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彎道超車的中國大頭夢

《萝卜快跑：中国为何展开大规模无人驾驶出租车试验》（李裕宁 Role,BBC中文特约撰稿人 2024年7月30日）報道：

“萝卜快跑”（Apollo Go）是百度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该平台已在深圳、上海、北京等10个城市试验的Apollo Go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并打算今年在武汉部署1000辆自动驾驶出租车。

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当你用手机叫了一辆网约车后，来接你的车辆的驾驶员座位上可能并没有人。但你不需惊讶：只需要输入手机号码上车，便可以等待汽车自动驶向目的地。

武汉正立志成为世界上首批全面推广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城市。这里同时有着超过1000万的人口，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趁此推出了“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以抢占商业蓝海。

尽管相对于普通出租车，“萝卜快跑”的业务规模仍然有限，但过去几周以来，关于它的讨论还是不断在中国社交媒体涌现——其低至人民币4元（约0.55美元）的起步价格受到了很多网民的青睐。同时，也有许多人担忧它的安全性，以及其是否会导致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大规模失业。

随着中国正在人工智能（AI）领域取得领先位置，除了武汉以外的多个中国城市也将对自动驾驶出租车打开绿灯。这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科幻电影的味道”

“有点科幻电影的味道了。”中国政协委员、企业家周鸿祎在一段周四（7月25日）发布的体验武汉“萝卜快跑”的视频里感慨道。

这样的视频过去几周席卷了中国社交媒体。从微博、抖音到小红书，到处都能看到网友分享的体验视频，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地前往武汉体验。

一些视频里，这些自动驾驶出租车有着白色的车身，顶部高于路面上多数普通车辆——那是自动驾驶出租车特有的用来感知路面的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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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正立志成为世界上首批全面推广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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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要想上车，需要在车窗上的一个固定面板上核对手机号码的后四位，待后排车门打开，乘客按下座位前显示屏上的“出发”按钮，真正的行程才算开始。

一些试乘者表示，乘客在车内可以自主控制温度，甚至还可以挑选车内播放的音乐。

不过，该服务显然还没有足够灵活。武汉市民张月（化名）是试乘者之一，她告诉BBC中文，“萝卜快跑”的叫车流程与普通网约车不同，它看不到附近可叫车辆，也暂时无法选择上下车地点。

“起点和终点都只能选择它预设好的地方，”张月解释道。她表示，这意味着很多时候仍需要自己步行一段路程前往目的地。“在武汉35度的高温天气里，我可能还要再走上十分钟才能上车。”

“萝卜快跑”是百度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一直以来，靠搜索引擎起家的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也是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领域的重要押注者。

武汉很早就成为了百度的合作对象。作为中国中部的汽车制造重镇，武汉拥有本田（Honda）、雷诺（Renault）和通用汽车（GM）等品牌的制造工厂。

2019年，百度成为武汉首批获得自动驾驶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证的公司之一。2022年，百度再次获得远程驾驶测试牌照，这意味着它可以在公共道路上进行完全无人化的运营。

当地党报《湖北日报》在2023年的一篇报道中雄心勃勃地表示，武汉正在“加速打造自动驾驶第一城”。这样的雄心推动“萝卜快跑”的服务在过去几个月进一步扩展。

据中国媒体报道，武汉在今年3月起率先允许“萝卜快跑”开始24小时全天候运营。而武汉也是该服务运营规模最大的地区，目前，服务已扩大到全市范围，覆盖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

争议随之而来

在社交平台上，“萝卜快跑”斩获了很多粉丝。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自动驾驶出租车表示欢迎。一些人称，它可以有效避免出租车司机开车过猛和绕路问题。

低价也是让人青睐的另一个原因。在社交平台上，网友们纷纷晒出了使用“萝卜快跑”的行程价格。一位用户以人民币3.9元（约0.54美元）的价格完成了10公里的行程，并喊话“大家都别买车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自动驾驶出租车表示欢迎。2024年6月底，一份名为《巡游出租车已到死亡边缘》、落款为武汉市建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的声明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将矛头直指网约车和“萝卜快跑”。

声明称，“近段时间无人驾驶车的盛行，科技垄断资源，抢夺底层人的饭碗，已经导致许多巡游出租车养家困难，被迫退出行业”。声明进一步要求政府严控网约车数量和自动驾驶车的试运营，并给企业减少税负。

“在目前中国网约车司机极度饱和的现状下，如果大面积推广自动驾驶，无疑会对本就严峻的就业市场雪上加霜，失业率会更高。”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璐对BBC中文说道。

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努力应对日益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去年，在青年失业率攀升至21.3%的纪录高位后，中国国家统计局于去年6月份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恢复发布该系列数据，但采用了一种新的统计方法。

许多人猜测，自动驾驶出租车可能替代劳动力，其中，首当其冲的应是数目庞大且生活本已非常艰难的零工群体——数百万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

中国南方的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在本月的一份统计中指出，过去半年当地网约车司机日均订单量只有12单，日均营收降至311元（约43美元）新低，再扣除用车成本后，司机将面临很大压力。

张璐说：“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七分之一。现在开网约车、送外卖、送快递等灵活就业已经成了很多人谋生的最后一条渠道。”

她补充称，中国大多数网约车司机还面临无社会保险和劳动保障的问题，“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使网约车司机们容易处于极端弱势地位，进一步沦为新技术的工具。”

新质生产力

尽管有着种种担忧，但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放弃摇摇欲坠的房地产行业，转而将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列为推动该国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该国对于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开放态度并不足为奇。

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管理与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全球工作与雇佣中心主任刘明巍教授看来，这是中国又一次关于转型的尝试：“中国过去几十年依靠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已不具备持续性。”

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基奥夫全球事务学院院长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表示，“考虑到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其他领域的成功，习近平在此时推动自动驾驶技术不无道理。”

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即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政策在今年中国“两会”上再次被强调。

在中国，有至少16座城市允许在公共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同时，有至少19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试图在该领域建立全球领导地位。《纽约时报》评论，“没有哪个国家在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

除“萝卜快跑”、“小马智行”和“文远知行”为代表的中国本土自动驾驶品牌之外，特斯拉（Tesla）创始人马斯克（Elon Musk）也于今年4月访华，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中国随后给特斯拉智能驾驶系统“完全自动驾驶能力”（FSD）打开绿灯。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政府的长期战略，即吸引行业或技术先驱进入国内市场，以刺激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创新，并促进外国企业向国内企业的技术转让，”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政治学系副教授黄娴对BBC中文说道。

马斯克出席德国格伦海德附近新特斯拉电动汽车制造工厂的正式开业仪式（2022年3月22日）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特斯拉（Tesla）创始人马斯克曾于今年4月访华，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中国随后给特斯拉智能驾驶系统“完全自动驾驶能力”（FSD）打开绿灯（资料照片）。

黄娴表示，尽管目前无法确定中国放宽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出租车之间是否有联系，但这仍体现了“中国政府近十年来对人工智能、汽车制造和清洁能源产业的战略重点”。

“这种先发制人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对产业或技术升级的支持在西方并不常见，但在东亚发展型国家并不罕见，”她补充。

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许多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配套措施。即使是安保措施严密的首都北京也在本月初宣布，拟支持自动驾驶汽车用于城市公共电汽车客运、网约车、汽车租赁等城市出行服务。

“中国对很多新技术、数据、隐私等还没发展起来相对成熟、完整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中国人也没形成西方人那种对数据、隐私、网络安全等的高度敏感性。这些都使得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过去十几年内在中国迅速发展。”刘明巍说。

“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投入像武汉那样规模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做实验，就目前的自动驾驶技术而言还是很难的，需要很多的讨论和听证，”他说。

是否安全？

虽然武汉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在社交媒体走红，但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视频似乎表明，它在技术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段热门视频显示，一辆打着双闪的“萝卜快跑”网约车在马路中间一动不动，原因是它侦测到了前方有一条躺在路上的绿色编制袋。最终，一名行人将袋子拿走，它才敢动弹。

还有影片显示，“萝卜快跑”面对高峰时段的滚滚车流也似乎束手无策，只能长时间在原地等待，反而引起交通堵塞。

对此，部分武汉市民给这些自动驾驶出租车起了个外号，叫“苕萝卜”。“苕”在方言中意为“傻”。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本雅明·菲仕（Benjamin Fish）对BBC中文表示，大规模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在目前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决策者在广泛部署该技术前需要慎重考虑。

“发生事故时，谁来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无人驾驶出租车公司通常会派人监控每辆无人驾驶出租车，以确保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发生事故，他们是否有法律责任？还是责任应由无人驾驶出租车公司、汽车生产商、软件开发商或政府本身来承担？”他问道。

还有网友提出了一个情景：“如果只能依靠现场交警指挥，自动驾驶的网约车又该怎么听？”另一位用户在微博上写道：“以后要是发生车祸，就要和企业打官司了。”

这些疑问离现实并不遥远。7月7日，一辆“萝卜快跑”网约车在武汉街头与行人相撞。百度次日回应称，事故发生于交汇路口，原由是“绿灯亮起、车辆启动之际，与一名闯红灯行人发生轻微接触。”

武汉交警后来表示，事故已处理完毕，因涉及个人信息，不便透露处理结果。

在中国以外，无人驾驶出租车也在美国以相对较小的规模运营，包括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Waymo和通用汽车的子公司Cruise都在研发自动驾驶车辆，但因为事故屡屡受挫。

2023年10月，在一名行人先被一名肇事逃逸司机撞倒后，另一辆Cruise车辆再次撞到了该行人并拖行数米。同月，加州宣布吊销Cruise在该州道路上测试和运行全无人驾驶汽车的许可证。

Waymo也同样面临着安全困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该品牌的两辆汽车在几分钟内撞上同一辆拖车。Waymo表示，这是因为其摄像头错误地解读了看到的路况。

爱丁堡未来研究所（Edinburgh Futures Institute）数据与人工智能伦理学教授香农·瓦洛尔（Shannon Vallor）对BBC中文指出，如果在公众未同意成为实验对象、也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各大自动驾驶出租车品牌以公众为实验对象“并不道德”。

在瓦洛尔看来，“任何影响公共安全和经济福利的新技术的大规模推广，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或政策措施，为公众提供可靠的责任保证、透明度、保护和伤害补偿，包括人身伤害和经济伤害。”

百度公司对BBC有关其安全性以及可能导致失业的问题拒绝置评。但该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截至四月，百度的自动驾驶里程已超过一亿公里，但“从未发生过重大伤亡事故”。

百度公司还表示，每辆无人车和乘客都被购买了高额保险。此外，数据显示，实际车辆出险率“仅为人类司机的1/14”。

最佳时机？

乘客要想上车，需要在车窗上的一个固定面板上核对手机号码的后四位，待后排车门打开，乘客按下座位前显示屏上的“出发”按钮，真正的行程才算开始。图为“百度罗卜快跑汽车机器人智行谷”屏幕画面。

武汉市民张月说，就她的实际体验而言，尽管自动驾驶出租车在网上被热议，但实际上仍然属于初始阶段：“在路上很难看到这样一台‘萝卜’……感觉投放量并不高”，并且每次也需要等待数十分钟。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武汉市交通运输局表示，目前实际投放的“萝卜快跑”自动出租数量为400多辆，尽管百度表示这一数字将很快增加到1000辆，但考虑到该市目前投入运营的出租车数量大约为1.7万辆，网约车数量超过2.9万辆，比例上仍然悬殊。

但市场的预期似乎是乐观的。据太平洋证券预测，在2025年和2030年，中国自动驾驶网约车的市场规模分别有望突破1.18万亿元人民币（1627亿美元）和2.93万亿元（4041亿美元）。

瓦洛尔表示，中国决策者需要考虑，现在是否真的已经到了推广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最佳时机——它是否比扩大和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更划算，因为公共交通系统更安全，而且通常更环保。

刘明巍也认为，尽管他个人支持探索和发展此类技术，但他认为仍需要考虑到社会影响，设置一个过渡期。

他称，一些西方国家此前的经验也或许值得借鉴：“比如全球化、离岸外包等造成了西方很多工人的失业，丹麦等北欧国家实行灵活安全性的社会政策，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提供长期、丰厚的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支持者认为，目前就判断自动驾驶出租车会导致失业危机，言之过早。例如，自动驾驶服务的普及也可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中国科技新媒体“36氪”在一篇文章中称，无人驾驶出租车需要大量后台安全员，以随时进行人为干预。目前这些远程驾驶员一般一个人负责三台车，而许多自动驾驶车的安全员也多来自于网约车司机和公交车司机。

黄娴表示，无论如何，人工智能全面走向人类生活的大趋势不可避免。但政府应该在其来临之前，更好地巩固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新技术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和其他不利的分配影响，并妥善监管该行业。

“（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趋势）可能本身并不令公众感到意外，但其出现在中国出现的时机——即当下人口迅速老龄化甚至减少，经济大幅放缓、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代——才让大多数普通民众感到不安。”黄娴说道。

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美国旧金山实际上路试验，BBC的克莱顿亲身体验乘坐无人驾驶汽车，经历了一段紧张时刻。

谢选骏指出：人問“萝卜快跑：中国为何展开大规模无人驾驶出租车试验”？我看這是在做一個“彎道超車的中國大頭夢”。弄得好，真能超英趕美；弄不好，就車毀人亡、改朝換代了！

谢选骏：大学就是菜市场

《大学排名暴跌30名，同学纷纷转学自救，我慌了》（谷雨星球）報道：

大学排名暴跌引发学生转学潮，作者探讨是否也该转学。

大家好，我是Wendy，正在美国一所综合性大学读大二。

去年此时，刚上大一的我既兴奋又紧张地迈入了美国大学校园，憧憬着崭新的大学生活。没想到仅仅半年后，我就迎来了第一次暴击：

US.News排名出炉后，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学校从30名暴跌到60名，QS排名出来后又是大三位数，毕业后准备回国大展宏图的我碎了。

当进入到下学期，我又迎来了另一重暴击：

为了拯救贬值中的学位证，我发现不少同学已经悄然又完成了一场申请季——大学转学申请。

有些转学去了排名更高的学校；有人转去了藤校；有人从文理学院转了出来，去了综合性大学，有些更是完成了跨国转学。我惊叹于Ta们强大行动力和自律性的同时，也不免感到一丝焦虑和沮丧：

明明说好的一起“白头到来”，怎么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是不是也应该转学去一所前途更光明的大学？从转学申请季“路过”的我，是不是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跟两位刚经历完转学申请的朋友聊了聊，试图为自己找到答案。

■就读大学的窗外，遥望波士顿城区。

第一位朋友Cindy：从top50转入top20

我第一次萌生转学的念头是在一年前，申请季刚刚结束的时候。升学指导在和我的闲聊中提到，本科转学的录取率比普通申请要高得多。

但当时的我对于本科转学的流程与需要准备什么一无所知，精疲力竭的我一想到转学依然要做school research、写文书，心里的第一反应是无比厌倦和害怕，而不是心动：我根本不想再去经历一次痛苦且漫长的申请季！

于是，当时的我只是对转学这件事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这个微小的念头很快就随着暑假的到来烟消云散了。

真正开始计划自己的转学之路，是我来到本科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在身边的中国学生圈中，大家聊天时经常提到转学。他们或是对自己的申请季结果并不满意，或是与现在的学校并不契合。

在这种大环境都在转学的peer pressure下，大一的第一个学期转瞬即逝，寒假回家后，我慎重地权衡了我是否适合现在的学校，以及我心仪的其他学校。

■作者的大学宿舍，贴满了喜欢的海报。

其实，我对于现在的学校并非完全没有怨言。

它在2024年的US.News揭榜时排名一落千丈，让看重它连续几年较为稳定的排名的我有些“恼羞成怒”。

其次，它的地理位置也让我吃尽苦头：冬天的大雪、匮乏的中超、贫瘠的精神生活，让我的整体生活只能达到“温饱”的水平。最后，学校给予国际学生的就业机会、科研资源都相对较少，让我不禁对毕业后的去向有些担忧。

综上所述，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开学时，我最终下定了转学的决心。与一年前申请本科相比，转学时的我有了心态的巨大改变：我变得更松弛，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实际水平。

我的心里有一个清晰的预设，那就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没学校可去，我也不用背负着周围人寄托于我的厚望。

在本科申请时，我觉得自己最后肯定可以收到top30学校的offer，甚至觉得如果自己最后去了一所排名在top20～30的学校有些屈才，没想到大学排名掉在了60！

所以，大学似乎把我磨平了棱角，我的身边不乏比自己优秀的同学，在和他们交流时，我也发现自己的申请材料确实存在不如他们的方面，我的预期自然也就放平了许多。

拿到结果的我，无疑是完成了一场小逆袭，最终拿到了TOP20大学的录取。

唯一的遗憾是在下半学期才决定转学，那时许多学校已经临近提交申请的截止时间了，所以我文书、申请材料都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要在兼顾日常学业的同时选校、写文书，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还要自己给自己修改、润色，真的让我有一种回到本科申请季的错觉。

我跟朋友开玩笑地说，“经历了一次转学季，为我以后成为美本申请顾问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站在新的学校的草坪上，接触着截然不同的同学、教授，希望我的决定可以为我带来更多彩的大学生活，更多的未来可能性。

■美国顶尖大学的转学录取率，哥大是藤校里相对最高的

第二位朋友Bella：从文理学院转入综合性大学

我正式开始准备转学的材料是在寒假，一个相对较晚的时间点。

我就读的本科学校是一个排名中游的文理学院。它的学校规模非常小，整所学校是一个彼此之间连接非常紧密的社区。好处是我顺利地度过了开学季，学校提供的支持非常充分，让我这样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也能丝滑融入。

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即使是周末，我也只能在学校或是学校周边的镇上和朋友们一起自娱自乐。

虽然这样的大学生活非常温馨，也很稳定，但是它对于从小习惯于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我有些过于无聊了。

■一篇爆火的帖子：文理学院毁了我四年，被不少同学打假，但是LAC确实只适合一部分同学。

于是，在体验了一个学期的文理学院生活后，我意识到自己更想去一个规模更大，也有更多机会的综合性大学。

我的几所转学目标学校都集中在波士顿和波士顿周围，一方面是我对于波士顿这个城市非常有好感，另一方面，一个相对大一些的城市可以对我所选择的专业带来更多机会和学术上的支持。

与一年前申请本科时的焦虑和不安相比，这次转学申请让我多了一份笃定和心安。我所就读的文理学院并不差，它的整体氛围很好，我的学业也进行得很顺利，并非是一个让我一刻都待不下去的地方，所以能成功是好事，没成功也不坏。

除此之外，由于我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所在国内知名度较低的文理学院就读，我并不是很在意新学校的排名与其在国内的声望，我更注重于考量它能否对我未来的就业和我日常的生活有所帮助。

转学的过程也大同小异，甚至跟美本申请季几乎一模一样。除了提交的GPA是现在大学出具的成绩单，教授的推荐信，还有大一做过的项目，活动等。

而出自对波士顿的向往，我在一个学期内搞定了所有，时间管理能力也有所提升。

申请时候，总觉得这就是一锤定音的事，但是来了美国后，发现转学情况相当常见。根据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所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2023 年秋季大学转学入学人数与2022年秋季相比增长了 5.3%！

美国大学提供的是无限的可能和探索，所以许多同学“曲线救国”，先进入一所大学再转学，申请季也被拉长了。

对我来说，从文理学院到一所不错的综合性大学，我也是完成了一场世俗意义上的“鲤鱼跃龙门”。

对我自己来说：不转学意味着不努力吗？

听完自述，我真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坚定的内心与执行力的配合，也在和她们的交谈中，逐渐意识到了我的焦虑从何而来。

如果别人都在转学，并且通过转学去到了一所排名更高，普世意义上更好的学校，那目睹着自己的学校排名不断下跌，却依然不为所动的我，似乎成了一个安于现状的懒人。

我不甘心于自己就读的学校就这样在别人的眼中不断贬值，更害怕自己的形象在别人眼中变得不求上进，散漫。

从小上学起，我好像就被这种复杂的心态所折磨着。

初中时，同学之间流行一起去补习班补课，看着放了学之后大家嬉笑着携行，我很快也拜托妈妈帮我也报上了他们的“同款补习班”。好像只有这样，我在别人的眼里才是一个努力的、合群的、追赶潮流的学生。

初高中时的我常常做出一些“假努力”的行为，去效仿别人的学习习惯，期望可以以此获得老师赞赏的目光，维护自己的人设。

而进入了大学，面对转学潮的我，似乎又一次要登上那艘载满了人的船。

但是这一次，我更想要遵从我内心的想法，而非他人的目光。

Usnews、QS的排名固然对于我未来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有所限制，但是它无法定义我所就读的学校的好坏，更无法决定我个人的能力。

我与自己现在就读的学校非常契合，我也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我并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我根本就不用焦虑自己是否应该离开、是否该把它当做跳板，去往排名更高的学校。

“坏学生”指控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强迫着无数学生加入一场没有尽头的奔跑，去追逐那个被周围人寄予厚望的自己。

在这场赛跑里，我们经常会忘记以及已经做到的部分，并且在左顾右盼地寻找他人作为自己的努力锚点时，懊恼自己做得还不如别人的部分，暗自鞭策自己应该做得更“好”。

进入大二，当我再次审视我因为转学潮而产生的焦虑，这来源于对跟不上别人的步伐的恐惧：

我害怕自己在这场马拉松中掉队，最后被收容巴士载走，成为那个失败的跑者。

但就算身处漫长的马拉松之中，我也拥有调整自己的步伐频率的能力，我可以做那个慢慢来，速度普通的跑者。

“社会时钟”不断地推搡着我们进入拥挤的时区，如何去进行自我了解，自我探索，做出真正遵从内心的决定，才是更重要的课题。

这是我在异国他乡迈入成人世界的20岁后，开始习得的第一课。

谢选骏指出：人說“大学排名暴跌30名，同学纷纷转学自救，我慌了————我看這些大学，就是菜市场。這些學生，就是家庭婦女；她們的教授，就是一些小商小販。

日本天皇德仁是个好孩子

《日本天皇德仁访英：牛津大学邻居同学回忆共同校园生活》（肖恩·考赫兰（Sean Coughlan）BBC王室事务记者2024年6月27日）報道：

大学时期谁会成为你的邻居，多少有点碰运气。

对于1983 年进入牛津大学的美国学生基思·乔治（Keith George）来说，一位邻居竟然是未来的日本天皇。

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德仁天皇（Emperor Naruhito）就在乔治的隔壁房间。

“知道后我有点惊讶，不过我们很快就成了密友。”乔治回忆道。他现在是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律师。

40 多年后，日本德仁天皇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重游当年读书时常去的地方。

来自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地区、喜欢演奏蓝草音乐的乔治，让这位年轻的日本皇子有机会体验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之间没有头衔之分，也没有繁文缛节。“第一天他就让我称呼他Hiro。”乔治说。

隔壁住着皇室成员，这也意味着要和他的安保人员打交道。如果要去酒吧或餐厅，他们也得跟着。“我和他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乔治说。

日本天皇和这位美国律师一直保持着联系，皇太子曾到乔治在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Morgantown）的家中拜访。

为感谢乔治一家接待皇太子，乔治的父母还受邀参加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宴，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也出席了宴会。

作为西弗吉尼亚州律师的乔治，如今与天皇依然保持着友谊。但乔治记忆最深刻的，是学生时代赋予这位天皇的短暂独立生活。

“我们能拥有的最大奢侈之一就是人身自由。”乔治说。

这甚至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比如他想吃披萨时就能去吃”。

在英国，皇太子可以相对自由地出行，而不必担心身份暴露。乔治说他的这位皇室朋友“非常喜欢”能如此随意地外出而不引起注意。

“他喜欢牛津周边的景色，喜欢那里的酒吧和餐厅。”乔治说。

“他爱笑，想体验一次真正的学生生活。”他回忆起他们的友谊时说。

这位日本皇子甚至还在这位美国学生所在的蓝草乐队演奏过中提琴。

虽然德仁天皇在国事访问期间受到隆重接待，比如在白金汉宫参加国宴，但他可能更期待有机会重温学生时代的友谊。

“我知道他的身份，我尊重这点，但我们的友谊更多地与个人有关。我并非因为他当时是皇太子才和他做朋友。我们的友谊很真诚。”乔治说。

如今两人都已年过六旬，乔治希望他们的女儿们也能有缘相见，将这份友谊延续至下一代。

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这段持久又意外的缘分。

“我可以说，日本天皇是我真正的好友。”

谢选骏指出：1991年我去東京參加國際比較文學年會，近距離觀察過這位“日本国当时的皇太子、现在的德仁天皇”。發現他口操日本發音的英語，但是性格溫和，平易近人，有點靦腆，看起來是个好孩子。

日本的伊斯蘭化

《日本穆斯林概况》（伊斯兰人文学术 2006-4-1）報道：

历史回顾

日本与伊斯兰的关系同世界其它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相比是近代的事情。 

1868 年之前的日本，没有任何清晰的关于伊斯兰与日本联系的记载，也不存在任何伊斯兰通过宗教传播的形式进入日本的历史痕迹。存在的只有若干关于个别日本人和其它国家的穆斯林交往的相互分隔的某些事件。 

伊斯兰第一次被日本民众所了解是始于 1877 年，他们是把伊斯兰作为西方宗教思想的一部分来理解的，同时期关于伟大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他平安﹚生平的书籍也被翻译成日文传入日本。这些都使得日本民众能够寻找到伊斯兰智慧的钥匙，但这仅仅也被看作是历史文化知识的一部分。 

伊斯兰与日本的联系的另外一件重要事件是发生在 1890 年，当时的土耳其帝国派遣一条船只到日本，其目的是发展日本与土耳其帝国的外交关系，同时促进日本人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友好往来。这条被称作“Ertugrul”的船只在航行途中倾翻，船上 609 人中有 540 人遇难，其它幸存者通过其它方式返回他们的祖国。 

曾被认为是最早的日本穆斯林是 Mitsutaro Takaoka 和 Bumpachiro Ariga，Mitsutaro Takaoka 在 1909 年皈依伊斯兰，在去麦加朝圣之后取名为 Omar Yamaoka，同时期的 Bumpachiro Ariga 在印度从事贸易，在当地穆斯林的影响下皈依伊斯兰，随后取名 Ahmad Ariga，他可能去麦加朝觐过。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亚和俄罗斯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得数百名来自不同地域的穆斯林逃难到日本，他们被允许在日本几个主要城市避难，由此形成了一些小型的穆斯林社区，一些日本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从而皈依伊斯兰。 

随着这些穆斯林社区的形成在日本也建造了为数不多的清真寺，其中最主要的是建于 1935 年的 Kobe 清真寺（它也是目前日本现存的唯一的清真寺）和 1938 年 Tokyo 清真寺。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日本穆斯林在这些清真寺建立过程中的份量很难被感觉到，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座清真寺是由日本穆斯林担任伊玛目的角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出现了皈依伊斯兰的高潮，日本军政府建立了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研究中心和各类组织，据调查在这段时期内出版的有关伊斯兰的书籍和杂志超过 100 多本，但这些组织和研究中心并没有被穆斯林所掌握、控制和运行，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用于传播伊斯兰。仅仅不过是想让日本军队了解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必要常识，因为在他们所占领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有大量的穆斯林社区。因此，随着 1945 年战争的结束，这些组织和研究中心也随之消亡。 

1973 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和随后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在日本再次出现了皈依伊斯兰的高潮，日本意识到阿拉伯国家对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使得日本媒体开始关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穆斯林的日常准则，这些报道使得对伊斯兰一无所知的许多日本人有机会看到麦加朝觐的壮观景象和听到宣礼及古兰经的诵读声。在危机时期有数以万计的日本人皈信伊斯兰，然而在危机结束之后，除部分真心皈依者之外，其中的大多数也随之消失。 

面对的新阶段

Nur Ad-Din Mori说：“在最近的几年中伊斯兰应该在日本得到坚实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无法再谈及伊斯兰在这个国家的未来。”Mori 把这几年作为一个转折点是跟五位年轻的穆斯林返回日本有关，他们是在阿拉伯国家完成伊斯兰的学习之后返回日本的。其中的两位是毕业于麦加的 Umm al-Qura 大学；一位是毕业于麦地那的伊斯兰大学；一位是毕业于的黎波里的宣教大学；最后一位毕业于卡塔尔大学。虽然，以上数字好像并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日本伊斯兰得到了巨大发展。但在这五位年轻的穆斯林学者之前的 20 余年中仅有六位学生毕业于阿拉伯国家的大学，且其中的三位在阿拉伯国家主修阿拉伯语而不是伊斯兰教。 

Mori，作为五位年轻的伊斯兰学者之一，在麦加学习伊斯兰的理论和日常准则，他坚定自己的责任，“伊斯兰是一种信仰，不通过学习是无法坚定这种信仰，我认为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行动直到今天在日本仍然处于劣势。” 

Mori 的宣言同时也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日本，很少有人能够运用日本语教授伊斯兰的知识，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这个以佛教为主体的国家所形成的伊斯兰信仰体系的基础是有许多外国穆斯林努力开拓的。 

Turks 一直是日本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战争前的日本对于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因反对布尔什维克而抱以同情心是人所共知，在那段时期许多日本人与中亚的穆斯林共同工作、相互交往，这些人通过与穆斯林的交往认识、了解了伊斯兰。在战争期间，他们有许多人作为士兵被派往东南亚作战，例如马来西亚。他们被教授说：“安拉至大”，当他们在这个地区作战被俘后，以便使生命得到宽恕。事实上，他们确实有许多人被俘，他们高呼“安拉至大”，令他们惊奇的是当地人宽恕了他们并且和善地对待他们，因此，他们一直高喊“安拉至大”，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皈依了伊斯兰。 

在战后，日本民众中的一小部分穆斯林已经和由外国穆斯林组成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日本对于伊斯兰世界有相当大的偏见，对于穆斯林信仰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例如，195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伊斯兰的精神支柱通过贯以“穆罕默德的奇怪风俗”加以描述，还把对伊斯兰的印象定性为“不发达国家的神奇宗教”。甚至到今天，虽然对伊斯兰的理解在许多方面得以纠正和转变，但某些荒诞的现象仍未完全消失。就在不久以前，日本一位著名的作者仍然通过电视谈到伊斯兰是一种崇拜太阳的宗教。 

日本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态度的区别是非常有趣的，基督教通过作家把他的宗教传入日本，这种方式产生的效果远远大于基督徒人数所形成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不仅要归功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也应该把他在日本长达五百年的历史考虑在内。伊斯兰从印度传播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由于西班牙在北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使得伊斯兰的传播在南菲律宾终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使得日本接触到了穆斯林，他们有的皈依了伊斯兰，并于 1953 年建立了日本第一个穆斯林协会。由 Sadiq Imaizumi 所领导的日本穆斯林协会在成立之初成员只有 65 人，到六年后他去世时人数已经增加了两倍之多。 

该协会的第二任主席是 Umar Mita，一位全身心献身于伊斯兰事业的人，他是在日本占领区内学习伊斯兰的典范，他为那个时期实际控制中国东北的日本政府的满洲铁路公司工作。通过与中国穆斯林的交往，他开始确定了自己的信仰，之后在北京皈依了伊斯兰。战争结束后，他返回日本，成为第一个在战后去朝觐的日本穆斯林，他也是最早从一个穆斯林的观点出发将《古兰》所确定的教义翻译成日本语。 

因此真正可以被称为“日本穆斯林社会”只是在二战后才出现，尽管有最初的成功，但在之后的发展却非常缓慢。虽然从 1900 年以来就建立了许多伊斯兰组织，但每一个组织只有少数的积极成员。 

对于日本穆斯林的人数，一直没有可靠的统计，据说三万是一个毫无疑问不夸大的数字，而一些人却声称只有数百人，这可能只包括那些公开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 Abu Bakr Morimoto 在被问及对日本穆斯林确切人数的估计时，他坦白地说： “仅有一千人。从广义范围来讲，如果不排除那些只是为了婚姻而成为穆斯林随后就不信仰的人数，我想大概会有几千人吧。”很明显如此缓慢的发展，部分应归咎于外部环境，应该把日本的传统宗教氛围和高度发达的物质倾向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但是在穆斯林自身因素方面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新老两代穆斯林的定向上就存在差异，对老一代穆斯林来讲，伊斯兰是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国家的伊斯兰教相一致。但是对于新一代穆斯林，这些东南亚国家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更倾向于西方。 

Nur Ad-Din 指出：“老一代穆斯林同非日本穆斯林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手足情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良好的行为，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负面影响，那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无法阻止其它日本人认为伊斯兰是外国的事物，如何克服这种障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穆斯林的愿望。当访问穆斯林国家时，关于日本穆斯林是社会上少数宗教团体的评论是与会人员被经常提及的一个问题，他们会问： “穆斯林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答案是十万分之一。然而年轻一代穆斯林有这样一个渴望，那就是或许有一天，在日本伊斯兰是最流行的信仰。 

宣教在日本

统计数字显示，在日本总人口的 80% 信仰佛教或神道教，而只有 0.7% 的人信仰基督教。最近的一个日本每月观念杂志的民意调查表明这样一个重要的警示，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相信某种宗教，对于日本青年一代，信仰更为缺乏。有高达 85% 是无神论者。 

在日本作为穆斯林社区宣教代表的潜在人数大约是十万，但同超过一亿两千万的人口相比是如此的杯水车薪。而组成穆斯林社区的大部分成员是处于不稳定条件下的学生和各种类型的工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都市，例如东京、大阪、名古屋和京都。因此他们很少能够组织在一起进行有深刻意义的宣教活动。而实际上穆斯林学生应该更好地与当地穆斯林社区举行一些定期的聚会或野营，以便能够更好地增进对伊斯兰的理解以及增加穆斯林之间兄弟般的情意。 

对穆斯林有一个持久的要求，那就是如何抵制来自于现代生活方式中的各种诱惑，它是对于我们坚定信仰的一种巨大压力。更大的困难在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家居生活、子女教育、清真食品供给和伊斯兰文化，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对宣教的进程起到附加的阻碍作用。 

穆斯林宣教的责任经常被感知为单一地向非穆斯林宣教，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宣教形式上的改革和创新，伊斯兰知识水平和穆斯林社区生活水准的提高也是宣教所必须的。使穆斯林必须具有抵抗异化的能力、抵抗日本主流文化侵蚀的能力是当前宣教的重点。 

最尖锐的问题可能突出表现在如何教育穆斯林的下一代，由于穆斯林幼儿园或学校的极度匮乏，使得这一代很容易被非伊斯兰文化和社会习惯作为传播他们文化的目标，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整个日本只有一个清真寺的存在反映出来。 

由西方媒体所引起的对伊斯兰教义的曲解应该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纠正，同时也应该把作为世界众多具备文化传统国家之一的日本社会的特性融入其中。然而在日本社会很难找到一本翻译成日本语的《古兰》。有关伊斯兰文化的书籍在书店和图书馆也难觅踪影，除了极少数英文文章和售价很高的英文书籍略加提及而已。 

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不会感到惊奇，对于普通的日本民众，关于伊斯兰的了解仅仅局限于一夫多妻制、安拉是穆斯林的神以及伊斯兰是穆罕默德﹙愿主赐他平安﹚的宗教等。在日本伊斯兰的回音在哪里？我们看到穆斯林应负责任的重要性以及自身理性的评价得到确认，穆斯林社区正在通过更有组织的方式来完成宣教的伟大使命，我们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未来充满希望，正如我们相信在安拉的佑助下没有人能战胜我们。 

谢选骏指出：人説“日本穆斯林概况”——我看有人想把日本伊斯蘭化，那樣就可以把日本變成了爪哇，變成像印度尼西亞那樣的腐爛國家。反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本無法置身事外，不是基督教化，就是穆斯林化。

谢选骏：中国人不如非洲人

《为何南非人涌向中国医疗船“和平方舟”？》（穆罕默德·艾利（Mohammed Allie）Role,BBC记者 发自开普敦 2024年8月29日）報道：

糟糕的冬季天气、桌山上的积雪和强风没有减弱开普敦居民对在南非城市港口停泊的中国船只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的热情。

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非洲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这导致当地公共服务资金不足。许多人表示由于价格高涨，他们无法负担得起私人医疗。

几个月前，政府刚刚签署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新医疗计划，该计划旨在为所有人提供全民医疗，但正面临法律挑战的威胁。

自中国的所谓“和平方舟”（Peace Ark）医疗船上周抵港以来，已有超过2000名南非人在船上接受治疗，包括产检、白内障手术和拔火罐。

中国一直和南非有着牢固的政治伙伴关系，这是北京软实力的一次最新展示。

露西·姆尼亚尼（Lucy Mnyani）告诉当地媒体，她很高兴第一次看到未出生孩子的图像：“我之前去过古古莱图和兰加城区的日间医院，他们从没给我做过CT扫描。”

约瑟夫·威廉姆斯（Joseph Williams）也在排队，他告诉南非广播公司（SABC）：“去本地诊所时，你需要坐上几个小时才能等到帮助，这还得视情况而定。但这里的服务非常迅速，我很高兴我来了。我确实已经拿到了我所期望的结果。”

官员表示这艘医疗船每天可以接待700名患者，这项医疗服务也是南非和中国军队之间联合演习的一部分。船上有医护人员100名，配备300张床位、20张重症监护床位、手术室、临床科室，甚至还有一架救援直升机。

“和平方舟”医疗船投入运行的前两天为预选人员提供治疗，之后在周一扩展到普通公众。

西开普省卫生部门负责人萨迪克·卡里姆（Saadiq Kariem）告诉BBC：“我们与夜间庇护所合作，为住在开普敦街头的人提供服务，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任何医疗服务。”

他补充说，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也被带来接受医疗护理，西开普省的卫生工作人员也接受了服务。

“从登记到完成我的检查只用了一个小时，”卡里姆医生说，他自己也接受了体检，并作为普通市民排队。“这在我们的公立医疗设施中会耗费更长的时间，因为需要服务的人更多。”

迄今为止，这艘医疗船已完成了57例手术，但这只是在该省8万名患者等待名单上微小的一笔。

这还只是西开普省的情况，但西开普省的医疗系统已经是全国领先水平。

卡里姆医生说：“其中大多数是骨科手术，白内障手术，和一些给不愿再怀孕的女性的输卵管结扎手术。”

“健康正义倡议”主席舒艾布·曼杰拉（Shuaib Manjra）医生表示“和平方舟”的受欢迎程度颇具说明意义：“这表明省级和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并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他对BBC表示：“市民们花一整天在诊所等待就诊的情况非常常见。医院工作量严重积压，预算和岗位被削减，这常常导致市民仅是因为等待简单的就诊程序就错过最多两个整天的工作。”

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简称“非国大”）表示，其“国家健康保险计划”（NHI）将迎来巨大的改善，因为公立和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都将免费，改由中央基金支付。

南非卫生部长阿隆·莫措莱迪（Aaron Motsoaledi）坚称这项新法案无论如何一定会实施，哪怕该党在5月失去议会多数席位，并且与“民主联盟”（DA）等反对该方案某些方面的政党组建了联合政府。

这项法案的实施将引发卫生部门的大震荡，但批评者担心这可能促使医疗专业人员流向海外就业。

新法案还收到私人健康公司的强烈反对，因为它禁止人们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用于治疗。

目前约14%的南非人口拥有私人医疗，剩下的86%依赖负担过重的公立诊所和医院。

上周，南非商业联盟和南非医学协会拒绝签署所谓的“健康契约”，这是一个与总统协商的年度协议，概述各个部门如何在来年应对健康挑战。

这两个代表私人企业和12,000名医生的组织对目前形式的“国家健康保险计划”感到愤怒，认为这是给他们强加的。

曼杰拉医生说，“国家健康保险计划”是一个“高尚的想法”，但他也理解保守派的意见。

“我们的腐败和无能历史可能会彻底摧毁整个医疗系统。据估计，三分之一的卫生预算都因腐败而白白流失掉了。”

他说，解决这些公共卫生部门的问题应该是优先事项。

南非军队发言人斯皮威·德拉米尼（Siphiwe Dlamini）告诉BBC，“和平方舟”的反响非常热烈，外界对“收到的关注和关怀”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艘流动医院将于周四离开开普敦，前往安哥拉，然后再到其它几个国家。在此之前，它已访问了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这是自2008年开始服役以来的第10次巡航。

这个项目一直被视为中国努力增加其在非洲大陆影响力的进一步行动。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与非洲的贸易稳步增长，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当地的工程建筑，包括在非洲大陆的几个地区建造大型体育场馆。

谢选骏指出：人問——为何南非人涌向中国医疗船“和平方舟”？我看因爲中国人沒有選票，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因此無法享有基本的福利！中国人不如非洲人！

谢选骏：借你的钱买你的选票

《賀錦麗經濟政策 恐令物價再起》（社論 2024-08-26）報道：

拜登明智的退出選舉後，雷聲大雨點小的「拜登經濟學」已步入歷史，但初步爬梳賀錦麗經濟政見後發現，基本上是拜登政策的新瓶裝舊酒，而民調也顯示，60%的美國人希望賀錦麗拋棄拜登的經濟綱領，或起碼讓它「進廠大修」。

拜登任內的支出方案，對物價上漲，有莫大的影響，多項民調顯示，大部分美國人認為生活成本是11月大選前最關心的問題，而賀錦麗在通膨飆升至40年來高點時擔任副總統，一開始就處於不利地位；但她沒有企圖掩飾，而是正面出擊：將「降低美國家庭生活成本」作為她經濟議程的核心。

但這未必是明智的，她的經濟政見可能弄巧成拙，讓「生活成本」計畫，反而開啟令人擔憂的新通膨周期。她鎖定的四類成本：住房、雜貨、醫療和稅收，雖然出發點立意良善、幫助民眾，但其中多數最終可能會拖累經濟成長，並推高物價，與預期效果完全相反。

賀錦麗的經濟核心焦點是住房；表面上，似乎十分振奮人心，她呼籲未來四年建造300萬套新屋，並提供聯邦資金，改革來實現這個目標。分析師估計，美國正面臨約400萬至700萬套房屋的短缺，因此超額供應將縮小供需差距。她並誓言打擊華爾街投資客，譴責這些炒家「大量收購和提高房價」，但事實上這些人只擁有美國不到1%的住宅。另一項承諾是向首購族提供2.5萬美元的房貸首付，但由於房源供不應求，這種額外的現金可能只會轉化為更高的價格。

她的食品雜貨方案，則受到最尖銳的批評。她希望通過史上第一個禁止食品和雜貨哄抬物價的聯邦禁令；這雖然並非是1970年代尼克森總統任內的物價管制的回歸，但這種政策立論並不成熟，最常聽見的一個指控是：企業在新冠疫情期間利用短缺哄抬價格，從而助長了通貨膨脹。但聯準會的研究結論是，沒有證據證明總體物價因此上漲。在難以設定明確標準來判定何為「哄抬物價」前提下，她的主張很可能淪為美麗的口號；縱使訴諸立法，也是曠日廢時。

從理論上講，賀錦麗提出的醫療政策更受歡迎。想要降低美國高得離譜的醫療費用是正確的；但與任何價格管制一樣，限制每月35美元的胰島素成本和每年2000美元處方藥自付額，都可能會產生不良後果。拜登政府為限制老年人藥品費用而採取的類似措施，現在反而導致銀髮族的保險費大幅增加。

賀錦麗表示將與各州合作取消醫療債務，這個目標也是值得稱讚的：因為有太多美國人背負著醫療債務，然而，單向取消債務只是暫時歸零，只要病患仍然需要醫療照護，債務就會再次累積。真正的問題應該要去深究：為什麼醫療費用如此高？而這個合理的質疑，難有簡單答案，兩黨都已經陷入不想長期規畫，淪為口號治國，這當然注定會失敗。

賀錦麗經濟策略的最後一部分，則涉及減稅，對於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她將增加兒童稅收抵免，包括嬰兒第一年由現行2000美元增至6000美元。她還將擴大勞動所得稅抵免的範圍至沒有兒女的民眾，這對貧窮的美國人來說，是一項重要的補貼，她指出，當兒童稅收抵免在疫情期間擴大時，兒童貧窮率降低了近50%，這是對美國未來的投資。

然而，這些減稅措施不可能單獨實施。美國預算赤字已占GDP的7%，國債也在持續攀升。兩黨候選人都沒有就如何整頓國家財政，提出任何具體的建議，而且很可能會讓情況變得更糟。賀錦麗主張將企業稅率從21%提高到 28%，僅對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富人提高所得稅；但這些變化不會產生足夠的收入來支付她政策的全部成本。

通貨膨脹、移民政策對民主黨來說都是致命弱點，賀錦麗無法逃脫這些問題。但她的優勢在於她在經濟領域沒有太多負面記錄，因此她大可放手去做。真正可能重創美國經濟的一個可能是中東地區的戰爭規模擴大，因為這也將引發通貨膨脹並導致物價再次飆升。

事實上，單就賀錦麗的經濟政策來說，最好的一面就是它的破壞性可能比川普的更小。她反對川普的全面提高關稅構想，批評這只是包裝銷售稅的國王新衣；她多數提案都是對現有政策的調整，而不是對美國經濟體系的全面改造，「不像另一位候選人那麼糟糕」，雖然聽起來是個相當諷刺的描寫，卻可能是對賀錦麗經濟政策的稱許。

谢选骏指出：人說“賀錦麗經濟政策恐令物價再起”——我看“借你的钱买你的选票”就是所謂的“經濟政策”嗎？這樣的治國，誰不會啊！只是兩黨蠹蟲，競相借債消費，出賣美國的未來，眼見得連本帶利的三四十萬億美國國債，利息都快要付不出來了。這個問題不解決，誰上臺都是鬼混一氣罷了。

谢选骏：地震预测属于伪科学

《日本首次发出南海海槽“巨大地震”警报，是否意味大灾难来临？》（BBC 2024年8月11日）報道：

日本九州宫崎县外海上周四（8月8日）发生7.1级地震，表面上没什么，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海啸警报也很快撤销。

但不久后，日本气象厅发布了从未有过的警报——“南海海槽地震临时情报（注意巨大地震）。”

当局预计一周内很大机会在发生大地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为此甚至取消了中亚的出访行程，留守日本。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从小就被警告会有百年一遇的大地震——最坏情况可造成30多万人死亡，30米高的海啸可能冲击该国太平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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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非常可怕，但很多日本人最大的感受却是困惑。住在横滨居民大盐正代（Masayo Oshio）对BBC说：“我对警报感到疑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我们知道无法预测地震，而且我们一直被告知大地震总有一天会发生，所以我一直问自己：这是地震吗？但我觉得并不真实。”

到底什么是“巨大地震”？它能被预测吗？

日本当局担心什么？

日本人很习惯地震，该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发生约1500次地震。

绝大多数地震造成的破坏很小，但也有一些地震破坏力强，例如2011年9.0级的311大地震，当时海啸冲击日本东北海岸，导致18000多人死亡。

若地震发生在南部人口更稠密的地区，恐怕更加致命。

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地震活动区南海海槽的地震，曾造成数千人死亡。

1707年，南海海槽全长600公里的断裂造成日本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地震，随后富士山喷发。

这些所谓的“特大地壳”地震，往往每隔一百年左右发生一次，而且通常是连续两次发生：最近一次是在1944年和1946年。

专家称未来30年内，有70至80%机率会在海槽沿线某处发生8级或9级地震，最严重会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数万亿美元损失。

地质学家布拉德利（Kyle Bradley）和哈伯德（Judith A Hubbard）认为，这一预计已久的事件是“大地震的最初定义”。

他们在周四的《地震观察》（Earthquake Insights）通讯中表示，“历史上，南海大地震的可怕程度足以令人信服”，因此值得关注。

但地震能预测吗？

东京大学地震学荣誉教授盖勒（Robert Geller）认为地震无法预测，他告诉BBC，当局发出的警告”几乎与科学无关”。

他认为，虽然地震是已知的“群集现象”，但无法事先判断地震是前震还是余震。

地质学家布拉德利和哈伯德也指出，事实上只有约5%的地震是前震。

然而他们表示，2011年的地震之前，曾发生一次7.2级前震，而那次地震在很大程度被忽视了。

日本当局在2011年制后定新的预警系统，防止再次发生311地震那样规模的灾难，而上周四是日本气象厅首次使用该系统。

但值得注意的是，预警系统提醒人们做好准备，却没有要求民众撤离。事实上，当局希望淡化风险。

日本气象厅表示：“发生新的大地震机率比平常高，但这不表示一定会发生大地震。”

尽管如此，首相岸田文雄宣布取消出访计划，以“确保我们的准备工作和通讯正常”。

岸田文雄表示，鉴於这是当局首次发出有关警告，他担心民众会感到焦虑。

但居民大盐正代似乎不太担心，她说：“我觉得政府在夸大其词。”

盖勒教授则更直接，他认为有关警告“不是有用的资讯”。2011年的大地震导致18,000多人死亡。

那为何要发出警报？

预警系统允许发出警告（warning）或较低级别的警示（alert）。上周四发出的是警示，建议民众做好撤离准备。

从坊间反应来看，这似乎起了作用。即使在一个习惯透过手机接收警报的国家，“南海海槽”效应以及“巨大地震”的威胁，都让民众停下来提高警觉。

大盐正代说：“我看到警示后，第一件事是检查家里的东西，确保已经做好准备，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

太平洋沿岸的其他日本地区，也出现同样情况。

在上周四7.1级地震震央附近的宫崎县日南市，官员正在检查已开放的避难所状况。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上周五（8月9日）上午，日本西部高知县的10个市镇至少开放了75个避难所。

东京电力公司和中部电力公司合资的火力发电厂营运商捷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Jera Co.）表示，该公司处于紧急戒备状态，确认与燃料承运商的沟通路线以及码头的疏散协议。

在同样位于高知县的黑潮镇，当局呼吁长者和其他居民自愿疏散到较安全的地点。日本西部和歌山县的官员与当地市政府合作，确认了疏散路线。

尽管盖勒教授持怀疑态度，但他表示这是“确保你已做好所有例行预防措施”的好机会。

他建议：“手边要有一星期的水和罐头食物，或许再准备一些手电筒的电池。”

谢选骏指出：人問——日本首次发出南海海槽“巨大地震”警报，是否意味大灾难来临？我看——地震预测属于伪科学；它的功能，主要是養活一群能説會道的烏鴉！