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吗——资产阶级兴起史》（2020-03-29 澎湃号苏则原创）报道：
一、法国大革命神话——何谓“资产阶级/布尔乔亚”？
资产阶级是怎样崛起的？很多人会想到“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毕竟“资产阶级”或者“布尔乔亚”（Bourgeoisie）这个词语就来自法语。我们很熟悉这样一个教科书式的定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由法国资产阶级领导，意味着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些定位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①。然而，近几十年来，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一类的历史叙事在史学界遭到了重大的质疑和打击，令人怀疑它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英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Alfred Cobban）。他在《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及其他著作中指出：一方面，在专制传统强大的法国，所谓的封建主义，在18世纪早已“失去了所有历史上的意义”，“封建贵族不仅不再统治着国家，他们占有的全国土地份额也不多”。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中的“资产阶级”——金融和工商业者们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大和重要，他们没有主导法国大革命：
科本“通过分析革命期间各届议会成员组成的职业类别，发现旧制度下的官吏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的人数在各届革命议会中均占绝对优势。所以，他提出，领导革命的不是上升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情形恰恰相反’，是官吏和自由职业者发起并领导了革命，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②在大革命后，法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金融业并没有有实质性进展，在农村，革命者事实上直接反对的是商业化和金融业者。“取得行政管理权职位的是那些医生、律师以及低级官吏。就工商业主来说，革命对他们并没有利，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得到的认同比革命前更少。”“法国大革命非但没有促进近代资本主义在法国的成长，而且可能阻碍了它的成长。”（科本《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本开启的“修正主义史学”在西方学界基本肃清了“法国学院派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通俗版本’革命史”的影响（《思考法国大革命》译者孟明语）。
科本及其著作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和他们在“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等问题中犯错误的原因是类似的：他们首先有了一套历史发展理论，然后用这种历史发展理论先入为主地套用在具体史实上面。科本早已说得明白，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叙事是一种自证体系，是基于马克思社会学理论上的一系列逻辑推断：既然他们已经判定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现代世界的开端，那么法国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时刻，既然如此, 法国大革命就必然是崛起的资产阶级与抗拒的封建贵族之间的冲突③，这样才能符合他们的历史发展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法国大革命叙事错误还显示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混乱程度。而在近现代汉语文化圈，我们很容易听说“小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局限性”、“资产阶级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走资派”一类被不断复述的大概念，但许多人对资产阶级的定义，往往却像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定义一样粗疏可笑：“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就是有钱（财产）人，无产阶级/普罗大众就是没钱（财产）人”。然而，封建贵族、地主可以凭借继承产业拥有财富，商人、手工业作坊主，甚至普通工人农民都可以通过贸易和劳动获取财富，帝国官吏依附国家机器和公权也可以获得财富，于是他们都可以被归于“资产阶级”之列，这显然是很荒唐的。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经典定义是，是“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应当把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活动中。但为了证明资产阶级是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认为“有钱就是资产阶级”的人们一样，把小有资产的法国大革命主导者官吏、医生、律师、知识分子等阶层都算作了资产阶级，但史实说明，在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之下，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中的“资产阶级”——例如金融和工商业者是完全不同的，这些人在事实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史学家泰勒在《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类型》等著作中支持了科本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他指出，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经济的主要财富形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业主式的（proprietary wealth）。这种模式体现在有产者对土地、城市地产、职位（按即买官）和公债的投资上。“这种投资回报率低下，但很稳定。它不是通过富有企业精神的努力而仅仅通过继承性的所有权而获得的；它的风险很小，人们甘愿放弃回报率较高的行业，转而把资金投向收益低下的部门。显然，业主式投资不具备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既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不倾向于扩大再生产。旧制度时代的这种投资心理没有被大革命根除。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即使在沿海大型商业城市，业主式财富的享有者也远远超过追求利润的商人。”泰勒指出，“当资产阶级是指一个在生产关系中扮演资本主义角色的人时，它只包括第三等级富裕阶层中不到一半的人，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中87%属于业主式财产集团。”④主导法国大革命的官吏、律师们，主要就属于这种业主式财产集团，这样，他们没有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法国的发展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法国大革命没有导致一个新的大资本主义企业主阶级掌握法国政权。科本认为：“革命是大大小小的保守主义者、有产者、土地所有者的胜利。"这些人都信奉经济保守主义，拒斥经济现代化。
经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点：第一点，无比残酷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走上阶级巅峰的戏剧化事件；第二点，并不是有钱就等于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把扩大工业生产、促进商业贸易、推进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视作是资产阶级的特征，那么那些通过投资土地、国债甚至是政府职位的富人们都难以算是资产阶级的一员。真正的早期资产阶级人士是稀少的，至少十八世纪的法国不是孕育他们的良好土壤。
那么，资产阶级的真正根源在何处呢？
二、布尔乔亚的原意：自治市市民
我们先来看“资产阶级”（Bourgeoisie，布爾喬亞）这个词语的词源，虽然这个词语在空话和套话泛滥的后世已经极度变质了，但在它的词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真实历史的遗迹。
Bourgeoisie这个词首先来自古法语中的burgeis，表示“带墙的城市”，而burgeis又源于中世纪法语bourg，是集镇（market town）的意思，再往前推，则是古法兰克语burg（城镇），所以“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原意，其实是城镇居民，所以有人把“布尔乔亚”翻译成“市民阶级”，这也是一种不无合理之处的意译。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市民”，和许多人心目中的普通市民，例如明清帝国的苏州、杭州市民之类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无论是burgeis、bourg，还是burg，这条词源上的词语都有很强的自治意味。直到今天，这条词源上出来的英语中的单词Borough，仍然是英语圈国家常见的行政区划之一，即自治市镇（或称自治城镇、自治市、自治镇）——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根源其实是自治市市民。
Burg一词衍生出的词语遍及印欧语系各语言：burgeis（中古英语），burgher（中古荷兰语），Bürger（德语），burgués（西班牙语），burguês（葡萄牙语），buruazja（波兰语），是欧洲悠久的自治市镇传统显示。
讲资产阶级就讲资产阶级吧，为什么要讲到这么遥远的中世纪词源呢？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和近代资产阶级有何相干？原因很简单，因为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及其市民）和近代资产阶级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机制是非常类似的；而中世纪商人和市民在封建贵族手中争取城市自治权和自身权益的过程，也和近代资产阶级最终软性替代封建贵族的过程是类似的，两者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路径上。
对商业及商人的贬斥和压制不但出现在古代东亚大陆，也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中。柏拉图《法律篇》第十一卷指责商人：“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声称：“（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这其实体现了贵族阶层对商人阶层普遍的歧视和压制（参见《历史上的贵族和贵族精神》）。贵族阶层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一批秩序维持者，认为通过贸易活动暴富的平民会败坏社会风气，动摇自己的统治。但是，也正是他们开辟并保护了中世纪兴起的商业城镇：
10世纪、11世纪时，随着商业的兴起，旧的城镇重新注入活力，新的城镇也一个个兴起。有的城市是具有开拓思维的贵族们“种”出来的，他们在平地上建起一个城市以加强贸易的发展，或希望从中收税。有的城市就傍着修道院的外墙建起来（依附宗教贵族），有的则围绕着城堡或其他堡垒发展起来（依附军事贵族）。这些城堡被称为burg（“堡”），到最后就出现在城市的名字里，因为12世纪时，borough（“设防的镇”）实际上是一个镇或一个城市，住在其中的人被称为 burgher（指男性）或burgess（指女性）（译为“市民”）。⑤
军事贵族和宗教贵族支持城镇及其商业，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征税，相应地，他们也给了城市及其市民更高的权益——“城市的空气令人自由”，这样，人口就向城市涌入，这些涌入的市民在阶层上是非常复杂的，不但包括试图获得阶层跃升的逃亡农奴和富有农民，更包括一些雄心勃勃的小贵族子女：这种阶层之间自发流动的现象，我们未来还可以在近代资产阶级的崛起过程中看到惊人类似的版本。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人力量的强化，他们无疑会希望向封建领主们声索更大的自由。本内特和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记述说：
城镇最初也受其地区内的贵族、主教或修道院的管制，这一点很符合逻辑。因此，地主可以向城市居民征收各种税费，也可以维持城镇的秩序。但是，城市里最富有的居民一一商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反对这样的操作。他们强烈希望能够拥有更适合商业人士的特权：免付一些费用、行动上的自由、免费过路（过桥费和“过堡费”）、拥有城镇财产而无须履行封建主或领主的职责，以及自治的自由。到12世纪时，地主们已经开始赋予商人们上述权力的一部分，甚至全部；这些规矩被写进“自由特许令”里，或称“城市特许令”（urban charters）。有的贵族是迫于城市暴动和反抗的压力，才发布这些法令的；有的认识到他们辖地内这些繁荣的商业中心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而自愿发布这些法令；还有的贵族则主动在新城镇发布特许令，他们规划街道的划分，建起城墙，另外通过给予优惠条件的形式吸引商人们的到来。
要求城市自治的呼声如此之高，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写到，在12世纪发生过一次“自治运动”（communal movement）。实际上，每一个城市特许令都造就了一个半自治的政法实体，在欧洲的许多地方被称为“市自治体”（commune）。市自治体有自己的政府、法庭、税务机构和关口。……市自治体的居民为了获得特权，要付出很大一笔财富，之后每年还必须付一笔钱给领主以维持特许令的效力。但他们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支付这些钱，而是通过城市政府集体付清，这一点也很重要。城市居民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庭来实施他们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税收方式，把所有的账都收齐之后，一次性付给领主。简单地说，他们有了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力，这才是最有意义的。聪明的贵族们当然也乐得收取这样的年金，因为他们不用花力气管理他们。⑥
中世纪意大利星罗棋布的市自治体
这样，城市新贵们在欧洲的许多城市获得了胜利，早先的封建贵族们逐渐将权力让渡给他们。十一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城镇如卢卡（Lucca）、比萨（Pisa）、米兰（Milan）开始由市自治体执政官们管理。十一世纪后半期，随着法国部分城镇中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取代了原来拥有土地的小贵族们，成为城市的管理者。13世纪中叶，佛罗伦萨的中产阶级们赢得了权力；而热那亚（Genoa）则在1100年后不久就形成了市自治体。在十五世纪的德国，大多数莱茵河畔城市都保证了中产阶级的自治；在英国， 10世纪下半叶的自治村镇就存在尚不成熟的司法院。到1066~1191年，理査一世率军东征之时，自治的倾向随处可见：行会发展；“自由市”概念详尽充实；自治市接管了征收赋税的权利一一过去由国王的官员负责向城镇征收。⑦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执政的预演，而拥有为数最多的几百个自治城镇的意大利当仁不让地在中世纪晚期成为欧洲商业和贸易的领头羊。欧洲历史上最早涉及严格意义的银行业文件来自十二世纪的热那亚；到十四和十五世纪，意大利商业公司和银行在西欧的所有主要中心都设有分公司或信函代理人，佛罗伦萨人借助教廷的财政网络，建立起了一个遍及欧洲的分支经营体系；被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标志的复式记账法，也源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并且直到16世纪才开始传往欧洲的其他国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资本主义可以被上溯到十三世纪。⑧
在会计学中，复式记账法是商业及其他组织上记录金融交易的标准系统。每笔交易都至少记录在两个不同的账户当中。每笔交易的结果至少被记录在一个借方和一个贷方的账户，且该笔交易的借贷双方总额相等，即“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中世纪欧洲城市商人和中产市民们的崛起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贸易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第二，统治者（封建贵族们）的放权和容忍；但是，在中世纪，自治城镇的商民们还不能说是严格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业主式的有产者们差不多，他们并没有把通过贸易和手工业获得的财富进一步投入到工商业中，而是优先选择了购买土地和爵位（拥有这些产业是贵族的标志）——他们成为了新的“城市贵族阶级”，向旧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靠拢了。
例如，在他们的地位上升期，佛罗伦萨的新商业精英们只拥有极少数的土地，在16世纪之后，他们开始效仿贵族在乡间大量置产，佛罗伦萨的主要豪商家族，例如美第奇家族等则美化了自己的家谱，自我册封为新的贵族，“除去那些绝后的家族，在426个其成员经常出任15世纪行政长官的家族中，到1600年其中半数已被封为贵族，到1700年则事实上全部都是了”，到十七世纪，美第奇家族等佛罗伦萨贵族化的商人们开始将资本从羊毛、丝绸等产业向土地、公职、公债、奢侈品、博彩生产转移⑨，这确实让美第奇家族获取了更大的权势和财富，但其实意味着中世纪晚期自治城市商人的阶层自杀。另一些西方研究者分析了部分十三世纪欧洲西北部城镇，也指出：
通过细致研究一些城镇，我们找到了其中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无疑也适用于其他的城镇。尽管其方式也许不尽相同，但是这类城镇的确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色：那里的贵族通常都是商人或商人的后代；在工业中心，他常常也是企业家，从事出口业；他还做一些金融交易作为副业；他通过在城镇内外投资房地产和房租增加财富……⑩
贵族化的美第奇，Volterrano, Cosimo III de' Medici in grand ducal robes
为什么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市镇的商人阶级没有转化成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他们最终放弃了更具备资本主义产业前景的羊毛业和丝绸业，却转而从事公职、土地等消极投资？这和当时的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可能是有关系的。在美第奇的时代，羊毛和丝绸的消费仍然以贵族阶层为主，在十七世纪贵族购买能力在长期萧条中持续下降的时候，羊毛业和丝绸业的利润前景变得灰暗了。另一方面，旧贵族传统和公权力的诱惑仍然巨大，因此美第奇他们终于选择转而从事买卖公职和土地这一类更为“稳健”的投资领域。但是，买卖公职造成了大量贪腐行为，买卖土地没有涉及到农业技术的革新或者新的资本投资，它们都没有整体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意大利自治市镇和富商阶层在不久之后的停滞和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拉克曼评论说：
（当时，）佛罗伦萨人作出了理性的选择，根据城市公社内的政治局势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经济的状况，放弃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转而投资于受政治保护的公债、公职、地产和外国特许权。在短期和中期内是理性的那些决定，对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精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长期后果却是破坏性的。
三、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柔性胜利
中世纪的小贵族进城做市民和意大利富商的再贵族化，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柔性缠斗，而这种柔性缠斗才是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角力的主要形式，像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重视的那种戏剧性的血腥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反而并没有重要。从本质上讲，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没有水火不容的仇恨，如前所述，两者之间的阶级流动是常有之事。
至于这场缠斗的胜负，很清楚的是：如果更多的旧贵族子嗣愿意效法城市商民从事商业贸易，那么最终资产阶级就将取胜，但如果更多的富商后代认为还是政府职位或者统治者的公权力更加有吸引力，那么封建贵族就会笑到最后。这场柔性竞争的结果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了：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模式取得了总体上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不是某些暴力革命那样一刀切的，在旧有统治者势力（大贵族和君主）比较强大的环境下，资产阶级的胜利来得比较缓慢；而在民间社会较为宽松，商贸风气更盛的地方，贵族乡绅更加容易转型为资产阶级。
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1485-1603年）的英国王室虽然号称是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对英国社会的整体控制有限，在最后一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初期，皇室持有土地仅仅全国10%，到1640年更是退至英格兰庄园的2%；女王虽然也试图通过买官卖官增加国库收入，但“英国皇家官僚机构的有限规模、新税收机会的匮乏，以及贸易和生产垄断权的限制——这些都是由于土地领主和商人成功阻碍了王权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的控制——都会影响英格兰君主为追随者创设的公职数量。因此，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和査理一世只能为1558-1641年拥有头衔的342位贵族中的117人授予公职。而低于贵族层级的500位主要郡县地主，只有100人得到公职。”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年9月7日－1603年3月24日），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亦称“荣光女王”（Gloriana）、“贤明女王”（Good Queen Bess）。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打击了封建大贵族（特别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却并没有严重伤害更基层的民间社会活性，因此在效果上促使旧贵族转而从事商贸事业。另一方面，新工业和新技术兴起的苗头适得其会。英国小贵族和乡绅们热情地涌入这一领域：“英国许多地区都发现了铁矿石，特别是在威尔德、西米德兰和约克郡。在伊丽莎白时期，部分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部分由于水利鼓风炉和铁锤的引进使用，英国的铁产量迅速增加。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贵族和重要的乡绅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任何时期，英国绝大部分铁产量都控制在名门望族手中。”“尽管超过一半的铁产量控制在上层乡绅手中，但贵族不但是技术革新的开拓者，而且还位列我们所记录的最大个体生产者之中。在苏塞克斯的威尔德，第一个很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包括一个军械厂的炼铁场，是由第3代诺福克公爵在154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并且在1540年代后期，由休德利的西摩勋爵予以极大的发展，其时，年产量远远超过200吨。……第二个主要的炼铁场区在北部，特别是约克郡。这里，据我们所知，贵族又一次扮演了主角。”
而在专制传统更为悠久，统治集团权力更为强大的法国，情况则完全相反：贵族更不愿意经营商业贸易，而商人更渴望获取爵位和政府公职。在英国贵族早已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地从事各种生意的1758年，法国的加布里埃尔·科瓦耶神父（abbe Gabriel Coyer）还在援引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说辞——“对一个民族的国际力量而言，贸易已经变得比战争更加重要”，试图合理化贵族经商的做法。
加布里埃尔·科瓦耶神父的论文《商业贵族》（La Noblesse commercante）——被当时的法国舆论界狠狠批判了一番。
但是，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对科瓦耶的回应是负面的，他们提出了激烈的反对。一位参加这次辩论的女士奥克达维·吉夏尔（Octavie Guichard）写道，如果一些贵族希望像普通商人一样追求财富，那当然不能禁止，但这些贵族必须适可而止，不然就成了“两栖动物”。另一个反对贵族经商的法国人明确地把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相对比：“物质利益支配着英国的贵族，而我们的贵族仅奉荣誉为宗旨。我们不要贬低它，不要让对利益的贪婪取代对荣耀的热爱。”
法国贵族之所以有这样的傲慢，归根结底源于近代早期法国贵族官僚化过程中，统治阶层对社会的全面压制和公权-官僚系统的极大扩张，路易十四仅在1696年3月就卖出了500个贵族头衔。内克在他1785年写的《财政管理》（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一书中估计，除了给个人贵族的官职外，还有大概3000个职位立即或者在一段时间之后授予了世袭贵族，还有900个国王的大臣职位则被卖给富裕的金融家、文人以及成功的平民。据泰勒统计，在旧制度末期，法国私人手中的财富只有大约20%是工业和商业财富，剩下的80%都属于“业主财富”——包括土地投资、官员年金、贪污收入；因此，不难想象，“在法国，直到大革命为止，成为贵族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中产阶级的目标。”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对贵族极为不满的下层官吏、文人和律师们却如此热切地希望继承他们的业主财富的原因了。当然，十八世纪后工业技术革新和贸易线路的展开，都意味着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模式对封建贵族的竞争终将走向不可动摇的胜利。法国资产阶级化的缓慢和不彻底性只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而已。
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是柔性的，渐进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所谓阶级斗争。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就是著名的不流血（bloodless）的政变，反对詹姆斯二世的势力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贵族势力。英国的史实证明其资产阶级的部分来源正是封建贵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开放和多元的概念，这也是学界和大众文化圈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的原因。
光荣革命导因于英国国王与英国国会权力之争以及基督教新旧教之争。英国国会中辉格党以及部分支持新教（英国国教）的托利党人联合起义；将信奉旧教（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国王驱逐，改由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与夫婿威廉三世，两伉俪君主共治英国。
四、东亚大陆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被污名化的北洋时代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资产阶级及其经济模式兴起的真正的必要条件：对统治者、公权力和官僚体系的相对限制；较为良好的贸易条件和生产水平；拥有一定商民自治的地区（例如中世纪的自治市镇和十七世纪乡绅和贵族拥有较大权益的英国乡村）。在东亚大陆的历史上，最符合这些必要因素的时代，其实是往往被当代人污名化的北洋时代：科举制度和满清帝国的崩解，带来了至少数百年中无前例的公权管控的真空，而西方商人的进入则促进了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并且造就了一些具备自治性质的港口城市和地区。
在清末（更不用说更早之前），帝国商人的主要抱负，还是和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中产阶级非常类似的：比起扩大生产，更愿意购买田地，期望通过捐纳或者贿赂等种种手段，脱离自己的商人出身，挤进官僚统治阶层。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帝国的崩解，在原先的帝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相反的进程开始出现了：官僚士大夫的子嗣，越来越多地从事实业和贸易，就像英国的贵族阶层在数百年前投身工商业那样。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就在1920年前后成为了中国实业家协会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1926年，他成为上海公共租界自治组织工部局华董。
聂其杰（1880年10月－1953年12月12日），字云台，父亲聂缉椝（历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抚、浙江巡抚）。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之女。聂其杰排行老三。1883年移居上海。1893年回湖南考取秀才。曾赴美留学，留学期间加入基督教兄弟会。1904年在上海组建复泰公司，承包华盛纺织总局。1920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1922年在吴淞建成大中华纱厂。1922年5月以上海总商会会长名义组织“国是会议”，发表《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提出“中华民国是联省共和国”的主张。1926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
聂云台的早期经历是当时东亚大陆资产阶级崛起的具体体现。玛丽·贝热尔总结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美。
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
和法国大革命类似，辛亥革命也很难说是什么严格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除非我们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解读法国大革命那样，强行“放宽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会社首领和各种武装帮伙。而这些社会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界说是不相容的。”“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
真正的商人和资产阶级仍然更多地采取柔性的替代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辛亥革命前夕占浙江省议会46%席位的科举人士，到1918年-1921年就不再超过6%；过去的帝国士绅越来越多地参与商业，绅商逐渐融为一体，并在地方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在1921年至1926年的浙江省议会，绅商占据的席位比例达到88%。“1912年，商会在大小城镇已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强盗、土匪、散兵游勇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商人和士绅阶级从事的事业是共同的。商人在这些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会和行业公会承担军饷，贿赂土匪使其离境，遣散军队，并在互争雄长的将领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一位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也是最保守的’。”
江苏咨议局旧址
在满清帝国、袁世凯和国民党的集权努力之间得到一些喘息之机的北洋时代绅商（资产阶级），快速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增大了世界对有色金属、植物油等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对民国有利。这些有利因素的叠加，让《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们把1917—1923年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沿海城市中的现代企业快速增长，“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1928年所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从1914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中增长3倍”。
但在大多数当代人的眼中，北洋民国是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自然也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发展。这个想象反映的恰恰是资产阶级传统在东亚大陆历史上的断裂和缺失，因为这种断裂和缺失，彼时的资产阶级和绅商缺乏继承者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只能被污名化。在某些时候，一个千夫所指的势力或者团体之所以被人嘲弄谩骂，不是因为它过于强大邪恶，反倒是因为它温和弱小。萨拉·梅萨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中惊奇地发现，在资产阶级土壤相对英国差得多，资产阶级也弱小得多的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布尔乔亚的文化形象却是远比英国糟糕的，“自中世纪以来，法国丰富的讽刺文学就以布尔乔亚为攻击对象，给它贴上态度粗俗、虚荣、贪得无厌而又野心勃勃等种种标签。”“法国人对资产阶级身份的抵制与中产阶级这一身份在英美国家的流行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在美国，那里除了犯罪分子和极穷的人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身份缺乏认同代表着法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
十七世纪法国对“布尔乔亚”的讽刺漫画
相对宽松的北洋遭到世人的唾骂，资产阶级传统较为弱小的法国习惯性谴责资产阶级的落后。类似的神奇故事也适用于另一些问题：在私产传统最薄弱的地方，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谴责着私有制的危害，在宗教力量和影响最薄弱的地方，他们勇敢地肃清宗教的流毒；在资产阶级传统最薄弱的地方，他们痛斥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一群善于鹦鹉学舌、打死老虎的文化人士，他们对具体历史的解释充满想当然的因素、破绽百出也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注 释
① Ю.阿法纳西耶夫, C.布卢梅瑙, 文华. 法国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J]. 国外社会科学, 1989(07):19-25.
② 洪庆明. 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对革命起源的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1):91-98.
③ 洪庆明. 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对革命起源的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1):91-98.
④ 黄艳红. 法国革命史中的“资产阶级”概念辨析[J]. 史学理论研究, 2013(3).
⑤ 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p. 181.
⑥ 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p. 187.
⑦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25.
⑧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79.
⑨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07, 122, 127.
⑩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26.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25.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47.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76.
劳伦斯·斯通著, 于民译，贵族的危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pp. 167-168.
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M]. 2002，p.517，531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p. 718-719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720, 724,726.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737, 740.
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谢选骏指出：説了半天，“資產階級”就是“城裏人”的意思，那麽“無產階級”（普羅大衆，拉丁語：proletarius，英語：proletariat）顯然就是“鄉巴佬”了。至於马克思主义，顯然属于鄉下垃圾，上文却将之列为准绳之一，谬矣。别的不说，仅仅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要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上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来观察一下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就不难发现“资产阶级革命高级”、“无产阶级革命低级”了。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追求自由和人权，这显然属于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级层次；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追求财富的平等，这显然属于生理和安全的低级层次。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点，则落在了那个中间层次上——“社会上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所以他们组成团队进行厮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资产阶级革命党同伐异，无产阶级革命制造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