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语言的局限性造成了思辨的复杂性

《语言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2022-10-31 永大英语 张绍杰）报道：

1. 引言

当今的语言研究中，学生会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语言研究究竟采用思辨研究好，还是实证研究好？如果两种方法都可以选择，那么为什么当今语言研究实践偏向于选择实证研究？实际上，这个问题反映出青年学者对于语言研究中方法论的困惑，也反映出当今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同时也看出人们对思辨研究价值的忽视以及对实证研究局限的沉默。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阐述思辨和实证两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及其局限性，然后提出语言研究中应坚持两种方法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的基本立场。

2. 什么是思辨研究？

根据百科词典，思辨在哲学上指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而思辨研究（speculative study）从哲学上讲是一种“形而上”的研究方法，也是与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相对立的前科学的研究方法。思辨研究起源于古希腊的思辨哲学，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是思辨哲学家。进入科学时代，继现代实验科学鼻祖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然而，思辨研究承传着思辨哲学的精神真谛，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普遍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科学家如果要证明他们对某一事物的假设是真或伪，就需要基于实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但是科学家每次提出的假设都是思辨的结果。关于思辨研究，彭荣础（2011）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思辨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根据这个定义，思辨研究有四个特征：一是依赖于研究者的理性认识能力；二是依赖于研究者的直观经验；三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四是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

尽管学者们可能对思辨研究提供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思辨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理性思维、抽象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理性思维：采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思维方式。

简单地说，理性思维是一种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它是依据可观察到的经验证据进行的逻辑推理，结论必须符合事物内在的逻辑。正如哲学上通常解释的那样，理性思维是对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即认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而相对于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等是感性认识的形式。例如，非此即彼、以偏概全、孤立判断分析的思维方式不是理性思维的方式，因而也不具备思辨研究的特征。古代有名的“相马”专家伯乐的儿子“按图索骥”的故事，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维的方式，从单一方面考量某一事物是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关于理性思辨的特征，可参见栗洪武 2011）。

抽象思维：蕴含在理性思维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判断的过程也是抽象思维的过程。

抽象思维体现在对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高度概括性，是一种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和认识。例如，不同事物之间的内部存在怎样的联系，反过来，看似相同或相近事物之间的内部存在怎样的区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抽象思维，否则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也无法对事物获得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古代“踊贵履贱”的故事说明了只有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揭示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

批判性思维：思辨研究必然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方式，因为理性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的认识过程。

批判性思维体现在对现存事物的怀疑和否定。哲学上的争论、哲学发展史上的否定之否定、科学发展史上提出的各种假设等，都反映出思辨研究的批判性思维特征。二战期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免活下来的一对犹太人父子关于“1加1大于2”的故事（在集中营里父亲对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1加1等于2时，你应该想到大于2。”遵循这样的思维模式，后来儿子成了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一种典型的批判性思维。

总之，思辨研究有其鲜明的特征，是对科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遗产，其珍贵的价值在于可给科学研究提供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同时，我们也须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首先，思辨研究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即过分追求事物内部的完美统一，忽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其次，容易忽视事物本质的多元属性：即过分追求事物普遍的本质，但事物的本质往往具有多元性。例如：只对教育现象进行思辩研究难以揭示教育的本质。再者，将直观经验作为观察、分析、判断事物的出发点，往往易于导致主观偏见（参见孟昭勤、王一多 2001）。

3. 什么是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伴随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它以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推崇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实验研究的重要性。实证研究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大量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通常包括两类：即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根据传统观点，实验法属于量的研究的典型代表，而观察法和访谈法等则属于比较典型的质的研究（龙立荣、李晔2000）。

实证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它建立在科学概念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的科学范式进行研究设计，依据客观的数据和材料分析得出结论，结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可验证性。具体体现出如下特征：

科学的规范性：根据研究目的及研究对象的需要，科学、合理地设计研究程序或选择研究工具。一项实证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规范，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进行设计，尽量使研究程序合理化，并选择相应的研究工具，如语料库、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

分析的客观性：按照数据和材料呈现的真实状态进行分析，保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是实证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必须按照数据和材料原本呈现的结果进行分析，“让数据说话”，避免主观性，这是实证研究应遵循的一条原则。

结论的可靠性：得出的结论一般具有可靠性，经得起验证。由于实证研究注重设计的科学规范和数据分析的真实客观，因此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一般是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

同样，实证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实证研究通常是归纳推理。由于所使用的材料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穷尽，因此得出的结论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往往会遭到质疑，这也是语言哲学家排斥实证研究的理由。其次，实证研究过分注重方法技术，易忽视研究主体“人”的价值和作用。研究方法的设计和技术细节固然重要，但对分析材料和分析的深度和广度离不开研究主体所做的整体把握。最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方法设计和材料来源密切相关，不合理的设计以及材料选取的不当都会导致不可靠的结论。

4. 语言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

自索绪尔创立当代语言学以来，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已跨越了100年的发展历程，从结构主义到功能主义，从功能主义再到认知主义，语言理论层出不穷，语言学派门户林立，语言研究呈现出从内部走向外部的多视角、跨学科的发展局面。然而，无论基于哪种理论视角，思辨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在语言研究中都广为采用。

4.1语言研究中的思辨

思辨是语言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传统。从现当代语言学研究史中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当代发生的语言学革命或转向都是思辨研究带来的结果。例如：当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是在批判了西方语言哲学史上命名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开辟了语言的共时研究；乔姆斯基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基于唯理主义创立了生成语言学派；韩礼德认为语言不是自治的系统，因而在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格赖斯不满意真值条件语义学对意义的分析，因而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

语言思辨研究是研究主体依据语言直觉或采用内省的方式对语言的本质特征及其普遍规律进行逻辑推理的一种研究方法。语言研究的历史表明，思辨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在人类语言的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本体论价值：追问语言的本质。语言思辨研究有其本体论价值，这就是在于它追问语言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试图追问，为什么对于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来说世界是相同的，为什么对全人类来说他们对世界的“心灵表征”也是相同的，但语言对于所有人来说却是不同的？因而他提出语言具有规约性的本质（Harris & Taylor 1989：32－33；张绍杰2004：21）。索绪尔追问，为什么语言符号（语词）与外部事物没有对应的关系，为什么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语言系统所决定的，为什么一个语言符号中包含的概念和声音结构是两个不同的心理实体？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提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本质（Saussure 1916/1959）。乔姆斯基追问，为什么儿童可以说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为什么儿童可以听懂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他最终提出语言具有创造性的本质（Chomsky 1957）。韩礼德追问，为什么语言是意义系统而不是形式系统，为什么语言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为表达意义提供可能的选择？他因而提出语言具有元功能的性质（Halliday 1985）。总之，语言思辨研究具有本体论的价值。

方法论价值：提供语言的解释。语言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内部研究，二是外部研究。例如，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的语言理论都是基于对语言的思辨，本质上都是对语言的内部研究，试图回答“语言是什么”及语言作为一套“系统”是如何运行的等问题，他们的区别在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不尽相同。语言的内部研究通过对语言系统声音、结构、意义各层面内部关系的解释揭示了语言系统运行的机理。关于语言的外部研究，主要指上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语言的跨面或跨学科研究。例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这些研究都具有思辨性质，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揭示了语言的多元属性：既是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也是认知的。

语言思辨研究的价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思辨利于抽象概括。语言现象纷繁复杂，需要通过观察进行归纳、总结，并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做出抽象的概括，所以抽象概括离不开思辨。二是思辨利于学术争鸣。语言研究中存在各种理论分歧，学术争论必不可免。争论的基本形式就是思辨，思辨才能为争论提供思想源泉和动力，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三是思辨利于创新。思辨与创新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思辨意味着怀疑和批判，而怀疑和批判是语言理论创新的前提，每一种语言理论的诞生都是基于对前人的批判，没有思辨，可以说，就没有语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参见于忠海 2007）。

思辨研究是一种演绎推理的研究方法，它更适用于理论研究，而不适于应用研究。思辨研究的最大局限性在于，通过思辨提出的理论假设或理论模式通过自身无法得到证实。比如，在语用学中，一般会话含义是推论意义还是默认意义，对一般会话含义的解释是前命题的还是后命题的，至今仍无定论，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理论假设，需要进一步证实（参见Bach 1984；Levinson 2000；Jaszczolt 2005；Recanati 2004）。此外，思辨研究靠语言直觉，但语言的直觉经验可能导致主观片面性。

4.2 语言研究中的实证

实证研究方法引入语言学领域的历史相对较短，主要是借用应用语言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近20年来刊物发表的语言学相关论文来看，语言实证研究成为主流，特别在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语用学领域。我国的语言实证研究近10年来呈突显的趋势。根据CNKI网上搜索，1993-2014年间以“实证研究”为主题的语言研究共有800多篇，2001年前仅有16篇，2009年后每年都超过100篇，这至少说明实证研究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语言实证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有其固定的研究范式。一般来说，包括研究问题、文献研究、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结果与讨论。研究问题可能是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论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证实先行研究中的理论假设或模式问题，还可能是应用某一理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等。文献研究实际上是提供选题的研究背景，要求对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历史的梳理，并能做出评价和发展趋势的展望。理论框架是提供相关研究的理论依据，涉及到理论视角、理论观点及分析内容等。研究方法有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之别，前者指研究过程的理论，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技术或工具。一般应明确交代采用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要详细描述语料的来源，获取语料样本的程序或过程，特别是采用的分析工具。如果是实验研究，须详细描述实验设计，包括被试的选取、实验材料、控制条件等。数据分析是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过程，一般可先呈现数据，再根据质化或量化的设计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最终呈现分析的结果。结果和讨论可以分述，也可以并述，是根据分析的结果围绕研究问题展开讨论，为研究的结论提供证据。语言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设计是否科学规范合理，因为研究方法的设计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这方面，美国艾尔·巴比（Earl Babble 2009）所著的《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值得拜读。

语言实证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思辨研究可能带来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不足。

以there+be句型为例。be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是有定的（definite）还是无定的（indefinite），即there be+a（n）+NP还是there be+the+NP。靠语言直觉通常认为这个名词短语是无定的，但实证的数据可证明有定的名词短语也经常出现，只不过是，比较而言前者的频率高于后者而已（参见张绍杰、于飞 2004）。

其次，语言实证研究可以客观地验证现存的理论问题。

例如：一般会话含义是默认意义，由于默认解读依赖于语言规约，加工耗费的时间较少而速度较快；关联理论则认为一般会话含义是显性含义，需要在语境中推导，因此加工耗费的时间较多而速度较慢（Noveck & Sperber 2007；张绍杰、张延飞2012）。最终，默认意义的加工速度是快还是慢只能靠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再者，语言实证研究能发现或证明新的结论。

例如：词汇的同义关系是系统生成的，还是在语境中建构的？传统上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着同义关系，同义词即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但通过实证研究可证明，词汇的同义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在语境中在线建构的（庞杨、张绍杰 2012）。再如，词频问题或语言迁移问题等都需要实证研究才能解决。

语言实证研究同样有其自身局限性。

首先，它适用于应用研究，不适用于理论研究，因为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某种理论假设或基于某种理论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结论。

其次，倘若方法设计不合理语言实证研究会导致结论的不可靠性和片面性，尤其是语料选择的范围和语料样本的大小都存在天然的局限，无法做到穷尽，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其片面性。

最后，过于专注于方法技术可能导致思辨缺失，忽视语言理论的创新。简单地说，比较而言，实证研究不利于语言研究的创新。

5. 语言研究应坚持思辨与实证的统一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语言研究中是思辨研究好还是实证研究好？现在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出明确的回答：思辨和实证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思辨和实证研究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龙立荣、李晔2000）。因此，我们应坚持两者的统一，在两者之间探求平衡，做到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当今重实证轻思辨的倾向应予以纠正。对此我想提出几点理由。

第一，思辨和实证反映出思维形式的不同：前者是演绎推理，后者是归纳推理。

但思辨是一种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反映出研究主体认知世界的能力。人类不可能具有全部的关于世界的直接经验，但可以靠理性的逻辑推断，分析事物内在的联系，探究事物的本质，从而间接地认识世界。语言研究也是一样。对语言本质的探究永远是语言研究的目标。乔姆斯基曾指出：语言理论的目标包括观察的充分性、描写的充分性、解释的充分性。要实现语言理论目标，离开思辨是不可能的。

第二，思辨在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语言研究中同样如此。

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大家”，如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格赖斯等，都采用思辨的方法。试问，没有思辨，索绪尔能创立当代语言学吗？没有思辨，格赖斯能继承和发展日常语言哲学提出会话含义理论吗？针对逻辑实证论要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的做法，爱因斯坦曾强调指出：凡是能够思维的理论都具有思辨性，任何理论都是思辨性的（爱因斯坦1976：415）。美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G·霍尔顿说：“给思辨设置障碍就是对未来的背叛”（霍尔顿1983：283）。

第三，思辨与创新有着密切的亲和力。

科学研究的动力在于创新，语言学研究在我国的创新不足，这与我们缺少西方的“思辨”精神有关。西方的思辨是逻辑推理，而中国的传统讲究“思”，即“悟”，而不重“辩”。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他所讲的不是思辨问题。我们应从西方的思辨传统中汲取营养，创新思维方法，使语言学理论创新成为可能。

第四，就思辨与实证的关系而言，思辨靠逻辑论证，实证靠数据材料说话，思辨也需要材料支撑，实证也需要思辨才能从数据的分析中得出可靠的结论。

人文社科研究中往往是观点决定对象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同样的数据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数据会说话，但不知道怎么说话。当今的语言实证研究常出现有分析没有结论，或有结论但缺乏可靠性，或结论不具普遍意义的现象，其原因是实证研究中缺少思辨的元素。所以，思辨的价值不能用实证取代。

6. 结语

思辨和实证是语言研究中的两种方法，各有长短。语言研究应坚持两者的互补性。思辨有利于创新，实证有利于发现，两者不能相互排斥、相互替代。当今语言研究中存在重实证轻思辨的倾向，实在不利于语言理论的创新，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Hu Ping胡平@HuPing1：

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说法，它们都是正确的，因此它们也都不那么正确。“穷则思变”，说的是贫穷能促人奋起改变现状：“人穷志短”，却又是说贫穷会使人沮丧消沉。“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是人在物质需求获得满足的条件下才会有道德心：“饱暖思淫欲”却又是说，人吃饱喝足才容易堕落。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两种因素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行为毫无脉络可循。问题是，我们不仅要把握事物间的一般联系，而且还要注意到使这种一般联系发生作用的条件或背景。除非我们弄清楚特定的条件或背景，否则我们就无法推断出那些彼此矛盾的说法究竟是哪一种更容易发生作用。

1997年2月

谢选骏指出：常人不知，是人类语言的局限性造成了人类思辨的复杂性——但是人类的思辨又不得不依赖人类的语言，于是各种神话与哲学的纠纷才会产生出来；哲学家并不是更加聪明的人，而是更加无奈的人。因为他们敏感于语言的局限性，反而受困于思辨的复杂性了。

谢选骏：中国银行的债务都是共产党的债务

《面对房地产危机，中国银行业压力空前》（KEITH BRADSHER 2023年10月9日）报道：

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持有国内几乎所有银行的控股权，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银行的命运

中国庞大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系统，对房地产危机存有巨大敞口：其近40%的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有关。先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开发商中国恒大，之后是数十家房地产开发商拖欠或无法偿还海外债券，银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房地产问题的规模——巨额债务、住房供过于求，以及消费者对购房越来越谨慎——意味着政府可能在未来几年被迫花费巨额资金救助银行。

北京官员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突显出房地产债务给政策制定者带来的艰难选择。例如，他们允许银行在贷款到期前给借款人更多的时间，这一举措可能收效甚微，只会把问题推到未来。然而，这可能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借款人和贷款人都可以继续采取不谨慎的做法，以期获得救助。而且，这也会让银行迟迟不能开始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放贷。

香港经济研究公司东方融资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说，“如果中国不能命令银行冲销房地产市场的不良贷款，利息成本将继续侵蚀经济，而过多的资本将继续浪费在没有价值的投资上。”

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不断下跌的房地产价格会像15年前的美国那样引发一系列大型银行失控倒闭。中国的银行系统持有全国五分之四的金融资产，包括大部分债券，其规模太大，政府无法任其倒闭。

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持有几乎所有银行的控股权，因此，除了拥有广泛的监管权力之外，它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银行的命运。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依赖一年或一年以上的银行贷款，不是2008年迅速贬值、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可交易证券。监管机构还阻止了大部分的大宗资金进出中国，这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几乎不受外国资金突然撤离的影响，1997年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由这种情况在中国周边国家引发的。

但中国房地产目前的问题根源在于多年来的疯狂放贷和投机性过度投资，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巨大挑战。

今年3月卸任前不久，时任中国副总理的刘鹤在一次讲话中警告说，房地产给中国带来了危险。

“房地产领域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必须及时干预，”他在1月份于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在最近几周的采访中，四位了解中国金融监管行动的北京和上海人士详细介绍了监管机构如何努力应对与房地产相关的风险。所有人都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公开发表评论。

首先，中国监管机构在不良贷款（即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的判定上给了银行很大的裁量权。这使得银行可以推迟上报财务损失的时间。

熟悉监管体系的人士说，允许银行在债务人难以偿还贷款时予以展期的政策实际上始于疫情期间。该政策旨在让银行在处理因疫情或封锁而销售额暴跌的公司时提供回旋余地，不会迫使银行为不良贷款预留额外资金。但这种宽松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年，并应用于规模大得多、问题更严重的房地产行业。

中国恒大在中国中部湖北省武汉市建造的一个住宅综合体。该公司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开发商。

此外，其中三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20家最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详尽的压力测试，以确保它们在房地产进一步损失的情况下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上述三位人士表示，去年冬天进行的压力测试发现，这些银行（全部是国有银行）能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大幅恶化的情况下生存下来。但至少有一半的银行可能需要额外的资本，以确保它们能够继续满足日益收紧的国际储备资金标准。

欧洲各国央行也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自行收集和分享各自国家商业银行在中国放贷的信息，尽管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发现什么风险敞口。

这些人士说，中国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将处理房地产损失的成本分摊到更长的时间里。这可能使银行能够利用其他贷款的潜在未来利润，抵消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损失。

中国近一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抵押贷款，主要是住宅贷款。由于房主按时甚至提前还款，抵押贷款的损失几乎不存在。

长期以来，中国对首付款的要求远高于西方监管机构——首次购房者的首付款比例至少为购房价格的20%或30%，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高达70%。

为避免损失首付款，家庭几乎从不拖欠抵押贷款。因此，这些贷款对商业银行来说一直是丰厚的利润，它们收取的利率比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率高出几个百分点。政府最近敦促银行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帮助家庭腾出现金用于消费，但银行拒绝这样做。

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是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最担心的问题，但它们在银行整体财务中的作用是有限的——香港分析师科利尔估计，这些贷款占银行贷款的6%到7%。中国的银行与政府联系紧密，在要求开发商还款方面具有影响力。

中国银行面临的另一类问题客户是地方政府的金融附属机构，它们代表地方政府借款。这些机构从银行借的钱是全国房地产开发商的两倍。

它们几乎都涉及房地产开发和相关活动，比如修建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由于私营开发商没有资金竞标，它们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拍卖会上斥巨资购买土地。如今，这些金融附属机构面临着严重亏损——但由于它们和银行最终都由北京控制，因此问题进展缓慢。

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北京最终会出手相助。但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

“整个系统在拖着，”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执行合伙人莱斯特·罗斯表示，“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某种纾困，但至今也没等来。”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银行的债务都是共产党的债务——因此，只要共产党不垮台，中国银行的债务都没法赖的。什么时候共产党垮了台，中国银行的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了。

谢选骏：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闪电袭击是内战还是入侵

《BBC查核：哈马斯是如何对以色列发动闪电式袭击的？》（肖恩·塞登（Sean Seddon）和丹尼尔·帕伦博（Daniele Palumbo）BBC记者2023年10月9日早上8点52分）报道：

在哈马斯的攻击开始时，许多以色列人可能正在睡觉。周六（10月7日）是犹太安息日，也是一个神圣的节日，这意味着犹太家庭正计划在家或在犹太教堂共度时光，这也是朋友相约见面的节日。

但在周六黎明时分，火箭弹划破了天际，揭开了哈马斯残酷攻击的序幕。

而这次哈马斯的突袭在规模和协调上前所未有。

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在自己与加沙地带（加萨，Gaza）这个小小的巴勒斯坦飞地之间建立屏障。然而，在几个小时内，这个不可逾越的屏障就暴露出了缺陷。

BBC分析了哈马斯激进分子和民众拍摄的视频，以了解哈马斯是如何从加沙协调及动员他们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军事攻击。

火箭弹标志着袭击的开始

当地时间约为清晨6:30分，火箭弹开始往以色列方向发射。

随着飞弹不断发射，哈马斯战士们在他们计划突破以色列在加沙重兵警备的地方集结。

哈马斯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控制着加沙，并被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他们经常使用这种战略。

但在过去，这些基础技术研发的火箭，通常难以躲避以色列先进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

不过，周六我们却目睹哈马斯能在短时间内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以压倒性优势震撼了以色列。此等规模表明这是经过数月的筹划和火药储蓄。哈马斯称他们在第一轮中发射了5千枚火箭弹（以色列称只有该数量的一半）。

远至距加沙60公里的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西部开始响起空袭警报，直接遭到袭击的城镇上空可见烟雾升起。

随着飞弹不断发射，哈马斯武装人员开始集结，他们计划突破以色列戒备森源的加沙屏障。

尽管以色列在2005年从加沙撤出了军队和定居者，但仍然控制着加沙的领空，并共享边界和海岸线。除了定期的边防巡逻外，周围还有摄像头和传感器网络，以防止侵入。

但在几个小时内，这个屏障一次又一次被突破。

哈马斯是如何突破封锁的？

一些哈马斯武装人员试图完全绕过屏障，包括通过滑翔翼飞越（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至少有七个人漂浮在以色列上空）和乘船抵达。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击退了两次哈马斯尝试通过登陆艇登陆以色列的企图。

但这次袭击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屏障穿越点进行了多次协调一致的直接袭击。

当地时间清晨05:50，与哈马斯武装翼有关的一个Telegram帐号在凯雷姆-沙洛姆（Kerem Shalom）发布了来自地面的第一批图片，这是加沙最南端的过境口岸。

这些图片显示武装分子占领了检查站，地面上有两名以色列士兵的血腥尸体。另一张照片显示至少有五辆摩托车，每辆车上都有两名持枪的武装分子，穿过屏障的金属网围栏上切割出的洞口。

在加沙，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军车上庆祝。

在一个不太严密的地方，可以看到一辆推土机正在拆除带有刺丝网的一段围栏。

那里聚集了数十名看似手无寸铁的人，有些人开始从围栏缝隙中跑过去。

在加沙过境点最北端的埃雷兹（Erez），距离凯雷姆沙洛姆（Kerem Shalom）约43.4公里处，哈马斯正在包围另一个过境点。

有关视频被发布在该组织的一个宣传频道上。它显示混凝土屏障发生爆炸，这是开始袭击的信号，然后可以看到一名武装分子招呼着一群武装分子前往爆炸现场。

八名身穿防弹背心、手持步枪的男子冲向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向以色列军队开火。

在视频的后面，可以看到以色列士兵的尸体躺在地板上，武装分子从挨家挨户地搜查房间，组织清晰、训练有素。

加沙有七个官方过境点，六个由以色列控制，一个进入埃及由开罗控制。

在几个小时内，哈马斯找到了沿着隔离墙进入以色列领土的方法。

袭击深入以色列境内

哈马斯武装人员从四面八方冲出加沙。我们现在从以色列当局那里知道，哈马斯在27个不同的地点进行了突袭，似乎接到了见人即杀的命令。

哈马斯最远侵入的地方是南部城镇奥法基姆（Ofakim），距离加沙东边约22.5公里。

在斯德罗特（Sderot），武装分子被看到站在一辆穿过该镇的卡车车顶上，这座城镇位于加沙东约3公里的地方。

武装分子冲破了凯雷姆沙洛姆的栅栏，冲破了栅栏。

大约十多名哈马斯枪手被看到在阿什凯隆（Ashkelon）空旷的街道上分散开来，这座城市就在刚刚被袭击的埃雷兹过境口的北面。

类似的场景在以色列南部重演，军方告诉平民在室内躲藏。

在基布兹雷伊姆附近的一个音乐节上，枪手向聚集在沙漠中的一大群年轻人随意开枪。

一位目击者告诉BBC，激进分子驾驶着一辆装满武器的面包车，在该地区搜索了三个小时，寻找其他以色列人作为目标。

士兵和平民被掳

哈玛斯突袭以色列音乐节：死亡人数升至260人，多国青年遭挟持

我们现在知道，人质是从音乐节和其他地点被掳走的，并被运回加沙。以色列表示，已经有100人被掳走，其中包括军人和平民。

在贝里镇拍摄并经BBC核实的视频显示，四名平民被武装分子强行带走。

在网上还流传着一些受了重伤的人质，被哈马斯分子押着在加沙拥挤的街道上游行的影片。

摄影机还拍摄到其他未经证实的可怕暴行，包括一名驾驶员被拖出车外并被割喉，以及死去的平民和士兵的尸体被侮辱。

除了袭击以色列社区外，哈马斯还袭击了两个军事基地：奇金（Zikim）的一个基地和雷伊姆的另一个基地。

从雷伊姆附近拍摄的视频显示了事后的情况，沿着通往该基地的道路上散落着几辆烧毁的车辆。目前尚不清楚在战斗中有多少人被杀害。

哈马斯的社交媒体频道多次分享了以色列士兵的尸体照片。BBC尚未核实这些图片。

上周清晨火箭袭击后，以色列雷霍沃特地区冒出浓烟。

在火箭弹袭击开始的几个小时内，数百名以色列人丧生，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

在受灾地区几个小时内以色列开始出现援助，但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哈马斯在加沙以外的一些领土上实际掌握了控制权。

在几个小时内，援助已就开始抵达发生冲突的南部地区，但哈马斯一度有效控制了加沙以外的部分领土。

这次突袭的速度和致命性令以色列震惊。人们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不断审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周六中午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宣布：“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

谢选骏指出：BBC查核“哈马斯是如何对以色列发动闪电式袭击的”？却没有实现厘清“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闪电式袭击是内战还是入侵”。

《以巴冲突：以色列称“这是我们的9/11”，以军与哈马斯仍在加沙激战》（BBC 2023年10月8日）报道：

在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展开袭击后，以色列对加沙（Gaza，加萨）发动了多次空袭。

BBC收到了来自以色列军方的确认，确定周六（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中，有超过700人丧生。

巴勒斯坦方面的最新消息则称，在以色列于加沙（加萨）地带发动报复袭击后，已有超过400人丧生。

根据联合国周日晚间的声明，加萨地带已有超过123,000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撤离，其中近74,000人在校园中寻求庇护。

以色列媒体援引当地救援机构扎卡（Zaka）的消息称，超新星（Supernova）音乐节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60人。救援人员此前表示，在哈马斯这次前所未有的袭击中，超新星（Supernova）音乐节的现场发现了250多具尸体。

大约3000人参加了这场通宵狂欢，该音乐节是哈马斯攻击的第一个地面目标之一。该音乐节在内盖夫沙漠举行，靠近雷伊姆基布兹，距离加沙地带不远。

沙冲突的其它最新发展：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第纳尔少校（Maj Nir Dinar）星期一（10月9日）称，哈马斯周六发起的出人意料的协同袭击就像美国当年发生的“9/11”袭击事件；另一位发言人康里克斯中校（Lt Col Jonathan Conricus）则以以色列遭遇的“珍珠港事件”形容此次袭击，他称“这大概是‘9·11事件’跟‘珍珠港事件’合二为一。”

以色列空军称，加沙地带500多个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目标在夜间遭到以军袭击。遭到袭击的还包括七个哈马斯指挥中心和一个伊斯兰圣战指挥中心。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上午在简报中表示，以色列军队仍在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七到八个地点与哈马斯枪手激战。其中包括贝埃里农业社区，该社区一夜之间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渗透。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许多武装分子已被杀，但其他人仍然躲在基布兹的家中。

在以色列开始报复性袭击后，加沙的医院挤满了死伤者，在停电的情况下苦苦挣扎。联合国表示，加沙唯一的发电厂可能会在几天内耗尽燃料。

其他几个国家也表示自己的公民被哈马斯杀害或绑架。

美国已将其航母移至更靠近以色列的位置，并表示将运送更多武器——此举被哈马斯谴责为“侵略”。

美国官员预计以色列将在未来48小时内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

波兰已开始从以色列撤离公民，第一架载有约120人的飞机于周一早些时候降落在华沙。预计还有两架飞机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抵达。周日，波兰国防部长马留什·布拉什恰克（Mariusz Blaszczak）表示，约有200名波兰游客等待离开以色列，其中包括参加学校旅行的儿童。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表示，已经将大约800人从以色列带回国，而且还会有更多人返回该国。

泰国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准备紧急救援队和飞机来营救仍在以色列的国民。

一名以色列华裔女子在音乐节上被掳走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称，一名被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掳走的女子是中以混血儿。诺亚·阿伽玛尼（Noa Argamani）与男友是从以色列超新星音乐节（Supernova）现场被带走。

以色列使馆10月8日晚间发表微博称，“Noa是一名北京出生的中国以色列混血”，“她是女儿，是姐妹，也是朋友”。Noa的父亲雅各布（Yaakov Argamani）对以色列媒体激动地说，目前唯一能做的是鼓励她坚强。

以色列使馆网帖得到超过2000人转发，500多人留言，但只有数条声援以色列的评论获展示。一位中国军事博主发帖反讥以色列“少在中文平台上搏同情”，也有博主指出中国并不承认双重国籍，但也有网民促请中国“及时出手，救出我们的同胞和那些无辜的平民”。

中国暂未就Noa被掳一事专门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稍早时称：“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美国、英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中国则一般以其全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称之。2014年，时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曾在卡塔尔多哈会见时任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勒（Khaled Mashal）。

以色列国防军（IDF）发言人乔纳森·康里克斯（Jonathan Conricus）周日晚间在一段视频中表示，这是“以色列历史上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天”。

最新的军事敌对行动开始36小时后，BBC记者爱丽丝·卡迪观察到，仍有火箭弹从加萨向以色列南部发射。

美国加大了对其盟友以色列的支持，向该地区派遣了船只和飞机，这一举动被哈马斯谴责为“侵略”。

白宫还表示有数名美国人在以色列遇害，尽管并未提供具体数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并与以色列当地当局保持联系。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突袭作出了一系列军事空袭回应。加沙地带有约230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伊朗的高级领导人再次重申对哈马斯激进分子周六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的支持。总统伊布拉希姆·赖西（Ebrahim Raisi）在瓦纳新闻社（Wana News Agency）转播的一次电视演讲中称其为巴勒斯坦士兵与所有巴勒斯坦组织的“胜利”。

哈马斯声称得到了伊朗的帮助，使其能够在周末的黎明突袭中使用火箭和无人机，并看到数百名枪手突破了围绕加沙地带的以色列边境防御工事。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则表示白宫尚未看到伊朗直接参与此次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证据。

谢选骏指出：人说——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第纳尔少校（Maj Nir Dinar）星期一（10月9日）称，哈马斯周六发起的出人意料的协同袭击就像美国当年发生的“9/11”袭击事件；另一位发言人康里克斯中校（Lt Col Jonathan Conricus）则以以色列遭遇的“珍珠港事件”形容此次袭击，他称“这大概是‘9·11事件’跟‘珍珠港事件’合二为一。——我看这些说法都不对。因为“9/11”袭击和“珍珠港事件”都是属于外国入侵，而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闪电袭击却很像内战——以色列既然没有承认巴勒斯坦的独立，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就只能是内战，而不能是入侵。以色列杀的阿拉伯人再多，说到底也是它的“国民”——就像没有选举权的“中国人民”一样。

谢选骏：在废垃社会建立民族国家的难度

《哈马斯袭击与以色列的“永恒困境”》（ROGER COHEN 2023年10月9日）报道：

一支被普遍认为由各种武装分子混杂而成的哈马斯武装对以色列领土发起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侵略，给后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以至于令人对其国家根基产生质疑，也就是它的军队、情报机构、政府，以及它管控数百万生活于其中的巴勒斯坦人的能力。

这场因哈马斯的袭击而起的战争已经导致700名以色列人丧生，但与1948年因以色列建国引发的战争或1973年赎罪日战争不同，它并非是一场关乎以色列国家存亡的斗争。然而，在那两场战争已经分别过去75年和半个世纪后，村庄再一次被践踏、人质被劫持、平民百姓在绝望中被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杀死，这一切都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恐惧感。

“以色列的震惊是刻骨铭心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法教授尤瓦尔·沙尼说。“这其中有对哈马斯的愤怒，也有对让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愤怒。这么强势的一个政府理应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然而建国75年后的今天，政府没能履行其首要职责：保护国民的生命。”

和赎罪日战争爆发时一样，如此重大的情报失败令人在愤怒中还夹杂着难以置信。

1973年时，人们认为在1967年以色列以迅雷之势取得六日战争胜利后，叙利亚和埃及已经是强弩之末。在今天，人们渐渐开始相信哈马斯对大规模的暴力已经失去兴趣，甚至可以利用它去削弱约旦河西岸相对温和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而打消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

“我们是在容许巴勒斯坦最极端的势力发展壮大，这一点被忽视了，现在大家都看到以色列毫无准备，无论战略还是操作，”耶路撒冷政治学家什洛莫·阿维内里说。

无论这场刚刚开始的战争将会如何收场，书都翻到了新的一页。到头来，以色列还是没能摆脱自1948年建立现代国家以来一直纠缠着它的冲突：两个群体——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同一个狭长地带持有领土主张。

它的富有、繁荣的创业公司文化和日益为中东地区所接纳并不能永远掩盖以色列从根本上的不稳定性。如今它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最初同仇敌忾的情绪过后，以色列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应该会面临一场深刻的动荡。

人们曾经忘乎所以地谈论着在拜登政府的斡旋下，沙特和以色列会如何达成划时代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如今由于哈马斯的袭击，这无疑显得过于乐观了。

遭受这一打击之际，以色列内部正深陷不安。作为国家安全核心而备受敬仰的以色列国防军居然让巴勒斯坦实现这样一场多面夹击的进攻——后来又表现得反应迟缓，人们对此感到失望，并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注意力严重分散。

它正在全力推进一场引发剧烈争议的司法改革，最终会削弱司法的独立性，从而破坏民主的权力制衡，这似乎让加沙的局势成了不那么重要的事。

以色列人对政府这一计划的抗议之强烈导致军方要面对超过10000名预备役军人威胁拒绝服役的状况，这极大地分散了军方的注意力。哈马斯的袭击发生后，这样的威胁不存在了。同样在分散注意力的还有强硬派政府部长们支持的那些疯狂的西岸定居点计划。

“政府把心思都放在一个跟国家安全无关的计划上，”沙尼说。“这和以色列糟糕的表现是有明确关联的。这对内塔尼亚胡的形象没什么好处。”

赎罪日战争给以色列造成了同样的心理休克，但没有在第一时间导致国家政治的转向。然而在四年后的1977年，自建国以来一直领导国家的工党败选，右翼的利库德政府以一边倒的优势上台，此后的近50年里，工党始终没能真正恢复过来。

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府无疑正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需要做出痛苦的抉择——以色列在加沙的报复行动究竟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在被美国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哈马斯掌控下，拥挤的加沙常年处于贫困和怨恨中，被以色列封锁了16年。

多年来，以色列内部渐渐开始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不构成问题，随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不断扩张，战术性拖延政策可以确保巴勒斯坦国永远不能成为现实。

冲突变成了“状况”，用这样一个平淡的词来表达一种会爆发的现状。内塔尼亚胡成了拖延方案的倡导者，两国方案已经名存实亡。以色列与多个较小的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问题几乎已经从全球议题中消失。人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中东。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掩盖房间里那只大象：被欺辱和边缘化的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与日俱增，今年已经出现暴力事件增加的迹象。

现状从来就不是那样。以色列稳步扩大对西岸占领区逾260万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并遏制被包围的加沙——那里生活着另外210万巴勒斯坦人，这一切的常态化，是在酝酿流血。

哈马斯军事机构领导人穆罕默德·德伊夫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确保“敌人能明白，他们肆意横行的日子已经过去”。这段声明显然是希望在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站起来，不要甘于任人宰割。

但双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阿维内里说，这场行动向世界表明，“对哈马斯来说，每一个以色列犹太人都是合理的击杀目标。”这无助于让西方政府接受巴勒斯坦人在更广泛层面上的诉求。

内塔尼亚胡承诺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现在已经进入“进攻阶段”，不会有任何的约束和暂缓，直到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有超过35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用一场压倒性的进攻让哈马斯再也不能发起类似的行动显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目标。可以借鉴2006年在黎巴嫩南部的大规模进攻；那里的边境地区此后一直相对平静，不过本周日真主党对双方争夺中的舍巴农场的三个以色列哨所进行了火炮打击。

然而在加沙，哈马斯可能掌握着数十名以色列人质，这将是一个令情况变得非常棘手的因素。以色列是不会放下自己人不管的。如果以色列的进攻导致对方处决人质，在国内政坛就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在最初看起来相当蹩脚的表现之后，内塔尼亚胡要面对的是他生涯中最为复杂的一场挑战。

“不成比例的、附带性的损害会促使人们提起国际法问题，”沙尼在提及以色列即将开展的进攻时，谈了使用军事力量的法律限制。“但是政治上没有多少理由去限制。这对以色列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谢选骏指出：以色列的成立代表了一种绝望的努力——在犹太人的废垃社会中建立一个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努力。现在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这个努力似乎有些结果了；但其实它却陷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陷阱——要在阿拉伯人的废垃社会里建立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为何说这是一个更大的陷阱？因为，除非以色列能够把阿拉伯“各国”和穆斯林“各国”都变成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否则他们活着就不会痛快，也就绝不会容忍一个以色列民族国家存在于自己的费拉社会之中的。由此可见，在废垃社会建立民族国家的难度——我之所以重视这个“阿以问题”，因为这也是现代中国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谢选骏：开明专制明神宗

《乖戾多变的万历皇帝》（全历史）报道：

虎妈的教育方式，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坏的后果。

1563年9月4日，明神宗朱翊钧降生。

他10岁即位，年号万历，执政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期间海内升平，史称“万历中兴”。但万历皇帝曾因立储一事怠政28年，成为个人执政生涯的一大污点。为此，乾隆曾评价：“明实亡于神宗之荒唐。”

明神宗，经考古发现万历皇帝的左脚短于右脚，身体上的残疾是万历怠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万历皇帝到底该不该为明朝的灭亡负责呢？ 他是怎样一个人？

第一、他是会敛财、能花钱的明朝皇帝。

万历年幼时，有一个会收税的老师，即内阁首辅张居正（此处可至1525 年5月24日的江陵）。张清查了自明太祖以来，坏了两百年的田产账，并推行一条鞭法，开创了高效的收税模式，使明朝田亩和税收增加近一倍。

万历皇帝学习了老师的敛财能力，不过却非常粗暴且毫无节制。

首先，抢国库。万历第一次向户部要钱，并没有被拒绝。得逞几回后，万历便以“买办银”的名义，命令户部每年都要给他20万两白银，但皇室的买办支出仍是由户部承担。这样，户部负担了双倍的 “买办银”，估算下来，万历光是从国库身上薅羊毛就达到1000万两。

其次，征矿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皇帝命太监作首领，派到各地征矿税。明代采矿是亏本项目，万历此举不过是“合法抢劫”。太监王虎在征税时，曾私自加收“鱼苇税”，没有鱼苇的地方，就收落地税，百姓实在贫苦，无法交税，就抄人家产，乃至掘人祖坟，可谓无耻至极。据统计，强征矿税24年里，万历又从百姓身上刮下至少1000万两。

不过抢来的，总是要还。

宁夏总兵叛乱，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此处可至1592年6月11日的平壤），播州土司揭竿而起，三大征来势汹汹，都在同一年爆发了。依赖万历的金库，支出粮饷倒还不成问题。但萨尔浒大败给努尔哈赤，却使明朝却一蹶不振。在辽东战场投入28年和6000万军费，除了透支国力，并无起色。

第二、他是掌控欲极强的叛逆青年。

万历出生不久便被嘉靖帝（此处可至1528年6月17日的北京）定为皇太孙，从小接受了“虎妈”式的严格教育。

小万历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读书，只要稍一犯错，母亲就罚他长跪。连伺候他的太监冯保（此处可至1572年7月19日的北京）也和母亲串通一气，在万历醉酒贪玩时打小报告，最可怕的要数老师张居正，不仅对他横眉冷眼，逼着万历写 “罪己诏”，话里话外还暗示要废他帝位。

万历皇帝的书法修养很好，但张居正却批评他应该做圣君而不是书法家，万历直到张居正死后才重拾书法。

权力、财富、美女，万历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对生活的掌控。然而他不能反抗母亲，这是不孝，所以万历将多年压抑的怒火都发泄在了张居正和冯保身上。

当江西御史弹劾已经死去的张居正时，万历长叹一声：“朕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随后，弹劾张居正和冯保的奏折像雪花一样飞到京城，引发了万历报复式的大清洗，张家后人无一幸免，而冯保则被派去守皇陵。

万历极其叛逆，体现在后宫便是对郑贵妃的偏爱。人人都说郑贵妃的儿子不能做太子，万历偏要反其道行之。由此与群臣争执不下，万历索性罢朝以示反抗，史称“国本之争”。而这一罢就是28年，不仅是朝会，祭祀典礼也鲜有出席。与万历同声连气的郑贵妃也是个能折腾的主，一个人主导了明末三大案（此处可至1615年6月26日的北京），成功搅得明光宗、明熹宗陷入党争泥潭（此处可至1625年7月31日的北京），只做了一个月的短命皇帝。

第三、他是喜欢读书的明朝文艺推手。

万历虽然荒唐，但他主政时期，却意外地促进了明朝文艺的大发展。

万历喜欢读书，除了被灌输的四书五经之外，还涉猎诗歌、医学以及民间小说。相应的，他对民间著书的态度十分开放，仅查处过李贽（此处可至1527年11月19日的泉州）的言论过激的书籍。

其他书籍，光是杂剧和传奇，在万历一代就出版了400多种，总数占明代的2/3以上。这些异军突起的民间文学，将宋代以来中国出版业推向了新的高潮。

创作自由和商业盈利使出版业趋于成熟，出现了大规模的书坊（出版社）、职业写手、职业编辑、职业校对和职业销售等。

万历年间，宋体刊刻的《嘉兴藏》。宋体是明朝形成的成熟印刷字体，并传入朝鲜和日本，成为现今东亚地区普遍采用的印刷字体。

出版业也改变了明朝文人的生活境况，如冯梦龙，汤显祖这样官场失意、著书得意的大有人在。汤的代表作《牡丹亭》，至今还活跃在戏曲界，而他的作品也常常被拿来与莎士比亚（可至1616年4月23日的斯特拉特福）相较。

此外，万历还对传教士和西洋器物有着浓厚兴趣，虽然朝中臣子多有反对，但还是亲自下诏留利玛窦（此处可至1610年5月11日的北京）长居北京，并默许了传教事宜。利玛窦和徐光启（此处可至1562年4月24日的上海）翻译的《几何原本》，打开了我国西学东渐的局面。

万历朝文学艺术的兴盛，一方面标志明代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朝廷对社会的局部失控。即使万历勤政终生，即使张居正力挽狂澜，也都难以避免国家机构运行效率低下的死局，与其将明朝的灭亡归责于万历，不如归责于明朝国家制度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此处可至1368年1月23日的南京）。

有明一代遵循 “祖宗之制”而怠于改革，实质是对现有制度的惯性依赖，这验证了依赖有缺陷的路径，会使机构运行陷入恶行循环的规律。（详见规律26 - 路径依赖：制度发展的惯性）

评价

矿税之行且二十年，四海膏脂已尽，内帑之堆积如山。—— 明臣叶向高

谢选骏指出：人说——“万历喜欢读书，除了被灌输的四书五经之外，还涉猎诗歌、医学以及民间小说。相应的，他对民间著书的态度十分开放，仅查处过李贽（此处可至1527年11月19日的泉州）的言论过激的书籍。其他书籍，光是杂剧和传奇，在万历一代就出版了400多种，总数占明代的2/3以上。这些异军突起的民间文学，将宋代以来中国出版业推向了新的高潮。创作自由和商业盈利使出版业趋于成熟，出现了大规模的书坊（出版社）、职业写手、职业编辑、职业校对和职业销售等。”我看——专制的万历还算开明。不过在废垃社会，开明专制大都没有好下场……“我死之后，洪水滔天”是其写照。只有在普鲁士、俄罗斯那样的野蛮国家，开明专制才能促进文明开化。

谢选骏：封建社会好

《相比大一统帝制，封建制为什么更能打？》（山巅上的加图  2023-10-04）报道：

历史上的商纣王，可能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有“大一统”之志的君主，只不过生错了时候，结果成了暴君的代名词。那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猜想，去解另外一个疑案——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为什么殷商那么容易的就被姬周打败了？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证，这一天今属河南新乡的牧野，一场决定之后3000年中华民族命运的决战在这里开打了。

参战的一方是周武王所率领的伐商联军，据《尚书》和利簋铭文的记载，周军仅有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即便算上庸、卢、彭、濮、蜀等同盟部族的兵力，一共也不过四万余人。

而殷商帝辛那边呢？《史记》当中给了一个让后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说殷商军队有众70万人，当然也有后世学者考证，说这所谓70万人可能是17万人的讹误。但甭管是70万还是17万吧，肯定要比其对阵的四万联军多得多。那问题来了，这70万（17万），怎么就被4万多干净利落的打败了呢？

所以我们同年回忆《亮剑》中，李云龙上课捣乱时说的那话是错的。他说“淮海战役，60 万吃掉 80 万，满世界打听打听，这战例哪有？”

其实老李根本不用“满世界打听”，因为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一场战役——牧野之战，就是这么悬殊的以少胜多。

但这依然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四万能战胜七十万？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纣王失去天下是因为他“失德”，而姬周得天下是因为我们“有德”。

于是所谓“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也。”——这套磕就从西周一口气唠到了三国王司徒那里，“以德治国”成为了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但正如所有“成功学书籍”都不教你成功学的真正法门一样。周公旦其实也没有把他爹和他哥到底是咋赢的说的说清楚——这个玄而又玄的“德”，究竟是怎样实质性的左右战局，让周人以少胜多的呢？

其实，如果你去考察“德”这个字的字源，会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玄妙。

在周以前，“德”还没有下面那个心，与得到东西的“得”，其实是同一个字。

你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得”，就是一个手去拿取一个贝币，想象一下你领工资时的样子，是不是很形象？

所以“得”（德）这个字的古义，就是收获、获得、进而可以引申为战争获胜后对战利品的分配。

所以，当周公将商纣王失败的原因解释为“失德”，他所指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纣王没有搞好战争后战利品分配。且心里没批数，压根就不想做这种分配。

这个推断是可以跟史实卡的上——史载。商王帝辛上台后，曾经对东夷人发动过大规模的征伐，且战果相当丰硕，“百战百克”、“俘虏兆万”。据说后来“祸乱”他的妲己就是他在这次征伐中抢来的，搂草打兔子手段之娴熟，怕是曹丞相也要隔空点赞。

可是这场大规模征服打下来之后，历史没有记载纣王对有功的诸侯做过什么大规模封赏。反而说他把战利品都充盈到自己的国库里了，据说还搞什么“酒池肉林”之类的奢靡工程。所以这样看的话，纣王确实如周人所言，是“失德”（失得）的——打赢了仗，你没有做好战后分配，让诸侯们都跟着喝口汤，自己吃了独食么。

于是在牧野之战中，我们就看到姬周一边虽然兵力弱小，但却是一支联军，光被武王在牧誓中点到名字的就有庸、卢、彭、濮、蜀等部族。而《史记》则说“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这肯定又有水分，太史公这人没啥数学概念，史记一说数字就惹人生疑）。

而纣王帝辛那边，其兵力虽然众多，却反而是一支“孤军”，除了少量商朝精英部队之外，纣王组织了大批的奴隶、战俘，充当炮灰。前来助阵的亲商盟友有没有呢？反正史料没有记载。

是在现存史料中，周人确实“得道多助”而纣王确实“失道寡助”。

而与至少还知道为自己部落作战的各部族联军相比，奴隶和战俘究竟能有多少战斗意志、装备会差到什么程度，自然无需多言。于是牧野之战也给后世留下来了两个生动的成语——“反戈一击”和“血流漂杵”，光从这两个词中，你就能感觉到这场以少胜多却一边倒的战役是怎样发生的——

战意强烈、装备相对精良、却也人数劣势、力出多门的联军，为什么能打败看似统一指挥、“其会如林”的庞大商军？

很简单么！对面就是一群被逼无奈才上了战场、只为“大帝”（帝辛）卖命、毫无战意可言的奴隶军，人再多，能顶个用啊？

但是，如果仅仅把真相还原到这一层，其实还没有把问题谈透。

既然我们解析了周人最初指责纣王的“失德”，并非后来意义上的“道德”。那么我们就要解释周人所谓的“有德”和他们所说的纣王“失德”究竟差在哪里？

而按我的理解，这里所谓的“德”其实就是周人与商人政策理念的不同——周人，一如其得天下后所实行的“封邦建国”一般，是实行“封建制”的。而商人，或者说，至少帝辛（纣王）这个人，是有心进行强力集权、大一统的。

你看《尚书·牧誓》一文当中，武王历数纣王的罪行，压根就没提他搞炮烙、杀人祭天太残忍之类的事情。他强调的是“今商王受（纣王名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换而言之，就是说纣王听他老婆的话（很可能还任用了外戚），不任用自己的同胞兄弟，专门去任用那些没出身、还犯了罪的小人……

你把这话翻译翻译，其实任用妻族、疏远兄弟、贵族、提拔底层，这不都是秦以后大一统帝国皇帝常用的那些帝王权术么？再结合纣王伐东夷百战百克之后没有分配好所“得”以至于被骂“失德”。我们会发现喜欢吃独食的纣王，很可能就是一个生早了八百年的秦始皇。

而周王朝的战利品分配体系却刚好是相反的，周人在“得天下”之后为了标榜自己“有德”，对有功之臣和亲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封建”一词的起源“封邦建国”最早就是从这段历史中产生的。

甚至周王朝还分封给了之前的敌人殷商的后裔一个级别不低的爵位，这就是后来的“宋”。

这里多说一句，春秋战国的时候，纵横家们遍干诸侯讲段子，最喜欢拿宋国人开涮，什么守株待兔、智子疑邻、揠苗助长、朝三暮四、宋贾买璞、曹商舐痔、宋人卖帽……等等等等，都是嘲笑宋国人的，堪称最早的地域黑。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宋国是周王朝为了标榜自己不像商纣王那样吃独食、“有德”而刻意树立起来的“被统战对象”。其地位大约相当于今天简中互联网上蒋光头，怎么嘲笑都天然政治正确、是不会惹麻烦的。

所以回过头来再看牧野之战，我们其实可以说，这是一场封建诸侯联盟战胜大一统帝王的战役。

封建制在这场战役中，充分体现了它能够调动各部族积极性、战胜大一统下奴隶兵的“制度优越性”。

而这里要捎带手纠正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在我们传统的历史教育中，为了卡苏联斯大林史观的“历史发展五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把秦以前的夏商周，硬说成了“奴隶社会”，而反将秦以后的大一统帝国，说成是“封建社会”。这个误会直到近些年的论述中才逐渐被纠正。但这又造成了另一种误解，那就是把先秦时代的夏商周，统一都视为“封建社会”，与秦以后的大一统帝制相对立。

其实这种观念同样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在得天下之后真正大规模推行“分封制”，乃至发明“封邦建国”的，其实是周王朝。而至于商，虽然“诸侯”也非常多，但这些诸侯主要是由从未被商事实征服过各地部落形成的。所以与周王朝的诸侯多为“封国”不同，商王朝的诸侯都是“方国”，“方”这个字也因为这个含义，延伸出了独立政治实体的意思，比如我们今天说国际会谈，会说“多方会谈”。从这个感觉中你就能想象出殷商与各个“方国”之间的关系——它并不是一种周朝封建制度封主与封臣的臣属关系，而更接近一种基于力量对比的主从同盟。

当然，商朝的晚期，也进行过“分封”的尝试，可是这种分封与周王朝得天下之后直接把封土给予封臣的感觉是不同的。它更像是对已经形成气候的“境外势力”的一种笼络与追加认可，比如周文王姬昌曾经受封为“西伯”（没有“侯”，西伯侯是许仲琳杜撰的），这就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劳于殷商，仅仅是因为当时姬周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商王朝为了稳住它，不得不给它这么个名分而已——大约类似于汉朝喜欢封的什么“亲汉倭王”之类的劳什子。

所以《封神》这里拍的还是有问题，四大伯侯本来就不是纣王的“忠臣”，人家本来就是独立自主的“反贼”——而纣王的那个“遥遥领先”于其时代的帝王脾气，你是懂得。

两千年后宋太祖皇帝说的很好么：“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啊！但凡有能力弄死你的时候，他一定要下死手。

基于此，才会有“文王拘于羑里”。也是基于此，纣王才会花大力气去征伐东夷——其实征伐东夷的目的除了壮大殷商自身实力，另一个潜台词就是“立威”，要蠢蠢欲动的四方诸侯都老实点，不要轻易出头作乱。

但纣王没有想到的是，他这种过分“遥遥领先”于时代的行为，起到了反效果。诸侯因为他“无德”而“无得”没有拿到战利品分配心生怨念不说。更因为看到东夷各方国的灭亡而人人自危，于是分分背商投周，跑去支持武王革命了。

所以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一统”尝试的终局——它因为只满足了纣王这个独夫而非天下人的意愿，因为无法调动奴隶与战俘们的战争积极性而失败了。

八百年后，统一六国、试图彻底终结周朝封建制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始皇死而地分”，继承天下的汉朝创新性的搞起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一国两制”，这个更广为人知的故事，很可能不过是这个故事二度上演。

解析“武王伐纣”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想破解一种长久以来我们所存在的迷思——由于特殊的古代史演进历程，大多数中国人天然的认为“大一统”一定比“分封制”要好，古代史上郡县制就是“历史的进步”，而分封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也基于这种“历史审美观”，我们很容易看不上欧美一些国家的制度，比如美国那套先有“州”后产生“国”的联邦制度，我就听过有人评价说“美国总统权威不足，不就是个周天子嘛！”，还自以为这个比喻非常精妙，借古讽今的diss了一把老美。

可是真正好的“历史审美”很可能不是这样的。

一个体系，未必一定是中枢对分支能“如臂使指”，能够一杆子插到底才是好的。主要还是看这个体系能否最大限度的调动体系内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积极性。

你看武王之伐纣，玩“封建”尊重同盟者利益、“有德”的周军，就把统帅奴隶和战俘、刚愎自用、“失德”的商军给克了。

这个故事其实在历史上并非是偶然，在后世王朝中，一个屡次出现、一再打脸大一统制度效能的史实，就是那些处于文明边缘地带、还处于原始封建甚或部落联盟时代的草原游牧民族，往往却比中原执行了大一统政策的中央帝国呈现出更强的活力和更高战斗积极性。蒙元的千户制、满清的八旗制，这些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制度，却一再击败了因为过度大一统而丧失活力的宋、明中原王朝。我想这其中的逻辑，其实武王伐纣过程中就已经呈现了。

而放眼世界，类似的故事也经常发生，比如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入主的法兰克-日耳曼蛮族在西欧本能的玩起了类似周朝的“西欧封建制”（Feudalism）。按照我们的历史审美，帝制被封建制代替，这当然是大开“历史倒车”，所以把整个西欧中世纪一起鄙薄了。可是你却没有想过，这帮开历史倒车的法兰克蛮子，后来还搞了十字军东征，帮东罗马皇帝“光复故土”了呢？为什么呢？

因为西欧人其实并不傻，罗马帝国晚期公民兵体系随着共和国政体一起崩溃之后，那种兵无斗志、士兵只图皇帝卖一天命领一天饷银的“帝国雇佣兵”制度，就是不如打赢了仗大家都能当小地主的分封制度先进，因后者能激发和调动战士们的斗志。

而推动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制的堕落，也不是历史什么发展的必然，只是原本公平正义的共和制因为设计的缺陷而崩坏，凯撒们的野心与私心利用了这个机会。

而既然古典共和这种原本优良的制度已经崩坏、不可复合、公民兵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就需要从制度的废墟中重启，重建一个所有参与者都能得利、而非只有皇帝独断乾坤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的最原初状态，自然就是“封建制”（Feudalism）。而这次文明的再启动，最终避开了大一统帝制的礁石，让欧洲走向了近代代议民主制。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文章写到结尾，我想起了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这本书中茅海建先生提到过鸦片战争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指出清军的战败主要不是因为“器不如人”，而是因为战意的不足，面对英军的进攻经常一触即溃。但清军也不是所有战役中都这样士气低落，有些战役——比如镇江保卫战，本地旗兵的抵抗就非常之坚决，城破后不惜与英军展开巷战，造成了英军死185人这个开战以来的最大伤亡。把英军指挥官都惊到了，没想到怂惯了的清军这么能打。这是为什么呢？

茅海建先生考证说，这很可能是因为镇江是一座有“旗城”的城市，负责防守的清军意识到他们不是在给远在天边的皇上卖命，而就是在保卫自己城里家产与妻儿老小。于是才爆发出了惊人的勇敢。

我记得当年读到这里时，不免一声长叹——从殷商纣王开始，中国的君王们进行了足足三千年、坚持不懈的大一统尝试。直到晚清，它已经成为了“唯以一人治天下”的帝制完全体。可是在这个貌似已经圆满的“完全体”当中，真正能够调动士兵们的积极性，与走了另一条路、并最终打上门来的洋人过过招、打个来回的那点血性精神，居然依然是牧野之战时周武王鼓动各部族战士的那种原始封建制，那种打赢了能分到土地、或者至少保卫自己土地的“有德”……

这场三千年的歧路与原地踏步，是否让人不由得掩卷长思呢？

其实也对，不论“封邦建国”还是“大一统”、“罗马共和”还是“英白拉多”，一个人，只有在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英勇；而一个社会，只有当能足够充分的实现公平正义，以此调动每一份子的积极性时，它才是活泼、且不可战胜的。

这种活泼与不可战胜，只与社会是否能达成分配的公平正义（也即“有德”）有关，而与到底是多元的“封建”还是一元的“大一统”无关。

“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

奋战吧！将士们！如果你们不奋战，你们自己就会被杀！

——《史记·殷本纪·牧誓》

网民嚎叫：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3-10-05 05:46:58

大统一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文明进步。中华文化几千年后，还在吃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留下的遗产。唐宋只带来短期的艺术繁荣。至于对老百姓更是残忍。春秋战国君王失德百姓还能逃亡，大统一君主失德，老百姓只能等死或者造反。大统一时代，老百姓的死亡率比春秋战国时期只高不低。就像毛泽东统一大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死亡，居然超过抗日战争。独裁者才是中国人民最大的祸害。

拉子哥 发表评论于 2023-10-05 07:16:20

好文章！可惜不但土共粉红不懂这些，西方精英也不懂。呜呼哀哉！

hyperyan 发表评论于 2023-10-05 06:48:37

根子在与人跟蜜蜂蚂蚁不一样。蜜蜂个体之间有天然差异，工蜂是瘦终端，不需要有创造力。而人之间差异很小，需要发挥个体的创造力社会才能前进。

hyperyan 发表评论于 2023-10-05 06:46:51

一直觉得产党吹的淮海60万战胜80万是奇迹，很莫名其妙，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很多，3比4根本不算太大劣势。更何况从战役一开始的态势看，国军就是被动防守，能保平就算赢，产党根本不可能输，毫无悬念。

遍野无尘 发表评论于 2023-10-05 06:30:38

过去对疆土的占有，主要是以经济活动的管辖为目的，现在一国的资本可以在其他国家进行生产增值活动（如果排除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疆土的大一统，或区域（分封）的概念 将会逐渐让位于经济活动为主导。欧洲不是在搞欧盟，进而到欧联邦吧。因此，无关税，无资本流动限制，无人员（雇佣）流动限制，才是现代现代概念上的大一统。 相对的，则是区域自治（分封）。至于那种状况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 要好，要先进，各方有各方的利益和理由。

LRushBall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22:05:58

你们都错误理解了。就是4万赢70万。这个德是代表德国。 周兵的三百车是三百虎式坦克。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21:37:00

当每个个体都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而一大群人的利益又正好相同，力量是无穷的，资本主义就是把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力量聚集起来然后把这种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西方航海探索新大陆，都是民间组织，大家都想去发财，刚开始规模很小，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最后变成不可阻挡的跨越大洋的巨浪，而以皇帝集一国之力搞的郑和下西洋，刚开始规模宏大，但是不可持续，从郑和到每一个船员，都不知道越洋探险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有什么好处，目的只有皇帝知道。习蠢货举全国之力搞的任何烂尾工程都是这样。

虽闲不散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21:17:16

非常好的问题，建议参考 Professor Victor Davis Hanson 的著作 Carnage and Culture - Landmark Battles in the Rise of Western Power. 书中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自下而上的社会模式，能产生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其背后远远不仅是军队的勇气和斗志，更多的是社会资源和技术组织的模式。Free inquiry,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freedom to own property and acquire wealth without fear of confiscation, freedom from arbitrary punishment and coercion 都是关键因素。古希腊军队多次胜波斯大军，全是以少胜多。蒙古军队也类似。

虽闲不散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20:55:08

非常好的问题，建议参考 Professor Victor Davis Hanson 的著作 Carnage and Culture - Landmark Battles in the Rise of Western Power. 书中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自下而上的社会模式，能产生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其背后远远不仅是军队的勇气，更多的是社会资源和技术组织的模式。

谢选骏指出：我一贯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呓语——“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所以是“语无伦次的东西”，因为“封建社会”恰恰是生长中的“非稳定结构”，只有“大一统帝国”才是“稳定结构”，但再大的统一帝国也仅仅为期三百年，而无法超过五六百年，绝非“超稳定”的化学结晶。

相对统一帝国而言，还是封建社会好——封建社会好，封建社会好，封建主义国家战士干劲高，商纣王被打倒，大小官员夹着尾巴逃跑了，各路诸侯大团结，掀起了封建制度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谢选骏：《黑格尔全集》二十多本困扰黄俄八十年

《<黑格尔全集>中文版将面世 全部翻译要花80年》（2011年06月29日 北京日报）报道：

京郊的一所老年公寓，成了梁志学的清静乐土。吃饭到食堂解决，不用打扫卫生，也不用换洗床单；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捧着一本厚重的黑格尔哲学原著，坐在桌前铺开稿纸，或翻译，或校对。在外人眼中，这样的日子是枯燥而乏味的，但梁志学却乐在其中。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翻译家，他早已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翻译黑格尔著作的工作中去。

现在，梁志学的工作成果终于要向世人公布了。今年8月，商务印书馆将推出《黑格尔全集》首批译作共两部。随着这批译作的面世，曾经是几代读者梦想的《黑格尔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程，也即将揭开神秘的面纱。

为圆梦，青年熬成老人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黑格尔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就像是圆了一个多年的梦。有学者指出，此前在亚洲，日本和越南等国都出版过《黑格尔全集》，但国内却迟迟不见这部著作出版，这几乎已经成了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个心病。

其实早在1962年，商务印书馆就曾打算编译《黑格尔全集》。今年已80岁的梁志学回忆说：“当年，全国有20多位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学者参与了那个项目，牵头人就是我的老师贺麟，他当时60岁，而我只是一个31岁的小伙子。”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期，这个宏大的学术计划最终化为了泡影。

时光流转，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的梦想还在延续。据梁志学介绍，有关出版《黑格尔全集》的会议曾于1981年和1982年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两次，随后还成立了由20多人组成的《黑格尔全集》编委会，当时80岁的贺麟先生曾任编委会名誉主任委员。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87年编委会解散，也没有一本书翻译面世。

此后又过去了20多年，梁志学已变成了满头华发的老人。其间，他不断向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呼吁，希望能够重新启动《黑格尔全集》的翻译计划。他摆出自己的理由：“贺麟先生虽然已经在1992年去世，但我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40岁以上搞德国古典哲学的还有6个人。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出成果、出人才。”

2005年10月，出版《黑格尔全集》的计划终于再次展开。2006年1月，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并获得了100万元的经费。由梁志学主持的12人黑格尔课题组也随之组成。几代中国学人的梦想这才重又照进现实。

完成全部翻译要花80年

此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格尔全集》，其版本翻译自北莱茵-威斯特伐伦科学院编辑的历史考订版。该版本的《黑格尔全集》分为三辑：第一辑是著作集，全部是黑格尔在世时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第二辑是讲演集，以他的学生们的听课笔记为主；第三辑是书信集。

梁志学说：“这个版本很有特点，首先，它编入的手稿与口授笔录共13篇，是迄今为止最齐全的。其次，它在辨认原稿、考订字句和编辑加工方面做得最准确。”该全集从1968年开始编辑，到目前为止著作集已编辑出版了22卷，讲演集编辑了17卷，书信集还未编辑，全集将继续编辑下去。而按照国内的计划，其中文版将以“翻译一部，出版一部”的方式陆续完成，而这也正是遵循了其他国家出版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的传统做法。

此前，商务印书馆曾在其著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陆续出版过《逻辑学》、《美学》、《精神现象学》等重要的黑格尔著作，但梁志学却表示，《黑格尔全集》的首批译作将是中国人从未见过的黑格尔作品。对此，他的解释有些狂放：“我不吃别人嚼过的馒头。”

据了解，此次面世的两部新书，一部名为《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其中有黑格尔1808年至1816年在纽伦堡高级中学执教时的教程，以及他作为这所高级中学的校长所发表的讲话。另一部名为《黑格尔著作集(第17卷)》，该书收入了黑格尔1821年首次讲授宗教哲学时的演讲手稿。

翻译体量如此庞大的《黑格尔全集》，对于学者们来说并非易事。按照梁志学的计划，2013年底，他和同事们将完成其中6部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光是22卷的《黑格尔著作集》，预计就要耗时20年才能完成，而整套《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预计得花费80年。”他语重心长地说，“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

让黑格尔说汉语，太难了

翻译《黑格尔全集》，让所有译者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艰难”。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户晓辉负责翻译了《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中三分之一的内容，在他看来：“让黑格尔用汉语说话太难了。”这位45岁的学者解释说，“黑格尔的有些手稿写得并不完整，语法也并未遵守语法规范，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不断请教梁老师。”

35岁的张东辉是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他翻译了《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其他三分之二的部分。“德语难，德国古典哲学就更难了，尤其是黑格尔对德语的运用非常晦涩、难懂。”张东辉说，黑格尔的每一句话完全可以从不同方向去理解。“我每翻译一句话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留神就译错了。”

其实，梁志学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就是通过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德国哲学翻译队伍。他打算干到84岁，把剩下的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完成；可是现在他却不放心，因为“如今能翻译黑格尔著作的人才，全国加一块儿也不过才十几人。”

但是，年轻学者却有着和老人截然不同的想法。户晓辉说：“我不可能像梁老师那样死心塌地。我还想写自己的书，我不甘心全部做翻译。”对于他们来说，经济收入可能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户晓辉透露说，他翻译《黑格尔全集》所能获得的稿费，大约只有千字80元。而张东辉也很坦率：“时代不同了，如果像梁老师那样投入，我不可能养家糊口。”

面对学术界青黄不接的现状，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这一宏大的计划能否最终完成，似乎还深藏着很大的隐忧。

《黑格尔全集》将有两个中文版

盯上《黑格尔全集》的出版社其实不止商务印书馆一家。早在2006年，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分别启动了各自的《黑格尔全集》出版计划，一时间曾在国内的哲学爱好者中引起了热切关注。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主任张振明表示，该社的《黑格尔全集》是从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引进的，共有21卷；目前其翻译工作正在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的主持下稳步进行之中，其首批译作约3至4部，将于今年底前面世；预计全套21卷将于三年内出齐。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早在几年前便已放弃了出版计划。

和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考订版不同，人民出版社的《黑格尔全集》是通常所说的“历史批判版”。张振明解释说，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带有大量专业注释，卷数众多，体系庞杂，适合专业研究者阅读；历史批判版没有注释，可以看作是面向大众读者的普及版本。

谢选骏指出：所谓《黑格尔全集》，都是些乱七八糟的讲义，语无伦次不说，还是给中学生用的！《黑格尔全集》中有些拿得出手的东西，许多部分其实并非他的著作，而是学生的课堂笔记！也就是说，“黑格尔全集”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公共厕所！就是这样的一堆东西，还可以变出二十多本，还可以困扰黄俄八十年！有八十年的时间，自己好好学习写点东西，一堆黑格尔式的中学教师、大学教授都培养出来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学了德语的人没饭吃了。不过到了八十年后，AI已经可以把《黑格尔全集》捋捋通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