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与地缘》中谢选骏曾指出：
地理与地缘不同，地理没有改变，地缘却改变了。
改变地缘的是技术发展。所以“地理决定论”不对，但“地缘决定论”却又是对的了。
举例来说，工业革命和机动船舶的技术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缘，不仅让偏僻的岛国日本一跃成为亚洲交通枢纽，而且让中国沿海地区从原来的渔村成为经贸前线和工业基地。相反内地的运河周边却趋于衰落了。
再举例来说，此后一百多年兴起的互联网络，再次改变了中国乃是世界的地缘关系，使得许多荒僻之地成为度假胜地，使得许多价值发生重大改变。
网文《华人科学家重大突破 改变世界模式规则》（2017-06-29 环球科学大观）报道：
当今，淡水资源的严重匮乏威胁着全球数以亿计的平民生存。近日，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由华人参与主导的一项成果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其团队表示已经掌握了利用太阳能淡化海水的关键性步骤，在海水淡化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美华人科学家取巨大突破！外媒：上万厂商将倒闭，改变世界游戏规则！目前，全球150个国家共有约18000个海水淡化厂，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蒸发、冷凝、捕获的方法来产生淡水，其成本中能源占比达50%以上。新的研究已经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此项目由美国莱斯大学纳米技术水处理中心（NEWT）领导。相比传统方法，团队研究人员将特殊的纳米颗粒加入到蒸馏膜中，将太阳能即时转变为热能（自加热），因此不再需要额外能源使水沸腾。热盐水沿着多孔膜的一侧反复蒸馏，而冷凝淡水通过另一侧被收集。
在概念验证实验中，科学家利用一块仅三张邮票的大小、几毫米厚的装置模型进行推演，计算得出得这种技术在每小时每平方米可以获得约6升淡水。
科学家Li教授表示，由于这个装置系统是模块化的，而且搭建简便，因此即使在山区、地震救灾现场和海上钻井平台这些条件恶劣的场所，也可根据个人需求量来安装所需模块面积的海水淡化系统。
国外媒体声称此技术绝不容小觑，一旦产业化，可轻而易举将全球现有的数万个海水淡化厂取代，解决几十亿人口的缺水问题，从而改变世界原有模式与规则。
谢选骏指出：这项新技术的出现，势必和其他新技术的出现一样，改变以往的地缘关系。例如，使得无人的海上荒岛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并给沿海地区提供极大的发展潜力。类似的发展使我想起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确实小看了“地理决定论”，这是因为，汤因比是用一种简单的自然地理的观点理解“地理决定论”的，而没有从“地缘决定论”的角度去看待地理条件。这可能是出于他的无知，也可能是出于他的谋略，为的是推销自己的“创见”，为了在1930年代甚嚣尘上的“海权论”和“陆权论”之外，另辟蹊径，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尔德·汤因比（1852-1883）。为了区分两者，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汤恩比著述颇丰，其中以他十二钜册的《历史研究》为最辉煌。汤恩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26种文明，并断言，文明得以崛起的原因在于它在包含精英领袖的少数创造者的领导下成功地应对了环境的挑战。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1911年毕业。其后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回国后，成为母校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并曾执教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厅，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战后，他成为伦敦大学希腊文与历史学教授。1925年，受命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教授兼所长，他任此职达三十年之久。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授予他帝国总理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参与了战后和谈。
汤因比认为存在着一个远东文明，这是一种母文明，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是其子文明，越南文明和朝鲜文明又是中华文明的子文明。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混淆概念，把第一期中国文明叫做“远东文明”，把第二期中国文明下降一级，和日本、越南、朝鲜等子文明相提并论，其无知程度，确实令人震惊。因为这位英国人连这个都不知道：在“中华”的或曰“汉化”的程度上，日本是比越南和朝鲜等熟番更加生番的生番，所以才可能保留了比较强烈的侵略性格。这样一个日本，怎么可能作为越南和朝鲜的前辈呢？也正因如此，朝鲜可以臣服于中国，但绝不甘心臣服于日本，因为是朝鲜向日本输出了汉字和文明。汤因比歪曲历史，也许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汤因比为大英帝国在东亚的侵略行动，寻找历史理论方面的支持。同时，通过抬高日本的地位，不仅巩固了英日同盟，还可以为自己个人的发展谋求利益。例如，在汤因比从事的文明分类中，独独把中国（远东）和美洲（安迪斯）用自然地理来命名的，这些，就悄悄抹杀了这些文明的属性。这样一来，他就方便了他所供职的英国政府，在“无主的东亚”建立“英国的秩序”了。由此看来，和他的先师斯宾格勒相比，汤因比所做的，不算“历史研究”，只算“历史应用”。虽然从书名来看，两者正好相反：斯宾格勒做的是应用，汤因比做的是研究；但是用这两人的职业生涯来测量一下，就不难发现——斯宾格勒没有供职于任何单位，所以缺乏进行“历史应用”的资格、动机、条件；汤因比供职于特定单位，所以拥有进行“历史应用”的资格、动机、条件。我发现，汤因比之所以不敢承认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存在，是因为“中国”的观念，是不限于“远东”的，“中国”是一个全球概念，是一个“普天之下”的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诗经》时代之前，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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