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搅不浑——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实录》（哑默 2003、10、17）報道：
近网上冒出一篇行天先生著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访谈录》，被访谈对象是“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发起人、组织者、领头人、诗人黄相荣”，文中令人不解的疑窦甚多……现将诗人哑默也谈天体星团的文章贴上来，以作参照。
事隔十七年又再次重述，而且必须详述，实属无奈。
1986年，张嘉谚以安顺师专青年教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进修。
那年北大拟开首届学生文学艺术节。
张得知后即文告黄翔、哑默，认为这是推出黄、哑的好机会，嘱告两人拿出最好最有量级的作品，并作好作讲座的准备，他负责向艺术节组委会力争一次黄、哑、张三人的讲座。（注：艺术节有讲座安排项目。）这样，贵州诗人的前锋可以继《启蒙》（1978）、《崛起的一代》（1980）之后再次突破坚固的地表。
11月初，黄、哑收到张的来信。
鉴于当时的以下情势：
——文学博士刘晓波在新时期十年文学研讨会上惊呼：中国文学危机！
——《深圳青年报》、《诗歌报》联合举行中国现当代新诗断代宏观大展；
——时中宣部长朱厚泽发表了《关于当前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长文，提出文艺也要竞争，“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要“三宽”（宽容、宽松、宽厚），不搞自我封闭的循环，以及大量造就文化企业经营人才等观点。文章在朝野文学艺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当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官方提名艾青；海外提名北岛，对新诗界是极大的鼓动；
——时总书记胡耀邦作关于政策问题的讲话，其中认为政策好可以提前出现天才人物，若不好，会推晚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贵州第二诗界的中青年诗人已具备相当雄厚的实力，并在当代新诗的开拓中早已有过辉煌的战绩。
……
黄、哑认为应让这一实力集体迅速地凸现，最大限度地让贵州第二诗界的青年诗人抱成一团冲出来。在此类问题上，四川诸君做得最好……。当时诗坛公开的场地上仍由官营报刊占领，并对新诗进行围剿。于是，决定这次机会应成一次集体演示的实战。
但是，黄翔当时在个人关系上与不少人处得很僵，便由哑默出面通知、召集大家。
哑默时在贵阳广告装饰公司任经理，从实业角度，考虑先办一份民刊诗报，再办一个持照的书刊经营部类实体，这样既能让一部分没有工作的青年诗人朋友们（比如莫建刚等）从业，又可以干大家一直愿干的事——编诗报、结集、出书、出各自的诗集等。
11月中旬连续数日都在哑默家（其家宽敞、处市中区）聚会、商议，计有黄翔、张玲（秋潇雨兰）、王付、黄相荣、王强、莫建刚。
另通知过赵云虎（赵大风、赵天）。
早期通知过路茫（李家华），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与想法，故未再介入。
但面临许多具体问题：经费、作品、具体操作、还邀哪些人、社团的性质……
问题作了如下解决：
社团性质：松散的文学性组织，不涉及政治。原有人提议取名“强力集团”，哑默不同意：俄罗斯音乐史上已有过《强力集团》；而且此名容易引起误解；不如取个中性的名称“天体星团”。就这样定下来。由他拖人去请家住贵州工学院的书法家陈礼裔题字——陈先生是贵阳广告装饰公司的特邀书法家。
经费：由哑默向公司下属东高服务部借支两千元，黄相荣、王强共出约五、六百元，王付、赵云虎自己解决，龙俊出了两百元。（注：当时大家都很穷，黄相荣准备卖自行车，赵云虎要卖电视机……哑默借的两千元是支票结付的——这为后来有关方面的追查提供了经费来源的真实依据！东高服务部的经理郭建中是哑默初中时的同学，一些年后，他只要哑默还了一千元。
印刷：哑默联系了建联印刷厂，厂长褚智萍是哑默二哥伍汶宪的老同学，褚先生曾被错划关监十几年，后平反，所以对哑的此举很支持——但后来几乎受牵连！该厂是贵阳市民主建国会和贵阳市工商联的下属厂，哑默家的几位亲属都在该省、市两会任领导职务和工作——后也几乎受牵连，被认为是“网”中的一部分。
黄相荣、王强自己联系了河滨印刷厂。
王付、赵云虎通过哑默的关系，联系了另一家印刷厂。
一个枝节性的问题，但也极能说明问题：哑默担心时间紧（包括印刷厂的生产安排，印这批报纸是插队优先的），不能及时将稿送到厂怎么办？便要求大家把稿先送齐汇合。而诗人们却怕“事办不成，又走漏了自己诗作的‘元气’！”于是哑默要求大家把稿封好、封口签字、交齐，一旦联系好厂家，马上自己送去，也不存在审稿，各自去，印刷厂校对，文责（含错别字等等）自负！
（根本不存在谁占了谁的版。黄、哑的版上也没套红。套红的是报名和头版右上方“分期推出以下诗人及作品”名单目录，现有存报为证。更谈不上暗自做手脚！）
张玲负责到建联印刷厂校对黄、哑两人的版。
黄、哑两人的版排完，还剩一小块空白，那时已是深夜，排版工人问怎么办？张玲临时写了黄翔、哑默小传及王强、黄相荣、吴若海“星体诗人简谈”填补。
厂长褚智萍先生早年即知黄翔的，直到2003年6月他与哑默的一次会晤中，提到黄翔时，他还无不感叹地说：“张玲作为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实在了不起，那年印天体星团报纸，她连续几天熬更守夜，在车间里校对、守印。我们问她空白版怎么办？她毫不思索，当即提笔就写了那两小篇黄翔和你的小传。内容、文字功夫都那么好，令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佩服！”
报纸印了五千份，建联厂印的报由我请张玲、王强雇人力车提回。
王付、赵云虎一看报纸，有意见（主要是认为为什么没他们的小传介绍等），即宣布退出，将他俩的报另取名《新宇宙》）。
这时，收到张嘉谚的来信，说北大艺术节可能要延期，延到十二月中下旬。（也许是为什么避开“一二·九”。）
究竟还去不去？什么时候去。
哑默和张玲主张暂不去，即便去，也应如期而去。莫建刚倾向这意见。
黄翔拿不定注意。（他八月份才两度赴京，并作了出版作品的铺垫工作。）
王强、黄相荣坚决主张去，认为不能错过这机会。
后来想到万事齐备了，如不去，垫支的款怎么办？还有，如果艺术节不延期呢？
最后决定去，绝不介入学潮，艺术节交流一完即返回。
哑默因公司年终工作特忙，不能去，又担心弄乱套，便写下：
“此次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文学艺术节，纯属文学活动。
坚决不搞政治闹事，谁搞谁负责。”
并让大家签了名，签名的有：哑默、王付、黄相荣、王强、莫建刚、黄翔。时间是1986、11、26
约好报纸除赠阅部分外，绝大部分销售，收回投资，除开支外，把各自垫的钱发还，余款用作出第二期滚动用。
哑默预支了当月工资给大伙购车票（王付自购），交了一部分给黄翔保管作上京大家的费用。另又出资打印附加传单《天体星团大爆炸》（黄翔执笔）和购布作大幅布标。
由于黄相荣长期患支气管炎、哮喘严重，哑默担心他去受不了北京十二月的严寒，劝他别去。但他坚决去。哑默在他们临行的前晚特地将自己备用的一个特大口罩送给他。
哑默当着大家的面讲清请黄翔带队，并嘱告千万别乱套闹事，否则黄翔绝对是罪魁祸首——家庭出身不好、被多次关过监、有《启蒙》的“前科”、年龄最长……至少，也是“教唆犯”！
十一月底，黄翔、张玲、王付、黄相荣、王强、莫建刚一行七人乘150次直达北京火车出发。在车站遇到前启蒙社的梁福庆，梁也一并同往。
赵云虎一听都走了，便携带自己的报纸乘昆京特快追了上去汇合。
哑默电话告诉张嘉谚。
张与时流浪北京的贵州青年诗人薛德云（马哲、马贼）前往接车。
张见一下子来了这一大帮人，真匪夷所思！
果然，北大艺术节延期至十二月中旬。
这一大伙不可能在北京逗留半个月。
张嘉谚与组委会联系，组委会建议把所带的报纸交给他们代保管，人先回去，到开会时欢迎再来。
于是问题来了：
张嘉谚、张玲、莫建刚、梁福庆倾向组委会的安排。
黄翔拿不定注意。（他同时考虑到哑默的嘱告。）
其余的人主张“大爆炸”！
张嘉谚只得暗暗叫苦。
……
紧接着就是连续几日的在北大、北师大、人大、鲁迅文学院、《诗刊》编辑部等“大爆炸”的文化运作……
12、6梁福庆独自返回。
12、7—8，莫建刚、黄翔、张玲陆续返回。
王强、薛德云带诗报南下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他们两人从南京汇回100元售报款——唯一的回收。
哑默知道事情闹乱套闹大了，肯定要出事。
12月中旬，黄翔、哑默收到北大组委会的正式请柬。
哑默想，这回工作再忙也必须得去了——必须做大量澄清、弥补工作。
12、12，黄翔、哑默、张玲、莫建刚一行四人乘150次车赴京，罗甸的张凯因公出差贵阳进修，也“火线加入”自购车票，一块同往。其余所有人的开支全由哑默垫付。
12、14下午五点到，张嘉谚与北大的一位同学小雷接车。
这次哑默给黄翔、秋潇雨兰、张嘉谚、莫建刚和他自己各印了天体星团专用名片，临时佩带公司徽章作统一标志，以塑造集体形象。
组委会安排住北大对面的海燕旅馆（校内已住满），并给了五十元的住宿费。
当晚一行人便去拜会组委会，并与一个学生读书会座谈。
组委会安排了贵州诗人的讲座：黄翔讲《直面中国当代文化》、张嘉谚讲《中国现当代新诗前潮》、哑默讲《在新时期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
12、15，上午参加开幕式，下午参加学生与各界人士见面的座谈会，晚上，参加听李陀（时《北京文艺》主编）的讲座。但贵州诗人均未发言——组委会同学告知上面有通知不准贵州诗人售诗报。
12、16，听城市诗派的讲座。
但传闻牛汉、刘晓波、徐敬亚（未到会）和贵州诗人的讲座均被上面指示取消了！
哑默、莫建刚等去找组委会询问，组委会回答原因不明，但他们仍在力争如期举行。
哑默知道这不是偶然，问题严重了。
组委会的同学还建议去找找知名教授出面做做工作，也许能争回。于是他们又去找了从台湾过来的客座教授陈鼓应先生。据知，陈先生立即去做了工作，但无效。
他们又去拜访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他没在家。
当晚，一点半钟，旅馆管理人员和武警来查房，告知尽快离开，返回原地。并且只查了贵州诗人住的这间房。
12、17，大家决定去中宣部找中宣部长朱厚泽，（他是从贵州调中央的）。目的是谈清问题、力争讲座。但朱没在。由秘书郑继兴接见。郑说等朱部长一回来，他就立即转报，并说讲座的事得由北大决定。
下午去芒克家。
晚上听刘晓波讲座。
哑默认为这件事肯定与1978年启蒙社的事被从组织上等牵扯上了——黄翔、莫建刚、梁福庆都是原启蒙社的人，哑默与黄翔的关系不一般……事情更复杂化了。
哑默建议黄翔详写一份黄翔几十年来所受的种种迫害以及从1978年《启蒙》至当下的材料递交上去，否则黄翔本人和启蒙社的这一帮人便永远翻不了身——正如“黑色幽默”一样：下命令的人早都把他们忘了，而命令却一直在执行，并一直往下传！哑默认为胡耀邦、朱厚泽是较开明的。
并建议另详写一份有关天体星团事遇的报告送交北京市委阐明事由原委，最大限度减少、消解负面影响。并由他执笔当晚就写。大家同意了。
12、18，托莫建刚去北京市委递报告。
大家自由活动。
哑默发现他们已被严密监控了。
哑默返回旅馆与大家商议尽快离开的事情。
意见发生了分歧：
黄翔、张玲要留下。
莫建刚想在北京的芒克等处多玩几天。
哑默和张凯返回。
12、19，哑默把返程的车票钱给了莫建刚。黄翔和张玲的交给张嘉谚，嘱告只能作买车票用，否则黄翔、张玲会因无钱返回而流落北京。自己与张凯乘61次车，11：55离开北京。
黄翔、张玲后来也赶乘同车返。
……
就在他们全体离开不久，张嘉谚便被有关部门审讯，并被没收了全部手稿，若干年来辛辛苦苦搜集的资料，还有书信等。（此事后来一直影响张嘉谚的晋级、提干、评职称等。）
……
12、31，电视报道薛德云在北京被捕。
……
1987年元、21，哑默被诱捕秘密审讯一周。（家中人亦被调查。）
王强也被捕审讯。
……
1987、10，月底黄翔被捕。
1988、5、17，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讯哑默，要求写一份关于天体星团活动的详细材料。哑默如实写了。
1988、5、20，中院刑一庭开庭审判黄翔。除黄翔外，天体星团诗人只有哑默、张玲出庭。
黄翔被判刑三年，送王武砖瓦厂服刑。
张玲独自一人苦熬三年，付出极大的人生代价！
那么，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发起人、组织者、领头人、诗人”黄相荣呢？
谢选骏指出：人説“水，搅不浑——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实录”；但我看浑水都是搅起來的。爲何要攪混水？爲的是趁著渾水好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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