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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谢选骏:毛粉无罪,当权犯罪



《<纽时>前驻华记者去世 曾自称“毛粉”亲历“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1-09-29)报道:


将一名历史学家的专业背景融入数十年有关中国写作中,尤以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期间作为伦敦《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记者以及《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长期撰稿人为人所知的梅兆赞(Jonathan Mirsky),于9月5日在伦敦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


他的好友、英国前外交官盖思德(Roger Garside)证实了他去世的消息。




1972年首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梅兆赞还是达特茅斯学院的中国语言及历史教授。他是一名激烈的反战活动人士,并自称“毛粉”,当时是随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访华团前往中国,那是一个致力于结束越南战争的激进联盟。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但国外很少有人了解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动乱的整体规模。抵达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后不久,访问团就被带去见一个“典型的中国工人家庭”。会面给梅兆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户人家似乎很富裕,家里布置得不错。接待的人告诉访华团,犯罪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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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梅兆赞在附近散步时,碰见了来自那个“典型”家庭的父亲。他邀请普通话流利的梅兆赞到他真正的家里去——一间破旧的寓所,并解释说,事实上,他们头天去的是中国当局专门安排给“外国友人”参观的公寓。这名男子还解释说,犯罪行为其实并不少见。


“我回到酒店,所见所闻让我震惊不已,”梅兆赞在2012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次中国行:学者、外交官和记者反思他们与中国的第一次邂逅》(My First Trip to China: Scholars,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Reflect on Their First Encounters With China)一书中回忆道。之后,梅兆赞写道,他开始“对每一个地点、每一次介绍、应该如何理解每件事的说法都持怀疑态度”。


在短短48小时里,梅兆赞就从“毛粉”变成了一个幻想破灭的怀疑论者,这也预示着美国左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看法将发生类似的转变。



“他对极权独裁的弊病有着敏锐的洞察,”最近出版了《中国政变:迈向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 2021)一书的盖思德说。“他开始谴责毛政权的恶行的时候,这种谴责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时髦。”


甚至后来从学术界进入新闻界,梅兆赞也坚守着这种怀疑的立场。


作为《观察家报》的驻华记者,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就在天安门广场,当时人民解放军接到政府命令,对和平抗议者进行血腥镇压。凌晨3点左右,梅兆赞在离开现场准备提交一份关于镇压的报道时,遇到了一群武装警察。他们发现他是记者后,对他大打出手,导致他的左臂骨折,数颗牙齿脱落。


梅兆赞设法通过电话口述了他的文章。次日上午,他骑车回到天安门,在那里看到士兵向试图进入广场寻找孩子的父母开枪,那些孩子一直没有回家。他说他还看到士兵向前来救治伤员的医生和护士开枪。(对于究竟有多少人在镇压中被杀,以及在什么地方被杀,许多中国学者仍然没有得出确切答案,估计的数字在几百到几千之间。)


“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梅兆赞在镇压当天刊发的报纸头版文章中写道,“坦克和士兵与学生和工人对抗,装甲运兵车被点燃,石头上有一滩滩血迹。”


他因为天安门报道获得了1989年英国媒体大奖的年度国际记者奖。


梅兆赞于1932年11月14日生于曼哈顿,父亲阿尔弗雷德·E·米尔斯基(Alfred E. Mirsky)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母亲芮芭·裴夫·米尔斯基(Reba Paeff Mirsky)是音乐家和童书作家。他在纽约费尔德斯顿学校(Fieldston School)就读,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士学位。他在剑桥大学学习了汉语普通话,于1985年携妻子贝特西(Betsy)前往台湾,在那里学习了四年的中文和唐史。


梅兆赞的第一段婚姻以离异结束,而后于1963与英国神经生物学家罗娜·皮尔森(Rhona Pearson)结婚。196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到中国史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书,并成为东亚语言和领域研究中心(East Asia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Center)的联席主任。


作为教授的梅兆赞是反对越南战争抗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多次前往东南亚,对北越政府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他参与了会议和静坐示威,1972年,他和其他达特茅斯教员和学生一起因拦截应征入伍者的大巴而被捕。


梅兆赞没能获得达特茅斯的终身教职。于是他和妻子于1975年搬到了伦敦,最终在那里成为一名记者。除了担任《观察家报》的驻华记者,他还曾为包括《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和《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在内的多家报章撰稿。


他继续在中国各地报道,对西藏尤其感兴趣,先后六次前往那里。他的采访对象包括流亡的达赖喇嘛,两人后来成为朋友。


梅兆赞在1991年实质上被驱逐出中国。两年后,他接受了伦敦《泰晤士报》在香港的东亚编辑职位。1998年,由于相信报社为了保护其所有者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商业利益而减少对中国的批判性报道,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泰晤士报》主编彼得·斯托萨德[Peter Stothard]对此予以否认。)


梅兆赞于1986年与第二任妻子离婚,而后在1997年与澳大利亚调查专员黛博拉·格拉斯(Deborah Glass)结婚。两人在2014年离婚。除她之外,梅兆赞的身后人还有他的姐姐芮芭·古德曼(Reba Goodman)。


对于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以及在他看来为保持经济关系而无视北京的权利侵犯行为的西方领导人,梅兆赞的批评从无保留。他在职业生涯中经常谈到共产党对叙事控制的关注——在他看来,这对中国社会整体构成了一种伤害。


“对中国人来说,撒谎创造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回答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不清楚’,”他在1993年《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除了在直系亲属或最近的朋友身边,基本上没什么地方可以肯定什么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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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溜达 发表评论于 2021-09-29 10:51:35

白左和毛左只是在争夺领导权而已,没什么所谓救世主的说法。你以为索罗斯消灭国家是为了均贫富?他是为了自己当世界的皇帝,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皇朝更替死的不是旧皇朝的皇帝,而是一起争天下想当新皇帝的,所以白左发现毛左不听话要抢班夺权了就很愤怒,就像当初老毛更恨的是苏修而不是美帝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1-09-29 10:19:59

我早说了,白左喜欢的是落后的中国,他们在那里可以找到一种高高在上救世主的感觉,一旦中国强大,马上由爱转恨。


谢选骏指出:纽时不懂“毛粉无罪,当权犯罪”——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毛粉,没有关系,因为那只是一种观点,因而无伤大雅的。但是,毛粉一旦当权,那就不同了,因为毛泽东思想属于恐怖宣传,毛粉当权,必然犯下滔天罪行。这就像毛泽东本人,当他在湖南乡下被他狗父霸占了老婆的时候,当他在北大图书馆被傅斯年抽打耳光的时候……他不是罪犯。但等他上了井冈山落草为寇,到了延安为害一方,进了北京祸国殃民的时候……他就十恶不赦了。所以说,毛粉无罪,当权才会犯罪。

谢选骏:怀璧其罪与怀才其罪、怀色其罪



网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报道:


出自《左传·桓公十年》,原文是: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原指财宝能致祸。 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基本信息

【释义】百姓本没有罪,因身藏璧玉而获罪。原指草民不能私藏宝玉,一个小草民没理由有宝玉,除非盗取抢劫。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事例】天之苍苍,正色何色?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万能的真理你为什么无动于衷? —钟杰英《罗浮山血泪祭》

相关典故

当初,虞叔有块宝玉,虞公想要得到,虞叔没有给他,然后,虞叔为此而感到后悔,说:“周这个地方有句谚语说:‘一个人本来没有罪,却因为拥有宝玉而获罪。’”于是就把宝玉献给了虞公。可是,虞公又来索要虞叔的宝剑,虞叔说:“这实在是贪得无厌。如此贪得无厌,将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就发兵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奔到共池那个地方去了。在这段故事中,虞叔因为担心贪图财宝招来祸患,所以,把宝玉献出去了;但是,虞公得到了宝玉仍不知满足,最终因为贪得无厌而引来灾祸。

词义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左传》的意思是,自己不要贪图财宝,可以免祸,但是,绝对不是说毫无原则地把自己的所有财宝都送给别人;别人如果贪图财宝,也许一开始能得逞,但是,如果不知满足,也就必然招来祸患。这句话后来被引申为“怀才其罪”,甚至“怀色其罪”等等。

财宝、才华、美貌本身都没有罪过,然而心术不正的人总是想要摧毁或者抢夺。所以如果你怀壁、怀才、怀色等等,应该像虞叔后来对待虞公那样把那些觊觎你的人打跑。

相似的一句话是《周易·系辞上传》中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张尔岐先生说:“如慢藏而不知防者,是教人使盗;冶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


谢选骏指出:在日本,你要银行开一个存款证明,银行就会先让你提供一个“收入来源”的证明。在美国,如果你携带大笔现金,就可能遭到警察没收,于是警察变成了魔兽……这是因为它们的法治社会不信“匹夫无罪”,只信“怀璧其罪”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主人公是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历史典故是什么?》(2019-10-29 首页)报道: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主人公是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历史典故是什么?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其实是一个成语,我们知道,成语的背后都是有一个历史故事的,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总结出来一个简短的话语,可以用来警示后人。那么,这个八个字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讲的是什么时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又是什么人,这个成语又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道理呢?


出自 《春秋左传·桓公十年》,原文是: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原指财宝能致祸。 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当初,虞叔有块宝玉,虞公想要得到,虞叔没有给他,然后,虞叔为此而感到后悔,说:“周这个地方有句谚语说:‘一个人本来没有罪,却因为拥有宝玉而获罪。’”于是就把宝玉献给了虞公。可是,虞公又来索要虞叔的宝剑,虞叔说:“这实在是贪得无厌。如此贪得无厌,将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就发兵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奔到共池那个地方去了。在这段故事中,虞叔因为担心贪图财宝招来祸患,所以,把宝玉献出去了;但是,虞公得到了宝玉仍不知满足,最终因为贪得无厌而引来灾祸。


我们可以看到,《左传》的意思是,自己不要贪图财宝,可以免祸,但是,绝对不是说毫无原则地把自己的所有财宝都送给别人;别人如果贪图财宝,也许一开始能得逞,但是,如果不知满足,也就必然招来祸患。这句话后来被引申为“怀才其罪”,甚至“怀色其罪”等等。


财宝、才华、美貌本身都没有罪过,然而心术不正的人总是想要摧毁或者抢夺。所以如果你怀壁、怀才、怀色等等,应该像虞叔后来对待虞公那样把那些觊觎你的人打跑。


相似的一句话是《周易·系辞上传》中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张尔岐先生说:“如慢藏而不知防者,是教人使盗;冶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


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有时候你犯了上位者的忌讳不是因为你有罪,仅仅是因为你拥有碧玉而已,历史上因此而亡的人不在少数,和氏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有时候人得学会取舍,不过也有很无奈的时候,身为臣子,特别是在古代,一般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鱼俱罗就是这样一个人。


鱼姓其实很少见,鱼俱罗二十岁的时候加入了禁卫军,据说此人身高八尺,天生神勇,声音惊人,凭借着天生的优势,升官也是非常的容易,一直到当上了大都督,鱼俱罗当官是在隋文帝时期,当时的杨广还只是晋王,鱼俱罗从那时就跟着杨广平定了陈朝,还因此立下大功被封为开府。


第二年,鱼俱罗又和杨素一起平定了沈玄懀、高智慧的叛乱,因此接连升官,可惜母亲病逝,鱼俱罗不得不丁忧守孝三年,只不过鱼俱罗运气好,回乡路上遇到杨素,而恰好杨素正在率兵攻打突厥,鱼俱罗和杨素一起打过仗,杨素对于鱼俱罗的才能十分的认可,于是上书请求隋文帝特许鱼俱罗随军出征,隋文帝批准,而鱼俱罗不负众望,上了战场之后表现神勇,杀的突厥人落花流水,给突厥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从此以后再不敢侵犯隋朝边境,而鱼俱罗也因此战功赫赫,被封为柱国和丰州总管。


隋文帝其实十分重用鱼俱罗,虽然鱼俱罗生了一双重瞳,在古代,重瞳是能够代表天子的象征,只不过隋文帝杨坚并不在意,十分大度,可惜到了杨广身上这种大度就荡然无存,再加上鱼俱罗的弟弟鱼赞一直拖后腿,鱼赞是鱼俱罗的弟弟,和鱼俱罗不一样的是,鱼赞生性凶残,时不时的就虐待部下,手段十分残忍,这样的性子注定要被送进监狱,只不过鱼赞早年跟随杨广,杨广对于自己人多少还是有点良心,不忍下手,但又忍不住迁怒到鱼俱罗身上,并让鱼俱罗好好管教这个弟弟。


鱼赞最终还是因为害怕而自杀,隋炀帝小人之心担心鱼俱罗可能会因此心生其他想法,打算眼不见为净,就将鱼俱罗调到安州去当刺史,而鱼俱罗却没有多想,回到京城还给隋炀帝带了许多宝物,可惜隋炀帝不肯接受,而鱼俱罗的悲剧就出现了,按理说这样一大批宝物进献不成那就一定要好好处理,不然很容易遭来杀身之祸,鱼俱罗想着皇帝不肯要,运回赵郡又非常麻烦,就打算将这批宝物送给权贵。


大概鱼俱罗还没有意识到给权贵送礼代表着什么,御史一到折子上去,弹劾鱼俱罗结党营私,这个罪名就大了,要说鱼俱罗就该将这些宝物以皇帝的名义捐献给贫民还什么事都没有,偏偏送给权贵被弹劾,隋炀帝一怒之下就将鱼俱罗除名,还是后来飞山蛮乱作乱,鱼俱罗这才又有了立功的机会,可惜鱼俱罗大概运气用完,虽然鱼俱罗屡战屡胜,但是贼子也像野草一样烧不尽,灭了一批又一批。


而鱼俱罗因为长期在外作战,许久未和家人团聚,便名人悄悄带到自己身边,结果就被隋炀帝发现,隋炀帝想着这恐怕要造反吧才会暗中将亲人接走,再加上小心眼的隋炀帝早就因为鱼俱罗的一双重瞳不待见他了,前有鱼俱罗结交权贵,后有鱼俱罗暗中接走亲人,隋炀帝脑洞大开觉得这人肯定是要造反,因此直接下令处死鱼俱罗,一代名将就此毁在心胸狭小的皇帝手中,实在令人唏嘘。


谢选骏指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是法治社会的特点,那么人治社会呢?其特点就是“怀才其罪”、“怀色其罪”了。《水浒传》里,林冲的老婆就是因为“怀色其罪”而家破人亡的。《三国演义》里,杨修就是因为“怀才其罪”而招惹了杀身之祸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说法显然是错的


网文《洋务运动》报道:

运动背景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令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清朝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欧洲侵略者之要求,同时太平天国也进入低潮,局势暂时稳定。


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痛定思痛,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央执掌大权的两宫太后、奕?等人,认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摹习列强之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之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此等人因此被称为“洋务派”。


清咸丰十一年1月11日,咸丰帝批准了恭亲王奕?,会同桂良、文祥上奏之《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之,“洋务运动”从此开始。


代表势力


在1861年3月11日设置中国首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后来成为推动自强运动的主要机构。另为了应对外通商事务,于天津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将1844年在广州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衙门(1866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迁至上海,掌管当地的对洋通商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后,总理衙门的作用渐减,几乎所有外交事务都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处理。


军事工业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汉阳兵工厂(湖北汉阳,张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所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领域而直接调拨给湘军,淮军与沿海各省军用。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调拨方式有所改变。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先行预付船价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筹款。并按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的每年岁入中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产某种武器成本和售价过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停止生产。这说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为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改革军队


如果说总理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标志,那么坚船利炮的诉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


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


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主要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有效的武器,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


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


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百姓”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造反军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清军和太平军两大敌对阵营的战争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 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事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却是事实。两江总督怡良的一段话可以证明:


“据吴健彰(上海道道尹)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这段话清楚他说明,太平军于1853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枪的记载。例如:1856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93页上记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少数,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600余人,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1862年率13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左宗棠于186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陈炳文赴鲍军门(鲍超)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


曾国藩于1853年在湖南于湘乡于办团练于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于、 岳州于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放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1862年4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 实非中国所能及。”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


据统计淮军1864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1865年, 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淮军于1864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


海军建设


洋务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并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购买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


镇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曾引起日本国民极大恐慌。


定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大清国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曾引起日本国民极大恐慌。


平远是福州船政局首次自行设计建造之全钢甲军舰,也是19世纪末中国造船工业的登峰之作。


民用工业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例子

工厂名字 位置 负责人 别称

开平煤矿 河北开平 李鸿章

鸡笼煤矿 福建台湾鸡笼 沈葆桢

湖北织布局 湖北武昌 张之洞

汉阳铁厂 湖北汉阳 张之洞

兰州制造局 左宗棠 甘肃制造局

兰州机器织呢局 甘肃织呢总局

轮船招商局 上海 李鸿章

机器织布局 上海 李鸿章

教育事业·中国留美幼童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译机构同文馆,还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广方言馆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担任副监督的容闳负责选召近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通讯事业

洋务派在1879年于天津和大沽之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其后于1881年开设电报总局,并铺设由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

1881年,该线建成。


自1882年4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缴还2万两,其余垫款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受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还完毕后,头等官报依然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津沪间保护铁路而设立的士兵和巡路费用,5年内仍然由淮军军饷垫付。


天津至上海的电报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玛乘机要求建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电报开通后,李鸿章和总管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岸的陆上电线,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经历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后。上海至广东的路线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报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个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的,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垫款至1884年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中法战争爆发后,头等官报日增而商报锐减,以至赔累不堪。


结局影响

自强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学)、新式军队(满清新军)、新思想(共和)、铁路、重工业(矿山铁厂)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


自强运动维持三十多年,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其重点项目北洋舰队覆没,洋务运动就此结束,最终失败。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


自强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在洋务运动其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国开始近代化。洋务派官员创办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派出学生在外国留学,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识见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再加上经费受到皇室活动影响,进而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例如光绪帝亲政后,帝师翁同龢(守旧人士)就相当反对洋务运动,对洋务经费更是苛刻,并极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运动期间皇室活动的花费也很可观,例如同治帝、光绪帝大婚;同治帝、慈安皇太后大丧;慈禧皇太后寿辰修建颐和园等。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付之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账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


谢选骏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上述说法显然是错的,因为它看不见西方的科学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如何维护了儒家文明——天皇崇拜。虽然日本的天皇制度和中国的皇帝制度大不相同,就像日本的佛教不同于中国,日本的神道不同于中国的道教……但这毕竟更不是“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那么,它是如何与“工具方面的西方化”互相匹配的?实际上,天皇崇拜是被外部的美国原子弹打败的,而不是被内在的“工具方面的西方化”打败的。在我看来,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是旗人的作梗所致。他们要坚持类似共产党四项基本原则那样的特权,现代化改革就不能成功了。清朝的“旗人”,不就是现在的“党员”吗。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谢选骏:假名媛就是行为艺术家



《假名媛的21天:现实中她素颜清爽 与“假名媛”判若两人》(法治周末报 2021-09-26)报道:


9月18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见到邹雅琦时,素颜清爽、有些腼腆的她,跟网文和视频中精心打扮过的“假名媛”形象判若两人。交谈中,邹雅琦向记者还原了自己21天的“假名媛”经历


近日,一篇讲述北京女大学生不花一分钱却在城市中“优雅”生活了21天的故事在网间流传。这个年轻女孩精心装扮,衣食住行全部靠“蹭”,却过得“像名媛一样”。


“蹭”社会资源的21天免费之旅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2021届本科毕业生邹雅琦。在央美,实验艺术专业分为三个方向,邹雅琦主修其中的社会性艺术。


5月,邹雅琦凭借手机和折叠三脚架将自己免费生活21天的经历记录下来,拍摄了整整256G的素材。经剪辑制作后的视频短片《瞬间所有制》,于今年6月在央美毕业展上首次呈现给公众。


邹雅琦这样描述自己的作品:“我通过蹭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北京市免费生活了21天,衣食住行梳洗娱乐全部蹭来,并且过得像名媛一样优雅……通过21天的行为来达到对所有制的思考——瞬间与永恒的关系,以及(对)现实的反思——这个社会应当留有余地还是应当检查漏洞。”


她还写道,“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极少数人是否可以通过这个社会产生的某些过剩物资从容地活下去。在我的经历中,这种免费‘过剩物资’的分配非常有趣,它们往往分配给看起来物资富足的人——免费睡觉的高级酒店大堂、免费洗澡的机场和酒店浴场、混入婚礼或自助餐偷吃……”,“我就扮成这种物资富足的人,混入其中让一切都合情合理”。


确有担心因违反规则而招致风险


线下展出后,《瞬间所有制》并没有很快在观展者中掀起大波澜。作品第一次收获热度是在一个长期关注“美院日常”的自媒体号将短片更名在线上发布后。几日内,该片在B站(哔哩哔哩)浏览量迅速突破200万。


同时,许多自媒体将邹雅琦的故事 “洗稿”后重新发布,一些公号还标注了“原创”标签,标题中 “女大学生”“假名媛”等博眼球的字眼,让一些公号收获了“10万+”的流量。邹雅琦认为,有些公号洗稿后的文章误导了读者,故意放大了“名媛”一词,让很多网友误以为她就是“真名媛”。


邹雅琦强调,自己并非名媛,并且在生活中是一个朴素的人。她反对消费主义,偶尔会在慈善商店买东西。


不久前,假扮名媛央美女生回应的相关话题在微博冲上热搜榜第一名。舆论关注把邹雅琦和她的行为艺术作品推向风口浪尖。


9月18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在其毕业后的住处兼工作室见到邹雅琦时,素颜清爽、有些腼腆的她,跟网文和视频中精心打扮过的“假名媛”形象判若两人。交谈中,邹雅琦向记者还原了自己21天的“假名媛”经历。


“在做这项行为艺术前,我做足了准备工作:去每个地方提前踩点,摸清哪里有免费食物,哪里可以免费过夜,哪家店24小时营业的……”,“首先确定去哪些地方,并且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否则容易被识破”。


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邹雅琦用妈妈给的经费购置了用来装扮成“富人”的装备:假的爱马仕挎包,一枚假钻戒、两条“山寨”项链和1个彩妆盒。


视频中的邹雅琦始终保持着精致妆容。她特意用口红把嘴唇画得很红,以达到“生人勿近”的效果。脖子上戴着的那条项链,则在光照下反射出闪亮的光。


经过前期调研和备齐装备后,5月1日,邹雅琦的行为艺术项目正式开启,她把完成精心设计好的不同行程称为“通关”。


第一关从离学校不远的一家女仆主题酒吧开始。“我去他们组织的漫展帮忙,不要报酬,酒吧老板则让我免费吃住,这样度过了三天。后来,酒吧老板给我买了最便宜的机票,并报销我往返机场的车费。”


机票是进入第二关—机场候机厅的“通行证”。在机场候机厅,邹雅琦用事先打印好的头等舱专属牌混进了头等舱候机室。在那里,她“吃免费自助餐,睡红丝绒沙发”。


随着项目向前推进,邹雅琦觉得自己的“表演”越来越自然,刚开始时的紧张感也逐渐消失。


第二关“通关”后,她从容混进过拍卖会会场,在拍卖会上试戴价格不菲的翡翠镯子,吃会场提供的高级点心。此外,她还成功混进了五星酒店的大堂、自助餐厅和淋浴房。5月21日,所有“通关”结束,邹雅琦回到学校。


随着邹雅琦的作品在网上引发热议,有人质疑她背后另有拍摄团队。对此,邹雅琦解释,“我有一个可以折起来的三角架,打开之后有一米高。它还有一个遥控器,在拍摄过程中没有引发关注,可能别人觉得我只是个同时用两个手机的忙碌的人。”


还有网友发文提出:邹雅琦“骗吃骗喝”21天,用假头等舱休息室专属牌骗过服务员,享用头等舱休息室一日三餐,冒充酒店住客签名偷吃自助早餐等行为尽管是艺术创作,但是否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事实上,有些时候,邹雅琦也担心自己的行为艺术因违反规则而存在风险。比如,她确实“偷吃”了宜家的面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邓丽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行为艺术的主体来说,的确存在法律风险。最终这种风险是否会转化为现实的处罚,要看具体法律法规的适用,包括各种消费场所制定的规则,这些场所如何看待违反这种规则的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如何主张自己的权益等。


邓丽觉得,邹雅琦经历了一场冒险、一场奇遇,成就了一部作品,但也要做好承担相应责任的准备。


“名媛”一词的外延越来越开放


“名媛”话题并非首次登上热搜。一年前, “上海名媛拼单群”就曾成为网友谈资。拼单购买奢侈品、定顶级酒店、打造高端人设的“假名媛”群聊被媒体揭露后遭到网友群嘲。


邓丽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名媛”一词的外延越来越开放,最初在较狭窄的意义上主要指向名门闺秀,现在似乎有钱有名又经常出入社交场合(包括网络社交)的女性都可以叫“名媛”。在过去,名门闺秀或者嫁入名门望族的女性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她们往往体现出良好的教养和风仪,代表着美好的女性形象。


当下一些社会媒体、娱乐界使用“名媛”这个词,可能并不强调文化意蕴,主要是指有一定名气又时时显示出富足甚至奢侈状态的女性。


“名媛”新闻广受关注,这背后也折射出大众的“猎奇”心理,这是意味深长的,邓丽说。


屡屡出现的“假名媛”现象说明了什么?


有网友把邹雅琦的经历比作现实版的《百万英镑》。在马克·吐温的这部小说中,流浪汉偶然获得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的支票,一个月后,他不但没有饿死或被逮捕,反而变成了富豪。之后,用网络语言来说,他“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另有网友感叹:“社会缝隙多如蛛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为,“这种说法是文学式表达,不能描述真实社会,对于真正遇到困难的人来说,社会更像四面墙,走投无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对于邹雅琦的21天“假名媛”艺术作品试图表达的批判,张建伟也不以为然。


而在邓丽看来,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如果清爽分明,不存在接驳、缝隙以及模糊含混的角落,是理想化状态,社会本身有它混沌的一面。美院女生的作品引发争议,真正的原因在于,大家认为这种友好体验只向高收入阶层开放,是友好还是区别对待?如果是区别对待,它是制度层面的还是人性层面的?平等的权利诉求能应用于到这样具体而微的消费情境吗?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将邹雅琦的行为艺术作品看做是一项社会学、人类学中所讲的田野调查或社会实验。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黄家亮表示,阶层地位高的人士确实存在着诸多隐性福利,享受着这诸多隐性便利。这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其根源在于人性中的“势利”倾向,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黄家亮进一步分析,社会上屡屡出现的“假名媛”现象反映出,当前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急剧分化。一部分人心态浮躁、观念畸形扭曲,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内在提升,希望通过外在的符号来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


黄家亮还告诉记者,按照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的说法,当前社会是一种消费社会,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在物质丰裕的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消费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在从“劳动力消费向身份消费转变”,人们消费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的需要,人们需要通过商品和消费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社会也更倾向于通过消费符号来判断人们的阶层地位,黄家亮补充道。


目前,毕业后的邹雅琦已与一家画廊签约,成为一名年轻的艺术家,为即将在日本展览的全新作品做准备。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作品。但是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也没有设定实验结果,并且会一直探索这个议题。”邹雅琦表示,她将在社交平台陆续更新“21天里发生的细节”以及之后新的艺术作品。


“21天的时间不够用。”邹雅琦说, “假如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会尝试接触富人阶层,结识‘真名媛’”,她还向记者透露,“已经答应了学校的老师和他的制片,在不久的将来参与制作与21天‘假名媛’经历类似的影片。”


谢选骏指出:假名媛做的是“行为艺术”——这样,她就可以一边违法,一边高雅,还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上海假“名媛”被抓!住豪宅满墙爱马仕包,背后真相太疯狂》(2020-11-30 杭州日报微信公号)报道:


住在上海市区豪宅,


家中的奢侈品展示墙上,


陈列着几十个爱马仕包包,


不仅如此还拥有大量


房产证、土地证、黄金、英镑……


看了以上描述,


网友们心中是不是也冒出了


一个名媛的形象?


利用这些表象,


女子李某骗取多人信任,


疯狂诈骗500多万元人民币。


日前,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对这起诈骗案提起公诉。


  2018年,周先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女子李某,李某自称是筹措资金借给他人投资生意、帮助他人投资审核风险和征信的,周先生如有闲钱可以交给她去投资。


  “一开始我有点怀疑,但她表现出很有资金实力的样子,全身都是爱马仕等高端奢侈品,我就相信了。她还许诺我一个月15%至20%的收益。”


  之后的7个月里,李某就以某某做房地产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客户买房子需要资金过桥等理由,让周先生投了500多万元,其间李某返还了近400万。后来,李某不支付利息,还让周先生继续投钱,他才产生怀疑。


↑李某与受害人的聊天记录


  而被害人赵女士也是同样的方式被骗走300多万元。她曾陪同李某购买爱马仕、香奈儿、卡地亚等奢侈品,亲眼看到李某刷卡消费,没想到她竟是个骗子。


李某自述


  李某到案后,交代了诈骗犯罪事实。


  她说,自己向他人借钱,给了高额利息,但这些钱并没有带来什么收益。之后,为了支付高额的月息,又不停向更多人借钱。账户里钱越来越少,窟窿越来越大,她则越陷越深,直到资金链断了。借钱的理由都是编造的,借到的钱款都用于还利息、本金,拆东墙补西墙。而那些奢侈品包现在都已经卖了。


↑李某向他人展示的房产和黄金


  经审查,李某通过展示家中奢侈品等手段以达到使他人误以为其资金雄厚的目的,虚构其从事投资生意、征信审核等工作,以月息10%至40%为诱饵,虚构各种理由,共诈骗周先生、赵女士等四人共计500多万元,用于个人挥霍及支付他人利息从而得以继续向他人借款。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受害者为何会轻信?


  李某的外在包装——众多奢侈品,让人有资金雄厚的印象;


  李某许诺高额月息,从一开始的10%一直到40%,越加越高,利诱被害人不断投资;


  李某一开始按时返还本金和利息,让被害人误以为投资获利是真实存在的,继而加大投资力度,最终钱款被骗收不回来。


谢选骏指出:这个假名媛估计没有入党,所以骗术不高,因为行为艺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卖身投靠。


《德国假名媛混入美国上流社会 骗倒纽约精英圈》(2019年4月15日 BBC)报道:


安娜过着名媛一样的生活——这个活跃于美国纽约上流社会的名媛,号称是德国6000万欧元(6700万美元)家族财产的继承人。


该名女子叫安娜·德尔维(Anna Delvey),每天住五星级酒店。她穿名牌服装、参加顶级派对、乘坐私人飞机,出手大方,经常给人100美元的小费。


安娜·德尔维很快打入了纽约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并与各界名流富贾摩肩接踵。


然而,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安娜·德尔维其人根本不存在,她的真名叫安娜·索罗金(Anna Sorokin),由于涉嫌诈骗受到审判。她的诈骗金额高达近28万美元。


她从小与父母一起从俄罗斯搬到德国居住,并有过在英国和法国学习和实习等经历。


她的故事如此离奇。Neflix计划把安娜·索罗金的经历拍成电视故事。


德国富二代?


检控方说,在2016-2017年期间,安娜·索罗金先后诈骗酒店、银行以及朋友等。


安娜·索罗金自称要开设一家名为安娜·德尔维基金会的私人艺术俱乐部。


她还称由于种种官僚障碍使她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财富受阻,因此需要借钱贷款等。


2016年11月,她伪造银行帐单以及其他假文件申请一笔2200万美金的贷款,作为在曼哈顿开艺术俱乐部的费用。


安娜在 Instagram上有接近6万粉丝。


虽然没能如愿以偿拿到这笔贷款,但是银行还是给了她10万美金的预付款。


安娜用诈骗来的钱过着奢华的生活,她被指控曾用35000美元租用私人飞机,但却从未支付这笔帐单。


花钱如流水


雷切尔·威廉姆斯(Rachel Williams)是索罗金的受害者之一。索罗金曾邀请雷切尔到摩洛哥度假,费用由索罗金全包。但在刷卡时,索罗金的信用卡却出了问题。于是,索罗金请雷切尔替她先垫上,承诺之后会把这笔钱还给她。


摩洛哥之旅持续一周时间,却花了62000美金,索罗金则从未把欠款还给雷切尔。


索罗金把利用各种手段骗来的钱用于支付自己的豪华生活:私人健身教练、豪华酒店、顶级派对等等。


安娜·索罗金2019年4月出庭,拒绝穿不符合自己标准的服装。


索罗金据报有自己的美发师,曾有两次因为拒穿不符合她标准的服装而出庭迟到,受到检控方批评。


其中一次,法官非常气愤,告诉安娜·索罗金:“这不是时装表演。”


索罗金自从2017年被监禁。如果被判有罪,她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徒刑。


她还可能被遣返回德国,因为她在美国的签证已经过期。


Netflix将把索罗金的故事拍成电视连续剧,由美国著名编剧珊达·瑞姆斯(Shonda Rhimes) 来操刀。


瑞姆斯因为执导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而成名。


谢选骏指出:人生如此,戏如人生——女骗子就是女明星,网飞就是影视骗子。假名媛就是行为艺术家。


搜狐《90后假名媛获释,Netflix要买下她的故事拍美剧》(2021-02-24)报道:


近日,安娜被媒体拍到出狱后在纽约丝芙兰购物——


2月11日,可能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诈骗犯安娜·索罗金( Anna Sorokin),在服满2年刑后,从纽约州北部的阿尔比恩监狱获得假释。


这个被称为“Soho骗子”、“假女继承人”、“社交骗子”的德国卡车司机之女,在过去几年里,把人们眼中触不可及、高不可攀的纽约上流圈骗的团团转。甚至在出狱后也不忘发征婚启事,积极“打造人设”、卷土重来。


从一家艺术杂志的实习生起步,90后女孩安娜·索罗金伪装德国富二代混入美国上流社会,还化身纽约社交圈名媛,骗取一众纽约权贵新富的信任,肆意享受权利和财富带来的快感。


即使被捕后,这位超级女骗子也不忘“打造人设”


她的撒谎技巧并不高超,但非常能说服人,甚至连她本人都相信这是真的。

即使被捕后,这位超级女骗子也不忘“打造人设”


她的撒谎技巧并不高超,但非常能说服人,甚至连她本人都相信这是真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女骗是个表演艺术家,因为假名媛就是真艺术——她的轨迹诠释了“假名媛就是行为艺术家的诡计”。


网易《上海假名媛,当代真婊子。》(2020-10-19)报道:


上海“名媛”群曝光——这两天“上海名媛”火了。


这个话题在微博上有着惊人的阅读量——全国网民的注意力都被这群“明明看起来那么有钱,实际上却这么寒酸”的上海“名媛”所吸引。


起因是,某公号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详细描述了他花500元混进“名媛群”的记录截图……


本以为在群里可以和富婆们畅聊奢侈品,分享人脉资源,最好能结交一波商业精英。


结果令人目瞪口呆,群里名媛一个没有,高配版的拼夕夕倒是一堆。在群里,你可以6个人拼单一份丽思卡尔顿双人下午茶,平摊每个人85元,就能享受一段精致的上海名媛时光。配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收割一大波点赞。


拼过茶该拼包包了,1500元拼爱马仕包包,每人只需支付350元,就可以背一周。


包有了,但她们可是“名媛”啊,哪有名媛出门打车挤地铁的?拼车安排!


拍摄完毕后,反手就是一个朋友圈+酒店定位,配文:“女孩一定要经济独立”,又收割一大波点赞。


名车名包有了,但“名媛”出行哪能穿平价衣服,这不是拉低档次吗?


于是她们拼起了Gucci二手丝袜,每人只需支付300元,就能穿一天。


虽然拼着40人团的酒店,二手的Gucci丝袜,6人拼单的双人下午茶,


但丝毫不影响这些名媛们,看不起开宝马奔驰的男人。谁也没想到,当年马诺都愿意坐在里面哭的宝马,居然已经成为穷的标志。


总之,在这个群里,“名媛”可以一起拼单奢侈品,奢华服务,奢华酒店,


也不用担心那么多人一起拼归属权属于谁,这些人根本不在乎。就在痛恨拜金主义的网友们正想批判这种行为的时候,澄清新闻来了。最新的新闻报道显示这篇文描述的拼团可能是假的,聊天记录都是一人所为。依据是文章所提到的酒店出来澄清他们没接到过拼团的客人。


真真假假不是重点,这些“名媛”的确是存在的呀。


大家在朋友圈或社交平台上一定都遇到过这样的“名媛风”:通过奢侈品、豪车、高级酒店包装自己,晒出各种高级场所的照片。就连配文风格都是蜜汁相似。


你以为她们只是在单纯的分享,却不曾想真正晒的不仅是酒店、餐厅,还有颜值和身材。


只要火了就能接到广告、卖货。更甚者,有些“名媛”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钓金龟婿。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依靠“名媛”成功嫁入上流圈的例子屡见不鲜,还记得男神潘玮柏吗?


“流水线”名媛——2个多月前,潘玮柏突然官宣结婚。


女方是微博名为luna宣云的网红空姐。


微博刚一发,潘玮柏的圈内圈外的好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看上去恩爱甜蜜的一对佳人,还没过多久, 就被号称“娱乐圈纪检委”的王思聪一言戳穿。


王思聪在朋友圈发文称:“我佛了,Amy姐还是厉害,身边两大大将,一位嫁给了天王郭富城,一位嫁给了潘玮柏,太有实力了。”


此事一出,网友迅速扒皮,竟发现“两大名将”和“名媛群”中的各位一样,都是一条龙服务包装出来的。


最令人疑惑的是,潘玮柏老婆Luna宣云的照片和另外好几个网红小姐姐一模一样。服装、地点、Pose、包包、道具都如出一辙,再配上同款网红脸,让人惊叹不已。这哪是有点相似,分明就是一模一样!


一张摆拍里,就连地上的水渍都几乎一致。


这些尽管不是拼团出来的照片,但如此来看,和上面那个“名媛”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没钱?人均“拼夕夕”,也能享受到这种名媛风。


经过这么一番讨论,不难发现,在“名媛”们眼里,酒店睡不睡不重要,颜值和人设最重要。


不怕套路深,就怕套中套。


随着时间推移,更魔幻的来了,她们想钓的凯子,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男版名媛vs女版名媛


他们的初衷是学习PUA,然后假扮上流成功人士来吸引女性。


这些男性会跟着PUA导师的要求,开始系统地改造自己的外表。


他们会给自己设立一个新的人设,并加以强化。


再掏钱给自己买一身假名牌,就如名媛们拼单包装自己一般。


随后筹资去高档酒店,请专业的摄影师帮忙找角度拍摄照片。


之后在朋友圈炫富,吸引女性的关注。


这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只为了吸引女性。


有网友曝光了自己朋友圈遇到的一个“男名媛”。


底下网友纷纷发表意见:


一批批新出炉的PUA渣男横空出世,跟上海名媛群的姐妹们仿佛是同一条流水线生产批发出来的,都是依靠照片和虚假的包装去赢得异性的欢心。


假名媛与pua男狭路相逢,棋逢敌手,也不知谁更高一筹。


拜金主义不可取


就像郭敬明的《小时代》一样,里面太多人向往上流人的纸醉金迷,从而迷失了自己。


但实际上,绝大多人都不傻,当你在套路别人的时候,殊不知,别人也给你布下了套路。层层套路之中,“拼单名媛”说不准还会与“旅拍阔少”狭路相逢,上演一出黑吃黑的戏码。有句话说得好:一旦人生有了捷径,那捷径就会成为唯一的路。不管是女生也好男生也罢,通过虚假包装的方式,终日活在虚伪的面具下,只为钓凯子或泡白富美,未免太过悲哀。


从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是网络时代打造人设的反面案例,也正折射出了部分人群心态的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真正的名媛,不管身处何地,从容优雅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绝不是靠拼单作秀,东拼西凑出来的奢华靡费。几张“上海名媛”群的截图,将这些人的丑态揭露的淋漓尽致。


人人都想靠走捷径,这让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情何以堪?


拜金主义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物欲横流、人情冷漠、道德沦丧的社会。正是因为外界诱惑太多,我们才更要保持自我,不要让拜金,成为社会主流。


谢选骏指出:微博就是骗子团伙——拜金不是社会主流,那么权力、革命、杀人就会成为社会主流,因为人类奉行的从来就是动物主义,表面上莫衷一是,骨子里成王败寇。

2021年9月28日星期二

“不平等条约”也罢,“强加条约”也罢,其实就是“城下之盟”

 


网文《南京条约》报道:


《南京条约》(英语:Treaty of Nanking),是清国首个因对欧美战败而签定的条约。主要条款是满清割让香港岛和开放五口通商。


满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清在对大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双方代表在江宁府静海寺谈判并在泊于江宁府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汗华囇号上签署《江宁条约》。百年之后的1943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签订《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条约与换文》、美签订《中美新约》,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内容,例如治外法权。《南京条约》原件之一由英国政府保存;另一份正本由中华民国外交部保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


1839年3月,大清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至广州严禁鸦片,与大英产生贸易、司法和外交冲突,使得英政府内阁在同年10月1日,决定派遣远征军至大清,从而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谈判过程


1842年8月4日,大英军舰驶抵江宁府下关江面,清政府代表在静海寺与大英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谈判约4次。8月12日,砵甸乍(又译璞鼎查)提出:“让地通商一端,大清必将香港地方让与大英永远据守。盖大英之国体,既被大清之凌辱,理当让地方以伏其罪,而补所伤之威仪也。”


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大英代表砵甸乍在英军旗舰汗华丽号上正式签订《南京条约》。


同年10月27日,道光皇帝批准条约;同年12月28日,维多利亚女皇批准条约。


1843年4月5日,维多利亚女皇颁发《英皇制诰》。同年6月26日,耆英与砵甸乍在香港就《南京条约》换约,砵甸乍依据《制诰》,成为香港首任总督。同年12月2日,大英帝国授予砵甸乍GCB表彰其功劳。


南京条约的各项条款

大清和大英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

清政府向英方开放五口通商,即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

清政府将永久割让香港岛予大英治理。

清政府向大英共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圆,同时废除须经公行进行贸易的制度。

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

英军撤出江宁、定海军政府等处江面和岛屿。

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

中英文版本误译

《南京条约》的翻译工作由英方人员担任,由于清政府缺乏通晓英语的外交官员,所以主要的翻译也是由英国的外交官马儒翰、郭士立和罗伯聃负责。由于当时的翻译条件并不如现在的成熟,因此,大清政府的版本和大英政府的版本在原文原意上出现差异,令英人迟迟未能进入广州城。


条约第二条的中文译文为: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领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英文版本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e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f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u,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Consular Officers,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and Towns.


条约第三条中文译文为:

……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而英文条款为: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英文版本中“in perpetuity”的中文正确翻译为:永远、永久;而中文版本中的“常远”的解释却有空间讨论。


割让香港影响

1842年至1898年,满清先后三次割让新安县城城外50公里的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予英国,所谓香港割让。香港岛远在中原边陲,英国人曾埋怨它“荒芜、不卫生、无价值”,后来才发掘到它是优良港口。英属香港的法律不受清廷规管,由此成为兴中会的革命基地,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助力甚大,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亦萌芽于英属香港。


近代史第一次割地

香港割让通常被表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割地。(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澳门尚未被割让,只是自明代特许葡萄牙帝国商人的居住点)。而在近代史以前,割地的例子在史籍记载不少,有前燕割虎牢关以西予前秦,唐朝向西突厥和亲时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辽国,南宋在绍兴和议割邓州和唐州予金国,等等。


关税

作为南京条约的后续,《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大英相继取得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仿照中美望厦条约索取了领事裁判权,中外人民诉讼各按本国法律管理)、划定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停泊口岸等外交权利,在与清国贸易时享有更多利益,清朝亦因大英的压力而开放国门,加速现代化,亦间接为往后清朝覆亡、中华民国成立埋下伏笔。


上海崛起

1843年至1844年,基于条约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相继开埠。厦门、福州、宁波因地理限制,商务并不繁盛。而位于长江口的上海因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当时清朝政府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1853年起,上海开始取代广州,成为全大清最大贸易港口。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


传教


鸦片战争时,在清朝约有30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例如翻译圣经以及编写字典。1846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在清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创办了清朝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谢选骏指出:虽然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有助于汉人脱离满人的奴役,但是这笔账将来还是要算的——如果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了,我希望也能割取英国一岛150年,作为对于香港割让的历史补偿。


网文《不平等条约》报道:


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是由中国国民党在1920年代提出,当时西方的国际法知识中并未有此概念。中国国民党提出此概念的用意在于说明签订条约的国家多方中,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由于缔约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导致最后缔结的条约不平等,因此条约通常都会对某一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产生侵害。不平等条约通常是停战的条件和结果,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条约即为和平条约。


概念

西方国际法学之父胡果·格老秀斯之著作《战争与和平法》(1646)将不根据自然法的条约权利内容,分为平等与不平等条款两种,并举例:公元前迦太基与罗马的第二次和约,规定迦国若要对他国作战,必先得到罗马同意,这就属不平等条款。十七世纪的赛缪尔·冯·普芬多夫认为“不平等条约”即“条约中双方所允诺的事不平等或使一方低于另一方”。


十八世纪的法学家发特尔与窝佛也将条约分为平等与不平等,他们认为不论是否平等,条约均有效力。


十九世纪时中国获得西方国际法知识的主要来源:《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各国交涉公法论》均未提及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最先在192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提出——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有“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政纲,在对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的政策。

1924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1924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其中包括“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

性质

“不平等条约”是与“平等条约”相对而言。平等条约一般是指签约各主权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自愿商定的权利义务对等的条约。而不平等条约是指最后缔结的条约,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最常见造成这情况的原因是其中一方(或多方)使用了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强压另外一方(即强加条约)。但亦有人认为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不一定牵涉武力,只要是条约内容是对各方并不对等即可。在这扩大的定义之下,不平等条约可以包括以下各种情况:


1、条约内容本来对双方平等;但由于未能预见的改变,造成实际执行上双方义务出现不平等

2、条约内容本来对双方并不平等;而无论实际效果如何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压力或武力来达至第二种情况

3、条约内容平等,但是使用经济压力达成

4、条约内容平等,但是使用武力达成

从此定义来看,许多20世纪前欧、美国家与其亚、非国家签署的条约都符合不平等条约的概念。而且欧、美国家内部战争后的许多和约(比如普法战争后的法兰克福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也可以看作是不平等条约。而现代某些协定,虽然没有在武力下签署,亦可被解释为不平等。


在习惯上,不平等条约往往是指西方列强(后来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与亚洲国家之间签署,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条约。


近代部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其内部的构成民族之间曾经签订的武力强加条约,因为不属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被认为是民族之间的内部事务而不属于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三字已经“先验”地表示了道德判断,“不平等条约”的概念必然会引出抗争、解放、独立等概念。


与强加条约的分辨


不平等条约(unequal Treaty)和强加条约(imposed treaty)是两个类似的概念,都是关于在武力胁迫下签署的条约的名词。强加条约的概念出现较早,西方的国际法学自18、19世纪即开始出现类似的概念。不平等条约的称谓则是中国国民党于1920年代提出的,最初用来指西方与满清及北洋政府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后来不平等条约的概念逐渐发展,在国际上亦有被其他国家使用。但现在法学上对何谓不平等条约还是没有很明确的定论。有些人认为不平等是指缔造条约的手段使用了武力或胁迫而造成不平等。在这种定义下,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是等同强加条约的。但亦有些意见认为不平等条约是指条约的性质属于不平等,因此可能是在更多不同的情况下造成,而涵盖亦更广泛。


常见内容

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经常包括:


战争赔款

割地

租界

单边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

通商,开通通商口岸

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

协定关税

划定势力范围

这些不平等条约有如下几个特点:


无论条约对缔约一方的主权伤害有多少,大多在缔约时遵循自近代外交学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游戏规则”(即便是形式上的遵循),即由两方的谈判代表先进行谈判磋商,对条约的文本进行确定,体现出条约本身是双方正式谈判的结果。

条约一般都会涉及主权、和战、贸易(或其他形式的)赔款,其中条约签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本国贸易发展。有时也是作为大国之间的交易牺牲品,原宗主国(或对该国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将从属于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出让给第三方,借以换取本国的利益。

18至19世纪亚洲、非洲的不平等条约

习惯上,不平等条约一词经常是指西方列强(后来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与亚洲、非洲等国家间签署,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条约。事实上,这些时期亦是出现了最多具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详见下文各国的不平等条约)


影响

这些条约主要影响有:


打开了闭锁的国门:

不平等条约中包含了许多贸易条款,包括通商,通商口岸的设立,最惠国待遇等等,使得闭关锁国的政府被迫打开了国门。(例子:黑船来航)

对于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形成而言,不平等条约大多体现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尽可能的开拓海外市场,并将利益最大化。这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念:因为自由主义者的竞争往往不遵从法制和平等的理念,而代之以各种手段如倾销贸易竞争。虽然绝大部分经过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工业化国家都会采用开放市场、向世界竞争的贸易手段。但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国家,大国往往利用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破坏阻碍自由竞争的因素。对于亚、非洲的国家而言,这种在存在经济实力巨大差距的自由竞争将不可避免的摧毁本国的独立经济,使本国经济开始逐渐受制于其他国家。


半殖民地国家:

对于被强加不平等条约的弱小国家而言,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惊人影响的,强国的商品输出会对本国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带来致命的打击: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手工业的生产力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机械生产的能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手段导致本国市场打破自然垄断,促使市场融入世界,使本国经济日趋殖民地化;文化上输出被美国、欧洲所崇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造成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的冲击,西方宗教与科技的传入一方面促使有识之士对时局展开深入研究,但更多的是对广大民众的精神麻痹。这些现象使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有的国家甚至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权领导,成为彻底的殖民地。

经济畸形发展:

这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结果之一。本国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很难同英、美等强国在市场上相竞争,没有利润的本国工业自然很难发展。这导致国家开始经济殖民化。而殖民地对于他们的宗主国而言,就是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代言词。这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只能是输出初级产品,而工业领域则近乎空白。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虽然不断解体。但对于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进口工业成品的发展态势。经济命脉仍就由那些有能力控制贸易品价格经济强国所掌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于部分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直至现在依然没有改变,也成为这些国家独立几十年来经济未见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


领土损失

时代终结的开始

这段时期的终结是由一次大战之后开始。随着“亚洲的觉醒”时期到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原(半)殖民地虽然未能够甩掉“三等国家”的矮帽子,但国际独立地位开始不断上升。欧洲各国此时又忙于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疮痍尚未痊愈,又添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创伤。在中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开始实现关税自主与租界回收(详见下文的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


但在欧洲地区同盟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后德国丧失了本就不多的海外殖民地,又需要赔付高达200亿金马克的赔款;昔日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被《摩德洛斯协定》夺走了70%以上的国土,《色佛尔条约》则几乎将这个拥有400余年历史的国家彻底沦为殖民地。奥匈帝国也瓦解了。中国作为战胜国,《凡尔赛条约》却把之前被德国侵占的中国山东半岛主权出让给了日本。由于《凡尔赛条约》对弱小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被认为是世界史上牵涉国家最多的不平等条约。在1917年,国土面积最大的俄罗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列宁宣布废除同各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既包括对其他国家不平等的条约,也包括俄国自己受到的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个声明并没有百分百实行,但这件事情极大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不平等条约努力的热情。


一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极具霸主气质的德国现在被协约国踩在脚下,短时间内没有争霸世界的实力;美日在太平洋利益冲突成为世界不安定格局的中心。为了调和各方(也包括英、法、意等国)在内的利益,华盛顿会议应运而生。不愿看到日本独占中国带来的利益,以《九国公约》大幅削减日本的在华权利,为中国收回自民四条约丧失的部分主权提供了契机。


随着一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减弱,一些具有强烈救国意识的国家开始藉着这样的机会发动权利收回的行动,但这些国家既不敢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各资本主义国家也畏惧各国广大人民的力量,采用了秘密协定与偷换概念的方式,一方面废除一些已经没有多大用途的不平等协定,又采用新名词取代“最惠国”等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权利。比如《中美新约》的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就曾说:“1928年七月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想办法不使用中国所反对的‘最惠国’字样而保持美国的权利。我们在国务院想到这个和以后的条约中使用‘待遇不得有所差别’这一字句的方法。”,可见这些改定新约运动并没能真正触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核心。


对于自道威斯计划后迅速崛起的德国而言,凡尔赛和约不啻为德意志民族的最大屈辱,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希特勒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利用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建立自己的独裁势力,发动德国政府撕毁一战后签定的大量限制德国军事的不平等条约,与奥地利合并。面对着凡尔赛体系的破坏,英、法采用了绥靖政策,对德国的行为妥协,并希望借助德国再度强大的力量进攻苏联(但是,这一举动反而促使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这种情况下的德国提出了“最后一项领土要求”:取得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将会在满足这个要求后与苏联决裂,便由英、法、德、意四国召开了慕尼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次会议连带事后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慕尼黑协定被统称为“慕尼黑阴谋”。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与90年代后的捷克一直认为这个条约是大国之间擅自决定的,牺牲小国利益而满足自身要求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协定。


远在亚洲的日本也为了履行大陆政策,展开东北侵略(参见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国民政府采用了向国际联盟申请仲裁的方式回应日本的侵略,国联则判定东北应该以“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令东北反而成为“国际公认”、名副其实的国际殖民地。


此后不久,影响到世界不平等条约体系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反法西斯同盟不承认与轴心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在同盟内部展开对各国不平等条约的再修订,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取得了部分在条约中失去的权利,为身处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对战后各国民族解放事业起到的推动作用。


二战后,亚、非两洲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开始了其民族独立运动,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收回失去的主权;战后原先强大的英、法、德等国失去了足够强大的实力去维持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国家取得独立身份的要求之一。其中在非洲的独立运动十分广泛,1960年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对非洲不平等条约体系产生极大冲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在其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宣布审查并废除自清末民初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77年巴拿马与美国签订协议,废除《美巴条约》,代之以《巴拿马运河新条约》:取消美国永久占领巴拿马运河区的特权,1999年12月31日中午期满后,运河及运河区的主权及管理权将全部交还巴拿马,由巴拿马确保运河的中立地位。


为防止强国将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再度加之于独立国家之上,1954年12月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为防止不平等条约的再度蔓延,维护独立主权,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告》。经过一段时间后,形式上强加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及其特权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被废除。


各国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造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转变。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签订合约之前,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实施合约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更大规模地倾销商品以及掠夺原料,由商品输出模式逐渐转为资本输出。


虽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平等的,但不乏人表示实际上有很多条约强加条约实际上是平等条约,而且清政府也与朝鲜签订对朝鲜不利的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强硬执行的领事裁判权对清政府影响十分大,外国虽然强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与居住的权力,但也不乏不了解实情的人批评这本来就是应该给予外国的。不少中国人认为通过战败合约外国强迫中国与外国建交、也被宣传不平等条约,但外国向中国强索租借地及海关管理权虽然是不平等条约, 不少租借地的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往往远高于其周围的地区,也带来了新型、较佳的政治管理制度。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上对中国有利;租借地的获取方式有许多种,被动掠夺占绝大多数,但也存在一些清政府官员及列强的不正当交易,因为可以获得收益、也可以减少与外国人的正面冲突;但租借长期来看对于中国统治者造成压力,因为租借地较佳的管理、自由度都较为完善。


然而,无论经济发展的如何快速,也无法改变不平等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本质。领事裁判权“乃是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非法特权,它的主要内容是: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不论其发生任何违背中国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或成为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时,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的领事等人员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据其本国法律裁判”。据此,列强在领事区内或租界内成立行政管理机构,建立领事法院或领事法庭,派驻警察和军队,以充分行使对本国居民的管辖权。领事不仅审理本国国民之间的诉讼,而且依据被告主义原则审判当事人一方为驻在国国民的案件,同时对涉诉的领事馆雇佣的住在国国民也要求进行保护,严重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这种非法特权,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侵犯,更是对一国独立司法主权的剥夺,是公然违背国家主权和国家之间权利对等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的。

英国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滥用,是很没道德的,但当时英国人等各国都在滥用鸦片,当时鸦片全球的地位与现在的烟草相近:因为获益者的利益,而无法禁止,如台湾历史学家连横甚于1930年发表《新阿片政策讴歌论》(又称《鸦片有益论》,替台湾总督府延迟鸦片禁绝时间辩护。英国也是到了1912年方把鸦片当成毒品禁绝。在此之前,鸦片被大量投放入中国资本市场,且在市面上以极低的价格流通,低廉的成本造成了其比世界各地更高的滥用率;正如同目前中国人抽烟率极高、中国二手烟害广泛。


但是这些条约中的过低的关税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这不但造成外国产品倾销,更严重的是提高了中国的失业率,进而伤害了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衡。内河航行权及开放过多通商口岸也让中国人面对难以抵御的商业竞争。俄罗斯向中国强索大片土地,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对中国及中国人都不利。


目前,中国的史学界大多将自1949年以前签订的对外条约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1860年)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

这一阶段既是列强在中国建立殖民体系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南京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与初步形成。《南京条约》又与《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


南京条约(1842年(道光2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南京)

虎门条约(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虎门)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香港)

望厦条约(1844年(道光24年)7月3日,中国与美国,签约地点:望厦)

黄埔条约(1844年(道光24年)10月24日,中国与法国,签约地点:黄埔)

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三国在中国取得了如下权利:


取得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

取得协定关税的权利。

取得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

取得领事裁判权。

取得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

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无论是今后的租界、内河巡航、高额赔款都不过是上述权利的延续、发展与补充。


1853年在上海的一场小刀会起义令英国人取得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绝佳机会: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咸丰4年)7月5日,签约地点:上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4年,英法为扩大在华权益再度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持续4年的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条约: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咸丰8年)5月28日,签约地点:瑷珲)

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7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6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8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3日,签约地点:天津)

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1月14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5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4日,签约地点:北京)

欧美各国从这次战争取得了一些新的条约特权:


胃口大开的领土要求(割让给沙俄的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扩大对外贸易窗口的要求。

内河航运权。

鸦片贸易合法权。

内地自由行动权。

劳工出国权。

这一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大多围绕着贸易而进行,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的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取得利润不能完全满足资本家的欲望,因而就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所以各国采用的都是自由贸易的经济方针,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无不以扩大贸易对象,实现商品输出为主要目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建立殖民地,要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都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面对顽固不愿开放的清朝政府,各国就采用了先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谈判,再取得交易特权与商品市场。


第二阶段(1860年-1919年)


这张法国政治漫画中,列强正在分割中国这块大饼,桌前的人物由左至右分别是维多利亚女王(代表英国)、威廉二世(代表德国)、尼古拉二世(代表俄国)、玛丽安娜(代表法国)、一名武士(代表日本)

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帝国进行了一场洋务运动的变革;在1860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内外祥和”,称之为“同治中兴”。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76年因马嘉理事件签订烟台条约。1883年,法国为侵略越南而挑起中法战争,清军于马江海战大败后,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清政府主张趁胜求和。1885年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场战争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成绩,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严重不足。此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制定了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并通过不断扩军备战,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1885年,日本趁朝鲜内乱之际,与清朝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在一切就绪之后,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战争迅速失败。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咸丰11年)9月2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同治3年)10月7日,签约地点:塔尔巴哈台)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光绪2年),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烟台)

中法新约(1885年(光绪11年),签约地点:天津)

中英缅甸条款(1886年(光绪12年),签约地点:北京)处理缅甸事宜的条约。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光绪13年)12月1日,中国与葡萄牙,签约地点:北京)

藏印边境条约

中英藏印条约(1890年(光绪16年)3月17日,签约地点:印度加尔各答)

中英藏印续约(1893年(光绪19年)12月5日,签约地点:印度大吉岭)

马关条约(1895年(光绪21年)4月17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马关)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光绪22年)7月21日,签约地点:北京)

因甲午战争后中国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国土划定土地进行租界,租界地条约: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6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1898年5月7日在俄国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6月9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北京)

订租威海卫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7月1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北京)

广州湾租界条约(时间:1899年(光绪25年)11月16日,中国与法国;签约地点:广州湾)

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在中国北方兴起(南方也有类似性质的运动,规模较小)。义和团运动极端排外,在华北四处杀害外国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烧毁教堂。外国人纷躲入使馆避难。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合起来,组成联军,在天津登陆后,向北京进发。清政府则以“义和团可用”,让义和团及清兵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于1900年6月21日并向十一国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皇室仓皇离开;并以政府之前是被义和团胁持为名,由李鸿章出面跟列强求和。义和团则被中外联合剿灭。同时俄国更乘机占领中国东北。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对中国处以惩罚性的条款,包括容许外国在北京至天津驻兵,并对各国赔偿大额军费。李鸿章不久病死。这个条约进一步削弱清政府的统治。


辛丑条约(1901年(光绪27年)9月7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1905年(光绪31年)12月22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光绪32年)4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

满洲里界约(1911年(宣统3年)12月20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满洲里)

民四条约(二十一条,民国4年(1915年)5月2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京)

中俄蒙协约(民国4年(1915年)6月7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外蒙古,恰克图)


《辛丑条约》签定时的合影。条约对中国处以各样惩罚性的条款。

第三阶段(1919年-1949年)


1927年北伐,收回了部分英国租界,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收回主权。图为国民革命军接管英国租界。

在这一阶段,在中国植根近80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遭到动摇。十月革命后,苏联曾两次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归还中国领土。国内民主意识与救亡图存观念日益上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此起彼伏,令当时的北洋政府受到极大压力。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抗议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因此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没有在损害中国权益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1921年,中华民国第一件平等新约《中德协约》,在北洋政府与德国谈判八个月后签署,争回领事裁判权与关税自主权。此后不久,随着联俄容共的实现,中国国民党领导进行北伐。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持续不断的收回权力与“改订新约”,使得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政府在二、三十年代虽没有彻底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但已经对部分国家主权展开收回行动。其主要活动为:


收回租界:包括1927年1月国民政府下令收回发生一三惨案事端的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国占领的威海卫;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时在华租界。

收回关税主权:改订新约运动的成果之一;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新税则,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废除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

但这一系列的活动并没有彻底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力依然不足以与世界强国对抗,政府担心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各国可能做出强烈反应,甚至是动用武力;政府需要有外国的经济、外交上的支持,不可能接受被国际孤立的形势。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由于中国与意、日为交战方,因此废除了在华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分别与中华民国签署《中美新约》、《中英新约》,自愿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治外法权废除后,中国司法权才完全独立,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定1月11日为“司法节”。1945年8月14日中国被迫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导致外蒙古独立。到1947年时,中国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九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陆续废除。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淞沪停战协定(民国21年(1932年)5月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上海)

塘沽协定(民国22年(1933年)5月31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塘沽)

秦土协定(民国24年(1935年)6月27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平)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民国34年(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约地点:莫斯科)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民国35年(1946年)12月2日,中国与美国,签约地点:南京)

后续事件

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

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且历届苏联、俄罗斯政府均否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且苏俄对华宣言明确写着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条约、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定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并不包括之前的条约)。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联签定《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联不支持中国国内共产党;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的前提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联合国大会2月1日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是为“控苏案”。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中华民国政府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推翻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承认。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166号决议,建议联合国大会接受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投票表决。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表决。2012年5月21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一、民国35年我国宪法制定公布时,蒙古(俗称外蒙古)独立已为我政府所承认,因此,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二、外交部虽于民国42年提经立法院决议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并未完成宪法领土变更之程序。”“三、外交部在91年7月8日函示略以:“蒙古已为主权独立国家,且为联合国会员国之一。国际法上国家之承认,原则上属于‘无条件与不可撤回的’,当时承认之相关要件迄今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继承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地位,在中华民国已经于1946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发展对蒙外交,1949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函蒙古总理兼外长乔巴山,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曾保留对唐努乌梁海的声索。1948年5月,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照会苏联外交部,声明唐努乌梁海为中华民国领土,但苏联方面并未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未正式对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表态,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国概况》(人民出版社,书号17001.36,1972年3月出版)指出:“苏联在1944年吞并了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中国政府没有承认”。另外,《辞海》等书籍亦作相同描述。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2001年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宣布“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至今仍未作出明确说明。中华民国政府则于2006年废止蒙古盟部旗组织法,2013年说明由于“务实考量国际局势与实际需求”,承认图瓦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而网站上的俄罗斯地图也包含唐努乌梁海。

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

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件一《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为长春铁路,由中苏双方成立机构共管,三十年期限后由中华民国收回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附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苏方同意不迟于1952年将长春铁路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国政府。1952年8月,中苏双方发表《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同年12月31日,中国收回了长春铁路的全部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重新接管关东州(包括大连、旅顺、金州及附属岛屿)。根据1946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占领旅顺军港,在大连商港享有特权,有效期限三十年。直到1955年,赫鲁晓夫将关东州的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英两国在1980年代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并签订《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葡萄牙根据声明于1999年12月20日移交澳门政权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江泽民分别于1991年、1994年访俄,先后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中俄国家西段协定》;1999年叶访北京时两人又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议定书构成了以后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2001年7月江泽民再次访莫斯科,与普京签定《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肯定国界线。

日本

美日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1854年、美国

日俄和亲通好条约(下田条约)1855年、俄国

安政五国条约

兰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荷兰

英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英国

法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法国

美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美国

俄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俄国

琉球

琉兰修好条约1859年琉球,荷兰

琉法修好条约1855年琉球,法国

琉美修好条约1854年琉球,美国

朝鲜/韩国

韩日合并条约1910年韩国,日本

第三次韩日协约(丁未七条约)1907年韩国,日本

第二次韩日协约(乙巳条约)1905年韩国,日本

第一次韩日协约(日韩新协约)1904年韩国,日本

韩日议定书1904年韩国,日本

仁川华商租界章程1884年朝鲜,中国

济物浦条约1882年朝鲜,日本

朝美修好条约1882年朝鲜,美国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2年朝鲜,中国

江华条约(日朝修好条规)1876年,朝鲜,日本

越南

第二次顺化条约1884年越南,法国

第一次顺化条约1883年越南,法国

第二次西贡条约1874年越南,法国

西贡条约1862年越南,法国,西班牙

法越凡尔赛条约1787年越南,法国

柬埔寨

第二次柬法条约1884年柬埔寨,法国

第一次柬法条约1864年柬埔寨,法国

缅甸

杨达波条约1826年缅甸,英国

泰国/暹罗

暹法条约(曼谷条约)1893年暹罗,法国

尼泊尔

尼泊尔印度友好条约尼泊尔,印度

萨高利条约1815年尼泊尔,英国

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先后签署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和色佛尔条约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惟由于土耳其独立战争的关系,该两条条约最终没有被执行,由洛桑条约取代。


埃及

英埃条约1936年埃及,英国

其他

维持现状协定1947年锡金印度

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匈牙利协约国

谢选骏指出:“不平等条约”也罢,“强加条约”也罢,其实就是“城下之盟”,也就是一方迫使另方签订的——除非力量均衡已经改变,否则废除它们都是不可能的。“历史力学”如此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最后都会遭到清算,甚至变成“位置互换”——例如现在离开鸦片战争还不到两百年(1840—2021年),但英国已经分裂萎缩,现在离开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间更短,但法国、俄国都是已经分裂萎缩——而且他们各自也都遭到不平等条约、强加条约的削弱。这就是历史的报应。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鸦片由伶仃洋输入,南宋在伶仃洋灭亡,两者在伶仃洋呼应,似有冥冥中的天理定数

网文《第一次鸦片战争》报道:


第一次鸦片战争(First Opium War)英国经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背景

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国。而它在亚洲下一个主要的侵略目标就是中国。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曾经的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在全国成为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列强扩张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殖民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及产品生存空间。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封建儒家奴化教育下的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选择的最佳对象。

起因·贸易顺差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鸦片输入

工业革命后,英国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虎门销烟

鸦片贸易给英国、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派“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要再贩卖,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将大部分法律上属于英国人的鸦片库存全部销毁。英国把禁烟行动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促成战争的爆发。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1.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2.零售商;3.过去禁烟弊端;4.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过程·战前情况

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存放鸦片。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向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

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

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据罗兹·墨菲的分析,则是为了拥有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而中国因传统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贡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或忽视和遭受排挤,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将中国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必要时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英军首次北上

战争爆发之初,中方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但被道光斥为一片胡言。不过《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清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民众抗击英国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 

虎门广州之战(1840.12~1841.8)

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订,使道光帝大为不满,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职,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1841年1月7日,英军也不满谈判的进展,义律先下手为强,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虎门之战。

道光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5月22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英国不但不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期间广州民间反英气氛炽热,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民众自发武装起来进行抗英斗争。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

英军再次北上

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即第三次厦门之战),旋北进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军以疾疫流行,放弃定海),10日陷镇海(今属宁波),13日占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媾和(见浙东之战)。

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而此时英军仅仅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连。英军被困在牛栏岗,天降大雨,火药受潮,无法发挥出威力,展开肉搏战,一名英军死亡。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保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保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但实际上,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这种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广东人民又以“社学”的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

清军溃退

英国政府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英军后来又攻打长江的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的失利,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认为汉人通敌,纵兵杀害汉人。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清廷处于不利位置。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军分遣舰队还多次对台湾进行侵犯。由于守军准备充分,战术巧妙,取得了整个战争中罕见的胜利,仅俘获英军就有182人(见台湾抗英斗争)。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运河。7月21日,英陆军6900余众,发起镇江之战,遭顽强抗击,被击毙击伤169人后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在谈判期间,由于英军的恶行引发了地方性的靖江保卫战,侵略者死伤13人后败退(从台湾、靖江之战看来,当今记载的英军伤亡数字不无可疑之处)。

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列强的第一次战争,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武器装备落后,终为英军所败。鸦片战争的实践表明,满清军队不能战胜欧洲军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 

南京条约签订

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8月29日,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满足了英国大多数的要求。主要内容: 

割香港岛给英国。(丧失领土主权)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丧失贸易主权)

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2100万元的成分是: 600万赔偿鸦片,300万偿还英商债务,1200万英军军费。(大量白银外流)

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丧失关税主权)

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丧失贸易主权)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影响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得到了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经受更加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面临着更为复杂曲折的斗争。 

政治

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以军事为主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社会危机四伏,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许多有学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然而包括朝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清廷的战败并没有使其进行改革,反而继续行保守的闭关政策,引致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出现洋务运动等的自强救国运动。

经济

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清廷对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反应并不激烈,反而对中英两国文件采用平等体制感到不安。但是经济上,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同时也对外国开放了中国市场。

五口通商后,清朝海关及税率被英国控制,关税主权受到破坏,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税率,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无法保障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鸦片继续销售,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品大增,1837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价值为90多万英镑,到1845年已到达239万4千英镑。随着外商在华投资建厂,刺激了国内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近代工业的欲望。

新开的五个条约口岸中,长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后来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为纪念《南京条约》开放上海而被命名为南京路。中国市场大门的打开,使得商品贸易首先在沿海地区展开,工商业日益充满活力,大批新兴城市兴起,打下了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基础。

思想

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伴随着经济上的深入,国外的先进文化也同时传入中国:自然科学冲洗着国人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国外的生活方式开始融入上层社会的生活;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也在中国国内悄然传播,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打下思想基础。

评价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随着鸦片的输入,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他们既接受内外烟贩的收买,又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从中取得利益。有些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十足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清廷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获得丰厚的贿赂。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为这种“通商”关系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摇摆不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战守无策,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当战争受挫时,他们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当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时,他们就屈辱投降。

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有边无防。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不会组织、指挥打仗。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不谙敌情,株守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一线防御,不顾纵深侧后;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未等敌军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举起白旗投降。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诗人陆嵩语)。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

史书评价

赵尔巽等《清史稿》: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南京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为上文是马列歹徒所杜撰,他们是苏联培养的汉奸,因此完全忘记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中国的独立主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已经丧失了,而鸦片战争不过是清朝和英国这两个坏蛋之间的撕咬。说到底,林则徐就是个汉奸,他帮助满人镇压汉人,这么一个下三滥的福建人渣,怎么可能打赢鸦片战争呢?最多只是虎头蛇尾罢了——“虎门销烟”,真有虎头蛇尾的象征意义。在我看来,鸦片由伶仃洋输入,南宋在伶仃洋灭亡,两者在伶仃洋呼应,似有冥冥中的天理定数——似乎只有欧洲殖民者才能打败满蒙殖民者,让中国获得夹缝中的喘息和生存。而后来的日本和苏联,则是企图取代满蒙在中国的独占权利,为此还在中国发动了百年战争,至今没有停止。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谢选骏:林则徐是个铁杆汉奸

《鸦片战争时期为何有那么多汉奸?林则徐为什么觉得“汉奸”“可悯”?》(历史趣闻2018-09-27)报道:

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上,当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商贩和流民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香港被英军占领后,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汉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卖给英军。

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着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平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为何同情反满的汉奸?因为他自己是个附满的汉奸——汉奸都是为了“吃饭”而干活的,谁给的待遇好就给谁卖命。而英法联军显然比满蒙鞑子更有人性,所以汉奸为他们工作很是愉快——“不平等条约”赋予中国人民以基本人权了!


《林则徐死得其时:死在即将镇压太平天国前夜》(2009年11月17日 东方体育日报网沈庆丰)报道:

本文摘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作者: 端木赐香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841年5月1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要他离开广州的处分:“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听候谕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40页)5月3日,他就收拾行装,奔赴前线。但是,他身在浙江,心在广东。广东战事的命运,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主和派琦善是倒了,广州的后任们——靖夷将军奕山、参赞隆文、参赞杨芳,那可全是奉皇命而来的主剿派。但结果很惨,广州战败,还签订了《广州和约》。

广州战败,道光火气首先发到了林则徐与邓廷桢身上,6月28日,道光下谕:“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屡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量,全无实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也当德威并用,控驶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责任……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55~1056页)从道光的文辞里,我们能发现,道光对邓廷桢的怨气,仅是嫌他所设排练费钱无用。而对于林则徐,道光的着眼点仍在“衅起林则徐”之认识上,认为他没有德威并用,控驶不得宜。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满腔悲愤,从浙江镇海起程,1841年8月,路过镇江,与老友魏源相见。想起10年前在宣南诗会上的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再想想现在的夷务纷扰罪臣之身,当然是感慨唏嘘,不能自已。这次相见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让他继续编著。之后,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魏源回到扬州闭门谢客,发愤著书,编就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刊,1847年刊出60卷本,1851年刊出100卷本。按说,《海国图志》写成后,最先反应的应该是林则徐,但奇怪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不知是林则徐早已忘记此事,还是听说后不予重视,甚或本有表示,但资料无从找到。

林则徐赴新疆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儿。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了,林则徐既有治河经验,又写过有关水利著作,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了。于是,道光一纸诏书,把林则徐改发开封效力赎罪了。与此同时,皇帝着素来看重林则徐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祥符督办河工。林则徐与王鼎合作愉快,林则徐甚至希望河工一完,自己告老还乡养老去。而王鼎的意思,是希望借河工之事,按往常惯例,对林则徐论功行赏,不能重新起用,至少可以将功折罪吧。但是不愉快的消息从前线不断地传来,英军扩大了战事,闽、浙战事失败,林则徐的好友裕谦身亡,奕经的大反攻也宣告失败,道光的怒气仍然发在了林则徐身上,大堤胜利合口的同时,道光新的谕旨也下来了:着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12月10日,经过一年近四个月的奔波,林则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充军地:伊犁惠远城。前来迎接他的是曾经的战友、现在的难友、一同发往伊犁先他半年赶到的邓廷桢和伊犁参赞庆辰。在两人的陪同下,林则徐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处报了到,布彦泰给林则徐的差事是“掌粮饷处事”。但林则徐作为南人,不耐寒冷,竟致体弱多病,不能视事。在布彦泰的关照下,林则徐干脆不视公事,专作休养了,和邓廷桢等难友吟个诗、作个赋、下个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1843年8月1日,效力伊犁的邓廷桢被道光皇上加恩释放入关,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他私下里算计,邓廷桢比自己提前半年到达充军地,那么自己的归期当在明年春夏。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人更是力邀林则徐搬到邓廷桢原先租住的寓所去,说:这三四年来,住此屋者,都被召回了。林则徐遂搬住进去,但等来的不是加恩入关,而是令往南疆开荒去。能被皇上想起,并被起复使用,对林则徐来讲,也算是一个惊喜了。那就开荒吧。就这样一开两年,1845年10月29日,道光皇上降旨,同意释放林则徐,着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12月20日,兴冲冲赶到玉门县的林则徐再次接到道光谕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看来道光不想再看到他了。1846年8月,林则徐改任陕西巡抚。虽然仕路复兴有望,但林则徐病体难支,一直想告老还家,还想去北京看病,但是皇上不准。1847年,道光又让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从陕西再跑到云南,林则徐的身体折腾得够呛。1849年10,林则徐请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

此时他的故乡正在沦陷之中。《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英国驻福州首任理事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寺。此时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办理夷务,两人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两人暗中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韵珂怕违背道光皇上“民夷相安”的指示,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私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士绅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遂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双方这样交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夷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夷杂住一块,最易起冲突。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记连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评理,通事施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民众认为官方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至有人画漫画,刘在像中“为夷人啖屎”……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夷人入城,福州干脆成“腥臊之窟”了,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如果有一人有声望,有方略,使官民都听他的,夷人可能就老实多了。

不知王庆云是否把林则徐当作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但知林则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写了信,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可见,林则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待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未加拒绝,在租约上给其盖印。

对此,林则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并缮写公启责侯官县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10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恐吓,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夷大行动。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但是徐继畲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作为福建布政使,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首先是个清官,其次才是个能吏。特别是对管理地方夷务的他,道光曾专门交待过:“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林则徐鼓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让他们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上书,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京城这么一施压,新做皇上的咸丰随即数次发谕旨责刘韵珂和徐继畲详细汇报福州的实情,徐继畲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但人家是革命领袖,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而自己的意思是,目前英夷正在挑衅生事,我们即使反对英夷入城,也得从缓图之,背地里图之,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招致英夷来攻,则大为失计。至于刘韵珂,在给咸丰的奏对中说得更是干脆:“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最后向皇上表态:自己“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任复兴:《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泻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17天就死了,肯定是汉奸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剧毒……

我觉得这些猜测毫无根据。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呢?所以,凶杀案不成立,自己累死的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倒让林公避免了一个坏名声,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里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因为比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阴影!何其幸也!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死了也还是个满人的鹰犬,他越是能干,就越是铁杆汉奸,这样的二鬼子,还是早死早好了。遗憾的是,他的走狗相貌,竟然还竖在了纽约唐人街,大约又是福建人干的坏事之一。

《清朝其实很有趣:林则徐为何赌龚自珍儿子为汉奸?》(2012-06-17 节选自《清朝其实很有趣儿》,中国工人出版社)报道:

鸦片战争中,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凄惨,事实上,战争一开打,大清帝国这方面就是捷报频传,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最鼓舞人心的战报,当属宁波方面的中国守军。他们发布战报说,“英国女王的妹妹被他们逮到了……”这个消息,令大清帝国的臣民们极度亢奋,白山黑水之间,黄河两岸之地,到处是奔走欢呼的人民群众。只有林则徐极度郁闷,因为他心里明白,宁波方面逮住的所谓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妹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擦皮鞋的洋大娘,这种事蒙得了一时,蒙不住一世,眼见得英国人来势汹汹,只怕是大祸难逃。

眼下的危境,林则徐急切需要才智之士的协助。那么在大清国,谁人可称为才智之士呢?于是林则徐就出门到处去找,进到了一扇门里,刚刚走进去,就听见里边正有人破口大骂:“这些朝廷官员吃得脑满肠肥,可对洋人却无一计,真是丢尽了他们八辈子祖宗的脸……”

骂人的这位兄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他便是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天下第一骂人高手,著名的清代爱国主义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有句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句名诗已经成了固定成语,是个中国人就会背。此外龚自珍还有散文《病梅馆记》,以犀利的笔法揭露了大清帝国对人才的摧残与压制,堪称惊世之作。但是龚自珍写诗、写散文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主要是骂人,而且他骂人不挑不拣,基本上来说是逮谁骂谁,而且专骂朝廷各级官员,所以官员们一见到他无不是脚脖子麻软,后脖梗“嗖嗖嗖”直冒凉气,但听得龚自珍来到,无不是倒屣相迎……你迎接得晚了,他骂死你祖宗三代。

总之,龚自珍,才子也,这是假不了的。

看到林则徐走进来,现场的听众们急忙站起来迎接:“钦差大人来了……钦差大人,兀那蛮夷洋鬼子,还没有消灭殆尽吗?”

林则徐也不回答他们的问话,问:“你们在骂什么呢,这么热闹。”

众人面面相觑,林则徐站了起来,继续说道:“没错,我们在和洋鬼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是一错而再错,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丢人现眼。可我们非错不可,非得丢人现眼不可,因为我们在做事情,而且是在做一件史前未有之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任何人来指点我们,每做出一个决定,我们没有任何比较,根本无从料知此后的结果,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闭着眼睛捉麻雀,通过不断地试错来了解对手。我们每错一次,都会遭受到如此这般无情的指责,但我们每错一次,我们都了解到了对手一些,除非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错误统统错上一次,否则我们就仍然不足以了解对手,这就意味着我们还要继续错下去,还要继续丢人现眼,继续被别人骂……”

正说着,龚自珍悄悄地站了起来,低着头往外走,有人问他:“老龚,你干啥去?”

龚自珍回答了一句:“我去趟洗手间先……”急匆匆地逃离了现场。

冲着龚自珍逃走的方向,林则徐狠狠地呸了一口,骂道:“龚自珍,如果你再这样只是一味地指责谩骂,却始终不肯为你的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的话,那么,我敢保证,到了你子孙后代,不出三辈,一定会出汉奸……”真的让林则徐说着了,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竟然领着英法联军,放火烧掉了圆明园……

林则徐回来后,听到英国军舰长驱赶往天津大沽的战报,心下惶急,心说:“……不得了了,这大清帝国麻烦大了,干脆我全民皆兵得了……”

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布通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行动起来,与英国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通告上说:但凡有俘获英船一艘者,赏银十万。但凡有破坏英船一艘者,赏银三万。活捉英国大奸臣义律者,赏银五万。提大奸臣义律人头来见者,赏银三万。俘杀一名洋夷白种人者,赏银五百。俘杀一名洋夷黑种人者,赏银三百……

钦差大臣的通告一发布,霎时间洋鬼子们群情激愤,纷纷指责林则徐:“老林,你搞什么搞,你竟然把消灭人的宝贵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你知道不知道以人为本?你知道不知道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你,老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命,不是为了消灭生命……”

林则徐听得目瞪口呆:“原来我又错了……原来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救人……可这能怪得我吗?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多了去了,可都是以杀人为目的的,哪里有为了救人才发动战争的……都怪你们洋鬼子,不早就告诉我,害我又弄出了笑话……”

既然犯了错,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圣旨下:林则徐惹得洋人生了气,闹得友邦惊诧,现解职流放,充军发配到伊犁……

谢选骏指出:如此戲説滿清,其實戲説中共。


《叙诡笔记|林则徐是被谋杀的吗?》(呼延云(推理小说作家 2019-08-24 澎湃新闻)報道:

《清史稿》上记林文忠公之死,所言甚短:“文宗嗣位,叠诏宣召,未至,以广西逆首洪秀全稔乱,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署广西巡抚。行次潮州,病卒。”正史叙事,理应如此,只载史实而不录风闻,但在清末的诸多笔记和野史中,存在着大量对林则徐死亡真相的争议。虽然众说纷纭,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林则徐是被谋杀的。本期叙诡笔记,笔者就将所能搜集到的论述此一悬案的相关史料进行归纳、比较和究诘,以探讨其真相。

一、遣戍: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今天的人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误解,就是以为林则徐被遣戍新疆后,成了默默无闻的罪臣,此乃大谬也!其实林则徐从道光二十一年接到“割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那一天开始,就成为了大清臣民心目中的“神”。

鸦片祸国,世人皆知。无论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有哪些虑及不周之处,他也是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安全的柱石,而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朝廷却以琦善易之,很容易让百姓联想到被十二座金牌召回的岳飞,这种古今一脉的悲壮结局,无疑更加强化了林则徐在人们心中的民族英雄形象。

偏偏林则徐又极有大臣风度,领旨后表现得十分平静,收拾行囊,自镇海出发,经宁波抵杭州,准备一路西行出关。在扬州他接到道光皇帝的谕令,说河南祥符堤防决口,“漫决之处已刷宽八十余丈”,让他赶紧去治水。林则徐马不停蹄赶赴开封,亲自督率民工挑土筑坝,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将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

清末学者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一事,就在合龙前一天,林则徐突然接一旨意,谕曰:“于合龙日开读。”第二天合龙之后启旨,谕曰:“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对于道光帝这种过河拆桥的鸡贼行径,在场的大臣和河工们都忿忿不平,但林则徐泰然自若,马上启行。到伊犁后,伊犁将军布彦泰对他十分尊敬,希望他留在伊犁城内便于照顾,但林则徐却主动提出去更边远更艰苦的地方做事,“遂批发极远之所,于是详求水道,始开河泊,民得其利,至今称为神人焉。”

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林则徐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震钧撰《国朝书人辑略》有载,林则徐的书法出色,诗也做得很好,为人又平和不摆架子,所以“求题咏者虽踵接,不暇应也”。等他到了新疆,当地人“远近争宝之”,“伊犁为塞外都会,不数月缣楮一空,公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在林则徐的诸多“铁杆粉”中,有一位是他自己绝然想不到的,那就是皇四子爱新觉罗·奕詝。也许是因为不在其位的原因,奕詝对禁烟斗争和鸦片战争失败的关系与责任反而旁观者清,这也正是他在道光帝去世后继位为咸丰皇帝,重用林则徐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道光皇帝冷静下来之后,也知道林则徐是真正的肱股之臣,于是在道光二十五年起复之,先后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政声卓著”。但长期的遣戍和颠沛严重地损害了林则徐的健康,遂于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辞归,回到了福建老家侯官休养身体。

二、遗言:时人莫解“星斗南”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卒于圆明园慎德堂。是年三月,广西拜上帝会发动起义,与两广天地会起义一起,速成燎原之势。由于形势严峻,咸丰帝下旨命令病体未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西剿办起义队伍,“则徐故尝督粤,感惠著闻,中外想望丰采”。于是林则徐自侯官扶病登驿,赶赴广西。据印鸾章辑《清鉴纲目》记云,洪秀全和太平军“闻则徐至,散亡大半,有谋遁入海者”。可想而知,假如林则徐真的能执政广西,再有一年时间,以其威望、才能和手段,也许后来就无太平军横扫南国之事了。

但历史没有假如,林则徐的生命在潮州普宁县突然走到了终点。

曾任职刑部郎中的晚清学者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中说,接到咸丰皇帝的任命时,“公方卧疾,闻命束装,星夜兼程,宿疴益剧”。随侍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另有一说,随侍者为林则徐的次子林聪彝)劝父亲节劳暂息,林则徐慨然曰:“在新疆,两万里冰天雪窖,我只身荷戈,未尝言苦,这时国家有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劳累?!”于是带兵疾行,“忧国焦劳,驰驱尽瘁,遂卒于广宁行馆……公临殁,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谓。”

陈其元于《庸闲斋笔记》中记咸丰帝听闻林则徐死讯,大为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也许正是因为林则徐去世得太突然,加上“星斗南”这莫名其妙的三个字临终遗言,使人们对他的死产生了疑心。

历史学家杨国桢先生在《林则徐传》中指出,林则徐去世不久,“福州和普宁等地民间就普遍流传林则徐是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贿其厨子投毒害死的,并解释林则徐临死时所说的‘星斗南’其实是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因为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对禁烟领袖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个事实,而林则徐在广州时曾雇用过十三行商馆的厨师为其厨人也有记载,他们利用厨子的旧关系重金贿之,巧施毒计,害死仇人林则徐。”黄秋岳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亦云:“予按林文忠公之殁,世传广东十三行贿人毒之。”

《花随而谋杀的方法,则又有涂毒说、蜡毒说和巴豆说三种。

三、死因:“下毒说”是沙上建塔

先说涂毒说。目前笔者只在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见此观点:“文忠由新疆释回,行至半路而卒。或云有鸩之者,讫不知其何法。某君得诸道路,谓涂毒药于轿中扶手板,时值盛夏,其气直入口鼻,故事后无形迹之可查也。”

李伯元的小说写得好,一部《官场现形记》天下闻名,但《南亭笔记》一书信口开河,谬处极多。比如记载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攻入皇城时,旻宁(后道光帝)曾经以弹弓击毙天理教徒数人(真实的情况是《啸亭杂录》中所记:旻宁“立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毙二贼”),跟武侠小说似的。而这一段关于林则徐之死的记录,亦漏洞百出。首先,林则徐从新疆释回跟他赶往广西平乱,相隔已逾四年,“行至半路”四字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其次,查《清通鉴》可知,咸丰帝下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是农历九月十三日,换成公历当在十月中旬,无论如何跟“盛夏”扯不上关系;最重要的是,能在涂抹后通过“缓释毒气”而杀人的毒药,纯粹是出于想象,在那时根本不存在,是以“涂毒说”,纯属李伯元的杜撰无疑。

再来看蜡毒说。记载此一说法,最早当在文廷式《知过轩随笔》中:“林文忠之再起也,伍崇曜以数万金必欲毒之,不能得,乃贿通其家人以极毒之药,研末入之蜡烛内。文忠阅公牍每至四更,毒烟浸淫入于脏腑,遂不十日而毙卒。”平如衡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说:“(林则徐)传闻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又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引张之洞族孙张祖继《拜林文忠小像》诗云:“伤心新豆栏犹在,竟死奸民一寸香。”可备旁证。

伍崇曜,又名伍绍荣,曾任怡和行商和十三行公行总商,在林则徐禁烟期间,他与毒贩串通一气进行抵制,是著名的汉奸。他对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一定的,但“蜡毒说”之不可靠,依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中国古代以毒药配以黄蜡制作毒烟攻敌是有的,比如北宋的《武经总要》中就有详细的记录,但这种“毒烟”不仅配方复杂(要十几种原料),而且基本上是通过呛人口鼻来起到驱逐作用——直至晚清,中国还没有制造出任何可以用无色无臭的方式杀人的热分散型化学武器——林则徐不可能连闻数日而毫无察觉,更何况他当时已经六十六岁,本来就有病在身,十分虚弱,一直在赶路,怎么可能“阅公牍每至四更”?

最后来看看巴豆说。记载这一说法最详细者乃张幼珊《果庵随笔》:“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厨人某,谋施毒。公次潮阳(普宁),厨人进糜,而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有人劝林家穷究其事。但按照大清律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因不忍而作罢。

应该说,这种下毒方法的“可操作性”最强,但笔者以为仍有可质疑处:其一,林则徐督师粤西是为了扑灭拜上帝教起义,而不是去禁烟,清制,钦差大臣以任定责,督办军务者对地方政务不可直接干涉,即便发现问题,也应与地方督抚协商办理(因为通讯不畅,林则徐暂署广西巡抚的命令直到报丧奏折到京前的十月二十四日才下达,其时林则徐已经去世五天),何况林则徐是极顾大体之人,《南京条约》签订只八年,没理由在拜上帝教这场大火还没扑灭之时,又因为鸦片惹动外患。所以林则徐奔赴粤西,鸦片贩子惊恐万状、必欲除之而心安是毫无道理的;其二,有清一代,谋杀朝廷命官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嘉庆年间,轰动一时的山阳知县王伸汉杀害查赈的候补知县李毓昌一案,包括王伸汉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全部被处死,首凶凌迟……伍崇曜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转为买办商人,对林则徐恨意犹衔也许是有的,但没有胆量更没有能力谋害与之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朝廷大员。何况整个“下毒说”统统建立在对“星斗南”三个字的揣测上,这本就是沙上建塔,一来“新豆栏”未必是“星斗南”的正解,二来林则徐又并非生活在《名侦探柯南》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非要留一个“死亡留言”供后人猜疑万端呢?

综上所述,林则徐死于谋杀的可能性很小,笔者认为,正史中记载他病重赴任、舟车劳顿加上心忧国事而卒于途中,当是可信的。至于民间风传他被毒死,恐怕只是为他以身许国而历尽颠踣感到不平的人们,为了增加悲壮之气的杜撰——毕竟在中国百姓几千年养成的思维定式中,英雄往往无善终。

谢选骏指出:满洲牲口的英雄,就是中国社会的敌人——因此说林则徐是汉奸,是恰如其分的。一点也不过分。再说了,林则徐重病,明明可以推迟赴任,他却急忙赶去赴死,不说他一声“铁杆汉奸”,也对不起他为狗尽忠的可耻一生了。所以说,林则徐不仅是个铁杆汉奸,而且是个狗汉奸也。民间知其罪孽深重,疑其被毒身亡,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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