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大脑的宫刑

“思想改造”就是“大脑的宫刑”。

《忧亲人成刘晓波第二 709家属致信联合国求助》2017年7月29日报道说：

刘晓波狱中身患肝癌的消息引发海内外舆论震动，也引发中国良心犯家属的担忧。“709案”家属日前联名致信联合国，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办公室、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就被羁押公民遭强制喂药、手术、酷刑及当事人身体和精神出现的病变等情况进行调查。

这封给联合国秘书长并人权高专办主席的求助信由“709案”的9名家属联署。信中称，对刘晓波被“诊”出肝癌晚期，709家属们心痛之余也感到担忧。他们质疑，被中国官方指在狱中“养花种菜怡然自得”的刘晓波患癌，那么遭受酷刑的“709案”涉案人身体健康又可能有怎样的病变？求助信请求联合国出面协调，让有公信力的独立医疗机构给予刘晓波、709被抓捕律师和公民体检和治疗，并请求国际红十字会介入。

参与联署的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接受本台采访时称，中国对待良心犯的手段令人感到恐惧，期望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王全璋、江天勇、吴淦他们都没有被释放出来，正在遭受严重的酷刑。刘晓波和709被捕律师他们本来都是无罪的，但是却被中国的公检法依法判决成有罪的，我们对中国的公检法已经毫无相信之理。”

自“709案”谢阳律师今年初被曝光遭受酷刑后，多名涉案当事人李和平、李春富、李姝云在羁押期间，均曾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导致肌肉疼痛、精神昏迷、视线模糊、浑身无力。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威也曝光了遭到接连的审讯和看守的严厉束缚。

信中还指，中国的医生和法官一样不具有独立性，医生被迫按照政治或领导的需要作出诊断。他们并质疑按照规定，刘晓波在狱中应按时体检，为什么会有一有病就是肝癌晚期的结果？

唐荆陵的太太汪艳芳发文称：看到刘晓波先生患癌消息，家属深深担忧被关押众多良心犯唐荆陵、郭飞雄、王炳章、袁新亭、刘少明、苏昌兰、陈启堂、王默、谢文飞、张圣雨等及伊力哈木、刘贤斌、陈卫、陈云飞、709王全璋律师、江天勇律师、“屠夫”等全国众多良心犯。

汪艳芳说，将没有罪的人监禁本身就是最大的酷刑：“担心其他的这些被关押人士，在中国监狱系统跟在美国的系统不同的。你看《一个囚徒的人权报告》，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关于这种状况。”

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监狱系统”是米田共设置的，其基本任务是“思想改造”，也就是“大脑的宫刑”。就是像下流痞子汉武帝骟掉司马迁的生殖系统一样，毛共想要吃掉独立思想者的大脑。汉武帝刘彻让“太史公”变成了“老公公”，无形之中赋予阉人宦官如此崇高的地位，开创了太监干政的恶政。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可见汉武帝的影响真是尾大。毛泽东有样学样，通过大脑阉割，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了没有大脑的“秘书”、“笔杆子”，犹如现在的“智囊”、“电视名嘴”。从口腔到口腔地一脉相承。凡是不服改造的，一律格杀勿论，非死即疯。“思想改造”就是“大脑的宫刑”。好在上帝造人都是完整的，思想能力与生俱来，所以江山代有才人出，反而把汉武帝的罪恶和毛泽东的奸佞一一记录在案。国家主权迟早要败在思想主权之下。

谢选骏：联合国总部可以搬到北韩

（一）

《金正恩：朝鲜洲际导弹可攻击美国全境》报道说：

2017年7月29日金正恩指导洲际弹道导弹二次试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昨夜28日再射洲际导弹成功后宣布，朝鲜洲际导弹的射程可覆盖美国全境。平壤今天周六证实昨夜发射成功的消息，并称，这是对美国的郑重警告。

路透社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自豪地祝贺朝鲜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成功。据朝中社今天未指名报道，金正恩指出，弹道导弹的发射成功，再次确认了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可靠性能，证明朝鲜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向全球任何地区，发射导弹，进行打击。金正恩表示，美国的全部领土都在这款导弹的射程之内。

据韩联社报道，朝鲜7月28日夜晚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是“火星-14”型。这款导弹的飞行最高高度达3724.9公里，飞行距离998公里，共飞行了47分12秒，并准确地降落在公海目标水域。这已经是朝鲜第二次发射成功这款洲际弹道导弹。

（二）

《韩国与国际社会回应朝鲜导弹试射》2017年7月28日报道：

朝鲜第二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负责与民沟通的首席秘书尹永灿今天表示，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当天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通电话，双方就早期部署“萨德”等战略资产的相关应对方案进行紧密协商，并同意当天进行拦截弹道导弹联合发射试验。

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指出，韩国政府将保持耐心促朝停止挑衅，积极响应韩方提议。康京和强调，韩国政府将加强韩美联合防卫力量及对朝战略遏制。

康京和就朝鲜此次射弹发起挑衅深表遗憾，并予以严厉谴责。她表示，作为“柏林倡议”的后续措施，韩方提议举行会谈商讨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及停止军事分界线敌 对行为事宜，但朝鲜却以射弹回应，辜负韩方及国际社会愿半岛开展人道主义交流和缓和紧张局势的期待。

康京和是在29日上午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相继通电话，就朝鲜前一日试射“火星-14”（洲际导弹级）导弹应对方案交换意见时说这番话的。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韩方团长、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烘均当天分别同美方团长、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尹及日方团长金杉宪治通话，就果断应对朝鲜此次射弹达成一致。

总统文在寅当天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全体会议并表示，朝鲜28日晚试射导弹或导致东北亚安全格局出现根本性变化，应考虑制定对朝单边制裁方案。

文在寅表示，需考虑到多种可能性，严厉应对朝鲜射弹，凝聚智慧确保“柏林倡议”具有实效。文在寅指示，外交和安全部门与美国等国家共同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就朝鲜挑衅予以严厉应对。他还指出，如有必要可考虑制定对朝鲜实施单边制裁。

文在寅要求从多方面研究能让朝鲜政权切身感到的强有力的实质性应对措施，并指示探讨早日确保韩军独立作战能力，以遏制和有效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方案。文在寅还指示，尽早同美方讨论包括早日部署剩余“萨德”发射架等加强韩美联合防卫力量、确保延伸威慑的方案。

文在寅指出，需制定在韩美紧密合作的大框架下遏制朝鲜挑衅，促其停止核武研发，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方案。他强调，国家安全问题不分朝野。

据朝中社29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7日签署进行第二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命令，并于28日在现场指导试射。本次试射在朝鲜西北部地区进行，导弹最大飞行高度为3724.9公里，飞行距离为998公里，飞行时长47分12秒，最终准确命中公海上的目标水域。

报道说，金正恩表示，本次试射再次验证了洲际弹道导弹体系的可靠性，展现了朝鲜具备在任何地点和任意时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清楚证明了美国本土全境都在朝鲜的射程以内。报道还说，本次试射对周边国家安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本月4日，朝鲜宣布第一次成功试射“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朝鲜当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进行强烈谴责。他再次呼吁朝鲜领导人对韩国近期提出的重启沟通渠道的倡议做出回应，包括重启军方间沟通渠道、降低误判或误解的风险以及降低紧张局势等。

（三）

《朝鲜又射导弹 美韩军方研究“军事行动回应”》说2017年7月28日报道：

朝鲜当局进行了最新一次的弹道导弹试射，美国国防部宣称这是朝方又一次的洲际导弹测试。美韩军方长官并随后公开表示正在联合研究对朝实施“军事行动回应”的可能。

根据美韩两国军方在事发后公布的消息，朝鲜当局在当地时间周五夜晚11点41分，自其北部慈江道军事基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该枚导弹据推测在经过45分钟左右的飞行后，飞跃至少1千公里并最终坠入日本海内。

对于这一突发事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e Dunford）协同太平洋舰队司令小哈里·哈里斯，随后并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淳镇进行了电话会谈。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发言人希克斯（Greg Hicks）在会后通过声明的形式向媒体介绍宣称：“邓福德与哈里斯两位将军在通话中，向韩军代表李淳镇大将表达了对美韩同盟不可撤销的承诺。” 该发言人在声明中强调了，美韩军事长官们还在通话中对向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回应”的可能进行了讨论。

据介绍，随着朝鲜核危机和接连的导弹试射活动，美国国防部早已对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做出了准备。但此次美国军方的公开表态则要比其之前在朝鲜进行“挑衅”行为后的反应高调了许多。在此之前，美军方通常会对朝方的军事行动进行谴责，但并不会直接公开提出采取“军事回应”的可能。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也在周五的新闻会上扬言宣称：“如若一旦朝方进行攻击或挑衅行为，我们已经做好了为保卫美国和其盟友们的军事准备 。”

另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据该国专家估计此次朝鲜试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并非美方口中的洲际弹道导弹。法国外交部则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对朝鲜进行“强大和附加的制裁行为”。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只有最大的外交压力才能让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四）

《朝鲜试射 中国警告韩美勿部署萨德》，2017年7月29日报道：

中国政府在朝鲜二次发射洲际导弹次日的7月29日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同时警告韩国不要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表示，中方敦促朝方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可能导致半岛形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的行动。同时希望有关各方慎重行事，防止紧张局势轮番升级，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韩美为应对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决定加快部署萨德高空反导系统，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尽快部署剩下的4辆萨德反导发射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警告韩美不要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称，中方强烈敦促韩美正视中方利益关切，停止有关部署进程，撤除相关设备。他称，在韩国部署萨德，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

（五）

谢选骏指出：鉴于上述事态发展，和平发展的大计，就是“同意北韩进入核俱乐部”。如果还是不行，“联合国总部可以搬到北韩”，这样朝鲜就会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了。这样，朝鲜既不会发射核导弹到美国，也不会发射核导弹到中国、也不会发射核导弹到俄国、也不会发射核导弹到欧盟了、也不会发射核导弹到印度、也不会发射核导弹到巴基斯坦、也不会发射核导弹到以色列了。北韩的要求不高，只要给它和美国、中国、俄国、欧盟、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的同等待遇就可以了。呵呵。“国家和国家本来就是平等的。”呵呵。联合国总部可以搬到北韩，为了世界和平，甚至可以让北韩担任“永久主席”，那就永久和平了。这就是中国一贯倡导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呵呵。千万不要乱丢核导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就是“小国时代”的现实。

谢选骏：专制未必胜——民主未必败

网文《伯罗奔尼撒战争》报道：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这个过程，很像1914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时断时续的“两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尤其是事实上，波斯才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得利者，波斯与斯巴达的战争一直到前386年才结束，如此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实际进行了44年，比两次世界大战的31年还要漫长。表面上看，古代的世界大战是专制战胜了民主，现代的世界大战是民主战胜了专制，但在我看来，这与民主专制其实无关，而与廉洁与否息息相关。例如，民主的法国就在专职的德国面前一败涂地，而民主的英美如果没有专制苏联这个比德意日更为专制的“魔鬼之友”的协同作战甚至为更为卖命的演出，也无法取得胜利。这个“与魔鬼结盟”的政策，不仅为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埋下了祸根，而且现在又延续为“中美对峙”和“俄美对峙”，这其实可以视为“第二次冷战”，其含义是“专制与民主的角逐”其实远未盖棺论定。所以，现在审视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其本身也是第一次被科学地、历史学地记录下来的史实：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460 BC—395 BC）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事件，该纪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他的分析对欧洲的历史学具有先驱作用。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中延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并不称这场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名称是后来的人取的。修昔底德本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

雅典的修昔底德记录了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他在战争爆发时开始了他的纪录，他当时想到这场战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比此前的战争都有历史意义。他这样想因为战争双方使用了它们所有的手段，而其它的希腊城市或迟或早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和一部分野蛮人，可以说这场战争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修昔底德

战争原因，战前的情况

提洛同盟是希波战争中由希腊的自由城市自愿成立的一个同盟。希波战争50年后，这个同盟已经退化，成为雅典保持和加强其在爱琴海的霸权的权力和强制工具。此外，雅典建立了一垛“长墙”，城墙将雅典与其海港比雷埃夫斯连在一起，使得这条对雅典来说俨如“生命之路”的地区不受陆上敌人的威胁。

斯巴达领导下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是提洛同盟的霸权的几乎唯一的对抗者。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早在前460年就开始了。触发的事件是米加腊退出伯罗奔尼撒联盟，投靠雅典。这场冲突从前460年一直持续到前446年，被称为是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一般被看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奏。前446年，双方打了个平手，米加腊又回到了伯罗奔尼撒联盟。在签署和平条约时，双方觉得彼此力量均衡，故决定互相尊重对方的联盟，在冲突情况下由一个裁判来决定谁对谁错。“中立”的城市国家被排除在这和平条约之外，这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大错。前430年代，在希腊世界的边缘，一根导火线被点燃，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后引导了战争的爆发。

军事力量的比较

双方的军事力量按其地理环境而各有优势。雅典领导的同盟主要由爱琴海中的岛屿和滨海城市组成，因此它们的强处在于海战。雅典作为最大的海上霸权，主要依靠它的海军和同盟。雅典的海军最主要的是它的三列桨战舰和爱琴海的地理。三列桨战舰是轻型战舰，实际上不能在深海中远航。假如天气变坏，它们必须立刻寻找避风港。最好的避风港是沙滩，但是爱琴海边上沙滩很少，大多数海岸是岩石和海礁，适当的避风港往往是港口城市，因此对于希腊的海军来说，同盟的港口是非常重要的。对雅典来说，提洛同盟对它的贸易和作战同样重要。

斯巴达的联盟主要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心地区的城市组成（科林斯是一个例外），它们是陆地国家，长处在于它们的方阵兵。

雅典还有一个间接的强处：通过它的贸易的收入它比斯巴达的经济力量强一些。两者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70年－前399年），民主就是用修辞来煽动暴民，所以决不能把国家交给民众。所以在战后不久就被雅典处死。

在战前，雅典处于其文化的顶峰，其政治结构是民主社会（与今天的民主社会不同，当时的雅典只允许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有公民权，穷人、女性和奴隶没有公民权）。斯巴达的政治形式是一个混合宪法。外交上斯巴达传统比较喜欢寡头政治。两个联盟的同盟者在政治形式上也有这个区别。两派之间的意识形式上的区别对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斯巴达战胜后立刻在雅典引入了寡头政治。

战争开启的火种

战争起因的关键在于与斯巴达联盟的科林斯。科林斯与斯巴达联盟，同时它也试图在两个联盟之外保持它对科林斯海湾的霸权控制。约前436年在埃比达姆诺斯（今都拉斯）爆发了一场内战。“民主”派向科林斯求救，而贵族派则向科林斯过去的殖民地克基拉求救。这样这场内战就扩展为科林斯和克基拉之间争夺对爱奥尼亚海的统治权的外战了。科林斯一开始战败后着手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雅典开始觉得这已经威胁了它海上霸权的地位。因此雅典于前433年夏与克基拉签署了一个防御条约。由于克基拉本身拥有次于雅典后希腊的第二大舰队。因此科林斯认为这个防御条约违反了雅典与斯巴达间于前446年签署的和约。

同年由于另一个冲突,因此雅典的公民大会决定对米加腊采取禁贸政策。米加腊是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因此那次战争结束后它与雅典之间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同时，米加腊也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成员，所以它与科林斯一起要求斯巴达行动。一般认为这次禁止贸易的决定是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斯巴达受限于经济力量的弱势而不得不行动。当时的人也抱持著相同的看法，例如当时的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便认为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想通过这场战争来分散雅典内部的政治困难：

不幸的源泉是菲迪亚斯的丑闻
伯里克利怕他也会遭到同样的不幸
因为他害怕你们的愤怒和你们的无情
为了保护他自己，他投入了那颗小小的火星：米加腊法令
以此点燃了焚烧我们的城市的大火
——阿里斯托芬，《平安》，第605句，前421年首演

第三个导火线是卡尔息底斯半岛上的波提得亚城。这座城市是提洛同盟的一员，但它与它的母城科林斯的关系也很好。当雅典要求它驱逐科林斯的官员和拆除它的护港城墙时，它拒绝了这些要求并退出了提洛同盟。但科林斯的帮助也未能防止提洛同盟在很短的时间中将它重新收归己有。

就如修昔底德已经认识到和强调过的那样，这些都只不过是战争表面上的导火线，而战争的实际起因是另一个。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的实际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强盛起来的恐惧。因此他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前432年夏对当时的形势不满的伯罗奔尼撒的联盟者要求斯巴达行动。在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呼吁大家应该理智行动，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首先斯巴达确认雅典违背了前446年签署的为时30年的和约，但是斯巴达与雅典的谈判未能达到任何结果：在雅典城中，菲迪亚斯特别抱持著与斯巴达开战的态度。

最后伯里克利决定冒险，他想强迫斯巴达承认提洛同盟的霸权；而斯巴达则怕它假如不行动的话它的同盟者会退出伯罗奔尼撒联盟，它不得不考虑它的同盟者的利益。这是战争的真正原因。

学术界对战争的罪魁的问题至今争议不休，可以确认的是，当时各国政治上不稳定，对外施行强力政策，以及过高的追求荣誉的意念造成了一种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气氛。修昔底德是这样描写这个气氛的：

这边和那边对这场战争都抱有很大的希望，所有的人都想在战争中奋勇当先——这是可以理解的：开始的时候人人热情洋溢，在伯罗奔尼撒有许多年轻人，在雅典也有许多年轻人，他们还从未见识到过战争，所以他们都想参加战争。希腊的其它城市都关注着这两座城市之间的交兵……大多数人站在斯巴达的那一边，因为斯巴达将自己说成是希腊的解放者……大多数人恨雅典，部分希望摆脱雅典的控制，部分害怕落入雅典的控制。

真正的作战从前431年开始，斯巴达的同盟者底比斯于此年进攻普拉提。

战争过程

一般伯罗奔尼撒战争被分为三个阶段：

1、从前431年到前421年的阿希达穆斯战争，这个时期是以斯巴达的国王和将军阿希达穆斯二世命名的

2、从前421年到前413年的尼西阿斯和平

3、从前413年到前404年雅典战败的第二次战争

阿希达穆斯战争的第一年

相对于斯巴达而言雅典的陆军比较少，但它的海军很强。伯里克利的战略是避免陆上的冲突，让雅典的居民躲在“长墙”的后面而让雅典强大的舰队来攻击伯罗奔尼撒和对它们的海港实行封锁，用这个方法来慢慢地磨灭斯巴达（不过这个战略并不是伯里克利的发明，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就采取了这个战略）。不过雅典也对米加腊进行过陆上袭击，但这些袭击的效果不大。前424年米加腊的两个海港被雅典占领，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雅典又将它们丢失了。

斯巴达则以一支强大的陆军进入雅典的领地并以此劫掠雅典的周围地区，斯巴达希望以此来迫使雅典进行陆战，但雅典人没有上这个当。由于当时的攻城技术还无法攻破雅典的城市防御系统，因此斯巴达无法攻占雅典。在此战略失败后，斯巴达人另行一种消耗的战略：每年夏天斯巴达进入雅典的周围，将田野劫掠一空，过几周后他们又撤走了。由于为了维持其舰队和对波提得亚的围攻，需要耗费雅典大量的资源，所以有人对伯里克利的战略表示怀疑，伯里克利的战略家职务还一度被解除了。

雅典的“长墙坚守”策略有一个先前没有预计到的重大缺陷：疫病。当时的人没有意识到城市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城市人口聚集后必然造成疫病流行。前430年在雅典爆发了瘟疫，约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亡，伯里克利死于前429年。这可能是鼠疫，也可能是埃博拉、炭疽或伤寒。

从伯里克利之死到斯发克特里亚战役

伯里克利死后新一代政治家上台：克勒昂是极端民主和侵略性政治的支持者，尼西阿斯支持与斯巴达谈和，他更加代表富人的利益。不过两人都不是传统贵族的成员，比起贵族，他们更加强烈地将公民大会用做政治工具。由于雅典周围的居民此时都躲到长墙后面，因此极端民主派加强补助赡养费的要求也被通过。后来这些补助穷困社会成员的费用成为雅典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此后几年中也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但雅典得以封锁科林斯海湾，这样伯罗奔尼撒联盟的舰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前428年勒斯波思岛上的米蒂利尼退出提洛同盟，但很快又被迫重新加入。前427年拉凯斯组织了雅典的第一次西西里远征，但它对战争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前425年雅典获得了一个胜利：一支雅典军队在德莫斯特尼斯的领导下在伯罗奔尼撒西岸的皮洛斯登陆，虽然他们未能围攻斯巴达，但在斯发克特里亚战役中他们俘虏了120名斯巴达贵族。克勒昂始终要求在皮洛斯斯巴达决战，因此这次胜利成为了他的胜利。由于斯巴达对他们被俘的贵族担心，因此它愿意与雅典谈和，但在克勒昂的影响下雅典向斯巴达提出了斯巴达无法接受的条件，因此和谈没有成功。

战争罪行和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道德败坏

修昔底德，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纪录为研究该段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来源。

修昔底德观察到战争时的道德败坏，作为例子，他提到了克基拉地区，战争爆发后那里很快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 此外，不论是雅典方抑或是斯巴达方都在战争中发生了战争罪行：受难的除了有叛离雅典的同盟者之外（BC 427年米蒂利尼），也有中立的城市国家（比如前416年米洛岛）。斯巴达则有围攻普拉提的罪行。雅典自豪的公民大会却在对这些城邦的处理抉择上起了糟糕的作用，除了决定提高同盟者的交费和加强对它们的组织之外，还常常被有心人士诱导，作出不理智的选择。

布拉西达的远征和阿奇达默斯战争的结束

由于斯巴达人担心雅典会对他们的俘虏采取报复行为，因此他们不敢再对雅典的郊区进攻。斯巴达建立一支自己的舰队的计划也没有成功，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一个新的战略：进攻雅典的同盟者。

前424年非常出色的一位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开始在色雷斯行动，他在作战中使用了斯巴达的黑劳士，他说，假如他们帮助他作战，他就给他们自由。布拉西达的口号是“自由和自主”，他与马其顿的国王佩尔笛卡斯二世达成了一个同盟。马其顿至此为止在作战双方间持中立。此外斯巴达人还占领了雅典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基地安菲波利斯。同年雅典在一场陆战中被底比斯的军队战败。布拉西达的远征击中了雅典的一个软肋，因雅典的粮食、金、木头是从今天的乌克兰进口的，而色雷斯是这个运输的必经之地。面临此局面，雄心十足的克勒昂依然坚持他的强硬政策，而尼西阿斯则主张与斯巴达达成一个协议。最终双方虽然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但谁也没有遵守的意愿，因此协议成为了一张废纸，战事又再次爆发。

前422年克勒昂死了，斯巴达虽然占领了安菲波利斯，但它最优秀的将军布拉西达也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由于双方的强硬派领袖都已逝世，和谈终于有了希望。这个和平条约是由尼西阿斯谈判得成的，因此被称为尼西阿斯和平。

尼西阿斯和约——一个不可靠的和约

前421年所签署的尼西阿斯和约的宗旨是保持双方的均衡：斯巴达的俘虏被释放，斯巴达放弃它在色雷斯占领的据点，同时雅典也放弃它在伯罗奔尼撒占领的据点，但雅典可以保存它所占据的米加腊的两个港口中的一个。然而，双方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和约的内容，斯巴达的驻军继续待在安菲坡里斯，而且斯巴达人根本不想将它还给雅典，而雅典也不愿放弃它在伯罗奔尼撒的据点皮洛斯。因此很快的，双方就又开始对对方表示不满。

除此之外，斯巴达的同盟者，尤其科林斯和底比斯也不满意和约的内容，它们的利益完全没有被提及。这在伯罗奔尼撒联盟内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在尼西阿斯的调协下斯巴达与雅典达成了一个联盟，但实际上这个联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因为斯巴达的敌人阿尔戈斯，同样是一个民主城市，也与雅典达成了一个反斯巴达的同盟。雅典的政治家阿尔西比亚德斯来自雅典最老的贵族家庭，他积极准备与斯巴达作战，不断地打破尼西阿斯的和平努力。因此斯巴达再次加强它与底比斯和科林斯之间的联盟，这两座城市都没有加入阿尔戈斯的反斯巴达联盟。

这样一来斯巴达就有空来对付阿尔戈斯了，而雅典则正在喘息和着手解决色雷斯的问题。阿尔戈斯未能从斯巴达的虚弱阶段里获得任何好处，前418年它的军队在马提尼战役中被斯巴达击败，而雅典则于前416年加固了它对提洛同盟的控制。

阿尔西比亚德斯和西西里远征

在这段彼此恢复的时间里，阿尔西比亚德斯在公民大会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待时机成熟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却也危险的计划：远征西西里岛，除了夺取岛上的粮食之外，也期望将提洛同盟的影响扩张到岛上，此提案获得了大量赞同的声音。此时赛格斯塔和岛上的其它一些城市国家正与岛上的霸权锡拉库萨作战，于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利用其向雅典提出的求救作为借口开起争端。尼西阿斯认为此行动实在太危险而抱持反对意见，但即使他呼吁公民保持理智，最终阿尔西比亚德斯还是在群众中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以发动战争。然而，雅典的远征的开始就有不祥之兆：市里的赫耳墨斯神像被不明人士破坏，这个事件被看做是对雅典的民主的一次挑战。有人怀疑这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干的事，但此论点毫无根据，因为阿尔西比亚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好处。最终雅典人决定不控告阿尔西比亚德斯，事情虽告一段落，但此事还是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疙瘩。

于前415年，由阿尔西比亚德斯、尼西阿斯和拉凯斯的领导下，一支由134条三列桨战舰和约5000名长矛兵组成的庞大的舰队出发了。整个远征队有约32000人（6400陆军和25000多名划浆手）。雅典本身提供了100艘三列桨战舰和1500名长矛兵，这是一座城市所能组织的最大一支远征舰队了。然而，在雅典人获得了第一次激战后的胜利后，阿尔西比亚德斯还是因为损坏赫耳墨斯像的旧事被叫回雅典等待审判，同时他还被控犯了亵渎宗教的罪（据说他嘲笑了依洛西斯秘密仪式）。阿尔西比亚德斯因此逃亡到雅典的对手斯巴达那边，就战争的结果看来，强迫阿尔西比亚德斯倒戈成为了雅典灾难的开始。

接下来，雅典远征军围攻了锡拉库萨，但他们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锡拉库萨虽没有从斯巴达获得多少资源的帮助，但派出了战略家基里普斯此事最终被证明为正确的一步棋。尼西阿斯因此受到了挫败，但因害怕公民大会上的民愤，他不敢返回雅典。前414年，雅典再派出了德莫斯特尼斯作为增援，因其于阿奇达默斯战争中表现出色。然而，于前413年锡拉库萨的海港战役中，雅典人的舰队遭受溃败，让他们差点失去退路，对锡拉库萨的包围溃散，使雅典人不得不撤退，不过为时已晚。大多数的部队在撤退中被俘，大量的士兵死于俘虏营中，尼西阿斯和德莫斯特尼斯被处死。

对雅典来说，西西里远征是一次大灾难，毕竟，这场战争所需的资源远远地超出了它的能力。

第二次战争，斯巴达与波斯的协议

自从西西里远征的灾难之后，雅典的力量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由于前414年时，雅典在无正当理由下对斯巴达主动袭击，让斯巴达找到借口，宣称尼西阿斯和平被雅典单方面撕毁，因此斯巴达立刻采取进攻。在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建议下，他们占领了雅典附近的德克莱亚，以此为据点，斯巴达的军队对雅典的郊区进行劫掠。此时的雅典实质上已遭到围困，也有上千的奴隶逃到斯巴达手中。然而，更严重的是雅典的牲畜供应遭受打击，因雅典的牲畜主要在埃维亚，但由于陆路被斯巴达切断，这些牲畜只能从海路被运入，再加上城墙必须不分昼夜地守护，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在在都在无形中增加了雅典居民心理压力。

其次于同一年，雅典在小亚细亚支持了一场当地的叛乱，并因此与波斯帝国吵翻，就此时的局面而言无疑为严重的外交错误。波斯帝国因此与斯巴达开始外交折冲，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斯巴达将小亚细亚退让给波斯，作为交换，波斯每年向斯巴达付一定数量（但不多）的金钱资助。

许多提洛同盟的同盟者也利用了雅典这时的困难情况，于前412年开始，他们陆陆续续退出提洛同盟，缺乏力量的雅典对此再也无能为力。最终，斯巴达使用波斯的钱建造了一支自己的舰队，并在爱琴海中颇有胜绩，可惜仍未能击败雅典的舰队。

实际上，波斯并不十分忠于它与斯巴达达成的协议，作为一名旁观者，波斯自然希望靠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拉锯战中提取利益。据说是阿尔西比亚德斯鼓励波斯采取如此态度，因为他这时在斯巴达不再那么受到景仰（因有流言指控他勾引了斯巴达国王的妻子）。

雅典的寡头政变

雅典面临了危机，斯巴达的军队已经登陆了小亚细亚，此时的雅典不仅仅政治上的气氛非常紧绷、战场上的形势也不乐观，再者，战争失利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困难，连留下来的最后储蓄都被动用了。

这是前411年寡头宪法政变之前的情况：多个以萨摩斯岛为基地的舰队的指挥官比较倾向于寡头政权，他们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是西西里远征和其巨大损失的原因，因此他们组成了联盟。阿尔西比亚德斯此时随著斯巴达的舰队在爱琴海行动，他也支持这些军官的看法。由于他在斯巴达的地位不稳，他打算再次易帜回到雅典。因此他试著让这些军官相信：假如一个寡头政权上台治理雅典的话，波斯也会同意与雅典达成协议。

这些政变者有组织地计画行动，他们首先与雅典倾向寡头政权的贵族取得联系。让这些贵族在公民大会上宣称当时的宪法不符合战争时代的需要。他们所传播的恐惧和不安最终使得公民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编写新宪法的委员会。

如此一来，寡头派在前411年春成功的剥夺了公民大会的权利，并设立了一个由400人组成的议会，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宪法。在此宪法中只有5000人在公民大会中有表决权，此外，停发市民的赡养费。但此5000人的议会从未召开，因此事实上这400人的议会掌握了雅典所有的权力（前411年5月和6月）。由于斯巴达此时正于战场处于优势，因此它根本不想与雅典达成和平。这场政变最后既没有使波斯同意与雅典达成一个协议，也没有能够与斯巴达达成和平协议。

由于舰队里的划浆手仍大多数属于民主派而非寡头派，因此这次政变很快就被抹平了。仅仅几个月后，这400人的议会就失去了它的权力，5000人的议会正式召开。前410年中民主制被重新建立，赡养费也重新发付。由于波斯没有与雅典达成协议，因此在萨摩斯岛上的寡头派放弃了阿尔西比亚德斯，但阿尔西比亚德斯投奔到民主派的阵营，成为了民主派在萨摩斯岛上的首领。

赖山德尔和战争结束

阿尔西比亚德斯回到雅典之后，雅典又在战场上获得了一系列胜利，比如前410年在基齐库斯，因此斯巴达又同意进行和平谈判了。但在此时于雅典，正好处于极端民主强硬派当权之时刻，因此雅典拒绝了斯巴达的建议。运气似乎又回到了雅典这一方：阿尔西比亚德斯成功的强迫许多离弃提洛同盟的同盟者回到同盟中，其中包括战略要地拜占庭，此外，雅典还与腓尼基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阿尔西比亚德斯于前408年夏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雅典，虽然他曾经叛变雅典，但这时他被选为战略家，获得了无限制的海陆军指挥权。

前407年有经验的斯巴达将军赖山德尔被派到小亚细亚，他试著与驻在小亚细亚的波斯长官通讯，波斯终于放弃了它的坐等政策，斯巴达获得了它所需要的一切。同年，雅典在小亚细亚的军队被赖山德尔击败。虽然此战役并非由阿尔西比亚德斯指挥，但雅典人显然不再信任他，便将其撤职。

赖山德尔的任期此后不久就到期了，因此他也被撤回斯巴达。他的继承人与波斯之间的关系相对没有那么亲密。即使如此，斯巴达人仍旧在勒斯波思岛将雅典的舰队围困住了，雅典聚集了所有的力量派遣了一支增援舰队，最终在阿吉纽西群岛，两支舰队进行决战。这是希腊人之间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海战。雅典军队获得全胜。但由于一些雅典的落水的水手并未被营救，因此战争过后，雅典公民议会对八名将军开庭审判、追究责任，除两名将军逃走外，其余六名将军被处死，如此一来，雅典自己消灭了自己最有经验的军事家。

前405年雅典的舰队中了赖山德尔的圈套，在伊哥斯波塔米战役中战败。从此，雅典在也没有完整的舰队了，赖山德尔控制了海洋。雅典城于战败后慌乱一片，此时的征服者成为了被征服者，雅典人害怕他们将同样遭受过去他们对被征服者所施下的恶劣待遇。此时，只有萨摩斯岛还站在雅典这一边，其它的同盟者不是退出了同盟、就是被斯巴达征服了。赖山德尔派他的舰队到萨摩斯岛（萨摩斯岛的居民此时终于获得了雅典的公民权，然而已经为时过晚，雅典在此前对待它的同盟者就象对待被征服者那样）。其它斯巴达舰队则进军比雷埃夫斯。在雅典城外两支斯巴达军队汇合。雅典城被彻底包围、城内又挤满了难民。最后于前404年春，雅典投降。

战争后果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在战争期间，内政与外交息息相关。战争的结果虽使雅典丧失了其强国地位，但战争的结束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希望，尤其是经历耗日费时的战争之后，人民对和平和自由的渴望。

色诺芬是这样来描述雅典的投降的：

雅典接受和平条约后赖山德尔进入比雷埃夫斯。那些被流放的人回到了他们的家园，在笛子音乐的伴随下，大家欣乐地开始拆除城墙，因为大家相信，从这一天开始希腊的自由开始了。

“长墙”被拆除，提洛同盟被解散。雅典的舰队除12条船外全部被交出。亲斯巴达的三十人僭主集团开始治理雅典（不过这个政权在前403年就又被废除了）。在爱琴海上到处都设立了亲斯巴达的政府，斯巴达则在各处驻兵。虽然科林斯和底比斯希望摧毁雅典，但最终没有实现，因为斯巴达不希望留下一个权力真空。斯巴达也有它自己的难处：它以自由和自主为口号介入战场，却向波斯出卖了小亚细亚的城市。如今它又不想将这些城市让给波斯了，因此它不得不与波斯作战直到前386年，事实上，波斯才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得利者。波斯与斯巴达的战争一直到前386年才结束。

这场战火从西西里岛到小亚细亚、牵涉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古代世界大战”过后希腊的经典黄金时代也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希腊的城市国家此前就已经不稳定的均衡关系彻底被打破了。前4世纪雅典虽然能够重建提洛同盟，但这个同盟与第一个同盟相比就逊色多了。

但斯巴达的霸权也只持续了数十年，战前的形势始终未能复原。在这个时代的终了，出现了雄心勃勃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谢选骏指出：“专制必胜、民主必败”的奥秘，就在于专制更容易挖掘和调动军事潜力，所以二战的东线苏德战场最为惨烈，那是两个专制政权的决一死战。但在和平时期，专制就相当不利，更容易滋生极端腐败。——这就是我们可以从上文得出的历史宿命的展示。

在《民主政治不如廉洁政治》一文，谢选骏写道：民主政治之所以“美好”，不是由于他说的美好，而是由于他能够建立相对廉洁的政治。这样就能提高一个社会的软实力，提高一个国家的对外争霸的综合国力。因此，腐败的民主政治（例如雅典）还不如专制的廉洁政治（例如斯巴达），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就是专制战胜了民主。例如，有种说法指出，这一战争的幕后推手是一个来自波斯的女人，也就是雅典领袖伯里克利的第二任妻子，准确的说是他的情人。因为按照雅典的相关法律，他们的婚姻并不被法律所保护。这个女人经营了一个名为“欢乐之家”的妓院，与七十公里外其它城邦的妓院发生了纠纷。为了这些琐事，她指示自己的丈夫公开声讨同盟内的其他主权城邦，因此导致各方矛盾激化，最终战争爆发。当然，从长期来看，专制想要保持廉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专制政府必须通过战争来不断更新，于是寡头专政的斯巴达，最终被国王专政的马其顿取而代之。

专制必胜——民主必败，这就是“古代世界全球化”的历史宿命，那么，这会不会成为“现代世界全球化”的“中国梦”呢？谢选骏所阐述的“中国梦”，记录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个世界》一书（120万字）里。

谢选骏：白色蒙古俄罗斯

网文《蒙古人占领俄罗斯250年，会产生了什么后果？》说：

1235年，蒙古大汉命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骄傲！)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个有点虚哈，蒙古民族全体承认的共同首都是圣主定都的哈拉和林）。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漫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谢选骏指出：
俄罗斯曾经有200多年被蒙古国占领历史，即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200多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这段欲盖弥彰的话，企图掩盖一个基本事实：俄罗斯就是一个“白色蒙古”，就像清朝是一个“农耕蒙古”。

谢选骏：俄国不会支持中国对付印度的

《俄国专家：中国军队许下重大承诺 以盟友身份支持俄罗斯》2017年7月27日说，在波罗的海，中国和俄罗斯军舰进行了两国在该地区的首次联合海军演习；在俄罗斯与西方加剧的紧张局势中，波罗的海是一个焦点。

各方似乎都渴望避免加剧紧张局面。北约(NATO)在波罗的海拥有六个成员国，它公事公办地表示，把此次海军演习“当作常规活动”来监测，而中俄两国指挥官则坚称演习并不针对任何第三国。

十多年来，中俄两国一直在举行联合军演。从2012年起，他们也开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其他国家认为，这种日益成长的中俄军事伙伴关系是在表达一种态度：就算西方在各种争端中试图孤立这两个国家，他们也并非孤立无援。

北约曾经多次抱怨俄罗斯不提前宣布军事演习，但本周二，北约表示，几个星期之前它就获悉了两国的“Joint Sea 2017”海军演习计划。北约还表示，它上周安排了盟国的海军前往波罗的海迎接中国军舰。

俄罗斯卫星网刊文称，首次进入波罗的海参加俄中海上联合军演的中国海军官兵参加的这些活动，标志着两国海军合作进入新的阶段，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Aleksandr Fedotenkov）认为，对中国海军官兵来说，波罗的海是个完全陌生的地区。经过40个昼夜到这里来，这已很了不起。波罗的海有着自己的特点：海运量大，操纵难度大。能开展合作，能在联合演习中统一指挥，这也很了不起。

俄媒认为，联合军演是对北约在波罗的海愈发频繁的军事动作的回应。这表明美国和北约在这里并不享有霸权。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军演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两国海军合作，以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并训练俄罗斯和中国舰载人员的协同合作能力，同时增强中俄海军的友谊与合作。

俄新社援引俄罗斯地缘政治问题研究院第一副院长、军事专家西夫科夫（Konstantin Sivkov）的观点称，通过这次军演中国军队想表明，一旦发生冲突，中国会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给予俄罗斯支持。

西夫科夫称，在波罗的海区域进行演习的事实说明，中国不仅仅准备在远东地区同俄罗斯合作，也要在其他区域同俄罗斯合作。此外，中国在这里进行演习，是想告诉世界：一旦爆发冲突，他将以盟友的身份站在俄罗斯的一边同其一起战斗，这也是这次演习的意义所在。

谢选骏指出：俄国专家诱骗中国军队许下重大承诺，以盟友身份支持俄罗斯……这样就能增加西方对于中国的敌意，等到中国被拖下水，俄国真会支持中国拿下印度吗？当然不会。俄国会使得中国陷入两线作战的陷阱，然后纵容俄国火中取栗。共产党中国，一向大度的，甚至连丢掉台湾和西藏都不在话下——

《印度杂志中国地图无台藏 大陆外交部：小伎俩！》2017年7月28日中央社新德里讯说，印度知名杂志“今日印度”8月号封面，藉由中国公鸡状和跟随在后的巴基斯坦小鸡状地图暗喻讽刺，但台湾与西藏不在中国地图里，引发中国大陆网民玻璃心碎。

“今日印度”（India Today）定7月31日出刊的8月号杂志，以巴基斯坦小鸡状地图，跟随在公鸡状中国地图之后，来讽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对印度的威胁。但是共产党外交部却表示毫不在意。就是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都让给俄国老大哥了，西藏和台湾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自己也只是一个分裂政权，得过且过吧！

难怪“今日印度”网站也发表文章谈到8月号封面说“我们将了中国一军”，文章还引用美国前参议员普瑞斯勒（Larry Pressler）的文章，主张美国应与印度结成“超级联盟”，在南海争端采取军事同盟，共同对抗中国大陆。

“今日印度”创刊于1975年，短短几年成为印度全国性杂志，以5种语言版本在全球发行，每周发行量110多万份，读者超过1500万人，刊物出版已持续10年，是印度以英文发行最大的媒体集团，也是在美发行量最大的印度刊物。

美国印度的“超级联盟”还表现在：今日印度以“中国的新小鸡”为主题，封面刊登没有包括台湾与西藏在内的公鸡状中国地图，看起来像是一只公鸡——这一“创意设计”竟然被美国出版设计师协会（Societyof Publication Designers）选为7月31日（出刊日）当日最佳封面。

这是为何？这是奖励印度入侵中国的部队在边境对峙超过了一个月。

而俄国呢？躲着窃笑，一言不发了。

俄国不能支持中国对付印度，中国为何支持俄国对付欧盟？还嫌美、日、印度的联手麻烦不够大吗？共产党中国需要“全方位地出击”、“内政外交一起上”吗？是的，这是共产党需要的，但绝对不是中国需要的。

谢选骏：“现实站在暴君一边”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主席致刘霞公开信“历史不站暴君一边”》2017年7月27日报道说：

美国参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鲁比奥（Marco Rubio）最近写给刘晓波遗孀刘霞一封公开信，反驳中方刘霞获得自由并现由国家保护的说法，称“没有人相信刘霞获得自由”之说，又谴责北京在处理刘霞一事上，等同暴君，称“历史不站在暴君的一边”。
鲁比奥的公开信获得时代杂志和其他网站刊登。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于7月13日病逝，并匆匆遭火化、海葬后，其遗孀刘霞至今音讯全无，超过10天。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选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最近给刘霞写了一封公开信。

鲁比奥在信中指出“虽然我们未曾有机会谋面，但是我和全球数百万人一道，为你失去了丈夫刘晓波而向您表达最深切的哀悼”。鲁比奥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正探讨如何弘扬刘晓波的人生和其遗产，但也对刘霞目前所处的困境十分关注，“中国政府声称你是自由的，没有几个人相信这种话。说出这种话的人正是那些七年来冷酷无情地剥夺了你与外部世界几乎所有联系的人。他们实际上强迫你生活在隔绝状态下，时刻监视着你”。

对于刘的遗体被匆匆火化和海葬，他表示，进一步证明共产党对刘和其遗产心存畏惧，“你和你的家庭为追求这一目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们必须记住，历史并不是站在暴君和压迫者一边的”。

刘晓波病危后，14日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12名议员发出声明，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软禁的刘霞，当中鲁比奥向总统特朗普提出4大外交诉求：促请中国向刘的家人归还遗体、批准刘霞出国、对刘的病逝进行独立调查，以及对涉案中国官员进行制裁、冻结海外资产。

谢选骏指出：大权在握的美国主席所发表的公开信，竟然是“历史不站暴君一边”？这个意思是，“现实站在暴君一边”了！他这是承认他对现实问题也是无能为力了？大权在握的美国主席都无能为力了，所以中国人的事情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个人奋斗也只能依靠个人自己了。因为，“现实已经站在暴君一边”了。这是对的——只有承认“现实站在暴君一边”，你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不依赖任何人的拯救的那种自由。

谢选骏：美国的敌基督力量十分猖獗

《美国官员会前祷告被诉，引发确立国教之争》2017年7月27日报道说：

美国的一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近在一起涉及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的诉讼中做出了一项具有争议的判决。败诉方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将此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且对反败为胜持乐观态度。此案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它触及了美国人对宗教问题的敏感。

官员会前祷告遭到起诉

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7月14日判决说，北卡罗来纳州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官员在公开会议之前进行祷告并邀请与会者加入的做法构成违宪。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多年来在举行公开会议之前，都会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并邀请与会者一同站立祷告。此举惹怒了三名经常到会的非基督徒。

2013年，他们在美国民权联盟北卡分部的帮助下起诉了罗恩郡政府。他们指称，政府官员的做法是在偏袒和宣扬基督教，让他们感觉受到迫使和排挤。

原告之一南·伦德(Nan Lund)说：“我们郡有很多不同宗教的代表，除了有基督徒之外，还有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巴哈伊教徒和人文主义者。郡政委员会只允许某一宗教代表祷告，看上去是在为政府促进这个宗教。”

美国民权联盟北卡分部法律部主任克里斯·布鲁克(Chris Brook)阐述法律依据时说：“我们提出，这个做法违反了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该条款禁止政府胁迫个人参加类似这种祷告行为的宗教活动。”

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显然支持原告提出的论据，并适用于其管辖下的北卡罗来纳、南卡罗莱纳、马里兰和维吉尼亚和西维吉尼亚等州。布鲁克表示，包括原告在内的个人从此不必担心会被强迫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

政府律师强调三权分立

但是，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反驳说，他们的做法并不象原告所指控的那样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他们只是让作为基督徒的委员会成员以自己看为合适的方式祷告，而且郡政府既没有祷告方面的官方政策，也没有强迫任何人站立祷告，人们可以坐着祷告，也可以自由离开会议室。

这个案子中代表罗恩郡郡政府的“全国生命和自由中心“的主席及法律总顾问戴维·吉布斯(David Gibbs)说，当选官员以祷告等庄严的方式开始会议的做法在美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它自美国建国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原告的做法是在力图淡化美国的这一历史和传统。

吉布斯认为，法官不应该对当选官员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指手画脚。他说，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做法是抓取宪法从未赋予它的权力。他说：“我们认为，法庭命令当选官员，即这起诉讼中的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官员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工作和召开会议，这是不应该的。我们把这称之为分权。我们认为，法庭在试图审查和控制这些官员的祷告上走得太远了。”

此案走向如何扑朔迷离

回顾这起历时4年的诉讼，可以看出联邦下级法官对待祷告的态度莫衷一是。2015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判定，罗恩郡郡政委员会违宪，并下令其停止会前祷告的做法。2016年，位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3人审议庭判决说，只要不强迫与会者加入，委员会就不构成违宪。但是，今年7月14日，该院由15名法官组成的全庭以10比5的多数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认定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在公开会议前进行祷告并邀请与会者加入的做法带有强制性，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

一些法律专家提出，2014年，在格雷斯镇起诉加洛韦（Town of Greece vs. Galloway）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判决说，政府邀请基督教牧师在开会前带领祷告的做法符合宪法。因此，鉴于这一判决先例，一旦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也同意受理，其判决很可能有利于罗恩郡郡政府。但是，维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法律教授卡尔·托比亚斯(Carl Tobias)指出，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先例与罗恩郡郡政府一案中的法律事实有所不同。他说：“（在格雷斯镇起诉加洛韦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不存在宪法问题，因为提供祷告的不是当选官员，而且祷告是自愿性质的。他们还允许所有信仰的代表加入，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被允许提供祷告。”

谢选骏指出：此案表明，美国的敌基督力量十分猖獗。他们正利用法院来瓦解对于上帝的信仰，以便把美国推入更深的深渊。他们的生意十分兴隆，他们的计划十分成功，即使遇到阻力他们还会不断近攻，以便把上帝的应许之地，变成鱼龙混杂的丛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