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秦刚恐怕凶多吉少！》（2023-07-16 法广 推特）报道：
不久前跃升为副国级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在外交舞台消失，自从6月25日起，一直没有踪影，引起一连串疑问。
自6月25日起，秦刚消失了踪影，中国官方没有任何正式的解释。
尤其他所在的大本营—中国外交部对秦刚消失的原因支支吾吾，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让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和神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11日称秦刚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香港星岛日报道称他感染了新冠，不久会恢复工作，可是，感染新冠病毒最多十天半月就会痊愈，如今已二十天有余，秦刚毫无音信。
最可疑的是官方对秦刚“失踪”的态度。7月14日，法新社记者就秦刚何时上班询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表现非常尴尬，低头看稿，沉默几秒后不置可否，给人感觉外交部似乎知道内情，但无法明说。
秦刚消失已经二十几天了，官方不作任何说明，传言满世界纷飞。有说卷入内斗的，有说他陷入桃色丑闻的，还有更耸人听闻的。
有分析指，秦刚才高升数月，就卷入内斗，很不可信，至于有情妇之说，中共高官此类事甚多，仅为此就倒台也十分罕见，所谓落入双面间谍陷阱的说法，更有点像好莱坞大片……
学者傅志彬分析：“一般来说，中共体制内不会因为性关系混乱下台，而是因为政治问题以搞性关系混乱之名被下台。”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举出曾被网球名将彭帅公开指控性侵的前中共常委张高丽的例子，这些人都没事，“秦刚会因家外有家就被纪检委大义灭官？”
那秦刚到底会有什么事？
以中国外交部长之身份，如此隐身，却没有一个隐身的公开的说得过去的理由，有分析指这显示了中共官场十分阴暗的一面：再大的官，也会突然消失。
秦刚的隐身也让人联想到习近平与王岐山联合反腐时期，有些昨日还很红火的高官，突然销声匿迹了，渐渐地、慢慢地传出被“双规”，直指被落马的消息。
秦刚升官升得很快，2022年10月，秦刚成为中央委员。二十大的中央委员，都是经过习近平分别谈话，认真甄别的，因此，二十大的中央委员会，人称习家军满天下。
同年12月，秦刚提前晋升为外交部长，并未循惯例等到次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正式任命。
今年3月12日两会，担任外长不到三个月的秦刚更升任国务委员，加入副国级行列，成为“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晋升速度之快在中共政坛也属罕见。
秦刚到底有事？无事？有病？无病？中共当局至少他当家或者他曾经当家的外交部应该给一个交代。无论如何，这件事把中共官场的任性、无规则，阴暗、不透明，处处布满陷阱，神秘可怖暴露在世人面前。
从外交部官网看，部长一栏还明明确确地写着，秦刚是外交部长，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
秦刚之事如何演变，只好“拭目以待”了。在政治评论人士邓聿文看来，“此事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一个颠簸不破的常识：极权统治之下，政权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以致涉及任何一个高官不合常理的举动，都会引起人们对这个政权无限的联想。”
海外时评人士蔡慎坤分析指出，种种迹象显示：秦刚凶多吉少！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十天半月必然会痊愈重返外交舞台，不可能拖的太久，更何况现在中国外交公关正处于微妙的变化时刻，扭转外交被动局面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新任外交部长的艰巨任务，不应该长期隐身引发海内外舆论和各国政要猜疑。再看看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7月14日面对法新社记者的关切询问，尴尬沉默了许久又很严肃的拒绝回答，说明汪文斌清楚秦刚的问题不再是健康问题而很可能是政治问题，更有甚者这些天有关秦刚和傅晓田的信息充斥内网外网，网信部门并没有真正下决心封锁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信息，有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爆点进行舆论铺垫。
此外，有关秦刚身世的各种说法也漫天飞。特推上流传的说法是，值得一提的是，秦刚出身外交世家，其祖父秦力真及姑姑秦小梅本身亦曾担任中国外交官，其姑丈更是前外长李肇星。在家族同辈中，他的堂妹秦枫在内地媒体界亦颇有名气，目前任职香港卫视新闻采访总监。在2012年3月两会记者会上，秦枫揪住姑丈李肇星（时任大会发言人）西装前襟追问的表现，引发热议。中共官场上是在流传，正是李肇星大力举荐的秦刚。
网民嚎叫：
颩蓅 2023年07月16日 21:30
如果秦刚是因为经济或个人生活问题，那算个屁！除非涉及政治。秦刚会很快且毫发无损出来的。
ROLEX78 2023年07月16日 21:24
这几句话说到点上了：“中共官场的任性、无规则，阴暗、不透明，处处布满陷阱，神秘可怖暴露在世人面前”。
谢选骏指出：人说“其姑丈更是前外长李肇星”、“正是李肇星大力举荐的秦刚”。我看这架势，不像是姑丈，倒像是亲爹——尤其这次，秦刚的爸爸更像是李肇星了——就像“李某的爸爸是李刚”！否则，如果平民出身，秦刚哪有这大的胆子？
《因她要离婚，全国讨论一年，还被新华社批为“堕落的女人”》报道：
1980年，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一个堕落的女人》，对当时一桩离婚案中的女当事人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对于这位女当事人，进行了一年时间的激烈讨论。有人说她是中国女性争取权利的先行者，有人说她是道德败坏的堕落女人…… 她不过就离个婚，法官为她降职，杂志社为她检讨，社会舆论为她疯狂。
这位女当事人名叫遇罗锦。她还有一个比她更有名的哥哥，遇罗克。
她不过就离个婚，法官为她降职，杂志社为她检讨，社会为她疯狂
1963年春节遇罗克全家福，左起：遇罗锦、母亲、遇罗文、父亲、遇罗克、遇罗勉
遇罗锦的“出身”
遇罗锦生于1946年，在北京长大，父母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父亲遇崇基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回国后成为出色的土木工程师。母亲王秋林曾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是成功的实业家，并当选过市人大代表。
1957年打“右派”期间，遇罗锦的父母不幸被打成右派，小康之家一下子落到了社会最底层，遇罗锦兄妹4人开始遭劫。遇罗克因出身被定为“黑五类”，虽然三次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却都被大学拒招，被迫去机器厂当一名临时工。1966年，遇罗克花费半年的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出身论》，激烈批判当时一直控制社会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很大。这极大刺激了中共高层，1968年遇罗克被捕。两年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8岁。“文革”结束后，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遇罗克获得平反。他与顾准、张志新等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遇罗锦1961年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她的哥哥遇罗克被捕时，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于是，遇罗锦被定为“思想反动分子”而被拘留，后到河北茶淀站清河接受劳动教养3年。同时北京户口被取消。1969年结束劳动教养后分配到河北省临西县一个小村庄插队落户。那里的工分很多年没有超过一毛钱。迫于生活，她到黑龙江和一个农民结了婚，婚后生有一子，但由于没有感情基础，四年后离婚。没有出路的遇罗锦又回到北京谋生，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迫于现实的困境和被母亲嫌弃等家庭的压力，她不得不考虑再嫁。
1978年7月，经人介绍，穷困潦倒的遇罗锦和北京某厂的工人蔡钟培结婚。蔡钟培是工人，初中文化，离过一次婚，有孩子但不在身边。这也是遇罗锦的第二次婚姻。关于两人为何会结婚，遇罗锦这样说：“他贪图我模样好看又是知识分子还能干，而我看中他北京有房能落脚，另外他人也正派老实。”当时遇罗锦没有北京户口，是嫁给这位北京工人之后才恢复了户籍，回到北京的。这段为了生存而缔结的婚姻不到两年就触礁了。
80年代第一大“离婚案”
1980年5月16日，时年34岁的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提出离婚。其离婚的背景是，1979年5月，遇罗锦平反；同年9月，遇罗克的冤案也得到平反。遇家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她回到原先工作的玩具六厂上班。对于离婚理由，遇罗锦在诉状中说：“我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别的语言。玩不到一块、想不到一块、说不到一块。”
在向法院呈交的材料中以及其它场合，她不止一次举过这样的例子：去香山游玩，我心里想的是这片景色多美、多静，他却忽然说：“昨天我路过菜市场，那儿正卖处理黄花鱼，两毛五一斤，我真想去排队。”
蔡钟培一听说妻子要离婚，死活就是不同意，还写信给报社要求组织群众公开讨论，他强调：“我们在婚后两年多，齐心协力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把遇罗锦的户口调到北京；第二件，帮遇罗锦找工作；第三件，为遇罗克平反。这证明我们婚后并不是如遇罗锦说的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而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遇罗锦提出要结束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我觉得，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面对道德谴责，遇罗锦回答：“我并不是不懂道德，而是有罪：自欺罪、欺骗罪。我没有爱过谁，却要和谁去结婚。”她大声疾呼：“我是否应当因为我自欺过，而把继续和蔡钟培凑合过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永远自欺地过下去？”
今天看来，因没有感情而选择离婚已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但在当年遇罗锦的这种行为备受争议，给很多人从一而终的传统婚姻观带来了很大冲击。在当时那个年代，运动刚刚结束，有许多为了回城而结婚的女知青，后来都生活在没有感情的婚姻里。
这是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的前夜，由于运动期间，爱情这种东西被认为是小资情调，所以如果离婚的原因是“感情破裂”，一般法院不会接受。
遇罗锦以“感情破裂”为由提出的离婚，算是中国的首例，这个案子如果判了，那就开了先河，对于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于是，所有人都盯着受理此案的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看看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被新华社内参批为《一个堕落的女人》
当时遇罗锦还把自己的这段感情经历写成了一篇报道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传播。
案件审理期间，遇罗锦的“绯闻和是非”传得沸沸扬扬，“遇罗锦该不该离婚”也迅速在全国成为一个广受瞩目的公共性话题，法律与情感、传统伦理与观念变革的冲突、矛盾缠绕其中，在20世纪 80年代初的社会上引发了震动。
婚姻法要不要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理由？这个从1950年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一直争论到1980年修法的问题，有人持“理由论”、有人持“感情论”。前者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后者认为只要夫妻不再具有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即可准予离婚。
两家发行量都相当可观的杂志《民主与法制》与《新观察》公开组织了大讨论：婚姻是以政治、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当时的报纸，两方的观点也在激烈地交火：例如代表自由派的《美满的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感情确已破裂”就是离婚的正当理由》，而守旧派则以《感情不合就离婚不是通往幸福的大道》、《理想的天国代替不了现实生活》等等还击。
遇罗锦案件的过程也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当遇罗锦受到批判的时候，“自由派”便垂头丧气，而“守旧派”则欢呼雀跃。
所谓的“自由派”，是那些不想忍受没有感情的婚姻，却无“正当理由”离婚的人，而“守旧派”，则是那些认为离婚就是冲破道德禁忌的人。
最终，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结果还是下来了，一审的法官名叫党春源，是一位有着开明进步思想的法官，他在判词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我作为本案承办人，不忍再用封建主义的‘道德’和‘法律’绳索去捆绑他们”。”
于是一审宣布准予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这个宣判一出来，立即引发了轰动，“自由派”们庆贺着这位“先行者”的胜利，但没让他们开心多久，一种“集火”般的舆论立即排山倒海而来，其中就以新华社内参的那篇《一个堕落的女人》为最强音，以一锤定音之势为这件事情做了定调。
原来遇罗锦在给哥哥平反的过程中，认识了《光明日报》的一个副总编辑，她爱上了这位副总编辑。私下她对朋友透露心声说：“我想找个年纪大的，让他好好疼我两年，他老了我就用小车推着他，伺候他，用手绢给他擦哈拉子。”这份感情虽然听上去美好，可惜当时副总编辑是有妇之夫。这事被蔡钟培的诉讼代理人挖到爆料给新华社记者，就有了这么篇足以把遇罗锦打趴的文章。
有了这个定调之后，遇罗锦案件被发回重审，并更换了法官，一审法官党春源受到严厉批评，降职在法院里打杂。
尽管二审的判决还是准予离婚，但判词不再是党春源那般具有人文关怀，而整个舆论的环境也从交锋争鸣变成了对遇罗锦单方面的批判。
遇罗锦的那篇《一个冬天的童话》，参加了1981年的报告文学评奖，尽管落选，但当时的获奖者黄宗英将自己的笔送给遇罗锦，表示她才应该得到这个奖项，并说：“三十年代，人们尚能够支持上官云珠，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一年后，遇罗锦又写了一篇小说《春天的童话》，里面的人物情节与新华社内参的那篇《一个堕落的女人》极为相似。
这篇小说，当时只有《花城》杂志发了出来，结果是，主编、副主编被调离职位，编辑部全体人员做三个月的检查，《花城》不得不刊登了自我批评《我们的失误》。
整个社会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那么多人因此受到牵连，原因不过是一个不想继续欺骗自己和他人的女人，选择要离婚。
不堪压力移民德国 从此“相忘于江湖”
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遇罗锦，当时任职美术编辑，被迫停职在家反省。
离婚后，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蜂拥给遇罗锦介绍对象，里面不乏名人商贾。但遇罗锦选中了北京钢铁学院的教师，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吴范军。吴范军比遇罗锦大11岁，个子很高，气宇轩昂，彬彬有礼。因为父亲在台湾，吴范军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系里把他留下来做“反面教员”，每有运动一来，系里先让他发言，他就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再发言批判。吴范军一直单身，对遇罗锦心仪已久，每当报刊上有批判遇罗锦的文章出现，他都会兴致勃勃地复印，然后装订成册，保留起来。
她不过就离个婚，法官为她降职，杂志社为她检讨，社会为她疯狂
没有一个人是道德上的完人，一个要求人人都做道德完人的社会是可怕的，一个用道德批判来代替法律审判的社会是恐怖的。尽管当时的遇罗锦已经是知名作家，但种种流言蜚语仍然压迫得她窒息。婚后不到一年，不堪重负的遇罗锦选择了远走他乡，去了德国。出国前她对吴范军说：“只要我一立住脚，立即把你接来”，但吴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就这样搁着，1992年吴范军实在受不了就主动要求离婚。吴范军2008年7月逝世，享年71岁。遇罗锦到德国的第七年，与德国人海曼·韦伯结婚。从此，遇罗锦这个名字，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记忆。
自遇罗锦的案件之后，中国新的《婚姻法》颁布，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正当理由之一。
网民嚎叫：
hardlyconfused 2023年07月16日 18:43
早期的捞女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
她不过就离个婚，法官为她降职，杂志社为她检讨，社会为她疯狂”……看看下文也许就知道一二了——
《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判决书）
遇罗克，男，1942 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5 楼13 号。父母系右派分子，其父是反革命分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 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以上是1970 年3 月5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宣读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0 刑字第30 号) 》。宣读完毕后，遇罗克被“验明正身，绑赴法场，执行枪决”。
标题
大约是1980年初，人文社现代编辑室副主任孟伟哉读到一本刊物，叫《四•五论坛》。上面有文章，介绍遇罗克事迹，并附有其妹遇罗锦文章。文章中留有电话。孟伟哉拨通号码，接电话的人正是遇罗锦。孟伟哉约她写作，遇罗锦答应。这就是《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童话的开始。
《当代》刊发时，孟伟哉起草了编者按，其中写道：“当今年初我们同作者商讨写作计划时，作者把有关遇罗克的内容叫做《一个冬天的童话》，而把她这一部分叫做《又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这个题目的来历。”由于《当代》只刊登了遇罗锦部分，秦兆阳将标题中的“又”删去，编者按中的文字也相应做了修改。
报告文学
孟伟哉的编者按初稿中，还有一段文字：“作者把她的作品叫做‘实话文学’，又叫做‘回忆录’，我们经过考虑之后，权且把它叫做‘纪实文学’。”后来刊登时，并没有以“纪实文学”名义，而是采用当时通用的“报告文学”，所以，编者按的相关文字也被删去。但是，从编者按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作者和编者都已经感觉到流行的“报告文学”的“报告性”已经不足以说明《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私人”特征。以后流行一时的“隐私文学”和“私人小说”的“隐私性”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都能找到渊源。
删改
《一个冬天的童话》中，遇罗锦在遭受遇罗克株连时，为了寻求保护，痛苦而又主动地嫁给了北大荒的北京知青志国。新婚之夜，被志国粗鲁地占有。因为时间短到了一分多钟，被编辑部简称为“一分钟占有”。其中有以下文字：“他坐下来脱裤子，一面望着我，一面脱得赤条精光。”“那冰凉的大脚，硬邦邦的腿骨碰得我身上发疼。”“他的四只手脚一齐迅速地动作，生硬粗鲁地将我的睡衣睡裤、背心裤衩全部脱掉，急切地扔到一边去了。”“没等我想过味儿来，他全身的重量已经压在了我的身上。两只粗硬的大手将我的头紧紧地把住。我闭了眼。”“而下身的意外疼痛，又使我仿佛挨了猛然的一击。”“大约只有一分多钟，他便突然地松开了双手，瘫软地趴在枕上喘气去了。”今天来看，这样的描写是否精彩，另当别论。但起码没有了风险。但在1980 年8 月16 日，却有如定时炸弹。已经过了四校，马上就要付型印刷，秦兆阳依然决定删去。当时是雨天，房间里光线很暗。秦兆阳看不清校样，就叫姚淑芝念。念完后，秦兆阳再口述以上必须删去的文字，然后口述补充的文字，由姚记录。当时是铅字排版，为了不增加排版工人的负担，秦补充的文字同删去的文字一字不差。
秦兆阳说：要删得虚一些，美一些。但即使是被修改得虚一些美一些的文字，因为描写的是“真人真事”，依然成了当时最富争议的“性描写”文字。
性格
对原作修改最大的地方是遇罗锦的性格。
《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前和同时，以小说形式张扬婚外恋的作家，不是没有。但以报告文学描写并歌颂自己的婚外恋和第三者，遇罗锦是当代第一人。作为离经叛道的女权先锋，以后的刘晓庆也不能出其右。爱情作为婚姻的惟一理由，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但在当时，却需要革命性和毁灭性的勇气。
遇罗锦其人，因遭受迫害，性格被压抑被扭曲，积压了强烈的反抗欲望。一旦外部压力解除，失去了反抗目标，反抗对象就蔓延成了“人”，就成了爆炸。所到之处，总要引发情感骚乱。《一个冬天的童话》刊出前，遇罗锦已经成了著名的“祸水”。孟伟哉虽然是编辑，也是作家，其敢说敢为敢做敢当的性格却极有江湖色彩。一旦接到遇罗锦的电话，也要叫来别的编辑旁听。要是遇罗锦真人到达，更是赶紧叫人作陪。实在没人，就把房门大敞，以正视听。
即便惊惶如此，编辑部在编辑《一个冬天的童话》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删减遇罗锦性格中的凶悍，将遇罗锦尽可能地修改得更柔弱些。修改的结果赢得了读者更广泛的同情，却也使读者在《春天的童话》出版后，感觉到“冬天”和“春天”的性格差距。
这样的修改，是为情感需要，也为文学的完美，却同真实有了冲突。是为“报告”同“文学”的冲突。
单行本
《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于《当代》1980 年第3 期，责任编辑杨匡满。
通常，发表于《当代》的长篇作品都由人文社出单行本，但《一个冬天的童话》却没有。据孟伟哉回忆，遇罗锦认为其单行本如同《毛主席语录》，全国各地都可以出版。人文社实在担心同别的出版社撞车，所以放弃。
评奖
《一个冬天的童话》曾参加作协1981 年报告文学评奖，落选。在获奖者座谈会上，获奖者黄宗英要将自己的笔转送遇罗锦，以示声援。黄宗英说：三十年代，人们尚且能够支持上官云珠，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同年，《当代》也评奖。
本刊记者关于《将军吟》遭到舆论的道德批判，新华社的《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评委会依然决定将作品和作者分开，给了《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文学奖”，并通知遇罗锦，将获奖感言和照片寄给《当代》。
改变获奖决定的是一个电话，电话质问说：《花城》要发《春天的童话》，《当代》要给奖，是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 电话之后，出版社党委紧急开会，决定取消获奖。怎样通知遇罗锦，却成了难题。电话通知，都开不了口。决定写信通知。当时，韦君宜、严文井和孟伟哉三个作家聚集一起，商量半天也下不了笔。最后只在信上写了一句话：原来说给你奖，经研究决定，不给你奖了。
春天的童话
《一个冬天的童话》引发了婚姻中的道德论战。《新观察》曾经组织文章争鸣，约遇罗锦参加。遇罗锦在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中说，她准备用一部中篇来回答舆论的谴责。不久，《童话中的童话》送到了《当代》。大家传看之后，都认为不能发。孟伟哉要姚淑芝打电话通知遇罗锦取稿。遇罗锦来到出版社传达室，要姚将稿子送到传达室，她不想上楼。孟伟哉说，还是请她上楼来吧。
遇罗锦上楼前，编辑们都纷纷躲避，怕的是她发难。但遇罗锦却让大家意外，很平静地接受了退稿的事实。
后来，稿发于《花城》，改名《春天的童话》。
（此文原载于《当代》1999年第三期）
谢选骏指出：没有改革派孟伟哉的力顶修正再力推，北京回锅肉遇罗锦要想出头，恐比登上天安门还要艰难。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的Sugar Dad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