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甘阳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贩夫走卒

《甘阳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吗？》（王学典 2017-01-31）报道：

徐按：2010年，《中国图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王学典兄的长文《“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第一次系统地从学术角度勾勒出八十年代的“思想地图”。学典兄是1980年代跻身于启蒙思潮主流之中的青年思想先锋者之一，1990年代成为学界广为人知的专家，他的学术历程较多地从微观层面上透露了八九十年代思想界嬗变的若干信息。

在学典兄看来：“眼下许多人正在争夺‘八十年代’，一场‘八十年代’的书写竞赛似乎正在展开。而为人们忧虑的是，一些圈子和学界的人物，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话语权，以‘八十年代’当事人的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正在合谋篡改‘八十年代’！这种‘篡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认可。”因此，他在勾勒八十年代思想地图的同时，对学界对八十年代误导与遮蔽的观点与言论进行了批评。其中，他对甘阳在所著《古今中西之争》一书和接受访谈中，常常“偷换问题偷换概念”，将自己摆在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主将的位置上多有批评。现将这一部分内容摘录出来，加上这样一个标题（文中小标题也是我加上的），以飨读者。

王学典先生

甘阳把“文化热”定在1985年，目的是确立自己的主将地位

近几年对“八十年代”的叙述，与不同的知识群体在“八十年代”的上述不同位置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对“八十年代”的历史书写，会因“书写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自我呈现的。而且，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成功者叙述出来的，以往的历史格局也从来都是由那些幸存者、有可能有条件言说与书写历史者安排的。从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对“八十年代”的不同叙述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历史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势利鬼。

譬如，“八十年代”最突出的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热”的出现。但“文化热”始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认定。甘阳先生近年对“八十年代”多有谈论，作为“八十年代”的著名当事人，他说：“文化热”始于1985年(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29、111页)。而一本写于1986年、出版于1988年的“文化热”研究专著却指出：“文化讨论在我国真正‘热’起来，是从1984年开始的。”(吴修艺：《中国文化热》，第21页)而这一“文化热”的主角之一庞朴先生，1986年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到了1983年尤其是1984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从总体上研究中外文化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于是一个澎湃的文化热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庞朴：《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原载1986年3月24日《理论信息报》，此处引自《庞朴文集》第三卷，第55页)从各种情形看，说“文化热”形成于1984年是可信的，其中最主要的根据，是1983年底开始的“反精神污染”事件。此一事件，宣告了“文革”结束以来，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探讨现实政治问题的时代的中断。这一时代尽管中断了，但1977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运动并未停止，人们关注现实的热情并未减退。虽然不能直接谈论现实问题了，但人们依然选择了间接谈论现实的方式，这就是“文化热”突然而至的背景。对此，“文化热”的另一主角李泽厚近年说，“文化热”里“实际上包含很多政治内涵”，“文化热里实际上是借文化谈政治”，“文化热”“后面的潜台词是政治，讨论者是不是就[能]自觉意识到，那是另一个问题”(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3、124页)。实际上，有研究者当时就指出：“1984年以后，理论界的文化讨论，有一个明显的方向性转变。……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已经转移，开始转向现实，讨论的主题是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重点转向近现代，转向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反思。”(《中国文化热》，第21页)。总之，“文化热”的崛起不是在1983年，也不是在1985年，为何恰恰是1984年，就是源于1983年10月份开始的“反精神污染”事件所导致的言说环境的变化。但是，甘阳先生为何一口咬定是1985年呢？原因大概在于，他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1985年开始启动的。他可能由此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新纪元就是由这个编委会开辟的。

这就过渡到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八十年代”那场“文化热”的“主体”是谁？对此，甘阳先生在一一列举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员后断然指出：“主体是知青一代中的文化人。”（《古今中西之争》，第112页）。

大概是感觉到这样说有问题，他后来在接受访谈时纠偏说：“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要完整地谈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个要谈的应该是李泽厚，他对文革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此外，刘再复、王蒙等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级人物。比他们年龄更大些的许多老先生也非常活跃。……不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为主力军。”（《古今中西之争》，第249页）。总之，“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但主体、主力是知青。而且，也不是笼统的“知青”，主要是习“西学”的“知青”，作为主要习西学知青的“头儿”，甘阳先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他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领袖地位。有采访者问甘先生：“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你……”，甘先生在答语中对“主将之一”的恭维话非但没有丝毫的推辞和谦让，反而在其他场合“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处处刻意突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形象。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甘阳先生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位置究竟何在？”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有两拨人在推动：一拨是所谓“主将”系列，另一拨是所谓“急先锋”系列。在“主将”系列中，肯定不会有甘先生！在笔者看来，能够进入八十年代“文化热”主将系列的恐怕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他们三个在当时、尤其是在当时的一代青年学生中堪称“如日中天”！李泽厚的“三大思想史论”，当时的青年学生人手一编，谁不阅读？！他所提出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论风靡学界，被相当多的学人作为回顾与描述中国现代史的框架与工具；他的所谓“主体学论纲”，为整个新时期知识界“主体”的觉醒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的“西体中用”论，则是此一时期最著名最有诱惑力的文化主张。与李泽厚相比，庞朴作品的“思想”力量可能相对弱一些，但“学术”的品位则似乎更为纯粹。他可能堪称此一时期“文化热”的灵魂人物：他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中庸”平议》等文章，开近30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先河；他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著名演讲，以隐喻的方式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热”定位为新的“五四运动”；他提出的“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命题，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空间，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他在“文化热”兴起和进行的同时发表的那批评论、讲话和访谈，随时引导和推动着“文化热”向纵深发展。至于王元化，他则是用两个行动确立了自己在“文化热”中的“主将”地位：一是主编了此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丛书“新启蒙”，从而给“八十年代”作了最传神的命名；二是在海内外对“五四”的是是非非议论纷纷的时刻，挺身而出为“五四”作了在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辩护。总之，今天看来，只有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的作品，最足以传达那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征，其他任何人的东西都无法将人直接带回那个年代。

与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为代表的诸先生相比，甘阳诸位不但在年辈上低一代，而且在对当时整个社会和知识界的影响力上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换句话说，无论如何，甘先生是不能与上述三位相提并论的。——他非但不能以“主将”自居，即使将他放入所谓的“急先锋”系列，他也说不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谁才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甘阳先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其他言说者更是清清楚楚。不过，要把此点说透，似乎还需稍费笔墨，因为这与左右当时知识界的主流思潮紧密相关。当时的主流思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全盘西化”，是激进“反传统”！无论时人还是当事者事后的回忆，都认为这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取向。远在“文化热”的兴起之时，庞朴就敏锐地感受到：“在那些喜欢考虑问题的青年人中间，许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庞朴文集》第三卷，第9页）李泽厚在近几年的回忆中也屡屡指出：“八十年代”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反传统”、“全盘西化”（《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7页）其实，包括甘阳自己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也都认可这一点：他在写于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反传统”的“激进态度”，“确实可以说几乎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绪”（《古今中西之争》，第106页）近两年他仍然强调说：“用西方文化作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古今中西之争》，第10页）

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主流是“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这一点当时或现在都可以说是鲜有异辞！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甘阳先生即使在所谓“急先锋”系列中仍处于附属地位，根据就在这里。

甘阳把自己作为激进“反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得不到学界认可

还是让我们先从甘先生的看法谈起。在说到谁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主流”的代表时，甘阳先生毫不客气地说是他自己，理由是他在《读书》1986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的话：“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所以，“海内外一些论者都把该文看成是‘一派’的代表之一”。哪一“派”呢？“反传统”派也。——“一种流行的分法认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为一派，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学’为一派，我和其他一些人则为‘反传统’的一派。”（《古今中西之争》，第106页）尽管甘阳认为“这种分法其实意义不大，而且易使问题简单化”，但他却通过引证这种“海外”的“分法”，佐证了自己已经获得与李泽厚、杜维明并驾齐驱的地位。可是，笔者在此必须指出：这是一次对“八十年代”思想地图的最大改写。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甘阳及其团队都称不上是那一年代“反传统”一派的代表，因为谁都知道，“反传统”一派的最大代表是“狂人”刘晓波和《河殇》撰稿人。尽管“谁都知道”，但仍须“拿证据来！”在此，笔者提出以下三种证据供大家作为判断的基础。一种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如李泽厚在接受访谈忆旧时，数度提到刘晓波在当年的影响，如说“当时刘晓波风靡一时”（《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33页），还说“当时刘晓波那么受欢迎，他的文章的确是洛阳纸贵”（《孔诞、儒家与中国文化：从教师节谈起——李泽厚先生访谈录》，见《原道》第14辑，第16页），又说，“像包遵信、刘晓波极端反传统，我不赞成”（《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7页），“我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文化，我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以刘晓波啊、包遵信为代表”的人，则“把一切最后都算到文化上面”了（《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3页）。作为“八十年代”最重要最著名的当事人，李泽厚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但他显然没有把甘阳作为“反传统”一派的代表，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种证据是严谨详实煌煌百万言的总结性“文化热”研究专著《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一书，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研究”、“‘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涉及“反传统”派的章节中，几乎全部以刘晓波和《河殇》撰稿人为这一派的代表。全书也有一两处提到了甘阳的观点，但并不是作为“反传统”的代表性意见提到的（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修订本），第467页）。作为一部写于“文化热”20年后的总结性著作，一般是不会遗漏一个重要或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还有一种证据似乎更有说服力，那就是1989年之后若干年所掀起的对激进“反传统”派和“全盘西化”论的批判中，被推上审判台的是刘晓波、包遵信和金观涛等人，还有《河殇》撰稿人，甚至包括对“传统”比较温和的李泽厚等，唯独未见有人批判清算过甘阳先生及其团队！甘先生在那个特殊时段不站出来充当“文化热”的“替罪羊”，却等到人们开始怀念“八十年代”时，鸠占鹊巢、冲出来代“反传统”派领奖，真是何乐而不为呀！

那么，除甘阳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并未把甘阳先生视作当年激进“反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原因何在？原来，甘阳先生不是不“反传统”，而是在他似乎彻底“反传统”的同时，对“传统”又表现出了若干暧昧。即以他的“说传统”为例，尽管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中西之争”实质上是“古今之争”，“中国要走入‘现代’世界，这就不能不要求它彻底地、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它路可走”（《古今中西之争》，第65页），但他在此文中仍多次申明，“反传统”不是“要扔掉过去”（《古今中西之争》，第58页），“毫无疑问，儒道文化在今日以及今后都仍将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起着作用”（《古今中西之争》，第62页）；我们要“把儒道文化都带入一个新的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古今中西之争》，第63页），如同他自己在1988年10月所说：“尽管‘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把传统文化统统扔光，更不意味着我们这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感情瓜葛。……换言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古今中西之争》，第106–107页）大家知道，1988年正是当时整个知识界“反传统”思潮登峰造极之时，《河殇》的播出所引起的“反传统”震荡又给这一思潮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一时段，甚嚣尘上、滔滔者天下者是刘晓波等“传统文化”掘墓人的言论：“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刘晓波：《形而上学的迷雾》，第461页）“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孔孟之道的废墟上建立现代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第13页）“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传统文化已经终结” （谢选骏：《传统文化已经终结》，《电视月刊》1988年第10期）。把甘阳与刘晓波等两相对照，人们选择刘晓波来作为“八十年代”“反传统”派的代表，明显不是偶然的。无论在与“传统”决裂的程度上，还是在“反传统”言论的系统性和清晰度上，抑或是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上，甘阳均无法与刘晓波等人相比拟。

20年之后再反观上述两方的言论和观点，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叹服，甘阳先生是对的，他确具先见之明，——他对“反传统”的若干保留态度，他对“现代化”狂热的某种警觉，都远远走在知识界的前列，特别是在我们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恶性现代化”时，我们更要对甘阳先生表达钦佩之意。然而，无论甘先生当年的意见在今天看来多么可取，多么高瞻远瞩，都不能成为改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地图的理由。因为，价值判断在任何意义上绝不能转换为事实判断。甘先生当年的论断是否正确是价值判断，而甘先生本人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地图上的位置高低则属事实判断。反过来也一样，无论刘晓波等激进“反传统”派的言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浅薄、多么幼稚，甚至多么“反动”，同样也不能改变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洛阳纸贵”这一事实。

谢选骏指出：甘阳是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北大研究生，太嫩了，可以拧出大把的水分，他在1989年之前，连一本书都没没有写过，怎么能算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主将呢？我记得，甘阳只是翻译过一些东西，例如卡西尔的《人论》什么的，内容也是错误百出的。他1989年六四逃离大陆，靠着关系挤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班，读书十年也未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英文程度怎么可以翻译哲学书籍呢？还有的就是，甘阳主编过一套丛书，叫做《“文化：中国与世界”》，内容也是参差不齐，不乏鱼目混珠之作。但是他本人有没有著作呢？一本没有。老毛称鲁迅是文革的主将，起码鲁迅写过一些书。可是甘阳只写过杂文，怎么能算是文化热的主将呢？文化热又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何新同志”那样大吼大叫、开开批斗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甘阳同志，算不上文化热的主角，连配角也不是，只能算个贩夫走卒，倒卖了一些洋垃圾，还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甘阳自己毕业30年之后，2016年1月7日，却因涉嫌阻挠青年教师晋升，在会场遭到遭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另一名青年教师谢肃开始散发揭露甘阳负面信息的材料。事发后，一则关于此事的消息流传于网络，称此事折射出“高校广大青椒（青年教师）艰难处境”。随后，这次事件得到媒体的证实。真是天道好还，老学生欺负新学生，新学生反击老学生，就像一个1989年六四屠杀的微缩版那样。

究其原因，可能就是甘阳这个贩夫走卒一直想过主将的瘾头，但却一直不遂，心有不甘，气有不阳，以为他一个“博雅学院院长”就可以像“中华民国五院院长”那样有权有势，可以颐指气使，随便赶羊……可是他忘了自己年纪不饶人，孔子都说“后生可畏”，毛泽东都怕“镇压学生运动的决不会有好下场”，和年轻人作对没有坦克是不行的。看来，甘阳是跟邓小平学坏了，可是又没有老邓的坦克上街手段，所以他的手下没有逃往海外，反而可以抽他的耳光，还有“牌”可以迫使他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