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白色蒙古俄罗斯

网文《蒙古人占领俄罗斯250年，会产生了什么后果？》说：

1235年，蒙古大汉命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骄傲！)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个有点虚哈，蒙古民族全体承认的共同首都是圣主定都的哈拉和林）。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漫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谢选骏指出：
俄罗斯曾经有200多年被蒙古国占领历史，即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200多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这段欲盖弥彰的话，企图掩盖一个基本事实：俄罗斯就是一个“白色蒙古”，就像清朝是一个“农耕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