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误解就是理解万岁

谢选骏：误解就是理解万岁

《金刻羽：中国被西方严重误解，拜登对华政策或适得其反》（FARAH NAYERI 2023年9月27日）报道：

本文系雅典民主论坛与《纽约时报》合作的特别报道。

作为交换学生来到纽约时，金刻羽还是一名14岁的北京女学生。她住进一个美国寄宿家庭，就读于布朗克斯的私立高中霍勒斯曼。

她被哈佛大学录取，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学学位，包括博士学位，现在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副教授。

40岁的金刻羽生活在伦敦和北京，浸淫于两种文化，现在她把自己的双重视角带到了讲座、演讲和写作里。《中国新策略》(The New China Playbook)一书于今年5月出版。

 “如今，我童年时落后的祖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她在序言中写到。“然而，世界上很多地方仍在问同样的问题，仍在将中国与那些前共产党国家的专制和压迫政权相比较。”

金刻羽的父亲曾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现任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她本周将在雅典民主论坛上发表演讲。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谈到了自己对中美关系现状的看法。

虽然在一些人看来，她的回答可能对中国政府比较宽容，但她表示，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我愿意在采访中谈论人们缄口不言之事，”她说。“我喜欢平衡一下对话，而不是人云亦云，来证明另一面的存在。”

访谈经过编辑和压缩。

你在书中写道，中国基本上被西方误解了。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非常复杂，而且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集权模式，同时伴随一种很强的经济分权形式，这一点被严重误解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直把中国描绘成国家与私营部门的对立——对后者进行打压。事实上，中国政府需要整个私营部门的繁荣。为什么？因为它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部分就业机会，也是实现科技实力的关键所在，这是领导层的主要战略目标。

为什么美中关系目前如此令人担忧？

竞争加剧所致，同时也是文明的冲突：两个国家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潜在的不同世界观。由于缺乏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两个国家倾向于各执一词，或者是各说各话，而不是互相交流。更好的沟通和更狭义的竞争政策将带来更好的结果。开展竞争性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拜登总统是如何加剧紧张局势的?

拜登提出了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因此美国公司不能向中国出口某些类型的芯片。有大量证据表明，这可能会适得其反。首先，这促使中国为大型科技公司的利益调动国家资源。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正联手克服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技术挑战。它们以前不太可能成为合作伙伴——中国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整个国家团结起来支持一个战略目标。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美国的预期目标。

对于围绕台湾的地缘政治紧张和中国的好战姿态，你怎么看？

挑衅是双向的。说中国平白无故就好战起来是不对的。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立场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美国在该地区挑衅的回应。我认为两国需要缓和姿态，继续对话。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有多看重和平。他们经历过动荡时代，老一辈人对此的记忆是很清晰的。新一代人则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想象一下独生儿子的父母吧。他们是否愿意支持军事行动也是个问题。

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基础。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都得多次出庭接受起诉。这在中国是难以想像的。

中国人与权威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这不仅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事，也是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中国人都得在个人主义和服从权威之间找到平衡。这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一种灰色地带。

思想的活力不仅存在于自由民主国家。尽管一些政治敏感议题受到审查，但中国境内的信息流动其实非常自由。各个互联网平台上存在大量活跃的民间讨论。

但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在中国遭到监禁和虐待，维吾尔少数民族也受到迫害。你不觉得你对中国所作所为的评价有点过于温和吗？

我愿意在采访中谈论人们缄口不言之事。我喜欢平衡一下对话，而不是人云亦云，来证明另一面的存在。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还有我们都必须了解的未来。我想呈现的是一幅现实图景。中国存在很多问题，任何社会都一样。

但世界其他社会并没有迫害维吾尔人那样的少数民族。

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不幸的，我不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但据我所知，新疆的再教育营已经关闭。游客可以自行去看看。

我不是在为这样的事找借口。我只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到了无数人的福祉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在某些领域有所改善，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有所倒退。

鉴于你的背景，你是否认为你的身份有助于弥合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裂痕？

如今站中间立场可不是件易事，因为你会被两面夹攻。我个人更愿意抛开主观感情，关注事实、真相和数据，并希望在我认为存在盲点或误解的地方做出贡献。两国都太过意气用事，这无助于让世界变得更好。

中美之间的冲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认为目前的状态是一种拉锯而非关系破裂。这更像是一场口水战，以及经济交往的整体缓慢下降，无论是在贸易还是相互投资方面。

我不知道这种状态是否会永久持续下去，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超过美国1.5个百分点，虽然不多，但它也会将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企业将不得不扪心自问，是否真愿意放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中国企业也必须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误解就是理解；世界通过误解运行。1980年代流行于中国大陆口号“理解万岁”其实就是“误解万岁”——那时候共产党伪装进步，企图骗取来西方的资金与技术、市场与情报。所以，积极鼓励西方社会对于共产党中国的普遍误解……“理解万岁”的口号因此得到了赞扬。世界就是如此通过误解运行的。

谢选骏：以色列开始执行三光政策

《巴以冲突第四天：局势彻底恶化》（胜研集 2023-10-10）报道： 

局势彻底恶化

以色列陆军第98师师长告诉《国土报》，在卡萨姆营周六的行动中，以色列陆军位于加沙附近的作战指挥部被完全摧毁，里面的士兵全部被杀。

这一战损让以色列军方暴怒，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刺激！

收复卡法阿扎基布兹时，以军发现 200 多名居民被杀，其中包括 40 名儿童，这一消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与此同时，媒体迄今已展示了数十具尸体的镜头。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被免除了在冲突期间所有行为的责任。

现代屠城令？

也就是说，双方作战进入相互比谁更残忍的阶段，双方都表现出了针对平民屠杀意愿。

中午战况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3 时的情况

北方向：

??马格兰特种部队发射火箭弹掩护一群前往扎基姆基布兹居民区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东方向：

凌晨，哈马斯乘坐两辆车进入萨阿德基布兹，但在短暂的枪战后撤退，对邻近的纳哈尔奥兹的袭击也以失败告终。

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成功重新控制了大部分领土，但哈马斯的袭击仍在继续。

约旦河西岸：

伯利恒和杰宁附近地区以及塞勒姆检查站和埃纳布村的冲突仍在继续。

耶路撒冷、布卡、艾扎里亚、希伯伦和纳布卢斯地区的青年抗议活动并未平息，执法人员大规模逮捕抗议者。

然而，西岸尚未出现大规模起义的象。

与黎巴嫩边境：

网传哈马斯登上戈兰高地和上加利利，但后来以色列国防军代表予以否认。

以色列国防军证实，第300旅副旅长埃利姆·阿卜杜拉中校在昨天边境地区的战斗中身亡。

加沙地带空袭：

加沙地带大规模空袭仍在继续，据当地卫生部称，该地区死亡人数已超过770人，至少四千人受伤。

以色列海军导弹艇也从沿海地带对飞地发射导弹。

以色列空军一天内第二次袭击通往埃及的拉法过境点，直到早上才恢复运作，允许居民前往埃及。

但目前，通过检查站的旅行已再次关闭。

傍晚战况

截至2023年10月10日17时

以色列军队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中打击，为地面行动做准备。

主要战斗发生在飞地边境附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竭尽全力遏制哈马斯发起新的袭击。

同时，在以色列，执政联盟首脑会议结束，会议一致支持与反对派代表一起组建紧急国家政府。

北方向：

哈马斯代表呼吁亚实基伦居民在晚上17点前离开家园，此后，向该居民点进行了新一轮齐射。

以色列军队报告称，在齐金基布兹附近的海滩地区消灭了四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东方向：

以色列国防军允许媒体代表进入卡法阿扎记录巴勒斯坦团体的罪行。

当地居民报告，加沙城以东边境地区传出枪声。

南方向：

以色列军队发现走私隧道，并证实拉法过境点被以军轰炸。

此外，以色列威胁埃及摧毁所有试图通过拉法检查站进入加沙的补给卡车。

约旦河西岸：

希伯伦北部的拜特乌马尔市也发生了武装冲突。

加沙地带大轰炸：

加沙地带的空中和海上轰炸仍在继续，哈马斯政治局两名成员扎卡里亚·穆阿迈尔和贾瓦德·阿布·希马尔在轰炸中死亡，当地财政部大楼严重受损。

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国防军使用燃烧弹袭击加沙地带北部地区。

下午五点，哈马斯向包括本古里安机场在内的以色列多地再次发射众多火箭弹，并穿越了以色列防空系统。

到了晚上

以色列人还正在清理加沙地带周围地区，双方依然在交火。冲突的激烈程度再次明显加剧。

其他势力卷入

更多势力卷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在以色列北部，真主党部队向以色列国防军阵地开火并损坏了一辆车辆；以色列人则袭击了黎巴嫩南部领土作为回应。

到了晚上，叙利亚向被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射了几枚炮弹。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Kataeb Sayyed al Shohada”指挥官阿布·阿拉·瓦莱抵达黎巴嫩。巴以冲突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埃及关闭了过境点，不接受加沙难民的逃离，这让人道主义问题雪上加霜。

网民嚎叫：

无尘2023 发表评论于 2023-10-11 07:07:44

楼下这位网友说：

tudoutudou99 发表评论于 2023-10-10 20:17:37整个加沙大多都是哈马斯的支持者，对待野兽，屠城都不为过。

=====

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2023年了，居然还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解决以巴冲突的唯一办法，还是和平途径。双方立刻停火，既往不咎，坐到一起商量解决办法。长期的武力对峙，对以色列是不利的。因为以色列很难从肉体上将其领土上的巴基斯坦人清除干净。以色列建国，需要争取得到当地阿拉伯人的支持。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3-10-11 06:53:00

中共产狗皮膏药，村俗加两面三刀的只影，什么都不懂的一看就是职业五毛。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一个概念吗？要哈马斯死就等于要屠城？这偷换概念的中共村儿俗加不是人的习性，在美国永远都不会有正常生活，也没正常人瞧得起。直接一句，自己好好熬到死吧，什么都不是的货色。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3-10-11 06:11:39

有中俄朝伊这个邪恶轴心在，局势只能更加恶化。

谢选骏指出：战争刚刚开始四天，以色列就开始执行三光政策了——三光政策本来就是对“人民战争”的回应，而“人民战争”现在叫做“恐怖主义”了！

谢选骏：一切和平都是冷和平

《哈马斯，一个把“恐袭”作成“生意”的组织》（海边的西塞罗 2023-10-10 16）报道：

各位好，昨天发了《无休无止的巴以冲突，究竟是怎么来的》一文，有朋友批评我，说这次开打，率先打火箭弹的是哈马斯，你讲了半天法塔赫干的事情，跑题了吧？

我想了想，可能确实有这个问题，我昨天讲法塔赫一路走来的历程，其实是想分析巴勒斯坦组织都会遇到的一些难题，这些难题现在在解释哈马斯为什么非要挑起这场冲突时依然适用。大家懂得了这个方法论，自己推演就好。

不过既然有人提了，那今天这篇文章就把目光再聚焦一下，说说哈马斯本身，和它为什么不同于能成功洗白上岸、逐步温和化的法塔赫，在恐袭的道路上停不下来。

这是一个更荒诞而悲剧的故事。

1、

讲这个事情之前，我还是想先说个历史段子：

1990年海湾战争快爆发时，当时伊拉克的萨达姆因为悍然吞并了邻国科威特，到时在全世界、乃至全阿拉伯国家都众叛亲离。联合国授权美国等国组织联军，磨刀霍霍准备干他。

但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萨达姆干过一件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儿——他手上有一批苏联支援给他、并经过改装的“飞毛腿”导弹。在海湾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萨达姆就把它们打了出去。但打击的对象，可不是此时屯住在沙特境内、准备发起进攻的联军，而是更遥远的以色列。

是的，海湾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萨达姆向以色列连射了29枚飞毛腿导弹。以色列挨完导弹都懵了——我特么着你惹你了？你不打美国人先打我！

于是以色列当时的国会和政府群情激愤，要立刻对伊拉克宣战，打萨达姆他丫的。

而关键时刻，反而是美国人出面，对以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最后阻止了以色列的宣战举动——因为此举将正中萨达姆下怀，如果以色列真的对伊拉克宣战，在中东数亿阿拉伯普通老百姓的眼中，这场战争的性质可就变了。这就不是联合国“兴师讨逆”，惩罚萨达姆悍然吞并阿拉伯兄弟邻邦的义举了，这将成为“第N次中东战争”。

而大多数没受过啥高等教育的阿拉伯老百姓，其外交思维也是一根筋且幼稚非常彻底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么！既然萨达姆打了以色列，死对头以色列加入了美国一方，那么我们就应该加入萨达姆一方帮他一起圣战！

由于中东普遍教育水平的限制和极端主义倾向，一旦这种民意被煽动起来了，各阿拉伯国家真的会很难办。那样整个中东将乱成一锅粥。

这样，就正中了萨达姆的下怀，他将从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的可耻侵略者，摇身一变为“圣战士”。

所以美国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定不能让老萨得逞。做了一堆施压和许诺后，以色列最终替他家老大白白受了一个挨了炸却不能还手的窝囊气。最终海湾战争速战速决，中东好歹恢复了和平。

2、

从这个历史插曲中，其实你就能看出来巴以地区为什么是中东这个世界火药桶中的火药桶——其实很多时候，冲突并非内源于这个地区本身的，而是外部有国家、有势力，基于自身的需求，想挑起战争、想把中东地区的水搅浑，以便让自己脱难或者解套。

于是巴以，就像一个地震断裂带一样，其他地方地壳的压力，也会积累到这个“伤疤”上去，能量一够了就会发作。

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承担的悲剧。

基于此，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冷和平”其实是一种最糟糕的和平模式，它甚至还不如把一场战争痛快的打到底。因为“冷和平”就会让这个地区成为这种“政治地缘地震断裂带”，让这里的人民持续的用他们的鲜血，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私欲与仇恨埋单。

所以你理解为什么如今乌克兰政府一再表态，他们绝不接受“冷和平”，要打就打到底了吧？

而巴以地区在冷战结束后，很不幸的就成为了一个断裂带。

其实萨达姆在1990年自己发射导弹炮打以色列是个纯粹的下策。对他来说更好（其实也是他原本极力要做）的办法，是给当时的巴解组织（主要是法塔赫）一大笔钱，让他们先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进攻或恐怖袭击，等到以色列忍无可忍进行反击，萨达姆在高调宣布“我要为巴勒斯坦同胞们伸张正义”，这样的话，他就能更“丝滑”的顺进“圣战者”的角色当中去。

可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1990年这个年份非常特殊，不仅苏联老大哥此时已经病入膏肓，连巴解组织法塔赫的领导人阿拉法特也兴意阑珊，萨达姆的使者找上门的时候，61岁的他正在突尼斯与他27岁的新婚妻子举办婚礼。

这位娇妻，就是后来为了阿拉法特留下的六十多亿美元遗产不惜跟法塔赫撕破脸打官司，而被阿巴斯痛斥为“贪婪的法国贵妇”的苏哈·阿拉法特。她日后将极大的降低阿拉法特本人、乃至整个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民望，给哈马斯的趁势崛起创造客观机会。

但这一切都是后话，在1990年，苏哈给阿拉法特最大的变化是让他有了个家。

男人甭管多少岁，一旦成了家顾虑就多了。看看自己靠海的突尼斯别墅和怀中娇妻，再想想萨达姆当时那已经臭大街的名声。阿拉法特最终还是拍板决定不给老萨当这个人肉导火线。于是才有了伊拉克亲自下场，平白无故用飞毛腿打以色列的奇景。

非但如此，在1990年以后，曾经非常喜欢搞恐袭的法塔赫，就在婚后日渐“稳重”的阿拉法特的领导下收敛了很多。

1993年，在美方的撮合下，法塔赫代表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签订了《奥斯陆协议》。《奥斯陆协议》的宗旨，其实就是以色列以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并许诺支持和帮助巴勒斯坦国家正常化（比如展开选举，建立行政、教育、医疗等体系）为代价，换取巴勒斯坦不再对其发动恐怖袭击。

3、

奥斯陆协议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很完美的，双方的基础愿望都达成了。

但缔约方却忽略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问题——巴以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并不是内源性，而是外部有像萨达姆这样“雄主”，他们想要通过给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塞钱塞枪，撺掇他们搞事情，以解自己的围。巴以之间90年代以后历次大冲突的背后，你分析一下都有这种“围以救x”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塔赫宣布：“我们要和平，以后不搞这套了。”这其实是没用的，只要40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一百个人还愿意承担这项“国际业务”，巴以之间的冲突就不会真正终结。

而这个承接者，也就是在1993年阿拉法特在协议上签字以后异军突起的哈马斯。

考虑到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还是分不清法塔赫和哈马斯这两个组织的区别，这里简单再说一下：

法塔赫，全称“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顾名思义，该组织的立足点在于民族，是想要让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独立，远期目标则是让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成立一个基于民族的阿拉伯联邦。

哈马斯，全称“伊斯兰抵抗运动”。顾名思义，这个组织的立足点在于宗教，这个组织与其他极端宗教组织（比如“伊斯兰国”）的主张是相似的，不仅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还主张在整个中东都搞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化。

什么是这些极端组织眼中的政教合一，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或哪怕不是他们的教派，那不好意思，那你在他们的辖区内就不算国民，甚至可能都不算个人。

这样你能理解为什么这次哈马斯成员冲进以色列境内后，可以毫无心理障碍的肆意当街侮辱、绑架以色列和（包括我国在内）其他国家女性、挨家挨户的无论老弱妇孺搞屠村了么？

这就是一帮极端宗教主义者。法塔赫虽然当年也搞个绑票、劫机、暗杀什么的吧，但相比他们，还是过于温和善良了。

在被他们曲解的宗教典籍之外，这帮人没有其他的底线。哪怕是人性的底线。

此次冲突中被哈马斯绑架的中以混血女孩Noa

把法塔赫与哈马斯进行对比，显然相比有心洗白上岸的法塔赫，哈马斯这个组织更为激进而疯狂。

哈马斯的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此公无论长相还是脑回路，都让我想起电影《指环王·双塔奇兵》里那个白袍巫师萨鲁曼。

而此公把自杀炸弹推给别人，自己拿遥控器的作风，也跟萨鲁曼把精灵转化成兽人颇有几分神似。

亚辛有句名言，叫：“以色列人就是害怕人肉炸弹，他们会跪在我们面前求饶的，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恐惧，他们正在担心下一颗炸弹会在哪里爆炸。哈马斯终究会赢的。”

说我直言，这段话是我看过的对“恐怖主义”这个词最经典的总结，没有之一。

而且你注意，他说的是“哈马斯会赢”而不是巴勒斯坦会赢，因为这个极端宗教组织最终要实现的是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伊斯兰国”都见识过吧，哈马斯梦想的巴勒斯坦，应该就是那种样子。

当然，亚辛虽然直言不讳的要搞恐怖主义，但他好歹还有一点好处——他是至少住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的，要不然也不会于2004年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

可是亚辛之后，哈马斯首脑开始逐步迁往海外，目前他们主要的居住地点是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开豪车住豪宅，通过截留海外资助他们的活动资金，过着与当地王公们不相上下的奢侈生活。

这帮哈马斯高层现在成功“隐身”在卡塔尔，他们和你想象中拿着炸药包的恐怖分子很不一样，他们早就脱去了那身“狂野”气息，反而可能是你在街头擦身而过的任何一辆千万级豪车的车主。

2015年的时候，哈马斯和其最大的金主伊朗曾经闹过一番龃龉，一气之下，伊朗宣布中断对哈马斯每月2000万美元的公开援助，并公开指责哈马斯没有有效利用这些资金对“伊斯兰世界共同的敌人”发动有效打击，还踢爆哈马斯高层优先满足其奢靡的生活。而将其管理的加沙地区平民弃之不顾，让7成居民却仍挣扎在贫困线下的现状……

这一轮“背刺”曾经搞的哈马斯相当之被动，加沙地区甚至出现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哈马斯在当地的事实统治，要求尽快召开全巴勒斯坦的选举，让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完成政令统一。

感受到威胁的哈马斯于是赶紧向伊朗“输诚”，靠发动新一轮对以色列恐袭，用（主要是巴勒斯坦）平民的大量死伤，换得了“老大哥”和其国内的谅解和再度支持。

在极端者们的眼中，哈马斯再次成为了“民族英雄”。

所以你站在哈斯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他们也确实挺难办的——由于势力范围主要在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相对温和，且主导了《奥斯陆协议》，所以来自联合国、美国、欧洲、乃至以色列主要国际援助都由法塔赫代表巴勒斯坦截流了。

可哈马斯，它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组织，它要生存下去，它的高层还需要以这个组织为营生，维持他们在海外纸醉金迷的生活。那就必须要找到愿意支援他们的金主。

而这个金主，至少在表面上，只有伊朗等极少数国家，那么哈马斯就不得不听从伊朗的脸色，后者要远在卡塔尔的哈马斯高层“搞出点动静”，哈马斯就不能不搞，只能打电话回加沙让手下安排人肉炸弹。哈马斯在武力驱逐了法塔赫，事实控制加沙地区的这几年，基本就是这么“经营”下来的。

4、

而今年，确实又到了伊朗需要哈马斯刷一刷“业绩”的时候了。因为整个上半年，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都在急速走近，双方之前的军事情报互通已经不知搞了多久，今年又实现了特使互相往来。一旦继埃以两国之后，沙以两国也达成和解，对伊朗来说，其外交格局是非常被动的。

所以伊朗确实有动机让哈马斯“来个大的”，通过掀起新一轮巴以冲突，逼迫沙特再次与以色列疏远。而从新闻上看，这个目的现在达到了，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沙特政府立刻表态“坚决支持巴勒斯坦”（注意用词，沙特没说支持哈马斯），伊朗那边的国会则是一片欢腾。短时间内沙以再次走近已经不可能了，沙特要重新防止因为自己对以太过“软弱”被伊朗窃取在中东的领导地位。而以色列则要防止将这场与哈马斯的冲突扩大为一场新中东战争。

那么你说，哈马斯学法塔赫“从良”，不再指望伊朗、土耳其等国的金援，也不用再搞恐袭刷业绩了，可不可以呢？

这就关系到了另一个久拖未决的难题——巴勒斯坦的国家正常化。

是的，虽然1988年就已经宣布成立，但时至今日，巴勒斯坦依然是一个没有把国家架构完整搭起来的国家。法塔赫、哈马斯等共计八个组织，联合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但巴解对其下辖的各个组织约束力度是极弱的。像法塔赫和哈马斯，自己内斗还打不过来呢，毋说搞什么统一行动。

今年年初的时候，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曾经发表过一个声明，宣布巴勒斯坦将在今年5月举行立法委员选举，并在7月31日举行总统选举、8月14日举行巴勒斯坦民族议会选举。

如果这个时间表真的能够实现，那么巴勒斯坦国家正常化之路就相当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下一步法塔赫和哈马斯等组织在这个正规政府的框架内完成对国际援助公开透明的瓜分，恐怕也就有希望了。

巴勒斯坦总算可以把他的正常国家架构搭起来了。

可是几个打惯了的势力彼此和谈这种事，总是很难的。

在今年7月在法塔赫和哈马斯等巴勒斯坦各路组织共同组建的“和解委员会”上，各方各派意见分歧过于巨大，根本就没谈拢。

法塔赫认为自己是资格最老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理应在新政府的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份额，占据主导权。加沙地区应该统归新政府的统一管理。

可哈马斯却坚持：我虽然资历浅，但我能打能闹啊，我发展迅速啊，我实事控制了加沙地区，占据了今日巴勒斯坦一半的人口啊。咱俩应该平分天下！

此外，遵照联合国之前的决议，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政府如果想继续获得正规国际援助，必须承诺放弃对以色列平民目标的恐怖袭击行为。

这个要求按说也正常吧？

但法塔赫代表在谈判中将这个要求代提了出来，立刻被哈马斯理解为在削弱自己的议价权——不能对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了，那你让我干嘛？

于是哈马斯代表公开指责法塔赫威“叛徒”“败类”，双方差点在会场上就打了起来了，最终不欢而散，选举时间表被无限期推迟。

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达成的最大障碍，就是现在这个国家各派别之间共识少，却油水多。自然谈不拢。

那既然谈判桌上谈不拢，就只能到桌下去继续各自“弘扬武学”。当然哈马斯这轮要打的对象并不针对法塔赫——毕竟打它又算不了自己的“业绩”，争取不来境外组织“打钱”。

那正好甲方爸爸也有这个需求，以色列，还是打你呗！

正好，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内部左翼政党兴起，主张对巴勒斯坦和解声量很高，无论是左翼导致以色列主动松懈，还是内塔尼亚胡代表的右翼政府有意“放水”以打醒自己的国家。总之哈马斯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动作，居然让其搞成了。

这,就是通向“以色列版911”的哈马斯真相。

5、

实际上，在观察哈马斯这个组织的时候，我那个总是不自觉的想起《水浒传》里的天杀星李逵，你看李逵这个人，在书里简直就是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天生杀人狂，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无论去哪里都能成功搞起事来，可是宋江却依然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宋大哥知道，想当地方一霸，手下就必须有这种能不断“破局”把水搅浑的人。

如果伊朗这样的国家是想实现地区野心的宋江大哥，那哈马斯就是其坐下的“黑旋风”李逵——大哥不怕你惹事，就怕你不惹事。只要你还能排砍人头。你这黑厮，在大哥眼里，就着实可爱的紧。

所以事件发生后，我看到有哈马斯这次的行动非常不解，说这个组织以前都是小打小闹，让以色列只能进行有限报复。这次到底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突然搞这么大动静了？

于是产生了很多脑洞大开的联想，什么哈马斯已经窥破了以色列外强中干的虚实，这一把真的是奔着打赢去的之类的……

其实这种分析把一个根本问题搞错了——就哈马斯目前那个组织架构和武装模式，就算是以色列人真的束起手脚，让他们征服全境，哈马斯也不可能吃下这个胜利果实。

这一点，你看看当年“伊斯兰国”利用权力真空一度成事后来迅速灰飞烟灭的故事就知道了。

哈马斯搞这次活动其实也没想着真的能打赢。他们敢放手这么打，是因为真正说了算、遥控指挥的高层现在都在卡塔尔、乃至欧洲等境外。以色列人的导弹、坦克再牛逼也是打不到他们的。所以他们大可以在海外搞遥控指挥，煽动那些已经被他们洗了脑的组织中下层抓妇孺当肉盾，搞恐怖袭击。

最终恐袭搞成了，他们就刷了“业绩”，可以继续获得金援了。至于以军是否会打进加沙，乃至彻底军事占领那里，他们其实压根就不在乎。毋宁说那样可能更好——因为占领军和当地平民之间的矛盾会积累更多仇恨，更方便他们在海外遥控指挥更多的恐袭。同时以军如果这样做了，也将哈马斯抗拒法塔赫推动的巴勒斯坦国家正常化以更多口实——以色列都把加沙占了，你还跟我谈什么“不要恐袭”，什么推动普选？

所以这场仗，不管最终走向如何，对哈马斯高层来说，都有百利无害。这就是他们的算盘，这就是他们停不下来的原因。

行吧，已经写了快七千字，今天的文章就收个尾吧。

文末在说一个有趣的事儿，昨天的文章写完之后，有一部分留言说“你这个汉奸、走狗，你立场不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以色列是美国人的走狗，我们应该支持哈马斯的起义！”

我特别想问问留这种言论的人：您哪只眼睛看见我国官方表态支持哈马斯了？据我所知，我国政府对这支极端宗教组织的态度一直非常谨慎，我们一直承认并保持接触的巴勒斯坦政府是以法塔赫为主导巴解组织。

而且我在这里愿意引用联合国安理会8日就巴以局势所举行的紧急磋商会议上中方代表张军的发言。

张军说，中方对以色列同加沙武装组织爆发激烈冲突表示严重关切，对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前景深感忧虑。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尽快实现停火。所有各方都有义务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与破坏。

看清楚，这个发言够明确了吧？“我们谴责一切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那么谁先向对方的平民开火，枪杀、凌辱、绑架对方的无辜平民，还将这些作为自己的“赫赫战功”拿来炫耀呢？不言自明了吧。

起义？枪杀平民、施暴于无辜，拖着受害者的裸尸在大街上炫耀、狂欢，这算哪门子“起义”？！

而我这里特别想奉劝有些明明自己思想特别极端、特别嗜血、与人类世界的主流共识格格不入，却愣是不敢自己亮明。还非要扯什么“国家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国家支持xxx，所以我就支持xxx”的家伙——求你们了，消停点吧，你们就放过国家吧。你们这样总是拉大旗作虎皮，明明是基于无知狭隘的一己蠢见，还非要硬扯上国家的旗号为你们站台。这样声量要是闹得太大了，会让国家很难办的，你们知道么？

若你们真的是你们自居的爱国者，别老搞这种“我的立场就是国家的立场”的YY，多睁眼看看世界，看看国家的真实立场，多学点历史，多学点常识、多有点人性。多想想怎么过太平日子。

这样，无论对咱的国家，还是对你自己，都要好的多。

最后，愿我们自己身边没有这种百无一能，只以极端、搞事立身的“哈马斯式人格”。

网民嚎叫：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3-10-11 05:51:58

以前叫抵抗组织，地下党。

nh22 发表评论于 2023-10-11 05:23:46

FreeEnergy95 发表评论于 2023-10-10 19: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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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写的这些，都是1950年代。。。现在还有吗？如果找你的逻辑，现在中日还是要打仗，美国还是要轰炸日本呢。。。白吃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10-10 23:57:42

firemoth 发表评论于 2023-10-10 17:31:13

哈马斯，其实是巴勒斯坦人民选出来过的执过政的政党他代表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意愿为什么哈马斯是恐怖主义？ 为什么哈马斯袭击犹太人，不袭击阿拉伯人？不袭击中国人？不袭击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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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冒，这次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被枪杀了好几个，而且是看着他们是中国人开枪的。这就是你所说的不袭击中国人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评说“冷和平”不好，还不如直接战争，但却不懂，“一切和平都是冷和平”——台海两岸七十多年不是都在冷和平吗？中国大陆内部不是还在冷和平之中吗？就是美国，也是警察威慑之下的冷和平——因为“一切和平都是冷和平”。再者，上文把巴勒斯坦的暴力事件归因于外部的煽动策划和资助致使，简直把巴勒斯坦人当成了任人摆布傻子甚至傀儡，更是本末倒置了。显然，这是“命题作文”，绝不可信。

谢选骏：改朝换代才能拯救地下史学家运动

《星火不熄：“铁拳”也不能粉碎的中国地下史学家运动》（张彦 2023年9月25日）报道：

1959年，中国西北城市天水的一群大学生开始了一场螳臂当车的计划。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饥荒”时期，这场由政府政策引发的灾难导致了多达4500万人死亡。这些年轻人亲眼目睹了农民饿死和吃人的场面；也看到了政府如何残酷惩罚或杀害上访求救者。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把正在发生的事情传出去。于是，他们决定办一本杂志。

学生们将这本杂志命名为《星火》，取自“星火燎原”之意。他们将文章刻在钢板上，并在当地官员帮助下用油印机印刷。

《星火》杂志只有八页，没有照片或插图，看起来十分粗陋。但里面的文章全都正中中国专制政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的要害：农民不可以拥有私产，一切都属于国家；最高领袖容不下任何反对意见；官场腐败猖獗；甚至连忠于政权的批评者都受到迫害。杂志首页的发刊词就已经奠定了基调：

“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做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

这本杂志没能出到第二期。几个月之内，与该杂志有关的43人被逮捕。三人后来遭处决，其余人都被送去劳改多年。

“星火”燃烧了不到一年似乎就熄灭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近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它不过是反对党权力滥用的无数小规模反抗之一，可能转瞬就被遗忘。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它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抵抗一党专政的代名词。

如何做到的？这是通过中国一群非主流历史学家的努力实现的。这些地下历史学家是一群志愿团结在一起，希望讲述共产党统治全貌的公民，他们将上世纪的饥荒与当代的疫情等事件纳入了中国的集体记忆。49岁的记者江雪是该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为了不让另一段中国历史丢失或被扭曲，她决心讲述发生在她家乡的真实故事，这让《星火》激励了那些追随其创作者脚步的人，证明了即使最严酷的镇压手段也是有限的。

在世界各地，历史已成为争夺当下的战场。美国人就奴隶制在建国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展开争论。欧洲人努力面对当初殖民帝国的残暴行径。年轻的非洲人则在挖掘尼日利亚内战和种族隔离时代被埋葬的记忆。日本、新加坡、印度以及其他数十个国家也不例外，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出生前发生的事件已成为塑造他们未来的关键。

但这种掌握历史叙述权的想法在中国表现得尤为强烈。对现代中国领导人来说，历史是其合法性的关键：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来救中国；历史决定了它的成功；历史也将确保它继续掌权。当然，这个历史是由共产党书写的，它雇佣了大量文人、电影人、摄像师和记者，帮助推动它对或近或远的时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描述。通过他们，中共控制着教科书、电影、电视纪录片、通俗历史杂志，甚至电子游戏。

因此，人们对最近的过去往往一无所知。1959-1961年的大饥荒仍被委婉地称为主要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国家主导的暴力夺去了多达200万人的生命，学校被迫停课，知识分子被送去劳动改造；关于“文革”的讨论眼下越来越成为禁忌。被抹杀的不仅仅是发生于上个世纪的事情。就连新冠危机也被抹去，吹哨人被塑造成支持政府的英雄，严厉的封锁现在也成为公开讨论不可触及的禁区。

不过，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这种对历史的垄断正是中国专制主义流弊的根源。如果人们从小到大认为中共是由一群任人唯贤（而非通过幕后交易任命）的官员领导，通过严格但公平（而非缺乏权力制约）的公务员体系来统治中国，捍卫存在了数百年（而非从一个四处征战的帝国继承）的国家边界，那么他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容易发生清洗、腐败和种族冲突。简而言之，如果他们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统治中国，那么就永远不会质疑其统治的权利。

这种历史何其重要的信念正在推动一场全国性的地下史学家运动，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它逐渐形成。我把他们统称为历史学家，他们是中国最聪明的一批人，其中有大学教授、独立电影制作人、地下杂志出版商、小说家、艺术家和记者。有些人可能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处于体制内，始终从事的是体制内工作，拥有财产，有家有口。他们冒着失去事业和前途甚至是牢狱之灾的风险，出版秘密杂志、禁书和独立纪录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下历史学家就一直存在，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前50年里，他们都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的文章、艺术作品和书籍很快就被安全机构没收。他们甚至常常不认识彼此。

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始终关注着这些地下史学家，他们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在多次的镇压中得以幸存。他们分享故事、分享英雄，分享共同的信念，这得益于并不复杂的数码技术，比如PDF文件、价格能够接受的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影片编辑软件，他们现在可以相对容易地传播这些东西。当大规模的骚乱令政府穷与应付时，例如2022年底的疫情封锁期间，他们就能够将自己的想法注入公共辩论中。

中国地下历史运动的兴起挑战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传统观念。今天，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那里只有一连串反乌托邦的恐怖——监控、文化灭绝、盲目的民族主义。作为一名撰写过大量关于中国的宗教和政治迫害文章的人，我知道这些问题是的确存在的。但是，有其他愿景的中国人也是存在的。批评的声音仍然存在。

反正史(counterhistory)运动在中国的持续存在也让人对有关中共统治社会能力的假设产生疑问。尽管困难重重，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还是在发表作品，制作挑战权威的电影。他们的理念得到传播，当社会中的问题达到沸腾的状态——就像去年那样——人们往往向他们寻求看待当下的不同方式。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努力让中国年轻人重新发现了自己与共和国早期的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联系。曾经仅存于外国学术书库的图书现在能以数字形式方便地分享。电影记录英勇抵抗的故事，并在私下里传看。持着审辩态度的思想者在中国曾经是各自为战，现在他们拥有中国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强大集体记忆。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家族的历史，江雪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要去延续《星火》的记忆。和许多地下历史学家一样，她相信历史的力量始于家中。

1960年初，大饥荒期间，江雪的祖父张儒林（音）、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四个孩子每天能分到一个大玉米面馍馍。张儒林知道他们会吃不饱，于是做了一个决定：其中一个人需要死掉，这样其他人才能活下去。但是如何选择，如何让其他人接受这种牺牲？

江雪讲了一个她儿时父亲每年大年夜都会讲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个非常公正的人。他会用刀把馍馍切成6等份。每人一份。每份一样大。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的小姨）和祖父的馍馍一样大。但他需要劳动，需要更多食物。大家都活了下来，但祖父却饿死了。”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家族史，江雪的父母每年都会让他们穿上冬衣，徒步半个小时来到屋后小山上的一小块平地，那里埋葬着祖父的遗骨。一家人带着食物，在冰天雪地里磕上三个响头。然后她的父亲就会讲起这个故事，每次都以“当年我们饿着肚子……”开头。

这些家庭经历让江雪对权威产生怀疑，并在她大学毕业后愈演愈烈。她的正式姓名是张文敏，但当她刚开始做记者时，她取了笔名“江雪”——字面意思是“江上的雪”——它来自一首九世纪的诗，描写了一个渔夫在落雪的江上独自驾舟。这是中国诗歌中最令人难忘的形象之一，暗示着一个人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孤独地追求着许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的东西。

1998年，她在《第一财经日报》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正是中国媒体的一段神奇时期。当时的报纸被鼓励面向市场。审查制度仍然存在，但相对宽松。

2003年，中国新闻业似乎处于转型边缘。那一年，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在广州被警察拘押期间遭殴打致死的事件激起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愤怒，他们成功地呼吁起诉十几名公务员，并重新思考如何看待农民工。突然之间，媒体和公民社会似乎可以影响变革，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部分封闭的体系中也是如此。像江雪这样的记者开始报道越来越宏大的题材：强迫拆迁、腐败和环境问题。

但慢慢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共产党开始反击。它重新控制了新闻编辑室，安排了更多顺从的编辑。到2010年代初，党缩小了可以调查的主题范围。江雪一直在她的报社工作，直到2014年，编辑发布了一条命令：只发表正面评价政府的文章。江雪觉得自己迟早会被解雇，于是辞职了。从此，她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

当时，江雪已被视为是中国新闻界的代表人物。但摆脱了官方限制之后，她得以写出作为中国知名的独立记者享誉海内外的文章。

奠定江雪业界声誉的是她在2015年发表的《一个妻子的这一年》，这是一篇关于一位著名人权律师的妻子孟群的人物特写。该文章角度非常罕见，将关注焦点从中国异见人士的阳刚世界转移到许多为变革而奋斗的勇敢女性——包括江雪自己——身上。

但这篇文章也让她引起了可怕的中国安全机构的关注。她在2017年的文章《闭嘴，你看起来很像国家的敌人》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遇到的困难。该文章分析了数字技术如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追踪她这样的人，以及普通人为何对自身经历的历史一无所知。

“如果这土地上有另一个无形的牢笼，那我们身在其中，心智难道不是无时不在受影响吗？”她写道。“普通人本应获取的关于这世界的常识，要拖延多久才能得到呢？”

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她开始对《星火》的故事产生兴趣。有天，一位外地来访的教授问她是否听过这本刊物。她没听说过，在得知该杂志起源于她的家乡天水后，她十分惊讶。当晚，那位教授做了一件此前几代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给江雪用电子邮件发来了一份关于“星火案”的500页PDF文件，其中包含一本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和学生遭公安拷问后的供词。后来，她甚至发现了该杂志两位主笔写给彼此的情书。令她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人为普通读者写过关于此事的深度文章。

出于好奇，她给父亲打了电话。他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这本杂志呢？他没听说过，但他知道有人能帮上忙。几天后，江雪就坐上了返乡的火车，回去搜集更多情况。由此她也开始了对该杂志长达数年的研究。江雪从自己的家乡开始探访，但为了这个项目，她自费走遍中国，寻找创办《星火》的那些今已垂垂老矣的学生，探究当代中国是否能以他们的故事为鉴。

她得到了其他地下历史学者的帮助，他们给了她建议和鼓励。她采访了中国最杰出的地下纪录片制作人之一胡杰，后者拍摄过两部与《星火》相关的影片。常住西安的反正史历史学者张世和帮她剪辑了一段采访的短片。她还与艾晓明有过长谈，后者是一位女权问题学者，拍摄过多部纪录片，其中一部长达六个小时的影片是关于江雪老家附近一处臭名昭著的劳改农场。

2019年，香港《今天》杂志刊载了江雪关于《星火》的文章。这是她迄今为止写过最长、涉及面最广的文章，总计四万多字，堪称介绍《星火》及其所挑战的体制方面的最权威书面记录。

文章以第一人称写成，对历史的叙述只占到部分内容。文章的核心是江雪发掘家乡遭到遗忘的历史篇章的过程。在一系列的短文中，她引领读者拜访了那些曾奋力创作《星火》的幸存者。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将我们带回了“大饥荒”时代，他们还描述了如今为对抗官方的刻意遗忘所做的努力。其中一位受访学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江雪问他现在是否还会怀念当年的同学。

“经常这样。”

“想起他们那时候的音容笑貌，”她说。

“对。”

“（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

“对，我永远不会忘，直到我在地球上消失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忘记。因为这些人都是善良透顶的人，都是非常崇高的人，应该被人们所记住。我希望，我们国家要吸取（教训），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要吸取这个教训。我也更希望年轻人要有正义感，要发扬有正义感的品德。应该敢做敢为。但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太可惜了，不是吗？”江雪问道。

“既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当需要的时候，也应该勇于慷慨地奉献出来。”

江雪说，这是她最有意义的作品，尤其是因为它讲述了自己老家的历史。她家过春节的仪式让她明白，自己的祖父死于饥饿。但直到研究了《星火》，她才明白饥荒的整个大背景，更重要的，还有那些人曾经的反抗。

文章发表后得到的大量支持也让她深受感动。文章以PDF格式在大陆广泛传播。一位在天水经营印刷业务的读者主动提出印刷装订一批杂志，以便老年人阅读。另一位天水读者写信给江雪，称自己仍清楚记得当地批斗学生的群众集会，以及其中一位学生谭蝉雪如何在漫长的羞辱和威胁中傲然而立的样子。“现在我知道她是个真正的英雄！”她在信中写道。

“《星火》是历史，”江雪告诉我。“但它是段未完待续的历史。老一辈面对过的问题，尤其是缺乏言论自由，也是我在今天面对的问题。看看新冠疫情和所有那些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一切都是因为缺乏言论自由。”

但挑战历史这一中共最敏感领域的代价是巨大的。江雪多年来都只能靠积蓄度日。她的工作与身为政府智库宗教研究员的丈夫想要事业有成的愿望发生了冲突。当“思想警察”到研究所发出警告，丈夫要求她停止手上的工作。她拒绝了，两人于2021年离婚。

支撑江雪和其他许多地下历史学者走下去的是他们这场运动所提供的群体归属感。一些受访者成为了江雪的好友，比如谭蝉雪，在她于2018年去世前，江雪经常拜访她。今年6月，她在北美旅行期间还致电曾在1960年为《星火》出版出过力的向承鉴。逢年过节她都会打电话问候，两人会聊半小时左右的家常。那次是在端午节前后，这个节日特别应景，因为它起源于古代一位著名诗人自杀抗议朝政败坏的故事。

“向叔，”她在视频电话里说，“大家都很关心《星火》。谁都没有忘记。”

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江雪引用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话，阐述她所描绘人物的关联性——以及她自己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自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对于所有致力于今日中国变革之人来说，这段文字是如此相得益彰，令我深受触动：他们的努力究竟是无谓，还是革新？那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阿伦特的引言之所以十分贴切，因为它没有预设结局。在黑暗时代里为变革奋斗的人不一定能赢，邪不压正或其他一些老套说法不一定适用。但这话蕴含的意义明确的：在黑暗时代，光明弥足珍贵；它永远都很重要。

那些认为中国威权主义无可救药的人——这是当今许多国家的主流观点——会指出江雪和其他参与反正史运动的人所面临的麻烦。例如，湖南作家谭合成花了数十年时间记载中国一个县政府下令执行的法外处决，描写了发生在该县湖泊、河流和桥梁上的谋杀案。然而，随之而来的代价包括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还有持续不断的报复威胁。曾制作多部纪录片的导演艾晓明被禁止出境。地下出版物《记忆》在过去15年已出版340多期，但其编辑经常面临骚扰和警方监视。

然而，这只是对他们的人生，以及这场维系了75年之久的运动历程的片面解读。和其他地下历史学者一样，江雪仍在写作，她的文章在中国仍被广泛阅读。其他人也在不断寻找机会，通过拍摄影片、编辑杂志和撰写历史小说来挑战政府的遗忘运动。他们受到了迫害。杂志被封，电影节被叫停。但他们总会卷土重来，他们和他们的前辈75年来都是如此。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衡量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困难的。但有趣的是，我总能发现有人不断发布和转发他们的作品，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社交媒体当然可能是个回音室，但当疫情刚暴发的最初几个月我还住在中国时，这些反正史的叙事似乎突然无处不在，因为中国人都在寻找各种方法去理解威权主义为何再次给国家带来了严峻挑战。

我无意宣扬虚假的乐观主义，但这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包括习近平上台并开始实现其强国愿景的整个2010年代——的人所经历的现实。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面临如此严厉的管控。这就是黑暗的时代。也正如上世纪90年代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互联网”极易受到威权国家的控制，使得社交媒体更像一种统治工具而非自由载体。

但人们仍在抵抗，并以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团结之道进行抵抗，这一事实应该比独裁政权只有独裁的陈词滥调更加重要。事实上，独立思想在中国依然存在。它并没有被碾碎。中国的地下历史学者或许在巨大的阴影之下工作，但他们是我们知识界的一份子，也是关于我们如何探究过去、创造未来的更广泛全球讨论的一部分。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身就值得了解。他们作品的深度和野心堪比冷战时期那些伟大的作家和导演，比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和米洛斯·福尔曼。值得记住的是，在好几十年时间里，东欧知识界的许多巨擘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只有当这些国家开始陷入经济停滞，老百姓为了给未来一个预期，才会开始寻求其他理解过去的办法。

一部分中国的反正史学家干脆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时间胶囊。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太可能在中国自由传播，但和一代代中国历史学者一样，他们相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总有一天他们的作品将具备重要价值。他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人知道，在2020年代，当党似乎成功地将时钟倒拨，中国的人民没有贪图安逸或屈服于恐惧。他们继续写作和拍摄。并非所有人都选择认输。

但还有很多人相信，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那么漫长。他们认为，尽管大权在握，但如今的中共十分脆弱。

随着中国从几十年来不断增长的繁荣过渡到增长缓慢和面临人口挑战的时代，很多中国人似乎都渴望从新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国家。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严酷封锁导致了死亡与苦痛，随后突然放松管制又在短短几个月内造成至多达百万人死亡——让党无往不利的形象完全破灭。VPN技术长期以来都可以绕过中国的防火墙，但愿意忍受麻烦的人相对较少；现在，许多人都会使用VPN来浏览被封禁的网站。

对于作品总被中国网站屏蔽的江雪来说，这意味着会有新读者被她的作品所吸引。她发现自己的文章经常被转换成图片文件，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发到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因为国家机器难以读取这些文件并识别出敏感词。

2023年元旦刚过，在中国各地的抗议浪潮迫使政府放弃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后不久，江雪发表了她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她问候了去年年底那群引领抗议活动的年轻人。“因为你们，疫政三年，人们承担的苦难仿佛才有了一丝意义，”她写道。“是你们，大声喊出心里的话，为所有被损害与被奴役的人赢得了一丝尊严。”这篇文章发在了一个被封禁的网站上，但很快就被发布和转发至Telegram、微信等其他平台。她收到了大量中国民众发来的感谢邮件和信息。

在追求使命的过程中，江雪经常被问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真有任何意义。有次我们前往西安南部的山区时，她给我讲了几年前她在纽约一次聚会上的遭遇。她遇到了一位著名记者，当时他已经离开这个行业，逃到了美国，经营着一家餐厅。他告诉她，她的作品有道德价值，但实际上还是无关紧要的。写中国历史能写出什么结果呢？

在向我讲述此事时，她眼睛低垂，慢慢摇头，仿佛被打败了一样。但随后她停了下来，整理思绪，以出乎意料的决绝口吻说道：

“但我不同意，”她说。“只要尝试了就有意义。我想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做一个正常人。”

对于江雪这样的人来说，前方等待的不一定是成功。他们会老去、死亡，可能会被逮捕或被遗忘。但如果说这场运动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尽管遭遇了挫折，它还是在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壮大。个人的斗争可能失败。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创作的无限循环，新的星火就在历史燧石的每一次敲击中不断迸发出来。

谢选骏指出：野蛮的铁拳不能粉碎的中国大陆的地下史学运动，我深知这一点。因为从1970年代开始，我就开始撰写地下作品，并且骄傲地自称为“抽屉派”。没有想到，其中的某些东西在1980年代可以公开发表了。其他的多数无法出版，但在2001年以后，我就在互联网上陆陆续续地发表出来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只有改朝换代才能拯救地下史学家运动。或者说，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更加相信，只有改朝换代才能拯救地下史学家运动。

因为，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由后一个朝代撰写出来的。

我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谢选骏：锡克教恶有恶报

《被枪杀的加国锡克教领袖 印度和他到底有多大仇》（军武位次面 2023-09-25）报道：

派遣特工实施跨国刺杀，这种情节往往在电影里更常见，但这次在现实上演了，而且或与印度有关。

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控称，加拿大安全机构已确认锡克教领袖尼贾尔6月于加拿大被枪杀事件与印度政府特工有“可信联系”。

印度外交部当然不认账，不仅驳斥加方此番指控“荒谬和居心叵测”，同时又反过来指控加拿大“为反印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提醒在加印公民保护好自己，不要去相关锡克教徒社区。

目前，印度和加拿大都采取了驱逐两国外交官的制裁措施。部分激进的印度媒体措辞严厉，称“巴基斯坦是过去式，加拿大才是印度头号敌人”。

尼贾尔究竟是否真的是被印度政府的特工刺杀，尚未有定论。

但自己国家的人被其他国家派遣的特工刺杀，怎么看都是打脸的丑事。再加上同作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印加两国之间本无仇无怨且合作密切，加拿大无缘无故去给印度扣黑锅的可能性不高。

与之相对的，对于刺杀加拿大这位锡克教领袖，印度可以说有着充足的“作案动机”。

而这一切得从印度政府和极端锡克教徒之间持续数十年的恩怨纠葛说起。

“尚武”的锡克人

作为世界上第六大宗教，锡克教是现存的最年轻的主流宗教之一，教徒数量大概25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目前分布于印度旁遮普邦地区。

因为头顶上鼓囊起来的头巾帽和下巴那浓密的胡须这两个极具辨识度的特征，人们几乎可以很轻松地从一群印度人里分辨出其中的锡克教徒。

要素齐全的锡克教徒，看起来不太好惹

事实上，除此之外，有的锡克人还会带发梳、戴铁手镯、 配短剑、穿短裤。

对于锡克人而言，这五个显著的身份标志并非只是简单的装饰作用，每个标志对锡克人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比如长发长须象征着睿智与勇敢，而铁手镯象征锡克人兄弟团结之情，头巾帽象征着灵性之冠等。

而之所以说印度锡克教徒是印度人里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群体，是因为锡克教的教义教规与我们印象里的印度人形象有很大不同。

印度社会最臭名昭著、饱受质疑的两大痼疾莫过于种姓制度和妇女歧视了，前者以种性划分人的高低贵贱，后者严重侵犯印度妇女人权。

印度每年因此发生的凶杀、残害女性刑事案件不在少数。

在这一点上，锡克教可以说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锡克教义中不仅主张人人平等、反对种姓分离与歧视妇女，更是规定教徒要持守“五戒”即不偷盗、不奸淫、不抽烟、不吸毒、不叛教。

当然，锡克人最让人称道的还是其尚武精神。

由于旁遮普邦地处印度西北边境，经常受到突厥、阿富汗等国外敌入侵，为了生存当地的锡克人不得不奋起反击，很多锡克人从小就被教授战斗技巧以抵御外敌。

为了鼓励锡克人的勇气，每个锡克男性名字中间都会加上Singh（辛格）一词。该词意为狮子，即希望锡克男性像雄狮一般勇猛。

就连曾在旁遮普任职的英国殖民者都忍不住称赞，“锡克是印度最勇敢和最具武士精神的种族”。

也正是这种尚武精神让仅占印度人口2%左右的锡克人，在印度动荡不安的那段近现代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巴哈特·辛格·廷德，首位加入美军的锡克教徒

锡克教设立正儿八经的军队是在莫卧儿帝国时期。

当时莫卧儿帝国统治者贾汉吉尔认为，崇尚平等、自由的锡克教信仰传播已经动摇到帝国的政治根基，便对锡克教采取严酷镇压与迫害措施，多任锡克教上师即领袖也因此被公开处以酷刑而亡。

直到戈宾德·辛格成为锡克教第十任上师，为了反抗莫卧儿霸权和保护锡克教徒群体安全利益，戈宾德开始着手建立锡克人自己的军事组织——卡尔萨。

卡尔萨的建立将原本相对松散的锡克教徒组织了起来，锡克人就此展开了反对莫卧儿帝国的武装斗争。

以宗教为纽带的卡尔萨军队战斗力爆棚，不仅与莫卧儿帝国之间展开多轮作战，在穆克察尔之战中大败莫卧儿军队，此间还多次击退周边其他帝国的入侵，并在旁遮普地区成立了锡克人自己的帝国——锡克帝国。

锡克教分离主义萌芽

事实上到了锡克帝国的建立时，与其说锡克人是一群有着共同信仰的教众，倒不如说更像一个民族。

同作为锡克帝国的一份子，他们有独立的共同体认同、共同的信仰和文化、共通的语言。

这样的民族认同与外部侵略者的一次次冲突对立中不断加强，而锡克人的渴望独立的种子也因此孕育而出。

在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即将崩溃的关头，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矛盾激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已然不可避免。

夹在中间的锡克人，既不想成为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的一份子，也不想加入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斯坦的一份子。

由锡克人组成的阿卡利党趁机提出了“自由旁遮普”，并提出建立属于锡克人的独立主权国家“卡利斯坦国”的要求。

显然，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通过，否则之后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了。

“两害取其轻”，教义里甚至禁止了所有清真饮食的锡克教信徒们自然选择了加入印度而非巴基斯坦。

印巴分治后，原本的旁遮普地区也一分为二，属印度旁遮普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和属于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与印度教信徒开始疯狂的双向逃亡之旅。

双方一旦狭路相逢，针对对方的袭击、屠杀就难以避免，仅一个月内就有50万人死于仇杀，但凡谁走得晚一步，结局可能就是死。

虽然印巴分治导致250多万锡克人迁移到了印度旁遮普邦地区，旁遮普邦的“锡克”含量进一步提高。

但锡克人也还是只占到该地区人口的35%，印度教徒数量在当地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

这一点反映到到了当地的政治格局上，即旁遮普邦的治理权基本处于印度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国大党手中，而非锡克教人自己的阿卡利党。

另一方面在印巴分治之前，为了拉拢锡克人的印度政府许下的政治诺言，在锡克人确定归属之后也不了了之。

迁入旁遮普邦的锡克人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经济形势上也面临严峻问题。

由于旁遮普的产业结构一直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这意味着当地人的就业需求得不到释放，大量适龄却没有工作的锡克人不得不加入分离主义运动队伍。

锡克农民可以说是印度国内抗议游行的常客了

再加上锡克人谋求自治诉求的连续受挫和印度教极端分子对印度教信仰传播激化双方宗教与民族矛盾大背景下，助长了锡克人的分离主义趋势。

双方的矛盾在 1980 年初在旁遮普邦选举中，阿卡利党又败给了国大党这一事件中终于爆发。

蓝星行动和总理被刺案

主张旁遮普自治的锡克教徒终于摊牌了，宣布建立卡利斯坦政府，甚至就连卡利斯坦国的国旗、地图、护照乃至货币都也安排上了。

不知道的都以为旁遮普邦真的已经独立了。

时至今日，参与抗议的锡克农民还会拿出当年的“卡利斯坦国”国旗

当然，尚武的锡克人自然知道光喊口号自然没用，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抗议游行等活动。

第一个撞在“枪口”上的是印度教烟民们，锡克教信徒的五戒中就包含了不吸烟，但印度教却没有这一说。

为了抵制旁遮普邦吸烟的印度教徒，分离主义运动领袖发起了一场禁止在阿姆利则城区内出售烟草的运动，期间有预计2万锡克教徒参与，而印度教徒不甘示弱，发起支持烟草的游行。

双方表面上争的是禁不禁烟的问题，实则争的是旁遮普邦老大的地位。

除此之外，在阿卡利党的组织下，锡克教徒还展开了多次游行活动，包括“反对歧视锡克人运动”、“不服从运动”，规模也进一步膨胀，动辄以10万计。

部分锡克教极端分子开始在全国各地频繁策划暴力袭击事件，仅旁遮普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共达1200多起、400多人死亡，共计12个县的37个铁路站被袭击。

为了及时控制骚乱局势，防止类似印巴分治的历史再次上演，时任印度总理的英吉拉·甘地宣布旁遮普邦临时成为“总统治理”的“骚乱危险地区”。

大量真枪实弹的军警被派往旁遮普邦，但实际收效甚微。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吉拉·甘地

随着锡克人自治运动进展白热化阶段，锡克教信徒和武装人员占据了号称锡克教圣地的金庙，并以此为据点，继续进行寻求旁遮普邦独立的自治运动。

1984年6月2日，为了挽救来年的大选局势，英吉拉·甘地决定动用武力手段，实施名为“蓝星行动”的军事行动。

5个步兵师约10万人的军力进入旁遮普邦，并于6月5日突击锡克教圣地金庙的锡克人。

经过彻夜激战，印度政府军队最终拿下金庙，而锡克教精神领袖宾德·兰瓦拉和500余名锡克教武装分子被当场击毙。

此后的行动收尾阶段，部分阿卡利党首脑被逮捕，而印军试图哗变的锡克教士兵也被围歼。

锡克教的圣地——金庙

“蓝星行动”尽管挫伤了锡克教中的极端主义分子锐气，但却也引起了所有锡克人的不满与愤慨，认为这是对圣地的亵渎和锡克族的屠杀。

部分极端分子更是潜藏到旁遮普邦的农村地区，重新组织起寻求自治的锡克人，与国外的锡克人呼应，建立起总部在伦敦的“卡利斯坦国”，准备针对英吉拉·甘地的复仇。

曾担任政府大使职位的哈林德·辛格，用巨额奖励买通了总统府卫队的两名锡克教士兵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三人计划起了刺杀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的阴谋。

1984年10月31日，本特和萨特万特二人在英吉拉办公的路上，用30余发子弹近乎发泄似的枪杀了这位印度首位女总理。

大量的印度教信徒听闻总理噩耗按捺不住愤怒之情，开始针对锡克人的疯狂报复，屠杀和焚烧事件接连发生。

据统计，首都新德里2500多人死于骚乱，其中大部分是锡克人，导致新德里剩余的锡克人不得不返回旁遮普邦避难。

直至下任总理拉吉夫·甘地上台，采取刚柔并济、分化软解的手段，同阿卡利党内温和派合作，这场世界闻名的旁遮普暴乱才得以平息。

“蓝星行动”的后续

在“蓝星行动”之后几年，锡克教极端分子又多次展开了夺回金庙的行动，但都被印当局强力镇压。

于是，试图建立“卡利斯坦国”，追求锡克人自治的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开始出逃印度，试图在海外以迂回的方式组织起锡克人的自治运动。

他们的据点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比如马拉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锡克教领袖被枪杀的加拿大。

而过去几十年内，当初“蓝星行动”的策划者，锡克人的清算也从未停止。

2012年9月30日，“蓝星行动”指挥官、退役中将布拉尔与妻子米娜在晚餐后步出饭店被四名锡克教信徒袭击，其中3人企图以短刀对布拉尔割喉，但在其反抗后身受重伤被送医院，救了回来。

如果说和印度打了好几次战争的巴基斯坦是印度外部敌人的话，那么这些活跃海外的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则是可以牵动印度内部数以千万计锡克人神经的内敌。

以强腕手段著称的莫迪政府，对锡克人态度的态度素来强硬，对于这些给予煽动锡克人独立的锡克教分离主义者以庇护之地的国家，更是多次严厉谴责。

尽管关于锡克教领袖暗杀事件充足证据尚未得到完全呈现，但没有过多解释辩解，印加直接采取互相驱逐外交官等一系列制裁行为，已然代表双方早就心照不宣。

网民嚎叫：

京工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9-25 19:05:44

经此事件，全世界都应该警惕莫迪印度教原教旨主义，防备印度恐怖主义危害国际社会，必要时我们西方可以联合中国武力打击印度，铲除这个恐怖主义温床！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9-25 18:49:25

印度这次暗杀事件不会轻易过去，中国坐山观虎斗。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3-09-25 17:52:00

阿三的登月器无法唤醒，莫迪一肚子火全跟畜多干上了。

谢选骏指出：锡克教就是典型的“红头阿三”，一贯崇尚暴力，现在碰上怪物摸底，可算恶有恶报了。

谢选骏：中美竞争遁入空门

《中美竞争激发太空科技投资》（乔纳森·约瑟夫斯（Jonathan Josephs）BBC商业事务记者2023年9月26日）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NASA）署长比尔·纳尔逊（Bill Nelson）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处在重返月球的太空竞赛中”。

纳尔逊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他想要确保“我们率先到达那里”。

他的言论唤起了1960和1970年代的回忆，当时美国太空总署与苏联展开太空竞赛。但是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太空总署有很多的工作已经是雇用私营企业来完成。

纳尔逊表示，这些公司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令巨额成本的分担得以实现，并且让太空总署可以利用“私营领域企业家的创造力”。

他提到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即SpaceX）。该公司在2021年获得了30亿美元（24亿英镑）的合同，用以建造月球登陆器，而且也开发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火箭。

其他一些私营企业也感觉到了太空竞赛所带来的益处。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太空总署与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的蓝色起源公司（Blue Origin）签署了一项34亿美元的协议——同样是要建造登陆器，但是将用于后续的月球登陆。

这只是受益于数十亿美元政府资金的其中两家公司而已。花费这些资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要在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更广泛的紧张关系之下试图领先中国。

NASA署长纳尔逊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率先回到月球

8月末，印度成为第四个在月球实现软着陆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到达月球南极地区的国家。

尽管印度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美国太空总署最密切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太空计划。

中国是唯一拥有自己太空站的国家，它已经将月球样本带回地球，并有计划抵达月球表面的两极地区。

这令纳尔逊感到担忧：“我担心的是，我们在月球南极发现了水，而中国到达那里，然后说这是我们的领地。你不能来这里，这是我们的。”

纳尔逊声称，中国通过建造人工岛来对南中国海部分区域宣示主权的举动，印证了他的担忧。

纳尔逊还指出，中国没有签署美国牵头的《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该协定旨在成为太空和月球行动最佳的实践框架。

中国表示自己致力于和平探索太空，此前曾驳斥美国对其太空计划的担忧，称其为“构陷污蔑中国正常合理的外空事业”。

这场竞争推动了美国太空总署的巨额投资。该机构称，至2021年9月底前的一年，其支出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价值为712亿美元——比之前一年增长了10.7%。

在SpaceX这样的大公司吸引媒体关注的同时，美国太空总署的支出在经济领域触及的范围要更深远得多。

“我们开支的四分之一都会流向小型企业，”纳尔逊说。

美国太空总署前工程师、哈佛商学院现任航天经济学家西尼德·奥沙利文（Sinead O'Sullivan）指，这笔资金能够加速小型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初创企业。

她表示，政府经常会作为初创企业的首个客户，而这些合同又能够让它们接触到私人投资者，进一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奥沙利文女士表示：“我们经常谈论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但是政府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

重返月球的竞赛或许备受关注，但是它也已经帮助带动了其他一些利润高得多的太空活动的爆炸式增长。

1957年，苏联成为第一个将卫星送入轨道的国家，当时它与美国展开了最初的太空竞赛。据欧洲空间局（European Space Agency）称，现在有超过10500颗卫星绕地球运行。

投资公司“太空资本”（Space Capital）创始人查德·安德森（Chad Anderson）将过去十年的产业发展归功于SpaceX。

“我们现在将太空作为一种投资类别来谈论，唯一的原因就是SpaceX，”他说，“10多年前，在它们第一次商业飞行之前 ，整个市场都是由政府统领的。”

根据分析公司“布莱斯科技”（BryceTech）的数据，现在处在运行轨道上的卫星当中，有大约一半是在过去三年中发射的。

这主要归功于两家公司：OneWeb和伊隆·马斯克的星链（Starlink）。

“太空经济远比只是火箭和卫星硬件广泛得多。它是我们全球经济看不见的支柱，”安德森解释说。

他说，随着上轨道运行的卫星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发现卫星提供数据的新用途，包括农业、保险和海事产业。

火箭实验室创始人彼得·贝克认为，太空探索是价值千亿美元的产业

总部位于新西兰的火箭实验室公司（RocketLab）是太空经济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作为SpaceX的竞争对手，该公司已经为包括美国太空总署和一些美国政府机构在内的客户完成了40次发射。

该公司创始人彼得·贝克（Peter Beck）从洗碗机工程师变成将火箭送入太空的人。他表示，说到地球之外的金融商机，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发射是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机会。然后有基础设施，比如建造卫星，这是一个价值约300亿美元的机会。然后又有应用，这是一个价值8300亿美元的机会。”

他并非是唯一提出大胆主张的人。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算，全球太空产业到2040年可能增长至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

未来的太空飞行私营企业可能面临的是什么?

对于月球上的机会，特别是采矿业，贝克持谨慎态度。

“目前，去月球开采并将矿带回地球，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他说。

美国太空总署的比尔·纳尔逊则看到医学研究上的可能性。他提到了制药公司默克（Merck）于2019年在国际空间站上所进行的晶体增长研究，该研究有助于发展癌症治疗技术。

他还表示，在零重力状态下，或许能够更有效地制造光纤。

“最终，你将会看到近地轨道上有很多的商业活动。”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与其说“中美竞争激发太空科技投资”，不如说中美竞争遁入空门了。这不是古代佛教的逃离出家，而是现代战争的逃入太空——因为核战争可能导致共同毁灭，所以地球上的各大强权在地球上就无法决战了，于是发挥余热到太空较劲。这就是“中美竞争遁入空门 。”

谢选骏：语言的局限性造成了思辨的复杂性

《语言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2022-10-31 永大英语 张绍杰）报道：

1. 引言

当今的语言研究中，学生会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语言研究究竟采用思辨研究好，还是实证研究好？如果两种方法都可以选择，那么为什么当今语言研究实践偏向于选择实证研究？实际上，这个问题反映出青年学者对于语言研究中方法论的困惑，也反映出当今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同时也看出人们对思辨研究价值的忽视以及对实证研究局限的沉默。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阐述思辨和实证两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及其局限性，然后提出语言研究中应坚持两种方法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的基本立场。

2. 什么是思辨研究？

根据百科词典，思辨在哲学上指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而思辨研究（speculative study）从哲学上讲是一种“形而上”的研究方法，也是与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相对立的前科学的研究方法。思辨研究起源于古希腊的思辨哲学，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是思辨哲学家。进入科学时代，继现代实验科学鼻祖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然而，思辨研究承传着思辨哲学的精神真谛，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普遍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科学家如果要证明他们对某一事物的假设是真或伪，就需要基于实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但是科学家每次提出的假设都是思辨的结果。关于思辨研究，彭荣础（2011）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思辨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根据这个定义，思辨研究有四个特征：一是依赖于研究者的理性认识能力；二是依赖于研究者的直观经验；三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四是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

尽管学者们可能对思辨研究提供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思辨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理性思维、抽象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理性思维：采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思维方式。

简单地说，理性思维是一种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它是依据可观察到的经验证据进行的逻辑推理，结论必须符合事物内在的逻辑。正如哲学上通常解释的那样，理性思维是对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即认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而相对于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等是感性认识的形式。例如，非此即彼、以偏概全、孤立判断分析的思维方式不是理性思维的方式，因而也不具备思辨研究的特征。古代有名的“相马”专家伯乐的儿子“按图索骥”的故事，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维的方式，从单一方面考量某一事物是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关于理性思辨的特征，可参见栗洪武 2011）。

抽象思维：蕴含在理性思维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判断的过程也是抽象思维的过程。

抽象思维体现在对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高度概括性，是一种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和认识。例如，不同事物之间的内部存在怎样的联系，反过来，看似相同或相近事物之间的内部存在怎样的区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抽象思维，否则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也无法对事物获得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古代“踊贵履贱”的故事说明了只有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揭示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

批判性思维：思辨研究必然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方式，因为理性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的认识过程。

批判性思维体现在对现存事物的怀疑和否定。哲学上的争论、哲学发展史上的否定之否定、科学发展史上提出的各种假设等，都反映出思辨研究的批判性思维特征。二战期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免活下来的一对犹太人父子关于“1加1大于2”的故事（在集中营里父亲对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1加1等于2时，你应该想到大于2。”遵循这样的思维模式，后来儿子成了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一种典型的批判性思维。

总之，思辨研究有其鲜明的特征，是对科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遗产，其珍贵的价值在于可给科学研究提供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同时，我们也须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首先，思辨研究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即过分追求事物内部的完美统一，忽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其次，容易忽视事物本质的多元属性：即过分追求事物普遍的本质，但事物的本质往往具有多元性。例如：只对教育现象进行思辩研究难以揭示教育的本质。再者，将直观经验作为观察、分析、判断事物的出发点，往往易于导致主观偏见（参见孟昭勤、王一多 2001）。

3. 什么是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伴随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它以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推崇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实验研究的重要性。实证研究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大量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通常包括两类：即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根据传统观点，实验法属于量的研究的典型代表，而观察法和访谈法等则属于比较典型的质的研究（龙立荣、李晔2000）。

实证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它建立在科学概念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的科学范式进行研究设计，依据客观的数据和材料分析得出结论，结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可验证性。具体体现出如下特征：

科学的规范性：根据研究目的及研究对象的需要，科学、合理地设计研究程序或选择研究工具。一项实证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规范，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进行设计，尽量使研究程序合理化，并选择相应的研究工具，如语料库、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

分析的客观性：按照数据和材料呈现的真实状态进行分析，保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是实证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必须按照数据和材料原本呈现的结果进行分析，“让数据说话”，避免主观性，这是实证研究应遵循的一条原则。

结论的可靠性：得出的结论一般具有可靠性，经得起验证。由于实证研究注重设计的科学规范和数据分析的真实客观，因此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一般是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

同样，实证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实证研究通常是归纳推理。由于所使用的材料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穷尽，因此得出的结论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往往会遭到质疑，这也是语言哲学家排斥实证研究的理由。其次，实证研究过分注重方法技术，易忽视研究主体“人”的价值和作用。研究方法的设计和技术细节固然重要，但对分析材料和分析的深度和广度离不开研究主体所做的整体把握。最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方法设计和材料来源密切相关，不合理的设计以及材料选取的不当都会导致不可靠的结论。

4. 语言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

自索绪尔创立当代语言学以来，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已跨越了100年的发展历程，从结构主义到功能主义，从功能主义再到认知主义，语言理论层出不穷，语言学派门户林立，语言研究呈现出从内部走向外部的多视角、跨学科的发展局面。然而，无论基于哪种理论视角，思辨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在语言研究中都广为采用。

4.1语言研究中的思辨

思辨是语言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传统。从现当代语言学研究史中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当代发生的语言学革命或转向都是思辨研究带来的结果。例如：当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是在批判了西方语言哲学史上命名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开辟了语言的共时研究；乔姆斯基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基于唯理主义创立了生成语言学派；韩礼德认为语言不是自治的系统，因而在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格赖斯不满意真值条件语义学对意义的分析，因而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

语言思辨研究是研究主体依据语言直觉或采用内省的方式对语言的本质特征及其普遍规律进行逻辑推理的一种研究方法。语言研究的历史表明，思辨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在人类语言的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本体论价值：追问语言的本质。语言思辨研究有其本体论价值，这就是在于它追问语言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试图追问，为什么对于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来说世界是相同的，为什么对全人类来说他们对世界的“心灵表征”也是相同的，但语言对于所有人来说却是不同的？因而他提出语言具有规约性的本质（Harris & Taylor 1989：32－33；张绍杰2004：21）。索绪尔追问，为什么语言符号（语词）与外部事物没有对应的关系，为什么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语言系统所决定的，为什么一个语言符号中包含的概念和声音结构是两个不同的心理实体？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提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本质（Saussure 1916/1959）。乔姆斯基追问，为什么儿童可以说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为什么儿童可以听懂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他最终提出语言具有创造性的本质（Chomsky 1957）。韩礼德追问，为什么语言是意义系统而不是形式系统，为什么语言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为表达意义提供可能的选择？他因而提出语言具有元功能的性质（Halliday 1985）。总之，语言思辨研究具有本体论的价值。

方法论价值：提供语言的解释。语言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内部研究，二是外部研究。例如，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的语言理论都是基于对语言的思辨，本质上都是对语言的内部研究，试图回答“语言是什么”及语言作为一套“系统”是如何运行的等问题，他们的区别在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不尽相同。语言的内部研究通过对语言系统声音、结构、意义各层面内部关系的解释揭示了语言系统运行的机理。关于语言的外部研究，主要指上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语言的跨面或跨学科研究。例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这些研究都具有思辨性质，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揭示了语言的多元属性：既是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也是认知的。

语言思辨研究的价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思辨利于抽象概括。语言现象纷繁复杂，需要通过观察进行归纳、总结，并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做出抽象的概括，所以抽象概括离不开思辨。二是思辨利于学术争鸣。语言研究中存在各种理论分歧，学术争论必不可免。争论的基本形式就是思辨，思辨才能为争论提供思想源泉和动力，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三是思辨利于创新。思辨与创新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思辨意味着怀疑和批判，而怀疑和批判是语言理论创新的前提，每一种语言理论的诞生都是基于对前人的批判，没有思辨，可以说，就没有语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参见于忠海 2007）。

思辨研究是一种演绎推理的研究方法，它更适用于理论研究，而不适于应用研究。思辨研究的最大局限性在于，通过思辨提出的理论假设或理论模式通过自身无法得到证实。比如，在语用学中，一般会话含义是推论意义还是默认意义，对一般会话含义的解释是前命题的还是后命题的，至今仍无定论，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理论假设，需要进一步证实（参见Bach 1984；Levinson 2000；Jaszczolt 2005；Recanati 2004）。此外，思辨研究靠语言直觉，但语言的直觉经验可能导致主观片面性。

4.2 语言研究中的实证

实证研究方法引入语言学领域的历史相对较短，主要是借用应用语言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近20年来刊物发表的语言学相关论文来看，语言实证研究成为主流，特别在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语用学领域。我国的语言实证研究近10年来呈突显的趋势。根据CNKI网上搜索，1993-2014年间以“实证研究”为主题的语言研究共有800多篇，2001年前仅有16篇，2009年后每年都超过100篇，这至少说明实证研究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语言实证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有其固定的研究范式。一般来说，包括研究问题、文献研究、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结果与讨论。研究问题可能是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论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证实先行研究中的理论假设或模式问题，还可能是应用某一理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等。文献研究实际上是提供选题的研究背景，要求对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历史的梳理，并能做出评价和发展趋势的展望。理论框架是提供相关研究的理论依据，涉及到理论视角、理论观点及分析内容等。研究方法有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之别，前者指研究过程的理论，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技术或工具。一般应明确交代采用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要详细描述语料的来源，获取语料样本的程序或过程，特别是采用的分析工具。如果是实验研究，须详细描述实验设计，包括被试的选取、实验材料、控制条件等。数据分析是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过程，一般可先呈现数据，再根据质化或量化的设计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最终呈现分析的结果。结果和讨论可以分述，也可以并述，是根据分析的结果围绕研究问题展开讨论，为研究的结论提供证据。语言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设计是否科学规范合理，因为研究方法的设计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这方面，美国艾尔·巴比（Earl Babble 2009）所著的《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值得拜读。

语言实证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思辨研究可能带来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不足。

以there+be句型为例。be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是有定的（definite）还是无定的（indefinite），即there be+a（n）+NP还是there be+the+NP。靠语言直觉通常认为这个名词短语是无定的，但实证的数据可证明有定的名词短语也经常出现，只不过是，比较而言前者的频率高于后者而已（参见张绍杰、于飞 2004）。

其次，语言实证研究可以客观地验证现存的理论问题。

例如：一般会话含义是默认意义，由于默认解读依赖于语言规约，加工耗费的时间较少而速度较快；关联理论则认为一般会话含义是显性含义，需要在语境中推导，因此加工耗费的时间较多而速度较慢（Noveck & Sperber 2007；张绍杰、张延飞2012）。最终，默认意义的加工速度是快还是慢只能靠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再者，语言实证研究能发现或证明新的结论。

例如：词汇的同义关系是系统生成的，还是在语境中建构的？传统上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着同义关系，同义词即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但通过实证研究可证明，词汇的同义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在语境中在线建构的（庞杨、张绍杰 2012）。再如，词频问题或语言迁移问题等都需要实证研究才能解决。

语言实证研究同样有其自身局限性。

首先，它适用于应用研究，不适用于理论研究，因为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某种理论假设或基于某种理论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结论。

其次，倘若方法设计不合理语言实证研究会导致结论的不可靠性和片面性，尤其是语料选择的范围和语料样本的大小都存在天然的局限，无法做到穷尽，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其片面性。

最后，过于专注于方法技术可能导致思辨缺失，忽视语言理论的创新。简单地说，比较而言，实证研究不利于语言研究的创新。

5. 语言研究应坚持思辨与实证的统一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语言研究中是思辨研究好还是实证研究好？现在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出明确的回答：思辨和实证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思辨和实证研究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龙立荣、李晔2000）。因此，我们应坚持两者的统一，在两者之间探求平衡，做到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当今重实证轻思辨的倾向应予以纠正。对此我想提出几点理由。

第一，思辨和实证反映出思维形式的不同：前者是演绎推理，后者是归纳推理。

但思辨是一种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反映出研究主体认知世界的能力。人类不可能具有全部的关于世界的直接经验，但可以靠理性的逻辑推断，分析事物内在的联系，探究事物的本质，从而间接地认识世界。语言研究也是一样。对语言本质的探究永远是语言研究的目标。乔姆斯基曾指出：语言理论的目标包括观察的充分性、描写的充分性、解释的充分性。要实现语言理论目标，离开思辨是不可能的。

第二，思辨在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语言研究中同样如此。

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大家”，如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格赖斯等，都采用思辨的方法。试问，没有思辨，索绪尔能创立当代语言学吗？没有思辨，格赖斯能继承和发展日常语言哲学提出会话含义理论吗？针对逻辑实证论要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的做法，爱因斯坦曾强调指出：凡是能够思维的理论都具有思辨性，任何理论都是思辨性的（爱因斯坦1976：415）。美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G·霍尔顿说：“给思辨设置障碍就是对未来的背叛”（霍尔顿1983：283）。

第三，思辨与创新有着密切的亲和力。

科学研究的动力在于创新，语言学研究在我国的创新不足，这与我们缺少西方的“思辨”精神有关。西方的思辨是逻辑推理，而中国的传统讲究“思”，即“悟”，而不重“辩”。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他所讲的不是思辨问题。我们应从西方的思辨传统中汲取营养，创新思维方法，使语言学理论创新成为可能。

第四，就思辨与实证的关系而言，思辨靠逻辑论证，实证靠数据材料说话，思辨也需要材料支撑，实证也需要思辨才能从数据的分析中得出可靠的结论。

人文社科研究中往往是观点决定对象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同样的数据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数据会说话，但不知道怎么说话。当今的语言实证研究常出现有分析没有结论，或有结论但缺乏可靠性，或结论不具普遍意义的现象，其原因是实证研究中缺少思辨的元素。所以，思辨的价值不能用实证取代。

6. 结语

思辨和实证是语言研究中的两种方法，各有长短。语言研究应坚持两者的互补性。思辨有利于创新，实证有利于发现，两者不能相互排斥、相互替代。当今语言研究中存在重实证轻思辨的倾向，实在不利于语言理论的创新，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Hu Ping胡平@HuPing1：

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说法，它们都是正确的，因此它们也都不那么正确。“穷则思变”，说的是贫穷能促人奋起改变现状：“人穷志短”，却又是说贫穷会使人沮丧消沉。“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是人在物质需求获得满足的条件下才会有道德心：“饱暖思淫欲”却又是说，人吃饱喝足才容易堕落。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两种因素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行为毫无脉络可循。问题是，我们不仅要把握事物间的一般联系，而且还要注意到使这种一般联系发生作用的条件或背景。除非我们弄清楚特定的条件或背景，否则我们就无法推断出那些彼此矛盾的说法究竟是哪一种更容易发生作用。

1997年2月

谢选骏指出：常人不知，是人类语言的局限性造成了人类思辨的复杂性——但是人类的思辨又不得不依赖人类的语言，于是各种神话与哲学的纠纷才会产生出来；哲学家并不是更加聪明的人，而是更加无奈的人。因为他们敏感于语言的局限性，反而受困于思辨的复杂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