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满清为何挖空心思地阻止中国发展

网文《一个只来了中国一次的外国人，三句话就戳破了康乾盛世的假象》说：

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为名出使清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清国派出正式使节。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三），英国使团乘坐一艘60门炮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送上大量礼物食品。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述甚为详细，由于礼物太多，船上空间狭小，只能收下一部分，而“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个排场的见面礼，让英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按照他们的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自理的。

让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踵而至，运送礼物、食品的船只载着两名中国官员刚刚离开，由于“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水，“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在天津登陆后，使团沿白河北上北京。在英国人眼里，两岸的民居实在是太寒陋了，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有细致的观察，他有一项结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震惊的，是清廷政治上的专制、黑暗和野蛮。登陆定海时，英国人对当地官员提出一个请求，找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年迈的总兵大人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有偿使用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虎狼之师到街上搜寻抓捕。

巴罗写道：“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百姓当然厌恶白劳动，就罗列种种理由祈求赦免，“但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更让英国人开眼界的是，沿白河返程时，由于水位下降，船开不动，脾气大发的主事官员竟然“命令手下的兵丁让船长和全体船员挨板子”。

“那些可怜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在这些英国人所了解以前的汉人王朝中，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是以孔子的理论来指导的国家，整个帝国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服从长上，尊敬老人。哪怕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万千子民生活在祥和的环境中……”，可眼前被满清所奴役着的中国一下子就粉碎了他们对清廷的好感和对汉人的艳羡。

英国人对当时中国人的冷漠、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和公共观念也大为惊愕。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救援也得不到响应。

马嘎尔尼对中国皇帝及其官僚逼迫他下跪叩头更是深感屈辱（注：三跪九叩是中国古代的臣子之礼。双膝跪地下三次，磕九个头。这是最敬重的行礼方式。据《周礼》记载，古代跪拜礼有九种：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对中国文明的敬意和好感也因而荡然无存。他后来成为主张用武力“教训”清廷的主战派。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8月9日，使团离大沽赴北京，途中在通州停留，与中国礼部官员发生礼仪争执。9月2日，又离北京赴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帝，途中参观了长城。9月13日，使团抵达热河，向中国政府代表和珅递交了国书，并同其就礼仪问题再度发生争执。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9月14日（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见使团，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政府向其提出了七个请求，要求签订正式条约：

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
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
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同时，英国使团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批国礼，其中包括：前膛枪等武器、望远镜、地球仪等天文学仪器、钟表和一艘英国最先进的110门炮舰模型。

满鞑子乾隆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

9月21日，使团回到北京。10月7日，和珅向使团交呈了乾隆帝的回信和回礼。使团离开北京，经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参观。在游历了中国东部之后，11月9日，使团抵达杭州，12月9日抵达广州，两广总督在广州送行。

之后，使团在澳门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于1794年3月17日离开中国，9月6日回到英国朴次茅斯军港。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斯当东男爵：“(清国)贫穷得令人惊讶，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会被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捡去吃”，所见的清国军队穿着也如同“叫花子般”。

这次马嘎尔尼1793年的出使，首次打破了清朝“盛世”的神话。在马嘎尔尼的眼中，满清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自从北方满洲贵族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 150 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倒退了。他看到的是满洲贵族对汉民族的奴役，由于清朝长期实行奴化愚化统治，在整个中国从主子到奴才都处于“接近死人的极端麻木状态”的现实。

后来，马戛尔尼在日记里提到对这次中国之行的感悟，对清廷政策他写道：“清政府的政策和自负有关，它想凌驾于各国之上，但却鼠目寸光，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同中国百姓生活他写道：“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人人都很瘦，我们在中国人身上很少能看见英国公民那样的啤酒大肚，或者英国农民那种喜气洋洋的脸。” 最后，马戛尔尼总结道：“中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统治者残酷却胆怯。中国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一个外国人，用他的一次中国之行，道出了他眼中的中国，也预见了之后两百年的今日中国。

谢选骏指出：情况很清楚了，满清为何挖空心思地阻止中国发展，是害怕占有人口多数的汉人恢复元气，从而危及他们的军事专政。这一点和当今的共产党专政，极为相似。但是，满清的军事专政虽和中共相似，但却没有阶级专政的理论，那他们为什么对汉人如此刻薄寡嗯呢？原来，满人和汉人之间，具有血海深仇：

据网文《明代中期对满洲民族的五次种族灭绝性屠杀》说：

当今对清朝不满者，大多在指责之际提及清兵入关后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用以煽起满汉两族之间的仇恨，为自己的论点增加几分貌似大义的名份。然则，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还埋藏着明朝中期失败的少数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多个血腥的往日，在拭去岁月的厚重尘埃之后，那种从悠远处传来的违和的味道依旧显得分外刺鼻。

勿庸置疑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明帝国对待少数民族有着近乎变态的敌视态度，无论是对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并始终为其劲敌的蒙古族，还是一向不曾为过大害的西南少数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被列入攻击或防御的对象。

在北方，对待相对强大而难以战胜的蒙古族，明人在永乐时代之后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在西南，面对贫弱的诸少数民族，明朝则采取了“改土归流”的强硬政策，以推行“王化”为名，进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这种破坏其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行为势必激起反抗，对于敢于反抗者，明政府采取了无情镇压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区引发了大小数百场战争，使得棘人等十几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少数民族被人为毁灭了。

相对于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剑影和血腥杀戮，明代中期之前的东北方却显得较为安宁。永乐七年（纪元1409年），明朝在东北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一代，并于永乐九年（纪元1411年）将库叶岛纳入都司辖区，任命当地的女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贵族为卫、所官员。根据《明通鉴》和《明实录》的记载，隶属于奴儿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辖区内虽有较为宽松的自治权限，但不能如汉唐时代那样自建王号，亦无“国”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较之汉唐的羁縻制度更为严密，是有助于东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较为温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于明朝从侧翼夹击当时尚争战不休的北元的军事策略。而日后建立清朝的主体民族满洲族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场于历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脱胎于元代建立于松花江流域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的女真三万户，大约在元明交替之际开始南迁，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长纳哈出的率领下迁至辉发河上游的凤州（今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处，旧称开元城的地方）。至其孙李满住时又继续南迁至浑河流域。另外，同样出自三万户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则在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带领下展转抵达图们江下游，后又继续迁移到今朝鲜国北境。根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他们曾经接受过朝鲜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并以佣兵的身份参与过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大约在永乐元年至九年之间，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后要求吾都里部完全归顺朝鲜，这个女真部落虽然仅有180户，但也不愿接受朝鲜的统治，于是再度迁移到浑江一带，投奔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胡里改部。还有一种说法是，纳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官之后，自告奋勇派人往招猛哥贴木儿。总之，猛哥贴木儿是在永乐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都指挥使一职的，迁往凤州的时间则系之于永乐九年。大约也是在这一年里，建州卫被明朝析为两部，猛哥贴木儿被改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就是日后建州女真的雏行，我们也知道猛哥贴木儿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在凤州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明朝武力的保护，使得朝鲜不敢再对建州女真施加压力，建州两部的经济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环境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单建州左卫一部，至永乐二十一年时，人口已增加到1000余户，6250口（据《朝鲜世宗实录》载）。永乐二十年，为了表示对明朝的感激，猛哥贴木儿还率领部众参加了明成祖发起的对鞑靼部阿鲁台的远征，并在战争中建树了功勋，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见。在这段时期内，明朝与建州的关系是友好的，猛哥贴木儿对明朝是恭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猛哥本人还数次亲自前往北京朝贡。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后，宣德十年（纪元1435年），明朝的对北方政策从进攻转入收缩防御，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销奴儿干都司。而在稍早的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猛哥贴木儿本人及其长子阿古死于与七姓兀狄哈人的战斗之中，其部众也因战败而从千户锐减至500户。建州女真之所以在这场战斗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明朝与朝鲜军队的介入，仅朝鲜军就杀害了500余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据《朝鲜世宗实录》载）。又据《满洲实录》记载，兀狄哈人“尽杀其（吾都里部）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苦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而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其实，又被称谓凡察的他并非一个神话人物，而是可以从朝鲜史料内得以求证其存在的真实历史人物。其实，他当时也并非一幼儿，而是猛哥贴木儿的异母弟弟。在躲过追兵之后，他找到了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溃散的部众。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们在正统五年（1440年）率300户南迁，在浑河上游支流苏子河畔与先期迁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汇合。发源于长白山麓的苏子河在汇入浑河处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饶的冲击平原，为建州部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使得遭到失败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样经过长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养生息，繁衍发展。在这一时期内，由于董山与叔父凡察之间发生了矛盾，经明朝辽东经略的调解，将建州重析为三卫，即建州卫、左卫和右卫，董山执左卫印，凡察领右卫，李满住仍居建州卫。这样的调解措施固然有建州内部斗争的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这是明朝为防止女真强大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件事情发生在正统七年（纪元1442年）。

在建州三卫的首领之中，董山是一位文武全才，骁勇善战的英雄人物。由于他的治理，至成化三年（纪元1467年），建州左卫的实力已居于三卫之冠，引起了明朝的猜忌，遂于当年趁其来边市贡马之机将其拘禁起来并加以杀害。同年9月，明军联络朝鲜部队在24日向建州左卫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女真的营地。经过历时一个月的大规模搜捕和围剿，杀死女真人千余名，并将其多年积畜劫掠一空。在这场劫难之中，毗邻的建州卫也未能幸免，李满住及其长子古纳哈亦遭杀害。担任这次屠杀的明朝总兵赵辅描绘说：“一夷而见逃，剖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旬月之内，虏境以之萧条”。这是建州女真第三次遭到明朝与朝鲜联军的屠戮，前两次发生在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与正统二年（纪元1466年）。其后，明朝与朝鲜又于成化十四年（纪元1478年）和十五年（纪元1479年）连续两次围剿建州女真，对该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两军约定“可屠者屠之……尽灭乃矣”（出处同前）的方针，完全是意图对建州女真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明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暴力政策，除了建州女真因自身生产力不能适应人口增长而对明与朝鲜边境进行劫掠为其一部分原因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正如开篇所述的那样，对弱小民族一以贯之的高压政策，还有就是明朝边臣们急欲立功而不惜用女真平民的鲜血来染自家紫袍的罪恶心态。众所周知，边臣必须通过军功才能获得升迁，在眼见西南同僚们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征服而步步高升后，东北的明朝边将也自然不甘寂寞，而密迩辽东的建州三卫就因此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他们的屠杀目标。从因成化三年之役而加封武靖伯的明将赵辅在《平夷赋自序》之中得意洋洋地夸耀武功为“强壮尽戮，老稚尽俘”（《明实录·宪宗实录》），可见其以杀人为功、为乐的残忍面目。以上这针对建州女真的五次屠戮，前后长达四十五年时间，对这个民族的破坏之严重达到了令人发止的程度。从嘉靖三十一年（纪元1552年）明朝官员在谈论东北边事的时候说，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侧”（《明世宗实录》）一语中可见，经过这五次屠杀后，建州女真的实力直到明朝后期的嘉、隆年间后才得以逐渐恢复起来。从朝鲜史料给出的建州女真人口数字来看，三卫合计起来也不过万余人而已，其壮丁最多不过两、三千人而已，即使对明边有所骚扰，其规模也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通过政治上的策略加以调和，文化上的交流加以融合，而明朝政府恰恰没有采取这样的上策，而是自恃强大，不惜大动干戈，加以不分青红皂白的“犁庭扫穴”，其暴虐不仁可见一斑。虽然五次屠杀从死亡人数而言和所谓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不在一个层次，但考虑到建州女真自身人口基数的渺小，则可说其性质完全达到了种族灭绝行为的程度，是更加严重的战争罪恶。

谢选骏指出：我并不怀疑上文的作者是满族或是蒙古族，但是他所说的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他这似乎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汉人凶残在先，满人复仇在后。不过转念一想也不全对。因为汉人从未对待日本有过残暴行为，日本侵华为何如此穷凶极恶、滥杀无辜呢？对比一下历史，谁也不会否认，日本和满洲的残暴是十分相似。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可能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围：满洲、朝鲜、日本，他们大都属于东夷民族，和先秦的殷商同属“鸟图腾部落”。这个民族的本性就是比较嗜血残暴的，例如殷商，杀人祭祀动辄数百。相对而言，后来居上、主宰中国文化主流的周朝，则是比较宽厚的，主张施行仁政，以至于殷商后裔孔子都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当然，上文作者应是“上等满遗”，说话文明；还有“下等满遗”，说话粗鲁，体现了顺治康熙时代的遗风。试举一例：

1、我们的康熙爷

努尔哈赤几乎杀尽辽东尼勘(汉人)。
满清入侵, 汉人被杀大半, 即甲申国难。
史载清军“割其阴肉, 验功之所, 积成丘阜”。割汉人女子的**, 统计他们杀了多少汉人。
“刀剜其阴, 以线贯之。”

昆山大屠杀, 汉人女人的血从山上流下, “血同涧水暴下”。

郑成功的母亲, 都被清军强*。 八旗军把掠来的汉人妇女分给各营, 昼夜不停的轮*。“各旗分取之, 同营者迭嬲无昼夜。 ”

满清初夜权, 汉地“人无完妇。” “百万红颜, 竟与骚狐同寝, 思之恸心, 言之污舌, 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

“留下的是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幸存者。” -- 历史学家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

清初, 清军吃的汉人数以万计。有的妇女顶替家人自愿进锅。即广东新会“四孝烈”。

摄政王多尔衮：父(满清)残其子(汉人)，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

雍正: 以夷狄比于禽兽，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
汉人逃往东南亚, 听说华人在东南亚被屠杀时, 乾隆说杀得好。

满清的人等制为 (1)满 (2)蒙 (3)回(4)汉。
汉人杀旗人凌迟，旗人杀汉人免死。
滿清《投充法》:民人(汉人)投充旗下为奴。

中国在清元鲜卑统治下不知比印度贱民耻辱多少倍。
当时不要说领土，连阿Q的老婆都不属于阿Q。

2、我们的成吉思汗

在蒙古统治的一切地方, 中国人地位最低。是4等人。
《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法令: 杀一汉人, 与杀一驴相等。

蒙古大汗窝阔台令大臣讨论汉人有什么用。
别迭建议：“汉人无用， 杀光算了。”
耶律楚材说可以把汉人留着收税。

阿Q得意洋洋得说谁谁谁是我们成吉思汗的奴隶。
在蒙古统治的一切地方, 中国人地位最低。是4等人。

蒙古人称汉人为囊加歹。
蒙古帝国法律: 汉人被打﹐不得还手。
SB说元朝打到欧洲。

1) 拔都统帅蒙古最强大的军队去打欧洲 - 长子出征。元朝还没建立。
窝阔台: 长子出征，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俄罗斯, 欧洲人)好生刚硬。

蒙古大汗窝阔台令大臣讨论汉人有什么用。
别迭建议：“汉人无用， 杀光算了。”
耶律楚材说可以把汉人留着收税。

阿Q得意洋洋得说谁谁谁是我们成吉思汗的奴隶。
在蒙古统治的一切地方, 中国人地位最低。是4等人。

2) 整个世界只有中国被蒙古打的叫爷爷。宋朝为蒙古孙国。
1276年, 宋朝派陆秀夫议和, 宋朝称侄孙, 宋为孙国。
派大臣刘岊献降表称臣: “蒙古上皇帝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
谢太后： 求蒙古“封为小国”。
忽必烈下令砍下四个宋朝妃子，宫女的头挂在宋朝全太后寓所。

宋朝为金国的儿国 - 靖康之耻
宋徽宗, 宋钦宗在金国光屁股游街。
宋俘被金国以十人换马一匹, 卖到高丽, 蒙古作奴。
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太后, 正妻邢氏(遥册为皇后)在金国为妓。
金国的人等制为 (1)女真 (2)渤海 (3)契丹 (4)汉。
宋帝称金帝为伯皇帝, 或叔皇帝。“叔大金皇帝”。- 《中国通史》
宋帝自称侄皇帝, “侄宋皇帝”。- 《中国通史》
赵构向金国称臣, 自称“臣构”。

3) 我们的花木兰
-- 晋朝
晋怀帝被胡人俘虏后当仆人，之后被杀。
晉愍(音敏)帝被胡人俘虏后当仆人, 之后被杀。
晋朝王妃裴氏被掠，轮奸后卖掉。
晋元帝逃到南方，史称“衣冠南渡”。

-- 五胡十六国
鲜卑王慕容俊说: “你不过是个汉人, 只配当个奴才。”

“汉家子弟几被屠尽”。
汉人抵抗胡人的是“乞活军”, 乞活军最终投降。

-- 南北朝
梁元帝被鲜卑军俘虏, 之后被杀。
首都江陵百姓皆被鲜卑军掠为奴隶。“阖城老幼被虏入关”。
梁宣帝为鲜卑人立的傀儡皇帝。

鲜卑称汉人为“一文汉” , 意思是汉人只值一文钱, “言汉人之贱也。”
花木兰, 《木兰辞》:“可汗大点兵”。源于鲜卑语故事。鲜卑可汗拓跋珪。

4)要不是苏美干掉了日本，中国又快亡国当4等人了。

2战, 北京, 天津, 南京, 上海, 武汉, 广州被占领到抗战结束。

莫斯科保卫战, 德国中央集团军 190万德军打不下莫斯科。

抗战三大战役, 淞沪, 武汉, 豫湘桂会战和首都保卫战。国军四战四败。

抗战期间出了4个伪政府, 南京汪精卫, 满州国, 北平王克敏, 内蒙德王。
中国是唯一一个二战伪军人数(200万)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太平洋战争, 美军消灭100万日军, 美军战死10万。
苏军消灭80万关东军及20万满洲军, 关东军阵亡8万。苏军阵亡1万。

赵无眠说日本2战要是赢了， 中国领土就到日本海了。
- 满州国的人等制: (1)日 (2) 满 (3)韩 (4)中。
- 日本人拍摄的纪录片《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说当时他们认为中国人是次等人, 将中国人吃掉不感到有罪。
- 日本名作《脱亚论》: 假如支_人卑屈不知廉耻。
中国在清元鲜卑统治下不知比印度贱民耻辱多少倍。
当时不要说领土，连阿Q的老婆都不属于阿Q。

- SB说西伯利亚是鲜卑的,
没那本历史书有这个说法。
SB唯一的证据是鲜卑和西伯在中文中发音接近。
SB说西伯利亚是鲜卑的, 所以西伯利亚是中国的。
就算中国人给古西伯利亚人当过奴隶，西伯利亚就是中国的?
那英国打下过北京，中国就是英国的。
那印度给英国人当过奴隶, 中国就是印度的。

谢选骏指出：不仅话说的粗鲁，就是标点符号也是用的乱七八糟的。

谢选骏：印度没有历史只有神话

《印度如何看1962年惨败于中国？出人意料》（2017-07-04 侠客岛）报道：

中印边境“对峙”持续一个月，双方在实地和外交层面的隔空对战不断升级。对于印度防长那句“印度早已不是1962年的印度”，外交部的回应则是“没错，2017年的中国也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

对大部分国人来说，无论是调侃式的“三哥”，还是经常出现在网上的“摩托叠罗汉”、“悬挂坐火车”，都是邻邦印度的模糊形象。为什么印度人如此在意1962这个年份？他们又是如何看待那场印度的惨败的？曾在印度居住多年的岛叔恒河沙今天给你讲讲这其中的故事。

1962年到现在已过55年了。但印度人仍生活在那一年的阴影中，没有走出来。

1962年10月，中印战争爆发，印度惨败，这一年从此成为印度人心底永远难以解开的心结。印度喜马偕尔邦下达兰萨拉有一座战争纪念园，园中央竖立着几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印度独立以来历次战争中阵亡军人的名单，中印战争的名单最长。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印战争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边界战争，它没有朝鲜战争惨烈，也没有中越冲突持续的时间长，以至于不少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它。可它在印度人心中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以释怀。

跌落

中印战争打碎了印度的大国迷梦，使得印度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至今都没有缓过来。提到中国，印度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并不是玄奘、柯棣华之类让人温暖的符号，而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

中印战争后，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印度舆论和精英一股脑地将责任推到了中国的头上，将中国塑造成了背信弃义的背后插刀者。

岛叔刚到印度时，发现印度人常指责中国“不可信赖”，最初颇为疑惑，不知印度人从何说起。待久了，看多了，才明白这句话的由来。

以印度著名史学家比潘·钱德拉为代表的印度知识精英宣称，中印战争前，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是好兄弟、好朋友，所以尼赫鲁没有料到中国会攻击印度。钱德拉的代表作之一《独立后的印度》一书中写道，“中国军队突然撤军，留下了印度这个老朋友在独自伤心”。

但其实，只要稍有常识就会明白，中印战争前，两国基本已无友谊可言。印度拒绝了中国一切的合情合理要求，强迫中国单方面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显然都不是待友之道。

常言道，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过去的55年里，以印度时报为首的印度报刊，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灌输“中国不可信”的谣言，使其深入印度人心，难以磨灭。中印之间缺乏信任不是因为喜马拉雅山太高了，印度社会对于中国的信任壁垒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

水平

由所谓的老朋友背后插刀又衍生出了第二个谎言：印度没有准备好，没打出水平，心里不服气。

印度多本介绍中印战争的书里都信心满满地声称，印度军队已在阿萨姆平原摆好阵仗，正准备跟中国军队决战，没想到中国军队先溜了，没给印军展示实力的机会。这可不是印式幽默，而是白纸黑字放进了书里。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战场上惨败的印度人为何反倒仍敢于咄咄逼人。或许在他们心里，自己当年就不该输。

历史不能假设，可是稍微假设一下有助于看出印度人这一心理的荒唐所在。1962年前的9年，中国军队以一己之力对抗实力世界一流的美军，百战成钢。而战时的印度，陆军总司令等人至印度独立时也不过位至旅团长，随后也没有经历过朝鲜战场上那样的恶战，跟中国军队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中印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结局，没打出水平只不过是印度人的心理安慰。

这是当时的印度精英开脱责任的一个借口，奈何后来的印度人入戏太深，居然就信以为真了。

背后插刀遭背叛、没打出水平不服气，这就是印度对那场战争“三省吾身”后的心得，这一心得，也让印度从心理上完成了由寻衅滋事者向受害者的华丽转身。

让位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印学术或媒体交流会上，对于中国客人，印度人常常毫不客气，不管啥话题，最后总能拐到所谓的中国侵略上，根本没有交流的诚意，而真正的受害者中国人，却一直在躲闪、回避，显得理亏。

为了渲染悲情，印度人还炮制出了安理会让贤说——印度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让给了中国。

印度明星政治家兼作家沙希·塔罗尔就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一本名为《尼赫鲁：印度的创造》一书中言之凿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曾提议将国民党当局占据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让给印度，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尼赫鲁主张应当让给新中国。

塔罗尔还煞有其事地宣称，多个印度外交官曾看到了相关的文件。塔罗尔曾是国大党的内阁部长，又是一名畅销书作家，还曾在联合国任职，现在则是一名国会议员兼网络大V。以前联合国高官之尊，拉上了印度外交官，为这一传言背书，更增加了它的可信性。因此，所谓的安理会让贤在中国鲜为人知，在印度却是广为流传。

印度人有时候“天真”得可爱。2014年底，印度知名智库德里政策集团举办了一场亚太安全研讨会，邀请了众多亚太地区现职或退休高官，其中包括一名中国退休外交官。提问环节时，一位头缠黑布身材瘦长的锡克小哥一脸严肃，语调低沉：“当年印度将安理会席位让给了中国，为何现在中国不支持印度入常？！”

老于江湖的这位中国外交官对付此类问题自然游刃有余，一番太极之后就推过去了。锡克小哥的目的或许不是为了讨个答案，而在于表明自己乃至如他一样的印度人愤懑的态度。

印度人走不出战争的阴影，总是在舔舐自己的伤口，不仅是为了激励自己“报仇雪耻”，还有更为深层次的考量——1962年，已经成为印度社会的主要黏合剂。

黏合

历史上，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它的内部四分五裂、矛盾对立突出。一涉及到内政，马上就会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高种姓和低种姓、北方人和泰米尔人、印度人和东北人等区分，利益难以统一。只有涉及到1962年、中国或者巴基斯坦时，印度人才能从他们的分歧中稍稍摆脱出来，凝结在一起。

《独立后的印度》一书提到，民族团结曾是印度独立之初最为严峻的问题。这一问题，却因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得到了缓解。

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在中印战争期间是一名常驻印度的记者。他在《印度的中国战争》一书中写到，战时印度空前团结，以至于印度政府推迟成立了原本用于推动民族融合的委员会，它认为中印战争已帮自己实现了民族融合。无可取代的民族融合剂的神奇效果，也使得印度精英不仅不愿意忘记1962年，反而一直在渲染并不停制造新的仇恨和对立。所以，在印度历史上，1962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它是印度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印度人民族荣辱感的激发点。常有中国人为了照顾印度人的感情，不愿意提起1962。殊不知，回避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更没法消灭问题。正视和重新认识1962年，以此为基础来与印度人打交道，才能真正摸清印度人的心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显然不知“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只有神话的‘国家’”，和中国相反，印度没有历史著作，只有神话作品。所以中国人和印度人谈话，不能用历史知识，只能用神话故事。那么，为何还要在印度的“国家”上打个引号？因为印度大部分时间不是一个国家，只有在被外来征服的时候才会成为一个国家，这一点比中国还不如，中国毕竟还有依靠自己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大业的时候。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该如何与印度人打交道了，至于要“实现关系正常化”？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印度是一个比中国更不正常的国家。两个毫不对称的“巨人”，怎么可能正常化呢。

谢选骏：超级赌场“辽宁号”航母

这里在开一个嘉年华会——

《辽宁号周末开放 2000张票今日中午派发》2017年7月2日报道说：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与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导弹驱逐舰"银川"号、导弹护卫舰"烟台"号3艘属舰，在顺利完成第一阶段跨区机动训练后，将于7月7日至7月11日停靠本港，并参加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编队舰艇将于7月8日及9日向公众开放，市民可以在指定区域参观"辽宁"号航空母舰及战斗机、直升机等舰载武器装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今晚（2日）发佈公告表示，将会向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开发放共2000张参观券，7月8日和9日各1000张。另向特定团体定向发放1600张，7月8日和9日各800张。市民可以在明日(7月3日)下午1时至3时，在中环军营东门(添华道政府总部西侧对面)、枪会山军营南门(九龙柯士甸道127号)，以及石岗军营北侧正门(新界锦田公路250号)领取。

今次参观券仅限香港永久性居民，市民须凭本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领取一张参观券，亦可凭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影印本，最多代他人领取一张参观券。另外，考虑到参观通道局部区域较为狭窄，且需攀爬，为确保安全，谢绝11岁以下儿童、孕妇及行动不便人士领券参观，18岁以下未成年人须由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发放参观券时，驻军将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并在安检时进行验证。

参观安排采取实名登记制，市民须持参观券及在索取参观券时登记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正本，在参观券上列明的指定时间及集合地点接受安检后，搭乘驻军统一安排的接驳船只前往，登舰进行约1小时的参观。

谢选骏指出：同志们注意了！这只是对香港永久居民开放的活动，不对大陆访港的旅客！看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变成了“大陆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就是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大陆地区的进步吗？“辽宁号航母”这是“香港梦”还是“中国梦”？

《辽宁舰门票被疯抢 北京人都没机会看》的报道说了：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近日首次与香港市民见面，对公众开放的参观券掀起抢票热潮。驻港部队7月3日派发2000张参观券，吸引大批市民通宵排队，3个军营昨（3日）中午1时开始派票，所有参观券3小时内派清。

据明报消息，解放军3日早晨约6时起于其中一个派发地点、中环军营派筹，11时许派完433张筹，再于下午1时起派发门券至4时许结束。但因部分已取筹市民未有出现领取门票，解放军将剩余的12张门票派给在场等候后备门票的市民。

李先生和范小姐前晚9时许便通宵排队，范小姐表示，到场知道自己排第二后本想离开，但因中环军营只派发800张门票，担心“一下就派发完了”，于是不敢离开，幸好提早派筹，不用苦等一整天。

幸运儿张先生排在后备队伍第一位，对于仍能获得门票感到既开心又激动，他相信排在他前面的400多名已领筹的市民当中，必定有人会放弃取票，所以一直坚持等待。

11岁的谢同学从电视新闻得知“辽宁号”将停泊本港，专程与妈妈前来排队等候，未能取筹的母子希望到场“试试运气”，但最后未能如愿。热爱军事、战舰的谢同学说，希望登上“辽宁号”，看看结构，对排队3小时却未能取得门票感失落。

有位香港大叔在接受东网电视采访时说“就算国内任何一个城市没人可以上去，只是给我们香港人机会，就算北京人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很珍惜”。

解放军驻港部队新闻发言人姜波表示，这次派票安排采用实名制，故派筹和派票需更多时间登记，盼香港市民体谅。他表示市民登舰时须通过身份认证及安检，不担心会出现炒卖门票。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与3艘属舰包括导弹驱逐舰“济南号”、“银川号”及导弹护卫舰“烟台号”，以及由多架歼-15舰载战机和多型直升机组成的编队，将于7月7日至7月11日访港5天，除了3日派发的2000张参观券，驻港部队另向特定团体发放1600张门券。

此外，登舰参观者不能携带摄影摄像器材、食品饮料、危险品等，登舰后不能使用任何设备拍照或摄像。除军队随舰记者外，活动不对媒体开放，驻军将统一提供资料。

谢选骏指出：辽宁号航母，本来是深圳的海上赌场，后来改成军舰了。无论如何，从海上赌场到航空母舰，这个“创新”还是令人刮目。尽管海内外对这个“中国第一航母”作为“中国走向蔚蓝色”的如此“出身卑贱”的兆头并不看好，但有一点肯定无疑：作为玩具，“辽宁号”一定是世界第一，可以进入“迪尼斯世界纪录”。
“辽宁号”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
“辽宁号”是世界上最贵的赌场。
“辽宁号”是世界上最有震慑力的赌场。
但是——它真的能够赌赢吗？

谢选骏：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与铁血主义的纳粹

（1）

网文《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说：

……

3.海德格尔以“存在本体论”来回答“存在”问题：要破解“存在”的意义，必须从一种特殊的存在者着手。这种存在者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成为什么东西而存在。作为“存在”问题的发问者，“人”便具有这样的特性。海德格尔因此赋予“人”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亲在(Dasein)”，意思就是说：人必须不断地亲临“存在”。
4.“亲在”：“在世界的存在”或“存在于世”。人的偶然性，其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给予的”，他必须以此为前提，进入自己的实存之中。也因此，人的基本特性不在于“我思”，而是在于他不仅“存在”，而且能够思索并理解“存在”的意义。这点决定了“亲在”在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因为“存在”并不是既定的实体，无法从实体的属性来理解；唯有透过“亲在”的询问，“存在”的意义才能展现出来。因此海德格尔颠倒笛卡尔的命题：“我在，故我思”。
5.“亲在”探究“存在”必须透过语言。海德格尔将语言区分为本真的“言说”(Rede)，和一般的“谈话”或“闲谈”。他认为：“存在于世”就是存在于言说之中。闲谈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唯一功能是“传递语词”——它会妨碍“亲在”的探索，并将“存在”的显现封闭住。本真的言说则不然，它以自觉和领悟为基础。所谓“言说”，就是将“存在于世”而已经获得证明的东西，用语言的形式，“有意义地”连结起来。

……

谢选骏指出：海德格尔颠倒笛卡尔的命题为“我在，故我思”，是极其肤浅的，这说明海德格尔既不知道什么是“在”，也不知道什么是“思”。至于他认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更说明他的思想退化已经达到了中学生的水平。因为正如谢选骏说过的，时间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动”而已——这一点早在《易经》时代已经揭示。而从虚无主义的角度看，“出自于事物本身，而非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区别仅仅在于，“事物本身”是多数人赋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是少数人赋予的——多数人赋予的，就是“出自于事物本身”；少数人赋予的，就是“人所赋予的”。

（2）

网文《海德格尔与纳粹》（［美］理查德·沃林）说：

过去几年中，有关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论争异常激烈。在这些论争中，许多重要的事实逐渐显露山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赞成或反对”的党派指控的纷争之中，以上争论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大都避而不谈。

比如，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忠诚，是否和他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他著作中精心阐述的“生存哲学”有某种本质联系？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 联系的特性是什么？从其介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失败中，海德格尔最终得出了——如果有的话——什么历史－哲学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结论在海德格尔 对其1936年以后的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的重新评价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奥托·波格勒发现，“海德格尔坠入某种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之中，这决非偶然，正是通过其思想明确的导向而体现出来的”。这一发现有力地提示，我们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与其政治介入之间不可分割关系可能性的最初疑问，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不过，在结论部分中，波格勒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宽泛甚至有点儿令人震惊的说法：海德格尔从未真的通过这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而博得名声；波格勒在这一上下文中使人倍感兴趣而又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德格尔30年代早期的纳粹经历持续不断地对其思想产生某种显著的影响。以下事实似乎可以作为波格勒看法的辅助性佐证，即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他决不提及其早年曾拒绝公开效忠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要想判定有关海德格尔论争的“哲学上的要害”更为重要，而新近披露的海德格尔传记资料却“不重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方面，新近面世的由维克多·法里阿斯（Victor Farias）和雨果·奥特（Hugo Ott）写的两本书（尽管以及因为不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贡献基本上是两人孜孜不倦地翻检挡案资料的结果，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重新评价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遗产。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被海德格尔的门徒所淡化（遵循这位大师的掩饰策略）或否认的有关他政治介入许多事实，已经能够无可辩驳地加以确证。总而言之，这要归功于法里阿斯和奥特同时收集到的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在相当程度上海德格尔献身于纳粹运动，这已是有公开记录的事实。

实际上，正像现在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是证据问题并没有呈现出引起警醒的足够理由。当现代德国大学体系的全体一致（the Gleichschaltung，纳粹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委婉用语）实现时，这个体系的起源一直可以骄傲地追溯到哲学家维廉·冯·洪堡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的职责几乎就是“比国王更加忠诚于保皇党”）——这里的roi（国王）就是希特勒。或者，就像我们在1933年5月20日海德格尔给希特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所读到的那样：“我诚挚地要求您推迟计划好的德国大学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直到该联盟的领导人实现了非常必要的全体一致。”在同年8月，海德格尔个人帮助重新起草了在州一级水平上与“领袖原则”的要求相一致弗莱堡大学分会草案。尔后，以前由大学理事会选举的校长，如今则作为大学的Fuhrer（领导人）而闻名遐迩，直接由州文化部长委任——这样一来，弗莱堡大学具有长久历史的自治传统也就寿终正寝了。许多院长也同样被称为他们令人尊敬的学科领导人，并由新的“校长－领导人”委任。

海德格尔也是这种新体制政策的狂热鼓吹者。他在海德堡大学的一篇演讲中明确表示，现在的大学教授这代人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有必要在10年时间里以新一代人来取而代之，只有新一代人才能适应“民族觉醒”的各种要求和挑战。这种右翼－激进姿态正是决定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14年友谊命运的标志，当时雅斯贝尔斯正坐在观众席中聆听海德格尔的演讲。或者，像他在另一篇演讲中所声称的，弗莱堡大学应该“融入民族共同体），与国家结为一体”。在1933年10月上旬，海德格尔在三个不同场合，为希特勒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决问题，作了热情洋溢的公开呼吁。在这些演讲中，他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并没有在听众的想象中留下多少东西。他是这样开始演讲的：“国家社会主义变革正在导致我们德国人此在的根本改变。”在全民公决中投下“赞同”的一票，这足以表明海德格尔“本真性”的决心。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校长－领导人”，海德格尔政治上“受责难”的不幸情况，已被法里阿斯和奥特用材料所证实。海德格尔在坚持新帝国的目标时，从不掩饰他的以下信念，即在做出有关任命和提升的决定中，“政治”标准是压倒一切的。诚如他在某个场合所说的：“就以后的人事任命而言，那些假定具有科学上和人格上的合适性的候选人，要强调的首要问题，乃是能够证明他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目标最重要的保证。”或者，就像1933年10月发给弗莱堡大学各院长的一份备忘录中，海德格尔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直率阐述了他在纳粹体制下的“教育哲学”：“从我接受校长职位第一天以来，（我履行校长一职的）明确原则和本真的（但愿逐渐可以实现）目标，始终是在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度的力量和要求基础上，实现学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民族命运才是压倒一切。”

有关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曾经被认为是这位哲学家的某种偏好，不是什么问题——最近又旧话重提（这是一个在奥特的整个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这样的责难最初出现在托妮·卡西尔（Toni Cassirer）1950年出版的一本传记《和恩斯特·卡西尔一起生活的日子》，在这本书中，作者写到她曾听说早在1929年海德格尔就有“某种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另外，长久以来一直有传闻说，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期间，禁止他以前的老师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原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海德格尔曾在1966年《明镜》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把这些指责当作无稽之谈而予以否定。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指出，到1933年，这位哲学家仍在指导许多犹太裔学生，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卡尔·勒维特（Karl Lowith），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明镜》的那篇访谈中，海德格尔强调了他在希特勒统治早期对陷入困境的犹太裔教授的支持。

然而，新近披露的资料有力地驳斥了这位哲学家证明自我清白的努力。我们现在知道，海德格尔在1933年7月为两名被解职的犹太裔教授说情，一位是古典学教授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另一位是化学教授格奥尔格·冯·海维泽（Georg von Havesy，他于1945年荣获诺贝尔奖）。这一说情有一个明确的实用主义目的：海德格尔关心的只是基于种族的原因而立即将这两名国际知名学者解雇，这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利益会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在1933年7月12日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向教育部长保证，他完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在公共服务职业中清除犹太人的条例——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清洗”（the Sauberung）行动。

尽管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总是把托妮·卡西尔关于德格尔反犹太主义说法，视为不实之辞，但托妮·卡西尔的说法的一个有力确证最近被披露，这是1929年海德格尔为其学生爱德华·鲍姆加腾（Eduard Baumgarten）写的一封推荐信。在这封推荐信中，海德格尔力图以下述评语来明确支持鲍姆加腾的申求：“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再次为我们的德意志精神生活提供真正的、本土人力资源和教育者，要么明确地任凭它……越来越犹太化。”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托妮的证言和海德格尔为鲍姆加腾写的推荐信提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20年代后期的政治态度，受制于一整套明显的传统文化偏见；有越来越多可以确证的证据表明，他在1933年投入纳粹运动看来决非偶然的怀抱决非偶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一个关于海德格尔反犹太主义行为有据可查的重要证据，也和鲍姆加腾有关。当时，鲍姆加腾又成了海德格尔这种糟糕观念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所以在1933年12月两人思想出现冲突之后，海德格尔曾写了一封多事的信给哥廷根大学的国家社会主义教授组织的头头，试图阻止这所大学对鲍姆加腾的任命。海德格尔提出，鲍姆加腾来自海德堡大学的那种“自由－民主的”环境，并曾在美国作过短期停留，已变得非常“美国化”了，另外，也是由于他和“犹太人（爱德华）弗兰克尔有联系”，就此而言，他没资格获得那个职位。

最近有证据表明，当海德格尔1933年5月即将获得校长任职时，他与其所有犹太裔研究生的关系很快变得冷酷了。依据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前的学生马克斯·米勒（Max Muller）的说法，“从海德格尔当了校长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允许那些已经开始论文写作的学生在他指导下接受学位。”按照海德格尔另一个30年代早期的学生莱奥波迪内·魏兹曼（Leopoldine Weizmann）的证词，当听到海德格尔以下说法时，他那些很想成为博士候选人的希望顿时破灭了。海德格尔说道：“弗劳·明兹，你知道，由于你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管你的提升问题。”

尽管海德格尔反犹太行为是完全可以证明的事，但得出以下结论显然是轻率的，即“种族主义的思想”在海德格尔的“世界观”中占有核心地位——更不用说在他的哲学中显得多么重要了。事实上，正像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很可能是某种“习惯的文化上的变种”。然而，如果否认以下看法显然也是一种误导，这种看法认为，所谓传统的“文化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构成了自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社会发展出来的种族－生物学的反犹太主义必要的历史前提条件；因为这种反犹太主义的有害倾向，已证明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信条的直接先驱。就我们对海德格尔政治上的成熟的理解而言，反犹太主义情绪的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展露，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他思想的世界观远比人们最初所认为的更加深刻地受到激烈而明显的法西斯式“现代性批判”的影响——亦即对“西方”价值、启蒙运动和“世界主义”等方面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正是德国思想界的士绅（intellectual mandarinate）和偏狭的民族性所共有的。更进一步，这就提出了一个从当下研究立场出发来看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这种反现代的世界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海德格尔哲学观本身那种假定的纯粹性？

1945年，弗莱堡大学的“清除纳粹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说服力的判决前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既是有关海德格尔任校长时期活动的，也是关于他的行为动机的。对海德格尔最严厉的指责是这样描述的：

在1933年激烈的动乱之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生活在一个完全非政治化的精神世界中；然而，他与那时的青年运动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也是通过他的儿子），并和某些德国青年的发言人保持某种亲密关系，如恩斯特·荣格尔，他曾宣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终结，新的德国社会主义正到来。他希望从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出现一个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德意志生活的精神复兴。像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他希望各种对抗的社会力量能够协调，并使西方文化价值得以保存。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攫取权力以前的议会制政治形式，海德格尔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相信，希特勒的历史使命正是实现他自己（海德格尔）所想象的某种精神变革……

（在校长就职演说中）他曾经把“劳动力服务”、“军事服务”说成是和“知识服务”一样具有同样的合理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为纳粹宣传提供了某种手段，借此可以利用他的演讲来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当他想象着德国大学体系的某种精神深化和重建时……国社党利用了以下事实，在那些作为很受欢迎宣传工具的公开演讲中，一位著名学者已加入该党行列，并欢庆了它的胜利。他力图在青年学生中确保一批可靠的追随者，并使自己处于一种煽动学生来反对所谓的“反动”教授的有利位置上，就此而言，他所做的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他希望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改革计划，也希望在国社党内获得某种显赫地位。这就有可能使他维持自己的职业，并有可能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影响国社党的内部发展。很自然，这些希望旋即就破灭了，因为学生是傲慢无礼的，大多数教授也被他那种往往不策略，甚至在他们眼中显得厚颜无耻的命令所激怒，因而很快站到了对立面去了。国社党也疏远了海德格尔，并逐渐认识到在大学政治领域，海德格尔的目标是和他们的设想内在地对立着。海德格尔也曾热情地参与和那种“新领导原则”相一致的该大学体制的改革，并把希特勒主义的某些外在形式（比如，所谓“德国式的致敬”［嗨！希特勒！］）引入学术生活，解除或揭发具有反纳粹倾向的人，甚至借助报纸来直接参与国社党的选举宣传。但这些并不能改变这一疏远疏远。……尽管后来有这种疏远，对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在其关键的1933年中，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学术声望和独特的话语风格来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因而为这一革命在有教养德国人眼中的合法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听证会，弗莱堡大学“清除纳粹化委员会”做出了一个严厉的裁决：海德格尔（在诉讼过程中他已神经崩溃，并接受了医院的治疗），被剥夺了在大学教授课程的权利，并剥夺了他的名誉教授头衔，但他仍被允许参加大学的其他活动。从根本上说，他的大学生涯实际上被中止了，尽管这个判决在1951年被废止，因为那时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稳定了。

我们有关海德格尔“案件”确凿认识的这些重要进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些有关他所有哲学著作的整一性的新问题。波格勒以这样的口吻暗示，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彻底地审视海德格尔哲学观的各种前提，他政治承诺的思想基础才能第一次真正搞清楚。假如隐藏在海德格尔政治介入后面的动机实际上有其哲学根据的话，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他的哲学成就进行抨击呢？固然，提出这类问题的尝试显然和更为固执的海德格尔的捍卫者相抵牾。他们的反应从对这类坏消息传递者的愤怒痛斥——比如对法里阿斯——到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矢口否认哲学会在影响实践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就像以前的情况一样，当提出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问题时，否认这一问题偏爱的策略之一，就是宣称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难免有错，并总是有限的），和他的哲学著作之间总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真理”的作品，它本身就是“永恒的”。但是，对海德格尔过去所做的新的传记研究结果，却证明了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位哲学家的一生中并不是一时的现象，它至少一直到40年代中期仍萦绕在他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与其整个哲学研究有着某种“本质性”的关联，如今要回避这样的结论已变得越发困难了。

此外，正如尼古拉·特图里安（Nicholas Tertulian）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所揭示的那样，从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讲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它而且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思想的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逐渐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以下我们将证明这些考虑和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人们只需要涉猎一下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讲课内容（比如，《形而上学导论》［1935］和《荷尔德林的赞美诗“日耳曼人之歌”和“莱茵颂”》［1934－1935］），便足以确证这一问题。诚如温弗里德·弗兰岑（Winfried Franzen）所提示的，在这个意识形态重新定型的过程中，关键的一步也许是海德格尔在1929年的演讲《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和保守革命派的思想家——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路德维希·克拉格斯，最重要的是恩斯特·荣格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对于我们的考察来说，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与其政治介入的轴心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弗兰岑评论道：“（海德格尔的）行为越是显现出真的热衷于国家社会主义，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是否能发现这种参与的特殊根源就显得尤其重要。”海德格尔生命中的这两个侧面——哲学和政治——也许是彼此依存互动的。然而，在他一生劳作的这两个侧面中，任一侧面进入另一侧面，都不会不留下印迹。当人们依照每一侧面自身来正确地评判时，把它们视为一种相得益彰的哲学生涯的不同层面也许是颇有启发性的。所以，不求助于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得到完满的理解。哲学思想必须视为一个总而言之对其政治“后果”负有责任的观念基础。当我们说只依据“相异”领域（实践生活领域）中产生的“后果”来评价那个思想是不合适的，那么，某种思想本身也不能理解成存在于观念的真空中，与其后果完全无关。因此，在生活实践领域的中哲学思想的种种回响，不禁会显著影响到后期的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自我理解。同理，求诸于这类所谓的“外在因素”或实际“后果”，来逃避对其哲学的本质以致命一击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有意避开对这些方面的完整考察很难说是公正的。

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直接的，这种关系总是高度中介性的。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中介因素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基于某些以下将逐渐明确起来的原因，因为海德格尔从未借助于某种“政治思想”来明说一种政治哲学本身，但正是通过这种“政治思想”，他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哲学与政治行为密不可分，这决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文化史中自明的真理。人们常常把逻辑学家弗雷格引证为反驳这种因果关系的典型例证，他碰巧也是一个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有人对我们说，可以肯定，弗雷格的反犹太主义决不会殃及到损害他的逻辑学理论。至少不能说反过来这些理论包含了他的反犹太主义的种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因为认识到他反犹太主义的不正确倾向，进而瞧不起弗雷格这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个人。但是，毫无疑问，就弗雷格而言，说哲学与生活行为的联系比较疏远并不为过。

但为什么在海德格尔身上情况有所不同呢？这乃是由于后者的哲学特性本身所导致的。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宣称存在与时间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除去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此在的“现实的”到达在场——不只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论及一种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无足轻重的“生存哲学”，或两者被说成彼此远离的“生存哲学”——就像弗雷格的情况一样——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再者，这种结论尤其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者研究传统上的哲学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确实，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就认识论、美学和逻辑学而言，服务于实践生活行为的哲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相互关系的特性却往往并不是中介性的和间接的。相反，生存哲学极力要克服的理论和实践的传统分离，并表明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更密切和更完整的联系。

海德格尔自己对哲学和政治生活关系总的理论表述比较分散，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尽管如此，但这些论述毕竟是严密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比如，《存在与时间》很难说已包含了一种独立的政治理论。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却也蕴含了一种实践生活的哲学，这种哲学暗示了据以推测政治存在构成的重要端倪——亦即一种正在形成且隐而不现的政治行为哲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参与带回到1927年那种显然非政治性的论著中加以解读，这也是极不公正的。在其他各种理由中，由于这些年海德格尔哲学的自我理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就此而言，谨防这样的解读应该说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依据某种确凿的证据，海德格尔曾把他自己30年代中期的政治努力看作是与其哲学密切相关的。即是说，他确信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后来的著作中精心阐述的基本的本体论理论，本身就提供了某种哲学的律令或根据，正是依据这些律令或根据，才有可能对他的政治参与做出评判。佐证这一说法常被引用的话正是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极其明确地表达了哲学可以从这个民族革命中期待什么——以及反过来，这个民族革命可以从哲学中得到什么。他以同样的口吻在和卡尔·勒维特的谈话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勒维特说道，“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性就存在于在他的哲学精髓之中。”

当然，把《存在与时间》中的“实践生活理论”，还原为大约1933年海德格尔所承认的特定历史理解，这是不公正的。但考察上述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多大程度上激发（或限制）了海德格尔对第三帝国的忠诚，这显然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说，重建一种内在逻辑显得尤为必要，正是通过这种逻辑，海德格尔的早期生存哲学提供了某种促使他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动力。另外，这种理论的重建工作也许会向我们提供一种有价值见识，亦即有关海德格尔整个早期哲学的内在弱点及局限性的见识。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在整个时间过程中的到达在场，就意味着存在具有一种历史。“存在史”（Seingeschichte）的理论后来在海德格尔30年代的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某种催化作用。海德格尔越是明显地依赖于这一自律的和自生的“存在史”概念——这个概念只是含蓄地体现在他1927年的那部重要著作中——《存在与时间》中阐述的实践生活的理论就越是陷入局部的消逝之中。为了和海德格尔哲学发展中的这种“转折”保持一致，“天命”就很少是本真此在决心的产物了，更多的是被存在本身已判定的神秘“命运”的结果；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天命。

然而，假如存在可以说成有一种“历史”，它也许并不具有一种“政治”？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存在的政治（Seinspolitik）吗？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否并不存在特别制约着存在之历史性“在场”的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形式？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哲学所表达的最悲哀的事情就是针对存在被遗忘现象，亦即存在的忘却。假如在进入历史过程时，忘却存在的过程是明显的历史和现世现象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由此而克服忘却存在的历史－形而上过程中，政治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具有任何似可信性的政治，能否被说成在存在真理的历史发现过程中起“助产士”作用呢？有关这些政治结构——这些结构被证明对存在的重新出现来说（即使不是对立的），是很难单独接受的——这类同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某种否定的方式提出。于是，人们也许会进一步追问这一政治哲学的特定形态结构，它是海德格尔所构想的本体论拯救规划所特有的。虽然海德格尔并未向我们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理论，但他的存在史的观念却显然包含了这样一种理论前兆性的萌芽。

海德格尔具有哲学根据的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这是他直到1943年所写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个信念）。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到了1945年，这种信条彻底失败了。海德格尔“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单一性（the singularity）的理论，其历史后果已被证明对这个世界，对德国以及对他个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对这些基本的哲学前提的重新评价看来受制于这些事件。但是，世界灾难对其哲学可能有的直接影响，是一种从整个实践哲学范畴中退却出来——因为后者看来不可避免地被历史过去的事件所玷污。因而，我们理当进一步追问：对这个世界范围空前的灾难负有责任的正是实践哲学本身吗？——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哲学是和类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范畴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假如获得某种对这一灾难的真知灼见，必须指责的不是实践哲学范畴的历史上的特殊堕落吗？欣赏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正是通过这种堕落来大唱赞歌。更进一步，这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在其后期哲学中对实践理性的整个抛弃吗？这种立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1966年在《明镜》杂志上的访谈中所做的厚颜无耻的申明——“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说实话，这不过是一种放弃和听天由命的药方而已：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思想家无能为力的哀叹。

海德格尔后期轻率地放弃了政治哲学反思的所有希望，但哲学家莱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对此并不关心，他提醒人们说：“海德格尔的研究并没有给政治哲学留有空间”；他继续说道，这也许是由于“思考的空间已被一些神或某些神占据了”所导致的。所以，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中，被存在所抛弃——同时意指被神所抛弃。他的“思”（Denken）占据着由某种双重抛弃（double forsakenness）所腾空出来的空间，这种双重抛弃正是现代时期的典型特征：这是一个介于“已逃逸之神的不再与到来之神的尚未”之间那非人大地上已无可救赎地终止了的时期。于是，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效的可能性就是通过思和诗化，我们为神的出现做好准备，或为在（我们的）沉沦中神的缺席做好准备，从缺席之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种沉沦的状态。”在这方面，斯特劳斯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明显缺乏政治哲学反思的评述，看来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在海德格尔的后期研究中，传统上留给政治思考的空间或场所，却让位于某种沉思冥想，即关于一神或诸神之缺席而引起的我们不可救赎的世俗无能为力状况的思考；让位于神与人、天与地“四重性”（das Geviert）别出心裁的玄思。所以，假定说海德格尔提供了某种对人类状况普遍有所启发的诊断的话，那么，致力于对什么构成了人类事务领域中“最佳政体”这一问题的系统思考，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思想上的傲慢行径而已。我们被神抛弃已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再尊从人的思想或意志的自足力量的决定。所以，“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

然而，海德格尔囿于哲学而对政治理论不感兴趣，这相对说来是他较后期的一个发展：它揭橥了只是在德国1945年崩溃以后，随着其思想的“转变”而逐渐变得激进时海德格尔哲学的特征。然而，在海德格尔较早的（这对于从1933年到1936年的“中间阶段”也同样如此）论著和演讲中，就含有不少“存在史”的例证（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从存在的历史的某一立场来看），或者说，含有不少对政治现实所作的历史－形而上学基础上理解的例证；亦即一种理解政治生活的方法，这种政治生活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的政治”。

不过，有人也许会说，海德格尔“存在的政治”是以牺牲其本质为代价，来重新把握政治哲学反思维度。海德格尔式城邦（polisis）的主要目标在于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当然这不是为了人的行动的兴盛，而是为了存在的兴盛。我们认为，存在和人的行动这两者的利益不但不可能一致，而且实际是彼此抵触的。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海德格尔情愿为了古老的伊利亚学派图腾祭坛——“存在”的图腾祭坛——而牺牲人类实践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所以，作为生活的自足领域的的人类行动，在面对本体论追寻的那种一切耗尽的本性时，其必要条件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基本的本体论工作和政治哲学特有的工作便混为一谈了。其结果是，政治理论的关注最终机械地服从于“存在的追问”（Seinsfrage）的关注。政治生活那不确定的可能性因此而在这种神圣的本体论追问的阴影中日渐衰微。在面对“存在的追问”及其无可置疑形而上学的“本原性”时，人类努力的一切其他方面都必然显得是附带的和次要的。

本书研究的焦点是隐含在马丁·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政治哲学，而不是他的哲学本身。因然，对他思想的这一特定方面的考察，离不开并受制于对他整个哲学研究的理解。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部分的或“局部的”研究结果，也许只能证明可以用一种非常合理而尝试性的方式转换为哲学本身的核心问题。但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进而认为把同样的判断也可用于他的整个哲学，这显然是草率的。

然而，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与他对人类存在、基本的本体论以及存在史等问题的系统反思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的政治判断和见解就来自于其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提及海德格尔诸多哲学著作时，我们所采用的解释策略——由于只限于把焦点对准政治理论方面，这种策略可以描述成对最合理辩法的追求——这可以使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敏锐地感悟到这位哲学家及其著述的某些更一般的弱点。

“海德格尔与政治”这个问题，已经并仍将可能继续成为20世纪思想史中最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在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至少在欧陆传统上说是这样），和人类已知的最野蛮的政治体制之间所出现的，是一个恶魔交易的传说——或悲剧。因此，理解海德格尔的政治赌博的特性，就要求一种对悖论和矛盾的宽容。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可以作如下追问：这位西方思想传统所认可的继承人，让自己的哲学天才被这一传统所绝对否定的专制权力来支配，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谢选骏指出：海德格尔“误入纳粹”，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投机性格所致。海德格尔以为纳粹胜利了，他想成为官方哲学家，势必需要投靠之——因为根据我的研究，所有影响巨大的哲学都必须是官方的哲学。同时，海德格尔误入纳粹，也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肤浅哲学所致。海德格尔以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他既然想，像孔子的门徒那样成为时髦的圣人，就需要抓住当下。因为他并不知道：……时间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动”而已——这一点早在《易经》时代已经揭示。而从真正的哲学角度（而非投机钻营的角度）看，“出自于事物本身，而非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区别仅仅在于，“事物本身”是多数人赋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是少数人赋予的——多数人赋予的，就是“出自于事物本身”；少数人赋予的，就是“人所赋予的”。……所以，纳粹的人多势众，并不能证明他们握有真理。这才是真正的哲学精髓，可惜这不仅海德格尔不懂，现代中国哲学界也没有几个人懂。

一般的哲学史家，在研究哲学思想的时候，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去推导哲学家的概念发展，而没有从哲学家的生平遭遇去研究他的概念和思路是怎么发展的。结果不仅使得自己糊里糊涂，也使得读者和学生更加糊里糊涂。这种错误的途径是由于，多数哲学史家只是教授，还有一些是学者，但却甚少哲学家具有耐心来研究哲学史也就是别人的学说史。这样，由于二流的哲学思考者（教授和学者）无从了解一流的哲学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也就无法设身处地思考哲学问题了。设身处地思考哲学问题，也就不只是“从概念到概念、思路录的思路的演变”来推究哲学，而且要“从生平遭遇到概念和思路的演变”来推究哲学。从这种意义来说，海德格尔晚年所说的“神”，并非基督教的神，而是虚无主义的神。

谢选骏：欢迎共产党政府给2017年G20峰会献礼

（一）

《刘晓波获美德专家会诊 陆避谈能否出国》2017年7月5日报道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罹癌，院方今天公布决定邀美、德等国专家会诊。至于刘晓波能否出国治疗，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重弹旧调说，希望他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午在官网公布，“应刘晓波家属请求，并根据医疗小组专家意见”，院方近日决定邀请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国际最权威肝癌治疗专家”到中国大陆，与陆方医疗小组一同会诊刘晓波。

中国大陆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耿爽回应提问时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在网站上发布相关消息，“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消息”，不掌握治疗具体情况，建议提问的记者向“有关部门”询问。

至于陆方邀国外专家会诊是否意味中国大陆不会让刘晓波出国治疗，耿爽重弹旧调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声称：“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保障服刑人员的各项权利，同时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

据外媒报导，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起访问德国，声援刘晓波的人士把握机会向习近平表达抗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呼吁中国大陆，允许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出境。

耿爽回应提问时回避多方人士声援刘晓波的议题，坚称习近平对德国进行国是访问“受到德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德友好和互利合作”。被问到德国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与习近平晤谈时是否提及刘晓波，耿爽仅重申：“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利用所谓的个案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谢选骏指出：这可能是共产党中国给两天之后即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17年G20峰会”所能进行的重要献礼，应该受到热烈欢迎。

（二）

《2017年G20峰会将在德国汉堡举行》（新华社 柏林6月10日电）报道：

据德国政府官网公布的消息，德国将于2017年7月7日至8日在北部港口城市汉堡举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届时，来自G20成员的领导人及国际组织高层代表将会齐聚汉堡展览中心。
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市，有近180万居民，是周边城市群的中心。汉堡还是德国的著名旅游目的地，每年可接待600万游客。G20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其始创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19个国家和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
G20成立初期，其运行机制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升格为领导人会议。从2011年法国戛纳峰会起，G20每年举行一次峰会，标志G20峰会机制化。今年的G20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这个2017年7月7日至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G20峰会，主要议题就是全球经济稳定，主要口号主题是塑造一个相互连通的世界，将围绕确保经济稳定性、改善可持续性、负责任地发展，展开。德国政府表示，德国希望利用担任G20主席国的机会，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德国政府承诺将致力于通过提高共享全球化和世界互联互通的广度和深度，应对当前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重现的趋势。

作为每届G20主席国工作的重头戏，德国将承办一系列二十国集团财政与金融领域高官会议。12月1日当天，G20国家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们将在柏林举行第一次会议。

值得关注的是，在难民潮高峰已逐渐消退，但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正在显露的背景下，德国特意将“尤其要承担对非洲的责任”作为G20的一项重点议程。德国政府表示，希望增强G20作为“责任共同体”的角色，为此将在明年6月于柏林举行一次“对非洲的伙伴关系”会议。

谢选骏指出：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否得救，就看德国方面的了——因为，2017年，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大聚会从中国搬到了德国——德国成为2017年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三）

《美国与德国的“暗战” G20公报有三句话被删了》（2017-03-16 凤凰国际iMarkets）报道：

2016年中国赶上了G20最后的黄金期，2017年德国只能面对一堆烂摊子。

2017年，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大聚会从中国搬到了德国。德国成为2017年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一系列G20会议都将在德国召开，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于3月17日至18日在德国巴登小镇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和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领导人峰会。

以温泉和美景著名的巴登巴登小镇是欧洲著名的旅游城市，然而本周末即将举行的G20财长会或是一场恶仗。温泉与美景也无法缓解会议剑拔弩张的气氛。本次会议或将重点讨论风口浪尖上的“汇率战”、货币贬值等问题。

从中国到德国：三句话被删了

G20杭州峰会与本周末的德国财长会相隔不过4个月，然而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地缘局势空前紧张。之前在杭州峰会上达成的公报协议，或将被大量删减。

2016年，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在天府之国成都，在西子湖畔的杭州，二十国领导人、财长、央行行长见面数次，发布了《上海公报》、《成都公报》、《杭州公报》。三个公报中都提到一个关键词：“竞争性贬值”，意指二十国集团成员不能为了出口优势故意让本国货币贬值。

从特朗普竞选之初到登上总统宝座，他多次提出让美元走弱，增加美国商品的竞争力，减少贸易逆差。特朗普主张通过美元的“竞争性贬值”，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而正是2016年G20峰会明确反对的。

特朗普不仅主张美元走弱，还多次攻击过二十国集团中的盟友，矛头指向中国、日本、德国，声称这些国家通过让本国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特朗普“炮轰”的这三个国家都是G20的核心成员，德国更是今年G20会议的东道主。

面对特朗普的强硬态度，今年的G20会议或美国做出一些妥协。会议召开前夕，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本次G20会议的公报中已经删除了关于竞争性贬值、贸易保护主义的关键三句话。

第一句话：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

2016年G20杭州公报中提到：“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这句话在最新的草案中被删除了。十多年来，“抵制保护主义”都是G20公报中的保留节目，这是数十年来第一次撤下这句话。

有国外专家分析称，拿去这句话或许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态度。特朗普明确提出“美国优先”、“用美国货，雇美国人”，要求汽车企业留在美国。美国新财长将在G20会议上代表特朗普政府态度。去掉“抵制保护主义”或是满足美国政府的需求，也是其他国家对美国做出的妥协。

第二句话：避免竞争性贬值

2016年在上海和成都举行的两次G20财长会中都提到了“货币战”、“汇率战”，上海公报、成都公报中都提到要二十国集团要“避免竞争性贬值”。不能只顾自己国家的汇率需求，一味贬值本币利好出口。

在今年的公报草案中，“竞争性贬值”被删减，只保留比较空泛的“建立公平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我们重申以前的汇率承诺”等语言。

第三句话：我们将在汇率市场上密切磋商

2016年的G20公报还有一句话：“过度的汇率波动可能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将在汇率市场上进行密切磋商”。现在这句话也消失了。

特朗普会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商讨汇率政策？有可能，但特朗普式的“商讨”或是隔空吵架，口诛笔伐。一如他此前攻击中国、日本、德国操纵汇率，引起激烈反响。

还会有更多的删减吗？不到谈判的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来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个国家大佬”会达成哪些共识，做出哪些妥协的。其他外媒记者也透露，由于各国之间分歧巨大，预计最终公报前还将多次改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门前主管，现在是康奈尔大学的贸易和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接受采访时说：“20国集团正面临着新任美国政府的敌对态度，他们正在努力试图坚持以往的政策声明。”然而这种坚持是否有用，还要取决美国政府的态度。

美国与德国的“暗战”

特朗普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让G20公报中几句关键内容消失。而美国与德国的复杂关系更让2017年的G20会议扑朔迷离，前途未卜。

3月初，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今年担任G20主席国的德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赤字为6500亿美元（约合856亿美元），是“最困难的”贸易问题之一。

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亲身上阵”炮轰德国，指责德国利用弱势欧元获得贸易优势，让德国贸易顺差再创新高。对于特朗普的指责，德国强烈回应，拒绝指责，称欧元汇率是市场决定的，是市场对欧央行货币政策的自然反应。

除了汇率问题，特朗普还“威胁”德国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他大力宣传的边境税，或将对德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35%关税，这将对德国车在美国的销量产生巨大影响。

谢选骏指出：现在，就看共产党的了——西方国家希望共产党中国继续献礼，做个顺手人情，让“来华会诊”的这些外国医疗专家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带回到他们的本国继续治疗，不要拂了G20国家众多领导人的面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真的圆满了。

谢选骏：犹太人的吝啬是一种遗传特质

网文《犹太人命运与金融规则》报道说：

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描绘了一个名叫夏洛克的人。这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放债者，一个放高利贷者，刻毒而贪婪。莎士比亚描绘的夏洛克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之一。这个嘲弄犹太吝啬鬼的戏剧还被称为“喜剧”。当夏洛克要求欠债者按合同割下身上的一磅肉，这位欠债者的辩护人体现了机智。辩护人要求夏洛克割肉的时候，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更重要的是，割肉的时候不能有“一滴基督徒的血”，否则，将按照法律，以谋杀罪论处，财产全部充公。于是，这个喜剧还包含了宗教、法律、金融等内容。可以说，莎士比亚描绘的夏洛克是早期典型的银行家形象。那么，早期的银行家为何会这么恶毒，这么招人恨？银行家的这种形象，与其犹太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发展到今天，对于当今银行等金融领域的经营规则有什么影响？

莎士比亚描绘的故事发生在欧洲中世纪，在那个年代，欧洲普遍存在着对于犹太人的强烈歧视，这种歧视正是造成犹太人“贪婪”、“恶毒”的重要原因，而非犹太人的天性如此。欧洲中世纪的统治者是教会，教会因为宗教原因，制定了很多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比方说，不能与犹太人通婚，因为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都是被宗教和法律确定的劣等民族。再比方说，教会认为放高利贷是罪恶，但是，即使是教会统治下的世界，也需要借贷这类金融活动，于是，教会就把这种“罪恶”的活动交给犹太人做。因为，反正犹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让他们从事这种罪恶的金融活动，教会既保持了自己的高尚，又维持了社会的需要。

所以，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这个犹太高利贷者一出场，就是一个被社会看不起的劣等人物。中国读者对此的背景不太了解，而当时所有的欧洲人对此都心领神会，天经地义。因此，嘲弄犹太吝啬鬼的戏剧被称为“喜剧”，就变得很正常，因为，这几乎是每一个欧洲人最开心、最解恨的事情。而且，在教会的统治下，很多正常的社会职业都不允许犹太人做，例如教师、农民、公证人等等，经商几乎是犹太人唯一可做的职业。那么，经商的犹太人为何在欧洲社会都成为吝啬鬼、守财奴的形象？

第一个原因是，被允许从事金融罪恶活动的犹太人毫无安全感，他们的钱财随时都会被剥夺。比方说十字军东征时，教会为招募更多的十字军战士，颁布了一条命令：参加十字军的人，如果欠犹太人的钱，一律赦免，不用还了。谁来还？没人还。犹太人白白遭受莫名的损失。而且，欧洲很多君主也向犹太人借钱，但是，君主会随时宣布债务无效，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犹太人。比方说，西班牙国王曾经下令驱逐犹太人，同时下令，出境的犹太人不得携带黄金，只能携带一头毛驴和一定量的粮食。于是，被驱逐的犹太人不得不将黄金兑换成毛驴和粮食，造成毛驴和粮食价格大涨。犹太人的财产就这样被整体性地剥夺，不需要任何理由。有些犹太人试图将黄金吃下肚子带出西班牙，结果死了。这种方式不过是欧洲各国君主随意剥夺犹太人财产的一个小例子而已。 　在这种局面下，犹太人为了防备各种意外损失，不得不在放债活动中尽量多赚钱，由此便形成了他们不得不贪婪的传统。同时，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犹太人也不得不与君主勾结在一起，甚至是巴结和献媚，利用自己的金融手段，借助君主的权力，帮助君主赚钱，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当今金融圈的贪婪和官商勾结，在早期犹太人那里就已经形成了，而这个金融传统的真正原因，就是欧洲宗教和世俗政权对于犹太人的歧视。

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对于犹太金融家和广大犹太人的普遍观点，就是犹太人吝啬。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也有一个具体的描述，就是说犹太人光攒钱，不愿花钱。欧洲后来有经济学家把只攒钱不花钱的人及其行为视为对经济的破坏，稍稍有点类似当前有人指责中国不花钱的意思。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吝啬鬼仿佛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对于吝啬的道德和经济学评价，这里就不说了。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犹太金融家之所以成为“吝啬鬼”，在欧洲是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原因的。

前几天的文章里提到十九世纪欧洲最强大的犹太金融家族，罗思柴尔德。当时，这个家族银行的总部在维也纳，负责人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第二代五兄弟中的老二，所罗门-罗思柴尔德，他还是奥地利政府的财务顾问。用今天的话说，属于有权有势的人物，还有大量的高层关系。所罗门-罗思柴尔德常年住在宾馆里，宾馆既是他的生活住处，也是办公的地方。这个现象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犹太大银行家所罗门-罗思柴尔德常年住在宾馆里，却有他的苦衷。1831年，所罗门-罗思柴尔德给奥地利总理、外交大臣梅特涅写了一封信。在19世纪的欧洲，梅特涅是有巨大权力和影响的政治人物。当时梅特涅正因为一个财务问题，决定向罗思柴尔德家族求助。因此，所罗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信中向梅特涅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代表我和我的兄弟们冒险提出的请求是，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我们应该享有购买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的权利。我很清楚这个要求和法律规定的相悖。然而，希望仁慈明智的殿下能够法外开恩。而且我预感到，如果殿下有一丝乐意，您的努力斡旋一定就能成功说服这位最仁慈开明的君主（指奥地利国王）。

所罗门信中的这段话，首先表现出明显的卑躬屈膝，其次，这段话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所谓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包括房子、土地、矿山等。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和实质财产，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可以买房子，不可以拥有土地。前者致使犹太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集中居住，居住条件由政府决定。这造成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区，后来发展成为集中营（由此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日后在西方依然盛行很久的种族隔离政策？）。犹太人不能买土地，决定了他们不能当地主，也不能当农民。“其他实质财产”的内容包含很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教会的统治力量下降，君主专制占据欧洲政治舞台，欧洲各国对于“其他实质财产”内容的规定也开始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是很明确的：犹太人不可以拥有房产。所以我们就能理解，犹太大银行家所罗门-罗思柴尔德不得不常年住在宾馆里，因为他不愿住在条件简陋的犹太人聚集区，又不能自己买房子。对于这封信中请求，梅特涅因为有求于罗思柴尔德家族，因此有些心动，倾向于替犹太银行家说情。再说，用今天的话说，这么有钱的犹太银行家，如果法律允许他买房子，肯定是百万级别的宫殿型房产，对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是有好处的。然而，奥地利政府和国王最终还是否决了犹太银行家的这个请求。犹太银行家虽然钱很多，虽然地位很高，依然不能拥有不动产。这项法律的真正废除，是在几十年以后。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犹太人为何普遍“吝啬”。法律不允许犹太人从事很多正当职业，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实质财产，犹太人往往只能从事与金钱有关的职业，因为，在基督徒的理论中，金钱是肮脏的。而且，犹太人即便拥有金钱，也没有安全感。于是，犹太人不得不吝啬，在能赚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拼命赚钱，而金钱又是他们唯一能够拥有的财产。为了防止被无端掠夺，有一点钱都要想方设法地藏起来。但是，有了钱的犹太人，除了吃穿之类的日常用品，有钱也没地方花。在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基督徒看来，犹太人不是吝啬是什么？

此后，罗思柴尔德家族利用君主有求于他们金钱力量的机会，还不断向欧洲的君主提出请求，要求给予犹太人自由居住权，给予犹太人从事艺术、新闻、法律等正当职业的权利。然而，获得这种权利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漫长的过程。罗思柴尔德家族第三代在英国的负责人名叫莱昂内尔-罗思柴尔德。1857年，莱昂内尔第四次被选入英国上议院，在此前的十几年时间里，他虽然靠金钱的力量三次被选入英国上议院，但徒然拥有一个议员的名头，从来不能履行任何政治权力，为什么？英国法律规定，议员履行职责之前，有一道必备的程序，就是向《圣经》宣誓。换句话说，英国法律规定，议员必须是基督徒，哪怕是假装的。而犹太银行家莱昂内尔-罗思柴尔德信奉犹太教，只能向希伯莱《圣经》宣誓，不能向《圣经-新约》宣誓，英国的法律又不愿改变。直到1858年，英国为莱昂内尔一个人修改了这条法律，非基督徒才能真正成为议员。

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犹太人在欧洲遭受2000多年的歧视，是造成犹太银行家贪婪、吝啬的重要的原因，其中，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欧洲教会。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在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想近百年的影响下，才渐渐从法律上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歧视。然而，这种歧视在欧洲社会依然存在，迫使很多想有所发展的犹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其中有些是真心的，有些是被迫、假装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的行为，是欧洲历史上一贯迫害犹太人这一传统的继续。纳粹的这一行为，使得欧洲各国刚获得自由不久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再次遭受严重摧残，冷漠无情成为很多劫后余生犹太人的内心特征。我觉得，犹太人的这种冷漠无情的心理，也影响到当今金融界的很多游戏规则。

美国金融界有多少犹太人，数字并不精确。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华尔街从业人员中，犹太人超过20%。与犹太人占全美国人口的比例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如今，大银行家中犹太人的比例更高，犹太人在银行等金融业有着很牢固的传统和很深的根基。在莎士比亚时代以前，犹太银行家就形成了以贪婪为特征的银行经营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使得犹太银行家的冷漠再次加剧，他们只对金钱的增长感兴趣，对人对事没有温情和关爱，除非小圈子里的自己人。而且，对于获得金钱增长这个目标，他们常常不择手段，没有道德顾忌。随着国外金融方式日益进入中国，相信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有所感受。但是，这个现象并不能只怪犹太人，真正的祸根在于欧洲人数千年的坏传统，其不良影响也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　至今，在美国社会看起来如鱼得水的犹太人，依然时常会遭遇歧视。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经常用“犹太人”来骂人。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一本书中说，“911”灾难发生后，纽约流传了一个消息，说是纽约的犹太人在9月11日上午都提前得到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去世贸中心上班。虽然弗里德曼说这个消息是谣言，但是，这个谣言的出现，说明即便在当今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歧视或“恨意”。原因很简单：如果犹太人提前得到了警告，那么，“911”事件的幕后策划就很可能与犹太人有关、有联系。而在“911”灾难发生之前，美国股市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泡沫破灭，华尔街上犹太人疯狂赚钱的行为，引起遭受损失的美国股民的不满，于是，谣言便将“911”事件与贪婪的犹太人联系在一起。每当我想起这个谣言，我真的为美国犹太人今后的处境感到担忧。

然而，在欧洲和美国，犹太人话题是一个禁忌，人们很难公正客观地讨论这个话题，因此，对于犹太人数千年的悲惨历史与当今金融业贪婪之间的关系，现在也很少有西方人作专门的论述，哪怕只言片语都很少。因为，西方人的这种联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纳粹。纳粹以及当年欧洲很多歧视犹太人、排斥犹太人的言论，都把犹太银行家的贪婪当作一个攻击点。虽然这种攻击发展到种族性的肉体消灭，是西方人罪恶的历史习惯，然而，犹太人的特殊历史遭遇与当今金融圈游戏规则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最后，我必须郑重地重申：犹太人与金融贪婪之间的联系，根源不在犹太人本身，而在西方打着宗教、上帝名义的丑陋历史。西方人自己作孽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如今已经是讳疾忌医了。它很难治好这个病。
 
谢选骏指出：上文指出了“犹太人为什么吝啬”的社会原因，而忽略了“犹太人为什么吝啬”还有其生物原因——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生物社会科学杂志》（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发表柯曲兰（Gregory Cochran）、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哈代（Jason Hardy）三位作者一篇引起争议的论文认为：犹太人的聪明起源于一种导致神经疾病的遗传基因。公元一世纪时，犹太人举行起义反抗罗马帝国统治，起义失败后，犹太难民四散奔逃，那些定居于欧洲的被称为“亚实基拿系”（Ashkenazi）犹太人。中世纪时，欧洲犹太人受到歧视而被禁止务农，转而从事商业及金融业，使得他们的智力发展收到定性——这种智力基因就是那引起“黑蒙性白痴”（Tay Sachs）等四种遗传性神经疾病的同一基因。

这个大胆假说至少引起两个问题：一，遗传疾病如何跟智力搭界？二，患有遗传疾病者怎么会有生存竞争优势？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这种由变异而来的遗传疾病基因能影响细胞对鞘脂（Sphingolipid）的管理，鞘脂是构成脑神经细胞外鞘的一种化学物质，它能促进脑神经细胞的生长，并使其分支增加，更重要的是它能增加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结，从而影响智力的发展。论文作者进一步指出：从双亲一方遗传得到单份这种基因的犹太人，大脑中神经细胞的联结比常人多，智力较发达；从双亲两方遗传得到双份基因者，大脑中神经细胞的联结过多，就发神经病了。这倒是符合一种说法：“天才与疯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变异基因有两面性，一方面会产生神经疾病；另一方面会增强智力，具有这种基因的犹太人之生存竞争优势来源于后者。

上述论据是有先例的：西部非洲人遭受一种称为镰状细胞贫血症的疾病，患者红血球中含有遗传基因导致的特殊血红蛋白（Heamoglobin）。镰状细胞贫血症患者从双亲两方遗传得到双份这种基因，从双亲一方遗传得到单份基因者不仅没有镰状细胞贫血症症状，并且具有先天抗疟疾性。疟疾是非洲西部的主要杀手，所以带有单份基因者具有生存竞争优势。

科学假说是需要证明的，作者提出了一种验证方法：对带有单份神经疾病遗传基因者作智力测验，其智商应比常人高5％。 柯曲兰惯于向传统挑战，过去他曾提出过一些颇具争议性的假说，这次的大胆假说引起了一片批评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基因学家黎许（Neil Risch）不同意他们的假说，他指出：犹太人的这种遗传性神经疾病都是在1100年前同时发生的，因此均源起于同一原因，这很难用生存竞争解释。论文作者同意黎许关于此疾病同时发生和同一起源的意见，但不同意他的结论，他们仍然认为是生存竞争在起作用。康乃尔大学群体基因学家克拉克（Andrew Clark）批评说：“作者在解释遗传性方面犯了典型错误。”他认为将与鞘脂有关的基因与智力相联系是“走得太远了”。批评得最尖锐的是哈佛大学认知学家品克（Steven Pinker），他说：“这篇论文政治上不正确，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指的是此论文主张不同族裔之间有遗传的智力差异，这非同小可！当年希特勒极力鼓吹大日尔曼主义，根据所谓的“优生学”断定德国人是“优秀人种”，并灭绝人性地大肆屠杀犹太人。但品克接着说：“当然这是一篇相当有份量的论文，不是很容易驳倒的。”

由上述可以推测：犹太人的吝啬已经构成了一种遗传特质，难怪自视甚高并企图统治欧洲的德国人会不服气，于是趁火打劫，采取极端手段，从生物上一举消除自己的竞争对手。犹太人的吝啬既然已是遗传特质，就与其他民族势不两立了。

谢选骏：俾斯麦是中国需要的稻草人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011年2月20日文章《俾斯麦是中国需要的人吗？》，作者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他说：

一个以俾斯麦外交政策为模式的中国有资格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世界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吗？除非忽略确立德国主导欧洲秩序所付出的代价、铁血首相的手段以及在其离任后降临到欧洲头上的遭遇，才有可能。

德国当年的统一及所带来的后果更多是值得后人警戒而非仿效的榜样。但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仍热衷这个话题。那些对中国野心心存疑虑的人警告称，正如德国将欧洲推到一战边缘，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扰乱地区力量平衡，引发亚洲激烈竞赛；乐观的人则表示，俾斯麦的良性、低调战略使欧洲维持了20年和平。一个沉迷于俾斯麦的北京将尽其所能推动与亚洲国家合作，打消外界对其实力和意图的担忧。许多中国人认为，俾斯麦提供了可供效仿的例子。德中超乎寻常的相似经历是铁血首相令一些人着迷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应在世界范围复制俾斯麦成就，以确立牢不可破的地位。中国战略学者对俾斯麦的热衷也许并不普遍，但北京无疑正研究德国历史并从中汲取灵感。

俾斯麦发动的魅力攻势修补了德国作为劫掠者的形象，减轻了外界对德进攻性的担忧。这就如同近年来的北京，将一个崛起的中国描述为亚洲国家不应惧怕的良性大国。但猜测中国未来的西方观察家不应为此感到宽慰。的确，俾斯麦推行了旨在保持欧洲现状的外交政策，但这是在摧毁旧有体制、确立对德有利的体系后才这样做的。按俾斯麦方式行事的中国，将乐于摧毁现有国际体系。但任何一个替代体系都不会像现有体系一样令亚洲受益，一个新的亚洲秩序有可能像德意志体系一样脆弱不堪。

中国决策者们或许正在发展有形力量，但亨利·基辛格认为，北京并没摧毁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的意愿。另有学者则认为，中国的进程已经开始，数十年遵循“韬光养晦”策略后，北京启动了旨在重塑全球体制的“走出去”战略。它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改变世界。它已成了一支革命性力量。确保其自然资源的供应不仅需要精密的贸易和发展战略，还需要更广阔的军事战略。

将中国视为俾斯麦式的力量，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北京的目标或许更为有限。它可能只是试图在地区层面复制俾斯麦的成功，但并不触及美国主导的更为庞大的体系。如此一来，中国就成了国际关系学者们所说的“修正主义”力量，试图按其利益（部分）调整体系，而非全盘颠覆。即便如此，亚洲秩序也将朝着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方向改变。华盛顿、东京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应轻视这种可能性。铁血首相给中国观察家们提供了绘制北京外交和战略轨迹的工具。中国学者和官员如何理解其中利弊将给其未来外交带来影响。

谢选骏指出：基辛格这位德国难民应该熟知，俾斯麦不过是一剂麻醉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迟早会登场的，如果不是英美的遏制，德国自己是不会真正克制的。但是基辛格为了逃避美国历史说他对毛泽东政权“养虎遗患”的审判，正在采取俾斯麦的策略，尽量提供麻醉药，说北京并没有摧毁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的意愿。

我们都知道，这当然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说，不论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中国的共产党残余，都是热望着“摧毁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也许不是摧毁美国，而仅仅是摧毁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如果美国不去阻拦中国崛起的步伐的话。这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中国梦，这从百年之前的辛亥革命之前的躁动就开始了。不信的话，看看邹容的《革命军》吧。

如此看来，俾斯麦不是中国需要的人，俾斯麦只是中国需要的稻草人。

网文《奥托·冯·俾斯麦》报道：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德语：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俾斯麦-申豪森公爵（Graf von Bismarck-Sch?nhausen；1865年），俾斯麦亲王（Fürst von Bismarck；1871年），劳恩堡公爵（Herzog zu Lauenburg；1890年）。出生于德意志邦联申豪森，逝世于奥米勒弗里德里希斯鲁。于1867年至1871年出任北德意志邦联宰相。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成为德意志帝国宰相，直至1890年辞职告终。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首先为普鲁士地区以容克阶级为主的保守派利益发声，并成为他们的代表，借此拓展自己的名声。随后在保守时代中成为一名外交官。1862年普鲁士宪政危机期间，他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为首相。在与自由派的斗争中，俾斯麦无视议会的存在，在1864年到1866年间连续对丹麦、奥地利开战，让普鲁士为主的小德意志变成德国问题的解答。借由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促使了德意志帝国成立。

作为宰相，俾斯麦为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制定了许多新颖的政策，尤其是其“铁血政策”，更因此被史学家和人们称作“铁血宰相”（德语：Eiserner Kanzler；“铁”指武器，“血”指军人的鲜血，可指战争）。于1862年至1890年（于1873年短暂中断）担任普鲁士首相，为德意志帝国贡献良多。对外他致力于欧洲的权力平衡。

俾斯麦在1861年掌权后，其国内政策可以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结盟，并推行许多政治改革，包括引入民事婚姻等，以此与天主教会相对抗。1870年开始，俾斯麦开始与自由主义者划清界线，转向实施保护政策和经济干预政策，并建立社会保险系统。在1880年代时，更推动社会党人法压制社会主义者。俾斯麦与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一直有着诸多不合，使得俾斯麦在1890年被后者解职下台。

卸下宰相职务的俾斯麦，在政治上仍占有一席之地，并常常批评其后继者的政策。此外，他为自己撰写了名为《回忆与思考》的自传，里面描述了他记忆中，自己为德国还有德国人民的诸多贡献，以及自己会不断地为德国和德国人民做出贡献。

一直到20世纪中叶，史学家对俾斯麦的评价一直都是相当正面，或多或少体现了其理想化民族主义者的特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俾斯麦的批评开始出现，认为德国民主发展的失败，以及德意志帝国不正确的国家结构，俾斯麦都脱离不了干系。近几年对俾斯麦的评论，逐渐跳脱这种两极化的对比，开始平等的探讨于其政策的成就和缺点，并将之与当代的政治结构和进程相对比。

由于其对德国统一的贡献，加上卓越及伟大成就，俾斯麦最后获昇任为德意志帝国陆军上将。在2005年德国电视二台票选最伟大的德国人活动中，他排名第九，次于第八伟大的印刷术发明者约翰内斯·古腾堡。

1815年4月1日，俾斯麦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省施滕达尔内，阿尔特马克小镇申豪森（今处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申豪森堡。其父名为斐迪南·冯·俾斯麦（Ferdinand von Bismarck，1771–1845），是一位地主、传统容克，以及退休骑兵上尉，母亲则名为威廉明妮·露易丝·门肯（Wilhelmine Luise Mencken，1789–1839）。俾斯麦的父亲为俾斯麦家族的一员，俾斯麦家族自18世纪便已存在。一个世纪以来，俾斯麦家族在后波美拉尼亚的诺加德郡拥有3处房产和土地。俾斯麦的母亲与其父亲的出生背景大为不同，自小生活在中产阶级的家庭，其父阿纳斯塔修斯·路德维希·门肯为腓特烈二世的内阁秘书，而门肯家族曾孕育出数位学者和政府高官。俾斯麦有一个比他年长的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名为伯恩哈特·冯·俾斯麦（1810－1893），后来也担任多个行政首长职位。妹妹则叫做玛文娜·冯·俾斯麦（Malwine von Bismarck）。1816年，俾斯麦一家搬迁至位于斯德丁（现斯塞新）东北方、波美拉尼亚奈弗夫（Kniephof；现波兰柯纳泽沃）的庄园，当时该地属于后波美拉尼亚。俾斯麦的童年就在该地的田园中度过。

一般人会因为俾斯麦著戎装的样子，而认为俾斯麦是典型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鲁士容克。其实不然，俾斯麦所受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且学识丰富，见闻广博，更精通或理解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以及俄语等多国语言。

父母亲差异极大的出身背景，给俾斯麦的社会化过程带来极大的影响。俾斯麦继承了父亲身为俾斯麦家族一员的骄傲，他的母亲除了赋予他机敏的头脑、三思而后行的能力，更给了他敏捷的语言能力，使俾斯麦有能力跳脱出家族背景的框架。也因为他的母亲，俾斯麦才能接受到类似文化市民阶级子女所受的教育，而非乡村绅士（Landedelmann；居住在乡村地区的贵族或名流）的教育。俾斯麦的母亲使他不只能扮演好容克的角色，更能投身从事公共事务。但是面对母亲的严厉教导，俾斯麦自己写道，自己在家中与父母相处时，从未感到归属感。俾斯麦对母亲始终有层隔阂，不如他对父亲的亲爱之情。

俾斯麦小学时就读于约翰·恩斯特·普拉曼创建的小学，中学时则先后就读腓特烈-威廉（Friedrich-Wilhelm）中学和格劳·恩克洛斯中学。

1832年，未满17岁的俾斯麦便入读了哥廷根大学。然而，俾斯麦并不满意大学的生活。在其就读大学期间，他经常腰间佩剑，并牵着一只大狼狗。但却无心向学，并染上很多恶习，曾与同学作过27次决斗。后来虽转到柏林大学入读法律系（1833-35），但仍然没有满意。1838年在格赖夫斯瓦尔德作为后备军参加军训时，进入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学习农业。

在哥廷根时，俾斯麦与美国学生、后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成为好友。后来此人在1839年写作的小说《莫顿的希望，或乡下人的记忆》（Morton's Hope, or the Memoirs of a Provincial）中说俾斯麦当时鲁莽而古怪，但却是一个很有天分和魅力的年轻人。且求学时启，显现俾冲动好斗性格，常找同学斗剑，以致脸被刀划伤，终生脸留一刀疤，虽然俾斯麦毕业后成为了律师，但他并不甘于此，于是投考公务员，当上了一个小书记。

在此时他结识了一位贵族女子，两人订婚，可是他没钱，想以赌博赚聘金，却反而输掉所有金钱，并欠下很多债务。因此这次婚约取消了。其后他结识了一位牧师的女儿并订婚，但那位女子亦跟一位富有的军人走了。结果俾斯麦只有带着欠债，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后，他与其哥哥分家，当上了庄园主人，可是他并不满意这种生活，所以很快便再次进入政坛。

议员生涯

这次步入政坛，使俾斯麦一生命运改变。他首先当上了河堤监督官，这份差事很适合俾斯麦好胜的性格，因此他当得很称职，很快便树立了正面的形象。他借此机会参加议会选举。虽然只当选为候补议员，但他却成功以手段逼使一位议员以患病理由退出，结果他成功当选为柏林州的正式议员。这年是1847年5月，俾斯麦当时只有32岁。同年，他与一位名叫乔安娜的女子订下婚约，并于该年完婚。

但就在次年，著名的德意志1848年革命爆发，普鲁士国王被俘。俾斯麦决定亲赴柏林，打探虚实。他遇上了已经逃往英格兰的威廉亲王的妻子奥古斯塔，后者打算将其子腓特烈扶上王位，但奥古斯塔没有接受俾斯麦的帮助。俾斯麦最初的设想是动员自己领地内的农民参军保王，但到达柏林后，上级只让他为军队提供补给。

1849年俾斯麦被选入新的普鲁士州议会（Preu?ischer Landtag），当时他的立场是“反德意志统一”。随后他当上了埃尔福特议会（Erfurt Parliament）的普鲁士代表，但其目的仍然是阻挠德意志统一的进行。最终该议会因为无法得到德意志最大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而以失败告终。

外交官生涯
1851年，俾斯麦出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之普鲁士代表，并于不久后升为大使，而这份差事他足足做了8年。
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精神失常，因此由其弟威廉亲王摄政，威廉亲王摄政后，即时召见俾斯麦，并任命他为驻俄大使。

在1861年威廉亲王登基，是为威廉一世，但他随即在扩充军备方面，与议会发生冲突。无奈之下，只有任命俾斯麦为内相，但俾斯麦并不甘于只当内相，故此并不履行。

在1862年春，俾斯麦回到柏林，普王因为内部的压力，并不能升他为首相。结果俾斯麦请辞，并被改派为驻法大使。同年，在普鲁士议会新一轮选举中自由派获得了绝对胜利，并马上否决了普鲁士政府的对军事改革的全部拨款，政府和议会陷入了僵局。在重大矛盾之下，俾斯麦成为首相的唯一可能人选。1862年9月23日，威廉一世召回俾斯麦，并任命其为首相兼外交大臣。

首相生涯

1862年成为首相的俾斯麦在9月26日的下院首次演讲中坚定的对议会发表“铁血演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从此俾斯麦被冠上了“铁血宰相”的绰号。随后国王对俾斯麦说：“我很清楚结局，他们会在歌剧广场朕的窗前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朕的头。”而俾斯麦则回应道：“既然迟早要死，为何死得不体面一些？……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必须抗争到底！”从此，国王和他的首相间形成了十分特别的牢固关系。

在俾斯麦就任首相后，并未能解决与议会的冲突，为此，他便欲以德国统一的大业来转移议员的视线，并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来抗衡资产阶级自由派。很快地，他便开始筹划三场统一战争。

普丹战争
丹麦作为德意志的北邻，经常插手德意志的事务，因此俾斯麦第一个便要解决丹麦。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1863年石勒苏益格在波兰革命中被纳入丹麦。而战争同时可以观察奥国实力，为普奥战争作好准备。
在1861年，丹麦国王欲接管普丹边境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地，俾斯麦立即以此制造争端。他首先确保如果普丹开战，其他列强不会干涉，并与奥地利结盟共同攻打丹麦，最后逼使丹麦放弃这两个州。
在1864年10月30日所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中，规定丹麦放弃两地。而于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达成《加斯坦因专约》，将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统治，荷尔斯泰因则归属奥地利。但是这其实是俾斯麦处心积虑的阴谋，因为奥地利所得的荷尔斯泰因不但面积狭小，而且被普鲁士包围。这样奥地利很容易便会与普鲁士发生冲突，因此这是一条将奥地利推向与普鲁士发生战争的导火线。

普奥战争
在普丹战争后，俾斯麦决定要将奥地利赶出德意志邦联，以利于将来德国的统一。因此他着手孤立奥地利，首先俾斯麦答允协助俄国取消《黑海中立条款》。并与法皇拿破仑三世会晤，表示普鲁士不反对把卢森堡及莱茵河区让给法国，以此确保法国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而英国当时继续实行光荣孤立的政策，因此在普奥发生冲突时会保持中立。最后，他在1866年4月8日，与意大利签订攻守同盟条约，规定如果普鲁士在3个月内与奥开战，意大利则必须同时对奥宣战，只有在奥地利归还威尼斯予意大利的情况下，方可与奥讲和。
最后，奥皇因为不满意《加斯坦因专约》的条款，而要求用普鲁士最富庶的工业区西里西亚交换荷尔斯泰因，因此俾斯麦以此借口，指责奥地利毁约。结果在1866年5月，威廉一世下令全国总动员，并于同年6月对奥宣战。意大利亦依据攻守同盟条约，同时对奥宣战。
不久，普鲁士便征服北德的亲奥小邦，并于1866年7月3日以29.1万军力在萨多瓦与23.8万奥军发生大战，即萨多瓦会战，最后奥军战败。
而这时俾斯麦决定与奥讲和，而不是乘胜追击，因为他明白对于普鲁士最有利的做法不是消灭奥国，而是将奥地利逐出日耳曼联邦，并且让其作为抵挡俄国西进的屏障。因此他在该年8月23日签订的《布拉格条约》中给予奥地利极为宽容的讲和条件，以便于保持对奥的良好的关系。
普奥战争结束后，妨碍德国统一的就只剩下在背后控制着南德诸邦的法国了。

普法战争
由于法国仍然在幕后操控著南德意志地区的各个邦国，阻碍德国统一。因此，俾斯麦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制造争端，逼使法皇拿破仑三世对普宣战，而普鲁士则借此团结德意志民族，对法国作出进攻。
普鲁士很快便击退了入侵的法军，并向法国作出反攻，在色当会战中，普军战胜法军，拿破仑三世投降。随后普军进军至巴黎，协助巴黎新成立的国防政府消灭巴黎公社，以便获得大量赔款。最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中登基，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并从法国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及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后期政治生涯
虽然德意志统一了，但俾斯麦仍需面对众多国内外问题，因此他采行内、外两种态度理政。在德意志帝国内，他依然保持高压强横的作风，打压天主教势力与左派劳工；国外方面，他避免树立外敌，自称“诚实经纪人”来协调欧洲大国的纷争，表现出与过往“铁血宰相”完全相反的姿态和风格。

国内问题
在国内问题方面，首先在1871年至1877年间的“文化斗争”中，与罗马教廷互相攻击，最后以双方互相妥协结束。再在1878年随即开始“围剿左派”，制定《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以打压社会民主党。但同时间，他亦制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来进行拢络，虽然很多只属表面性质，但仍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劳工立法的国家。

国外问题
在国外问题方面，自德国统一后，俾斯麦便不希望再有对外战争，以便让德国可以休养生息，培养国力。因此他并不像其他欧洲国家一般，大量掠夺殖民地。但他又担心法国报复，因此他采取结盟政策，孤立法国。首先在1873年，他与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缔结“三帝同盟”。而在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俄国大败土耳其，并签订了《圣斯提法诺条约》。结果在1878年，于柏林举行了柏林会议。在会议中，他偏袒奥匈，但在表面上仍表现中立而自称“诚实经纪人”。这使得俄国成了大输家，导致德俄关系恶化，俄国退出三帝同盟。俾斯麦随即与奥匈重订盟约，称为“德奥同盟”。然而俾斯麦担心俄国会转投法国，因此于1887年与俄签订“再保险条约”。
在1882年，他又与意大利、奥匈帝国签订“三国同盟”。

退出政坛
1888年3月9日（三皇之年），90岁的威廉一世逝世，其子腓特烈·威廉继位，称为腓特烈三世，但在即位99日后随即病故（故称百日皇帝）。结果其子威廉二世继位，时年29岁。这位年少气盛的少年皇帝不甘受制于俾斯麦，因此与俾斯麦在很多问题上出现分歧。而当时俾斯麦已达73岁高龄，更已执政了长达26年。结果在一系列权力斗争后，俾斯麦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感到心灰意冷，在1890年3月18日向威廉二世呈辞，正式下野，结束30年执政。

逝世
俾斯麦下野之后，长居于汉堡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并著有回忆录《思考与回忆》。该书的精确性饱受质疑，俾斯麦将各个历史事件渲染地过度戏剧性，而且总是将其中自己的形象塑造得非常好。
1898年7月30日，这位名震天下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悄然离世，享寿83岁。俾斯麦离世后不久，俾斯麦的政敌便迅速清除了他在政界中的势力，改革从此终止，德国走向他生前一直努力控制及防止的军国主义，最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谢选骏指出：不论俾斯麦如何善于美化自己，不论德国人如何怀念这位适可而止的人物——俾斯麦还是一位德国历史的偶像，而非一面世界历史的旗帜。也许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保险福利除外。但即使这两项目，也还是与“军国主义”也脱不了干系的——因为只有对外扩张的，才肯对内妥协。而像共产党这样对内镇压的，是无法对外扩张的。所以我说，俾斯麦只能成为共产党中国需要的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