民族的现状,一点都不奇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的生命。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我参加过一次毕业典礼,我觉得今天我听到的姚院长和张教授的发言,是最有质量的临别嘱托。
另外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另外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民族最缺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两个人有9块钱,以我们国发院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去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就挖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很多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特别缺远见,远见对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大家开始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的时候,有两句话你千万不要相信。一个是“世界上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不成立,世界上是有近路可走的。投机分子走近路,因此成功的人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对于他们自己,是你做这些事情,只对你自己好。刚才张维迎教授列举了好多的数字,民族之间的对比,他讲的话希望你们牢记:要做笨人。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她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就是杜兰特,如果跑百米就是博尔特。但是她一辈子都在这里。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六。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的比别人快?她说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长的麦堂子,我只要扎下腰,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1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10次、第200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的比别人更快一点。
我有个舅舅,是一个木匠,他小时候种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周围40里卖得最好,所以渐渐我们周边就没有木匠了,就剩刘麻子一个人了。所有的木匠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子特别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跟他有一个炉边谈话。我说: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木匠,唯一使我能成为好木匠的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我比他做得更好;接着他又说,你只花六天时间还不是一个好的木匠,他说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闻做木匠活刨出来的刨子花的味道;他又说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也当不好木匠,有时候我当木匠的时候会有恍惚的时候,就是当我看到一棵树,我看到如果它是一个松木,是一个柏木,是楠木,这要是给哪家姑娘出嫁的手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它是一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我觉得他已经到达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是他到达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我们民族的马路两边基本上大家会看到都是杨树。为什么?因为杨树长得快。但是你要到其他的国家,像欧洲、北美其他的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的对比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最后我送在座的师妹和师弟两句话。一句是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另一句是)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功夫直腰的麦田。最重要的事忘了,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请我吃饺子,谢谢。

网民哀嚎:
刘麻子笨吗?不笨。他那是装笨。他那是一种投资策略。

谢选骏指出:笨人,无非就是迟钝一点的人;有意识的笨人,就是装睡的人,而且由于长期的装睡而已经变得麻木的人。亡国奴说“我们民族最缺笨人”,是因为他不敢明白自己的处境,还想磨灭其他人的民族记忆,只能宣扬忍辱负重的愚公精神。中国北方人为什么喜欢包饺子?因为饺子是混沌,看不清楚里面的内容,不像牛排,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所以,敢于反抗满洲的南人,不敢忘记亡国的耻辱,他们就把饺子叫做“馄饨”……亡国奴只有靠着遗忘、混沌、麻木,才能活下去。这种人的生存策略就是“蝗军来了迎蝗军,国军来了迎国军,共军来了迎共军”,1989年六四前后,同样一批人,先是上街支持学生,后来欢迎戒严部队,这就是“中国的笨人”。中国不缺这样的笨人!相反,如果这些人少点,中国就不会亡国,早就是世界第一了。“我们民族最缺笨人”,老调重弹,宣扬愚公精神。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使得中国成为最大的“癌症国家”。

谢选骏:中国没有自由因而比美国安全



《章莹颖失联超半月 中外网友:中国为何比美国安全》(2017年6月30日转载中国青年网)说:

当地时间6月22日,在学校及警方召开的一场发布会上,章莹颖父亲在接受采访时向嫌犯喊话“还我女儿”,同时希望女儿能“坚强起来,爸爸在这里等你”。26岁的北大女硕士章莹颖在美国失联已有20天,案件仍无太大进展。在脸书和新浪微博平台,一些网友忍不住表达对美国警方调查进展缓慢的不满。

与此同时,这起事件引发的舆论效应不断在国内外发酵——社交网络上,不少网友感叹美国治安差,一些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网友发起讨论——“中国为何比美国安全?”

美警方微博:这里没有“朝阳群众”

6月25日,章莹颖家人向警方提供此前未公布的7张照片,希望能对寻找莹颖有所帮助。根据芝加哥全国广播公司(NBC Chicago)等当地媒体消息,美国警方已将章莹颖失踪案列为全美“最优先级”处理案件。

《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6月26日发表报道,章莹颖失踪一事震动美国大学校园,已导致一些中国留学生家长进行询问,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是否安全。

更早前,当地时间6月18日,芝加哥市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IT)公共安全部门称,他们接到芝加哥警方的报告称,17日下午4点15分左右,在3135 Michigan大街Gunsaulus Hall附近,发生一起疑似绑架案。目击者描述,一个白人男子将一名亚裔女性强行拉进一辆车内。这使不少网友将该案与章莹颖案联系在一起。

社交网络上,不少网友感叹美国治安差,身在国外十分担心自身安全。在新浪微博上,实名认证为美国加州圣利安住市警察局的官方微博账号在回复网友时表示,美国没有“朝阳群众”。

美国“知乎”网友:在中国旅行时,从未感到危险

中青舆情分析师注意到,6月13日,在美国知名问答网站Quora上,有网友发起“为什么去过美国和中国的游客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安全?”的提问。

问题中引用的视频由国外网友“serpentza”于2016年7月制作上传至YouTube,名为《Is China Really Safe?》(中国真的安全吗?)。“serpentza”本名Winston,是一名南非裔英国人,在中国生活超过10年,去过中国很多省份,在YouTube发表生活在中国的见闻和思考,741条视频作品吸引超过18万名关注者。

在这条视频中,Winston结合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向网友们传达了准确的答案:“尽管中国有食物安全问题、交通问题……但是,必须承认,中国是安全的。”目前这条视频观看量已超过29万次。

国外网友如何看待中美治安差异?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Perry Jones表示,自己去过美国35个州,几乎涉及所有大城市,已经3次被抢劫,2次被追逐,经常被人大吼大叫。但在中国南方独自旅行时,他从未感受到危险。

现居泰国清迈的英国人Stephen Whitehead对比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中国和泰国,他认为中国更加安全。他将此归功于中国人更友善、礼貌,人们不携带武器,警方安保得当。

现居瑞典的华人Sharon Ge分享了自己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次见闻:青海和西藏之间空旷辽阔、人烟稀少、天气极端,虽然海拔已高至4000米,但沿途依然有士兵站岗执勤。她认为,正是他们阻止了犯罪的发生。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努力工作的中国人会使我们的未来更美好。”Sharon Ge说。

外国网友看中国治安 禁枪制度让中国更安全

在Quora问题下,网友们不仅回答了在中国生活的见闻,还为自己的结论“中国更安全”给出了很多基于不同视角的解读。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崇尚稳定,摒弃暴力。

来自加拿大、曾在中国生活10年的Ray Comeau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视稳定和非暴力的社会,亚洲社会中耻辱文化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西方社会则不同。在中国,暴力不被政府和社会等任何一方接受,同侪(指与自己在年龄、地位、兴趣等方面相近的平辈——记者注)压力对遏制犯罪非常有用,进过监狱通常会对名誉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中国的再犯罪率很低。

曾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华人网友Yf Yao写道:儒家文化、道教、佛教从不鼓励人们使用暴力,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还有网友认为,中国的犯罪惩戒体制有效遏制了犯罪滋长,禁枪制度和高效的警察队伍也是中国社会治安总体良好的重要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禁止枪支,这可以将暴力减少到相当低的水平上。”中国网友Nicolas Tsue表示。

网友Miffy Seal说:“中国、日本、韩国有非常有效的社区警务,使得这些国家十分安全。”

谢选骏指出:中国、日本、韩国这些黄种人社会比较安全,是因为“种族三特性”的作用,致使不同的种族具有不同的犯罪率。此外,中国之所以比美国安全还因为比较没有自由,缺乏自由的社会就会比较安全,例如纳粹德国的治安一定比现在的联邦德国好,法西斯意大利也比意大利共和国好——只要你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只要你服从“政府”就可以享受着这种“安全”。这些没有自由的社会,安全部门统治一切——盖世太保和国保可以随意进行搜查和逮捕,对于犯罪很有遏制作用,当然,对于国民自由也很有遏制作用。所以说:中国没有自由因而比美国安全。

早在1994年出版的《天子》一书中,谢选骏就论述过自由与安全的上述关系:

天子不仅是“现在”,且是“未来的”和“永恒的”!这霸权为世界带来安息:安全、天性、正义……(还有它们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都在其中,他不以博爱的名义杀害正义,不以平等的名义戕害天性,不以自由的名义危害安全。
【注:他证明:没有正义就没有天性的申张,没有天性就没有人的意义。以安全、天性、正义为基石的自然权利,将一反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本主义骗局,为现代文明开辟两块“人类的最后保留地”:1,前现代化的人类保留地(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有中国的内陆地区与非洲的内陆地区);2,后现代化的保留地——以便在世界各地实现工业化以后的绿色环保;这两者的组成,意味着“后现代化社会的来临”?】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事实再次证明发——中国因为没有自由,而比美国显得安全。

谢选骏:北京如此否定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习近平抵港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活动》(法广 2017 -6-27)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周四(6月29日)中午抵达香港,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的庆典活动,对港展开历史性的三天访问。这是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港,上一次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因香港举办奥运马术项目而访港。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舆论关注习近平此行能否缓解香港民众对北京的紧张关系。

1997年7月1日,在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时任首相布莱尔的出席下,英国统治了56年的香港正式回归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生效取代了殖民地时期的《皇室训令》,由此确认了香港特区政府的组成办法、权力和责任。

在回归20周年之际,一些香港人对北京政府在回归时承诺的著名原则“港人治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执行表示质疑,认为中国正在逐渐加大对香港的政治管制。

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抵达香港后,在机场受到了挥舞中国国旗、香港区旗的儿童及欢迎人群的热烈迎接。他在机场即发表讲话说,“时隔九年再次踏上香港这片土地,感到很高兴”。他表示自己始终牵挂着香港。说此次访港有三个目的,即表达祝福、体现支持和谋划未来,表示,“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发展,改善民生”;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对习近平在港三天配备了高度严密的安保措施,在即将举行多项回归庆祝活动的香港湾仔会展中心地区,自周三开始警方就放置了安保护栏。香港警方表示,在香港主权移交庆祝活动前后准备了"反恐规格的保安部署",每日调动八至九千警力。而对于北京失望、要求民主的香港年轻人则无心加入香港的回归庆祝,他们表示要在习近平在港之际,组织示威活动,反应香港的声音。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就宣布将在周五晚间举行集会向习近平表达诉求,包括要求释放身患晚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法办梁振英等。但很明显,在目前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之下,很难确定他们的声音会被习近平一行听到。

2014年香港民主风潮中最为著名的两个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周三晚间,被以扰乱公共治安的罪名遭警方拘留。目前担任"香港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及"人民力量"和"社会民主连线"等民间组织的20多名人员周一一早早在湾仔金紫荆广场,跨过警察布设的围栏,以一块巨型黑布蒙住了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紫荆花雕塑。他们与前来制止的安保人员一度发生争执,之后警方到场拆除黑布,示威人员散去。

示威人士批评中国没有落实"一国两制"承诺,并指责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以来港府失职。周四,有大约20多名要求民主活动人士被警方拘押,他们的亲友要求尽快释放,一名姓林的香港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警方这样做就是要阻止黄之锋 和罗冠聪他们上街示威。

香港回归时赋予了香港拥有有别于大陆的民主权利,包括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及立法机构的民主选举等。但近期的一系列事件增加了港人对北京政府态度的担心,尤其是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员工失踪事件。在回归20周年之际出台的民调显示,香港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降至历史最低,年龄在18-29岁的香港年轻人中只有约3%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创下了回归20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名主修生物学的香港大学生梁晃維出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也是他刚满20岁,他对法广特派香港记者海克施密特的表述,体现了他对保持香港民主自由的重视以及对中共体制的不认可。

梁晃维: “我受到香港文化、历史和香港价值的熏陶,为什么我没有感觉自己是中国人? 这不是因为种族、皮肤或者眼睛的颜色,而是由于我对于一些价值观的认可,这不是中国人的错,他们在中共的体制下长大,对于民主和自由有和我们不同的看法, 我没有对中国这样或那样的成就有自豪感,因为我感觉自己是完全的香港人”

在香港浸会大学执教的高经文教授,同样感受到年轻学生中的这种悲观情绪,他对此的分析是:香港年轻人的悲观来源于现在对他们来说,找到收入适合的工作、居住能力可及的住房越来越艰难,面对在港居住工作的大陆精英,他们感觉到越来约多的竞争压力。

而据香港政府最新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5年香港贫富悬殊恶化,反映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进一步抛离0.4的警戒线,创下45年来新高。

在一些人利用习近平访港之际表达不满的同时,也有一些拥护北京的港人表达他们对习近平访问的欢迎。一位方姓38对的市民向法新社说,香港区区弹丸之地就接待中国第一领导人到访是无上荣耀,而习近平将在香港三天,这也是相当长的时间。他认为回归后港人的生活远远好于英国统治时期。

习近平在港期间,除了参加一系列回归庆祝活动外,周六将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特首林郑月娥带领下的第五届政府的就职典礼。并将检阅解放军驻港部队。对于此次习近平访港,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评论人林和立认为,与其前任相比,习近平将对香港更多强调更强硬的路线,他认为这不仅是习近平个人原因,也反映出香港与大陆目前关系整体模式的转变。

谢选骏指出:香港回归20周年,晚上放烟花,大陆微信大呼“漂亮吧”,香港人可是欲哭无泪……回想20年前我看电视,当英国国旗降下来的时候,所有在场见证那一历史时刻的港人,不分左中右,他们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下来,就像脖子刚被放了血的鸡一样,好生可怜。20年以后,他们的子女还想撇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推进独立运动,可能成功吗?

《中国外交部:中英联合声明不再具现实意义》(2017年7月1日转载法广RFI)说:

香港主权移交满20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月30日说,1984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已是历史文件,不再具任何现实意义,英国对香港已无主权、治权和监督权。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Boris Johnson)29日表示,英国希望香港能在全面民主和负责任的政府制度上取得更大进展,并说英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有承诺,这份承诺一如20年前般坚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Heather Nauert)则说,华盛顿当局关切对香港公民自由的任何侵犯,其中包括妨碍新闻自由。

中国外交部30日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陆慷对此重申:“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

他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也没有监督权。我们希望上述人士能够认清现实。”

陆慷回应有关提问时还说:“香港成功不成功,已经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这不是任何外人可以妄加评议的。”

陆慷引述数据和国外机构报告指出,1997至2016年,香港经济年均成长3.2%,在已开发经济体中名列前茅。香港已连续23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已连续第2年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他向提问的记者表示:“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香港的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局面,可能有些人心理五味杂陈。但是我可以告诉妳,香港特区人民满意,祖国人民高兴。”

谢选骏指出: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也许并不都是胡说八道,但是他公然声称“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却很不明智。因为这种无赖行径,等于也否定了类似国际协定的有效性,例如,等于是在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历史文件,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也等于在说“九二共识作为历史,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也就无形之中“支持了台独”!为了在香港多吃一口,就放弃了对于台湾的全部指望,何其不智也!可是外交官照理说是最为精明狡猾的,所以合理的怀疑是:中国外交部里可能伏有外国敌对势力的第五纵队,故意加剧港独与台独的声势,也给美国进驻台湾实行保护,创造一个合理的借口。

谢选骏:甘阳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贩夫走卒



《甘阳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吗?》(王学典 2017-01-31)报道:

徐按:2010年,《中国图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王学典兄的长文《“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第一次系统地从学术角度勾勒出八十年代的“思想地图”。学典兄是1980年代跻身于启蒙思潮主流之中的青年思想先锋者之一,1990年代成为学界广为人知的专家,他的学术历程较多地从微观层面上透露了八九十年代思想界嬗变的若干信息。

在学典兄看来:“眼下许多人正在争夺‘八十年代’,一场‘八十年代’的书写竞赛似乎正在展开。而为人们忧虑的是,一些圈子和学界的人物,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话语权,以‘八十年代’当事人的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正在合谋篡改‘八十年代’!这种‘篡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认可。”因此,他在勾勒八十年代思想地图的同时,对学界对八十年代误导与遮蔽的观点与言论进行了批评。其中,他对甘阳在所著《古今中西之争》一书和接受访谈中,常常“偷换问题偷换概念”,将自己摆在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主将的位置上多有批评。现将这一部分内容摘录出来,加上这样一个标题(文中小标题也是我加上的),以飨读者。

王学典先生

甘阳把“文化热”定在1985年,目的是确立自己的主将地位

近几年对“八十年代”的叙述,与不同的知识群体在“八十年代”的上述不同位置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对“八十年代”的历史书写,会因“书写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自我呈现的。而且,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成功者叙述出来的,以往的历史格局也从来都是由那些幸存者、有可能有条件言说与书写历史者安排的。从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对“八十年代”的不同叙述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历史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势利鬼。

譬如,“八十年代”最突出的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热”的出现。但“文化热”始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认定。甘阳先生近年对“八十年代”多有谈论,作为“八十年代”的著名当事人,他说:“文化热”始于1985年(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29、111页)。而一本写于1986年、出版于1988年的“文化热”研究专著却指出:“文化讨论在我国真正‘热’起来,是从1984年开始的。”(吴修艺:《中国文化热》,第21页)而这一“文化热”的主角之一庞朴先生,1986年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到了1983年尤其是1984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从总体上研究中外文化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于是一个澎湃的文化热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庞朴:《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原载1986年3月24日《理论信息报》,此处引自《庞朴文集》第三卷,第55页)从各种情形看,说“文化热”形成于1984年是可信的,其中最主要的根据,是1983年底开始的“反精神污染”事件。此一事件,宣告了“文革”结束以来,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探讨现实政治问题的时代的中断。这一时代尽管中断了,但1977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运动并未停止,人们关注现实的热情并未减退。虽然不能直接谈论现实问题了,但人们依然选择了间接谈论现实的方式,这就是“文化热”突然而至的背景。对此,“文化热”的另一主角李泽厚近年说,“文化热”里“实际上包含很多政治内涵”,“文化热里实际上是借文化谈政治”,“文化热”“后面的潜台词是政治,讨论者是不是就[能]自觉意识到,那是另一个问题”(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3、124页)。实际上,有研究者当时就指出:“1984年以后,理论界的文化讨论,有一个明显的方向性转变。……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已经转移,开始转向现实,讨论的主题是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重点转向近现代,转向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反思。”(《中国文化热》,第21页)。总之,“文化热”的崛起不是在1983年,也不是在1985年,为何恰恰是1984年,就是源于1983年10月份开始的“反精神污染”事件所导致的言说环境的变化。但是,甘阳先生为何一口咬定是1985年呢?原因大概在于,他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1985年开始启动的。他可能由此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新纪元就是由这个编委会开辟的。

这就过渡到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八十年代”那场“文化热”的“主体”是谁?对此,甘阳先生在一一列举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员后断然指出:“主体是知青一代中的文化人。”(《古今中西之争》,第112页)。

大概是感觉到这样说有问题,他后来在接受访谈时纠偏说:“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要完整地谈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个要谈的应该是李泽厚,他对文革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此外,刘再复、王蒙等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级人物。比他们年龄更大些的许多老先生也非常活跃。……不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为主力军。”(《古今中西之争》,第249页)。总之,“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但主体、主力是知青。而且,也不是笼统的“知青”,主要是习“西学”的“知青”,作为主要习西学知青的“头儿”,甘阳先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他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领袖地位。有采访者问甘先生:“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你……”,甘先生在答语中对“主将之一”的恭维话非但没有丝毫的推辞和谦让,反而在其他场合“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处处刻意突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形象。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甘阳先生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位置究竟何在?”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有两拨人在推动:一拨是所谓“主将”系列,另一拨是所谓“急先锋”系列。在“主将”系列中,肯定不会有甘先生!在笔者看来,能够进入八十年代“文化热”主将系列的恐怕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他们三个在当时、尤其是在当时的一代青年学生中堪称“如日中天”!李泽厚的“三大思想史论”,当时的青年学生人手一编,谁不阅读?!他所提出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论风靡学界,被相当多的学人作为回顾与描述中国现代史的框架与工具;他的所谓“主体学论纲”,为整个新时期知识界“主体”的觉醒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的“西体中用”论,则是此一时期最著名最有诱惑力的文化主张。与李泽厚相比,庞朴作品的“思想”力量可能相对弱一些,但“学术”的品位则似乎更为纯粹。他可能堪称此一时期“文化热”的灵魂人物:他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中庸”平议》等文章,开近30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先河;他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著名演讲,以隐喻的方式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热”定位为新的“五四运动”;他提出的“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命题,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空间,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他在“文化热”兴起和进行的同时发表的那批评论、讲话和访谈,随时引导和推动着“文化热”向纵深发展。至于王元化,他则是用两个行动确立了自己在“文化热”中的“主将”地位:一是主编了此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丛书“新启蒙”,从而给“八十年代”作了最传神的命名;二是在海内外对“五四”的是是非非议论纷纷的时刻,挺身而出为“五四”作了在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辩护。总之,今天看来,只有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的作品,最足以传达那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征,其他任何人的东西都无法将人直接带回那个年代。

与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为代表的诸先生相比,甘阳诸位不但在年辈上低一代,而且在对当时整个社会和知识界的影响力上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换句话说,无论如何,甘先生是不能与上述三位相提并论的。——他非但不能以“主将”自居,即使将他放入所谓的“急先锋”系列,他也说不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谁才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甘阳先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其他言说者更是清清楚楚。不过,要把此点说透,似乎还需稍费笔墨,因为这与左右当时知识界的主流思潮紧密相关。当时的主流思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全盘西化”,是激进“反传统”!无论时人还是当事者事后的回忆,都认为这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取向。远在“文化热”的兴起之时,庞朴就敏锐地感受到:“在那些喜欢考虑问题的青年人中间,许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庞朴文集》第三卷,第9页)李泽厚在近几年的回忆中也屡屡指出:“八十年代”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反传统”、“全盘西化”(《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7页)其实,包括甘阳自己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也都认可这一点:他在写于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反传统”的“激进态度”,“确实可以说几乎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绪”(《古今中西之争》,第106页)近两年他仍然强调说:“用西方文化作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古今中西之争》,第10页)

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主流是“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这一点当时或现在都可以说是鲜有异辞!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甘阳先生即使在所谓“急先锋”系列中仍处于附属地位,根据就在这里。

甘阳把自己作为激进“反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得不到学界认可

还是让我们先从甘先生的看法谈起。在说到谁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主流”的代表时,甘阳先生毫不客气地说是他自己,理由是他在《读书》1986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的话:“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所以,“海内外一些论者都把该文看成是‘一派’的代表之一”。哪一“派”呢?“反传统”派也。——“一种流行的分法认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为一派,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学’为一派,我和其他一些人则为‘反传统’的一派。”(《古今中西之争》,第106页)尽管甘阳认为“这种分法其实意义不大,而且易使问题简单化”,但他却通过引证这种“海外”的“分法”,佐证了自己已经获得与李泽厚、杜维明并驾齐驱的地位。可是,笔者在此必须指出:这是一次对“八十年代”思想地图的最大改写。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甘阳及其团队都称不上是那一年代“反传统”一派的代表,因为谁都知道,“反传统”一派的最大代表是“狂人”刘晓波和《河殇》撰稿人。尽管“谁都知道”,但仍须“拿证据来!”在此,笔者提出以下三种证据供大家作为判断的基础。一种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如李泽厚在接受访谈忆旧时,数度提到刘晓波在当年的影响,如说“当时刘晓波风靡一时”(《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33页),还说“当时刘晓波那么受欢迎,他的文章的确是洛阳纸贵”(《孔诞、儒家与中国文化:从教师节谈起——李泽厚先生访谈录》,见《原道》第14辑,第16页),又说,“像包遵信、刘晓波极端反传统,我不赞成”(《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7页),“我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文化,我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以刘晓波啊、包遵信为代表”的人,则“把一切最后都算到文化上面”了(《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3页)。作为“八十年代”最重要最著名的当事人,李泽厚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但他显然没有把甘阳作为“反传统”一派的代表,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种证据是严谨详实煌煌百万言的总结性“文化热”研究专著《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一书,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研究”、“‘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涉及“反传统”派的章节中,几乎全部以刘晓波和《河殇》撰稿人为这一派的代表。全书也有一两处提到了甘阳的观点,但并不是作为“反传统”的代表性意见提到的(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修订本),第467页)。作为一部写于“文化热”20年后的总结性著作,一般是不会遗漏一个重要或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还有一种证据似乎更有说服力,那就是1989年之后若干年所掀起的对激进“反传统”派和“全盘西化”论的批判中,被推上审判台的是刘晓波、包遵信和金观涛等人,还有《河殇》撰稿人,甚至包括对“传统”比较温和的李泽厚等,唯独未见有人批判清算过甘阳先生及其团队!甘先生在那个特殊时段不站出来充当“文化热”的“替罪羊”,却等到人们开始怀念“八十年代”时,鸠占鹊巢、冲出来代“反传统”派领奖,真是何乐而不为呀!

那么,除甘阳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并未把甘阳先生视作当年激进“反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原因何在?原来,甘阳先生不是不“反传统”,而是在他似乎彻底“反传统”的同时,对“传统”又表现出了若干暧昧。即以他的“说传统”为例,尽管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中西之争”实质上是“古今之争”,“中国要走入‘现代’世界,这就不能不要求它彻底地、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它路可走”(《古今中西之争》,第65页),但他在此文中仍多次申明,“反传统”不是“要扔掉过去”(《古今中西之争》,第58页),“毫无疑问,儒道文化在今日以及今后都仍将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起着作用”(《古今中西之争》,第62页);我们要“把儒道文化都带入一个新的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古今中西之争》,第63页),如同他自己在1988年10月所说:“尽管‘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把传统文化统统扔光,更不意味着我们这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感情瓜葛。……换言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古今中西之争》,第106–107页)大家知道,1988年正是当时整个知识界“反传统”思潮登峰造极之时,《河殇》的播出所引起的“反传统”震荡又给这一思潮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一时段,甚嚣尘上、滔滔者天下者是刘晓波等“传统文化”掘墓人的言论:“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刘晓波:《形而上学的迷雾》,第461页)“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孔孟之道的废墟上建立现代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第13页)“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传统文化已经终结” (谢选骏:《传统文化已经终结》,《电视月刊》1988年第10期)。把甘阳与刘晓波等两相对照,人们选择刘晓波来作为“八十年代”“反传统”派的代表,明显不是偶然的。无论在与“传统”决裂的程度上,还是在“反传统”言论的系统性和清晰度上,抑或是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上,甘阳均无法与刘晓波等人相比拟。

20年之后再反观上述两方的言论和观点,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叹服,甘阳先生是对的,他确具先见之明,——他对“反传统”的若干保留态度,他对“现代化”狂热的某种警觉,都远远走在知识界的前列,特别是在我们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恶性现代化”时,我们更要对甘阳先生表达钦佩之意。然而,无论甘先生当年的意见在今天看来多么可取,多么高瞻远瞩,都不能成为改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地图的理由。因为,价值判断在任何意义上绝不能转换为事实判断。甘先生当年的论断是否正确是价值判断,而甘先生本人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地图上的位置高低则属事实判断。反过来也一样,无论刘晓波等激进“反传统”派的言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浅薄、多么幼稚,甚至多么“反动”,同样也不能改变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洛阳纸贵”这一事实。

谢选骏指出:甘阳是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北大研究生,太嫩了,可以拧出大把的水分,他在1989年之前,连一本书都没没有写过,怎么能算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主将呢?我记得,甘阳只是翻译过一些东西,例如卡西尔的《人论》什么的,内容也是错误百出的。他1989年六四逃离大陆,靠着关系挤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班,读书十年也未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英文程度怎么可以翻译哲学书籍呢?还有的就是,甘阳主编过一套丛书,叫做《“文化:中国与世界”》,内容也是参差不齐,不乏鱼目混珠之作。但是他本人有没有著作呢?一本没有。老毛称鲁迅是文革的主将,起码鲁迅写过一些书。可是甘阳只写过杂文,怎么能算是文化热的主将呢?文化热又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何新同志”那样大吼大叫、开开批斗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甘阳同志,算不上文化热的主角,连配角也不是,只能算个贩夫走卒,倒卖了一些洋垃圾,还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甘阳自己毕业30年之后,2016年1月7日,却因涉嫌阻挠青年教师晋升,在会场遭到遭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另一名青年教师谢肃开始散发揭露甘阳负面信息的材料。事发后,一则关于此事的消息流传于网络,称此事折射出“高校广大青椒(青年教师)艰难处境”。随后,这次事件得到媒体的证实。真是天道好还,老学生欺负新学生,新学生反击老学生,就像一个1989年六四屠杀的微缩版那样。

究其原因,可能就是甘阳这个贩夫走卒一直想过主将的瘾头,但却一直不遂,心有不甘,气有不阳,以为他一个“博雅学院院长”就可以像“中华民国五院院长”那样有权有势,可以颐指气使,随便赶羊……可是他忘了自己年纪不饶人,孔子都说“后生可畏”,毛泽东都怕“镇压学生运动的决不会有好下场”,和年轻人作对没有坦克是不行的。看来,甘阳是跟邓小平学坏了,可是又没有老邓的坦克上街手段,所以他的手下没有逃往海外,反而可以抽他的耳光,还有“牌”可以迫使他一言不发。

谢选骏:苏美尔文明争夺战



(一)

网文《苏美尔与石抹》(舒穆禄2012-07-30)报道:

在思考东西方文明是否有内在联系的时候,有一个族名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就是《辽史》中的后族贵姓“石抹”,笔者之所以采用这个后起的汉字注音族名,乃是因为人们对此族名相对比较熟悉些。

其实这个族名早就在先秦古籍中出现过了,《史记·夏本纪》中有“三苗大序”的记载,良渚古国以“鄋瞒”为国名,笔者以为都是“石抹”的同名异写,蒙古语这个读音的意思是“箭”,以箭来标识部族国家是阿尔泰游牧文化的一个特征。

古罗马人记载,远古时代南俄草原上就有“萨尔马特”人,也是“石抹”的一个蒙古语复数读音。

中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叫作“撒马尔罕”(“罕”是“可汗”的意思),也是从族名“石抹”而来,“撒马尔”是突厥语读音,突厥语常常在词尾带一个“儿”音,撒马尔罕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枢纽,换言之,这个“石抹”似乎一路西去,或遥远东来都留下了痕迹。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出现的人类文明叫做“苏美尔文明”,因为创造这个文明的人自称苏美尔人,西文写作sumer,竟与“石抹”读音相同,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巧合。苏美尔之“尔”是突厥语常有的后缀音,如突厥语“鞑靼”就读作“塔塔尔”,因此“石抹”读作“石抹尔”是不奇怪的。

比苏美尔文明稍迟一点的西方远古文明是“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这两个古文明由于有《圣经·旧约》的记载,早就为欧洲人所了解,但在此之前两河流域是否有过更早期的文明,则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00多年前,西方考古学家通过考古挖掘才得知远古时代二河流域还存在过一个更古老的人类文明“苏美尔文明”,距今已经超过了6000年。

苏美尔文明出现的时期与我国的红山文化相当,苏美尔文明消失之时我国进入了三皇五帝时期,两河流域继苏美尔文明而起的是闪米特人创造的更加辉煌的巴比伦文明,正是苏美尔文明为巴比伦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考古显示苏美尔人与闪米特人是不同族类,说完全不同的语言,两种语言的语法特征相差甚远,并且苏美尔人是外来民族,所有这些已为西方考古学家所公认。巴比伦人没有继承苏美尔人的语言,他们只是继承了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用以拼写闪米特人自己的语言。

苏美尔文明的形态是众多城邦国家同时存在,纷纷扰扰,互相攻战不休,但常常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城邦国家居于盟主地位,跃升成为盟主,受众邦国的朝拜贡献则是所有城邦主子们的追逐目标,西方考古学家已经在那里发掘出了12个城邦国家的都城遗址。

西方考古学家说,所有这些城邦国家的统治者都自称是苏美尔人,说同一种语言,他们祭祀的是同一个神灵,所建筑的祭坛式样相同。邦国主要标志是一个祭坛,每个邦国都有一个用沙土和砖块砌筑出来的巨大祭坛,国王就是最高的祭司。苏美尔人是一些极其讲究等级地位,严格区分血缘贵贱的人。苏美尔城邦全都是奴隶制国家,统治者可能是同一种族,但来自不同的部族,苏美尔人都自称“黑头人”。

苏美尔人的历法,一年有12个月,其中6个月为29天,还有6个月为30天,这样每年只有354天,他们又以8年3闰来调整历法,这与《颛顼历》非常相似。苏美尔人还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西方考古学家称之为《乌尔纳姆法典》,出现时间大约在4130年前,与《禹贡》出现的时期相当。

苏美尔人说他们的统治权来自上天,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同一种表达方式。

西方考古学家说,苏美尔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来自一个叫做“埃里都”的地方,笔者怀疑这个“埃里都”并不在美索不达米亚,可能与《史记》记载中帝尧之“幽都”为同一个地方,是“斡儿朵”的异写,苏美尔人或许来自遥远的蒙古高原。

苏美尔文明最著名的城邦有“以力”,“乌鲁克”,“温马”,等等,笔者怀疑这个“以力“可能是“耶律”的异写;“乌鲁克”(中文圣经中译作“埃雷克”),这在蒙古语和突厥语中是“国家”“宗族”或者“故乡”的意思。“温马”与“乌麻”读音相同,女直语意思是“圣祖”,如此就与古籍记载的良渚古国名“汪芒”相同了。

乌鲁克人还留下了说唱史诗《吉尔迦》,记叙的是乌鲁克的英雄“吉尔迦”艰难经历,他最后终于战胜名叫“基什”的城邦,登上苏美尔城邦盟主的宝座。这篇史诗以征服、献俘、欢宴、殉葬为颂唱对象,内容与蒙古说唱史诗相同,笔者甚至怀疑这个“吉尔迦”可能是“主儿扯”的异写。

西方考古学家说,“温马”统治者们自称“恩西”,笔者怀疑可能是女直语“爱新”的异写,本义是“金”,就是说他们可能姓金。

苏美尔文明中的殉葬现象很突出,考古学家曾在“乌尔”城邦中挖掘出一个王陵,殉葬着64个年轻妻妾,穿戴完好,排列整齐,每个尸骨边放有一陶杯,可能是被灌毒之后一齐死去的。这种大规模殉葬现象的存在也是笔者怀疑苏美尔人是匈奴出身的一个原因。

在有记载的2000多年里,阿尔泰游牧民族对二河流域的入侵是断断续续发生着的,新的入侵者与旧的入侵者之间并无血缘和历史上的明确传承关系,但他们很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从同一种文化背景中走出。可以肯定,在无记载的史前时代,如此这种由东而来的入侵无数次发生过,匈奴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的重要参与者。

在苏美尔城邦国家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必定是土著闪米特人,而作为统治者的苏美尔人则极有可能来自遥远的蒙古高原。相对于土著民族,入侵者总是占少数,但“文明”所呈现出来的总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习俗,此乃文明一般规律,这些统治者最后会消融进土著民族中,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古埃及人有人死制成木乃伊的习俗,还有为死人脸上罩上金银面的习俗,这种习俗竟在契丹人中延续着,北宋《虏廷事实》曰:“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辽人如此葬俗显示,他们的祖先可能曾远征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圈中,并在那里长期生活过,而辽王朝后族“萧氏”本姓“石抹”。

可以想见,古代的亚洲马背民族既然能从蒙古高原征战到两河流域,也有可能从两河流域返回蒙古高原,在这种迁徙征战的过程中,两个遥远文明之间的历史通道,会在不经意间产生出来!

(二)

网文《华夏文明的起源探索——关于苏美尔文明和夏商周文化的几点思考和猜想》(2012-04-28)报道:

中国文化究竟是独立起源的?还是受别国文化的影响?第一派主埃及说,谓不但中国文化自来埃及,国人也是埃及苗裔。第二派主巴比伦说,如丁谦、蒋智田、章炳麟、刘师培等人皆是。刘师培主张尤烈。第三派主印度说,谓中国文化系由阿利安种之首陀罗人传入。第四派主中国文化必源於另一较古民族苏美尔,谓巴比伦、印度、中国的文化,均为苏美尔民族传授。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说:“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没有知道苏美尔人怎么来的,但也可能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从东方迁徙到西方去的;后又重新返迁回到东土。

我们先看看古埃及的壁画,明显有四种皮肤的人种,其中就有苏美尔人种的存在。

苏美尔文明是“迁徙的文明”。谱系如下: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玛雅文明和三星堆文明。当然,无论是非洲、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古美洲都有可能有自己的土著人群和文化,有自己的信仰和工具、语言。但是文明出现最重要的标志:象形文字、城市、和青铜器,却是经苏美尔人传播的。

苏美尔文明的出现我们无从得知,极有可能也是从非洲迁徙来的(早期非洲不一定全是黑人),也可能和外星人或者史前智慧有关。他们创造了苏美尔文明,影响了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被巴比伦打败后,往东迁徙,并且善于经商,途中创造了印度、殷商两大文明。青铜器就是最好的线索。殷商人也善于经商,“商”也因此而来,商人都喜欢迁徙,不仅陆地还有海洋。

殷商被周武王打败后,沿着海岸线转移迁徙,一直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其中一支可能因为遇到大风暴或者其他原因沿着俄罗斯海岸线一直迁徙,一直到达北美洲,然后定居,这就是印第安人。他们创造了奥尔梅克文化,继而产生玛雅文明,他们也有青铜器和象形文字。另一支人群可能就沿着中国内陆迁徙,一直到古蜀国,发展成为发达的青铜文明——三星堆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文明出现的标志毫无疑问都是象形文字、青铜器(也包括金、银、铅、锡等金属的冶炼技术)和城市的出现。而这都是拜苏美尔人所赐。我们今天也许很难考证苏美尔人的来源和后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苏美尔人的文明创造了世界文明的开端。自此,人类才摆脱散居、石器和结绳记事。

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是黄种人;他们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刚开始用图形将猪,牛,马,羊,庄稼等各种事物画下来,发展到後来,图形越来越简单,於是就将图形符号固定下来形成文字,用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刻写在泥板上,然後晒乾,可以长期保存(这与以后由白种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的语言接近于汉语;他们创造了农业,培植农作物,发明了犁与轮子;他们开挖沟渠,创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统;他们发明了冶炼技术,加热矿石成为液体,炼出了青铜,用於制造工具与武器,只是受到资源与技术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发现铁,青铜器也不能普遍推广,大部分农人还是使用木制农具;他们创造了最早的星象天文学,非常相信迷信占卜,这和商周文化极其相似.他们采用泥砖建造房屋,这和巨石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和我们汉人很相似。

他们创造了城市,建立了12个城市国家(12是个重要的数字,十二个月,十二星座,十二时辰……),最大的国家有5万人;建筑的特点是:城墙是土石结构,房屋是土木结构,会使用经过晒乾的泥砖(这与白种人的巨石房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

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约结束在公元前2000年,被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所代替。最古老的楔形文字石板(公认的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被定期为约前36世纪。

苏美尔人称自己为“黑头发的人”(sag-gi-ga),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文明的君主的地方”(ki-en-gir)。最早的苏美尔时期由数个独立的城市国家组成,城市国家之间有运河和界石分割。每个城市国家的中心是该城市的保护神或保护女神的庙。每个城市国家由一个主持该城市的宗教仪式的祭司或国王统治。苏美尔的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神和神学。同样,我们汉人也是多神信仰,财神、灶神、土地神……

苏美尔人和殷商人的相同点:黑头发、黄眼睛,青铜器、象形文字,语言相近、迷信占卜,土石城墙、土木房屋,有星相学、信多种神,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苏美尔灭亡的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前。公元前1763年,最后一位苏美尔民族的君主瑞穆辛的首都拉尔萨城被巴比伦军队攻陷。从此以后,苏美尔人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后来,辗转迁徙来到中国建立殷商。

公元前1766年,殷商建立。这也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一种有文字、青铜器、城市的文明。这之前,我们都是黑陶文化、玉石文化,根本没有文字和青铜器。这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连续继承关系。夏朝也似乎是个传说,没有信史。之前中国的文明程度肯定很低,还处在石器时代。突然就到了青铜时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是苏美尔文明的后裔,最起码也是受到苏美而文明的直接影响。

我们炎黄子孙在古代四次寻祖之旅:周穆天子西行古埃及(寻祖,见西王母、拜黄帝宫——金字塔、拜神斯芬克斯——人面虎[狮]身)、张骞出使西域(寻祖,开辟丝绸之路,重新打通被秦始皇长城割断的故土之路,抵达中亚、西亚、地中海附近)、大唐西域记(说是取经,其实也是寻祖,抵达中亚,开辟新寻祖之路)、郑和下西洋(建文帝?到达地中海周边,寻祖无疑。)

商人的殉葬习惯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腊如此,米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因为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头猪或一头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杀自己。

青铜之路: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现代中国与西亚(阿富汗)接壤,可以说是零距离。欧亚大陆通过青铜与丝绸之路形成一体,并不存在明显的自然或文化的分界线。在西亚和东亚之间传播青铜文化的主要是一些游牧民族。从新疆等地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看,他们大都属于印欧人。印欧人很早就来到中国,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印欧人。事实上,东亚早期青铜器均无特色可言,只不过是西亚或中亚青铜器的翻版而已。只有到了商周时代中原青铜器才独具特色。这是技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似乎东亚、西亚之间相距万里,会妨碍古人的迁徙和交流。其实东亚和西亚通过中亚紧密相连。古代的草原犹如现代的海洋,千山万水不仅不会阻碍人类的迁徙,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交流。曾经有人认为青铜铸造西亚用的是失蜡法,而中国用的是范铸法,在技术上有本质不同。事实上,西亚几乎同时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东亚亦同时使用范铸法和失蜡法。考古学界流行一种假定,即自古存在一个以礼器或容器为特色的中原或中国青铜器传统,到了后来才受到北方或外来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必然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在旧大陆不大可能存在两个独立的起源。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是从西向东传入东亚的。在西北新疆地区发掘青铜时代遗址,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而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也就是说,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中国最早的铜制品,是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的1件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年代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在甘肃东乡的林家村,出土了1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保存完整,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先后经过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西亚早在5000年前便进入了青铜时代,比东亚早近1000年。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而此时的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易华撰文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

我们的中原在当时很可能就是殖民地。秦始皇如果是不是殷商的后代,那么他最有可能是中原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憎恨殖民者,也就是夏商周三代,他从来不认同三皇五帝(三皇五帝神话成于殷周时期),更不认同周礼和儒生,儒生就是周朝宗教遗民,有人推测,儒教可能也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周朝人也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分支。汉灭秦,独尊儒术,其中玄妙啊!

我们发现周朝这些爵位和西方爵位何其相似。这种政治体制的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定有某种紧密关系,都化为五个等级。到了秦始皇,他不干了,要做皇帝,彻底摆脱西方的控制,修了长城阻断了和西方的交通,也就是青铜之路。他灭六国很残忍,往往灭族,也说明他的恐惧,六国都是一些老贵族。他焚烧六国史,也是割断此前来自西方的历史。

公、侯、伯、子、男五等,这是西方的爵位称呼,在中国周代爵称为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年代稍晚的《礼记·王制》则将天子除外,子男分列,即所谓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商制,文献所记有侯、甸、男、卫、邦伯,均属地处王畿之外的“外服诸侯”。在国语、左传中就有郑伯、秦伯等称呼。周文王姬昌成为西伯侯,他的国家也处于商朝西方。

周文王称为西伯侯,而不是国王或皇帝。处于统治地位的商周领导人也都自称为王,而不敢称皇帝。到了秦始皇,他才敢这么称呼自己,叫作始皇帝,那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敢称作皇帝。但是皇、帝的称谓在中国古代的的《诗经》中明显存在,很明显夏商周三代的人都不敢称帝。因为,有人是皇帝,这就是西方地中海的国家。他们只能称作侯。

他们为什么迁徙到中国的原因我们并不能确切的知道,很可能和地中海地区种族斗争有关。这就需要对地中海进行考古研究。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古代的青铜之路就是通过青藏高原,传说中西王母的昆仑山也就是周边的山脉。黄帝、西王母很可能都来自于西方。我们在周朝的传说中,明显看到一个信号,在灭纣王的时候,西方有人来助阵:这就是接引道人、准提道人。

周《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而且去的地方就可能是古埃及,西王母就是示巴女王。这很可能是一次国事访问,但更有可能的是一次寻亲之旅。在中国神话中关于五帝的记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都记载了他们的出生母亲是谁,这很可能就是古埃及女王体制传统的遗存。西王母很可能就是周朝的祖先或亲戚。

商朝青铜器的纹饰都是各种动物,造型夸张,极具生命欲望力;周朝的则是几何图形偏多,造型严谨,具有理性禁欲特征。很明显属于不同的信仰体系。我们可以遥想所罗门王、大卫王,或许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最起码在文明上具备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文字和青铜技术来自于两河流域文明,而政治体制则来自于古埃及文明,宗教信仰来自于古以色列。

秦始皇焚书坑儒很明显有强烈的针对性,那就是针对周朝,他烧的书就是六国史,而其他的都不烧。并且还修造了万里长城,这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阻断当时西方周朝的祖先返回来报仇。周朝的祖先很可能和商朝一样也是外来民族,他们的祖先就是来自中东地区,和商朝人一样,但是很可能属于同一种族的不同分族,信仰也存在差异,这可以从青铜器纹饰看出来。

赢政是个奇特的名字,他的父亲也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是商人吕不韦的后代,也有人说不是。但是,一个商人它可能就是殷商的后代。秦始皇灭六国也恰恰是报当年周武王灭商之仇。我们可以发现,周朝重礼,讲求禁欲式的政治管理,而商周重商,酒池肉林,秦朝同样重视商业,商人地位并不低。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最有利的就是便于经商。

夏商周就可能是三个宗族之间的斗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能都是外来民族。也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十分憎恨的灭六国史、独留秦史,尤其是对待儒生,更是手段残忍,而儒生的目的就是克己复礼,恢复周礼。六国都是周朝的遗民。秦始皇很明显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份仇恨说明历史上一定有过严重的种族斗争和战争仇恨。

宗族斗争在中国古代也十分明显。夏、商、周很明显是同时并存的,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三代文明共存,并形成当时中国最为强大的三个国家,但是当时也存在很多小国家,据说夏时有万“国”,到商时减到三千,经过武王灭商,西周还余下八百。夏商周虽然为最大的三个国家,但是它们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具体差异得等考古学和资源学、民族学考证。

尽管这种文明并非中国独立起源,但是还是明显的和西方地中海文明有着明显的差别。我们的古代文明延续下来了,这就是以政治和权力为核心的文明,而不是技术和贸易为核心的文明。这种文明今天仍然是我们中国文明的主要特征。而西方文明则主要是以技术和贸易为特征。商朝就很可能是地中海迁徙来的一族,他们善于经商,商人也就因此得名。

基本可以肯定青铜之路的存在。就像丝绸之路。中东地中海周边就是世界古文明的发源地,古印度、古中国都是这一文明的产物。在史前就已经存在一个庞大的海海文明,这种文明的标志就是象形文字、青铜器、城市和萨满教。这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古文明体系。

存在一个巨大的古文明体系,一个世界范围的古代文明.蜀丝之路从今天广汉三星堆出发,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国,一直延伸到两河流域的古埃及.周穆王还曾经和古埃及女王西王母建交.我们的文明就是苏美尔、古埃及文明的遗存,这就是为什么1840年之前,我们始终领先于世界的原因,我们是古老文明的唯一延续.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学者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而且,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现在普遍认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吐火罗人。他们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吐火罗人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他们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

以政治和权力为核心,还是以技术和贸易为核心?这就是两种文明的斗争。一种是古文明,比如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创造了最初的基本的政治框架,一些主要的原则依然通过各种形式遗留到现在,在启蒙运动之后,渐渐被一种现代政治文明所替代;一种是现在文明,在人类早期腓尼基、殷商人那里就已经萌芽,几经变化,经英国亚当·斯密发扬创建,延续至今。

一项新的研究就必须首先打破所有既定理论框架的约束,打碎各种结论性的论断和人为的时代划分,紧紧依靠考古、史料文献说话。我们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这本来就是一种主观的见解。我们认为他们很落后,也许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心主义论调。也许,古代人的智慧远远高出我们的估计。从某种程度上,我开始相信各种神话故事、宗教故事的真实性。

谢选骏指出:以上所言,皆非信史,多属一鳞半爪、牵强附会,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探求真相,不如说是为了争夺苏美尔文明的“版权”。当然,以上所言,也不能说绝对和历史学无关,因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要给自己的存在、民族的命运,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可靠的原因。

谢选骏:星星之火 不可燎原

《珠海体育中心袭击案后:被阻挠的记者和社交媒体上的热议》(2024年11月13日 BBC驻华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報道: BBC驻中国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在珠海体育中心的事发现场报导时遭遇阻挠。他用以下文字描述了自己当时的经历,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