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7日星期二
谢选骏:犹太人的吝啬是一种遗传特质
网文《犹太人命运与金融规则》报道说:
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描绘了一个名叫夏洛克的人。这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放债者,一个放高利贷者,刻毒而贪婪。莎士比亚描绘的夏洛克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之一。这个嘲弄犹太吝啬鬼的戏剧还被称为“喜剧”。当夏洛克要求欠债者按合同割下身上的一磅肉,这位欠债者的辩护人体现了机智。辩护人要求夏洛克割肉的时候,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更重要的是,割肉的时候不能有“一滴基督徒的血”,否则,将按照法律,以谋杀罪论处,财产全部充公。于是,这个喜剧还包含了宗教、法律、金融等内容。可以说,莎士比亚描绘的夏洛克是早期典型的银行家形象。那么,早期的银行家为何会这么恶毒,这么招人恨?银行家的这种形象,与其犹太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发展到今天,对于当今银行等金融领域的经营规则有什么影响?
莎士比亚描绘的故事发生在欧洲中世纪,在那个年代,欧洲普遍存在着对于犹太人的强烈歧视,这种歧视正是造成犹太人“贪婪”、“恶毒”的重要原因,而非犹太人的天性如此。欧洲中世纪的统治者是教会,教会因为宗教原因,制定了很多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比方说,不能与犹太人通婚,因为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都是被宗教和法律确定的劣等民族。再比方说,教会认为放高利贷是罪恶,但是,即使是教会统治下的世界,也需要借贷这类金融活动,于是,教会就把这种“罪恶”的活动交给犹太人做。因为,反正犹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让他们从事这种罪恶的金融活动,教会既保持了自己的高尚,又维持了社会的需要。
所以,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这个犹太高利贷者一出场,就是一个被社会看不起的劣等人物。中国读者对此的背景不太了解,而当时所有的欧洲人对此都心领神会,天经地义。因此,嘲弄犹太吝啬鬼的戏剧被称为“喜剧”,就变得很正常,因为,这几乎是每一个欧洲人最开心、最解恨的事情。而且,在教会的统治下,很多正常的社会职业都不允许犹太人做,例如教师、农民、公证人等等,经商几乎是犹太人唯一可做的职业。那么,经商的犹太人为何在欧洲社会都成为吝啬鬼、守财奴的形象?
第一个原因是,被允许从事金融罪恶活动的犹太人毫无安全感,他们的钱财随时都会被剥夺。比方说十字军东征时,教会为招募更多的十字军战士,颁布了一条命令:参加十字军的人,如果欠犹太人的钱,一律赦免,不用还了。谁来还?没人还。犹太人白白遭受莫名的损失。而且,欧洲很多君主也向犹太人借钱,但是,君主会随时宣布债务无效,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犹太人。比方说,西班牙国王曾经下令驱逐犹太人,同时下令,出境的犹太人不得携带黄金,只能携带一头毛驴和一定量的粮食。于是,被驱逐的犹太人不得不将黄金兑换成毛驴和粮食,造成毛驴和粮食价格大涨。犹太人的财产就这样被整体性地剥夺,不需要任何理由。有些犹太人试图将黄金吃下肚子带出西班牙,结果死了。这种方式不过是欧洲各国君主随意剥夺犹太人财产的一个小例子而已。 在这种局面下,犹太人为了防备各种意外损失,不得不在放债活动中尽量多赚钱,由此便形成了他们不得不贪婪的传统。同时,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犹太人也不得不与君主勾结在一起,甚至是巴结和献媚,利用自己的金融手段,借助君主的权力,帮助君主赚钱,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当今金融圈的贪婪和官商勾结,在早期犹太人那里就已经形成了,而这个金融传统的真正原因,就是欧洲宗教和世俗政权对于犹太人的歧视。
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对于犹太金融家和广大犹太人的普遍观点,就是犹太人吝啬。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也有一个具体的描述,就是说犹太人光攒钱,不愿花钱。欧洲后来有经济学家把只攒钱不花钱的人及其行为视为对经济的破坏,稍稍有点类似当前有人指责中国不花钱的意思。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吝啬鬼仿佛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对于吝啬的道德和经济学评价,这里就不说了。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犹太金融家之所以成为“吝啬鬼”,在欧洲是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原因的。
前几天的文章里提到十九世纪欧洲最强大的犹太金融家族,罗思柴尔德。当时,这个家族银行的总部在维也纳,负责人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第二代五兄弟中的老二,所罗门-罗思柴尔德,他还是奥地利政府的财务顾问。用今天的话说,属于有权有势的人物,还有大量的高层关系。所罗门-罗思柴尔德常年住在宾馆里,宾馆既是他的生活住处,也是办公的地方。这个现象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犹太大银行家所罗门-罗思柴尔德常年住在宾馆里,却有他的苦衷。1831年,所罗门-罗思柴尔德给奥地利总理、外交大臣梅特涅写了一封信。在19世纪的欧洲,梅特涅是有巨大权力和影响的政治人物。当时梅特涅正因为一个财务问题,决定向罗思柴尔德家族求助。因此,所罗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信中向梅特涅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代表我和我的兄弟们冒险提出的请求是,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我们应该享有购买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的权利。我很清楚这个要求和法律规定的相悖。然而,希望仁慈明智的殿下能够法外开恩。而且我预感到,如果殿下有一丝乐意,您的努力斡旋一定就能成功说服这位最仁慈开明的君主(指奥地利国王)。
所罗门信中的这段话,首先表现出明显的卑躬屈膝,其次,这段话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所谓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包括房子、土地、矿山等。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和实质财产,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可以买房子,不可以拥有土地。前者致使犹太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集中居住,居住条件由政府决定。这造成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区,后来发展成为集中营(由此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日后在西方依然盛行很久的种族隔离政策?)。犹太人不能买土地,决定了他们不能当地主,也不能当农民。“其他实质财产”的内容包含很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教会的统治力量下降,君主专制占据欧洲政治舞台,欧洲各国对于“其他实质财产”内容的规定也开始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是很明确的:犹太人不可以拥有房产。所以我们就能理解,犹太大银行家所罗门-罗思柴尔德不得不常年住在宾馆里,因为他不愿住在条件简陋的犹太人聚集区,又不能自己买房子。对于这封信中请求,梅特涅因为有求于罗思柴尔德家族,因此有些心动,倾向于替犹太银行家说情。再说,用今天的话说,这么有钱的犹太银行家,如果法律允许他买房子,肯定是百万级别的宫殿型房产,对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是有好处的。然而,奥地利政府和国王最终还是否决了犹太银行家的这个请求。犹太银行家虽然钱很多,虽然地位很高,依然不能拥有不动产。这项法律的真正废除,是在几十年以后。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犹太人为何普遍“吝啬”。法律不允许犹太人从事很多正当职业,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实质财产,犹太人往往只能从事与金钱有关的职业,因为,在基督徒的理论中,金钱是肮脏的。而且,犹太人即便拥有金钱,也没有安全感。于是,犹太人不得不吝啬,在能赚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拼命赚钱,而金钱又是他们唯一能够拥有的财产。为了防止被无端掠夺,有一点钱都要想方设法地藏起来。但是,有了钱的犹太人,除了吃穿之类的日常用品,有钱也没地方花。在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基督徒看来,犹太人不是吝啬是什么?
此后,罗思柴尔德家族利用君主有求于他们金钱力量的机会,还不断向欧洲的君主提出请求,要求给予犹太人自由居住权,给予犹太人从事艺术、新闻、法律等正当职业的权利。然而,获得这种权利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漫长的过程。罗思柴尔德家族第三代在英国的负责人名叫莱昂内尔-罗思柴尔德。1857年,莱昂内尔第四次被选入英国上议院,在此前的十几年时间里,他虽然靠金钱的力量三次被选入英国上议院,但徒然拥有一个议员的名头,从来不能履行任何政治权力,为什么?英国法律规定,议员履行职责之前,有一道必备的程序,就是向《圣经》宣誓。换句话说,英国法律规定,议员必须是基督徒,哪怕是假装的。而犹太银行家莱昂内尔-罗思柴尔德信奉犹太教,只能向希伯莱《圣经》宣誓,不能向《圣经-新约》宣誓,英国的法律又不愿改变。直到1858年,英国为莱昂内尔一个人修改了这条法律,非基督徒才能真正成为议员。
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犹太人在欧洲遭受2000多年的歧视,是造成犹太银行家贪婪、吝啬的重要的原因,其中,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欧洲教会。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在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想近百年的影响下,才渐渐从法律上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歧视。然而,这种歧视在欧洲社会依然存在,迫使很多想有所发展的犹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其中有些是真心的,有些是被迫、假装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的行为,是欧洲历史上一贯迫害犹太人这一传统的继续。纳粹的这一行为,使得欧洲各国刚获得自由不久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再次遭受严重摧残,冷漠无情成为很多劫后余生犹太人的内心特征。我觉得,犹太人的这种冷漠无情的心理,也影响到当今金融界的很多游戏规则。
美国金融界有多少犹太人,数字并不精确。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华尔街从业人员中,犹太人超过20%。与犹太人占全美国人口的比例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如今,大银行家中犹太人的比例更高,犹太人在银行等金融业有着很牢固的传统和很深的根基。在莎士比亚时代以前,犹太银行家就形成了以贪婪为特征的银行经营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使得犹太银行家的冷漠再次加剧,他们只对金钱的增长感兴趣,对人对事没有温情和关爱,除非小圈子里的自己人。而且,对于获得金钱增长这个目标,他们常常不择手段,没有道德顾忌。随着国外金融方式日益进入中国,相信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有所感受。但是,这个现象并不能只怪犹太人,真正的祸根在于欧洲人数千年的坏传统,其不良影响也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 至今,在美国社会看起来如鱼得水的犹太人,依然时常会遭遇歧视。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经常用“犹太人”来骂人。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一本书中说,“911”灾难发生后,纽约流传了一个消息,说是纽约的犹太人在9月11日上午都提前得到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去世贸中心上班。虽然弗里德曼说这个消息是谣言,但是,这个谣言的出现,说明即便在当今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歧视或“恨意”。原因很简单:如果犹太人提前得到了警告,那么,“911”事件的幕后策划就很可能与犹太人有关、有联系。而在“911”灾难发生之前,美国股市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泡沫破灭,华尔街上犹太人疯狂赚钱的行为,引起遭受损失的美国股民的不满,于是,谣言便将“911”事件与贪婪的犹太人联系在一起。每当我想起这个谣言,我真的为美国犹太人今后的处境感到担忧。
然而,在欧洲和美国,犹太人话题是一个禁忌,人们很难公正客观地讨论这个话题,因此,对于犹太人数千年的悲惨历史与当今金融业贪婪之间的关系,现在也很少有西方人作专门的论述,哪怕只言片语都很少。因为,西方人的这种联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纳粹。纳粹以及当年欧洲很多歧视犹太人、排斥犹太人的言论,都把犹太银行家的贪婪当作一个攻击点。虽然这种攻击发展到种族性的肉体消灭,是西方人罪恶的历史习惯,然而,犹太人的特殊历史遭遇与当今金融圈游戏规则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最后,我必须郑重地重申:犹太人与金融贪婪之间的联系,根源不在犹太人本身,而在西方打着宗教、上帝名义的丑陋历史。西方人自己作孽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如今已经是讳疾忌医了。它很难治好这个病。
谢选骏指出:上文指出了“犹太人为什么吝啬”的社会原因,而忽略了“犹太人为什么吝啬”还有其生物原因——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生物社会科学杂志》(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发表柯曲兰(Gregory Cochran)、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哈代(Jason Hardy)三位作者一篇引起争议的论文认为:犹太人的聪明起源于一种导致神经疾病的遗传基因。公元一世纪时,犹太人举行起义反抗罗马帝国统治,起义失败后,犹太难民四散奔逃,那些定居于欧洲的被称为“亚实基拿系”(Ashkenazi)犹太人。中世纪时,欧洲犹太人受到歧视而被禁止务农,转而从事商业及金融业,使得他们的智力发展收到定性——这种智力基因就是那引起“黑蒙性白痴”(Tay Sachs)等四种遗传性神经疾病的同一基因。
这个大胆假说至少引起两个问题:一,遗传疾病如何跟智力搭界?二,患有遗传疾病者怎么会有生存竞争优势?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这种由变异而来的遗传疾病基因能影响细胞对鞘脂(Sphingolipid)的管理,鞘脂是构成脑神经细胞外鞘的一种化学物质,它能促进脑神经细胞的生长,并使其分支增加,更重要的是它能增加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结,从而影响智力的发展。论文作者进一步指出:从双亲一方遗传得到单份这种基因的犹太人,大脑中神经细胞的联结比常人多,智力较发达;从双亲两方遗传得到双份基因者,大脑中神经细胞的联结过多,就发神经病了。这倒是符合一种说法:“天才与疯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变异基因有两面性,一方面会产生神经疾病;另一方面会增强智力,具有这种基因的犹太人之生存竞争优势来源于后者。
上述论据是有先例的:西部非洲人遭受一种称为镰状细胞贫血症的疾病,患者红血球中含有遗传基因导致的特殊血红蛋白(Heamoglobin)。镰状细胞贫血症患者从双亲两方遗传得到双份这种基因,从双亲一方遗传得到单份基因者不仅没有镰状细胞贫血症症状,并且具有先天抗疟疾性。疟疾是非洲西部的主要杀手,所以带有单份基因者具有生存竞争优势。
科学假说是需要证明的,作者提出了一种验证方法:对带有单份神经疾病遗传基因者作智力测验,其智商应比常人高5%。 柯曲兰惯于向传统挑战,过去他曾提出过一些颇具争议性的假说,这次的大胆假说引起了一片批评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基因学家黎许(Neil Risch)不同意他们的假说,他指出:犹太人的这种遗传性神经疾病都是在1100年前同时发生的,因此均源起于同一原因,这很难用生存竞争解释。论文作者同意黎许关于此疾病同时发生和同一起源的意见,但不同意他的结论,他们仍然认为是生存竞争在起作用。康乃尔大学群体基因学家克拉克(Andrew Clark)批评说:“作者在解释遗传性方面犯了典型错误。”他认为将与鞘脂有关的基因与智力相联系是“走得太远了”。批评得最尖锐的是哈佛大学认知学家品克(Steven Pinker),他说:“这篇论文政治上不正确,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指的是此论文主张不同族裔之间有遗传的智力差异,这非同小可!当年希特勒极力鼓吹大日尔曼主义,根据所谓的“优生学”断定德国人是“优秀人种”,并灭绝人性地大肆屠杀犹太人。但品克接着说:“当然这是一篇相当有份量的论文,不是很容易驳倒的。”
由上述可以推测:犹太人的吝啬已经构成了一种遗传特质,难怪自视甚高并企图统治欧洲的德国人会不服气,于是趁火打劫,采取极端手段,从生物上一举消除自己的竞争对手。犹太人的吝啬既然已是遗传特质,就与其他民族势不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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