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铁路、债务与军事合作》（BBC 2024年9月4日）報道：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峰会于9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非洲多国元首抵达北京参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日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10月，非洲共54个国家中的53个是论坛成员，唯一没有参加的国家是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交替在中国和非洲举行。
2021年的峰会在塞内加尔举行，由于疫情的关系，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此次会议是自2018年后，中国和非洲领导人们时隔六年再次共处一室。
过去六年，中国虽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力投资非洲，但在疫情后的经济衰退中，很多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下，中国亟需非洲国家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呼应中国；同时，俄乌战争后，俄罗斯在非洲的存在度降低，尤其在军售方面，中国快速赶上，成为对非洲军售的主力。
这些变化下，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际，BBC中文梳理中国在非洲存在感的变化和挑战。
“一带一路”与基建
在中文社交媒体上，一个博主开车环球旅行，在非洲的一段道路上，越开越熟悉，从路牌的配色，护栏的样式，甚至“路感”，都与在中国开车如出一辙。再往前开，他发现了一个中国建筑队，在未完工的路段继续作业，他们互相递烟，中国工人说，已经来了三年，就是不断修路。
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最显著的就是各种基建设施，或是延展的道路和桥梁，或是高耸的体育场和医院。
在中非论坛开幕前夕，中方发布了《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24版蓝皮书，其中列数中国在非洲的基建成就——“目前，中国企业已在非洲各国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输变电线路6.6万公里、骨干通讯网络15万公里”。
其中比较受瞩目的项目有，肯尼亚蒙内铁路、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亚吉铁路；肯尼亚内罗毕快速路（即“国门道”）、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几内亚苏阿皮蒂水利枢纽工程、马里古伊那水电站、赤道几内亚吉布劳水电站等。
这些项目大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实施，它们颇受非洲国家青睐不无缘由，中国不仅提供全套的技术和工程基建服务，还通过国有银行进行贷款，合同不附带诸如尊重人权之类的干涉性条件，而这一切都以极高的速度推进，往往在非洲领导人的一个任期内就可见成效。
塞内加尔前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公开表示，与世界银行讨论、谈判和签署一份合同需要五年时间，而与中国政府搞定这些只需三个月。43个非洲国家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平均耗时2.8年，约为世界银行或非洲开发银行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更是屡创新高，中方数据显示，去年中非贸易额达2821亿美元，连续第二年刷新历史峰值。
面对非洲时，中国成为最积极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中国对原产于27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98%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与34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2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但是如果仔细梳理中非之间的贸易类目，中国主要进口石油和矿产等原材，出口各类制成品。伦敦外交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历克斯·维恩斯表示，“中国一直被指责向非洲市场倾销电动汽车，而这是中国出口新型尖端绿色技术的一种方式。”
维恩斯说，最初，中国的重点是从非洲进口尽可能多的原材料，以便生产出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比如，中国借给安哥拉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换取石油供应。这些项目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安哥拉一度有超过17万名中国工人。
中国将其在非洲的投资描述为“双赢”。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和中国研究院主任曾锐生则表示，中国在非洲完成的建筑项目为当地人民带来的好处很少，这引起了不满。中国公司大多是自己带工人来，并没有为当地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还有一种感觉是，他们雇用当地工人从事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作”。
不过，中国也在调整，近年来对非洲的基建开始放缓。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认为，“一带一路”的一些投资涉及不透明的招标程序，并要求使用中国公司，导致成本膨胀，在某些情况下导致项目取消和政治上的反弹。
尼日利亚前央行副行长金斯利·莫哈鲁（Kingsley Moghalu）说，影响中国经济的内部问题也导致资金大幅减少。“过去几年，整个非洲大陆的资金投入不超过20亿美元。”他说道。据他估计，这比十年前的100亿至200亿美元有很大下降。
去年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后，中国也表明将重点从向非洲国家提供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转向向其提供4G和5G电信网络、卫星通讯、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EV）等高科技产品上来。比如，中国私营公司“四达时代”（StarTimes）为23个非洲国家的9600多个村庄提供的卫星电视服务。
债务问题
狂飙突进的基建并非没有代价。
新冠疫情成为转折点，疫情之后，国际经济转差，而发展中国家尤甚，债务压力陡增；此时不少非洲国家发现，欠中国的外债中商业性贷款规模较大，利率较高；再加上美联储大幅加息，使融资成本高涨；最后，一些国家自身的财政管理制度欠缺。
上述四个因素叠加，不少非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面临债务偿付危机，整个非洲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攀升至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偿还外债的平均成本占政府收入的17%，为1999年以来最高。债务和利息支出挤占了学校、诊所和经济增长所需基础设施的开支。
比如，2020年末，非洲南部国家赞比亚无法偿还国家欠下的巨额债务，宣布破产。此后，该国通货膨胀飙升到50%，失业率达到17年来最高水平，而该国货币瓦查（Kwacha）也在破产的7个月内缩水30%。前总统伦古也因为面对沉重外债无所作为而在2021年8月的选举中败选下台。
而当这些国家要求进行债务重组谈判，而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往往是中国。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20年，非洲整体外债增加了五倍多，达到6960亿美元，其中12%是欠中国债权人的，即835.2亿美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是非洲最大的债权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非洲研究计划”称，在2020年，中国贷款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债务存量的17%。这一数字超过了所有其他双边官方债权人的总和，但低于世界银行（19%）或商业债券持有人（30%）所占的份额。上述计划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债务困扰”的22个国家中，中国仅占其中七个国家公共债务的四分之一以上。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和丹博士谈西方有人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
换言之，虽然中国对非洲外债权多过欧美，但主要是后者转换了借债形式。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在一篇论文中表示，欧美等传统债权国的双边债权规模之所以下降，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融资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从双边主权借贷模式更多转向了为多边机构放贷提供启动资金的多边模式，或由私人部门直接购买主权债券的市场模式。
“但是在国际舆论和各种多边磋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压力则主要集中在双边债权人身上，中国又是最重要的双边债权人，因此面临最大的债务处置压力。”徐奇渊表示。
即便如此，在如山的债务下，非洲多国难以为继，债务谈判成了近年来非洲国家躲不开的话题——但谈判极为艰难，主要源自中国和西方债权人的分歧。
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都批评，中国拒绝接受本金减记是主要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本金减记有可能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很多官员来说，这是可能带来难以洗刷的职业污点。
此外，中西方的分歧点还在于，按照G20上确立的原则，对债权国的债务减免，只有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借贷才属于谈判范畴，私人或商业机构的借贷则不在此行列。但中国通过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等，向穷国借贷，并认为这不应列入主权借贷之中，而西方的观点则恰恰相反。
中国反复重申，各方应该步调一致地减债，这其中就包括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避免自己被当作冤大头，减免债务，却让其他债权人得利。而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不愿意轻易减记本金，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信用评级下降，增加其资金成本，会使其未来提供资金的能力受损。
最终，各方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中国同意承担部分损失，西方国家组成的巴黎俱乐部也将承担部分损失，而IMF和世界银行等国家多边组织虽然不承担损失，但提供额外赠款和新的低息优惠贷款帮助债务国家脱困。
今年5月，加纳成为首个受益的国家，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同时减免加纳债务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董事会签署了30亿美元的加纳救助计划，并立即发放了急需的首批6亿美元。加纳避免了削减教育、医疗等关键基础服务。此外，欠中国更多钱的赞比亚也将如法炮制。
在今年的中非论坛上，过去两年来通过谈判对非洲多国的各种债务减免，可能会有更多披露。
但这些对非洲的减债和融资，在中国内部被指责“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中国也面临自己债务压力，各地政府号召过“紧日子”，想尽办法减少开支，包括给公务员降薪。
中国能获得什么：外交支持、矿产资源
最直接的支持发生在外交舞台上。非洲国家占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55个，他们在中美对峙加剧，联合国会议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经常支持中国。
比如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场投票，主题是引起争议的香港国安法。这部法律对政治性异见施加严酷惩罚，实际上终止了香港的自治。在这场投票中，25个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当局，这是五大洲内最大的团体。
同年10月，在西方国家参与的一份严厉谴责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侵犯人权行为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参与联署。
“人权观察”组织指责非洲国家领导人称，他们以其他全球关切问题为代价，将来自中国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
而“中非项目”（China Africa Project）共同创始人埃里克·奥兰德（Eric Olander）表示，对于非洲领导人来说，不与北京敌对“是一个更为重要许多的外交政策重点”。
“这些批评人士似乎不理解的一点是，对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中的许多还背负着北京的重债，并依赖中国进行大部分贸易，他们无力承受惹怒中国可能引发的反弹，”他向BBC表示。
中国能获得的另外一项战略资源是矿产。
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数据显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锂和钴冶炼领域的领导者，到2022年，中国在全球锂和钴供应中的份额分别达到72%和68%。中国提炼这些重要金属的能力帮助其在2023年占据了全球电动车销售的半壁江山。但中国仅拥有8%的锂储量。
在产业需求的推动下，中国正大量地进口矿产，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数据，2022 年，中国进口的矿产和能源价值是美国和欧盟总和的两倍。
而非洲拥有30%重要矿产储量，另一个富矿地区澳大利亚，则在近年来与中国龃龉不断，更突显出非洲的地位。
军事合作：军售和基地
“一、二、一，立定！”黑皮肤的卢旺达军人，用中文进行军训，相关视频在中文社交媒体上颇受追捧。
而此类军事训练，包括指挥官的留学，以及大量的武器，是中国在非洲不可忽视的存在。
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库显示，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有不少于2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受了中国武器的大规模交付，比如中国向吉布提和毛里塔尼亚交付了军舰，向尼日利亚和刚果交付了无人机。
与此同时，中国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成为不少非洲将军的母校。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各级军事院校毕业生中，包括至少八位非洲国防部长。
比如，去年8月，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周鼎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表示，两国在军事上的团结协作的宝贵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这些记忆继续塑造并今天的关系注入动力，他还提到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赞扬了一批在中国训练四年的津巴布韦年轻飞行员，而且姆南加古瓦本人曾在南京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接受训练。
就武器销售而言，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非洲军售市场上俄罗斯的占比开始退却，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数据显示，俄罗斯在2019-2023年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武器出口减少了44%。由此便宜的中国武器，再配套融资和军事培训，开始快速取而代之。
比如去年8月，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新设办事处，以扩大其在西非的业务范围，此前，北方工业已经在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南非设立了地区办事处。
更触动西方国家神经的是2017年，中国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超过1000人驻军，吉布提位于亚丁湾的西岸，面积2.3万平方公里，人口92万，扼守着红海到亚丁湾的通道，这里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可抵地中海直达欧洲大陆，向东则直通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这条航线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之一。
正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都在此设立了军事基地。
美国五角大楼在2020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就曾指出，中国除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外，“很可能考虑并且计划”建设其他的海外设施向其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提供支持。该报告还列出包括肯尼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在内的潜在目的地。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铁路、债务与军事合作”；我看這是花钱买声援，實在缺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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