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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9日星期四

谢选骏:郭文贵代替刘晓波成为“核心”



《法媒:经济利益重于政治理想》2017年7月15日的法国报纸摘要说: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逝继续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电视二台相关报道的标题是:刘晓波,中国的沉默,报道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寻求获得公认,然而,刘晓波的辞世显示中国并没有成为与别的国家类似的强国。文章介绍说,数十名警察围堵为刘晓波举行葬礼的殡仪馆,刘晓波在死后依然引发中国官方的恐惧。中国官方公布的有关刘晓波的图片只是针对国外,为了证明刘晓波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是,中国国内的大部分民众却对此一无所知。此外,刘晓波的遭遇也是所有对政权提出批评的中国意见人士的遭遇,两年前的7月9日,250名中国律师遭到当局的拘押,之后发生了无数次的虚假的审判以及公开认罪。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当局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不断加剧。而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强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称赞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一位好人。文章最后评论说,这充分显示中国经济的份量远比意见人士的政治理念重得多。

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解放报聚焦媒体记者的角色,相应的标题是:是否应该将记者们都烧死。解放报指出,在法国总统计划推出自己信任的媒体的时刻,在一个虚假新闻甚嚣尘上的年代,在政界人物丑闻不断的当今,人们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的质疑从未达到今天的程度,这究竟是由于何等原因?该报社论文章指出,在舆论与政界人士的双重攻击之下,媒体工作者应该重新审视他们的工作特性,事实上这一工作已经启动。

右翼费加罗报聚焦土耳其政局,指出土耳其未遂政变一周年之后,土耳其的政治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总统埃尔多安执掌所有政权,对异见者的打压钳制不断加强,土耳其在世界政坛越来越走向孤立。费加罗报社论文章指出,所有的未遂政变总会有人从中获益,土耳其去年7月15日发生的政变加速了土耳其政坛的演变,使原先早已有独裁倾向的埃尔多安快速掌控了土耳其政权的所有关节。政变后政府展开的大规模搜捕的覆盖面不仅使人不寒而栗,去年以来,超过五万人遭到逮捕,十万多政府公务人员被撤职,打压的对象从埃尔多安的个人对手法杜拉·葛兰的支持者蔓延到所有批评土耳其政府的公民,他们中有记者,律师,大学教授以及人权捍卫者。今年四月新宪法的通过完成了土耳其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的最后一道关节。今天的土耳其与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创建的模式背道而驰。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等民主社会基本原则都已经成为过去。此外,民族主义在土耳其社会迅速高涨,伊斯兰教的扩张已经走出了土耳其的边界。文章最后指出,土耳其总统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表达了他对民主的离奇的观点,他说,民主就像是一列电车,到终点站就下车。看来,埃尔多安大约是认为土耳其已经达到了民主的终点站。

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介绍的是法国全国五百多地举行音乐会庆祝爵士乐一百周年,十字架报指出,爵士乐流行一百年却依然方兴未艾,年轻的演奏者不断脱颖而出,而爵士乐也正在度过第二个春天,获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喜爱。十字架报还介绍了正在阿维尼翁举行的戏剧节以及法国南方各地暑期的画展。

除了以上话题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庆祝法国国庆所引发的争议,法国纪念尼斯恐怖袭击一周年以及以色列周五发生的三名警察遭袭击事件都是各报关注的重点。

《官媒又爆郭文贵受网络骗钱者造假愚弄》2017年7月15日指出郭文贵在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出示中国官员的贪污盗窃资料图表。

香港东网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指流亡美国的中国房地产富商郭文贵或被中国一名网络骗钱者糊弄,将网民提供的网上公开资料当成「高层爆料」,结果被骗去至少5万元人民币。官方说这名网络骗子已被警方抓获。据东网的消息说,涉嫌贿赂而被中方通过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的内地商人郭文贵,早前披露多家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声称资料来自「高层」内幕爆料。中国公安却查出,所谓内幕爆料只是网上公开资料,是网民为了骗取郭文贵钱财,将资料篡改成「内幕」后提供给郭文贵,该名网民更获得郭文贵匯款5万元人民币作为酬金。 目前警方已将该名网民擒获。

中国官媒引述公安机关指,「爆料」网民是有传播谣言前科的43岁的陈向军,他透过网络上的企业工商数据查询系统「天眼查」,取得包括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產管理公司、中建投资產管理集团和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公开资料,并篡改成「内幕」股 权结构图发给郭文贵,以此换取酬金。

上月16日,郭文贵接受外媒访问时,展出6张由陈向军提供的有关公司股权结构图,声称是「高层」向他提供的内部资料,并称从图中可以看出某领导的亲属掌控着20万亿元的资产。内地公安机关随后追查郭文贵展示的股权结构图来源,发现只是网上公开资料,进而揭发此案。

此外,郭文贵又被指误信一名自称是「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的网民,将对方从「天眼查」查询到的公开资料当成内幕「猛料」。报道没有提及某领导所指。

谢选骏指出:郭文贵揭露说,他本人几年前就听到中共高层的“安全人员”说刘晓波必须死在监狱里。这种内部消息无疑提示了郭文贵该如何行事,那就是和平的政治反抗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和平的经济反抗比较现实。和平的经济反抗就是“经济利益重于政治理想”的,这已经成为“新的普世价值”了。
上述情况证实了郭文贵的爆料不是无中生有的,所以有关方面已经无法置之不理了。同时也说明,虽然郭文贵不是刘晓波,但是郭文贵的经济反抗已经升级成为爆料反抗——这似乎代替了刘晓波的反抗,成为“合乎中国国情的抵抗运动”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北京方面可以对刘晓波置之不理,却不能对郭文贵置之不理。这还是因为,现在各个国家都是“经济利益重于政治理想”的,“经济利益重于政治理想”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的普世价值”了。

谢选骏:诺贝尔肝癌奖与诺贝尔恐怖奖



“诺贝尔肝癌奖”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得了诺贝尔奖就等于得了肝癌,这就使得诺贝尔奖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晦气的诺贝尔肝癌奖,现在好了,连西方各国的领导人都不愿再和诺贝尔奖打交道了,没有一个人敢于向中国领导人进一言…

下面说说诺贝尔恐怖奖——

《刘晓波获得战犯希特勒与恐怖分子宾拉登一样的海葬待遇》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刘晓波已经举行海葬,骨灰由家属撒落大海。刘晓光表示,有关安排符合家人心愿、细致、周到,非常完美出乎意料,体现党和政府对刘氏一家的人文关怀。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刘晓波的遗体今早火化后,骨灰已于中午撒落大海。刘晓波兄长刘晓光在大陆官方记者会上说,后事处理方式是根据刘晓波遗孀刘霞及家人的要求。

沈阳市政府下午安排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会见记者,但刘霞没有现身。

根据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刘晓光首先在记者会上说,刘霞因为身体虚弱,未能出席记者会。

他指出,刘晓波的骨灰已经撒落大海,并说刘晓波的身后事处理方式都是刘霞及家人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予了「圆满兑现」。他说,选择海葬是因为刘晓波喜爱海洋,刘氏家族的人也认同海葬的好处,可以节省土地等。刘晓光又说,自己作为刘家的长兄,有话事权,因此带领全部亲属决定死后选择海葬,并说有关决定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他又感谢当局按照家属的心愿来处理刘晓波的后事,形容处理细致、周到甚至「完美」,出乎意料。

刘晓光发表有关谈话后就先行离开,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在刘晓光离开后,沈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向记者简报了刘晓波的海葬情况。发言人说,早上8时左右,刘晓波的遗体在殡仪馆举行了简单的告别式并进行火化。中午12时许,刘霞及其他家人乘船抵达撒骨灰的地点,刘霞把骨灰伴随着黄色和白色的菊花撒落大海。

刘晓波的家属也把菊花撒往大海。之后,他们乘搭的船只在附近围绕一圈,向刘晓波作最后告别。发言人说,把刘晓波的骨灰海葬是刘霞及刘晓光的决定,而海葬也是辽宁当地的风俗。在记者会上,当局播放了刘霞把丈夫骨灰撒入大海的片段。

……

谢选骏指出:海葬是苏联给希特勒骨灰安排的下葬方式,也是美国给宾拉登安排的下葬方式,就这样,现在也成为共产党中国给刘晓波安排的下葬方式……刘晓波由此成为战犯和恐怖分子了。诺贝尔肝癌奖与诺贝尔恐怖奖的授勋仪式还没有结束,还有新鲜的:

《「根据家属意愿」 刘晓波遗体已火化》2017年7月15日报道说:

沈阳市官方发布的照片显示,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捧着刘晓波的照片。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3日傍晚因肝癌去世,沈阳市府15日上午举行记者会,指根据家属意愿,以及北方风俗,遗体已于当天早晨火化,并进行简短告别式。

香港商业电台引述沈阳政府新闻新发言人指,刘晓波太太刘霞出席告别式时情绪低落,由弟弟刘晖掺扶,刘晓波哥哥刘晓光及弟弟刘晓暄,及多名刘晓波生前好友,都出席告别仪式,他们向刘晓波遗体三鞠躬,遗体之后按家属意愿火化,工作人员随后将骨灰盒捧出来,刘霞把骨灰盒紧紧抱在怀中。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当日稍早报导,刘晓波妻子刘霞尚未和任何亲属联络,而当天早上所有人在沈阳的刘晓波家属的手机都关机或进入语音信箱。报导分析,这些亲属前一天的电话还能拨通,只是无人接听,显示中国当局15日已经切断刘晓波所有亲属的联络方式,结果没过多久,医院便证实刘晓波遗体已进行火化。

沈阳司法局于14日下午发布一段题为「刘晓波救治经过」的短片,称医院全力救治刘晓波,尽心服务其家属,而且讯息发布「及时、公开、透明,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这一长约六分钟的短片,一开始讲述刘晓波出生日期、被控罪名及入狱时间和地点。全片分四部分,分别为「全力救治患者生命」、「抢救无效死亡」、「尽心服务患者家属」及「坚持讯息公开透明」,内容包括刘晓波卧床、院方及外国医生与刘晓波妻子刘霞会面的情况以及刘晓波家属亲笔书写感谢信等。

对于友人无法联系刘霞,中新社引述「有关部门」称,刘霞是中国公民,中国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她的合法权利;「刘霞现在是自由的」,但她刚刚失去亲人,正在悲伤中,尽量让刘霞在刘晓波后事处理期间不受干扰,是家属的希望,也是人之常情。报导说,刘晓波保外就医期间,刘霞一直在沈阳,依其本人意愿随时到病房陪护、探视。刘晓波临终前,刘霞及多位亲属均在场。刘死亡后,有关部门与刘霞及刘晓波的大哥等多位亲属,就处理后事相关事宜进行沟通,总的考虑是尊重家属意愿,尊重死者当地风俗习惯。有关方面应家属请求,可提供必要的帮助。

至于病情为何急速恶化?报导引述主治医生、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刘云鹏表示,刘晓波是罹患低分化型肝细胞癌、恶性度高,早期很难发现,绝大多数发现都是晚期,且病情进展迅速,肝细胞癌是按周发展。

结果就是「根据家属意愿」,刘晓波遗体已火化……

谢选骏指出:显然,诺贝尔恐怖奖在此还戴上了人性化亲情化的面具……看来,现在的中国确确实实开始了“创新活动”,不仅敢于向西方列强真正说不,而且能叫西方国家不敢开口;不仅能把诺贝尔革新为诺贝尔肝癌奖、把诺贝尔和平奖还原为诺贝尔恐怖奖,还能让恐怖奖更加温馨,甚至完美得有些残酷,因残酷而显得更加迷人。九千万党员的中国,就此开始行走在希望的原野上了!

不过从积极方面看,可以告慰刘晓波的是,他虽然未能得到毛泽东纪念堂的待遇,却有文革帮凶周恩来、六四屠夫邓小平的海葬哀荣——

海葬(Burial at sea),水葬的一种,又分为将尸体烧成骨灰(先火葬处理),撒向大海;和直接把死者沉在海中两种。多见于临海国家的传统或海军。

最早起源于北欧海盗,仪式十分的简单,以小船载尸,挂上风帆,驱使西行,任其在大海中漂游。后来,在逐年的演化中,便为军队所用。

舰上人员死亡的时候若尸体无法运回陆地安葬,则会在海上举行海葬仪式。海葬典礼通常在日出或日落前举行,若为战地特殊状况,亦可于夜间举行。
当举行海葬典礼之时,全体舰员将在后甲板上列队,将遗体包殓好并绑上重物,放置于木板上,当告别仪式完毕后将木板稍倾斜,尸体随之滑入海中。

2007年7月,香港举行历来首次海葬仪式,死者亲友将先人的骨灰撒落大海,直至2009年12月30日,只有五百多宗。为鼓励市民多使用不占土地资源的海葬,食环署于2010年1月23日起,斥资十万至二十万元,每周六免费出海一次,供市民于东龙洲海域进行海葬仪式,期望日渐改变市民的传统观念。

特殊的海葬

中国领导阶层周恩来及邓小平先后卒于1976年与1997年,中共中央遵照其遗嘱将遗体火化并将骨灰洒入海中;传统上,在中共历史上获得崇高地位的领导人物(如部分国共内战参与者、八大元老及十大元帅成员),有时会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毛泽东的尸体则展览于毛主席纪念堂的水晶棺中),而周邓两人是历代中共领导阶层中少数未设立实体墓碑或棺木下葬的人物。

2011年5月,基地组织领导人宾·拉登被美军海豹部队第六分队袭杀,为防止宾·拉登的坟墓变成日后恐怖分子朝圣的圣地,美国政府舍弃了伊斯兰习用的土葬(尸身要朝向麦加方位),于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将其海葬于北阿拉伯海。但是拉登所属伊斯兰教派一般使用土葬(只立碑石,不能有任何标记),美国此举被视为亵渎伊斯兰教派传统。

当然,从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看,对刘晓波的海葬也是一种侮辱。

刘晓波毕竟不是北欧海盗。虽然他也崇尚西方的价值。

也许,海葬刘晓波,就是对挪威这个北欧海盗的祖国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回敬,由此,“诺贝尔和平奖”就显得格外地阴森恐怖了,“诺贝尔和平奖”就真的等于“诺贝尔恐怖奖”了。

“诺贝尔恐怖奖”的奖励方式就是海葬。以后,还有人敢要这样的“和平”吗。

谢选骏:08宪章事件是警察暴力激发出来的



(一)

张祖桦(1955年12月20日-),男,江苏丹阳人。1982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六四事件之后,离开中央机关。1991—199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1993年以来,任职于民办“三和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还曾受聘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目前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著作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主编)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论“民主兴国”》
《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公民》访谈)一文是这样说的:

张祖桦先生现居北京,著名宪政学者和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和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主要从事宪政民主理论研究与人权方面的工作。2005年和2008年被民间人士评选为该年度影响中国的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论著:《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四论人权捍卫者》等,《零八宪章》(珍藏本)主编之一。在“六四”二十周年和《零八宪章》发布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张先生。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本刊记者(下文简称“记”):今年6月4日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纪念高潮,香港有15万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参加的人数创造了历史纪录。由这一切我们看到二十年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使人们淡忘那些历史的伤痛,相反从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对历史公道讨还的急切与坚贞,因此有人感叹“民心不死,民族有救”!首先请您谈谈刚刚过去的这“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对于过去每年的纪念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张祖桦先生(下文简称“张”):的确如您所说,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范围广、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的特点。仅在北京地区,在当局的高压与严控下仍然有大批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江棋生、于浩成、张显扬、李海、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举办的民间纪念会;崔卫平、徐友渔、钱理群、秦晖、徐晓、梁晓雁、赵晖、王俊秀等人召开的知识界研讨会;天安门母亲群体举行的大型追悼会;周舵公开申请“六四”当天举行游行示威,还有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也打破沉默公开接受采访披露当年的真相;尤其是江棋生顶着两次抄家、多次传唤和再次坐牢的威胁,在维权网的协助下撰写和发布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关于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的记录,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知识界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六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戴晴提出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引发了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实现转型正义的讨论。王力雄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提出了当年运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年后应进行“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即超越历史局限的问题,发人深思。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纪念活动也极为丰富多彩,互联网上有大量报道(国内要通过破网工具才能看到)。总之,“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并且留下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思考、意见、信息和资料,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运动将会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大陆官方一直以此作为当年“六四”镇压的正确性,或者说一种不得已的理由。请先生评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得失?

张:这个问题很大,且由于过去二十年离我们很近,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解析。我只能简要地谈个人的看法。“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我在《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文指出了它的八项基本特征: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从民间的视角看,过去的二十年同样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类型的NGO迅速成长,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公共空间逐步扩大,加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公民表达与民意传播效率大为提升,通过一系列的维权抗争事件,逐步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迫使执政当局不断做出政策调整,以缓解社会矛盾。总体上看,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是一个民进官退的时期。

执政当局在逐渐成长壮大的民间社会的压力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下,为了在国际上挽回面子,以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斥人权到逐渐接受人权话语、从实行人治到高谈法治的转变。中国政府在90年代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者直到现在仍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同时,这20年里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并修订了已有的刑法和民法,设立了司法考试和法官职业化的制度。但是这些改变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官主而无民主,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依然如故,政治改革依然停滞不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下的畸形经济发展,撕裂了中国社会,已经给社会后续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今天事实已经到了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危机高发期。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有识之士无不忧苦于心,多年来大家纷纷以各自的形式表达着这种忧虑与质疑,然而却无力扼阻中国社会的沦落,面对这种危险境况,去年中国大陆以您和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集体发出了对中国社会困境全局性解读的倡言,形成了历史性的《零八宪章》。请先生谈谈这份《零八宪章》对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建设性意义?

张:如您所知,《零八宪章》的内容在自由民主国家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我国,这些常识近百年来也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论述,所提倡,所传播,所践行。由于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悠长,专制的力量特别顽固,相对而言自由民主力量生长的历史比较短,中间走过不少弯路,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磨难,因此至今发育得仍不够充分,积累得不够丰厚。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艰难,特别困苦,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要在中国得以实现尚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于说到《零八宪章》的意义,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一些我们的愿望和构想。第一,是要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是要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加以认同和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而应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第五,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记:《零八宪章》(珍藏本)通过先生与李晓蓉博士的辛勤工作由开放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请先生介绍一下该书的编辑出版情况?

张:我因一直被软禁在家中,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及与外界联系多有不便,幸赖李晓蓉博士热心帮助,由于她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编辑,加之香港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先生和蔡咏梅女士的鼎力支持,才使得《零八宪章》(珍藏本)一书得以于5月10日顺利面世。

本书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为什么签名?”,选编了12篇宪章签署人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回答了参加联署签名的意义、思考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签署人留言选编”则是从众多的签署人留言中辑录的精萃,充分展现出中国公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求和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高贵精神,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第二部分“评论与争鸣”,选编了9篇相关文章,或论或评,或弹或赞,亦有质疑与辩诘,意在鼓励不同意见的争鸣,尤其欢迎各方人士对宪章文本提出批评与指教。宪章不是封闭的文件,宪章运动也不是一言堂,它需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真诚的批评意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第三部分“前波与后浪”,选编了10篇稿件,其中收录的金钟先生和我的答记者问阐述了宪章的由来、旨意和前景,意在起到开宗明义、正本清源的作用;几位宪章签署人记述接受警方传唤乃至抄家经历的生动文字,说明中国当下的人权现状与官方对外宣示的“伟大成就”之间实有天壤之别;牟传珩先生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最后一部分“附件”,内容弥足珍贵。收录了国际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亲自翻译的英文版《零八宪章》;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的文章:“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零八宪章》的联署人面临政府的打压”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翻译的《七七宪章》中文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对《零八宪章》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部分《零八宪章》签署者声明;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声明;《零八宪章》签署人名单(第一批到第十二批)。从传播的角度看,本书的问世对于扩大《零八宪章》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零八宪章》无疑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与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影响世界的民主运动在精神上有哪些关系?

张: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既受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启示,也受到英国1215年《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台湾民主运动的教益。同时,它与本土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之前的“民主墙”运动)有着直接的精神纽带。《零八宪章》首批303名签署人大都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零八宪章》中的主要诉求在八九民运中大都曾经提出过,我本人也是由于“六四”才彻底认清了中共的独裁专制的本性,放弃幻想,从体制内进入民间投身争取自由民主和捍卫人权的事业。我一直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过程。后人之所以能取得一些进展,很大程度是由于先贤的探索实践,奉献牺牲,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就的。八九民运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发掘的宝贵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记:支持中国落实《零八宪章》中的诉求,无疑需要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壮大。请先生谈谈从1989年至今二十年来,中国在公民社会发育上取得了哪些进步?

张:过去二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人领域(或称“私域”)逐步扩展。所谓私人领域是指私人自主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领域以及个人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在这一领域中,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其隐私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近30年来,由于经济市场化、企业民营化、文化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建,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具备,公民社会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以清新的面目在私人领域大步迈进。

二是民间社团迅速增长。民间社团的成员是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团体,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赢利性的社团组织。据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目前我国民间组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08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8.2万,其中社团组织20多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个,还有基金会1300多个。另据2008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管理暨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在全国38.6万多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21.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92个;2007年度,各类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56.9万人,比上年增长7.4%;形成固定资产总值682亿元,比上年增长61.2%;收入合计13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11.3%;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据政治学学者俞可平估计,现在实际存在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在300万个左右。如加上利用互联网设立的各种网友组织,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民间社团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也提升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三是公共空间逐渐撑大。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近些年,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类论坛、沙龙、研讨会、讲座日益增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在逐步增长,公共空间呈现出逐渐撑大的势头。

四是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不要小看公民社会的力量,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公民社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故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

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是否能妥善解决时下的难题,实现官方一再宣示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关键就看《零八宪章》提出的诸项原则和建议在中国社会落实的情况,请先生谈谈《零八宪章》将在未来怎样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

张:我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敢妄言预测未来。《零八宪章》自去年12月9日公布以来,从我本人接触到的大量体制内外、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中共高干和警察)来看,90%以上都表示认同和支持。另外的一些人也表示赞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对少数条文有不同意见。完全反对者,我一个也没遇见(只在网上看到一些毛左派的大批判文章,谢谢他们的重视与帮忙传播!)。尤其是许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对宪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为传播宪章勇于实践,义无反顾,不怕被传唤、被关押、被抄家,使我深感鼓舞!并从中看到人心所向,希望所在。更加坚定了毅然前行的信心!我深信,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自由民主,不落实人权保障,《零八宪章》的影响就一日不会消失,而且只会愈来愈大。

(原载《公民》2009年6月号,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zzh/)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虽是事后写的,却仍然没有说清08宪章的究竟缘起。关于08宪章,据说本来主要起草者是张祖桦,本来和刘晓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刘晓波何以后来居上,勇冠群伦?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暴力和08宪章之间,可能具有某种“激发”的关系。


(二)

《访民编歌悼念六四死难学生》(自由亚洲电台 2008-06-04 毕子默)报道说:

在北京的上访村,有访民悼念在六四中死去的学生。本台特约记者马文强日前采访了一名为悼念六四死难学生编写民谣的访民李贵锁,他谴责当局当年开枪镇压无辜学生,指六四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只是空谈。而民运人士刘晓波在周三六月四日遭到公安殴打,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则在拜祭儿子时受到监视。

在北京上访的河北村民李贵锁经常填写上访歌词及在上访行动中以唱歌方式表达不满。近日他把一首民谣填上新词,悼念六四死难学生。他近日在一次访民聚会中﹐对著记者的镜头唱出了这首作品,歌名为《栋梁在哪里?》歌词中提到:大学生为反贪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伪君好黑心,为了子女吃喝享受,错杀栋梁。你会受到历史审判,成为历史罪人!明君你睁开眼,求你平反。冤魂们想要父母过上和谐生活。

李贵锁批评中共当局当年不必开枪镇压,造成悲剧。他表示:六四期间自己从家乡到北京了解情况,目睹了军民的流血冲突。他指学生的行动是为了反贪污腐败,为此而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令人痛心。他说现在冤民还有机会喊冤,但牺牲了的学生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政府不解决六四问题,社会就和谐不了。

刘晓波六四当天遭警察殴打

长年在北京居住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在六月四日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傍晚时分他遭到警察殴打。本台记者在周三下午5点多首次拨通刘晓波的电话,他指早上原本打算到一名朋友家作客,一出门警察就上前将他带上警车,直接将他运送到目的地。

到晚上大约7点半,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刘晓波说,傍晚6点左右打算前往岳父家晚饭时被数名警察阻止并围殴。记者随后在晚上8点半再次致电刘晓波,他表示家中有客人不方便回应。当记者再追问刘晓波被殴打的情况时,电话随即被挂断。

而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则在丈夫陪同下,于周二晚约11时左右带儿子及另外四名在事件中丧生的学生遗照,到儿子当年被杀的木樨地举行路祭,现场有公安监视。而早前她代表天安门目前群体发表了一份六四致词,内容提到四川地震中死去的儿童死于人祸,指责中国的政制极力维护金钱与权力而漠视生命。

另一方面﹐海外的民运团体举行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展开悼念活动,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的部份成员,首尔时间周二晚上9点聚集在当地的中国人教会,冒雨举行了“纪念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周年烛光晚会”。参与者在以烛光围成的6.4图像前为6.4死难者及汶川大地震的死难者进行默哀。

谢选骏指出:08宪章,本来起草者是张祖桦,和刘晓波没有关系,但是刘晓波却转手发给海外,以后因此被捕入狱,也由此得到诺贝尔奖,再因此而送命于监狱的医院。何以至此戏剧性的发展呢?考,刘晓波2008年6月4日遭到警察殴打,半年以后,08宪章公之于世。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刘晓波遭到警察殴打,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这对他后来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同样的事例也发生在艾未未遭到警察殴打的事件中,艾未未后来的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德国媒体关注艾未未遭警察施暴致伤事件》(18.09.2009)说《德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未未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遭到无情打击……艾未未把他在四川受警察殴打和在德国住院治疗的照片传送到互联网。过了一年多,艾未未就变得非常激进了,甚至创作了《一虎八奶图》这样色情下流的“行为艺术”——《一虎八奶图》不仅是“崇尚自然、解放”,而且直接攻击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下流关系,“细细品味便能发现这幅画道尽阶级间的微妙关系”……艾未未和《一虎八奶》如此;刘晓波和《08宪章》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警察暴力的产物。相比之下,未受警察暴力虐待的张祖桦,也就无法成为“08宪章”的代表人物了。

谢选骏:如何避免重演回乱的历史



网文《同治回乱的教训:警惕中国陷于伊斯兰化》说:

“同治回乱”是1862至1873年同治年间,发生在陕西、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部分地区)两省的回民暴动和叛乱。当地的回民在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带领下,趁晚清局势动荡,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出于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考虑,我们刻意回避这段历史,甚至错误地以意识形态代替历史事实,将“同治回乱”解构为“回民起义”,是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战争。“同治回乱”是清朝对这段历史的定义,实际上是非常精确到位的。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而“同治回乱”就是我们必须得尊重,一定要正视的一段历史。

“同治回乱”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针对汉民族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对中华民族进行的一次最惨烈的大屠杀,其惨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二战时期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日本对1800万中国军民屠杀。在“同治回乱”叛乱的12年间,当时西北地区回民大概是三百多万,但被回族穆斯林屠杀的汉人达2000多万人。

左宗棠曾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

汉回构怨的实质是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争夺,也就是争夺民族的生存空间。

陕甘地区在历史上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汉族的传统聚集区。但由于气候的干旱变迁,陕甘地区的自然生存环境已日趋恶劣。到明清时期,干旱、水土流失以及黄河改道等自然灾害频发,而与此同时陕甘地区的人口却在持续增加。为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在陕甘地区逐渐形成以民族和宗教为阵营的世仇争斗,即汉民族和回族穆斯林之间的争斗。

明朝灭亡,中国西部的伊斯兰化非常严重。新疆地域本来属于丝绸之路上汉佛文化的鼎盛之区,慢慢被强行自上而下地推行伊斯兰化所代替。随后,一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从中东地区引入了一些较为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保守教义。

18世纪,甘肃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朝觐期间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引入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al-Sufiyyah),回国后便积极传播,在中国西北回民中创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教派,称为“新教”教派,得到广大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这是陕甘回乱宗教屠杀的精神武器。

清朝乾隆时期,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民中出现了一种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门宦制度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它是维系整个回民的宗教组织系统。门宦制度最大特征就是回族穆斯林组织化和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它改变了当地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其主要表现是,教主一呼百应,教徒唯命是从。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组织化、政治化和回民穆斯林叛乱有密切关系。

清政府出于对伊斯兰门宦组织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兴起的警惕和担忧,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因为门宦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加强了回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与实力,增加了清王朝的统治难度。乾隆以后,清政府竭力取缔伊斯兰的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族的歧视和排斥。清政府的这一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对抗,对抗的直接后果就是回族穆斯林针对汉人的屠杀。

西北回乱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和青海东部)以及新疆各地。各地回民暴乱四起,其主因刺激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汉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田苑据为回族穆斯林所有。绝大多数回民壮年男子都参加了屠杀汉人的行动。一时回民暴乱和屠杀四起,在西北呈席卷之势。

清廷从直隶调来大量军队平叛,可是屡战屡败,回乱势力愈加浩大,叛乱第一年被回族穆斯林屠杀的汉人就达1100多万人。

直到1866年(同治五年),当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东南各地的局势基本稳定以后,清廷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使其得以调集主力,用兵西北,恢复在陕甘的统治秩序。9月,清廷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经过一番准备,左宗棠于1868年底率十万大军,分三路进兵甘肃。左宗棠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以回制回”的方略,局势才开始反转。直到1873年,左宗棠才彻底平息了西北的回乱。

这场回乱,汉人被屠杀高达2000多万,其中陕西动态损失近700万,甘肃被屠杀的汉人高达1400多万。

西北回乱中,回民对汉人的大规模屠杀,是左宗棠及其湘军在平定回变后对西北回族展开报复性屠杀的重要原因。回乱前,陕西省有回民180万人,回乱平定后只有西安城内未参加回乱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其余回民均被屠杀或逃亡。

实际上,西北回乱马家军残部的惯性一直持续到1949年才被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全歼。至此,持续近百年的西北回乱在中华大地才被彻底荡涤干净。

“同治回乱”给今天的教训是:

一、“同治回乱”的本质是资源争夺战

“同治回乱”的本质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回族穆斯林和汉人争夺有限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一场生存空间的争夺战。

根据西方国家的研究,穆斯林的人口比例与其行为的关系如下:

——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地区少于2%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不对其它公民构成威胁;

——在2%-5%,穆斯林开始向其它少数民族和心存叛意的群体传教,往往从监狱中和街头帮派大规模的吸收新成员;

——在5%-10%,穆斯林将推动对清真食品引进,确保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他们会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他们的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并威胁不愿遵守的对象;

——在20%-40%,可以预知此地区处于骚乱一触即发的状态,圣战武装的零星屠杀;

——在从60%起,穆斯林将不受制约地迫害所有其它异教徒和零星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武器对异教徒实行岐视和迫害。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穆斯林人口排名:

第一名:新疆,穆斯林人口1340万,占人口比例60%,有清真寺24000多座;

第二名:宁夏,穆斯林人口250万,占人口比例36%,有清真寺4000多座;

第三名:甘肃,穆斯林人口137万,占人口比例5.2%,有清真寺2500多座;

第四名:青海,穆斯林人口115万,占人口比例20%,有清真寺930多座。

由此可知,新疆的实际情况就是处于危险的状态。增加汉人人口比例至关重要。

二、穆斯林与麦加之间是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关系

“同治回乱”之前,西北地区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前往麦加朝觐,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回国后便积极传播,麦加朝觐是陕甘回乱宗教屠杀的精神武器。穆斯林去一次麦加朝觐,他们的精神面貌就会涣然一新一次,激进程度就更上一层楼。

因此有必要切断或者有选择性地选送西北穆斯林的麦加朝觐之路,以切断激进伊斯兰思想对西北地区的输送和传播。

三、严防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的复活

一旦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复活,意味着穆斯林组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对此要严厉打击和坚决压制。

四、坚持主体民族、主体文化和主体思想

一定要吸取西方国家白左政策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教训,坚持主体民族、主体文化和主体思想。

主体民族:汉民族为国家民族的主体;

主体文化:中国文化为主体文化;

主体思想: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主体思想。

中华民族自南宋亡国以来,受尽外族侮辱和肆无忌惮的屠杀,一直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痛苦地煎熬与挣扎,故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近代史更是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两弹一星”标志着中华民族自南宋亡国以来的强力反弹,中华民族再次以主体民族强势生存,“两弹一星”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冷兵器时代被异族屠杀亡国的时代的永远终结。

岳飞在临刑前吐出胸中的块垒:“还我河山!”何为河山?河山就是民族生存的自然资源和根基。

长风万里送秋雁,正是岳飞、左宗棠、彭德怀这样的战神为中华民族赢得今天的生存空间和版图,中华民族现在才得以强力反弹和强势生存,我们对此才可以酣高楼。

民族之间的争夺和战争,就是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和战争。中国的版图貌似很大,其实大部分乃高山和荒漠,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并不多,平均到个人的更少。我们更缺乏大国博弈必须的铁矿、铜矿、石油和粮食,对此要有清醒的认知。

对于那些要引入中东穆斯林难民的主张和言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那些别有用心的黄左们的主张得逞,引入的中东穆斯林难民将是内植于中国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一旦国际大气候来临,木马病毒就会发作,将导致中国陷于穆斯林内乱甚至分裂,这就是“同治回乱”给我们今天最大的教训。

谢选骏指出:如何避免重演回乱的历史?唯一的出路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进行“中国基督教化”。否则,丧失聚焦能力的费拉社会,很难抵御伊斯兰教的侵袭。因为过去抵抗回教的祖先崇拜和家族主义,经过共产党的改造,已经式微了。

谢选骏:李煜的美词是赵光义的兽行逼出来的



网文《重构通变的轨迹 ——评孙康宜的古典诗词研究》说:

八十年代前期,美国学者孙康宜发表了她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两本英文专著:《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和《六朝诗研究》。两书问世后,曾在北美汉学界引起一定的关注。最近,《词》书的中译本即将在台湾出版,《六朝诗》已有人着手翻译,可见两书的学术成果也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开始引起注意。在此,我仅从个人的阅读心得出发,对两书中某些值得借鉴的方面作一评述,希望能引起国内读者对通行的文学史读本所忽略的个别问题产生再思考的兴趣。

古代文论很早就注意到社会变迁对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自从刘勰提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论断,后世的文学史论著大都沿用这一模式描述历代文学演变的状况。文学的发展确实受到了社会现实的制约,但由于这种重视外部影响的文学史观始终没有同汉儒的政教诗学划清界限,谈起一代文学的正变和盛衰,论者往往习惯把对世风的道德评价作为对文风进行艺术评价的主要根据,一代文学的盛衰便被同某一文体的正变笼统地对应起来。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一刀切框架,或所谓“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的以偏概全之论,在很大的程度上,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按这样的文体分期论构造起来的。这种明晰的划分的确突出了不同时代主要的文学成就,但同时也导致了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的倾向。例如,对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渗,对文学史不确定的和无序的诸方面,对促使文体演变的内在动力等问题,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讨论。而孙康宜著作中的很多讨论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被忽略的问题。

《六朝诗研究》一书重点讨论了五个著名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他们的异同,勾画其间的联系,该书清晰地展示了从东晋后期到梁陈二百年间五言诗发展的脉络。在文学史的这一断代层面上,五个诗人中的每一个都被确定为里程碑式的参照点。一方面,他们的不同命运与各具特色的作品显示了政治危机与诗歌独创性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在诗歌上的创新与不足则被描述为一系列积累起来的互相作用之因素,在建安以来的一种文学新动向中构成了促使格律诗形成的动力。

众所周知,文辞的由简趋繁和由质趋文,本是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就中古诗歌的情势看,其明显的特征即陆机所谓的“诗缘情而绮靡”。绮靡到底是优是劣,本不宜作孤立而绝对的判断,但传统文论常从反对浮华文风的立场上发言,故习惯把“质”与“文”之间本来是互补和互动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孙书的优点在于,放弃了用“浮华”、“绮靡”等带有价值判断的措辞来概括六朝文学新动向的泛泛之论,而选择了“表现”和“描写”这两个诗歌写作的构成因素来检验不同诗人的风格,进而从这两个基本因素复杂的变化关系中显示了诗歌抒情性生成的渐进过程。可以说,刘勰所谓“名理有常”,即可被理解为表现或描写之类具体的写作手法或个人的风格;而所谓“通变无方”,则可被理解为这些因素的复杂变化。说得更通俗一些,孙书所说的“表现”,就是古人常说的言志抒情,而“描写”即写景状物。比较而言,前者更受到传统文论的重视,被视为诗歌的基本功能,后者则是在诗与乐分家之后,文人开始有意为诗,诗歌的创作突破了狭隘的“美刺”,进而摹写诗人自己的情感和视觉经验时,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表现的因素并不仅仅意味着直抒其情。直抒其情固然有明白晓畅的优点,但也有可能失之浅露和过于主观化,因此抒情的强度并不总是与它的艺术感染力成正比的。在讨论陶潜诗作的章节中,孙书特别注意陶诗的哲理沉思中流露的抒情声音。陶潜在其诗作中表现得最强烈的抒情声音是对生死的达观,对固穷的自觉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这些主题都涉及到儒道的典籍,而这些理论范畴的东西本身都是非抒情的。然而陶诗之所以依然在对人生无常的思考中保持着诗歌的抒情性,其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它在结构上富有弹性,在节奏变化上极为自由,同时经常在诗中使用问答的形式,制造了生动的现场性,从而使他的个性得到了自发的表现。这就是说,陶诗的抒情性主要得力于其独特的遣词造句和语调,而不仅仅是表达的冲动。由此可见,非抒情的内容不只可以入诗,而且有可能丰富表现的因素,使诗境得到拓宽。

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也是陶诗的一个特征,但陶诗主要表现的是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反应,故他笔下的自然景观大都简单而不太具体。只是在偏爱描写的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中,写景状物的技巧才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孙书着重就这位诗人的山水诗讨论了有关“形似”或“巧似”这一被六朝文论反复提到的概念。通过细心地分析这些山水诗的句法,孙书向我们指出了所谓 “山水诗”的构成要素,其中大量的对偶句都呈现出山景与水景、山木山鸟与水草水鸟的并列。孙书认为,正是构造了这种由远景到近景,从局部到整体的层次感,谢诗才使我们产生了身临其境的幻觉。所谓 “形似”,就是这一描写手法的效果。谢诗中的对偶句还创造了一种写景的模式。如在“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这样的诗句中,景象的排列顺序还呈现了其间的因果关系,这个统一而对称的世界显然也传达了诗人独特的视觉经验。可见诗歌中的描写完全有可能生发出表现的效果。

与谢灵运“钻貌草木之中”的探幽活动根本不同,身居下僚的鲍照更多的是在艰苦的行役中领略了惊心动魄的江湖风波。因此,他喜欢在写景诗句中构造富有力度的视觉效果,他笔下的景物有着较多的主观投射,有更多的表现因素。于是,他的兴趣由描绘广阔的山水面貌转向刻画细小的事物,最终转向了咏物和女性美。他似乎可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从他的诗作可以看出,自然的写实开始与重藻饰的艳情趣味发生了联系。

据孙书的统计,谢姚约有三分之一的诗作属于五言八句诗,这些诗篇的形式已比较接近唐代的五言律诗。而且正好迎合了当时的文学风尚。首先,此类诗多产生于当时的文学聚会,短小的形式便于诗人们从事命题赋诗的游戏。其次,当时的诗坛开始讲究声韵,五言八句为这种辨别宫商清浊的造句练习提供了理想的结构。这样一来,对骈俪的偏爱自然也由冗长的排比渐趋凝炼和小巧,以致最终缩减成八句中间的两联。同时,这种日趋精巧的形式追求也对诗歌的内容起到了限定的作用。锺嵘曾批评谢朓“微伤细密”,孙书指出,正是在谢诗构造的细密世界中,诗人“找到了一个把内容与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满意方法,从而造成了微型的结构。”它的特征是,景物由大缩小,由野外退入华堂,仿佛由视窗看到的画面,那优美的风景更像心境意绪的外化,而非对外部世界的再现。在此,我们看到了表现与描写两种因素趋于融合的迹象,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竟然在这一被贬之为浮华、绮靡的唯美追求中逐渐地酝酿出来了。

从谢朓开始,宫廷诗人追求形似的实验转向了咏物,此后,随着宫体诗的风行,女人或与女性相关的事物成为所咏的主要对象。通过分析庾信的二十首咏画诗,孙书饶有兴味地讨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随着画中世界成为诗笔摹写和竞胜的目标,诗人企图用语言媒介传达另一异质艺术效果的努力出奇地开发了诗歌的表现潜力,咏画的尝试为开放的诗境增添了所谓“咫尺千里”的画意。庾信的宫体诗于是有了对“宫体”的超越。宫体型的美人在庾诗所咏的画面中仅占一个部分,美人被置于一个艳化的桃源世界中,山水与香艳的调子发生了融合,同时两者也与诗歌的声韵之美达到了统一。庾信的不少诗作实际上已十分接近唐代的格律诗,而那些逐渐凝聚成诗歌基本语汇的风花雪月和美人形像,也在表现与描写两种因素的互渗中生长出越来越丰富的抒情性。

在另一本论词之书中,有关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的讨论依然贯串了表现与描写两个基本因素复杂的变化关系,同时也辨析了由此而涉及到的雅与俗、含蓄与直率等概念。交叉比较进一步在该书中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发挥,西方现代语言学分析的方法也被适当地用于作品的细读。我以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化主观欣赏为客观鉴赏的态度可谓此书的一大特色。

早期的文人令词与唐代近体诗的密切关系是孙书一再论证的一个文学现象,它被确定为一种不同于民间俗词的传统。文人词从一开始就是填词的产物,作者更倾向于兼融表现和描写的手法,以免显得过于直露,因而有意回避一种被渲染的戏剧效果。由此可见,文人的填词最初固然与唐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关系,其句读不葺的形式固然受到曲调的限制,但作为一种新兴的抒情诗,以五七言句式为主的早期文人令词毕竟更接近唐人的绝句。并且从一开始即走上了有别于民间俗词的诗化之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人词从未受到俗词的影响,通过考察五个著名词人的作品,孙书进一步透视了这两大传统在词体演进过程中复杂的变化关系。首先,温庭筠和韦庄分别被确定为采用了两种典型句式的代表。在一首温词中,每联往往构成一个单元,其各联间一般缺乏逻辑或叙述上的联系。这种各自独立的并列句式结构自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律诗中间的对偶句。我们甚至可以说,温词的特殊结构正是把近体诗中的律句推到极端的结果。温词的特殊形式至少说明,它为诗人所欲强化的香艳趣味提供了方便,用层层迭加的意像构成一幅香艳的镶嵌画。我们不难从这种被称之为“画屏金鹧鸪”的词品中看到六朝宫体和晚唐诗风在早期文人令词中的反应。

韦词的形式更多地体现了复合句式的运用,由此可以看出它对敦煌俗词和古诗传统的继承。比如在遣词造句上惯用 “莫”、“须”等助动词,以便突出表达愿望和要求的语调;有意识地点明时间和地点,以便构成叙事的联贯。孙书认为,正因为韦词一方面强化了代言人的抒情声音,一方面又虚构了富有真实感的场景,所以它既保持了俗词的感染力,又为好谈本事的阅读期待提供了重构作者自传的材料。就这一点来看,韦词可谓兼有直率与含蓄之美。温词则由于毫无“事”的痕迹可寻,其意象与意象之间的断裂正好为好言寄托的读者留下了发挥想象的余地。归根结底,两种句式和两种效果仍与表现和描 写两个基本因素在其中所占的不同成分有关。

其实,真正用作诗的态度来填词的诗人是李煜,从李煜开始,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才从早期词作中常见的女性代言人转为作者本人,并且在词中实写自己的感慨和遭遇。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属于诗的表现,以及古今评论家公认的李词之特色——率真。孙书对所谓 “率真”作出了令人甚感惬意的分析。因为诗歌的表达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的魅力来自诗人所选择的修辞方式和风格。因此,对所谓率真的讨论应指向作为召唤结构的文学文本如何取得了感人的效果,而非探讨诗人具体的写作心态。孙书的这一视角把我们从通常所谓“风格即人”的意图谬误导向引入了语言学分析的细读:诸如大量使用否定语气和疑问句,习惯用明喻连接两个不同的意像,长短句的交错使用,特别是九字句的妙用,所有这些向来被人们反复吟咏,却只知其然而不解其所以然的名篇佳句,经过孙书的指点说明,其微妙的诗意和仅可在片刻间从语感上模糊领会到的韵味均被一一剔抉出来。根据孙书的分析,李词更为优越的地方在于,诗人从不放任自己的抒情冲动,相反,他善于在恰如其分的控制中完成自发的表现。确切地说,李煜笔下那些令人感到率真的诗句实际上是经过匠心处理的结果,是诗行节奏与感情波动的和谐使我们产生了率真的感觉。同时,在流畅的诗句中再穿插上强烈对比,诗人的自我表现也随之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抒情经验。

我们通常习惯用字数的多少来判定小令与慢词的区别,孙书则从词体演进的角度对慢词这一晚起的变体作出了新的界定。如上所述,小令的结构接近唐代的近体诗,在孙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反复向我们指出,只是经过柳永等北宋词人的努力,慢词才发展成一种真正具备了词格的新型抒情诗。柳永是首先借用民间俗词的手法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孙书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他对“领字”的独特使用。“领字”在语气上的停顿增强了慢词特有的层次感和婉转的情致,使词中细腻的情感刻画和详尽的形像描绘得到了有秩序的组织。这样一来,柳词中尽管充斥了描写和叙述的段落,但从它的总体效果看,这些本来属于非抒情的因素毋宁说是富有抒情意味的。经过孙书的解剖,我们才终于领会到,诗人到底在如何组织铺叙的片段,他所擅长的铺叙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构成因素。

柳词的成就主要在于慢词形式的创新,在于把俗词的传统纳入了文人词的创作。另一个写慢词的能手苏轼进而使慢词容纳了更多的本来属于诗的东西,使词分担了诗一贯发挥的部分功能。孙书认为,就这一点讲,说苏轼“以诗为词”,可谓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苏轼用词咏史、怀人、赠别、写山水,扩大了词的题材;在词中大量用典,使单调的词境更加丰富多彩,而同时也把词写得被认为不纯。在承认苏词这一特征的基础上,孙书进而又对“以诗为词”之说提出异议,通过对比苏轼的慢词与他的古诗,在辨析两者差异的同时,孙书更充分地讨论了苏词特有的抒情性。苏集中有不少词作和诗作分别尝试了相同的题材,但由于各自的体制不同,词比诗显示出更纯粹的抒情性。词用更凝炼的句子表现了对自然景物的整体印象,诗则倾向于繁富的罗列;诗更偏于记实性的陈述,词中的抒情声音则常常是通过对那一声音的客观转换流露出来的;宋诗(包括苏轼本人的诗)好议论的风气也在苏词中有所表现,但苏词中的论说因素在效果上却是非论说的,它往往像几句旁白,作为对抒情境况顺便发出的评说,缓冲了表现的紧张,从而制造了叙述的距离感。苏轼是陶潜的真诚的崇拜者,六百多年后,这位天才的诗人用比陶诗更自由的诗句,把陶潜的达观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而且使之显得非常风趣,带上了几分智慧的幽默。

孙康宜现在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任教,从她所处的学术氛围看,可谓面临现代西方批评的前沿阵地,是很容易被新理论新术语轰炸得晕头转向的。令人特感欣喜的是,在她的两本论诗之作中,她对自己并不陌生的西方理论在使用上始终十分谨慎和节制,并特别注意到与传统文论的结合。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她的古典诗词研究给刘勰的“通变论”赋予了现代的阐释,不但从史的角度理清了文体与风格的密切关系,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诗歌的抒情性作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谢选骏指出:现代西方批评的前沿阵地的学术氛围,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结合,就得出了这样的结果——根据孙书的分析,李词更为优越的地方在于,诗人从不放任自己的抒情冲动,相反,他善于在恰如其分的控制中完成自发的表现。确切地说,李煜笔下那些令人感到率真的诗句实际上是经过匠心处理的结果,是诗行节奏与感情波动的和谐使我们产生了率真的感觉。同时,在流畅的诗句中再穿插上强烈对比,诗人的自我表现也随之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抒情经验。……但是这样的分析,却没有发现李煜的美词其实是赵光义的禽兽行为逼出来的。李煜之所以“从不放任自己的抒情冲动、善于在恰如其分的控制中完成自发的表现”……那是因为慑于赵光义“宋太宗的淫荡威严”。因此与其说李煜笔下那些令人感到率真的诗句实际上是经过匠心处理的结果,不如说那是在屠刀下的战抖。这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抖,不仅让当时的暴君满意,也让后代的废垃顺民感到知足——这可能就是李煜美词在中国受到历代尊崇的秘密所在。李煜的惨痛,可以让亡国的汉奴,在幸灾乐祸中得到安慰(皇帝都这么不幸,何况我等!)——那不是希腊的悲剧,而是而是中国的惨剧——希腊悲剧是由于神灵的错误造成的,中国的惨剧却是人间疾苦的延伸。所以在我看来,李煜的美词是人性在兽行面前的颤栗,而不是教授嘴里刻意为之的修辞手段。但是这种颤栗不为那些摆脱了恐怖统治的叫兽理解了,因此才成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修辞手法: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
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
肠断更无疑!

深院静,小庭空,
断续寒砧断续风。
无奈夜长人不寐,
数声和月到帘栊。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
垂泪对宫娥。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晚凉天净月华开。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谢选骏:中国为何割让大片领土给俄国



中国为何割让大片领土给俄国?历史大家都懂,不去多说了,看看现实层面的新闻吧:

《北京雷电大风冰雹 唯有俄航彪悍降落》(2017-07-14 观察者网)报道说:

彪悍!
昨晚,由于首都机场雷电交加,大风和冰雹的侵袭,已经在航道上进近的飞机纷纷选择了终止进近。华北空管局的管制员们不断指挥飞机绕飞雷雨,保障每一架航班在雷雨夜平安飞行。

据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数据显示,7月13日夜间,首都机场再次迎来强降水天气,本次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达30毫米,降水使能见度降低,主导能见度最低时为3500米,并伴有冰雹,最大阵风达到26米/秒。受此影响,首都机场及进出港航路全部被雷雨覆盖,23时,首都机场瞬间遭遇强降雨、冰雹和大风同时出现的超强对流天气。为避免雷击,本场进出港暂停,并同时停止地面一切保障作业。

14日凌晨1时30分,首都机场雷雨逐渐减弱,仍有雷电出现,各航空公司逐步恢复场内作业。华北空管空管中心管制员密切配合,共同协商最有利进出港航路,全面加速航班放行。

今天凌晨1时许,微博论证为“TopGear汽车测试报告杂志主编”的微博网友@TG欢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俄航SU200在昨晚的雷雨中彪悍降落在首都机场的过程。

全文如下:
我给大家讲个刚刚发生的故事。
刚加班到23:30,出公司大门发现有人半夜放炮,因为闪光很频密,所以并没怀疑那噼里啪啦在楼后面闪的是雷电。准备骑个摩拜单车回家,发现座椅是湿的,环顾四周发现哪哪都是闪光,原来是tm要下雷雨了。
用参加铁三的劲儿五分钟骑回家,上楼第一件事:开雷达!
看:迪拜飞来的阿航大胖子380,在机场前前后后转了两个小时,自南向北落地失败复飞,在密云上空打了三团毛线后自北向南再降,失败又复飞。然后不干了,拉升到30000ft以上,全速往上海浦东备降去了。两层楼500号人呢,除了上海、仁川,附近也没别地儿适合招待土豪家的大胖子了。
再看:这俩难兄难弟都是从吉隆坡飞过来的,马航MH360和亚航X的D7316(都是近三年有过坠机记录的航空公司)双双在长沙上空打转。抱在一起哭着,等雨停。
再再看:

最怂不过南航。广州飞北京,飞到武汉,掉头回去了。连等一等,试一试,搏一搏的心都没有。机长也许是被雷雨空管雾霾三度花式吊打整怕过,果断不玩。
最后的最后,这货出现了:

SU200,俄航每天半夜十分准点出现在官厅、门头沟一带上空准备降落。一度成为新闻热点的这个航班曾经在能见度低于500m的大雾霾中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当晚唯一降落),也曾经在附近盘旋几个小时死等等雾霾散去,在燃油耗尽最后一刻安全落地(当晚唯一降落),今晚这货又准时出现在官厅水库上空,进入画面时高度已稳稳落到5000ft。

这货没犹豫!一直朝着首都机场跑道降下去。此时机场正值黄色雷雨区的中心。附近只有两架犹豫不决的国航飞机,在打转。这货的预计降落时间还一如既往地比计划提前了22分钟。要知道此时此刻阿航380是盘旋两小时,复飞两次没降下去的情况下。
最后SU200,我记住你一辈子。就这样很顺利地在黄色雷雨区里落地了。落!地!了!
这会儿天上还打雷呢,我写这文章的时候还打着雷呢!别的飞机都鸟散了。

谢选骏指出:中国为何割让大片领土给俄国?因为俄国人不要命。清初,满洲人还能和俄国一争高下,1689年签订割让蒙古的西伯利亚给俄国但保住其余领土的《尼布楚条约》,两百年不到,满洲人汉化了,只能乖乖奉送黑龙江给俄国了,直到今天。汉人对付外人向来不行,因为过于怯懦,只有对待本族人特狠,严丝合缝,不松一点。顺便说一句,上述事件正好出现在刘晓波屈死狱中医院的当天。难怪网上惊呼“刘晓波亡灵归来”:

2017年07月14日读者投书

北京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上海大冰雹气温40°C

7月13日晚,北京电闪雷鸣,狂风暴雨;14日,上海显现冰火两重天,浦东下冰雹,徐汇区气温直逼40°C。

据报道13日夜间,首都机场遭遇强降水天气,雷电交加,并伴有冰雹,主导能见度最低时为3,500米,最大阵风达26米/秒。受此影响,首都机场及进出港航路全部被雷雨覆盖。

23时,首都机场瞬间遭遇强降雨、冰雹和大风同时出现的超强对流天气。为避免雷击,该机场进出港暂停,并同时停止地面一切保障作业。

14日凌晨1时30分,首都机场的雷雨逐渐减弱,各航空公司逐步恢复场内作业。

网络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13日晚上,北京在狂风暴雨中,有大楼的玻璃门被狂风吹倒在地,玻璃破碎,车辆在暴雨中行驶,有民众在尖叫……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导,在首都机场当晚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一些航班纷纷选择备降其它机场或者返航,但还是有一架俄航的航班选择了准时降落。
网民“Q鹤鹤有名 ”称:“北京今夜子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掺杂着冰雹,或许古人所说的天有异象,就是这个意思吧。”

据澎湃新闻报导,7月14日,随着气温一路攀升,上海的高温预警从“黄色预警”变为“橙色预警”。14时20分左右,“上海市气象局”官方微博称,徐家汇的最高气温已经飙到39.7°C,创今夏新高。

14时左右,“上海市气象局”消息称,浦东又见冰雹。

从网民晒出的图片显示,浦东下的冰雹个头不小。

当日,浦东地区除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外,还发布了冰雹橙色、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上海网民称,浦东下了好大的冰雹,这要是在路上行走,是不是会被砸出个包?

有上海网民描述:杨浦区大暴雨 ,打雷加闪电;下午狂风暴雨;亲眼目睹上海7月下冰雹;同事的车玻璃被冰雹砸坏;中心城区突破40°C大关,冰火两重天;“魔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

而据网络消息,当日下午2点左右,上海甘泉公园、中山公园的气温冲破40°C,甘泉公园达40.8°C,中山公园达40.7°C。

谢选骏:徐文立的捏造露出马脚



网文《「央视认罪」真相曝光 刘晓波父跪求》2017年7月14日报道说:

曾在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民运人士徐文立,当年曾推荐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13日获悉刘晓波癌逝消息后,用「彻骨痛惜」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徐文立向北美的世界日报记者表示,「刘晓波是一位在每次交往都会给你带来心灵震撼的人,而且更能让你思想反刍得益。」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刘晓波6月6日被捕,并于1989年9月上中央电视台,提到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被海外部分民运人士指他「为中共掩饰天安门广场的屠杀做见证」,他的「央视认罪」,也一度刺伤了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心;1990年11月,刘晓波还写了一份《悔罪书》,被北京当局用作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各大学散发和宣读。徐文立说,刘晓波曾向他透露,那次在央视台做违心见证,是因为当局强迫他父亲游说他就范,他痛苦地对徐文立忆述:「平日我可以和父亲论辩至反目,可是当父亲在那种地方双膝向我跪下时,我他妈的彻底崩溃了!」

刘晓波说:「我从来没有对谁讲过这一幕,今天就想对你说,可是还是不能他妈的原谅我自己!特别面对‘天安门母亲们’时!没有借口,只有惭愧,骂自己不是东西!」之后,刘晓波一次次地反省、检讨,诉诸文字和一次又一次的行动,才逐渐赢回昔日同志的宽恕和谅解。徐文立推荐刘晓波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理由之一是「上苍拣选了刘晓波为‘四君子’,保护了那些尚未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年轻大学生们。」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这几位愿意用自己宝贵生命来保护无辜学子的人。」徐文立说,「历史记住了谭嗣同‘戊戌六君子’,刘晓波‘天安门四君子’也一定会被纪念。」

谢选骏指出:徐文立说刘晓波6月6日被捕并于1989年9月上央视认罪,见证解放军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被指为中共掩饰天安门广场的屠杀做伪证,这是由于刘晓波的父亲在监狱那种地方双膝向他跪下导致他的精神崩溃所致……这个故事我看多半是出自徐文立的捏造。第一,从来没有人听说类似的故事;第二,中国监狱不大可能让没有结案的人会见家人。第三,徐文立自己说他自己坐牢甚久,为何他会如此缺乏监狱的常识?第四,即使刘晓波酒后失言随口说了这些话敷衍敷衍没有经历过八九民运的徐文立,徐文立现在为何选择刘晓波去世以后才公布这些毫无常识的话语?第五,徐文立就是用这种胡说的方式“推荐了刘晓波”?

谢选骏:新冠后遗症就是疫苗的副作用帶來的

《新冠后遗症:“长新冠”症状、原因等我们已经知道的几个关键问题》(BBC 2022年1月14日 最近更新: 2022年4月4日)報道: 新冠疫情进入第四年,痊愈患者和重复感染病例随时间推移增多,最新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的亚型株BA.1、BA.2相继主导全球疫情,传染性更强,但在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