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为何有那么多汉奸？林则徐为什么觉得“汉奸”“可悯”？》（历史趣闻2018-09-27）报道：
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上，当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商贩和流民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香港被英军占领后，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汉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卖给英军。
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着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平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为何同情反满的汉奸？因为他自己是个附满的汉奸——汉奸都是为了“吃饭”而干活的，谁给的待遇好就给谁卖命。而英法联军显然比满蒙鞑子更有人性，所以汉奸为他们工作很是愉快——“不平等条约”赋予中国人民以基本人权了！
《林则徐死得其时：死在即将镇压太平天国前夜》（2009年11月17日 东方体育日报网沈庆丰）报道：
本文摘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作者: 端木赐香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841年5月1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要他离开广州的处分：“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听候谕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40页）5月3日，他就收拾行装，奔赴前线。但是，他身在浙江，心在广东。广东战事的命运，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主和派琦善是倒了，广州的后任们——靖夷将军奕山、参赞隆文、参赞杨芳，那可全是奉皇命而来的主剿派。但结果很惨，广州战败，还签订了《广州和约》。
广州战败，道光火气首先发到了林则徐与邓廷桢身上，6月28日，道光下谕：“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屡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量，全无实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也当德威并用，控驶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责任……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55~1056页）从道光的文辞里，我们能发现，道光对邓廷桢的怨气，仅是嫌他所设排练费钱无用。而对于林则徐，道光的着眼点仍在“衅起林则徐”之认识上，认为他没有德威并用，控驶不得宜。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满腔悲愤，从浙江镇海起程，1841年8月，路过镇江，与老友魏源相见。想起10年前在宣南诗会上的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再想想现在的夷务纷扰罪臣之身，当然是感慨唏嘘，不能自已。这次相见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让他继续编著。之后，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魏源回到扬州闭门谢客，发愤著书，编就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刊，1847年刊出60卷本，1851年刊出100卷本。按说，《海国图志》写成后，最先反应的应该是林则徐，但奇怪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不知是林则徐早已忘记此事，还是听说后不予重视，甚或本有表示，但资料无从找到。
林则徐赴新疆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儿。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了，林则徐既有治河经验，又写过有关水利著作，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了。于是，道光一纸诏书，把林则徐改发开封效力赎罪了。与此同时，皇帝着素来看重林则徐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祥符督办河工。林则徐与王鼎合作愉快，林则徐甚至希望河工一完，自己告老还乡养老去。而王鼎的意思，是希望借河工之事，按往常惯例，对林则徐论功行赏，不能重新起用，至少可以将功折罪吧。但是不愉快的消息从前线不断地传来，英军扩大了战事，闽、浙战事失败，林则徐的好友裕谦身亡，奕经的大反攻也宣告失败，道光的怒气仍然发在了林则徐身上，大堤胜利合口的同时，道光新的谕旨也下来了：着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12月10日，经过一年近四个月的奔波，林则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充军地：伊犁惠远城。前来迎接他的是曾经的战友、现在的难友、一同发往伊犁先他半年赶到的邓廷桢和伊犁参赞庆辰。在两人的陪同下，林则徐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处报了到，布彦泰给林则徐的差事是“掌粮饷处事”。但林则徐作为南人，不耐寒冷，竟致体弱多病，不能视事。在布彦泰的关照下，林则徐干脆不视公事，专作休养了，和邓廷桢等难友吟个诗、作个赋、下个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1843年8月1日，效力伊犁的邓廷桢被道光皇上加恩释放入关，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他私下里算计，邓廷桢比自己提前半年到达充军地，那么自己的归期当在明年春夏。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人更是力邀林则徐搬到邓廷桢原先租住的寓所去，说：这三四年来，住此屋者，都被召回了。林则徐遂搬住进去，但等来的不是加恩入关，而是令往南疆开荒去。能被皇上想起，并被起复使用，对林则徐来讲，也算是一个惊喜了。那就开荒吧。就这样一开两年，1845年10月29日，道光皇上降旨，同意释放林则徐，着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12月20日，兴冲冲赶到玉门县的林则徐再次接到道光谕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看来道光不想再看到他了。1846年8月，林则徐改任陕西巡抚。虽然仕路复兴有望，但林则徐病体难支，一直想告老还家，还想去北京看病，但是皇上不准。1847年，道光又让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从陕西再跑到云南，林则徐的身体折腾得够呛。1849年10，林则徐请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
此时他的故乡正在沦陷之中。《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英国驻福州首任理事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寺。此时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办理夷务，两人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两人暗中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韵珂怕违背道光皇上“民夷相安”的指示，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私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士绅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遂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双方这样交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夷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夷杂住一块，最易起冲突。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记连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评理，通事施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民众认为官方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至有人画漫画，刘在像中“为夷人啖屎”……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夷人入城，福州干脆成“腥臊之窟”了，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如果有一人有声望，有方略，使官民都听他的，夷人可能就老实多了。
不知王庆云是否把林则徐当作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但知林则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写了信，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可见，林则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待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未加拒绝，在租约上给其盖印。
对此，林则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并缮写公启责侯官县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10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恐吓，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夷大行动。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但是徐继畲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作为福建布政使，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首先是个清官，其次才是个能吏。特别是对管理地方夷务的他，道光曾专门交待过：“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林则徐鼓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让他们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上书，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京城这么一施压，新做皇上的咸丰随即数次发谕旨责刘韵珂和徐继畲详细汇报福州的实情，徐继畲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但人家是革命领袖，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而自己的意思是，目前英夷正在挑衅生事，我们即使反对英夷入城，也得从缓图之，背地里图之，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招致英夷来攻，则大为失计。至于刘韵珂，在给咸丰的奏对中说得更是干脆:“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最后向皇上表态：自己“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任复兴:《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泻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17天就死了，肯定是汉奸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剧毒……
我觉得这些猜测毫无根据。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呢？所以，凶杀案不成立，自己累死的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倒让林公避免了一个坏名声，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里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因为比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阴影！何其幸也！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死了也还是个满人的鹰犬，他越是能干，就越是铁杆汉奸，这样的二鬼子，还是早死早好了。遗憾的是，他的走狗相貌，竟然还竖在了纽约唐人街，大约又是福建人干的坏事之一。
《清朝其实很有趣：林则徐为何赌龚自珍儿子为汉奸？》（2012-06-17 节选自《清朝其实很有趣儿》，中国工人出版社）报道：
鸦片战争中，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凄惨，事实上，战争一开打，大清帝国这方面就是捷报频传，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最鼓舞人心的战报，当属宁波方面的中国守军。他们发布战报说，“英国女王的妹妹被他们逮到了……”这个消息，令大清帝国的臣民们极度亢奋，白山黑水之间，黄河两岸之地，到处是奔走欢呼的人民群众。只有林则徐极度郁闷，因为他心里明白，宁波方面逮住的所谓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妹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擦皮鞋的洋大娘，这种事蒙得了一时，蒙不住一世，眼见得英国人来势汹汹，只怕是大祸难逃。
眼下的危境，林则徐急切需要才智之士的协助。那么在大清国，谁人可称为才智之士呢？于是林则徐就出门到处去找，进到了一扇门里，刚刚走进去，就听见里边正有人破口大骂：“这些朝廷官员吃得脑满肠肥，可对洋人却无一计，真是丢尽了他们八辈子祖宗的脸……”
骂人的这位兄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他便是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天下第一骂人高手，著名的清代爱国主义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有句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句名诗已经成了固定成语，是个中国人就会背。此外龚自珍还有散文《病梅馆记》，以犀利的笔法揭露了大清帝国对人才的摧残与压制，堪称惊世之作。但是龚自珍写诗、写散文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主要是骂人，而且他骂人不挑不拣，基本上来说是逮谁骂谁，而且专骂朝廷各级官员，所以官员们一见到他无不是脚脖子麻软，后脖梗“嗖嗖嗖”直冒凉气，但听得龚自珍来到，无不是倒屣相迎……你迎接得晚了，他骂死你祖宗三代。
总之，龚自珍，才子也，这是假不了的。
看到林则徐走进来，现场的听众们急忙站起来迎接：“钦差大人来了……钦差大人，兀那蛮夷洋鬼子，还没有消灭殆尽吗？”
林则徐也不回答他们的问话，问：“你们在骂什么呢，这么热闹。”
众人面面相觑，林则徐站了起来，继续说道：“没错，我们在和洋鬼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是一错而再错，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丢人现眼。可我们非错不可，非得丢人现眼不可，因为我们在做事情，而且是在做一件史前未有之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任何人来指点我们，每做出一个决定，我们没有任何比较，根本无从料知此后的结果，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闭着眼睛捉麻雀，通过不断地试错来了解对手。我们每错一次，都会遭受到如此这般无情的指责，但我们每错一次，我们都了解到了对手一些，除非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错误统统错上一次，否则我们就仍然不足以了解对手，这就意味着我们还要继续错下去，还要继续丢人现眼，继续被别人骂……”
正说着，龚自珍悄悄地站了起来，低着头往外走，有人问他：“老龚，你干啥去？”
龚自珍回答了一句：“我去趟洗手间先……”急匆匆地逃离了现场。
冲着龚自珍逃走的方向，林则徐狠狠地呸了一口，骂道：“龚自珍，如果你再这样只是一味地指责谩骂，却始终不肯为你的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的话，那么，我敢保证，到了你子孙后代，不出三辈，一定会出汉奸……”真的让林则徐说着了，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竟然领着英法联军，放火烧掉了圆明园……
林则徐回来后，听到英国军舰长驱赶往天津大沽的战报，心下惶急，心说：“……不得了了，这大清帝国麻烦大了，干脆我全民皆兵得了……”
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布通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行动起来，与英国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通告上说：但凡有俘获英船一艘者，赏银十万。但凡有破坏英船一艘者，赏银三万。活捉英国大奸臣义律者，赏银五万。提大奸臣义律人头来见者，赏银三万。俘杀一名洋夷白种人者，赏银五百。俘杀一名洋夷黑种人者，赏银三百……
钦差大臣的通告一发布，霎时间洋鬼子们群情激愤，纷纷指责林则徐：“老林，你搞什么搞，你竟然把消灭人的宝贵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你知道不知道以人为本？你知道不知道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你，老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命，不是为了消灭生命……”
林则徐听得目瞪口呆：“原来我又错了……原来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救人……可这能怪得我吗？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多了去了，可都是以杀人为目的的，哪里有为了救人才发动战争的……都怪你们洋鬼子，不早就告诉我，害我又弄出了笑话……”
既然犯了错，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圣旨下：林则徐惹得洋人生了气，闹得友邦惊诧，现解职流放，充军发配到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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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诡笔记｜林则徐是被谋杀的吗？
呼延云（推理小说作家）
2019-08-24 16:26 来源：澎湃新闻
《清史稿》上记林文忠公之死，所言甚短：“文宗嗣位，叠诏宣召，未至，以广西逆首洪秀全稔乱，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署广西巡抚。行次潮州，病卒。”正史叙事，理应如此，只载史实而不录风闻，但在清末的诸多笔记和野史中，存在着大量对林则徐死亡真相的争议。虽然众说纷纭，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林则徐是被谋杀的。本期叙诡笔记，笔者就将所能搜集到的论述此一悬案的相关史料进行归纳、比较和究诘，以探讨其真相。
一、遣戍：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今天的人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误解，就是以为林则徐被遣戍新疆后，成了默默无闻的罪臣，此乃大谬也！其实林则徐从道光二十一年接到“割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那一天开始，就成为了大清臣民心目中的“神”。
鸦片祸国，世人皆知。无论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有哪些虑及不周之处，他也是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安全的柱石，而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朝廷却以琦善易之，很容易让百姓联想到被十二座金牌召回的岳飞，这种古今一脉的悲壮结局，无疑更加强化了林则徐在人们心中的民族英雄形象。
偏偏林则徐又极有大臣风度，领旨后表现得十分平静，收拾行囊，自镇海出发，经宁波抵杭州，准备一路西行出关。在扬州他接到道光皇帝的谕令，说河南祥符堤防决口，“漫决之处已刷宽八十余丈”，让他赶紧去治水。林则徐马不停蹄赶赴开封，亲自督率民工挑土筑坝，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将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
清末学者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一事，就在合龙前一天，林则徐突然接一旨意，谕曰：“于合龙日开读。”第二天合龙之后启旨，谕曰：“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对于道光帝这种过河拆桥的鸡贼行径，在场的大臣和河工们都忿忿不平，但林则徐泰然自若，马上启行。到伊犁后，伊犁将军布彦泰对他十分尊敬，希望他留在伊犁城内便于照顾，但林则徐却主动提出去更边远更艰苦的地方做事，“遂批发极远之所，于是详求水道，始开河泊，民得其利，至今称为神人焉。”
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林则徐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震钧撰《国朝书人辑略》有载，林则徐的书法出色，诗也做得很好，为人又平和不摆架子，所以“求题咏者虽踵接，不暇应也”。等他到了新疆，当地人“远近争宝之”，“伊犁为塞外都会，不数月缣楮一空，公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在林则徐的诸多“铁杆粉”中，有一位是他自己绝然想不到的，那就是皇四子爱新觉罗·奕詝。也许是因为不在其位的原因，奕詝对禁烟斗争和鸦片战争失败的关系与责任反而旁观者清，这也正是他在道光帝去世后继位为咸丰皇帝，重用林则徐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道光皇帝冷静下来之后，也知道林则徐是真正的肱股之臣，于是在道光二十五年起复之，先后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政声卓著”。但长期的遣戍和颠沛严重地损害了林则徐的健康，遂于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辞归，回到了福建老家侯官休养身体。
二、遗言：时人莫解“星斗南”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卒于圆明园慎德堂。是年三月，广西拜上帝会发动起义，与两广天地会起义一起，速成燎原之势。由于形势严峻，咸丰帝下旨命令病体未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西剿办起义队伍，“则徐故尝督粤，感惠著闻，中外想望丰采”。于是林则徐自侯官扶病登驿，赶赴广西。据印鸾章辑《清鉴纲目》记云，洪秀全和太平军“闻则徐至，散亡大半，有谋遁入海者”。可想而知，假如林则徐真的能执政广西，再有一年时间，以其威望、才能和手段，也许后来就无太平军横扫南国之事了。
但历史没有假如，林则徐的生命在潮州普宁县突然走到了终点。
曾任职刑部郎中的晚清学者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中说，接到咸丰皇帝的任命时，“公方卧疾，闻命束装，星夜兼程，宿疴益剧”。随侍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另有一说，随侍者为林则徐的次子林聪彝）劝父亲节劳暂息，林则徐慨然曰：“在新疆，两万里冰天雪窖，我只身荷戈，未尝言苦，这时国家有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劳累？！”于是带兵疾行，“忧国焦劳，驰驱尽瘁，遂卒于广宁行馆……公临殁，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谓。”
陈其元于《庸闲斋笔记》中记咸丰帝听闻林则徐死讯，大为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也许正是因为林则徐去世得太突然，加上“星斗南”这莫名其妙的三个字临终遗言，使人们对他的死产生了疑心。
历史学家杨国桢先生在《林则徐传》中指出，林则徐去世不久，“福州和普宁等地民间就普遍流传林则徐是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贿其厨子投毒害死的，并解释林则徐临死时所说的‘星斗南’其实是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因为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对禁烟领袖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个事实，而林则徐在广州时曾雇用过十三行商馆的厨师为其厨人也有记载，他们利用厨子的旧关系重金贿之，巧施毒计，害死仇人林则徐。”黄秋岳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亦云：“予按林文忠公之殁，世传广东十三行贿人毒之。”
《花随而谋杀的方法，则又有涂毒说、蜡毒说和巴豆说三种。
三、死因：“下毒说”是沙上建塔
先说涂毒说。目前笔者只在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见此观点：“文忠由新疆释回，行至半路而卒。或云有鸩之者，讫不知其何法。某君得诸道路，谓涂毒药于轿中扶手板，时值盛夏，其气直入口鼻，故事后无形迹之可查也。”
李伯元的小说写得好，一部《官场现形记》天下闻名，但《南亭笔记》一书信口开河，谬处极多。比如记载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攻入皇城时，旻宁（后道光帝）曾经以弹弓击毙天理教徒数人（真实的情况是《啸亭杂录》中所记：旻宁“立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毙二贼”），跟武侠小说似的。而这一段关于林则徐之死的记录，亦漏洞百出。首先，林则徐从新疆释回跟他赶往广西平乱，相隔已逾四年，“行至半路”四字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其次，查《清通鉴》可知，咸丰帝下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是农历九月十三日，换成公历当在十月中旬，无论如何跟“盛夏”扯不上关系；最重要的是，能在涂抹后通过“缓释毒气”而杀人的毒药，纯粹是出于想象，在那时根本不存在，是以“涂毒说”，纯属李伯元的杜撰无疑。
再来看蜡毒说。记载此一说法，最早当在文廷式《知过轩随笔》中：“林文忠之再起也，伍崇曜以数万金必欲毒之，不能得，乃贿通其家人以极毒之药，研末入之蜡烛内。文忠阅公牍每至四更，毒烟浸淫入于脏腑，遂不十日而毙卒。”平如衡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说：“（林则徐）传闻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又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引张之洞族孙张祖继《拜林文忠小像》诗云：“伤心新豆栏犹在，竟死奸民一寸香。”可备旁证。
伍崇曜，又名伍绍荣，曾任怡和行商和十三行公行总商，在林则徐禁烟期间，他与毒贩串通一气进行抵制，是著名的汉奸。他对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一定的，但“蜡毒说”之不可靠，依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中国古代以毒药配以黄蜡制作毒烟攻敌是有的，比如北宋的《武经总要》中就有详细的记录，但这种“毒烟”不仅配方复杂（要十几种原料），而且基本上是通过呛人口鼻来起到驱逐作用——直至晚清，中国还没有制造出任何可以用无色无臭的方式杀人的热分散型化学武器——林则徐不可能连闻数日而毫无察觉，更何况他当时已经六十六岁，本来就有病在身，十分虚弱，一直在赶路，怎么可能“阅公牍每至四更”？
最后来看看巴豆说。记载这一说法最详细者乃张幼珊《果庵随笔》：“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厨人某，谋施毒。公次潮阳（普宁），厨人进糜，而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有人劝林家穷究其事。但按照大清律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因不忍而作罢。
应该说，这种下毒方法的“可操作性”最强，但笔者以为仍有可质疑处：其一，林则徐督师粤西是为了扑灭拜上帝教起义，而不是去禁烟，清制，钦差大臣以任定责，督办军务者对地方政务不可直接干涉，即便发现问题，也应与地方督抚协商办理（因为通讯不畅，林则徐暂署广西巡抚的命令直到报丧奏折到京前的十月二十四日才下达，其时林则徐已经去世五天），何况林则徐是极顾大体之人，《南京条约》签订只八年，没理由在拜上帝教这场大火还没扑灭之时，又因为鸦片惹动外患。所以林则徐奔赴粤西，鸦片贩子惊恐万状、必欲除之而心安是毫无道理的；其二，有清一代，谋杀朝廷命官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嘉庆年间，轰动一时的山阳知县王伸汉杀害查赈的候补知县李毓昌一案，包括王伸汉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全部被处死，首凶凌迟……伍崇曜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转为买办商人，对林则徐恨意犹衔也许是有的，但没有胆量更没有能力谋害与之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朝廷大员。何况整个“下毒说”统统建立在对“星斗南”三个字的揣测上，这本就是沙上建塔，一来“新豆栏”未必是“星斗南”的正解，二来林则徐又并非生活在《名侦探柯南》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非要留一个“死亡留言”供后人猜疑万端呢？
综上所述，林则徐死于谋杀的可能性很小，笔者认为，正史中记载他病重赴任、舟车劳顿加上心忧国事而卒于途中，当是可信的。至于民间风传他被毒死，恐怕只是为他以身许国而历尽颠踣感到不平的人们，为了增加悲壮之气的杜撰——毕竟在中国百姓几千年养成的思维定式中，英雄往往无善终。
谢选骏指出：满洲牲口的英雄，就是中国社会的敌人——因此说林则徐是汉奸，是恰如其分的。一点也不过分。再说了，林则徐重病，明明可以推迟赴任，他却急忙赶去赴死，不说他一声“铁杆汉奸”，也对不起他为狗尽忠的可耻一生了。所以说，林则徐不仅是个铁杆汉奸，而且是个狗汉奸也。民间知其罪孽深重，疑其被毒身亡，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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