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亡羊補牢，爲時已晚

《因为施康强同学的猝然离世，我开始写这篇班志》（裘小龙 2020-01-07 文汇笔会）報道：

当年师生摄于外文所旧楼前。第一排左起：葛玲、董衡巽、卞之琳、杨周翰、朱虹、李文俊；第二排左起：黄梅、钱满素、刘象愚、王齐建、赵启光、裘小龙、刘锡珍；第三排左起：胡永桓、赵毅衡、王义国、赵一凡、丁树林。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学施康强猝然离世的消息，在微信群里投下一块不小的石头，激起了一圈圈叹息和追思。他是受到众多读者推崇的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可在我们这些老同学中间，却不仅仅如此。

我们在1978年一起入学，是“文革”后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届。施康强攻法国文学，我读英美文学，一起听过不少公共课，但深的交往却不算多。这一届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施康强是“文革”前老北大毕业的大学生；而我，69届的初中生，用我们董衡巽老师在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是从上海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一路踩上来的。我心里清楚，自己各方面的功底并不扎实，与施康强这样的同学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我们1981年毕业的时候，施康强特地把我拉到一边，脸色红红地说了一通期许、勉励、“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话。

在微信上，赵一凡同学于是给我发了一篇老气横秋的指示：“外语系大班，英法德语三个专业，合计25人。其中你的年纪最小，而且身处事外，比较中立客观，又善于舞文弄墨。所以呢，我建议你:不妨考虑搜集一些材料，最后给大家写一篇班志。也算我们这一代外语英才，谢幕之前还有个交代。”

赵一凡是我们这一届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班长。刚入学时，同学之间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黄埔一期”，有一番事业要做。记得老诗人、翻译家荒芜先生也曾跟我说过，“在科举年代，你们大约都算得上是举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吧”。这自然是老一辈夸张的期许，而在经历了“文革”十年后，我们的国家又一次充满了新的希望和阳光，同学们也都个个“少年心事当拿云”……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四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此刻，赵一凡同学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对我、对我们每个同学来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三年都是十分难忘的一段经历。

让我下决心遵嘱写这篇“班志”，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年大家忙忙碌碌，有不少同学失去了联系，可在微信的年代，却也会意外地听到一鳞半爪的消息。吃惊之余，难免有点像我小说中的那位探长一样，不禁自己也要去勘探一番。譬如我曾读到这样一条微信：

班上还有一个法语同学，胡永桓。他是江西人，毕业后回老家，在地方大学教书。86年我从美国回京，听说他与领导闹翻，离职创业，一败再败，最后家徒四壁，没饭吃。法语同学几次凑钱救济他，没用，他还是穷鬼一个，于是找到我，我也拿出600元，当时我的月薪1200元。后来听说这个老胡挂了……

但微信在这里是张冠李戴了，因为胡永桓是英语系的，我记得很清楚。在同学间核实了一下，法文系是有个从江西来的同学，名叫赵家鹤，毕业后也确实回了江西。我与他不熟，尽管读研究生期间他还到我上海家中来过一次，但为什么事，隔了这许多年，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那么，趁着现在多少还能想起来、记起来一些，写一点下来——也算是雪泥鸿迹，纵然雪正在此刻融去。

当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可分成两批。一批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另一批是外文所为北京师范大学代培的。作为交换，北京师范大学则提供学生宿舍和教室。不过，是同样的外文所研究生导师班在带我们：卞之琳老师讲莎士比亚，朱虹老师讲英国文学，董衡巽老师讲美国文学，陈琨老师讲现代主义思潮，袁可嘉老师讲现代派文艺理论，李文俊老师讲美国南方文学。有时也从外校请来名师就一些专题讲课，如杨周翰老师、王佐良老师、李赋宁老师等。我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听，也都同住在西南楼学生宿舍里——根本没什么区别。自然我们也跨语言专业听课，如冯至老师讲德国文学，罗大冈先生讲法国文学……

英语专业是大班，分到两间宿舍，每间住六人，上下两铺，但在北京有住处的同学不想挤宿舍。我们这间——西南楼107房——因此实住四个。我和赵一凡是同学兼同屋。一凡长我几岁，老觉得我像是他入世不深的小兄弟，要各方面都带着点。说来也巧，107房间里一共住了三个姓赵的同学，因此很快就有了宿舍里的简称，赵一凡——小赵，赵启光——大赵，赵毅衡——老赵。我们几个好像都挺能折腾的，不久又有了流传到宿舍外的集体外号“三赵一龙”。关于那些日子的一些细节和轶事，我自己也时不时在回想中，许多年后还鬼使神差、改头换面地写进了一个短篇，收入了《红尘岁月》中。编辑在出版前，还专门与我讨论了那篇题为《军装》的短篇，说是她读到过的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可我还是信奉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写作理论，即在写作时作者必须像匠人一样，对素材不断地加工，到最后都要认不出原型了。作者对此不需多说，读者也没必要在其中索隐。

小赵睡我斜对面的上铺，新婚不久，他一人来京读博，夜深时，107房间中见他孤独的烟头闪烁，人们就开玩笑说，他又在“悔成夫婿觅封侯”了。毕业后他去了哈佛，跟名师艾伦读了美国研究的博士学位，回国很做了一番事业。他写的西方现代文论研究，我喜欢武侠小说的学生读了，说这是赵老师打通了任督二脉，自己化出来的武功，让后学者学来事半功倍。

老赵，我们中最有做学问范儿的，人也特勤奋，在宿舍里聊天时还一边做卡片；看到他在桌子上把一张张卡片摊开来，就知道又有一篇新的文章快发出来了。他刚毕业就拿了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去美国，接着在英国任教，退休后又回国在四川大学授课，成了符号学的权威。几年前我去成都参加一个会，老赵冒雨到宾馆来看我，聊得很晚，物是人非，人是物非，却又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凡是不能说的只能在沉默中略去。”最后，他太太打电话来催了，在昏黄的路灯下，我看他渐渐消融在雨中的背影——又想到了“巴山夜雨涨秋池”。或许，反而是诗能说出我们很难说的点滴？

大赵，父母都是名校理工科教授，他自己写文学批评也独具一格，条理清楚，像一个个公式排列。他与我在西南楼时都属于BC（单身）俱乐部，俱乐部成员人数不少。夜里，西南楼过道里偶尔还能听到戏仿阿Q的嘶叫，“吴妈，你在哪里？”（后半句来自当时一篇有名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也算互文性运用吧。）大赵晚上常出去约会，他不说，但我们都心照不宣；毕业后他给我寄了一张他与新婚妻子的合影，去了波士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卡尔顿学院教中国文学，更成了经常出现在中国电视节目上的嘉宾，讲有关中国和美国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大赵却英年早逝在美国。

在不住西南楼宿舍的英语系同学中，黄梅是我尊敬的大姐。不仅仅因为她一点儿都不像红色将门之女，或因为在我困难时她无私地施以援手。我更记得她在毕业时对我的嘱咐，说她早先也喜欢写诗，但现在既然读了外国文学专业，只能老老实实做学问。她接着去了美国继续读英美文学，博士论文写的是灰姑娘在文学作品中的原型研究，在美国出版后颇受学界的好评。这些年来，她的话我一直不敢或忘，却还是阴错阳差地写起了小说，做学问的时间多少打了折扣，每每想起时不禁汗颜。几年前，我有一次在北京参加M国际文学节活动，实在凑不出时间聚一聚，索性把她也约到了CAPITAL M西餐厅。她依旧打扮得十分朴素，一如当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那家高档饭店的服务员好奇地问我，我身边的阿姨是不是我要介绍到这里来打工的？我简直气炸了，可黄梅却很高兴地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感谢我带她开了洋荤。　

钱满素同学是另一个公认的才女，毕业后留学读了美国研究的博士学位，与黄梅差不多时间回到了社科院外文所。有一年我去北京参加意大利大使馆组织的文学研讨会，住进了清朝年间曾是盛宫保的宅邸、49年后成了康生的寓所、“文革”后又改名为“竹园”的宾馆里，钱打电话进来，跟我谈起了美国的政治正确问题。她觉得情况相当严重，不正视不行，从美国历史讲起，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听着、听着，突然有时空错乱之感，窗外的竹叶簌簌作响，像在叙述着更遥远的故事。现在想起来，钱满素不愧是做美国研究的，她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这一切到了特朗普的年代产生了越发严重的结果。

还有两个英语系同学，平时也不来西南楼宿舍。王齐建同学分到我上铺，但他姐姐是新华社驻外，在北京有房子，他的铺位成了我的杂物堆放处，甚至还挂了滴着油的上海腊肠，但他从未说过我什么。一些年后，他在纽约大学读了博士学位，我在网上看到过他戏背着妻子奔跑的照片，依然伉俪情深，一派“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模样。胡永桓同学交往最少，几乎从未在宿舍露面，后来也没联系。

107房旁边的一间也是英语系的。其中刘象愚同学毕业后留在北师大，出了好几本有影响的翻译著作，也曾到竹园宾馆与我一起品尝了最正宗、最原型的宫保鸡丁——上面撒满了西南楼的记忆，像数不清的红辣椒。王义国同学是厚道人，食堂就餐券分细粮、粗粮，他常借细粮券给吃不惯窝窝头的我，但我粗心，屡屡借了不还，他只能一次次“提醒”我，可还是继续借我；毕业后他去了另一所大学，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那一间宿舍里，还有丁树林同学和刘国彬同学，都是性情中人，只可惜毕业后渐渐失去了联系。

法语系的也有几位已失去联系的同学，如朱延生、李延生同学等，我们的接触原先也不算多。不过，那些日子在西南楼住的几个同学还相当熟，他们的房间就挨着107房的另一边。吴岳添是班支部书记，始终像老大哥似的关照我。他后来在外文所担任过科研领导工作，自己也著述甚丰。郭宏安同学更是成了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权威。一位李姓同学原先来往不多，只知道毕业前他就在光大集团找了份薪资丰厚的工作；罗大冈老师当着我们众多学生的面，对他的弃文从商的选择严词批评了一番，李同学低头受教，事后喃喃说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丝毫没有怨言，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还有几个法语系同学，在研究生院时的交往不过泛泛，到毕业后却因种种机缘，接触多了起来。大约从上世纪末始，我每年都得去法国为我的小说促销、签售，而几位老同学也都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开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他乡遇故知，仿佛立时缩短了曾经的距离。如金德全同学，没毕业就去了法国留学，旋而从商，成了法国一家大公司在上海的代理，干得风生水起，还特意在浦东的滨江公寓中，招待我女儿吃法国牛排。如胡承伟同学，在十多年前的一场巴黎书展上，他和北岛一起出现在我展位前，说是看到了我的宣传海报，一路找了过来。这以后，每年我去法国打书或参加文学活动，都会与胡见面。他在法国电台工作，我的《红尘岁月》在法国《世界报》连载时，他几乎同步把故事翻成中文，一篇篇地放到了电台网页上，甚至都没问过有关稿费的问题。中译本后来在香港出版，还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最佳中文小说之一——其实是他的中译文。他在离埃菲尔铁塔几步路的地方租有公寓，地段好，价钱便宜，这些年一直没挪过地；来巴黎的朋友都要去铁塔一游，他也都得招待，常忙得不亦乐乎。

施康强同学是例外。1981年研究生院毕业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不过，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前些年编《万象》杂志，我在刊物上读到了施康强写的多篇散文，出乎意料地充满了旧时江南才子的气质和情怀，博学儒雅却又有着现代感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种倾盖如故的感觉（至少就我而言）是在我们毕业后多年才不期而来，是因为他那些并不是谈法国文学的随笔。这些年回国的次数多了些，总以为会有机会再聚一聚，可惜最终还是缘悭一面。

德语系最小，大约就四五个学生。现在较想得起来的是杨武能、章国峰同学。尤其是杨武能，他在我们同学中年岁最长，考研时据说已在原来的单位里评上了中高级职称。四川人，爱吃辣，带了个煤油炉，在西南楼的宿舍里独自“经济实惠”地解馋，伴着一阵阵花椒、胡椒的味儿顽强地冲进我们的房间。德语系还有两位同学，一姓李、一姓舒，但都不太熟，只勾得起模糊的轮廓……

于是想到，在赵一凡班长要我写的班志中，二十五名同学不过提到了一半左右；几个写到了的，也仅仅是像叶芝在《1916年复活节》中所写的，喃喃念了一下名字而已。“现在，或是在将来时间，/那所有披上绿色的地方。/都变了，都已彻底变了……”尤其是关于赵家鹤同学，我都无法确定那条微信消息的真假，也无法像叶芝在诗中那样充满信心地断言，“那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但继而又想到，在中国这些年巨大的变化中，我们这些同学大多还坚守着原来的专业，在勉力尽自己的本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尽管早过了自诩为“外语英才”的日子，但或许还没有必要去沉溺于谢幕前的感慨。

那些日子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至老师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他曾签名送我一本他自己的诗集，我受宠若惊，尤其喜欢其中的这样几行：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后面两行我改写进了自己的诗，“我们遇到的一个个人，/都融进、塑成了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们也确实如此。

按赵一凡同学所擅长的后现代理论来说，人的自我是在与他人接触、交往、互动的经历中不断建构、解构的。这并非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发生，而是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渐渐呈现。在当时或看不清楚其中的关联，而要到后来回顾时才明了起来。正是在关于这些同学的回忆中，我意识到，自己至今之所以还没有太偏离当年选择的文学专业，很大一部分因素也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们。就像艾略特在《小吉丁》所写的：

你以为你所以来的目的

仅是一个外壳，意义的外壳，

在目的实现时意义才会从外壳中

迸出，要不是你就没有目的，

或是这个目的超过了你预计的终点，

在实现时又以改变。

这也是我在刚开始写这篇班志所未曾想到的。其实，努力去描述我自己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也是要对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重新试图作出一番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识到我不仅仅是我，同时也是另一个，也是这些同学们；要真正表达对他们的感谢、感怀之意，是要与他们一起，把我们的班志继续写下去。

谢选骏指出：人説“因为施康强同学的猝然离世，我开始写这篇班志”——我看亡羊補牢，爲時已晚……因爲你此刻的意識，不過是刻舟求劍，全然失去了歷史記載的真實及其可能擁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